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宇凡

《先驅》第71期，2004年（春）

在短短五、六年間，香港失業率上升三倍，私營和公營部門輪番減薪裁員。雖然去年經濟恢復了增長，但廣大受薪階級的待遇沒有改善。而特區政府還繼續削減公共開支。普羅大眾從來沒有像今天那樣缺乏安全感。重重危機要求本地社運拿出新思維，可惜到目前為止這樣的新思維還太少。

最近一個包括了廿多個團體的「勞工基層大聯盟」（全球聯陣）提出了四點主張，可算是社運邁進了一小步。這四點包括1.立法規定最低工資及最高工時；2.全民退休保障；3.反對私有化、外判化；4.一人一票普選。

這樣的主張在外國可以說是社運ABC而已。晚到現在才採納，既反映香港社運長期落後於人，也反映殘酷的現實總是迫著人們進步的。

提高社運水平，正視財富再分配

這四點正是目前社運最迫切爭取的主張，它有助於連結公私兩大部門的工人，而且把民主和民生的要求連系起來﹐開始出現了同所謂中產民主派有區別的基層民主派的雛形。

不過，要這種聯合能夠真正鞏固及發展，早晚還需要多邁出幾步。「聯盟」似乎也反對政府削減公共開支，這是對的。但是對另一個直接相關的問題，似乎暫時還沒有確定立場。也就是赤字問題怎樣解決。唐英年就指責民間團體既贊成滅赤、又反對削減公共開支是自相矛盾。這批評有表面上的道理。我們必須及早回答這種攻擊，才不致在以後緊要關頭自亂陣腳。筆者在另文（1）談過，赤字問題本來是小題大做。在這兒我們不妨退一步假設嚴重赤字成了長期問題﹔即使這樣，也沒有理由要削減公共開支。政府要削減公共開支的理由是滅赤「人人有責」。不少專上學生和教師，公務員工會和社福界等團體，常常喝了這種迷湯而不自知，也相信了什麼「滅赤人人有責」，所以許多時候連反對削減同自己界別直接有關的開支也站不穩立場，只求「少削一點」。然而這種妥協立場照例是毫無用處的。既然如此，為什麼不索性反對到底？至於「滅赤人人有責」這類迷湯，我們更要堅拒不喝。滅赤的責任在高官富豪身上，普羅大眾沒有責任！道理很簡單，因為二者最發財，但其稅負卻小得不成比例。政府支出來自稅收，但香港稅制至為不公平，採用了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已經拋棄了的標準稅制：不論年賺幾百億的跨國公司還是年賺十萬的小商店，一律交17.5%的利得稅！這表示越有錢的人交稅越少，反之亦然。既然香港財團一直虧欠了普羅大眾，那麼政府要開源滅赤，自然應該要財團將功補過，增加其稅負，實行累進利得稅及入息稅，而決無絲毫理由要普羅大眾分擔責任。只有社運在這點上統一立場，才能真正鞏固聯合，有力抵抗政府的思想進攻。

「房子焚毀之際還重新佈置家具」

一涉及公共收入和開支，就觸及社會財富的分配與再分配問題，觸及經濟統治權。而恰恰在這個問題上，本地社運特別欠缺宏觀眼光，可說幾乎忘掉社會地思考，一直限於條件反射式的反應（你減薪我反對；你加公屋租金我反對），或者是單議題的抗爭，（有些是簡單「拒絕」建制，對此我們可以不談），總之是一個個問題解決，而無所謂整體地改革社會，也不會針對整個資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的權力結構作出批判和抗爭。這種「忘掉社會」有時令人聯想起戴卓爾的一句話﹕無所謂社會，只有個人。在這方面一些工運或社運中人的思想立場從未超越自由主義，不，從未超越古典自由主義的框框，對「小政府大市場」的原則一直很少主動自覺地反對，對政府干預市場及赤字開支這樣的政策天然戒懼。所以這種社運難免帶有相當的保守性。這就是為什麼從工會到其他社運團體以往很少想到必須規管市場和大企業這個方向。當年不少人反對大銀行對存戶另收服務費，但很少有人要求立法禁止銀行這樣做。婦女團體抽象地反對瘦身行業拚命推銷瘦身，但很少想到可以爭取立法管制行業。而每一步的規管如果要成功，往往又要發展為更高級的管制；反過來，大企業也必然每一步都反撲，所以鬥爭的邏輯早晚要發展為涉及產權的鬥爭：究竟社會有沒有權力干預跨國企業對經濟資源的控制權。關於這一點我們先打住，暫時不談太遠。總之，社會運動不可接受什麼「大市場」的論述。不，資本主義市場必須規管，才可多少保障人權、勞權、婦權，環境等等。

社運內部的思想傾向自非一致，而是萌芽著不同傾向。這包括流行了一段時期的後現代主義。但這種思想「進化」只是擴大了人們的盲點，使之完全輕視經濟和政治分析。這種盲點是中外許多後現代主義者所共有的。一位外國過來人事後反省他們忽略了經濟與階級兩大範疇所帶來的後果：

「於是乎，階級被推下了議事桌，所有重要的經濟研究（企業研究就更別提了）也隨之隱匿。……

這種失敗後來變得棘手無比，因為過去十年來加速行進的經濟趨勢都與世界資源的再分配及階層化有關：包括工作、貨物以及金錢。除了位於企業精英最高層的人，每個人得到的都愈來愈少。

回顧過往，最觸目驚心的就是，當政治正確之政治達到最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的巔峰之際，世界其他地方正在進行非常不一樣的遊戲：有人正在向外張望，擴張疆域。最左翼之進步份子的視野愈來愈小，最後只容得下自身的周遭環境，全球經濟的視野卻愈變愈大，將整個星球都涵納進去。當俄國出現麥當勞、上海出現班尼頓、商標投影到月球上的美夢時，太多社運人士及理論家的政治鏡頭縮得如此之小；除了波斯灣戰爭的短暫時間，外交及經濟政策完全不在他們的雷達偵測範圍內。在北美，甚至連抵制自由貿易的戰爭都完全關乎如何保護美加員工及資源，至於該貿易協定對墨西哥可能造成的影響，抑或其他快速自由化之措施對開發中國家造成的影響，完全不在考慮範圍內。隨著自由貿易的辯論備受漠視，左翼人士更加畫地自限，選擇旁支末節的小事來爭論。這種倒退反映出的是，面對令人怯步的、抽象的全球資本主義時，隨之而生的是更廣泛的政治麻痺感──諷刺得很，對於任何關懷社會正義之未來的人，這些議題本該是刻不容緩的。

在這種新的全球化脈絡中，身分政治的勝利等於是在房子焚毀之際還重新佈置家具。

回首過往，這似乎是蓄意的盲目。將名為政治正確的各種因素合併起來，作為對婦女及民權運動基本的經濟基礎視而不見的理由，進而成功地將一整代的社運份子訓練成熟悉形象的政治，卻忽視行動的政治。假如外星入侵者能昂首闊步走進我們的校園與社區，卻無人出聲挑戰，起碼部份原因在於，當時所流行的政治模式，讓我們許多人無能力處理那些較多關乎所有權、而較少關乎（各種身份的）代表性議題。」（2）

這些話出自Naomi Klein的No logo（中譯本最近由台灣出版，此處譯文有個別修改），也完全適用於本地。這就是為什麼本地社運許多人對於經濟危機的爆發、全球化浪潮、官商的聯合進攻、大財團瘋狂兼併壟斷等一切發生於眼前的大事，幾乎都措手不及，目瞪口呆，而且拿不出對策。不過，只要不是麻木不仁，早晚總會有人像這位加拿大活動家Naomi Klein那樣反思一切的。重視經濟分析不等於「經濟化約論」；重視階級分析也不等於「階級化約論」。不能把社會一切生活都歸因於經濟。這當然是對的。但這不表示資本主義沒有必然的經濟規律。要了解到：資本主義具有某種必然矛盾，這種矛盾使它只能不斷把更多社會、文化、家庭生活都納入其商品化、利潤化過程中，才能為其矛盾開闢道路。了解這種必然性，才能了解到為甚麼跨國公司必須不斷為擴大商機而迫使政府進行私有化，才能了解到甚麼是全球化。了解這種必然性，不是叫大家向它投降；恰恰相反，正是為了向它抗爭。對症才能下藥。一旦對資本主義經濟矛盾有所認識，就知道：這種無限商品化既必然帶來資本剝削自由的無限擴大，那麼到了某一階段，群眾反抗也是必然的。畢竟，同資本的必然性相比，人為了公義和尊嚴而鬥爭的必然性更有力量，因為人的力量一定比金錢的力量大。事實上，世界性的反全球化運動說明反抗已經開始。「不容把世界出售！」的總口號，也是對全球商品化的最好回答。這正是人們發揮主觀能動性去反制資本主義的必然規律的時機。下對了藥就能恢復健康。同樣，也只有深切了解資本主義經濟的矛盾，我們才能把文化、教育、藝術、仁愛精神等等從全球商品化的浪潮中拯救出來。

了解資本主義經濟

最近一位學者提出「零增長」的主張（3），就說明這些學富五車的學者事實對資本主義一竅不通。他的理由是高速增長是「對自然生態和人類精神體質的破壞」。其實必然起破壞作用的不是物質生產的高增長本身（可能破壞，也可能不破壞），而是穿上了商品化、利潤化的拘束衣的資本積累的增長。不過，暫時不談這個吧，只談談零增長怎樣達到。要達到零增長，首先得控制增長。但資本主義之為資本主義，正在於它無法自覺控制自己的增長率，永遠只能在過度擴張（繁榮期）和過度收縮（衰退期）的循環動盪中發展。如果要達到零增長，除非你廢除資本主義，實行計劃經濟。但這明顯不是他的想法，因為在文章中他同工商界一樣關切提高香港的競爭力。然而，他立刻就陷入另一矛盾。要加強競爭力，就必須有更多的經濟增長呀！又要零增長，又要加強競爭力，不就像有人想畫一個方的圓形那樣荒謬嗎？

這些錯誤的根由還是不了解資本主義經濟。缺乏這種認識有時會把好事也變成壞事。例如合作社吧。合作社本身值得發展；也沒有理由要求每一個從事合作社的社員（或每一個單議題運動）都要同時從事改造社會的鬥爭。發生問題的不在於此，而是在其他方面：如果把合作社誇張為「過另類平等生活」的單方獨味，以為在毫不觸動社會經濟權力結構的前提下，只須幾個熱心份子實行自我放逐，做現代魯賓遜，就能脫貧及享受平等生活，這就未免是空想，就像把治療感冒藥當成治癌藥一樣有害。可嘆的是這種空想竟然再發展為甚麼社區貨幣。現在連典型的社區經濟即街市商販也逐步被大超級市場擠垮，如果在這時候你們連小商販也保護不了，又談甚麼發展社區貨幣和社區經濟呢﹖而如果要保護小商販，第一要務就是同大財團作鬥爭。連小商販也知道的道理（他們多次罷市抗議），這些學者卻不知道。其實這也不奇怪，因為這種思想的特點正是沒有絲毫鬥爭性，只顧埋頭參與市場交換及市場競爭，不敢觸動大財團的利益，在這一點上他們不過復制自由派的市場神話而已。

不要忘記階級身份

另一個盲點是把一切重視階級的分析都一概打為「階級化約論」，一概視之為否定了其他各種各樣的「身份」。真正的階級分析不是這樣庸俗偏狹的。在今天，我們尤其要重視階級這種身份，才能鞏固社運的聯合。現在社運之所以嚴重分散零碎，各種抗爭難以整合，一個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各界只知自己直接的身份：下級公務員、教師、社工、清潔工、公屋居民、大學生等等，也只知保衛自己的直接利益，卻很少認識到彼此的共同利益。如果真要鞏固勞工基層聯盟，前提正正是使上述種種直接身份都認識到其實大家有一個更普遍的共同的身份。它不可能是「公民」，因為失之太寬。只有「打工階級」這個「身份」能夠涵蓋（不是代替）上述各種身份。資本主義社會並非只有兩個階級，然而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一切以出賣腦力或體力為生者）總是兩個主要階級，彼此有著對抗利益，這是無法否定的事實。不論國民收入這個餅多大，在利潤與工資兩個部份中，資產階級總是不斷追求擴大利潤那一份，擠壓工資那一份。只要把目光上升到財富分配的層面，就不難看出，只有所有打工仔女團結一致抗爭，才能抵抗資產階級的進攻。

這裡特別需要打破所謂「中產階級」論述。一個有趣現象是人們可以大聲疾呼的談中產階級，卻從來不想提「工人階級」。其實把中小學教師或大學講師視為同工人階級有根本不同利益的「中產階級」根本不符合事實。只要其薪金不足以積累資本，我們就應當承認他們是打工階級，不論他們自己是否承認。他們只是高、中收入的工人階級，而不是什麼「中產階級」。其實，在很多國家，教師、公共醫生和護士同基層工人一樣組織工會和進行罷工，同基層工人一樣反抗管理層的壓迫。香港才會在中高收入僱員和低收入僱員之間出現那麼嚴重的鴻溝甚至人為矛盾，才會出現教協這個教師工會的立法會代表竟然一度同意政府向校工開刀的荒唐現象。民主黨之流大捧中產論述﹐是因為要綁架中高收入的工人階級以壯自己委弱的聲勢﹔有些基層團體大貶這種暗含歧視基層的論述﹐但不能夠分別開綁匪與人質﹐相反真的視為一伙﹐一概視為非我族類。這種否定其實不是有效的否定﹐相反是接受了他們的論述的大前提。

真正的思想出路應當是分別開綁匪與人質﹐把高中收入的僱員同樣視為打工階級﹐不論彼此間有甚麼差異，歸根到底都有基本共同利益。明白這一點，才不致出現現職教師和未來教師（教院學生）互爭飯碗的悲劇。（4）順帶一提，大部份大學生其實也不過是未來的打工族。

我們再說一遍：打造工人階級意識並不等於抹煞其他身份的獨立組織和抗爭（婦女運動、環保運動、消費運動、居民運動等），也不等於否定，在工人階級之中，由於收入高低以及行業區隔而形成的種種局部矛盾。這些矛盾是真實存在的。然而，對社運的挑戰正在於怎樣用長遠的社會及歷史眼光去把握共同的階級利益，那麼種種局部矛盾就有克服消弭的可能。這是艱巨任務，卻方向對頭。分析到底，不論社會上有其他什麼各種身份，「勞動者」（包括腦力和體力）的身份仍然是基礎性的身份，因為說到底，人的生存建基於勞動；社會沒有勞動生產就沒有人類，也就沒有了各種各樣的其他身份。

剛才我們提到過「人的力量一定比金錢的力量大」﹔現在我們必須補充﹕當然不是任何人都有這個能力。這時候我們更須要一點階級分析。資產階級不可能去反制金錢力量，因為他們就是金錢力量的法人代表。城市小資產階級自己往往只希望變成大資本家，所以也不可能堅決地同他們鬥爭。只有工人階級，由於其社會生產上的地位及其利益所在，才有反制金錢力量的潛能。每一次大罷工都說明這一點。

社會運動如果要奪回社會和經濟制度的主導權，同時意味要把自己變成政治運動。什麼叫政治？政治不過是一個社會和經濟生活的集中表現，特別是各階層圍繞財富分配與再分配的鬥爭（或缺乏鬥爭）的集中表現而已。所以，各種具體議題的鬥爭大可繼續關起門孤立奮鬥，可是其成敗得失最後也決定於政治權力結構的鬥爭。放棄從政策及法律去規管大企業，固然難以抗衡資本的進攻。就算這樣做並暫時成功，也不等於長期有效。所謂「徒法不能自行」。法律還要靠人去執行，而在現實的條件下就是由國家機器即不受民主監督的專業官吏執行。所以立了法能否真的貫徹，就說不準了。得準備作長期的政治鬥爭，直至社會徹底民主自治為止，才能夠提供根本的保障。眼下則至少要在今年九月選舉中不再甘心於追隨中產民主派，也不要甘心於消極低制選舉，而是準備推派盡可能多的基層民主派的代表參選以便擴大影響。

本地社運要有發展，就要循名責實，做到社會地思考，政治地行動，把鬥爭方向提高到根本的社會權力結構的改變上，把政治和經濟的權力從官商壟斷中交還人民。要做到這點，就須要大家更努力地了解經濟及階級的結構，而不是相反。

2004年4月2日

註釋：

（1）見本期文章《赤字小題大做，滅赤聲東擊西》

（2）No Logo，台灣中國時報出版社，157-159頁

（3）《非典型的經濟生活》，許寶強。

（4）這方面責任自然首先落在教協身上。它堅持用凍結招聘來保住幾百個超額教師教席，惹來教院學生「違反公平競爭」的批評。這種自相殘殺正中政府下懷。其實教協有足夠實力迫使當局採取小班教學、以便擴大教席的辦法，這樣便能避免內部分化，一致對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