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瘦身減薪是劫貧濟富、抱薪救火

劉宇凡

《先驅》第63期,2002年(春)

針對巨額財政赤字,新任財政司長梁錦松的對策是政府瘦身及公務員減薪。據他說,政府支出達本地生產總值22%太高,應減至20%或以下;公務員則應減薪近5%

你作決策,我背黑鍋

這個瘦身政策的要害是不僅要中下級公務員,而且要普羅大眾負起財政赤字的危機。因為政府一旦帶頭瘦身減薪,就會反過來促進私營部門照辦煮碗,正如幾年前開始的私營部門的裁員減薪潮促使公營部門今次的裁員減薪潮一樣。回頭去看,不難看出官商勾結、共謀對付打工一族的陰謀。中下級公務員與一般打工族唇亡齒寒,真是明如白晝。

向普羅大眾開刀,等於是開脫罪犯,嫁禍無辜。財政赤字為甚麼嚴重?因為樓市股市的泡沫爆破,使政府賣地收入大減;然則何以會有泡沫經濟?是普羅大眾造成的嗎?當然不是!這同樣是政府與大財團共謀的結果。眾所週知,政府的高地價政策同時養肥了政府及大財團,另一方面卻讓中下階層背上高樓價高租值的包袱;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高地價所引起的瘋狂投機終於走向反面了。這時官商統治精英就趕忙把危機轉嫁給普羅大眾。但我們必須質問:為甚麼是我們?為甚麼不是你們這些統治精英?十多年來貧富懸殊不斷加重,証明你們已經不斷在「損不足以奉有餘」,而當此困難時刻,你們還要向普羅大眾落井下石,這公平嗎?

不要比例稅,要累進稅!

填補財赤,根本不用向普通市民開刀。首先,政府過去廿年幾乎年年都是高估開支、低估收入,所以亦幾乎年年有財政盈餘。全世界簡直數不出有幾個政府坐擁那麼巨大的財政盈餘。現在不過是一兩年財赤,政府卻坐擁巨額盈餘不用或少用,反而立刻向普通市民打主意,這種政府要來何用?梁錦松把財政儲備的安全水平從相等於十八個月公共開支降為十二個月,好像已經很為難,很為大眾設想。但是,在八十年代中,當時港英政府定下的應有儲備水平亦不過是半年開支而已。說非要拿著相等於一年開支的盈餘(這個數還沒包括外匯基金那另外的幾千億港元呢!)不能有效管治,適見其無能與貪財甚於港英而已。

其次,即使估計未來多年都會出現財赤,問題也不難解決,只要實行累進利得稅就行了。大財團的稅負比例要重些,天經地義!香港稅制的基本原則是比例稅,而不是累進稅。不論大財團還是蚊型企業,一律平等,同樣交納17%的標準利得稅!但這種平等不過是豺狼與綿羊之間的平等而已,因為對年賺幾十幾百億的大財團來說,17%的稅負實際上比年賺廿萬的小公司的17%稅負無比地輕許多倍。要有起碼的平等,只有實行累進利得稅,即盈利越多,負稅比例越高。有人說這會打擊投資意慾。此話大謬。顧名思義,利得稅是有錢賺的才要交稅。資本家最著緊的是有錢賺,而不是交稅多少。事實上,資本流向很少純粹決定於一地的稅率。歐美各國都實行很高的累進稅,但世界上一半以上投資都流向發達國。只要香港的累進稅率不高於歐美,就沒理由說一定會影響投資。工商界反對累進稅,只因為他們一毛不拔;政府反對累進稅,只因為高官與工商界本來就是姻親:官而優則商,商而優則官,是以彼此亦是唇亡齒寒。

奇怪的倒是那些一向打著為民請命的旗號的政黨及工會。在過去的競選政綱中,從民主黨、民協,一直到勞工團體例如工聯會等等,無一不提出過累進稅;但是,到了今天這個嚴峻時刻,到了真正急需實行累進稅制之日,這些政黨與工會卻反而一聲不發了(只有社會經濟政策研究所及先驅社提出這個主張);相反,他們還同工商黨派聯手,搞甚麼「八黨聯合反對加稅」──從大財團到小市民一律不要加稅!這種「平等對待」大財團與小市民的做法,不過是把小市民當作大財團的利潤祭壇上的祭品而已。

另一種最有欺騙性的說法是香港稅基太窄(只有三分一勞動人口納稅),所以要擴闊稅基,早晚要實施銷售稅云云。其實,稅基之所以窄,不是因為免稅額太高,以致中等收入也不必納稅,而是相反,儘管免稅額低(以單身人仕計,月入超過九千元就要納稅──而九千元亦僅多糊口而已),但由於許多受薪階級工資更低,所以還是不用交稅。換言之,稅基窄是因為貧富懸殊太嚴重。若要用銷售稅去解決稅基窄,真正是進一步劫貧濟富。再者,說三分二打工者不必繳稅,這也是欺人之談。對許多人來說,正式的稅不用交,但非正式的稅卻不輕──高樓價、高租金,這些錢政府一直同地產商、律師行、銀行瓜分,這難道不也是一種隱蔽的稅嗎?

誰的「小政府,大社會」?

說甚麼香港政府規模太大,欺人之談而已。英國在經歷多年私有化及瘦身之後,政府支出佔生產總值仍達四成。許多西歐國家也是這樣。香港的數字只及人家一半,怎能說「太大」?有人辯說,外國的水平比香港高,只因外國有軍費開支。言下之意,若外國扣除軍費,政府支出就高不出香港多少了。這種騙術太拙劣了。西歐軍費開支只佔生產總值2-3%,所以即使扣除軍費,政府開支比例仍遠高於沒有軍費的香港。又有人拿新加坡來同香港比(據說新加坡的公務員人數比例比香港低許多),但請問:為甚麼新加坡成了榜樣?為甚麼不是其他國家?當年許多勞工團體希望政府仿效新加坡的中央公積金制度,但高官與商界堅決反對。為甚麼你們只肯學新加坡政府瘦身,卻不肯學新加坡的中央公積金?何厚此而薄彼?

說到底,只是因為梁錦松等高官是新自由主義的信徒,認為市場天然比政府有效率,所以私人經濟要盡量大,公共財政要盡量小。

現在是2002年,不是1802年。近二百年來,世界資本主義已經歷過廿多次普遍的經濟衰退以至蕭條;亞洲金融危機,從巴西到墨西哥、阿根庭的經濟崩潰,也不過是幾年前的事。美國的衰退也不過是去年的事。事實証明市場經濟本身一定帶有巨大盲目性,投資者不是過份樂觀,就是過份悲觀,結果使整個社會常常在榮衰週期中劇烈動盪,造成週期性災難。九十年代,市場中人無不唱好樓市股市,才會造就泡沫經濟。這個鬧劇的下半情節,現在不必再饒舌了。新自由主義在世界流行了廿年,使各國競相私有化、貿易自由化及撤消市場管制。廿年後的今天,成績又如何呢?誠然,當年的高通脹大大降低了,可惜代之而興的卻是通縮的威脅;官商合力打擊工會、壓低了工資,的確使利潤率回升。但是,資本家往往沒有把擴大了的利潤投資於生產性建設,相反,而是作投機。難怪沒有一個實行新自由主義的政府成功使經濟增長回復至五、六十年代的水平,亦沒有一個成功恢復充份就業,更不用說有哪個能擺脫週期性衰退的瘟疫了。香港當然也不例外,而且幾乎每一次都要由港府出面拯救資本家:八十年代初之拯救五、六間銀行;1987年及1998年分別以巨資打救股市。說到底,只有對於普羅大眾的安危,港府的自由放任才是貫徹始終的。

市場經濟不僅常常失靈,而且不監管簡直就會天下大亂。廿年來各地進行私有化的惡果,今天已經昭然可見。美國九一一事件暴露了私營化的保安公司怎樣為了節省成本、多謀利潤而使人手不足及工作馬虎;英國一連串火車大災禍揭發了私營公司怎樣為發財而罔顧公眾安全、使用廢棄火車的零件;歐美各國大幅削減衛生部門人手以及撤消市場管制正是造成反覆的食物污染(瘋牛症、Ecoli病毒)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第三世界,政府瘦身、私有化更是經濟破產社會爆炸的促成者之一。在香港,反覆出現的興建公屋的醜聞(最有名的是天頌苑短樁事件)亦突顯了:若缺乏監管的話,這些私人建築商可以怎樣拿成千上萬人的生命作兒戲。這一切一切,不過再一次証實一個簡單道理:放任市場經濟去「調節」投資、生產與消費,亦即放任資本家積累再積累資本,結果總是經濟與社會危機的爆發。

投機家索羅斯在亞洲危機後多次發表言論,承認市場經濟一定有強烈動盪,而互相競爭的資本家為求盈利亦必然不擇手段,結果難免造成重大的社會危機。要避免災難,就應由社會來為資本活動設下規則,甚麼可以做,甚麼不可以做;不能反過來,由市場來為社會定下規則。

我們並非根本反對市場;但是市場機制必須受到民主社會的監管,才能使之真正有利於大多數人,真正有利於社會進步及生態環境。

政府瘦身,弄巧反拙

如果有人駕車輾過了途人,司機的應急方法決不能是開倒車輾回去。同樣,政府若出現赤字,明智之舉也決不是條件反射式地削減人手及社會服務開支。在經濟衰退時尤其如此。因為這樣只會進一步削減有效需求,打擊消費,妨礙復甦。香港已經連續幾年通縮,而通縮使投資與消費都減弱;在資本家來說,價格持續下跌使其預期利潤下降,因此不願投資;在消費者來說,價格下跌使他們認為遲買好過早買。對於負債者而言(特別是正在供樓者),通縮更使其債務增加,消費減少。政府在這個時刻不去增加政府開支,促進消費力,反而背道而馳,恰恰是在火上澆油,抱薪救火。比較明智的政府都不會這樣做。其次,政府這樣做只會加深貧富懸殊,而這樣又反過來打擊消費力,因為越富有的人,消費佔其財富比例越小。這個道理,凱恩斯早就指出過。事實上,雖然在過去廿年新自由主義到處都打垮了主張政府幹預市場的凱恩斯主義,但是,在亞洲危機之後,情況又開始改變了。去年底金融時報這樣評論美國布殊總統之增加赤字預算:

「這個星期,布殊總統低調地結束了美國十年來的正統派經濟政策。他決定明年降低稅收,增加1300億美元公共開支(國內生產總值的1.3%)。他這樣做表示他要以政府之力來支持那種看法,就是短暫的總需求不足,要以政府從盈餘預算改為赤字預算來彌補。凱恩斯這種學說,在過去十年以至更長時期內,在發達國家久已失寵。但當世界三大經濟──美、日、德──都已陷衰退或將陷衰退之際,人們就不能不重估流行觀點。」(20011016日)

我們不是凱恩斯的信徒。只要資本主義還是資本主義,赤字預算及國家介入市場也不一定湊效。日本就是例証。但是,反過來,在經濟衰退時還要削減公共開支及拼命平衡預算,則經濟一定更糟。在這方面,凱恩斯多少比佛利民之流多一點現實感。可惜香港那一眾高官,論薪酬則遠高於世界市場,論水平則遠低於平均。

人類的生產力早就高到足可保証人人都有像樣的工作與像樣的生活。資本主義無法做到,不是因為資源不足,而是因為資源被浪費到過度的競爭與過度的投機之中。要解決這個問題,從根本上來說,既不是採取市場至上,也不是採取國家至上,而是要確立人民利益至上的原則,要確保一切社會經濟政策都以創造就業及縮小貧富懸殊為最高目標。為此必須廢除商人統治,建立普羅大眾自己的民主政府。這樣才會有真正的社會改革和真正的安居樂業。

就眼前而論,中下級公務員和一般大眾必須打破隔膜,聯合反抗政府瘦身減薪的進攻,同時準備作長期的民主奮鬥。不要奢想靠上層遊說可以保住飯碗。如果統治精英可以在一念之間「施恩」於你,他們將來同樣可以在一念之間奪回去。大眾的幸福永遠只能靠大眾去爭取。

200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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