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社會主義真締

金權民主還是勞權民主 ──兼論大陸修憲

金權民主還是勞權民主──兼論大陸修憲

劉宇凡

(轉載自<紅鼴鼠>)

1989年柏林圍牆崩潰後,一種流行的意見認為,歷史已終結於自由主義﹔市場經濟加代議民主,而不是什麽共產主義──這就是所有國家必由之路。一時間這種見解好像很有事實根據。蘇聯、東歐「改邪歸正」;原來屬於獨裁政制的資本主義國家,從南韓到南非、印尼,也一一「正常化」,變為代議民主國家。中港台三地中,台灣已經走完這條路,香港還在途中,而大陸還沒開始。雖然沒開始,大陸的自由派正在推動著同一個方向,而且初有成效,成功遊說中共修憲,把「保護人權」和「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兩條入憲[1]。在他們眼中,私產權同時是民主和市場經濟的基礎。劉曉波說,「私產權的入憲保護,雖不是政治民主化的充份條件,卻是必要條件。」「完善的產權制度……是政府權力退出市場的先決制度條件,有利於健全市場的發育和獨立的民間社會的培育。」[2]

早衰的代議民主

不過,所有這些後起的代議民主國家,一個個像患了早衰症那樣,未經過青壯年便已衰老朽壞。南韓「民主化」以來,從總統到議員都不斷鬧出貪污醜聞。台灣的情況也好不到哪裡。對,現在政府是人民選舉出來的。但試問人民又有多少選擇?選出來的政府,又有幾個認真解決了失業問題?相反,那些資產階級政府只有帶頭私有化和裁員減薪,它們也沒有一個不大搞黑金政治,買票賣票,貪污腐化,而且最擅長說一套做一套。陳水扁從堅決反核到跳票,人民又能怎樣?

這個現象決非晚起的代議制國家特有,而是所有奉行代議民主的資本主義國家共有。在歐美等老牌代議民主國家,雖然貪污程度可能較低,但是勞動人民選來選去,還是選爛蘋果,所以越來越多人乾脆懶得去投票。美國投票率長期只有一半;西歐國家的投票率在過去廿年也不斷下降。決不是幾條甚麼「陽光政策」,幾個「反貪清官」能夠解決上述所有問題的。

「一人一票,選出政府」,多麼符合平等原則呀。問題是,不論貧富,人人都應享有參選權、投票權──這是一回事;多少人能實際運用這些權利,就是另一回事了。要做到前者,只須立法就成,要做到後者,所需要的條件多很多,需要金錢,需要許多物質條件,而在貧富懸殊的情況下,當然是富人比窮人無比地有利得多,票人人可投,但參選卻不,因為參選需要很多很多的錢。結果能夠有效參選的一定是資產階級政黨,或者是資產階級化的工黨。結果選出來的政府,當然沒有幾個真正為普羅大眾服務。

即使工商界自己不出來參選,它也可以通過捐助政黨的方法間接支配政黨。在美國金錢的力量更大到變成同人一樣享有人權。美國最高法院在1976年判決,任何人都無權限制大公司的政治獻金,理由是按照法律,公司是「虛擬法人」,因此公司應同人一樣享有言論自由,而政治獻金就是公司行使言論自由的一種方式。

大眾傳媒由財閥壟斷的情形日益嚴重。八十年代的美國傳媒,大概五十間大公司壟斷了大眾傳媒;到了九十年代末,剩下不足十間了[3]。香港免費電視長期由兩大公司控制;工人階級連發出自己的聲音也難於登天,遑論有效參選了。而財閥辦傳媒不是為了促進民主,而是為了發財,因此節目要吸引最大量觀眾,迎合最落後的品味﹔在競相比賤的邏輯下,製作的節目商業價值高,但人文或藝術價值極低。即使製作政治及社會議題,也往往偏狹得很,首先就不能得罪財閥。大眾傳媒從一種可以是很好的民主教育工具變成愚民工具。

在大選時期,由於資產階級壟斷了傳媒,所以議題總是從真正重大的問題轉移視線到次要甚至完全是杜撰的問題。資產階級各派之間不會辯論:為甚麼不對那些既賺大錢又裁員的大公司實行制裁?不,他們決不爭辯這些,而總是轉移視線到:應否先找聯合國批准,才攻打伊拉克(彷彿批准了就有理由侵略別人似的)?支持還是反對台灣優先?支持還是反對自由化?(「自由」啊,你能反對嗎?)有些天真的「清流」以為勸幾句不要駡街便成;他們不知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這一切都是資本主義民主必然產生的毒瘤。這些資產階級政黨之間根本沒有重大分歧,不比爛駡街,能各顯特色,騙取選票嗎?

這種政體形式上是全民民主,實質上是金權民主,即資產階級民主,因為它讓資產階級通過金錢力量實際支配了政府權力。

一元一票抵銷一人一票

自由派說市場經濟是代議民主的最佳配搭,因為市場經濟最能保障個人自由和資源最佳配置。誰的自由?人的自由嗎?不,是金錢力量的自由。早就有人指出,資本主義市場[4]可說是一種「一元一票」的制度,誰錢多誰講話大聲。經濟學家愛說,市場機制讓資本家乖乖迎合消費者的需要。對啊,如果你有錢的話;所以經濟學研究的不是什麼人的需要,只是「有效需求」,即身上有錢的消費者。1998年世界上最富有的225個富豪,共擁有一萬億美元,在市場上等於每人有44億票。同時有13億窮人每天只有一美元可花,每人只有一票;至於不名一文的失業者如果不想喝西北風,就只有偷食物而不是買食物了。什麼市場經濟保障個人自由,請問究竟是誰的自由?

資產階級的權力主要還不是消費的能力,而是投資的權力。整個社會生產,千百萬人的就業機會,無數人的衣食住行,莫不仰賴大企業的股東的投資。他們的決策機制也很公平,一股一票!怪不得大企業的小股東(更不用提員工了)往往給大股東隨便宰割。資本主義市場的歷史就是大資本自由吞併小資本的歷史,最後發展為今天的跨國公司,個個富可敵國。什麼「小政府,大市場」,不如說是「小政府,大企業」──政府只是跨國巨獸的小伙計。1981年法國社會黨的密特朗當選總統,宣佈一個溫和的國有化方案,結果也令資產階級用逃資和罷投資來懲戒它,投資率從以前幾十年平均每年4.4%增長降為密特朗當選頭三年的負1.21%,造成嚴重經濟危機和失業,最後密特朗要投降[5]。廿年後的今天,金融資本更是強大到比所有發達國家的中央銀行儲備還要多許多的地步,所以不僅可以像過去一樣用拋售或拒買公債的方式要脅政府,而且可以拋售一國貨幣來迫降政府。

相比之下,勞動階級有甚麼經濟權力?佛利民之流反覆強調工人有選擇僱主的「自由」。然而,把資本與勞動兩個陣營的經濟資源多寡問題略去不談,純粹談「意志自由」,不過是欺人之談。資本家可以等待價格上升才恢復投資和增聘人手,但工人可以慢慢等待工資上升到足夠水平才出賣勞力或腦力嗎?不能。其次,自由派講來講去,只講交換自由;然而,工人同老板的「自由交換」一幌就過去;接下來的每天每時,打工一族都要受富人壓搾盡量多的勞動。[6]下班回家,他們都累得要死,還有什麼餘閒去思想和了解清楚種種政治經濟問題?所以富人有充足資源去實際運用民主權利,而工人不行。1997年英國一項調查顯示,只有2.6%有產者沒有登記為選民,但有38.2%的租人房子住的住戶(這些人通常較窮)從未登記為選民。[7]

市場經濟是代議民主的最佳配搭──對誰最佳呢?西諺云,甲之粱肉,乙之毒藥;對富人有利往往對工人不利。市場經濟的一元一票,足以大大抵銷工人階級名義上所享有的一人一票,使形式上的全民民主變成實際上的資產階級民主。

只要資源基本上由「市場」即資本家主導,只要社會上存在著嚴重的經濟不平等,純粹政治形式上的平等就一定中看不中吃。

人權與私有產權

大陸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私產入憲之後,香港大公報評道:「歡迎這一修改的不單是有錢人。一位長期代理拆遷戶利益的上海錦天城律師事務所律師劉為平說,如果有『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容侵犯』的概念,一些地方政府部門和開發商聯手損害拆遷戶利益時,就不會像現在這樣顯得如此理直氣壯。」[8]劉曉波等自由派當然同官方一個調子:「沒有私產權的保護,即便擁有一座金山,也無法保證財產安全;有了私產權的保護,哪怕只有一片麵包,這片麵包也是安全的。」[9]
多好呀,從大資本家的金山到小民的麵包一體保護!而有了這個保護──劉曉波向我們保證──就已經為民主奠定了「必要條件」,能不快哉?

劉曉波把整個問題二元分割,一邊是強權政府,一邊是「市場」或「民間」;一切壓迫剝奪只來自官府,一切自由交換都來自「市場」或「民間」,其中大資本與小民利益一致,共保私產……你騙誰?大陸的現實是,這邊的官商勾結,化公為私,聯合剝奪另一邊的幾千萬國企工人的就業權利,共謀強搶無數小民的房子。官商之間當然也有分贓不勻的爭執,而且私人資本的髒手常給官府的髒脚踩住,但這個事實不能否定另一個更普遍的事實:大陸官商在剝奪勞動人民方面畢竟利益一致。換個說法,就是:正因為要保護資產階級和官僚的金山,所以千千萬萬小民的麵包和房子要被其吞併。

你以為只有大陸才會有官商共謀剝奪小民財產的事嗎?不。這根本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邏輯,如果各國有分別,只是大陸較為赤裸,而在像香港那樣有成熟的私有產權法律和制度的地區,這種剝奪總是披上「合法」的「自由交換,自由競爭」的外衣。香港的失業者在走投無路下被迫賤賣房子給銀行,菜市場肉販因為被李嘉誠的超級市場擠垮而破產,報販因為被李嘉誠轄下屋苑兼營賣報而關門(這兩方面李嘉誠都得到政府直接或間接的幫助),這一切在自由派眼中都是「合法」的「自由競爭」,然而不管你使用什麼形容詞,那些人的結果同大陸被奪房子的人又有什麼兩樣?香港的肉販和報販不一定讀過劉曉波先生的文章,但他們一定知道李嘉誠的金山很安全,而自己那一片麵包很不安全,所以都曾經發起罷市和堵塞交通的抗議。這些事件足以反映,最「文明」的資本主義不過是文明在用「自由交換」這把軟刀子而不是用硬刀子殺人罷了。怪不得洛克也認為,在「正義的」戰爭中,俘虜用賣身為奴來「交換」不殺之恩,也是符合自由原則的。

對,一談到私產權與民主的關係,就難免談談洛克這位自由派袓師爺。洛克認為天賦人權,而首要人權就是財產權;政府的存在不過是保護私有財產。所以政府必然是有限政府,其權力停止在私產門前;政府的統治,包括稅收,須經人民同意方為合法;不合法的政府人民有革命之權並另立合法政府。

資產階級財產權與勞動人權誓不兩立

但洛克果真是富人的金山和窮人的一片麵包都一體保護嗎?沒有的事!洛克那本《政府論》根本不是寫給所有人看,而是寫給像他的僱主沙夫茨伯里伯爵那樣的資產階級化的地主看的。《政府論》下篇論財產一章,如果稍為細看和對比歷史,就知道他談的不是別的,正是資產階級化的地主所進行的圈地運動;談的財產不是勞動人民或什麼人的財產,而是地主圈佔公有土地和打破農民固有權利後才樹立的私產。洛克承認上帝叫人共有土地,人不應佔有比他能消費較多的財產。但為什麼他又認為像他的伯爵僱主一類人有權化公有地為私有地呢?整章的精神是這樣﹕只要他們化公為私後,僱人經營,「改進」了生產力,那就等於為人類增加而不是減少財富,就有權化公為私。[10]洛克是實至名歸的資產階級思想家。之前沒有一個剝削階級像資產階級那樣著迷於「提高生產力」並從中發財。獲得洛克提供思想武裝之後,資產階級更為全力化公為私,直至把英國幾乎所有自耕農民變成失去生產手段的工人為止。

大陸自由派郭羅基說:「所有權…就是法律規定自己自由地佔有、使用、處置自己的財產,排除非財產所有者干涉、侵害的權利」[11]

在前資本主義的歐洲,並不存在郭羅基所說的那種絕對排他的財產觀。加拿大名學者麥克法森指出,當時的私有財產觀主要是從物獲得收益之權,而不是對物的絕對所有權。[12]森林往往是公有。即使是地主的土地,他如果任其拋荒,附近農民有權種植及收割;在已開發地主土地上,農民有通過權,在收穫季節有拾穗權,在收穫後有放牧及採集枯枝之權利。手工場工人有規定的工資和工時,有很多宗教休息日,有拿走工場中的邊角料的權利。所有這些權利都是百千年習俗所規定。十六世紀開始崛起的英國商業化地主才逐步打破這些習俗,毀滅公有地和小農權利,然後才建立起絕對排他的資產階級財產權。劉曉波把資產階級財產與小民財產看成利益一致,根本是夢囈。

壟斷資本主義越發展,對壟斷財團的大股東們的財產的保護就變得越來越絕對,而對公共財富及對小股東、小存戶、小商人、小業主、普通消費者以至工人的財產的保護就變得越來越相對,越來越少。新的知識產權法和電訊法把許多原先屬於公共範疇的東西(例如生物—-包括人—–的基因、各民族的植物及礦物知識、無綫頻道),現在都變成跨國公司的私產;你花幾塊錢買一個麵包,可以自由處置它;但你花幾千元買微軟軟件,連真正的所有權都沒有,只有有限的使用權[13]。你在香港一個私人屋苑買下一個房子,但是若大業主或市區重建局要收購你的房子,你不能拒絕[14];若電訊公司來你的屋苑安裝線路,你的業主立案法團連拒絕也不行;拒絕的話可以被電訊公司告上法庭。

資產階級財產權更一直同勞動人權嚴重對立。早期資本家根本不承認工人結社權,理由是它妨礙「商業自由」。雖然工人運動後來迫使資本家承認結社權,但是基本矛盾依然存在。1939年美國農業企業家協會入禀法庭要求禁止出版史坦培克著名小說《憤怒的葡萄》,理由是小說煽動農民反對他們。如果說西方工人的人權稍多保障,那主要是工人鬥爭的結果。常常出現這種情況﹕一旦鬥爭減少,他們的人權就倒退。1946年,正當美國勞工運動非常高漲時,有工會在僱主的購物商場前示威,僱主控吿工會侵犯私有財產,但最後被判敗訴。法官判詞說商場旣然開放給公眾使用,其財產權就要受他人的公民權的限制;三十年後的1976年,當工運陷於低潮時,最高法院在同類型官司中竟判工會敗訴。[15]

洛克說人的勞動就是他的最大財產[16]。他有意忽略應有的下文︰勞動須要有勞動手段和勞動對象,也就是馬克思所謂生產資料,否則勞動者的勞動一文不值,連自己也養不活。而資本主義的起點正是通過剝奪農民去製造一大批沒有生產資料、只有自己雙手的無產階級。洛克忽略上述下文,是因為他要接上資產階級的下文︰無產階級可以給資產階級打工來過活。所以他才強調,英國一個粗工的生活過得比擁有無數土地的印第安人還好。潛台詞就是說,你們何必懷戀自己的小片土地呢?你們的財產雖然給我吞掉,但你們給我打工不是更好嗎?(這種話,今天大陸資產階級不是一樣講給農民聽嗎?)只是這些士紳沒有告訴你,即使工人的吃穿比自耕農好,但自耕農不會因失業而餓死,而工人却會;自耕農的工作節奏是自主的,而工人却要「讓人家鞣」(馬克思語)。所以普魯東才說財產是盜竊,馬克思才說資產階級財產權就是對勞動的支配權。

誠如麥克法森指出,洛克的財產論及有限政府論,說穿了就是資產階級在一個自律而有限的政府下無限地積累財富、發展私產的權利,無限地剝削地球資源和人類的權利。所以盡管以後工人階級經過長期鬥爭獲得普選權,但是因為同時資產階級私產權也在逐漸擴大,幾乎佔光了全球一切主要的生產資料,成為現代巨獸,而政府越來越「有限」,所以普選權也日益徒具形式。

消滅資產者私有制,建設生產者的共有制

如果說資本主義曾經有過歷史進步性,其中一面就是在毀滅小私有主的過程中建立起社會化大生產,和與之相適應的所有權與管理權分離的現代股份有限公司。而後者的出現,說明私有制已經開始走向自己的反面,所謂「私人財產」的界線越來越模糊,日益具有社會性。斯密不支持股份公司,因為經理支配的是「別人的錢」,而不是自己的錢,決不會全心全意經營。然而,今天資本主義大老板們,支配的大部份金錢正正是「別人的錢」:只佔10%股權的大股東往往就能實際控制企業;各種基金的經理人支配的是無數打工一族的退休金、棺材本、醫療費、儲蓄。這種使用「別人的錢」的制度,不僅往往損害千百萬人的財產,而且盲目的競相發財不斷造成週期性經濟危機。在這種危機中,資產階級私有制與社會化大生產的矛盾與荒唐達到高峰。一邊是大批閒置的生產資料及其資金形態,另一邊是大批閒置的勞動力。是什麼妨礙著勞動同生產資料的結合?是什麼妨礙社會生產正常進行?就是資產階級私有制。資產階級的發財需要,就像為社會生產套上拘束衣一樣,凡是無助其發財的,任憑生產設備閒置,任憑幾千萬幾億人失業,它也在所不惜。這是對生產力和人的破壞而不是促進。所以,即使按照洛克原意,當代資產階級的歷史合理性也早已消失了,早該退出歷史舞台了。必須打破資產階級私有制的拘束衣,才能根本解決勞動與生產資料的分離問題。但勞動人民打破了資產階級私有制,已經不是為了恢復小生產者的私有制,而是為了把社會化大生產收歸社會公有(也就是連財產權也實行社會化),民主經營,消滅貧富懸殊,實現社會經濟上的平等,保證人人有工作和有尊嚴的收入。這時勞動人民仍然是打工,但已經不是為資產階級打工,而是集體為自己打工。

也就是說,除了要實行政治民主之外,也要實行經濟的民主,確保社會和自然的最重要資源的使用和分配,都由全體公民民主決定。如果把世界上一千個最大的基金和一千家最大的跨國公司收歸社會所有,那不過是把社會的財產從幾百個大家族的壟斷資本的手中交回給社會罷了。

有人反駁說,整個經濟體系由社會上千百萬人共同擁有和共同管理,這怎麼可能呢?可能的。因為資本主義已經做到了一大半。資本主義大企業早就是所有權與管理權分開;無論股東有多少萬人,也無論職員有多少,都不妨礙數量少得多的專業經理人負擔日常的管理工作。社會化的企業不過繼續發展這個歷史趨勢罷了。其次,社會化的涵義就是高度的社會自治,意思就是:哪一種經濟決策影響到哪些人,就由哪些人自己進行民主決策。凡是涉及國民經濟的重大戰略的決定,例如定下國民收入中投資和消費的比例,經濟部門的綜合平衡,宏觀調控的基本規則,新經濟部門的發展等等,由於直接影響全部公民,就應當由中央一級民選機構作決定。至於企業,大型的社會化企業,管理權歸工人自治委員會所有,但必須吸收一切利益攸關者參加管理,這包括來自社區、消費者、環保團體等等的代表。社會化企業除了在新的投資上需要同整個行業以至中央機構商量協調之外,在日常管理上應享有高度的自主性;中小型的企業則盡量鼓勵職員創辦合作社,並享有比社會化企業更大的自主權。社會上各種經濟實體,在內部盡量實行民主管理,而彼此之間則盡量通過民選政府、計劃協調和市場機制三大元素來協同發展。這是一種經濟戰略適度集中,經營管理盡量分散;大民主和不同層次的小民主互相配合的社會自治。根本不會出現那種千百萬人一起去管理企業的荒唐現象。

生產資料所有權的社會化與私有化的比較是雲泥之別,而且也比過去的所謂國有化優勝很多。過去的東西方兩大陣營的國有化,正正因為沒有同時實行政治和經濟的民主,所以國有企業就像國家機器一樣、根本不受人民監督,因此不是變成準商業機構,就是變成官營,即使它有時比私有化稍為有利於普羅大眾,但畢竟變成特權階層的禁臠,所以難免腐化。

這種勞動民主怎樣同普選制結合,這可以從長計議。可以有各種方式;每個國家也不盡相同。有些社會主義學者認為可以實行兩院制,「生產者民主」掌握社會經濟管理權,而由各區普選產生的「消費者民主」則促進消費者權益,兼負促進社區、文化、教育、藝術、醫療等建設。[17]這個問題可以慢慢探討。不管怎樣,總之勞動人民需要的不是那種形式民主,而是形式與內容兼備、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並舉的勞權民主。只有這種勞權民主才能真正解放勞動人民。

資產階級並非人權先驅

自由派的理論今天能在兩岸三地流行,原因不在其科學性,而是在於其階級性。但這不是唯一原因。第二個重要原因是毛澤東時代中共打著馬克思主義旗號做盡了毀滅個人自由和小農財產的壞事,驅使許多人在文革後為求自由、轉而擁抱自由派。有些崇毛反對派至今還是像死硬斯大林派那樣把人權、普選制、民主和法治隨便打上資產階級印記,然後全盤否定,還硬說這最符合馬克思主義,只會驅趕更多有自由民主思想的青年人進自由派陣營。

我們不能在此詳談馬克思主義人權觀,只限於指出:把人權觀看成純粹資產階級性,根本是錯誤的。且不說,即使你能證明某某東西是資產階級特有,你也不能用全盤否定代替具體分析。會計制度能夠全盤否定嗎?社會主義就不用會計嗎?社會主義真的能夠像當年毛派那樣主張「只算政治帳,不算經濟帳」嗎?其次,從歷史看,人權思想既不是資產階級發明,也不是他們最熱心支持,相反,他們還抗拒過呢。

天賦人權論的產生,當然同文藝復興時代的bourgeoisie很有關係。但這個bourgeoisie,不是資產階級,而是市民階級,當中既有大商人,也有小工匠。在很長時間裏,主張天賦人權論的人不一定就主張建立資產階級財產權。有時相反。「人權」論第一次受到階級鬥爭考驗發生在英國十七世紀的內戰。克倫威爾為代表的新興商業化地主在打倒國王之後,革命陣營迅速分化,出現以下級軍官和士兵為基礎的平等派,反對克倫威爾。接著就發生有名的「帕特尼[18]辯論」。在辯論中,誰引用天賦人權說來堅持普選權(當然是男性普選權)?誰堅決反對有產者才應享有選舉權論?誰堅持人權先於財產權?統統是平等派。誰主張相反的東西?統統是資產階級化地主的代表。

平等派一位下級軍官色斯比(Sexby)說﹕

「我們成千上萬士兵都冒了生命危險﹔我們在王國中只有很少財產,然而我們生而擁有(選舉)權利。」

芮因波格(Rainborough)說:

「我認為英國最窮的人同最偉大的人一樣有活要過,所以,先生們,我認為一個人若要在政府統治下過活,這個政府首先要求得他的同意。如果他沒有自己的參與,那麼英國最窮的人都不能在嚴格意義上受這個政府約束。」

克倫威爾的女婿埃爾頓(Ireton)回答:

選舉權只應限於有產者,因為只有有產者才在社會「有固定的利益」,不像窮人一樣「可以隨時離開」。若民主權利植根於人而非財產,若它賦予一切人,那豈不是說,「人人為求其生存都有權染指別人的財產?他們豈非可以看見什麼東西都視為有權分享,不論是肉、酒、衣服,都可以拿走使用以求生存?」那麼,任何財產所有權還有什麼保障可言?這些天賦權利還有什麼界限可言?「我很高興誰能告訴我界限何在,你們會止步於何處並拿走所有財產。」[19]

其實平等派沒有像比它激進的掘地派那樣主張消滅私有財產;可是他們也並不像克倫威爾那樣把他們的財產權置於人權之上,而是相反。

直到克倫威爾壓碎了平等派,再經歷後來的「光榮革命」,資產階級化的地主坐穩了江山,那時候洛克才不再害怕天賦人權觀和政府統治須得人民同意論,相反還將之收編過來,重新解釋,在內部顛覆了本來激進的理論。政府統治須得人民同意──對呀,不過同意不一定須由投票表達,你不離開英國本身已代表你默認了政府的合法性;須得人民同意──但國會本身就是「同意」的化身,即使國會只由我們有產者選舉產生。「人權」,好呀!不過,何謂人權?不止是生命權,生存權,而且首先是財產權!連政府也該在人權,不,在資產階級財產權面前哈腰禮拜。

馬克思主義不否定人權

明白了這段「人權」公案,就較容易弄清楚馬克思主義對人權的立場。就像一切意識形態一樣,自由主義人權論不是在真空中發展,而是在社會物質利益之間的鬥爭中發展,往往在過程中吸收了被壓迫階級的進步思想,部份地為了閹割後者,部份地也承繼了它。[20]馬克思主義在對待自由主義人權論的時候,必須去蕪存菁,而不是在倒髒水的時候連嬰兒也倒掉。不,只該把資產階級財產權的髒水倒掉,但要把人權的嬰兒留下,更要用勞權民主的奶餵大他。人權來自上天──這個關於來源的理論我們當然不必照單全收;事實上許多當代自由主義者也不再沿用這種說法。但不論來源,「人是最可寶貴的」,每一個人都是自主自為的,政府的統治必須以尊重個人權利為前提;這些中心思想我們馬克思主義必須堅持到底;堅決反對斯大林派(或某些極左派)假借馬列之名來取消這些寶貴權利。馬克思主義所謂「消滅私有制」,決不是消滅小農或者小工匠的財產,也不是消滅任何供消費使用的個人財產,而只是消滅資產階級對生產資料的私有權。五六十年代大陸所進行的人民公社化和「割資本主義尾巴」等鬧劇,代表的只是馬克思主義的反面,是篡奪了工人權力的官僚集團的專制主義而已[21]。

對於代議政制或所謂「資產階級民主」的看法也是這樣。我們不能全盤否定,只能批判地去蕪存菁。不是把全套「代議民主」丟進垃圾筒,而是將勞動民主的本質注入形式民主之中。當然不是說一切像舊瓶新酒。我們肯定要對形式也大為改革,特別要按照巴黎公社原則改革。但不論怎樣改,都是改進它而非完全丟棄。如果否定,也是從它不夠民主的角度去否定,而不是說資產階級才講民主,我們工人階級不必講民主。最具革命性的改變,不是發生在民主形式上,而在民主的勞動內容上。正如羅莎.盧森堡說:

「我們始終把資產階級民主制的社會內核同它的政治形式區別開來,我們始終揭露形式上的平等和自由的甜蜜外殼所掩蓋著的社會不平等和不自由的酸澀內核──不是為了拋棄這個外殼,而是為了激勵工人階級,叫他們不要滿足於外殼,相反要去奪取政權,以便用新的社會內容去充實這一外殼。」[22]

洛克的不肖門徒

「奪取政權,以便用新的社會內容去充實這一外殼」──說得多好!而且不多不少,這種革命精神若干程度上要追溯到洛克;洛克本人不是反覆說,「當統治者濫用權力,用它來破壞而不是保護人民的財產的時候,人民有時可以反抗」嗎?[23]有種,洛克!你至少比今天大陸上的徒子徒孫有種得多。你看劉曉波,一面哭叫官府怎樣剝奪人民財產,一面卻教訓人民不要反抗,不要革命,說革命「反而造成舊制度的惡性循環」,雖然明知道「通過修憲來保護私產權,的確對強勢的權貴集團最有利」,但是人民反正只能「敦促政府和暴富階層尊重廣大弱勢群體的利益訴求」[24]……。這是什麼話?只能是奴才話。洛克如果地下有知,也一定搖頭嘆息,為什麼當代大陸自由派,會墮落到把自由主義去菁存蕪,做專制權貴幫閒的地步。我們相反,要繼承而非拋棄早期自由主義這種革命精神。唯有這樣,才有可能把勞動民主爭到手。

2004年2月7日

[1] 中國人大常委會在2003年十二月底通過了上述憲法修改草案。
[2] 〈保護私產—修憲與反修憲之爭〉,2003年“憲政論衡”網站。
[3] Corporate Media and the threat to democracy, by Robert N. McChesney , the Open Media pamphlet series, 1997,U.S.A. P.18
[4] 本文使用「市場」或市場經濟時,僅指資本主義市場,不包括其他經濟形態下的市場;所否定的只是資本主義市場,而不是任何一種市場。
[5] The no-nonsense guide to democracy ,by Richard Swift ,Verso 2002,P.62
[6]「實現勞動力的買賣的商品流通領域,確實是天賦人權的真正樂園。……一旦離開這個簡單流通領域,……就會看到,我們劇中人的面貌已經起了某些變化。原來的貨幣所有者成了資本家,昂首前行;勞動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勞動者,尾隨於後。一個笑容滿面,雄心勃勃﹔一個戰戰兢兢,畏縮不前,像在市場上出賣了自己的皮一樣,只有一個前途──讓人家鞣。」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章末。
[7] 同註5,21頁。
[8]〈中國第四次修憲的非同尋常之處〉,香港大公報,2003年12月28日。
[9] 同註2
[10]關於洛克「改進」生產力論,請參考Political theory & the rise of capitalism 1509-1688, by Ellen Meiksins Wood and Neal Wood, New York University, 1997, Chapter 6.
[11] 〈法律和所有權、所有制〉,爭鳴網址
[12] Democratic theory: Essays in Retrieval, C.B.Macpherson, Clarendon Press, Oxford, l973, ChapterVI.
[13] 軟件版權只屬於公司,屬於買者。但從頭起就有人質疑,軟件使用的只是「數學語言」而非一般意義上的語言,所以不該列入版權法並受其保護。其最終列入實在是跨國公司的陽謀。
[14] 1999年成立的市區重建局比原來的土地開發公司可以更容易趕走小業主﹔私人發展商則可引用<土地為重新發展而強制拍賣>一條來強制收購或拍賣小業主房子。
[15] Censorship, INC., —– The Corporate threat to free speech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Lawrence Soley,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2002, Preface and chapter 6.
[16] 對洛克所謂財產來自「勞動」說的批評,請參看筆者〈中國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危機〉一文。先驅季刊58期,2000年冬季號。
[17] 參閱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oicalism, by Branke Horvet。大陸中譯本《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一種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理論》,勃朗科.霍爾瓦特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暗中有刪節。Whose Millennium? By Daniel Singer, 大陸中譯本《誰的千禧年》,丹尼爾.辛格,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
[18] 地名,在倫敦附近
[19] 同注10,E.M. Wood & Neal Wood, P.84-87
[20] 所以自由主義也往往也左右之分。像羅爾斯(Rawls)明顯是自由左派,其論說不少仍有參考價值。
[21] 馬克思主義一向支持農業合作化,但堅決反對強迫的合作化。自由派把小農的私產和資產階級的私產都混淆為抽象的「財產」,一概不受政府侵犯,只受市場的「公平競爭」支配——其實只是方便資產階級自由侵吞小生產者的財產罷了。毛派的不同只在於結論上與之相反,要把兩種財產一概打倒,這不過是從反面犯著自由派同樣的理論前提上的錯誤罷了。
[22] 《論俄國革命──書信集》,羅莎.盧森堡,貴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33頁。
[23] 《政府論》,下篇,第229條。
[24] 同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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