嵐山

《先驅》第63期，2002年（春）

就算是極力鼓吹中國加入世貿的人也得承認入世後對農業會造成很大衝擊。然而在入世前，過去近十年，各類稅費高昂，農民在子女教育、醫療開支又大大增加，再加上糧價下降，水利失修和環境破壞導致的水災、旱災等已使農民不勝負擔。大量年青人流到城鎮工作，才能勉強支撐沈重的農民負擔。

最近筆者到過湖北省一個貧窮縣──孝昌縣的一個小村落，從村民與回鄉探親的人瞭解到農民更具體的苦況。湖北本是大陸主要糧產區，自古就是魚米之鄉，富庶之地。但由於稅費過重，早前就有報章報導一年內“湖北重稅逼死七農民”。（明報2002年1月26日）

土地與農民負擔

該村落是一個行政村（2600人）裏的一個自然村，當地人叫灣（應為土旁，下同）。那裏於1981年末第一次分田，無論是剛出生的嬰孩還是老人，每人都分到約1.2畝的責任田（鄰近另一個鄉由於人口多，每人分到約半畝田）。田地主要用作種植稻米、小麥和油菜。責任田分得多不一定是好事，因為田地是否用來耕種，農民也要按比例交各項高昂稅費。

至於在1995至1998年，該戶書面上的負擔分別是1239元，2190元，1357及1573元。但農民指出那通通是假的，95至97年每年要交二千多，98至2000年每年約2500元（由於天旱沒有多少收成，2001年只交了幾百元公糧）。這比起1982年，初分田時交的170元大大增加了（這是憑農民的記憶，沒有書面記錄）。據說稅費大增的主要原因是鄉村幹部比起20年前多了近10倍。

雖然監督卡上已記錄當年農民需繳稅費，上面亦寫明“卡外負擔農民有權拒付。”但實際上每年村委派人來收稅費時，會按每畝再加幾十元，又從沒發過收據，只是在他們的帳簿內記錄。98年就試過有村民拒交額外稅費而被村委召來的公安毒打及將糧食搬走，女戶主跳河自殺但被救。所以農民對於地方官僚形同搶劫的做法只有逆來順受。

水利與自然災害

據村民說，從前每年曾種三造稻米，但畝產量越來越少。另一方面，天氣越來越熱（大概與全球氣溫上升有關），水資源減少，現在一般只能輪流種小麥和稻米。

農民對集體（公社）時期有很多負面批評，但在改善水利方面做了一定的工作，例如在50年代土地改革後不久，便在當地修建了蓄水池，以供應農業用水（當地沒有大河流經過），第一個在57年建成。分田到戶後，地方政府便沒有從事水利工作，致使一些水道淤塞。另外，有養鴨戶在一個蓄水池養鴨，污染了水池也沒人管。

2001年7月，當地持續乾旱，筆者到訪的灣由於地勢較高，旱情是全縣最嚴重的，蓄水池和水井全乾了，農作物全部枯死，連人喝的水都沒有。村民逼不得已，聯同對面灣每戶各派一名代表，共二、三十人坐車到縣政府請願。政府答應免費提供食水，直至旱情解決。結果政府用車巡迴送水到各灣，每隔3天才送一次，只送了3次。之後下了一點雨，水井有水了，旱情才舒緩，但農作物已反魂無術。

那是村民第一次以集體行動提出要求。那兩天共有兩三百名來自不同灣的人到縣政府請願。

據說大旱後中央政府撥了800萬元改善該縣水利，但實際上用在各項工程上的只有幾十萬，其餘的就進了層層官員的口袋裏。

除了旱災外，農民生計也受畜禽瘟疫影響。雖然在稅費中就有一項是畜禽防疫費，但有關部門卻沒做任何防疫工作。去年年底，該灣便有很多雞死於瘟疫。

電力、能源與電話

據該村村委書記說，家庭用電每度7毛（工業用每度8毛），但實際上農民要支付每度1元的電費。一戶家中只有光管、黑白電視機、水井食水抽水泵，每月便要交十幾元電費。更奇怪的是，電費不是由供電廠派人來收，而是由該村一家專利的磨榖廠的老闆來收，也是沒有收據的。那究竟是誰多收了農民的電費？

村民家中一般有燒煤餅的爐，但由於燒滾一煲水便要一毛多，他們多是燒稻草煮食，一個人燒草，一個人炒菜，很花時間。廚房通風不好，燒草時煙很大，很多中年婦女眼睛被燻壞，呼吸系統也受影響。

該灣25戶中，只有一戶負擔得起安裝電話。安裝費300元，後按通話時間計費。這戶並沒有種田，戶主在縣政府部門工作。

家庭、婚姻與計劃生育

筆者作了灣內簡單的人口統計。這統計是包括各戶戶主的已婚女兒而沒有包括其媳婦，因為這較易統計及反映實際人口狀況。

該灣有25戶，共133人，平均每戶5.32人。每戶包括戶主（通常是男人），其太太、父母、子女。平均每戶有3個孩子，最多的有7個。

年青人結婚對象都不會在同一個灣內，大部份是靠親友穿紅線（做媒），到了通婚年齡父母便會很著急為他們尋找對象。由於巨大的家庭與社會壓力，很多年青人對對方認識不多便要結婚，製造了很多不幸的婚姻。

絕大多數年青人婚後會與男方父母同住（除非夫婦同時外出打工），因為他們沒有經濟能力另建房子。新婚媳婦不一定能適應新的環境及婆媳關係。

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很明顯。春節時女的在廚房做飯，男的招呼人客，或去拜年打牌（當然也會全家一起去拜年）。

平日，由於男性一般較壯健，是種田的主要勞動力，女的在農忙時也要落田，但一般負起做飯、照顧長幼的傳統角色。

由於年老農民完全沒有退休福利，唯有靠兒子供養。出嫁的女兒一般要供養老爺奶奶，難以支援父母。所以農民務必要生兒子，這給予農村社會重男輕女一個解釋。

該村到94年才嚴厲推行一胎政策，但若第一胎是女孩，5年後可生第二胎，無論是男是女，都不可生第三胎。現在似乎沒有殺女嬰的情況，因為百分之九十以上懷第二胎的婦女會做Ｂ超（超聲波掃描），若發現是女的，就算快要分娩，也會把胎兒打掉。有點奇怪的是，該灣75名孩子中，41人是女，34人是男，仍是女多男少。

有些農民認為計劃生育比提留更厲害。據說該灣最窮的一戶連椅子都沒有，就是由於超生了兩個孩子，交不起罰款，甚麼值錢的都被搬走，連椅子都被砍爛。計劃生育原本的意義是要減輕人口負擔，改善人們的生活，但實際上卻令窮者越窮。

在湖北省黃梅縣有這樣的個案：98年時一個生了兩名女兒的婦人還想追個兒子，懷孕後便偷偷到武漢工作待產，怎知被村委發現，派了3個人到武漢把她押回村裏，在懷孕8個多月時強逼流產。更令婦人一家傷痛的是，那個是男胎，假如他們有兩萬多元，便可保著這個男嬰。

2001年，同是黃梅縣的另一婦人，已有一名女兒，正在外面打工，被村裏的計生辦催她回去做孕檢，她由於請不到假，來不及回去，家人便被罰了300元，電視機也被搶走。後來她回去作了孕檢、上了避孕環，才取回電視機，但罰款沒有退回。

教育

1980年，小學學費每年18元，孩子上學一般沒困難。但自90年代開始，子女教育絕對是農民沈重的負擔。政府推行9年義務教育，是指農民有義務送子女入學，而非政府有義務提供免費教育。政府規定小學學費每年360元，中學720元，但該村小學學費每年440-460元，另考試費24-30元，學習資料共4本，每本5元，寒暑假作業每本5元。初中學費每年920-940元，另考試費130元，喝水費60元，初三（中三）補課費200元，電腦費100元。高中學費更是每年1800多元。初中和高中是不同的學校，都離村很遠。學生要寄宿，一名初中生說學校生活很艱苦，他要帶米回校，有人煮飯，但菜要自備，每次回家便帶回一些涼菜，在校吃幾天。

由於農民種田一般僅能糊口，子女的學費多是靠年長子女（首先通常是女孩）外出打工來負擔。一個家庭假如有一子一女要讀書，但只能負擔其中一個，那通常就是女兒輟學，外出打工或照顧年幼弟妹。

村民中男的學歷普遍比女的高，在25戶中，有22戶的戶主比太太的學歷高，2戶夫妻均沒有接受教育，另一戶仍未結婚。41名非在學年青人中，有16男，25女；男的只有1人沒有唸初中，其餘15人均唸至初中，大部份唸完初三或以上；女的有18人只唸完小學，其餘7人初中或以上。

農村重男輕女明顯。女孩教育水平較低，外出打工也難以找到高薪的工作，經濟地位低促使女性難以走出男女不平等的惡性循環。

假如學校教育是免費（起碼像是香港那樣實行9年強迫免費教育），男女的教育水平不會有那麼大差異。

約有一成初中生升讀高中，除了因為學費貴，一般農民負擔不起外，村裏的小學和初中每班都是六、七十人，教師難以照顧個別差異，坐在後排的學生甚至難以聽到老師講話，也使很多孩子沒有多大興趣讀書。農忙時，孩子們要幫忙幹活，也會影響到他們的學業。（見附文：農忙的一天）

醫療

除了子女教育外，醫療也為一些農民帶來沈重的負擔。該灣內一名40餘歲的婦人患了心臟病，由於沒錢治療，拖了一兩年便死了。自91年開始，醫療費用不斷上升。醫療變成了以利潤取向。

村裏沒有醫院，若有急症重病，就要坐車近一小時，送到縣裏的醫院。從前的赤腳醫生已改為鄉村醫生，全村有2個，另有一家私人診所。一般病情輕者，診金連葯費2至3元，較重者10多20元。這比起大城市如深圳的醫療費動輒要七、八十元就便宜得多。但對於貧窮的農民來說，20元已是不小的數目，所以非逼不得已也不會找醫生。有位中年人患上肝癌，就要幾萬元醫療費，相當於一個農戶十多年的收入。

產子的費用也是不小的負擔。已有一名女兒的婦人打趣說，那有錢生第二胎。由於在家產子的危險性高，這兩年已減少，但沒有錢的，也只得花200元找接生員到家裡接生。若到醫院產子，要500-1000元。

外出打工與回流

由於種田難以維持生活和孩子教育，自80年代中，年青人便紛紛外出打工。

該灣41名非在學的年青人（戶主的子女）中，只有4個不曾外出打工，而其中兩人只有十五、六歲，可能是年紀還小，家人不讓他們出去。

無論男女都會外出打工，但工種不同。女的多是進廠或當賣菜、清潔等臨時工；男的主要是做泥水、水電工作，也有一個當老闆。

外出最長的已有15年。在23名有打工經驗的女性中，6人已沒再打工，其中5人已結婚，住在夫家的村裏或縣城，另一人快將結婚。他們有些還是打算再外出工作。這23人中，另有7人已婚但仍在外面工作。而外出打工的14名男性中，雖然有3人已婚，但仍全在外面工作。

外出打工者大多能慢慢改善家裏的經濟。蓋了新房子的家庭，大都是有人外出打工。但很多打工者都反映找工作越來越難，前景並不很樂觀。另外還有一些外出工作遇騙幾千元的個案。

在某些家庭，沒有子女外出打工的，或匯回來的錢不足以維持開支的，中年婦女在農閑時也會跑到武漢（湖北省會）去擦鞋或撿破爛，這被視為很低賤的工作，但她們難以在城裏找到其他工作。幸運的每天可賺十元八塊。他們最怕被警察捉到，因為沒有暫住証。

另外，去年也有農婦在自己的田插了秧（最辛苦、最花時間及有時間限制的工序），坐一天車到河南省幫別的農戶插秧，每天25元。插了十幾天，扣除70元車費，賺到二百多元，剛夠兒子一個學期的學費。

農民的出路

中國入世前，農民已察覺到糧食作物的價格慢慢下調。保護價已不存在。有農民說加拿大的小麥每百斤二十多元，大陸的是四十多元，入世後怎敵得過外國的呢！有人提出這樣的解決方法：讓村裏幾個種田大戶承包全村田地，然後僱用其他農民當佃工，20-30元一天，這便使土地集中，便於實行機械化。但若真的實行，便會出現大批無地農民。剩餘勞動力多了，工資會被壓低，很多農民無以為計，甚至流離失所。這並非解決農民貧窮問題的方法。

農民的貧窮，一方面在於生產時主要靠人力，生產效益低，沒有多少積蓄，無能力買機械擴大生產。責任田細小而分散，也難以使用機械。另一方面是稅費過高，農民連溫飽也成問題。中央雖有規定村提留鄉統籌不能超過上年村裏人均純收入的5%，但實際往往超過一半。在解放前，農民交給地主的地租，也只是種田的一半左右。難怪人們說「辛辛苦苦幾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

有人說機械化雖可提高生產效益，但會造成更多剩餘勞動力。這話不錯，但解決的方法不應是要農民繼續只靠人力畜力艱苦地工作，排拒機械化。農村的水利及基礎建設、教育、環境保育等，在在需要投入大量人力改善，不必擔憂剩餘勞動力沒有出路。那資金何來？如前文所說，中央政府撥了8百萬改善該縣水利，真的投放在工程上的只有幾十萬。假若沒有層層的貪汙剝削及苛捐雜稅，假若各項稅費不是佔種田收入的六成，即使現時的生產方式仍然繼續，農民絕不會那樣窮，社會也不會像現在的不平等。難怪農民對官僚就有這樣嘲弄的話：貪得多的是貪官，貪得少的是清官。

農民也總結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跳水不拉人，喝葯不搶瓶，上吊不解繩。人民的死活政府不管。農民在不堪剝削的時候，有些便起來反抗。98年湖北黃梅縣某鎮就有農民“造反”了。二十多個農民到鎮政府請願，指村委書記及村長貪汙，要求他們交出貪款及下臺。幾個月後，村委書記終於下臺，但他說十幾萬公款吃光了，而村長則拿著貪款跑掉了。新的村委書記雖然貪，但沒有直接搜刮農民（貪的是給村內一廟宇的捐款）。農民說假如村委對他們貪汙剝削，他們會再起來“造反”。

雖然大多數農民在默默地忍受著各種剝削壓逼，但起來“造反”的個案也不少。現在農民是不是已經到了不造反就沒有出路的地步呢？

200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