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一事件

美國借9.11建立世界霸權

美國借9.11建立世界霸權

高文

〔《新左翼評論》資深編輯彼得.高文接受《國際觀點》訪問,討論美國政府在9.11事件後的動作和國際局勢。以下是訪問摘譯〕

問:應該怎樣理解美國的「反恐怖主義之戰」?

答:美國公佈的目的,自然是要打敗「恐怖主義」,推翻「流氓國家」的政權。布殊演講所針對的4支恐怖主義運動和3個流氓國家,其中佔了3支運動和2個國家是支持巴勒斯坦解放鬥爭,也和美國及以色列為敵。美國把箭靶針對在一個地區裡,這反映了她在中東的政治難題十分棘手,因此她希望利用9.11事件為政治後盾,發動國際和國內的動員反對伊拉克,以圖紆解她在該地區的脆弱地位。

美國圖謀確立單一霸權

除了這些戰術目的,美國也企圖藉著9.11事件的「機會,重新塑造國際關係」,美國總參謀長鮑威爾在9.11事件4天後就說到這一點。那個意思,就是重整美國在全球的綱領性目標,利用她壓倒性的軍事力量來固定美國成為「單軸心國」。老布殊政府和克林頓政府之前也是向這個目標致力,而9.11事件給現任政府提供了新機會。

所謂的「反恐怖主義運動」,實際上就是表述了和合理化這個全球單極的目標:凡美國認為是「邪惡」的國家和運動,都要解除武裝,改變政權。希圖避免這種命運的國家,便必須與美國為盟——在世界政治中,再無所謂中立。至於與美國為盟之國,便成為美國的受保護國,須向美國提供利便,讓她向全球擴張。

換言之,布殊政府就是要藉著「反恐運動」來推進世界統治。這個運動對美國最具價值之處,在於它大有道理,也取得國內民眾支持和部份「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CED)的支持。

這個運動能否成功,卻是另一回事。美國是否有能力承撐全球性的單極控制,是一個未知之數:她面對著從歐亞、西歐到中國而來的政治戰略挑戰。世界秩序仍然在過渡之中;自從蘇維埃集團在10年前垮台,世界秩序仍未確定下來。

從幾種對立的世界秩序觀,可以窺見現存的懸空狀態。美國打從1991年波斯灣戰事開始,她的全球觀念就是美國權力至高無上論,由她單方面便可以界定誰友誰敵:侯賽因、米洛塞維奇、塔利班政府和伊朗等,都是敵人,因此便不容有全球性的常理規範。

在美國這種觀念之外,另有兩種主要的對立觀,對於怎樣治理資本主義,持有不同見解。歐洲的世界秩序觀是主張「多邊主義」,由「國際社群」統治,也即是由「七大工業集團國」(G7)和OCED來聯合領導世界。這種觀點和美國的「單邊主義」一樣,也是侵害民族國家的主權,改由G7的意旨行動。從美國看來,歐洲的戰略觀是她的勁敵,會使美國朿手朿腳。

第三種觀念是由中國、俄國為主而鼓吹,主張由聯合國安理會和聯合國憲章來決定世界秩序。法國、德國在某程度贊成這個觀念,而其他大國如印度也在同一行列。人們不應輕看這個觀念,因為它既被許多國家支持,也在上億人民的意識中享有地位。巴勒斯坦民間反抗運動的能量,在相當程度上反映了這種觀念的力量和韌力。

問:很明顯的是美國在冷戰勝出。問題是:美國要建立霸權,為何必得訴諸軍事力量?她不可以通過跨國公司來達到這個目的嗎?例如美國公司在電腦技術和大部份微型電子技術方面,在1990年顯而易見的遙遙領先。美國為什麼仍要打仗?例如在巴勒斯坦不斷有戰事,是對美國有利嗎?

答:唯一能肯定的,是資本主義贏了冷戰,在意識形態和政治方面大勝,而且,資本主義力量在1990年代不錯是用盡努力來鞏固勝利,以防社會主義捲土重來。不過,各主要資本主義大國的大公司之間的合作性是非常有限,空談的多而已。帝國主義間的競爭仍然十分激烈,這在歐美之間尤甚。只不過,歐美間不是直接在經濟方面競爭,而卻是在政治形態和政治權威中心的問題上競爭,而這對歐洲更是個首要問題。

歐美爭逐政治權威

繼冷戰結束,蘇維埃集團垮台,西歐一直力圖希望擺脫作為美國的受保護國,自行建立政治中心,把勢力伸向東面。要是這個圖謀成功,最後便會把歐洲政治中心和資本主義俄國聯結起來。這對美國是個嚴重的威脅。

在東亞也存在相似的風險:開放、冒起的中國將成為「東南亞國家聯盟」地區上的政治經濟中心,以至把南韓和日本也納入其中。要是東西歐和歐亞在全球性的政治問題上採取相近的路線,那就會成為對美國勢力的重大挑戰。

簡言之,蘇維埃集團之垮台產生了一個吊詭而互相矛盾的效應:它既使美國成為壓倒性的軍事霸權,同時又侵害美國在資本主義核心國確立的冷戰保護國制度。這個矛盾性就是當前世界政治和美國大部份對外戰略的驅動力。

許多人把這些政治較量看為次要,認為經濟和「全球化」才是要題。據他們看,「全球化」就是產生一個相當統一和自主的世界市場,而各大國的跨國公司就在這個市場中訂規則,剝削全世界;至於國與國和它們在政治之間的敵對性,則是退居次位。

從南北關係來看,這個圖象有相當的真實性;歐美是在聯手,強行把剝削性的安排套落南方。但我們必須記著,由美國勢力塑造的全球資本主義的結構模式,其創造價值和實現價值的大中心,在1945年以後都是處在資本主義核心之內,而這個核心又非常重要的擴展到東方和東南亞「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爭奪資本主義霸權的戰事,就是在這個核心內展開。正是在這裡,對於由資本主義市場規律自動運作的接受性,實際上是有局限和不堪一擊的。實際上,經濟體制在很大程度上建基在種種政治妥協和壓力上,而不是建基在「經濟全球化」的鼓吹者的主張。

從1980年代以來,歐美的共同計劃把經濟之政治化遮掩下去。這個共同計劃,就是由資本推行的跨國界的新自由派行動:打擊勞工。所以,乍看起來,跨國統治階級在各方面都聯合一致。但這是錯誤的看法。各個民族資本階級只是在共同的戰術上聯合,那就是撤去本國的社會權利,削弱本國勞工的政治力量,增加對本國勞工的剝削。每個核心國為鞏固民族資本,面臨下列選擇:通過剝削本國勞工,或剝削外圍國家,或剝削其他核心資本主義國家。在1990年代的歐洲,前兩者是最便捷之路,盡可以利用東歐和中歐積弱之利。不過,西歐資本主義刻下在為未來尋找其他可能。它們聯手起來為資本主義大合奏,尋求通過歐羅區而建立地區保護盾,使它們在稍後能夠抵抗美國資本主義,甚至能夠向歐洲勞工的挑戰作出讓步。

美國冷戰結構落入難關

最關鍵的一點在此:美國資本主義在冷戰期間發展起來的整體結構,實際上是很依賴一個特定的全球性的政治結構,總括來說,那就是美國在全部資本主義核心國維繫的保護國制度。正是這個政治支配支撐著美元,締造了由美元——華爾街體制管治著國際貨幣和金融關係的基礎,使美國能和全世界一道經營龐大的赤字,有經費償付軍事保護國的結構,運用軍事——政治和經濟手腕來塑造以美國利益為尚的資本積累。駭言之,要是其他核心受保護國發展出另一種更簇新先進的資本貨物來支撐新一輪的積累,美國的這個結構是可以介入,把它幹掉。馬克思主義者們傾向於看輕國際資本主義政治這一方面。

正是在這種狀況下,我們看到,要是東西歐和歐亞在政治地域主義發展起來,那對美國資本主義會是多麼的危險。

資本主義核心國看似在「全球化」上聯合,這反映了新自由派共同都向勞工進攻。而我們不應把向南方的新一輪擴張和邁向「金融化」的趨勢,看成是金融資本壓倒產業資本,因為那毋寧是大公司向金融部門的轉化,從金融運作贏取大宗利潤。若把眼界落到生產和所有權的地理分佈,就會有不同的景象:金融極之強烈的地域化——在每個主要地區:北美洲、歐洲和東亞——正走向更加地域性。在這三個地區,90%的消費都出產自該處,而且所有權的分佈也是一樣。

在歐洲,生產方面的地域主義是和政治上強烈的地域主義相結合的;這在東亞也有相同的聳動。東亞這方面的發展會比歐洲較為脆弱,這尤其是因為中國和日本競逐領導地位。美國的精英也同樣嘗試建立泛美區,只不過美國也同時要對歐亞重組政治控制了吧。

伊拉克問題具決定性

問:什麼會妨礙美國這一次新攻勢?

答:美國外交當局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印度大陸的局勢,及印度和巴基斯坦會不會爆發一場無法控制的戰爭;這對美國是最巨大的危險。美國難以把巴基斯坦穩定下來。

對美國的第二大考驗是伊拉克。美國把自己制肘在非要把這個政權推翻不可。美國能夠做到這點而又不使中東的動盪惡化嗎?美國倘若能夠做到,會是一次重大的全球勝利,尤其會壓倒歐洲。這也將使美國更改對沙特阿拉伯的政策(其目標是撤軍)。美國倘然做不到,便會麻煩叢生,而布殊的整套策略亦行將解體。

第三,阿富汗的局勢對美國而言仍是個險著。要是阿富汗當前的虛擬政府公開破產,美國便將要付出嚴竣的代價,並且也會使阿富汗陷入混戰。

不過,最關鍵的考驗,仍將是伊拉克;這方面的失敗,將使美國的「反恐運動」之作為全球性的戰略方策一敗塗地。除非美國首先在以色列、巴勒斯坦方面達成交易,否則無法成功。

伊拉克的衝突對歐洲也是一場大考驗。迄今為止,歐洲的戰略是打著紅旗反紅旗:它們事事追隨美國,但從中又上下其手,加緊本身的內聚力和自主性。這一次,在伊拉克問題上,將會使歐洲分裂。

問:左派在當前形勢的前景是怎麼樣?

答:反資本主義全球化運動由於很大程度上是在社會和經濟政策方面統合,而不是對世界政治秩序的關鍵問題具有一個綱領,所以,9.11事件使運動有所退卻。反全球化運動對布殊向阿富汗開戰及發動「反恐運動」,沒有政治上的準備。結果是這個運動在美國嚴重退卻,而在其他地方,儘管未至那麼嚴重,但也同樣受到打擊。說實在話,一個有原則的平權社會自由主義是應該準備迎接這個運動各項主要的社會政策目標,不過,它同時也會對美國國家的性質,以及她對阿富汗戰爭、向伊拉克開戰的真實目的和後果,在認知方面會懷有幻想。在自由派的眼中,既會把跨國公司看為問題的泉源,同時又會把西方國家看為是人民意願的基本表述。

這樣一來,對西方國家的侵略行為的效能和合法性,便普遍存有幻想。不過,另一方面,布殊政府的行動和言詞,對世界各地的自由派和社會民主派產生了深刻的意識形態衝擊。人們對於罔顧國際法,赤裸裸地推進對世界的控制,真心實意的警覺起來。這便為國際主義者和反帝國主義左派提供了聽眾,但同時也是對他們的挑戰,因為歐盟的自由派外交家輕而易舉的,就能將這個問題納入他們的世界秩序觀。他們會說這個世界需要法治,而不是任意妄為,應該恪守國際法,懲罰犯事者,待到事不得已,才應動用武力。但這個國際法和聯合國,不過是資本主義規則的代號!

繼9.11事件後,左派必須對全球的政治秩序發言,並且發動運動,爭取一個正面、有原則而且認受性的全球政治秩序的基礎,反對美國意欲統治世界的不軌企圖,也反對歐洲提出的所謂「國際社群」,因為它實際上是由G7和OCED的資本主義來統治。

中國人民面臨重大挑戰

問:要是世界勞工沒有發生重大發展,沒有大量局部鬥爭來創出新局面,這是談何容易。而在這方面,可以看到許多正面的跡象,例如,在巴西的阿雷格里市,在9.11之後召開了一個有7萬人參加的「世界社會論壇」。

答:我同意。在這一點上,我認為,「世界社會論壇」的發展和聯繫若能推展到東亞,尤其是東亞的勞工運動,是最為關鍵的。迄今為止,「世界社會論壇」主要是在歐洲和美國有最強的聯繫。在接下來的階段,這是對左派最重要的戰略任務。在東亞國家出現一個強大、獨立和激進的工人運動,將會是扭轉力量關係的一個巨大因素;在這方面,菲律賓、印尼和南韓才是剛剛開始有新左派和工會組織。

而當然也要和日本,尤其是中國的勞工建立聯繫。佔了全世界人類很大部份的中國人民,正在登上世界舞台。當中國在世界經濟體制中必不可免地周旋之際,還有國內的動盪和難關,中國人民面對著來自美國的重大威脅,面臨重大考驗。要是「世界社會論壇」周圍的力量能夠和中國勞工潛在的浩大力量聯繫起來,則不僅拉登,甚至是美國軍事硬件的政治能力,看來也是不一樣的了!

(史丹摘譯自《國際觀點》2002年4月號,感謝十月評論雜誌社同意轉載譯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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