默然

   在中國，言論的封鎖愈演愈烈，而且現在已經演變到了人身的管控。這次上海疫情，吉林疫情都充分的展現出了基層官僚與中央政府的矛盾，以及中央政府中各個派別的鬥爭。這種衝突是以犧牲人民的利益為代價體現的。在吉林，官員私自倒賣本應免費的抗疫物資，甚至倒賣國家戰略物資，導致大量平民無處購買糧食或買不起糧食，民不聊生。疫情後期，有大量民眾搶劫商場，倉庫甚至圍攻基層政府。               

這種情況在現在的上海更明顯。上海是中國的老牌資本主義城市，是中國資本主義的橋頭堡，且江澤民執政時期使得上海有了自己獨特的官商體系，官商相護。上海作為國際化大都市，有著數目龐大的外來務工人員，占全市人口的80%以上。在抗疫物資短缺時，這些身在他鄉本就資源缺乏的人又立刻受到了當地人的歧視，許多前來務工或上學的外地人甚至只能流落街頭，上海全市物價飛漲，一根黃瓜可以賣到10美元，然而務工人員人均收入只有每月700美元左右，疫情期間因為無法上班甚至工資更低。同時，上海出現了和吉林一樣的情況，基層政府私吞物資，瞞報情況，由於上海的官僚派系大多與中央不同，該情況在國務院副總理到達上海之後都沒有明顯改善，大量的務工人員甚至只能從自己老家的基層政府辦事處那裡獲取物資。在上海寶山，有數千名工人攻擊了附近的超市和街道辦，然後在街道辦發現了數噸被私吞的，已經開始腐爛的物資。在復旦大學，上萬名學生抗議封校，進行非暴力運動，遭到了中國軍警的聯合鎮壓；在同濟大學，學生甚至為獲取肉食進行了大規模抗議；更有許多的居民走上街頭抗議，但消息遭到了封鎖。中國大部分的言論交流都在網上，因為內網上交流必然會被發現，所以經常更換話題或使用暗語，例如這次上海疫情的“偷著樂”，就是暗語的一種，取自外交部新聞發言人的話術。更加敏感的言論，我們會在國際互聯網上溝通，例如XMQQ或推特。我身邊的左翼人士有極少一部分參與過真正的鬥爭，例如以學生代表的身份支援東莞和廣州的工人運動，但大部分只局限於調研和宣傳工作。       對於封鎖，中共二十大馬上就要召開了，他們會使用更加極端的手段來維持穩定，五月到十月將是嚴打期，六月四日到會議結束更是如此，因為中共對六四事件十分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