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芳　陳藝謀

《先驅》第67期，2003年（春）

在這些美伊戰爭一觸即發的日子裏，革命工人不但要在無產階級面前揭露帝國主義“人道衛士“面具下的利潤動機，也要回答這樣幾個問題：在幾十年民族解放鬥爭中，伊拉克工農大衆有哪些經驗教訓值得中國無產階級瞭解和吸取；伊執政的“阿拉伯社會主義復興黨“代表誰的利益，它的政治前景怎樣；伊工人階級在保衛家園的戰鬥中，應對本國統治集團採取什麼態度。

共產黨的民族解放路線：先反帝，後反資

20世紀4、50年代，正當阿弗萊克們苦思著如何開闢“與民族文化底蘊相吻合的阿拉伯道路“之時，伊拉克的工農運動進入了風起雲湧的鼎盛階段。普通工農首先關心的是日常生活，而不是抽去內涵的“民族尊嚴“、“民族振興“、“社會主義“或“工人階級政權”等等天外飛仙似的概念。勞苦大衆擺脫慣常的消極沉默而投身政治，總有一個（或幾個）煎熬得全社會難以再忍受的具體原因起著鞭子般的刺激作用。

1956年3月，伊30多個城市群衆上街聲援埃及革命，工人炸斷了石油管道，幾天內各地相繼罷工，軍營出現兵變。當局大開殺戒，勉強恢復了秩序。在所有的鬥爭火線上，都能見到共產黨的身影。二戰後，伊共高舉起打倒英帝殖民統治的大旗，黨員幹部前仆後繼，表現了大無畏犧牲精神，這使它贏得了很多任務農群衆和知識份子的信賴。伊共的致命傷，在於它始終把反帝與建立工人政權看作是兩個不相容的獨立階段。1945年黨的一大通過了名爲《民族憲章》的綱領，它包括了“民族獨立、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建立真正的民主政府、清除外國資本家對伊經濟的壟斷、土改“等內容。但是，伊共卻避而不談在獨立鬥爭中，勞資矛盾會如何變化以及隨之而來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它不肯正視以下疑問：獨立後，弱小的民族資本如何防範帝國主義金融信貸和先進技術的“和平“滲透？民族資本的振興，是否要以對工農的持續壓榨、甚至加大壓榨程度爲代價？在反帝鬥爭勝利鼓舞下，如果工農不願繼續忍受這種壓榨，想“兌現民族利益“改善生活，他們是否有權利結束民族資本對他們的剝削？這是不是意味著成立工人政權（有人更願用工農政權的名稱也行）？共產黨對此該持什麼態度？資本主義市場的規律，是牽一髮而動全身，清除帝國主義經濟影響，勢必牽連到某些民族資本，如果補償後者的損失，從哪里籌措補償金？要群衆忍饑挨餓湊份子？他們不肯怎麼辦？

有人會說，問這些瑣碎事，豈不是妨礙反帝嗎？不見得。階級的衝突，歸根到底是利益衝突。上面提的每個問題，都指向一點：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利益衝突，能否哪怕是在某個階段被調和或是人爲壓抑？需要付出哪些代價？誰是付出者？反帝鬥爭是因此前進的更快了，還是會因爲群衆積極性被挫傷而孤立、翻船？

1958年革命

1957年初，伊共和復興黨伊拉克分支等四個政黨組成了名爲“民族聯合戰線“的反帝統戰組織。那時，大變革的驚雷已在天邊隱隱作響。1958年7月14日，卡塞姆等愛國軍官發動兵變，結束了英帝對伊的政治控制。社會、文化、政治生活中長久封死的閘門打開了；工農群衆對國家事務的大規模干涉成了家常便飯；階級力量的對比每天都在變動。顛簸在一浪接一浪的“洪峰“中，共產黨顯得缺少準備：幹部奇缺，幾乎每個7月革命前入黨的老同志如今都要管一攤子事；黨員和侯補黨員的比例極爲懸殊，新人參差不齊，造成不少黨組織難以有效貫徹既定方針。這些缺陷本身只是一個革命組織在空前壯大中遇到的問題，並非不能解決，更不是致命的。1959年黨內骨幹增加到兩萬五千人，一般積極分子至少有五十萬。黨員成份主要是工人、學生、農民、小職員和士兵，以及少量的下級軍官；所有主要的群衆組織，包括名爲“人民抵抗力量“的民兵團體，都服從伊共領導。相比之下，1956年復興黨在伊拉克的幹部只有三百人，1959年這個數位達到一千二百人，加上一般積極分子也未超過一萬人。在共產黨的驕陽下，復興黨蔫了巴嘰的熬著。

真正可怕並最終毀了共產黨的，是伊共領導層甘當資產階級附庸的尾巴路線。1958年9月，就黨的當前任務，伊共中央擴大會議通過了綱領性決議[1]。決議認爲“7•14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工農的主要責任，被伊共中央確定爲“保衛和鞏固民主共和國“。如何保衛呢？“就是團結一致，就是加強人民、政府、軍隊和共和國領袖的合作“。對革命的方向問題，伊共中央提出“退出不平等條約；實現言論、結社和新聞自由，以此爲基礎選舉議會，制定一個民主憲法；尊重庫爾德人民的民族權利；改善人民工作生活條件，取消苛捐雜稅“。也就是說，共產黨希望看到的“新伊拉克“應該是一個先進資產階級民主國家，而不是工人國家。對此伊共並未掩飾，在決議裏它多次聲明：“7•14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務無論如何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

伊拉克的半殖民地身份，直接來源於帝國主義對它的征服和壓迫。在1946-1958年的反帝抗爭中，是工人、學生、農民和城市貧民，而不是民族資本發揮了先鋒作用。不是西方“民主陣營“，而是蘇聯、中國爲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對反帝運動的支援、幫助，讓伊拉克（不僅僅是伊拉克）軍隊中的愛國者相信“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7•14革命在國內要無産大衆為它護航，在國外要社會主義陣營扶持、幫襯；與此同時帝國主義和親帝反動派積極策劃反撲，就在1956年，英法聯軍還試圖從革命後的埃及手中奪回蘇伊士運河。對在伊國際石油資本如何處理，讓民族工商界十分為難；工農急不可耐地想改善赤貧處境，也讓它頗爲反感和警覺，革命領導權卻偏偏落到它的手中！

這一切使得7•14之後的伊拉克社會沒有走向“全民大團結“，反倒更加緊張，階級衝突迅速表面化。共產黨出於“先反帝後反資“的兩步走革命戰略，極力撮和衝突各方“以反帝大局爲重“。這一騎牆立場也反映到9月決議裏，對關於革命方向的黨內分歧它寫道：“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既制止群衆和個別黨組織對資產階級和地主以及親帝反動派的過激行爲，也要反對那種以爲不能批評政府、只有資產階級是民族革命帶頭人的想法“。

應該承認，卡塞姆政權並非虛僞的投機者。革命後他們釋放了全部政治犯，容許一定的新聞、言論自由，先後退出了王室與英美簽署的幾個軍事條約；頒佈了土改法，鎮壓了一批親帝分子，與各工人國家改善了關係，並最終同蘇聯簽署了經濟合作協定。但是，新政權的每個有限改良都淹沒在階級鬥爭的汪洋大海裏了。大批留任官員抵制土改，農民運動與地主武裝的混戰日漸蔓延，偏袒地主的地方政府先後逮捕了近千農運幹部。在城市，工人和貧民和一些伊共組織“私設刑堂“，逮捕、處決親帝反動派，展開“沒收行動“，巨商們對此怒不可遏，掀起同盟歇業浪潮。工業下滑，農業歉收，卡塞姆等人手忙腳亂疲於奔命，革命政權危機四伏。怎麼辦？

1959年3月，伊共中央機關報《人民團結》發表了第一書記薩拉姆•阿德勒答記者問，他向政府提出以下深化革命的建議：“1/ 鼓勵發展民族工業和民族資本；2/加強同社會主義陣營的經貿往來；3/ 鞏固幣值，從英鎊集團下解脫出來；4/ 嚴格監督在伊外資石油公司；5/ 在有確鑿證據前提下，沒收與帝國主義勾結的大地主、封建領主的土地，同時保證農民和小地主的私有財産不被侵犯；6/進行土改，起草勞動法、推行社會保險制度“。阿德勒最後說：“上述要求是符合每個愛國階級的利益的。無論如何，都不能說這是社會主義綱領“。這句話既是講給那些懷疑共產黨“想搞赤化“的資本家和地主聽的，也是對黨內外群衆的警告：“現在不是社會革命，不要越線！“。

考慮到土洋老闆源遠流長的合作史，共產黨不提驅趕外資石油公司，只要求“嚴格監督“它們；沒收親帝反動派地産也得講“確鑿證據“；更把“鼓勵發展民族工業和民族資本“擺到了重中之重。相比之下，僅在末尾捎帶提了兩條改善本黨社會基礎（無產階級）的溫和措施。至此，伊共“民族資本優先，無產階級靠後“的立場已顯露無疑。

也許，在伊拉克這樣的落後農業國，無產階級奪權的時機還不成熟，暫時受點委屈也不值得大驚小怪？

民族資本與土改

革命前的伊拉克經濟在全球市場體系中處於邊緣，專門輸出工業原料和農產品。英帝刻意培植了一個大地主階層，並鼓勵民族資本向農業投資（在工業領域則予以排擠）。儘管生産方式很落後，但伊農產品市場卻有鮮明的國際性格，海外銷售環節則掌握在英國資本手中。與此同時，伊相對發達的畜牧業産品（羊毛和皮革）出口被美國資本控制著。

在英帝的扼殺下，伊民族工業極其薄弱。從1943年到1952年，本地企業總投資僅達440萬英鎊，1958年，民族工業的全部固定資本也只有1560萬英鎊。雇工在10至20人的廠子有433家，20人以上的廠子有294家，規模最大的是四座水泥廠和紡織廠。這是不是證明伊共兩步走戰略（先搞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然後社會革命）的正確性呢？乍一看似乎是對的：民族資本那麼弱，當然先要加強資本主義，等無產階級跟著壯大後，再談社會主義。這種看法，是把帝國主義的因素完全排除在外了。恰恰是因爲民族資本的薄弱和它對西方金融資本的經濟（而且絕不僅是經濟）依附性，使得它單槍匹馬無法從帝國主義壓迫中擺脫出來。當本國工農運動幫助它獲得了政治獨立後，民族資本又無力（哪怕是局部的）滿足無產階級的需要，從而與後者發生尖銳衝突。20世紀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民族資本，往往與地主階層形成盤根錯節的利益共同體，這又使他們與佔人口多數的農民對立起來。在伊拉克，這個“民族資本綜合症“表現得淋漓盡致。

1958年的絕大多數伊拉克資本家不是擁有田産，就是農業服務設施（比如抽水站）的業主，或是農產品中間商，並往往兼營高利貸。他們並不滿意大土地所有制，但更怕農民造反把一點既得利益也吞掉。與其他英殖民地相比，伊農民的赤貧也是比較顯眼的。佃農和打短工的無産者比例佔到農村人口總數的85%，用伊共領導人紮基•赫里的話說，他們“爲了分一份土地，刀山敢上火海敢闖“。1958年4月，出現了地下農會。7•14革命後，農會在半年裏吸收了50萬會員，他們對地主的仇恨頃刻間迸發出來了。1959年初，革命政權發表沒收大地主土地的決定後，農會積極配合，終於在半年後引發了民族資本和地主的瘋狂反撲。在軍警和地主武裝的圍剿下，農會幹部損失慘重。

面對激化的階級鬥爭，1959年7月伊共中央全會再次重申：卡塞姆政權“代表了各反帝社會階層的（總體）利益，這些階級……在他們的經濟利益之間是有矛盾的，但是與革命和反革命之間的矛盾相比，是人民內部矛盾，是次要矛盾“。伊共中央大聲疾呼：“必需尊重公民的私有産權“。不必說讀者也猜得到，1959年哪些”公民的私有産權“被侵犯的一塌糊塗。伊共中央表白道：“伊共在許多場合態度堅定，特別是在工人中採取了反對罷工和反對過火行動的立場“，“黨譴責過火行爲，尊重共和國的法律……黨反對農民對地主、特別是小地主採取過火行動“[2]。

也許，愚昧的農民建立了“多數暴政“？半年後，另一份伊共文件無可奈何地道出了農村階級鬥爭的部分真相。

“只要土改能導致自由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不是社會主義改造，工業資本就能擺脫大土地所有制的束縛而解放。但這個總的抽象歷史前景，和實際貫徹中的具體情況發生了抵觸“，紮基•赫里在他的《土改報告》[3]裏遺憾地寫道。按照共產黨路線，土改不能打破生産資料的私人佔有，農民運動不能對民族資本的統治提出挑戰，而是幫助後者在土改後獲得自由發展的巨大空間。可是“如果民族資本看得不長遠，它會覺得在土改中損失巨大。這……使得民族資本家無法領導徹底的土改“。赫里認爲有産者對土改的抵制是他們沒有歷史責任感，其實是他自己喪失了階級現實感。1958年的伊拉克民族資本不是存在於抽象的“民族民主革命實驗室“裏，而是存在於帝國主義對全球市場的統治下，存在於工人國家群體已擴大到兩位數的背景下，存在於依賴工農運動它才得以上台的前提下。民族工商界雖對美好的資本主義未來抱有希望，但更想抓住既得利益。此外，它很明白，工農運動才是7•14政權主要的力量源泉。當局固然保證補償土改帶來的損失，可誰來保證當局的保證會兌現呢？又是那些泥腿子和城裏的苦力？但損失不正是他們帶來的嗎？！

民族資本想看到的是妥協性土改：發展現代大農場經濟，變農民爲農業工人。紮基•赫里承認：“這會造成農村不可避免地兩極分化“。他指出，1959年夏天，富農階層以民族資本爲後台，開始組織起來分裂農會。在工商界的壓力下，土改法一再修訂，使半數已耕地留在地主手中，20年內農民要向原地主（包括證據確鑿的親帝反動派）交納補償金，分給農民的土地多半尚未開發或是欠缺灌溉系統的鹽鹼地等等[4]。

民族資本借政府之手影響土改在前，親自出馬，破壞農業生産在後，一手炮製了當年的糧食歉收。紮基•赫里指出歉收的原因主要是“地主和民族資本的破壞：拒絕提供貸款和種子，毀壞水利設施，武力驅趕農民，暗殺農會幹部“，以及舊官員的怠工：“已出台的政府措施（向農民貸款、禁止無故抓人）無人執行和監督“[5]。

怎麼辦？像1918年的蘇俄那樣，在農會和工人代表會的混合基礎上組建無產階級政權？還是像1947年的中國北方，以黨領導的土改工作隊爲核心通過農會剝奪地主？都不是。伊共中央咬死了“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這個棒棰不鬆口。於是，赫里剛剛指出土改法是民族資本反對農運的産物，轉眼就宣佈“共產黨支持土改法，因爲這一法令是革命政府頒佈的，所以符合廣大農民的利益和意志“。

在1960年初發表的《民族綱領》[6]中，伊共較透徹地表述了自己的農村政策。綱領第12章《我們在農村的階級政策》聲稱要“爭取小地主，他們反對農會是因爲經濟利益被侵犯（比如禁止解雇農工），對他們要更寬大些。……對中等地主和大地主要區別愛國和不愛國的，分別對待。……不能一概反對補償金制度“。這等於是對有産者的反撲全面投降，因爲區別“小地主“、“愛國地主“的標準，攥在地方官吏而不是農會手裏，連伊共自己也承認各級政府的怠工助長了反動派的氣焰。怎麼辦？伊共又來個“沉默是金“避而不談，卻說“最要緊的工作，是加快丈量土地和加強農會“[7]。誰來加快丈量土地？怎麼加強農會？沉默，沉默……

要資產階級政權，還是要工人階級政權？

1959年7月伊共中央全會和半年後的《民族綱領》，沒有向農會和工人的反剝削鬥爭提出清楚的政治前景，而是以免費高級參謀的身份向土老闆們揮起橄欖枝。共產黨呼籲“鼓勵私人資本的繁榮和發展；國家負責重工業；對外資控制的公共事業實行國有化“。伊共如何看待工廠裏的階級對立？“工人應同雇主合作，以利於民族獨立和加強國民經濟，雇主應尊重工人的權利，增加後者的工資，改善勞動條件，不要讓工人無償地額外工作“。對同盟歇業導致生産下降，伊共倍感沉痛：“鑒於帝國主義的陰謀，資本家不敢投資“。但是沒關係：“黨號召工人義務勞動增加生産“[8]。

下一步怎麼走？共產黨都算計好了：

“通過自由選舉，選出一個立憲議會，把政治責任移交給人民代表。這一切將保證我國的繁榮與進步“。伊共對資產階級民主近於癡迷的信心，來源於它多年奉行的“兩步走“階段革命論。既然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是個獨立階段，資產階級民主制怎麼會沒有長久的生命力？一個爛泥扶不上牆的制度，能支撐起一場革命嗎？儘管伊共的階段革命論無法解釋民族資本爲何如此反動，它還是誠心爲土老闆們出謀劃策。既然國內資本不情願與國際資本決裂，共產黨也只好向現實低頭。怒斥了半天帝國主義的滔天罪行後，伊共提出一個出奇穩健的石油政策。《民族綱領》第2章第10節“根據祖國利益制定石油政策“提出四要點：“1/把外資公司的生産特權限制在已開採油田內，新開發油田的收入統歸伊政府所有；2/ 組建本國油船隊，打破外資的運輸壟斷；3/ 在國際平均油價的基礎上，修訂與外資公司的售油合同；4/ 禁止外資公司從事政治活動“。對伊拉克來說，不徹底廢除外資公司的特權，就談不上“光復油田“，也搞不了工業化。共產黨就是這樣一次次“合乎邏輯“地上演著階級投降，從否定無產階級革命到否定徹底反帝，完全走向了群衆運動的反面。到1960年初，兩步走戰略已被伊共發揮到極致，剩下的歲月裏，伊共路線不過是松鼠踩輪車式的來回重復罷了。

對1958年的伊拉克來說，工人階級政權意味著什麼？

它首先意味著結束資産者作爲一個階級的經濟存在和政治影響。不如此就不能放開手腳解決土改和石油問題。儘管1957年，全伊産業工人（含運輸和石油工人）數量只有18萬5千，佔650萬人口的3%，但他們控制著國民經濟的主體。工人階級數量上的薄弱來源於民族資本的薄弱，不同的是，在新的生産方式下工人政權有能力從帝國主義的桎梏中掙脫出來，完成民主改革（工業化、世俗化、醫療和教育的普及、婦女解放）；而停留在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的民族資本沒有這個能力。

伊拉克農民，特別是佃農和無産者，是工人階級反對帝國主義、地主和民族資本最可靠的同盟軍。其他阿拉伯國家的工農是伊拉克工人階級政權最直接的國際同盟軍。古巴等歷史經驗表明，蘇、中工人國家的墮落官僚雖然害怕新的工人革命，但對工人階級政權的既成事實，還是有可能在互相利用的基礎上，伸出援手的。

1958年的伊拉克工人階級和革命農民缺少很多東西：軍火和作戰經驗、像樣的重工業，對宗教偏見的揚棄，但他們最缺少的是成熟的無產階級革命綱領，和一支有能力落實它的先鋒隊。這兩者的缺席，使7•14革命後的工農運動陷入與反動派的長期拉鋸戰，並最終導致血腥的資產階級波拿巴主義獨裁。

落花流水春去也，更無消息

這邊廂共產黨在替資本家深謀遠慮，那邊“有民族特色的社會主義“也沒閑著。從1961年起，復興黨逐步掌握了一些群衆組織，並在經濟罷工中顯露身手：階級鬥爭是客觀存在，你不領導我領導。群衆運動漸漸低落，政府缺乏支援，1963年2月，復興黨乘虛而入政變上台。一朝權在手，阿拉伯社會主義者們開刀祭旗的物件不是西方老闆，不是本國土財，而是它最大的競爭對手共產黨。據伊共統計，僅從1963年2月到3月，包括第一書記薩拉姆•阿德勒在內的五千黨員幹部犧牲。

半年後，復興黨也下了台。新的軍政府對伊共和復興黨同時鎮壓，既保持部分7•14革命成果，又對西方資本有所讓步。局勢顯得沉悶。

儘管復興黨只有2500名幹部（復興黨官方數位是五千人），1968年7月它再次政變上台。復興黨根基漸深後，1979年5月，新一輪清共開始了。被追殺得上氣不接下氣之余，伊共在地下宣佈“退出全國民族進步陣線“，並表示要發起“一個新的民主陣線和在此基礎上成立聯合政府“。1980年11月，伊共同7個資產階級反對派組織在大馬士革開會，成立“伊拉克全國民族民主陣線“，並通過以“推翻獨裁，建立聯合政府，實現民主化和庫爾德斯坦自治”爲要點的《共同綱領》[9]。

復興黨的土改、“光復油田“和工業化，使得群衆看不出它與伊共在主張上有何區別，但是復興黨辦成了共產黨不敢辦的事！伊共的社會基礎日漸萎縮，1984年，它領導的游擊戰爭遭到嚴重挫敗。

清共後復興黨鞏固政權發展經濟

1972年4月，復興黨政府與蘇聯簽定了“伊蘇友好條約“，大量蘇援抵達伊拉克。1992年工人國家陣營覆滅前的幾十年裏，幾乎所有落後國家的資產階級愛國政權都會這一手：不是舉著反共標語去美國要援助，就是舉著反帝標語去蘇聯（中國、古巴……）要援助。有了龐大的蘇東陣營作迴旋腹地，復興黨對西方也就不太怵頭了。1973年春，伊拉克政府頒佈對石油工業國有化的法令，民族工業得到了必要的資金。1977年，伊拉克從原油出口獲得的收入佔投資預算的92%。

1975年的新土改進一步降低了地主土地限額，補償金制度被廢除，並繼續分地給農民。傳統的大地主階層衰弱下去了。到七十年代末，建成了一批大型國營農場[10]。復興黨制定了幾個五年計劃，對國民經濟予以強有力的干涉。80年代初，國家控制石油工業的100%，外貿的91%，汽車、鋼鐵、紡織、食品製造業的53%，農業的39%。所有銀行收歸國有。1990年以前，國家投資佔工業總投資的90%以上。與此同時，中小資本在包括外貿的廣泛經濟領域內繼續活動，並受到鼓勵扶持，30年來，伊多數勞動力始終在私營部門工作。

1979年，復興黨提高了全國工資（不分國企私企）和退休金的平均水平，最低工資標準也跟著水漲船高；政府向建房家庭無償提供土地和低息貸款，向特困家庭提供最低生活保證；在一定範圍內落實了免費醫療和教育，6-23歲的適齡兒童和青年的入學率在1980年達到67%[11]，1994年成人識字率爲57%。工農生活的改善，擴大了波拿巴主義獨裁的社會基礎。

1982年復興黨九大召開，提出在伊“建設阿拉伯民族社會主義社會“。除了“建設石化工業、鋼鐵工業、建成一大批農業合作社、大搞農田水利“等經濟目標外，還提倡生産資料佔有的社會性，但同過去一樣允許對生産資料“非剝削性質的私人佔有“，更絕不含糊地宣佈：私人資本是“民族財富的一部分，必需受到保護“。紙面上的社會主義取代不了具體的資本主義生産方式及其規律和矛盾，工業化進行到一定程度後，行政手段就越來越難駕馭市場的力量了。1989年後復興黨開始對部分企業私有化，取消價格補貼，對外資更加開放。

在庫爾德問題和遜尼、什葉兩派穆斯林紛爭上，復興黨總的政策是維持舊有的民族、教派偏見和壓迫，不管要付出多大社會、政治和經濟代價。乍看起來，這種保守似乎不符合復興黨的激進改革形象。實際上，夾在無產階級革命和親帝勢力之間的資產階級波拿巴主義政權，他們越是在經濟上、在物質上拼命趕超發達資本主義，越是要在思想文化上依靠剝削社會的傳統偏見，並進而依靠那些寄生於這些偏見的利益集團。波拿巴主義上台後，它不可避免地迅速成長爲官僚壟斷資本集團，當它由於社會地位的變化，而與原來依靠的小資群衆漸行漸遠（這是不可避免的），當它與無產階級爲了政權而激烈衝突時，它是一定要撈民族、宗教偏見及其利益集團的救命稻草的。所以復興黨一面在伊推進現代工業不可缺少的世俗化，同時維持少數地位的遜尼派對什葉派的欺壓。

回到起點：工人階級政權是民族解放的前提

有人會問，沒有工人階級政權，伊拉克工農業不是也上了幾個台階嗎？與殖民地時期相比，人民生活也有所提高，而帝國主義在伊的傳統影響下降了，這些社會進步的成績是否說明工人政權不是民族解放唯一的選擇，而資產階級波拿巴主義政權“也有合理的一面“？

無產階級革命的缺席（在”先反帝後反資“的緊身衣裏，伊拉克工農運動空有改造社會的熱情和力量，卻動彈不得）讓政權落到無力進行有效統治的民族資本手裏，結果要麼象智利那樣，回歸帝國主義懷抱，要麼把政權交給資產階級波拿巴主義“監護人“。由於得天獨厚的石油寶藏，更由於在世界資產階級和工人國家陣營之間，復興黨成功地周旋而從雙方都獲取了諸多好處，伊拉克的“阿拉伯社會主義“才得以存活二十幾年。復興黨上台前的社會基礎，主要是小資產階級和少量沒認識到自身根本利益的工農；復興黨政權則是伊拉克階級鬥爭僵局下的妥協産物，而這種僵局與蘇共（以及後進的中共）官僚在亞非拉反帝反殖鬥爭中倡導的“兩步走“戰略有直接關係。“兩步走“紙面上承認“在原則上需要“社會革命，卻於實踐中把後者推到抽象的未來。社會的階級屬性卻一點也不抽象：你拒絕工人革命，就得接受資產階級統治。山不轉水轉，蘇東、中國的資本主義復辟，伊拉克土改和工業化的相對成功，使復興黨政權的存在失去了它對世界資本主義系統曾有過的意義。

21世紀初的人類，是大小帝國主義群毆的人質，美伊戰爭僅是這場群毆開端的開端，而帝國主義鐵蹄是不知何爲“階級妥協“的。復興黨還在掙扎，但美伊戰爭後它如不肯蛻變成十足十的西方奴才，就只有退居權力邊緣。

共產黨呢？2003年1月28日伊共中央發表聲明，希望“在聯合國的主持下，召開一次關於伊拉克問題的國際會議，這一會議不僅要消除戰爭危險，而且要確保實現民主變革，以便結束我們的人民的苦難，將伊拉克轉變成本地區的和平的進步的因素“。除了把人民的命運交到世界資產階級的分贓機構手裏，篤信議會民主的共產黨想不出其他的辦法來制止美帝侵略。

戰後的伊拉克，不會與1958年前相去太遠，但它擁有一支比1958年多得多的産業無產階級。工人們曾追隨的組織━━共產黨和復興黨，不是早已頹敗，就是即將滅亡。伊拉克的階級鬥爭進入了新的“輪回“，一切還剛剛開始。

1/03/03

附注：

[1] 見1958年9月《伊共中央擴大會議公報》。

[2] [8] 1959年9月6日的《伊拉克評論》刊登了《關於伊共中央擴大會議討論的問題和決議的報告》全文。

[3] [4] [5] 全文見《人民團結》報1960年2月21日至3月5日連載。

[6] [7] 全文見1960年1月10日《人民團結》報。

[9] 毛派政治局在1968年全部被捕，大部叛變，少數犧牲，阿齊茲•哈吉投降。復興黨軍隊在圍剿毛派游擊隊時，動用過化學武器。

[10] 伊糧食不能自給，每年需進口部份小麥。

[11] 1994年相應數位下降到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