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的目標與拉美關於反新自由主義戰略的爭論

Steve Ellner

　 在整個20世紀90年代，幾乎所有的拉美國家總統都運用了新自由主義的原則，但在政治和經濟上的結果卻令人失望。新自由主義的破產促使反新自由主義者提出自己的政治戰略。在拉美產生了三種戰略：由墨西哥學者和政治家卡斯塔涅達（Jorge Castaneda）提出的中左道路，勸說“中間派”在新自由主義的替代方案基礎上遠離右派；智利的馬克思主義者阿內克爾（Marta Harnecker）提出的戰略，認為左派應當優先考慮反新自由主義，但要避免左派的更多要求以及與實質上會沖淡反新自由主義內容的中間派的結盟；彼得拉斯（James Petras）則捍衛一種更為左傾的戰略，認為要提出更多的反新自由主義要求，但不能遮蔽反帝國主義和反資本主義的鬥爭。

中左戰略

1、支持廣泛的聯盟

　　在2000年就任墨西哥外交部長之前的十年裏，卡斯塔涅達為拉美制定了一項反新自由主義的戰略。在其非常知名的著作《徒手的烏托邦：冷戰之後的拉美左派》中，卡斯塔涅達闡述了一個實現社會公正和民族主義目標的計畫，但也非常細緻地考慮到全球化所提出的種種限制，這就為其後來的中左聯盟建議奠定了基礎。在1994年初，卡斯塔涅達提出了一種拉美大陸的中左派聯盟戰略，並且在各種會議上召集了一群知名的政治行動者和知識份子，探討可行性和制定具體措施。最終的結果——“布宜諾賽勒斯共識”（一個對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的挑戰）旨在通過結合中間派對不負責任的平民主義的拒斥和左派的廣泛社會關注來加強拉美的民主。

　　由卡斯塔涅達起草的共識的主要聲明《新自由主義之後：一條新道路》強調了左派和中間派的互補性“任務”。左派的任務是“反對不平等”，而中間派的任務是“利用中間階層的不服從和擴大整個社會生活中的價值體系”。卡斯塔涅達力勸中間派切斷他們與右派的親密關係。一旦與右派決裂，仍有兩個選擇留給中間派：它要麼能夠提出自己的候選人，要麼與左派結盟。卡斯塔涅達確信就在拉美大多數國家所實行的兩回合選舉體制來說，前一種選擇註定會失敗。卡斯塔涅達也認為“左派的溫和綱領”——反對不平等和貧困的鬥爭和認為新自由主義已經走得太遠——贏得了普遍的認同，並支配著發達國家的各界。

　　總之，卡斯塔涅達的中左戰略試圖復興由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的共產主義運動所形成的基礎廣泛的聯盟，試圖在拉美贏得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勝利。實際上，這種戰線最多的是從反新自由主義中獲得好處。它不僅從用來減少進口的高關稅中獲利，而且從專門用於工業發展的補貼中獲利。因此，中左政府的相對成功或失敗是衡量民族“進步”資產階級政治潛力的標準，而且的確有助於表明這樣的一種階級構成首先是否存在。

2、檢驗中左戰略的基礎

　　卡斯塔涅達指出，整個左派的選舉成績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就一直令人失望之時，中左戰略多次贏得了國內選舉的勝利。然而，無論中左聯盟在拉美的哪個國家實現了執政，但是反自由主義的目標都服從於像有效地實施反腐敗鬥爭和社會計畫這樣的其他目標。聯盟中的左派成員本身也不重視或完全放棄了反對新自由主義，並且把精力集中在非經濟的目標上。由於沒有爭取成為公開反對新自由主義的中心，中左聯盟在經濟政策領域中已經導致了說服自己的左派成員的反面效應。

　　左派的從屬地位使人想起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的人民陣線和“放大的人民陣線”政府，其中共產黨被排除在重要的內閣職位之外。同時，在共產主義運動內部的左派派系認為，意義深遠的目標為了由溫和的改良所構成的共同標準而正在被犧牲。左派實現最高領導職位的失敗，特別是在經濟政策的形成中的失敗與1998年和2002年分別當選的堅定的反新自由主義和具有左派傾向的委內瑞拉政府和巴西政府相比就顯示出差別。進一步來看，正如人民陣線主義遇到了來自左派集團的批判，卡斯塔涅達的中左道路的有效性受到了阿內克爾、彼得拉斯和其他人的質疑，他們提出了一種強調反自由主義的左派內容的替代性戰略。

3、中左戰略：意識形態和綱領上的逃避

　　從短期來看，中左戰略在推動拉美的民主團結中具有指導作用。但從長期來看，卡斯塔涅達的聯合戰略僅僅加劇了拉美民主在新自由主義時代所面臨的關鍵問題：意識形態差異和綱領差異的模糊。卡斯塔涅達道路的致命缺陷是他試圖爭取的各中間黨派並沒有逐漸走向明確的反新自由主義立場。缺少清楚的意識形態和綱領解釋在總體上表現了拉美還“未團結的”民主的重要責任，並在局部上削弱了把各政黨民主化的努力。各政黨的初選證明了這一缺陷，它提供了一個說明內部差異和刺激在普通黨員中的內部爭論的機會。反新自由主義仍待精確地定義，而且政黨的初選代表了實現這個目標的思想領域。然而，經驗證明了缺乏意識形態和綱領爭論的政黨初選和其他的內部民主實踐最終成為空洞的實踐。左傾的政黨在新自由主義上未能提出一種清楚的立場，這表明了反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形成給第三世界左派提出的特殊挑戰。

　　那些反對卡斯塔涅達的中左道路的人認為，反新自由主義的聯盟必須比卡斯塔涅達所支持的戰略具有更多的反新自由主義和選擇性。但是，中左聯盟未能成功地挑戰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這就證明了需要一種堅持強硬路線的道路，避免在與新自由主義有關的問題上妥協。只有用這種形式反新自由主義者才能向大眾證明，除了中間化的、國家主義的傳統左派模式之外，還存在一種替代新自由主義的真正選擇。同樣重要的是，一種更具選擇性的政策會迫使反新自由主義者提出一個長期的戰略和清楚地確定他們的目標。

反新自由主義與反帝國主義：阿內克爾VS 彼得拉斯

　　因為中左聯盟偏向中間派而批評它的左派認為，反新自由主義的鬥爭是政治議程中的核心議題，並且不能為贏得選舉而沖淡反新自由主義。強硬的反新自由主義者分為兩派：一派是阿內克爾，她建議把精力集中在反對新自由主義的鬥爭上，直到國際環境有利於大眾的力量之時。第二種立場是彼得拉斯，他對把反新自由主義與諸如反帝國主義和反資本主義這樣的更具深遠意義的鬥爭相結合更加樂觀。

　　阿內克爾的觀點最初在20世紀90年代形成。她認為，保守主義的力量在國際上的支配地位排除了左派通過武裝鬥爭取得勝利的可能性。因此，在拒絕“極左”觀點——控制地方和國家政府等於管理資本主義——的同時，她建議拉美的左派把優先性賦予地方選舉。阿內克爾思考了這些反新自由主義鬥爭的會戰部分和左派證明新自由主義的替代選擇可行性的機會，特別是，左派的市長和州長非常適合為實現“效率”而“重組”公共領域的工作，而且他們同時會避免與新自由主義相關的大眾失業。阿內克爾補充到，由於左派政黨在支持就業而施加壓力的同時，忘記了效率要求，因此，這些雙重目標在執政中很難實現。阿內克爾沒有排除吸收非左派的聯盟，並批評“極左派”對它們的棄絕。

　　彼得拉斯則捍衛另一種戰略，其中反新自由主義的鬥爭產生了反帝國主義的表述，乃至反資本主義的要求和口號。他指出：“（拉美的）鬥爭不僅在數量上在增加，而且正在被激進化”，並且“再一次把社會主義放到議程之中”。在強調更多的左派目標的過程中，彼得拉斯聲稱，拉美正在興起的激進社會運動隨同幾個重要的政黨一起已經在反帝國主義的方向上發展了。這種激進化的進程是對美國外交政策軍國主義化的一種反應。但是，彼得拉斯指出，華盛頓的新攻勢也迫使主要的左派政黨採取更溫和的立場。彼得拉斯對反帝國主義鬥爭的相關性的堅持使他拒斥了那些與全球化理論相聯的觀念，這些觀念把帝國主義一筆勾銷，並假定了國家之間的和諧和互利。

　　彼得拉斯堅持認為，“永久的戰爭”是布希外交政策的邏輯結果，幫助了與新自由主義思維相反的經濟政策。他把布希模式稱為“軍事凱恩斯主義”，因為國外的軍事干預和國內的經濟干預取代了自由市場政策的新自由主義模式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的公式。彼得拉斯所暗示的推理方式在使反帝國主義更適合第三世界國家的同時，也貶低了阿內克爾的反新自由主義口號的意義。

總結性評論：

主－客觀條件與反新自由主義的三種戰略

　　這三種反新自由主義戰略的基礎是對拉美和世界變化狀況的獨特評估。卡斯塔涅達的分析集中在全球化上。他的中左聯盟的溫和戰略是其觀點的邏輯結果，他認為全球化的力量對民族的行動者提出了大量的限制，並產生了減少大眾鬥爭的趨勢。然而，像歐洲的社會民主黨一樣，卡斯塔涅達對全球化邏輯的接受導致了對新自由主義的退讓和妥協的增加。

　　阿內克爾承認左派處於防守地位，名義上是因為1991年之後社會主義陣營的削弱，但實質上是因為各種不同的原因。她承認，全球化已經弱化了發展中國家和大眾運動的立場，但不能把這看作是不可逆轉的趨勢。她補充道，在面對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時，第三世界國家的聯合在推動意義深遠的變革進程之前是必要的第一步。

　　卡斯塔涅達和阿內克爾的觀點都證明了左派目標溫和化的合理性，但兩種有不同的含義。全球化設定了世界的結構，並造就了卡斯塔涅達的中左戰略，它是比阿內克爾提出的政治因素更持久和無所不包的因素，阿內克爾的反新自由主義戰略因而比卡斯塔涅達更好鬥和左傾。

　　彼得拉斯歡慶草根階層的鬥爭，並批判全球化的概念，這使他處在卡斯塔涅達和阿內克爾的防守性戰略的對立極端地位上。彼得拉斯贊同這樣一種趨勢，即全球化的範式認為國家行動者受困於

　　強加的關係之中，並且假定了有限的選擇。由於發達國家間的關係並非和諧，彼得拉斯強調帝國主義者之間的對抗，聲稱這在9·11之後已經被強化了。除了客觀的因素之外，彼得拉斯贊同那些不重視社會鬥爭和完全解決階級問題的全球化作家。他認為在拉美產生激進變革的主觀條件已經成熟了，因此他就不同意全球化作家所說的另一種趨勢：按照全球化產生新興結構的必然性，主觀條件作為不相關的因素應當被一筆勾銷。

　　總之，彼得拉斯強調主觀因素的重要性，並且在對這些條件的評估中態度樂觀。在另一個極端，卡斯塔涅達貶低社會運動的效果，並反而支持來自上層的協商。阿內克爾在樂觀主義和悲觀主義的譜系中佔據著中間的空間。一方面，她認為採取一種反帝國主義戰略的時機並不成熟；另一方面，她認為左派強大到足以能夠在反新自由主義的聯盟中發揮領導作用的程度。

（資料來源：Steve Ellner: Leftist goals and the debate over anti-neoliberal strategy in Latin America; Science & Society; Vol.68. No.1,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