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行》之二──礦工的生活

嚴元章

（轉載自主人公）

2003年4月2日：遼寧煤城──阜新

這次到阜新，著重考察了礦工的生存狀況。
先摘引《南方周末》記者于津濤、張向東2003年2月采寫的報道《東北煤城阜新資源枯竭，80萬人的出路何在》中的一段概述：

曾稱“亞洲第一露天礦”的海洲礦因枯竭而破産

阜新，取之“物阜民豐，煥然一新”之意，曾是新中國最早建立的能源工業基地之一。“一五”時期，國家156個重點專案中就有4個能源專案安排在阜新。2000年底，阜新累計生産原煤5.3億噸，用裝載60噸的卡車排列起來，可繞地球4.3周！

該市現有人口80萬。市區有一條幹河叫“細河”，河床將市區分爲兩個不同的世界：河北是行政區和商業區，高樓林立，霓虹閃閃；河南是礦區，煤灰四起，有的平房還是日僞時期建造的“勞工房”。

一城兩重天，以礦產爲主業的城市多見此景。

而1991年以來，隨著礦產枯竭，不僅河南邊沒亮起來，連河北邊也開始衰落。

1991年8月，阜新資源枯竭象開始變得嚴重，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基親自到阜新視察，要求城市醞釀轉型。

2002年2月28日到3月1日，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率國家計委等部門負責人到阜新現場調研。

2003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溫家寶在地下720米深處和礦工們共度除夕夜。這位有著親民形象的新常委對這個城市的現狀非常瞭解和關切，他勸慰和他一起在井下吃餃子的礦工杜榮波說：“別擔心，礦工的生活會好起來的。”

三位國務院領導心系阜新，表明國家對東北重工業基地及能源城市企業改制及城市轉型的關注。

阜新到底如何轉型？這個問題的背後，是全國80個資源枯竭型城市，是東北大片同樣等待轉型的重工業基地。

（一）希望寄託在溫家寶

乘火車從瀋陽到阜新大約需要三個小時，可能很少遊人光顧這裏，車站買不到阜新市的地圖。一位夏利計程車司機要送我去市新華書店購買，說跑市里任何地方五塊錢，不打表，沒商量。

市中心並不像一個要“陷落”的城市，車水馬龍，酒樓飯店林立，廣場中心還矗立著一尊毛主席向街上行人揮手的石雕像。有一道景象頗顯獨特，就是大街小巷的路口處停著一排排待客的人力三輪車，這裏的人管它叫“神牛”。據說全城有一萬多輛，車夫的九成是下崗工人。由於市民和“神牛”的比例大約在60比1，“神牛”超過市場容量，花兩塊錢跑遍全城價錢還可以商量。車夫每天的收入在20元左右，其中的一元錢是必交的日交通管理費。

我拿著地圖走到一排“神牛”旁，想找一位既是下崗工人，家又住在河南邊煤城居民區的車夫。回答說都是下崗工人，但嫌路太遠不想去，疑問我爲什不乘出租車，其中一位姓吳的中年工人聽懂了我的來意情願送我走，說他姑姑就住在煤城礦區。路上他向我解釋：他們肯定不理解你這樣的人去那遠爲什搭五塊錢的計程車，他們不知道你“葫蘆裏賣的什藥”。老吳說他過去當過廠政工幹部，一眼就看出了我的心思。我說他蹬“神牛”人，也變得吹牛了，科級幹部會落得個蹬“神牛”？！他見我不相信，說回頭要好好講給我他的“輝煌歷史”。“神牛”走了半個小時才到達礦工聚居區，時間已經是中午1點半了，我們決定吃口飯再到他姑姑家訪談。在路邊的一家薄餅店，我們要了八個薄餅，一盤涼拌土豆絲，一盤韭菜炒綠豆芽，一盆雞蛋番茄湯，四根綠尖椒，東北的菜碟不小竟只花了8塊錢。我想爲“神牛”叫二兩酒，他說看我是要真心瞭解工人的事，如果願意，晚上可以到他家喝酒，他可以講給我更多工人的事，不嫌棄，還可以住在他家。

老吳姑姑家居住的平房是否就是日僞時期建造的“勞工房”我忘記了問。建築面積26平方米，老兩口和大兒媳一家共住，能夠遮風擋雨但灰暗擁擠，還不如我所見過的山區農民住宅。不過馬上要拆遷，拆遷費每平方米補貼600元，按政策，他們家五口人有權購買70多平方米三室一廳一套樓房。女主人卻並沒有爲此興奮，她說這套房子需要3萬多，除去拆遷補貼款外還差一半多，在哪里整這多錢！所以，老兩口準備到農村買一間房子過退休的日子，至於在城裏上學的孫子和雙雙失業但又不能離開城市的兒媳一家，她說，只能自己想辦法租房子住了，有辦法沒有人願意離開兒孫孤苦伶仃過日子。這位退休前是一家幼稚園的園長，今天談吐間仍不失領導風範的女主人，顯然還有把苦難咽進肚裏的胸懷。她的雙眼患有白內障，去年年底花了3400塊治好了一隻，另一隻因手頭缺錢暫時擱下了。她說，一隻眼睛一兩黃金啊！有一隻眼睛看得見就行了。據她介紹，礦區居民生活都一個樣。

官方的統計資料顯示，阜新礦務局40萬礦工中有20萬下崗，其中還不包括大量已經喪失工作崗位但沒有下崗待遇和稱謂的集體企業職工。這家女主人的兒子兒媳都是集體職工，沒有解除勞動合同補償費（即買斷工齡費），也沒有爲期兩年的下崗工人最低生活費，但阜新市規定，夫妻雙雙下崗失業，有孩子上學的家庭可以取得每月108元的低保費。這一家由於和有退休金的父母共同生活，故低保費被減半發放。阜新市領取低保費的人數量不少，據我遇到過的幾個工人講，這裏存在著官員巧立名目貪占這筆費用的現象，但無法核實。 剛進家門時，老吳問姑姑，表弟（41歲）上哪去了？回答說，不知道爲什錢的事兒，這幾天一直在找他的經理，說要玩命。她說，年輕人沒工作幹，就滋事。她以爲我是北京派來搞調查的，要我最好能向總理報告工人的實際生活情況和她的一點願望，她說，溫家寶當總理了，聽說他很關心工人，本人又吃過不少苦，應該不會忘記阜新工人爲國家做出的貢獻。希望他能解決兩個問題，一個是讓年輕人不要荒廢了，有個奔頭；一個是讓工人能活下去。沈默了一會兒又借丈夫的話說：“等一等看吧！老頭子說的”。

我理解這句話的背後，不單表示對新領導人還要“聽其言，觀其行”。事實上，歷屆政府要員之所以親臨這裏視察，一定認識到阜新産業工人面臨的問題不是孤立的局部的，而是全國400多座資源型城市千百萬産業工人所共同面對的。對工人們來說，問題的關鍵在於國家（不是某個親善的個人而是階級統治的工具）究竟把他們放在一個什樣的位置上來對待。在工人們的思想中有一個解不開的結。礦業資源是國家的，“工人階級是國家的主人也是企業的主人”，爲什在實際生活中，主人會因爲煤炭枯竭而被通通買斷工齡給幾個“身份費”一推了之？買主是誰？在一個共產黨執政的國家，工人怎會落得如此無依無靠無權的地步？

（二）自爲階級還是自在階級

貧困以及因貧困而引致的家庭和社會問題，已經普遍地滲入到了工人的日常生活，並被習慣性地接受了下來。病毒在肌體中擴散，致命的力量還沒有形成。在這裏，至少從現象上看，單個的工人被日常的生存和後代受教育的壓力所迫而無暇顧及其他，現實地承擔起思考這個群體歷史和未來前途的人還沒有從本階級中産生。作爲一個從自爲向自在轉化的階級，組織的經濟條件被剝奪，階級意識被模糊，政治訴求被控制之後，不再能以一個積極主動的力量對社會施加影響，反而是被看作爲潛在的威脅，加速完成向被雇傭勞動者的轉化。

實際上，這種轉化是在雙方不斷地較量中進行的。奴隸因爲曾經是自由民而強烈反抗約束，因爲劇烈的反抗而被戴上枷鎖打上烙印，因爲嚴酷的壓迫而頻仍出現奴隸起義。建國後中國城市工人在國家建設中創造輝煌的同時，本身的社會地位、政治地位、經濟地位也空前提高，勞動者因爲獲得了勞動的權利，並由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政黨來保障而擁有了基本的自由和做人的尊嚴。然而從80年代初憲法取消工人罷工權開始，工人相繼經歷了強制實行勞動合同制，“砸三鐵”（以鐵心腸、鐵面孔、鐵手腕砸掉工人的所謂鐵工資、鐵飯碗、鐵交椅），“優化組合”，拖欠工資；90年代開始“減員增效”，下崗分流；企業關、停、並、轉，職工交由私人老闆託管直到“身份買斷，徹底滾蛋”一系列漸次嚴酷的政策迫使大量工人喪失勞動崗位。在崗工人被迫接受削減各種福利、低微的工資和不斷惡化的勞動條件，相互之間崗位競爭加劇，導致工人凝結力消弱，至此，工人作爲一個階級幾乎失去了一切抗衡和自救的手段和能力。期間，工人們逐廠爭鬥過，但卻被輕而易舉地從一個産業接著一個産業中逐出，節節敗退，終成散兵遊勇。企求有産者的仁慈和官府的公道屢遭失敗後，他們才明白原來這是一對孿生兄弟。聯合的願望因爲鬥爭的需要加強了，但階級的訴求還不是通過獨立的旗幟鮮明的行動，而是透過各階層民混雜的呼聲呈現出來──反貪官，求生存，要公正就成了這個群體當前拯救自己的基本訴願。到了遼陽我們就會對這一點有更具體的認識。

然而，要使曾經當家作主的人向馴服的雇傭勞動者形態轉化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需要做好三個環節的工作。一是輿論上切斷工人當前所處困境與現政權路線政策之間的因果關係，妖魔化歷史，貶損其精神支柱，歪曲其鬥爭和解放的理論；二是經濟上加速完成“兩個置換”（職工身份置換即解除勞動合同買斷工齡和企業財産置換即巧立名目的股份私有化），“明晰産權”，明晰雇傭勞動身份，結束對峙狀態；第三，爲雇傭勞動者提供一定數量的可供競爭的崗位，和一定數量的維持他們生命存在的最低生活保障費，維繫社會穩定，資本市場安全有序。

我們回過頭來再說阜新。

18年前，即1985年12月12日，在阜新市委向遼寧省省委遞交的一份報告中這樣寫到：“煤炭企業都有一個‘建設─發展─萎縮─報廢’的過程，按照這一規律，阜新礦務局在20年後，就將進入萎縮期。在今後20年間，我們如果不能迅速地把其他工業發展起來，20年後，阜新將發生更嚴重的困難。

“前30年，阜新形成了單一的煤電工業城市，是我們工作上的第一次重大失誤，如果在今後20年內不把其他工業發展起來，就將是我們的第二次重大失誤，後果將不堪設想……。”

《南方周末》的記者評論說“‘20年後’就是2005年，現在離2005年還有兩年時間，阜新的其他工業不僅沒有發展起來，而且與其他發達城市相比距離卻是越拉越大，其中的原因不能不令人深思。

建國初期把阜新建成‘單一的煤電工業城市’決策是主要的原因，而說這是當時的工作失誤其實有失公允，因爲當時有自己的歷史原因：‘一五’、‘二五’時期，國家基礎建設百廢待興，急需能源和煤炭，再加上由於當時受蘇聯模式的影響，阜新、撫順和鞍山等能源基地建設之初，就沒考慮綜合發展，也沒考慮資源枯竭問題。”

把原因歸咎於歷史，把希望寄託於市場。記者寫到：

“在2001年12月28日召開的國務院辦公會議上，阜新被確定爲全國資源枯竭型城市經濟轉型試點：重點發展第一、三産業，形成以現代農業爲基礎，第二、三産業有機融合的新格局。

阜新現任市委書記王瓊則把推動阜新經濟轉型用這樣20字方針來概括：自力更生，龍頭牽動，科技支撐，民營爲主，市場運作。”

一個會議又一個方針，一個官僚作風又一個市場迷信，阜新再次轉進了迷魂陣。

動物有遷徙，工業有佈局。如果把今天工人的處境歸罪於“單一的煤電工業城市”建設、“受蘇聯模式的影響”，那，在市場崇拜的今天，政府主導建設中關村矽谷城、建設全國大大小小的開發區又該做何解釋？衰落的美國加州矽谷總不是計劃經濟的産物吧！忘記歷史是背叛，歪曲歷史目的恐怕在於翻案。

在回瀋陽的火車上遇到一位同行的阜新市中層幹部，他的解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說，阜新的問題是兩個時代共同造成的，是一鍋夾生飯。假若按毛時代的做法，就會根據開採進度調整人員定額，轉移富餘人員到新的開發地；就不會有私人煤窯濫挖濫采，破壞煤層，導致煤源迅速枯竭；就不會有煤炭大量低價出口，承包礦井之間惡性競爭，最終導致兩敗俱傷；把相互協作的生産各部門像農村分田到戶一樣搞單幹是産生今天一切問題的根源。如果像日僞時期，只有資本家和勞工，礦井枯竭了也就鳥獸散了，不會有下崗失業問題存在，也就沒有共産黨的事兒了。後面的話顯然是工人的情緒話了。

實際上，阜新就是個由特大型國有企業形成的城市，它“淪陷”的原因和面對的困難與其他國有企業在本質上沒有什區別。“兩個置換”過程中發生的官員舞弊和衝突事件同其他“改制”地區和單位一樣普遍。

按照2001年國務院辦公會議關於阜新經濟轉型要“以現代農業爲基礎”的指示精神和阜新市委確立的“民營爲主，市場運作”方針，其中一個“現代農業”（就是日光溫室種植）示範區選在了市郊的鹼巴拉荒村（注意這是以地貌特徵命名的行政村名），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小村莊一夜之間便成了阜新經濟轉型的亮點，成了阜新官員上呈中央下蒙百姓的“下崗職工再就業示範區”了。在我到達示範區之前，遼寧省省長薄熙來一行官員剛剛視察過這裏。我問一對下崗後舍家來這裏承包溫棚培植蘑菇的中年夫婦對前途是否有信心，他們說，第一年，還沒有收成，不好把握。但表示，這是政府的形象工程，不會讓自己垮的。的確，收成未見，“形象”已經出去了。

《南方周末》記者報道：“2002年8月，某媒體一篇《阜新轉型：十萬工人變農民》的報道在網上廣泛流傳，並引起軒然大波，許多人對阜新轉型提出質疑：十萬産業工人回到農村種地，且不說和農民爭地，是不是逆城市化而動，一夜退回解放前？阜新的轉型是不是又走了彎路？”。

儘管後來經瞭解爲不實報道，但也沒有人出面爲礦工挽回聲譽。

示範區是由鹼巴拉荒村與政府合作建設，村裏出土地，政府出資金，採用公司加農戶的生産方式運作。共在近千畝土地上建有500多棟日光溫室，每個溫棚占地約一畝，公司投資的溫棚建設費約3萬，連同提供的香菇菌、培養基等生産資料1.4萬共5萬，産品由公司統購統銷，農戶不得私自在市場上銷售。承包戶不限於下崗工人，只要每年向公司上繳3000租讓費者均可承包。另一種方式是，只租用溫棚使用，生産投資、種植品種、産品銷售均由自己負責。後者因需要部分投資並存在較大風險，較少有人選擇。

示範區中有大約200名下崗或失業的礦工，占全市20萬下崗工人的千分之一。我到達這裏時香菇還沒有培養出來，農戶把準備了近一年的數千個香菇培植袋剛剛上了架，所以不知道收成究竟如何。我們估算了一下，如果不出現壓價收購，正常情況下兩個勞力一個溫棚，一年獲利（未扣除勞力支出）約爲8000元，即示範區的年薪爲4000元。

這裏的下崗礦工並不情願多講給我什。呈現在他們臉上的表情除了無奈還是無奈。的確，事已至此，面對現實還需要多講什？追溯到其父輩，也許概出身於農民，但是，他們卻完全是在大機器旁成長起來的現代工人，今天又要回到小作坊生産（比起刀耕火種的確是“現代農業”），這是一種什樣的輪回，號稱“代表先進生産力發展方向”的黨的掌們人將怎樣解釋自己階級隊伍的與時俱退？新時代的上山下鄉運動嗎？

在前面提到的一對夫婦家徒四壁的臥室（他們原來的家因爲塌陷掉進了地層下）兼工作室的牆上，懸挂著一幅鑲在鏡框裏並有些發舊的毛澤東標準像。我問他們爲什不供奉一尊財神爺保佑自己發財呢。丈夫的回答是：“我們信人不信神，我就是喜歡毛主席、崇拜毛主席，看著他我就有活下去的信心”。也許有一幅《毛主席去安源》的畫像挂在這裏更切當些。行文至此，我想起了97年在四川江油長城特鋼廠調研時和一位30歲左右的年輕工人的對話。我們對毛澤東以及那個時代有不少的共同語言，在談興正濃時我突然刁難他：“毛主席也犯過不少錯誤”。他愣了一下，脫口回擊我說：“毛主席犯了錯誤也是爲了窮人犯的”。這是最鮮明的階級立場！這個答案一直影響著我對工人問題的考察和研究。 報告結束時，我要給大家說兩句“神牛”老吳。他是個非常豁達的人，有著工人階級大公無私的一般品質。在阜新的兩天裏，他蹬著“神牛”帶我到處跑，講給我他曾有過的輝煌成就，這些年的苦難和打算了很久要幹成的一件“大事”──應“神牛”們的要求成立一個“阜新神牛協會”，把一萬多“神牛”的事務管理起來並發揮互助協作的功能，也希望我能協助他做成這件事。回來後還接到了他的問候電話，希望我在“非典”的北京過得安全。但留給我更深刻印象的是他說的話：

“我下鄉、我當兵都是毛主席要培養我們當接班人，結果，他死了，我們還在按他的教導繼續工作，結果，我下崗了，我生活困難了。

今天，走毛主席路線的人都在受苦受難，我走了毛主席的路線，沒有投機鑽營，我也在受苦受難。”

同志們，中國千百萬産業工人在艱難地成長著，在經受著一個階級走向成熟前的錘煉。所到之處我們都能發現，那段歷史沈澱在工人頭腦中的東西並沒有被現實中的困苦沖刷掉，反而因此變得更加堅韌了。

2003年5月8日整理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