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格瓦拉與曼德爾

廖化譯

節譯自《曼德爾—壯志未酬的反叛者》一書

Ernest Mandel:

A Rebel’s Dream Deferred

By Jan Willem Stutje

Verso 2009

在1962與1964年間， 格瓦拉擔任古巴的工業部長。他反對日益強大的親莫斯科派，也反對日益增長的官僚傾向。他的經濟思想大致在此時形成。他著重的不只是經濟增長，而且是社會主義的關鍵問題，這包括：實行比較集權的財政預算，還是讓各個企業財政自主；精神刺激與物質刺激，價值規律與計劃，彼此孰輕孰重；主觀意識有多大作用等等。

切認為在經濟領域中失掉了人道主義，失掉了共產主義的道德，是要不得的。“如果我們要與貧窮作鬥爭，那也是為了與異化作鬥爭。”在1965年一本小冊子《古巴的社會主義與人》中，他警告大家：“以為用資本主義留給我們的遲鈍工具，就能建成社會主義，那不過是一種幻想。”他所謂“遲鈍工具”，指的是創造價值與盈利，或者是物質刺激，作為絕對的經濟措施。切強調，實現社會主義不僅需要改變經濟結構，而且要改變人。

曼德爾對古巴的國有化印象深刻，認為從此（1960年）古巴已經發展為後資本主義社會。事實證明了，古巴領導人為了鞏固革命，不得不實際上接受托洛茨基主義（的不斷革命論，從民主革命發展為社會主義革命）。曼德爾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一書出版後，通過古巴在布魯塞爾的領事館，把書送給切和卡斯特羅。曼德爾一直同古巴革命政府有非正式聯系。他的中間人是扎耶斯（Nelson Zayas Pazos），一個古巴托洛茨基主義者，也是法語教師，在古巴外交部任職。還有切的前妻Hilde Gadea，她是秘魯經濟學家，具有中國和印度血統，後移居哈瓦那。她接近托洛茨基的思想。由於這兩個人，第四國際的文件經常都送達切。

1963年10月扎耶斯告訴曼德爾，古巴領導層中，切與親莫斯科的一派發生爭論。親莫派主張公司享有財政獨立，同時采取物質刺激來促進生產。切則主張財政集權，強化精神刺激。扎耶斯鼓勵曼德爾參與爭論，他相信整個中央領導，包括卡斯特羅和切，都歡迎他提出意見。一個月之後，曼德爾交出稿子，而扎耶斯在古巴領導層中散發。曼德爾支持切所主張的財政集權，不是因為他反對分散化，而是因為在那個時候，財政集權化有利於小型工業，這是當時最好的選擇。他也同切一樣，害怕官僚的增長，特別是因為切的對手主張運用物質刺激來促進財政的分散化。曼德爾並非反對物質刺激，只要它們是集體性質而非個人性質，以便保證團結，同時它們的使用必須是有節制的，這樣才能壓抑致富欲望所造成的自私。

為了反對官僚化，曼德爾主張民主而又集中的自治制：“工作單位要實行工人自治，它同時又受制於由工人委員會所選舉產生的中央權力機構。”在這一點上，切與曼德爾意見不同。切支持由工會實行企業的管理權，只要這些代表不是共產黨員，因為他說當時的共產黨員不受歡迎。此外，有鑒於南斯拉夫的分散化的工人自治的經驗——企業做了市場的奴隸——切也對於自治有戒心。曼德爾提醒切，不要在倒污水的時候，也把嬰兒倒掉。他認為工人自治，與直接生產者民主制定中央計劃，這兩者是可以相容的。

1964年曼德爾受邀訪問哈瓦那。當時切已經閱讀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並為之振奮。他還找人把書的大部分翻譯了。

曼德爾在哈瓦那呆了七個星期。期間他發表演講，接受訪問，與人交流，還被邀請寫文章。他也跟切會面了四個小時，大家用法文討論。他寫信告訴朋友：切待他很親切。

兩個人一起回答法國經濟學家貝圖海姆（Bettelheim）對切的批評。1964年4月，貝圖海姆發表一篇文章，批評切所主張的中央計劃不智，因為古巴的生產力太低。外交部長和農業部長都支持貝圖海姆。

曼德爾認為貝圖海姆犯了在歷史現實中尋找純粹形式的錯誤。比方說，貝圖海姆認為，只要還沒有法律上的百分之百的全民所有制，就不存在生產資料的全民所有制。曼德爾認為這有點極端，有點技術官僚化。完全的全民所有不是必須的，只要（勞動者對生產資料的）佔有足以令價值規律停擺，足以使有計劃的發展得以展開，就行。大家都說在後資本主義社會，價值規律還要起作用，但是他們沒有說，在經濟的哪個領域起作用。曼德爾認為，關鍵是究竟是否讓價值規律決定社會主義部門的投資。如果這樣，那麼，所有欠發展的國家，包括那些後資本主義國家如捷克和東德等，就注定永無發展之機。因為在這些國家，發展農業比發展重工業和大型工業能獲得多得多的利潤，而輕工業或小企業又比重工業盈利更多。更為重要的是，從世界市場進口，又會比本地生產的來得有錢可賺。曼德爾說：“容許投資按價值規律辦事，會把資本主義的不平衡經濟結構保存下來。”曼德爾不是抹殺價值規律，只是反對貝圖海姆的宿命主義——他不承認，有必要在自覺的計劃與價值規律的盲目運行之間，進行長期而艱難的鬥爭。曼德爾這篇論過渡時期的文章，由財政部長校對翻譯，並發表在財政部的期刊上面。

曼德爾對於切能夠不顧蘇聯專家的意見，邀請他來參與古巴的經濟建設的辯論，感到欽佩。其實，在這場辯論背後，還有另一場不公開辯論，那是關於革命的路線，關於工人權力。除了辯論價值規律之外，還辯論工人階級有多大自由去自己做決定。曼德爾看到，雖然切在公開的辯論中取勝，但是在不公開的辯論中他敗陣了。保障自由是一個政治問題，它需要創立工人委員會及群眾會議。這些機構在古巴從未建立。

當切在1965年離開古巴時，他是最受敬愛的領袖。如果當時讓普羅大眾公開發出自己的聲音，那麼切能夠連政治的辯論也贏得的。但是，正如曼德爾說，切不願意訴諸群眾，因為他不想公開分裂黨。所以在他敗陣於內部爭論之後，他寧願離開。

1965年切參加亞非會議，他的講話從未像這次那樣強烈反對蘇聯：“有些社會主義國家可說有時做了帝國主義剝削的同謀。”他說，必須援助被壓迫人民以武器，不收任何費用，要多少給多少！曼德爾知道切的演說之後，致電祝賀他，而切邀請他前往跟切會面。可是曼德爾來不及拿到簽證。

這是切最後一次公開露面。之後他就去剛果和玻利維亞參與游擊戰，以便打破這些革命的孤立。他把這種國際主義團結精神總結為一句口號：“創造兩個，三個越南！”這個口號成為1968年革命一代的吶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