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的出路：爭取民主，收回主權（1983年）

新苗社（現名先驅社）

香港的主權應該屬於中國，十九世紀英國侵略者強加於中國的三個不平等條約決不能拘束今天的中國，中國有權在任何時候以任何方式收回香港——這是無可爭論的道理，也是一切不願做洋奴的中國人所一致同意的立場。今天中國的力量比十九世紀的滿清帝國或今天的阿根廷強大得太多，而香港決不是福克蘭群島，連最死硬的帝國主義者撒切爾之流大概也不敢夢想能夠用武力阻止中國收回香港。但是，在這收回主權之期日漸迫近的時候，香港人（居住在香港的中國人）卻絲毫沒有流露出期待「天亮」的歡欣鼓舞的心情（一九四九年在大陸和香港都有廣大群眾對中共的勝利懷著這種心情），反而普遍顯得憂心忡忡。連中國政府和香港人之中那些最擁護中國政府的，都沒有說過收回香港將給香港人帶來光明幸福的新生活，反而要用許多「不變」的保證來安慰香港人。這真是這個時代的大怪事！難道香港在英國殖民地統治下真的已經成為幸福無比的「天堂」，「不變」才是最大的幸福嗎？還是「主權」已經成為一句空話，主權的轉移不會或不該使「制度」發生重大改變呢？事實上，兩者都不是。這個怪現象的解釋，在於所謂主權的具體內容，在於主權和民權之間的關係。

主權和民權

腐敗的滿清政府把香港的主權喪失給英國了。從那時起一直到現在，香港的主權事實上歸英國掌握，香港人對香港的最高決策完全無權過問，香港的統治機關完全不用向香港人負責，不受香港人監督。在香港繼續為英國殖民地的期間，中國經過了兩次革命勝利，中國的主權不再屬於專制皇朝，而宣佈屬於全體人民所有了。照理，由人民的中國來收回香港的主權，應該意味著香港的統治權由全中國人民掌握，香港人也是這個最高權力的主人翁的一部份，而且是這個地區內直接的掌權者。如果是這樣，香港人應該熱烈歡迎中國收回香港。因為，收回以後，香港人就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把香港（以及全中國）按照自己的意願來發展和改革，不再任人擺佈了。可惜，事實上中國人民並沒有真正掌握中國的主權，中國的主權是在一小撮極端專制的共產黨官僚手中；中國人民在他們統治之下，比今天的香港人更受壓迫，更不自由。今天的香港人雖然無權過問政治上的最高決策，無權選擇執政者，卻比國內的人民有較多的獲得新聞、發表言論、出版書報、集會結社以及罷工等自由，人身安全也比較有保障。假定中國一黨專政的政治制度不變，所謂香港的主權由中國收回，就並不意味著香港人享有主權，掌握自己的命運，反而意味著香港人陷於更不能自主，更沒有權利的悲慘地位。正因為香港人明白這點，所以在他們眼中一九九七年是大難臨頭的日子。

由此可見，對香港人的命運有決定性的影響、最值得香港人關心的，不僅是香港的主權屬於中國還是英國的問題，還有香港（以及全中國）的主權究竟是屬於全體人民還是屬於一個少數人的集團的問題。前者是國家領土的問題；後者是政治體制的問題，也就是民權的有無或多少的問題。無論香港的主權繼續由英國掌握，還是移交給中共統治集團掌握，香港人都只能任人擺佈，而不能真正自由地選擇和創造自己認為是幸福的生活方式。只有爭取到至高無上的自主權，建立徹底民主的政制，香港人的光明前途才有保證。

許多中上層的香港人公開表示，寧可讓英國繼續統治香港，而不願讓中共來統治。其中有的比較圓滑，說主權應該承認是屬於中國的，但治權要繼續歸英國掌握，至少三、五十年。這辦法實際上是只把一個純為虛名的主權交給中國，而英國在香港的一切實際權益完全不變。另外一些人說：香港人只需要民主，不需要主權。他們所說的民主，並不是真正民主的政制，只是某些個人自由和一點點很可憐的參政權而已。那些標榜「愛國」的人士，擁護中共所宣佈的「港人治港」政策。那政策實行起來，若非收回主權變成一句空話，就一定是由中共統治集團挑選少數合意的香港人來代它實行統治，所以結果一般的香港人所能夠享有的民權最多只能像現在一樣，而最壞的情形則是一點也沒有，和大陸的群眾一樣。所有這些人士都只看到有兩條路擺在香港人的面前，一條是繼續受外國殖民地政府統治，另一條是受中國「自己」的專制政府統治。他們根本看不到有第三條路可走，根本不相信人民自己有能力爭到民主自決權。他們不敢正視民主和主權之間的關連：當最高主權仍舊掌握在外國統治者手上的時候，所謂民主純粹是自相矛盾的謊話；當沒有民權的時候，所謂本國的主權不過是人民身上的國產鎖鏈而已。爭取民主的香港人，必須把主權從英國統治者手上爭取回來。爭取收回香港主權的中國人，必須也爭取中國（包括香港在內）的民主。世界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民眾一旦覺悟起來，就有足夠的力量戰勝任何統治集團，創立新制度。

自決的道路

由於香港事實上長期間處在中國政府統治之外，近三十年間連社會制度都和中國大陸不同，結果現在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都與國內人民有相當大的距離。更由於一百多年來（直到現在）的中國政府從來都不是民主的政府，除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剛成立的頭幾年以外，中國政府一直都是極端壓迫人民而且腐化的，所以現在香港人一般都不願意接受中國政府的統治。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中國政府用強力把它的統治權伸展到香港來，不但會引起香港人各種消極反抗的行為（如逃亡外國，轉移資產，對新政府不合作等），而且並不給中國人民帶來真正的利益，反而一定會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給全中國造成不小的損失。因此，香港在甚麼時候並以甚麼方式重歸祖國的問題，應該讓香港人自決。中國應該盡力爭取香港的民心，使香港人自願回歸祖國懷抱。目前談中國收回香港的主權，應該以香港人從英國殖民地政府手中收回主權為第一步的目標。不但香港人應該為此奮鬥，全中國人民也都應該支持香港人這種奮鬥。中國政府如果是忠於人民的話，也應該極力幫助，其實根本有責任來領導。

中英兩國的統治者都不承認香港民眾有權自決，他們既互相爭奪，又互相勾結，正在背著香港民眾來談判決定香港的前途。但是，香港人民的自決權在民主的原則上是有根據的。

民主主義的基本原則之一，是說任何統治都應該以被統治者的同意為根據。香港殖民地政府是英國強加到香港人身上的，從來沒有徵求過香港人同意，所以這是不正義的統治，香港人在道義上有權不服從它，有權實行自決：用一種自己所選擇的新政制來代替它。根據同樣的道理，中國政府在接收香港的統治權之前，也應該徵求香港人同意，讓香港人自己決定是否接受它來統治。現在中英兩國政府不讓香港人民集體地正式表達意見，不以他們的意願為依歸，擅自談判決定香港未來的政治地位，明顯是違反民主原則的不正義的行為。

中共的代言人可能會說：中國的立國原則是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不是民主主義——民主主義是資產階級的東西。對這樣的意見，並不難反駁。按照馬克思和列寧的解釋，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要繼承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裡面一切進步的東西，還要把它們發揮到更徹底，更真實。民主自決權正是一種進步的原則（這只是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民主主義的理想原則，在資產階級統治下並沒有真正實現）。列寧在《國家與革命》書中特設一節來解說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組織」民族的統一的理論。他指出：馬克思認為，無產階級政權應該使各地方公社「自願統一為一個民族」，應該使用「自覺的、民主的」方法，而不是「由官吏和軍閥強迫實行和維持」。這還不夠清楚嗎？況且，你們中共也不是凡資產階級的東西都拒絕的。你們不是已經宣佈收回香港以後要繼續維持原有的制度嗎？你們不是說將來中外資本家照舊可以在香港自由投資發財嗎？為甚麼你們熱心維護資產階級的經濟剝削權和政治統治權，卻極力壓制工人和一切勞苦大眾的政治自主權呢？為甚麼你們繼承壞東西而拒絕好東西呢？你們到底是站在甚麼立場上？你們宣佈讓「港人治港」，卻不讓港人享有主權，不讓全體港人以民主方式決定香港的政治地位，那所謂「港人治港」到底是甚麼意思，代表誰的利益？

至於撒切爾說英國對香港人負有責任，我們這樣回答：你們的殖民地政府一百多年從來都不向香港人民負責，現在忽然願意負責了，那很好，就請你們立刻開始籌備普選全權的香港人民代表大會，讓香港政府向它負責，毫無保留地服從它的一切決定吧。香港人不是小孩子，不需要監護人來保護，他們要自己決定自己的終身大事。

我們主張香港人民自決，就是主張通過召開普選全權的香港人民代表大會來正式集中表達香港人的意願，決定香港的政治地位以及一切重大問題。

我們所要求的人民代表大會，名稱上雖然和中國憲法上規定的國家權力機關相同，實質上卻有很大的分別。現在中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並不是真正的最高權力機關：憲法上規定全國人民必須受中國共產黨領導，所以最高權力實際上不在全國人大手上，而在中共手上；不論中共的統治怎樣腐化無能、禍國殃民，全國人民也沒有合法的途徑撤換它。我們所要求的香港人大，要在香港本身的範圍內握有真正至高無上的權力，只向全體人民負責，不受任何其他力量支配，對香港的一切問題都有權作出最後的決定。這是第一點根本的分別。其次，現在國內的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都不是真正民主選舉產生的。人民根本沒有政治自由權，尤其是沒有組織政黨和進行競選鼓動的自由。所謂選舉的程序，主要是以中共為主體，同所謂各「民主黨派」以及其他團體和人士進行「協商」來提出候選名單，實際上等於由中共徵詢黨外人士一些意見後加以指定。而我們要求將來香港選舉人大時要讓人民有競選鼓動的完全自由，一切黨派的權利完全平等，要讓全體人民真正在各種不同的政綱和候選人之間自由選擇。所謂「普選全權」正說明了代表大會真正由民主選舉產生和具有最高的權力這兩大特點。

為了充份發揮香港民眾的力量，為了能夠有效地解決香港的政治地位和其他重大問題，普選全權的人民代表大會是最低限度的要求。更低的要求解決不了問題。有人要求讓民眾有限度地「參與」政治，例如在立法局中設立一些民選的議席。這是解決不了問題的，因為決定權仍舊操在港英官員和委任議員手中，那些民選議員不過是點綴品而已。只有全港民眾的實際力量，由人民代表大會集中表現出來，才能夠對抗來自英國和中國兩方面的壓迫。

中共現在需要保持香港安定繁榮，以便從中取得某些經濟利益。有人以為憑消極反抗的威脅就可以迫使中共提供種種有利於香港人的保證。他們沒有考慮到：中共單方面的保證，隨時可以單方面收回，只要香港人自己不掌握權力，一切保證都是靠不住的。等到中共已經統治香港的時候，香港人的消極反抗也無效了。有些飽受港英奴化教育薰陶的知識分子提出方案，專門向中共爭取權利，卻不向英國爭取，甚至指望依靠英國勢力來維護香港人的權益。事實上，英國統治者只維護他們自己和大資本家的利益，從來沒有真正關心過香港勞苦民眾的利益。試看他們一貫地抬高地價，讓公共事業在賺大錢之後還不斷加價，置數十萬人簽名反對於不顧，現在又決定逐步取消房租管制了，他們憑甚麼值得勞苦民眾信任呢？如果勞苦民眾指望他們保護，結果只有乖乖地繼續殖民地統治（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深重的今天，這統治必然日益明顯地惡化），然後，等到中英兩國政府交易成功，再乖乖地接受中共官僚統治。假定中英談判不成功，香港民眾受英國利用去對抗中共，那時中共可以很方便地利用國內人民的愛國心，取得他們支持來壓倒香港人，以後香港民眾就難以理直氣壯地反抗中共暴虐統治了。所以，香港民眾唯一的出路就是立即開始爭取自主權，為普選全權的人民代表大會奮鬥。這運動目前在英國統治下的成就越大，將來直接反抗中共官僚壓迫的力量也越大。

香港人民代表大會自然不是容易實現的，需要群眾進行長期堅決的奮鬥，不斷地從各方面積聚力量，最後才能夠實現。古今中外從來沒有勞苦民眾不經過艱苦鬥爭就取得重大權益的例子。為爭自由而拋頭顱，灑熱血，豈不大大勝過俯首為奴，任人宰割嗎？誰也不能預先擔保甚麼時候可以成功，但這是唯一可能成功的道路。

有人覺得，以五百萬香港人的力量去對抗指揮十億人民的中共政權，是沒有勝利希望的，更不用說港英當局也一定要壓制香港人的民主運動了。他們沒有考慮到，中共專制統治不但為香港人所不願接受，更是大陸人民所深刻不滿的；只由於種種原因，大陸一般人民暫時還敢怒而不敢言，尤其還沒有積極的反抗行動而已。同樣，台灣人民也對國民黨殘餘政權深深不滿。如果香港人形成了波濤壯闊的爭取民權的運動，而且公開地以一切權力歸全體人民為目標，必然會提高大陸人民以及台灣人民進行同一鬥爭的勇氣。那時，大陸十億人民就不是中共官僚用來打擊香港人的力量，而變成香港人的強大盟友，和香港人一起爭取實現全中國的真正普選全權的人民代表大會，名正言順地把國家主權從中共官僚的手上奪取回來了。台灣人民也遲早會加入來共同奮鬥，為統一的中國打開光明的前途。所以，香港人必須真真正正胸懷祖國，放眼世界，才可以對前途有信心；更要緊記萬物皆變、無時不變的大道理，不要以為中國的現狀是十幾年內不可能改變的。（其實目前中國正處於最易變的時期）。如果香港人的民主運動將來成為中國民主運動的先鋒闖將，那是真正值得香港人驕傲的事情。反過來，如果香港人始終只求獨善其身，不關心國內人民的進步鬥爭，那就簡直等於走上了到地獄去的捷徑。那樣，不但來日大難不可避免，而且將來的歷史書一定寫著：香港人在政治上目光如豆、膽小如鼠，所以他們的繁榮生活轉眼間就煙消雲散了。

人們會問：香港人民代表大會由誰來召開呢？這個問題沒有一個簡單確定的答案。目前，當香港並沒有一個具有足夠權威的群眾組織，尤其是人民代大這口號根本還沒有深入人心，還沒有多少了解和贊成它的時候，我們只能首先要求港英政府負責召開，因為它是香港的最高當局。香港政府自然不會立即同意，甚至大概永遠不會同意。那麼，其次，我們可以要求中國政府召開（因為香港與中國有很特殊的密切關係）。中國政府也一樣很少可能同意。但我們香港民眾應該不斷地繼續向港中政府要求，指出它們有這個責任（如果它們像自己所宣稱那樣真正維護香港人民的利益的話）。這做法一方面暴露他們的真面目，另方面也可以促使越來越多的香港人了解必須拿出自己的力量來參加這個運動。等到在群眾運動中產生了一個具有足夠代表性的組織的時候，就有可能由這個組織把人民代大的召開權抓過去，甚至也許這個組織本身就可以起人民代大的作用，甚至可能起更高的作用了。人民代大並不是一個法寶，不能靠簡單把它祭起來就解決問題。這是一個總的策略性口號，需要長期地、巧妙地運用它來幫助群眾運動的發展。只要群眾的力量發揮了出來，民主制度就可以實現。

何時回歸？

召開普選全權的人民代表大會不過是一種解決問題的方式，這並沒有對實質的問題提供答案：香港究竟應該在甚麼時候，或在其麼條件下，重回中國的懷抱呢？回歸以後，香港的制度又應該怎樣呢？

儘管香港人的根本目標應該是回歸祖國，在現實的條件下卻不應該要求或同意立即由中國政府收回，因為這是沒有實際好處的，這點香港一般人都明白，上文也簡要說明過。所謂「現實的條件」，主要是指中國政治的極不民主，香港人也還沒有機會通過人民代表大會來民主地表示意願。

反對中國政府立即收回香港，是今天一般香港人都一致的。但我們的立場和許多人發表過的意見有一點很重要的不同，就是：我們並不贊成維持現狀（即港英殖民地統治），我們要求立即實際籌備召開普選全權的香港人民代表大會來決定香港的政治地位問題。在我們的要求未能實現之前，事實上當然是現狀維持下去，但那不是我們所要求，也不是我們所支持的。香港人根本不應該支持殖民地統治的現狀。這種態度並不是一句空話，這態度表示香港人要從現在起就不斷地用各種適當方式來爭取收回主權，同時也爭取各方面的改革。

等到我們所要求的香港人民代表大會實現的時候，它應該怎樣決定回歸中國的問題呢？我們認為它應該決定：香港是中國的領土，但只有在中國憲法真正保證國家主權屬於全體人民，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又真正是經過民主選舉方式產生出來的條件下，香港人才接受它們的約束和管轄。如果不具備這兩個條件，香港人民代大就要宣佈自己是至高無上的權力機關，不受它們支配，然後同中央當局談判雙方之間的具體關係。那時香港人應該主張雙方之間關係的原則是：盡量溝通，密切合作，但香港地區本身的一切制度和政策完全由香港人民代大自己決定，以此保障香港方面一切進步的制度不受中央政府干擾或破壞；關於雙方制度或重大政策上不同的地方，彼此開誠佈公地互相觀摩，互相探討，互相批評，互相競賽。香港人可以接受這樣的一種特區地位。

中共方面聽了我們的主張，恐怕要大叫起來：你們企圖分裂國家主權，破壞民族統一，搞香港獨立，國家要對你們實行專政！

我們回答：你們向來對人民實行著官僚專政。你們大喊大叫也嚇不倒我們。我們並沒有要求把中國的領土分割，並不要像你們那樣在「特區」和其餘國土之間築起鐵絲網，我們也不要在一個中國之內長久維持兩種相反的制度，我們所要求的是在全中國一律實行最高權力歸全體勞動人民掌握，實行真正的人民民主制度，廢除一黨專政的特權。不過，當我們暫時只有力量在香港實行這種制度，而未能把這種制度推廣到你們所控制的地區的時候，我們不得不自衛，不得不抗拒你們對香港人民民主制度的干擾和破壞，所以我們不服從你們。這情形恰似你們以前在井崗山、在延安不服從國民黨政府一樣。當時國民黨也大罵你們破壞國家統一。但你們和你們領導下的群眾當時並不害怕，更不屈服。當時你們做得很對。現在我們要爭取更徹底的民主、更進步的社會制度、更現代化的經濟，我們決不害怕暫時實行——仿照你們你的毛澤東的說法——革命民主的割據。請問：為甚麼你們幾十年都沒有用強力去對付侵佔香港的英帝國主義，以後還可以允許在社會主義中國主權下的香港資本主義制度和資產階級政權存在，卻一刻也不能容忍香港中國人民自己的民主政制呢？

如果中共政府不肯和香港人民代大領導下的香港人民友好合作，反而採取誓不兩立的態度，香港人民代大就只好模仿一九二五年廣州政府和一九四七年延安當局的榜樣，拿出革命的勇氣，宣佈自己為中國人民革命政府，號召全國人民來支持自己，打倒竊國殃民的中共官僚政府。

以上是假定香港的民主運動跑在大陸的民主運動前頭來立論。當然相反的情形也是可能的。如果在香港的民主運動還沒有重大成就之前，人民代表大會自然還沒有召開，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就已經成功，中國政制巳經變成名副其實的人民民主制度，那時，香港人自然可以消除一切顧慮，愉快地歡迎中國政府立即收回香港。那時民主的中央政府一定會讓香港人享有充份的自治權。不過，倘若那時英國政府還死硬地妄圖繼續霸佔香港的話，中國方面最好的對付辦法不是簡單地派兵來武力接收，而是使用政治手段：號召香港人民選舉產生香港人民代表大會，由大會宣佈廢除港英殖民地政府，把香港帶回祖國懷抱。這樣就可以徹底揭露英帝的強盜咀臉，也連帶地粉碎了甚麼國際條約有效論和維護民主自由的遮羞巾。

有人會說：最怕到了一九九七年，無論香港還是大陸的民主運動都沒有勝利，甚至根本沒有產生這樣的群眾運動呢，那時怎麼辦呢？

那情形自然是有可能的。誰也不能擔保群眾運動在某日之前一定興起。但問題不是徒然猜想前途光明還是黑暗，而是應該怎樣奮鬥，應該朝著哪個方向用自己的力量去爭取光明。依靠民眾自己的力量，依靠全中國人民聯合奮鬥的力量，爭取普選全權的人民代表大會——這是唯一真正的出路。我們要從今天起就用全力去促使民主運動早日興盛起來。如果到一九九七年還沒有成功，就繼續奮鬥下去；即使陷於中共官僚專制統治下，也還要繼續奮鬥下去，一直到勝利為止。人類文明進步的歷史，根本就是無數仁人志士和革命群眾百折不回、前仆後繼的奮鬥過程。香港人很崇拜西方社會的個人自由，但很少人認真想到：個人自由以及資本主義時代一切偉大的文明進步，全靠民主革命為它們奠定基礎。香港人在過去三十年間顯得十分欠缺政治眼光和革命氣概，這是有其客觀原因的。今天的新形勢要求香港人非改變思想不可。只要香港人趕快完成這種思想轉變，前途就大有希望。三十年來香港人在經濟活動方面表現了很有才能，近年還逐漸顯出在科技和藝術上的才能，這都是適應環境的需要而發展起來的。現在既然香港的政治地位問題已經日益實際影響到每個香港人的生活，今後香港人理應表現出他們在政治上也並非沒有才能。「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這是一句至理名言。香港人實在需要把眼光從經濟的平面提高到政治的平面，從改良的平面提高到革命的平面。那些中年以上的人也許沒有多大希望改變思想，但我們毫無理由估計正在成長中的一代也沒有能力承擔這個時代的使命。

制度改革

到了香港的主權從英國手上移交給中國人民（首先是香港人）之後，香港的政治、法律、經濟、教育等各方面的制度自然要改革。過去香港一切制度的設立和改變實際上都是按照一個基本原則：讓英國和大資本家得到最大的利益；將來人民的政權自然要把基本原則改為：首先保障和提高大多數人民的利益。

絕大多數香港人大概都很容易同意：過去原有的人身安全和個人尊嚴的保障，以及新聞、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罷工、請願、婚姻、性愛、生育、宗教、出國等自由權，都只許加以擴大，不許縮小；司法上，無罪推定的原則要維持，審判的獨立性和公開形式也只許加強，不許削弱；應該以漢語而非英語為法定語文。

至於新體制的詳情，那不是匆忙間能夠設計妥當的，也沒有必要在今天就設計出來，儘可以仔細研究，從長計議。不過，有些原則應該而且可以早早確定。

應該迅速設立各種社會保障制度（如失業救濟金、最低工資標準、醫療津貼等），積極發展社會福利事業，促進工會運動的發展。

土地政策應以解決全體居民的居住問題和發展生產事業為目標，盡量防止地產投機和壟斷。

加速公共房屋建設，滿足貧苦居民的房屋需要。

改革稅制，把納稅負擔放在富人身上。

加強對公用事業的監管，禁止資本家利用有壟斷權的公用事業謀取超額利潤。

設立中央銀行，加強對金融事業的公眾監督。

母語教學。從速擴充教育設施。教育民主化和科學化。

保障婦女權利，促進真正的男女平等。墮胎自由。

加強保護兒童。非婚生子女在權利上和婚生子女完全平等。

以上都是今天在殖民地統治下勞苦民眾已在爭取和急需要爭取的改革，所以也應該是民眾取得政權後第一步要實行的改革。

長遠來說，最大的問題是：香港究竟要走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的道路？現在憲法上規定中國的立國原則是社會主義。只要這個立國原則不變，香港由中國收回後就遲早要實行社會主義改革；反過來，如果中國政府允許香港長久維持資本主義。二者必居其一。長久地在香港維持資本主義制度而在全國其餘地方堅持社會主義制度，是不可能的。避免澄清這個問題，不是欺人就是自欺。

由於中共領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錯誤，更由於六十年來蘇聯和其他號稱社會主義的國家都極不健全，所以今天香港人普遍都反對社會主義。其實，真正的社會主制度（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托洛茨基等偉大的革命家所預言和主張的），決不是今天的中國和蘇聯等國家所能代表；真正的社會主義路線，也和現在各共產黨國家的路線大不相同。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都和今天各國共產黨的曲解和偽造大大不同。因此我們要在下一節對這個十分巨大而複雜的問題非常簡略地解釋一下。

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

由於資本主義有許多令工人階級和一切勞苦大眾不能長期忍受的壞處，所以才產生社會主義的理想和社會主義的運動。人們針對資本主義的壞處來設想新的社會制度，並且組成運動來爭取其實現。馬克思派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其他一切派別之間有一點根本的不同，就是：馬克思主義是科學的社會主義，它不是一宣佈出來就不打算改變的教條，而是用科學的（客觀的）態度研究資本主義的發展規律的結論，不斷根據實踐的檢驗來修改、補充，永遠尊重科學研究的成果和群眾的經驗。馬克思主義十分強調資本主義比封建主義等舊制度的進步性，指出資本主義對人類文明有非常偉大的貢獻。但它同時也指出資本主義進步的限度，指出資本主義的根本弊害（貧富懸殊，周期性的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侵略戰爭等）一定會引起工人階級和一切勞苦大眾起來改造社會。至於怎樣改造，改造成甚麼具體的樣子，馬克思等革命家完全相信群眾會在行動中找到妥善的答案，決不認為只有自己才識破天機。他們把自己終生辛苦研究出來的結論和實際奮鬥的經驗提供出來，讓群眾去考慮和根據實踐來加以檢驗。他們永遠願意用科學研究的態度和人們討論。他們對待理論和對待群眾的態度和人們討論。他們對待理論和對待群眾的態度，同今天各國共產黨官僚（那些假冒的信徒）是絕對相反的。至於科學社會主義者根據各國的實際經驗，至今仍舊認為應該保持不變的理論和主張，最簡地可以說明如下（特別針對中共的錯誤以及一般勞苦大眾的憂慮和誤會）。

社會主義最根本的原則，是把那些早已變成非常龐大而複雜的現代化生產機構、運輸機構、金融機構、交換機構等，不再讓極少數的大資本家控制，按照他們的私利去經營，當然也不讓任何其他少數人的集團去控制，而由工人群眾抓過來，按照全體勞動人民的利益和意願來管理、經營。

工人階級為了實行上述的改革，必須首先把國家政權從資產階級和官僚、軍閥等手上奪取過來。因為，如果不取得政權，原有的政府、警察、軍隊、法院等一定用暴力禁止他們的改革。

工人階級所建立的新國家應該是非常民主的，比最民主的資本主義國家更民主許多，允許個人享有各種自由，包括發展個人才能和興趣的自由在內。除了佔有工廠、銀行、大片土地等藉以進行剝削別人的那種自由以外，凡是資本主義時代個人所享有的自由權，在工人當權的國家裏都要加以保障，而且保障得比資本主義時代更好。工人國家當然要允許勞動人民享有組織政黨的自由，保證一切政黨有權平等競爭。一黨專政是違反社會主義原則的，因為那個專政的黨一定會變成新貴族集，遲早一定腐化。

為了保證勞動人民所得的權利不至於喪失，為了避免重新產生新的特權治集團，工人國家要有計劃地實行全民武裝（這樣才能夠避免赤手空拳的人民被少數有武裝的人欺壓）。一開始就盡量縮減常備軍、警察和官吏的數量，對他們實行嚴格的民主監督，把官吏的薪金降低到等於普通工人的工資，並且從頭起就採取適當的步驟逐漸用輪流服務的民兵和民警去代替常備軍和警察，對官吏實行民主選舉和隨時罷免的制度，還要日益把更多的公共事務交給群眾團體去管理，最後目標是完全廢除職業官吏和職業軍警。

在經濟方面，社會主義當然要實行產業國有化，但國有化的實際步驟要根據情況來決定，務必要符合工人階級當時的管理能力，保證國營以後生產只會提高不會降低。至於工人階級還沒有把握管理得好的企業，暫時仍舊私營，只由政府和工人群眾加以必要的監督。經濟計劃的制定和執行，都要用民主和科學的方法，保證符合全體勞動人民的利益和意願，而不是由官僚壟斷大權，任意施為。國有化的經濟自然要有統一的經濟計劃，但這並不意味著在經濟上實行絕對集權的行政管理制度。官僚集權主義並不是社會主義的原則，而是它的反面。整個國民經濟的管理權，應該由全體人民和一切機構分工合作來掌握。每一個單位和個人一方面要服從統一的經濟計劃和上級領導，同時也應該各有其相當的責任、自主權和機動性。

對個體生產者，工人政府要幫助他們解決各種困難，而決不加以壓制。政府要向他們介紹集體經營的好處，當他們自願實行集體化的時候給予實際幫助，而決不該強迫他們集體化。已經集體化了的，也允許社員自己有權決定解散，恢復單幹。

工人國家的工資制度：第一階段的原則是按勞付酬。多勞多得，少勞少得，務求既能提高勞動生產積極性和勞動者的生活水平，又能避免個人收入有太大的差距。然後，等到物資的生產已經十分豐富，人民又養成了愛勞動的習慣，漸漸不以生產勞動為苦事，反而當作人生不可缺少的一種有趣活動，那時便轉向逐步擴大免費供應的範圍，最後廢除工資制度，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制度。

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道路，就是用群眾的力量實行上述的路線，也就是民主革命的更進一步發展，而不是接受或模仿中共官僚那種統治。這條道路當然不會被資產階級接受，但這是勞動民眾（包括腦力勞動者在內）唯一的光明出路。資本主義表示大多數人受少數人剝削和壓迫，它雖然比封建制度進步，決不是勞動人民的富裕和自由的保證。現在中共保證收回香港後維持資本主義制度不變，到時它有可能真正履行諾言，維持資本家的一切權利，同他們聯合起來對勞動人民實行統治，甚至有可能逐漸實行全國學香港，讓資本主義在全中國復辟，但是它決不會真正保障和促進勞動人民的自由權。

受資產階級控制的香港新聞界極力散播一種論調：香港和中共統治下的大陸的經濟情況對比，證明了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優勝。我們在前面已經解釋過，中共統治下的大陸根本不配代表社會主義制度，撇開這點不談，光談香港經濟的發展勝過大陸，這點論斷也是不盡不實的，拿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七這段期間來看，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顯然比香港快，無論社會生產力還是人民生活水平的增長速度都超過香港。當時香港許多工人因香港生活困難而回大陸，以致一九五零年下半年香港人口數字急速下降，一直到一九五二年底還沒有恢復原先水平。即使不算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二這段大陸經濟恢復的時期，光看一九五三至五七，即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期間，那也是大陸的經濟發展勝過香港。可見，只要領導政策正確或比較正確，國有化計劃經濟的發展就可以勝過資本主義經濟。

繁榮安定和革命震動

目前香港輿論中充滿了維持繁榮安定的呼聲，不少人對任何震動都怕得要死，拼命反對勇敢的民主鬥爭，把真正的群眾革命鬥爭和毛林四人幫的假革命暴亂混為一談。他們把全部希望寄托在統治者的明智和慈悲上面，而不相信民眾自己的能力。他們反對民主鬥爭，客觀上恰恰便利今天殖民地政府和大資本家任意搜刮，也讓明天中共官僚可以毫不費力就把它的專制統治伸展到香港來。這樣的「安定」，實際上是叫勞苦民眾安於被剝削，定於被壓迫，永世為奴。他們完全不了解：凡是歷史性的進步，必然要經過一番革命的震動，好比翻修馬路，非把路面掘開，經過一段比動工前更不方便的短暫時期不可。只有經過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革命改造，掃除一切壓迫者和剝削者之後，勞動人民才能夠得到真正繁榮安定的生活。這種革改造自然是群眾自己的事情，不能由少數人包辦代替，也不能靠冒險行動來僥倖成功。在群眾普遍覺悟而決心行動之前，那些先知先覺者要進行長期的準備工作，一面盡量擴大革命思想的宣傳，另方面通過局部的群眾鬥爭（爭取局部的改革和保衛群眾既得的權利）來促進群眾逐步覺悟。有人強調民主的實現需要人民受過充份的教育，但他們所鼓吹的教育，只是一些攙雜了不少奴化思想的基本文化教育而已，他們恰恰拼命反對向人民進行民主政治的教育。勞動民眾，尤其是青年富有朝氣的一代，一定要抗拒他們這種惡劣的思想影響。

（1983年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