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獨秀與中國大革命》讀後

黃公演

《陳獨秀與中國大革命》賈立臣著，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1月出版

（一）

《陳獨秀與中國大革命》是東北大慶市學者賈立臣教授的繼《陳獨秀思想發展軌跡》後的新作。在我閱讀完《陳獨秀思想發展軌跡》後，曾給賈教授去信，為了書中論及在抗日戰爭中陳獨秀從南京國民黨監獄中出來後沒能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賈教授感到遺憾一事，我說不必遺憾，因為陳獨秀不喜歡這樣的黨，這個完全繼承斯大林黨衣缽的黨，他是不會參加的。當年中共中的左派反對派，開始時也如國際的左派反對派一樣，僅作為黨內的反對派而存在，希望通過鬥爭，將這個黨拉向正確的馬克思主義路線的上來，後來事實證明這是不可能的。他們才重新組織無產階級政黨，分道揚鑣。前幾年，在陳研陣營中，也曾發生過爭論，安徽的沈寂教授主張：“陳獨秀留在民間好”，我十分贊同的。當然，當時為了政治意見不同而開除陳獨秀和其他的共產黨人，是完全不對的，也是非法的，應該受到譴責

話說回來，看了《陳獨秀與中國革命》，總的說來，這是本好書，是信史。對聯共、共產國際對中國大革命的領導的評論是客觀的，恰當的；對陳獨秀和中國共產黨在大革命中的舉措評價是公正的。說實在的，這樣客觀、公正、完全依據史實大膽評論大革命中的陳獨秀的箸作實在不多，當然，王觀泉先生的《被綁的普羅來修斯陳獨秀傳》是其中一本，正因為這樣，王先生的大作無法在國內公開出版。

這個情況，我是指四九年後中國的史學界、著作界、出版界而言的。關於中國大革命的失敗真相，斯大林共產國際對大革命的右傾機會機會主義領導罪責，陳獨秀被作為“替罪羊”，在四九年前就已經公開被揭露：王凡西校譯的《中國革命問題》、伊羅生的《中國革命的悲劇》……，都已經徹底揭露斯大林共產國際領導中國大革命所犯下的滔天罪行。這也說明為什麼陳獨秀和他的同志們接受托洛茨基思想的一個主要原由。

（二）

賈立臣教授依據“原始”、“第一手”資料，論征“黨內合作”是共產黨在中國1925-27年大革命中失敗“癥結”所在。完全正確，起到提綱挈領的作用。他說：“‘黨內合作’形式的本身就是中國共產黨喪失主動性和自主權的表現，因此註定了中國共產黨最後的必然失敗”（本書p15）。

“黨內合作”是斯大林共產國際強加給中國共產黨的。“陳獨秀非常清楚中國共產黨的實力與中國革命的難度，因此他並不反對與國民黨合作，他只是不同意與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本書p69）。

有學者認為“黨外合作”是不可能，因為孫中山反對。賈教授論證那是1922年6月以前的事，1922年6月，孫中山心腹人物陳炯明叛變，接著的是北方實力派吳佩孚和西南各省的聯省自治派，都在或明或暗的支持陳炯明。李石曾、蔡元培等四十九人聯名通電請他下野，“這個時候……接受陳獨秀等中國共產黨人關於實行‘黨外合作’的方案，那麼成功的可能並不是沒有的”（p69）。

作者一針見血的指出：“莫斯科方面堅決要求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是為了讓中國共產黨幫助和改造國民黨，以便建立和鞏固俄共（布）與國民黨聯盟，以此構築一條防範歐美尤真是日本帝國主義進功蘇聯的遠東防線。”……“這種聯盟關係的確立，卻是以犧牲中國共產黨的利監為代價的……”（p83）

（三）

“很明顯，國共兩黨實行‘黨內合作’的方式所產生的矛盾，沒有根本解決的好辦法，與其放任這種矛盾的發展激化造成中共步步被動，不如共產黨馬上退出國民黨實行‘黨外聯合’更主動……應該說這是一個既識時務又不失時機的好辦法。”“可借，陳獨秀的主張並沒有被維經斯基所接受……”（P122）

“用‘退出國民黨’的辦法解決得不到共產國際的批准，而繼續維持‘黨內合作’矛盾又得不到解決，甚至只能加重和激化。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鮑羅廷同意孫中山……建立一個‘國際聯絡委員會’，隸屬于國民黨政治委員會……實際上這個委員會是干預和限制共產黨人活動的組織。”

“當陳獨秀聽到這個消息後，非常惱火，他立即組織召開緊急會議……拒絕承認……國際聯絡委員會。……可是鮑羅廷對陳獨秀的意見不予理會，致使國民黨一屆二中全會通過了關於設立‘國際聯絡委員會’的決議。”（p125）在1924軍9月7日，陳獨秀至信維經斯基，“信中的口是強硬的，態度是明朗的，立場是堅定的。”這是“陳獨秀的一低訴狀”，訟告鮑羅廷的幾項錯誤，這“簡直是在向共產國際叫板”。（p127-129）

1925年6、7月，戴季陶先後發表《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和《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兩本小冊子。戴的反動本相被陳獨秀等共產黨人所識破，陳獨秀在1925年8月30日寫完一篇《給戴季陶的一封信》，給以回應。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在上海召開第四次中共全國代表大會。

“陳獨秀一呼百應，五卅狂飆席捲全國”。

“五卅運動是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領導中國革命的一次全面展現，在充分發揮中國共產黨領導核心作用以及工人階級先鋒隊的作用方面，在廣泛團結各革命階級、階層等愛國群眾結成反帝統一戰線方面，在分化帝國主義以及中外反動勢力聯合陣線的策略方面，都為中國共產黨積累了極其寶貴的經驗和教訓。”（p157）

我不打算再摘引下去，還是那句老話，這是一本好書，值得閱讀。作者以詳實的論述、較徹底論證斯大林共產國際指導中共在大革命中政策、策略和行動的錯誤。犯有“右傾機會錯誤”的是認為自己一貫正確的斯大林，是斯大林的聯共政治局，是斯大林的共產國際。陳獨秀在大革命中有自己的正確原則立場，但他的正確意見被壓制了，他的手腳、中國共產黨人的手腳和中國工農的手腳那被莫斯科的組織紀律捆綁住了，他們成了蘇維埃國家利益的犧牲品，陳獨秀成了替罪羊。

（四）

這裡我要說說中國1925-27年大革命是勝利還是失敗了的問題。

中國大革命的性質無疑是一次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它的革命任務是要完成資產階級的歷史使命：民族獨立和廢除封建地主階級土地所有制。民族獨立體現在廢除帝國主義與中國所訂立的不平等條約，廢除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收回租界等等。使中國擺脫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命運。統一全國，消滅軍閥割據，各方軍閥也代表了各帝國主義利益。

大革命中，國民革命軍的北伐，是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中一項任務，一項內容，不是民主革命的全部內容和任務。所以陳獨秀主張軍事行動要與工農群眾運動緊密聯繫起來，單純的軍事行動，容易被某些野心家所利用，產生新軍閥，其真締就在於此。

蔣介石的北伐，不幸被陳獨秀言中，他一路北伐，一路鎮壓工農運動，屠殺共產黨人和工農，進上海後，徹底撕掉“革命”面具，發動“四·一二”政變，千萬共產黨人和工人、農民，遭到血腥屠殺。

蔣介石的軍事北伐勝利，但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任務大部沒有完成，打倒了吳佩孚，但產生了新軍閥，土地問題沒有解決，中國還是沒有擺脫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命運。雖然北伐勝利了，但大革命失敗了。總之，1925-27年的大革命是一次失敗了的革命。

大革命的勝利與否，當然不能以中共的成敗為準繩。如果蔣介石政權接著去完成資產階級其他幾項民主任務：解決土地問題，徹底擺脫帝國主義的架鎖……雖然共產黨受到嚴酷的鎮壓，但還應該說這是一次勝利了的革命。

辛亥革命為什麼被稱為失敗了的革命呢？也是因為它雖然推翻了滿清統治，但沒有完成資產階級的歷史任務。道理是一樣的。

（五）

本書第六章第一節的標題是“陳獨秀一念之差，建黨初期對武裝建設的缺失”。賈教授認為“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同時也促進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可是十月革命的炮聲卻沒有讓新建立的中國共產黨對發動武裝鬥爭產生急迫感，也沒有對缺乏革命武裝產生的危機感”。

我認為陳獨秀在建黨後沒有“發動武裝鬥爭急迫感”和“對缺乏革命武裝的危機感”，不能從陳獨秀的“亂源”觀中去尋找答案，作為無產階級政黨的領導人，怎麼會讓“厭惡軍人”的情緒所左右？陳獨秀當然理解，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要奪取政權必須要“暴力。”“暴力革命”是什麼？就是武裝奪取政權。中國共產黨人，在建黨後誰也沒有想要立即建立共產黨自己的一支軍隊。沒有，一個人也沒有，當然陳獨秀不會有這個思想要求，連後來主張建立武裝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毛澤東，當時也沒有這個想法。非但中國沒有，在全世界也找不到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在建立共產黨後立馬要去建立一支屬￿自己黨的軍隊，除非他是一個瘋子。當時中國共產黨人思想倒有另一種信念，這種信念也是由十月革命的炮聲送過來的。不是別的，而是十月革命的“革命模式”：中國共產黨人，建黨後要努力宣傳群眾，接近群眾，喚醒群眾的階級意識、覺悟，組織群眾，領導群眾進行各種鬥爭，由經濟鬥爭，轉入政治鬥爭。當革命形勢形成時，組織如俄國蘇維埃式工人組織、農民組織，士兵組織。然後武裝工農，準備武裝奪取政權。這就是十月革命的炮聲給中國共產黨人帶來的十月革命模式與信念。

中國共產黨人連同他們的領袖陳獨秀沒有發揮和實踐“十月革命模式”，正如賈教授所論證的，也是斯大林的歪棋：“黨內合作”禍害的結果。斯大林共產國際始終要中國共產黨留在國民黨內作終身苦力，不准共產黨組織工農兵蘇維埃。給蔣介石以錢、軍火，甚至往蔣介石頭頂罩上革命的光環，將蔣介石武裝到牙齒，對待蔣介石右派的向中共進攻，則是退讓、退讓再退讓。對待中共和工農群眾則是另一種態度，甚至要求在贈送給蔣介石的軍火中抽幾條槍武裝農民都不答應；當上海要反擊蔣介石反革命進攻時，莫斯科來電，命令要工人把槍藏起來，避免和蔣介石的軍隊發生衝突。所以由此種種，到頭來，中國共產黨和革命工農，只有束手待斃。

這也許是歷史的宿命。在中國的歷史特點：戰爭、武裝鬥爭建立王朝，以軍隊的拼搏取得統治，毛澤東後來也走上武裝、以軍隊拼搏獲取政權的道路。他不是從馬克思主義經典中或十月革命的炮聲中獲得信息，取得教益，也許是從二十四史中學到的，但也是逼出來的，逼上梁山。這也有歷史的機遇，適值有一次抗日戰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

毛澤東的軍事路線是勝利了，蔣介石被趕至台灣，中國的民主任務也完成了，

中國革命勝利後，槍桿裡出政權，好像成了真理，世界一些落後地區的共產黨，紛紛向中國學習，採取武裝鬥爭的模式。這也是賈教授之所以認為“陳獨秀一念之差，建黨初期對武裝建設的缺失”的根本原因。

縱觀歷史，這槍桿子出來的政權，也有其歷史的後遺症，這也是有目共睹的，人們心知肚明的。這裡就不贅述了。

2010年3目1日寫於蛙嗚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