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齊心譯

面對自6月初以來的大規模反抗運動，香港政府終於在9月初承諾完全撤回“送中條例”草案。但是，人們拒絕就此終止這一運動，而是繼續爭取七月提出的五大訴求。其中前四項訴求都與當前情況有關（完全撤回法案；針對員警行為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收回對抗議的“暴動”定義；撤銷對被捕抗議者的控罪），而第五項“真普選”則是北京1997年就在《基本法》中承諾過的。

人們之所以繼續抗議，是因為過去三個月的鬥爭揭示出一個簡單事實：北京的背後陰謀是要徹底結束香港自治。這一認知促使他們繼續鬥爭，而且已經昇華為挽救香港自治權的偉大鬥爭。香港政府作為北京的傀儡，於10月4日發起了新一輪攻擊——通過援引1922年的《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禁止人們在示威活動中蒙面。

諷刺的是，這項法律原本是英國殖民地政府頒佈的，用來打壓由中共領導的海員工會大罷工；不過，這些鎮壓手段在當年並沒有奏效。這次，中共領導的香港政府援引殖民地時期法律，卻是為了鎮壓“同胞”。不論是在英國還是北京統治下，香港人都沒有自決的權利。但與英國不同的是，北京的確承諾過要讓香港人實現普選，只是從來沒有打算實現諾言。

實際上，在“國民身份”方面，北京已證明自己比英國更具壓迫性。在提出“送中條例”很多年之前，北京就已試圖將沙文主義版本的“國民身份”強加給香港人——這是英國沒有做過的事情：試圖讓香港政府強制推行“國民教育課程”和“國歌法”，以及用普通話代替廣東話作為教學語言。不過，這些嘗試都因為抗議而失敗了。

因此，“送中條例”一出現，香港人就非常清楚，現在不可避免地要與北京全面攤牌了。6月16日200萬人的遊行表明，這場運動獲得了多數香港人的支持。北京聲稱這場運動是要求獨立，但這非事實。就像所有前殖民地人民一樣，香港人也應享有自決權，包括選擇獨立的權利。但是，這次運動是在非常溫和的“五大訴求”之下統一起來的，渴望獨立的潮流很小，對運動沒有影響。

與前幾代人不同，年輕人確實渴望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但這並不一定意味著想要獨立。而且這恰恰是對北京日益加劇的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政策的回應。中共領導下的中國如今已成為一個壓迫的社會，很少香港人願意認同這樣的國家，於是人們就有了對“自由香港”的渴望。“香港人身份”的興起並不是孤立事件。臺灣人、西藏人和維吾爾人的民族情感也在上升；而且和香港人一樣，也是對北京沙文主義的回應。可以肯定地說，目前中國所出現的強大離心力，產生的原因其實就是北京自身。在實現其中華民族統一和榮耀的目標之前，北京早已經喪失了臺灣、西藏、“新疆”和香港的民心。

香港缺乏有規模的左翼力量，這反映出當地勞工運動非常弱小。中共以“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為名採取的恐怖行為，長久以來造成左翼思想汙名化，使之在香港也喪失信譽。這也解釋了為什麼當前的運動仍然局限於“五大訴求”——儘管香港存在巨大的不平等，但運動卻並沒有提出任何社會經濟方面的訴求。然而，青年在鬥爭中被迫要向勞工求援，卻令青年和工會的合作成為可能——8月5日的罷工，是半個世紀以來第一次使香港陷入半癱瘓狀態的政治罷工。左翼越能證明勞工在實際鬥爭中的力量，就越能再次證明其自身的意義。

北京指責目前的運動是“外國干預”的代理人。鑒於香港的殖民地歷史，泛民政黨的確與美英主流政黨有著長期聯繫。但泛民政黨在當前的運動中根本沒有領導作用，最多只是支持。運動主要是由成千上萬的激進青年領導的，方向也是他們決定的，這是沒人可以否認的事實。這些青年與目前的政黨沒有聯繫；而且他們非常推崇自發性，以至於對任何組織和政黨都深深地不信任。這些青年幾乎沒有政治經驗，這也使其中一些人認為美國是真正的民主國家。他們有過失誤，但他們並不受任何“外國勢力”的控制。實際上，他們不受任何人控制。

最近的一項調查顯示，近40％的學生聲稱自己是“本土派”。但激進青年對“本土派”的定義卻各有不同。在這場運動開始之前，長時間裡都是排外主義的解釋在“本土派”中影響最大。但是，當運動演變成大規模動員之後，就出現了多種多樣甚至相互衝突的解釋。儘管目前有些排外主義者表現出反對大陸移民的情緒，但同時也有更大得多的示威遊行，是以爭取大陸旅客的支持和理解為目標的。

左翼的責任是加入鬥爭，以民主和包容的立場去說服青年，而不是站在運動之外。 這並不是說“外國勢力”完全無關緊要，也不是說他們沒有興趣干預香港。但是香港與烏克蘭沒有可比性。自世紀之交以來，歐盟和北約就一直參與烏克蘭的動盪；但在香港問題上，英國和美國卻一直承認北京對香港的所有權。

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首次提出並寫入1997年《基本法》的所謂“一國兩制”，從一開始就是北京向西方的歷史性妥協，以換取後者同意其重新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基本法》鄭重承諾“香港將維持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首先就是要安撫西方勢力及其商業利益。這就是為什麼《基本法》允許香港保留其英國法律並允許法院雇用外國法官（第92條），甚至允許外國人擔任除司長和特首級別外的各級公務員（第101條）。這些條款有效保護了西方在香港的商業和政治利益。因此，動搖香港的穩定並不符合西方的利益。這也解釋了為什麼英美兩國在2014年雨傘運動爆發之前曾秘密要求泛民主派接受北京的政治改革方案。

北京單方面改變其香港政策，特別是試圖引入“送中條例”，才是造成香港動盪和西方對該法案批評的直接原因。畢竟，該法案不僅針對中國人，也針對任何碰巧在香港的外國人。在“送中條例”問題上，西方和香港人之間意外出現了狹義的共同利益。雙方都希望撤銷該法案。然而，即使在法案撤回後，香港的自治仍然處於危險之中，因此棘手的情況仍然存在：儘管香港勞動人民的利益與西方政府有著根本不同，但從表面上看，二者都要求北京兌現香港自治的承諾。美國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表明，美國統治精英仍在繼續試圖將香港問題與自身外交政策聯繫起來。左翼需要提醒香港人，美帝國從來不是他們真正的朋友，他們必須在數以百萬反對特朗普的美國勞動人民中尋找其民主朋友。

雖然中國大陸和香港都是資本主義制度，但在人權和勞工權利保護方面，兩者之間卻有很大差異。香港雖然對社會運動有明顯的限制，但仍允許其存在；而中國卻完全不允許。實際上，正是香港的這個特色使北京越來越感到擔心。自世紀之交以來，越來越多的大陸人開始模仿香港的社會運動，並用非正式的方式或通過民間團體來進行組織。從前北京知道，利用香港幫助其建立中國新資本主義，就必須付出這樣的代價（默認香港的社會運動）。現在，北京越來越發發現這個代價太高；自習近平2012年上臺以來，北京開始認為自己已經足夠強大，足以推翻《基本法》。該法律試圖保留一種從根本上歧視和剝削勞動人民的資本主義，因此是反動的。但是，它也包含保護人權和勞工權利的條款。

國際左翼必須支持香港人民捍衛和擴大其權利的鬥爭，這不僅是因為鬥爭的內在價值，還因為這場鬥爭會持續激勵大陸的社會運動——無論其現在是多麼渺小和受挫。無論“反送中”運動表現出什麼弱點，它都具有重大歷史意義：它是有史以來第一次在中國地區發生的、同時具有規模性、激進性和叛逆性這幾種特性的民主運動，而且強大到成功迫使香港政府在北京同意下退讓。這是民主意識的重新覺醒，儘管身穿“香港人身份”的外衣。

政治罷工也在工人的意識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它教會了他們開始學會反抗的價值觀。香港的運動也令中國的“完美威權主義”暴露出巨大弱點——四個多月來，北京一直無法恢復這座城市的秩序。香港，及其無論好壞的殖民遺產，現在都成為巨龍的肉中刺。而巨龍的健康狀況正變得越來越差。這只巨獸是否死於進步社會運動之手，對於中國未來的民主轉型至關重要。

這業已成為21世紀最重要的問題之一。一方面，中國資本主義的崛起創造了世界和歷史上最大的工人階級；另一方面，這一獨裁的資本主義也是對人類和地球氣候的最大威脅之一。中國的民主轉型是解決所有這些問題的前提。這也使支持香港人民爭取民主和正義的鬥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緊迫。

與香港人並肩戰鬥！

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抵制中國海外投資！

民主中國！民主香港！

打倒一黨專政！

拒絕特朗普和約翰遜政府的干預！

全球勞動人民和所有進步力量的國際團結萬歲！

2019年10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