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宇凡

《先驅》第65期，2002年（秋）

1955年英國歷史學家帕金森用幽默諷剌的筆法寫下了他的有名的《帕金森定律》，指出政府官吏天然地要無事生非，沒事找事做，這樣他們就可以成倍地增添人手，同時提高自己的威望與權勢。結果當然是職業官吏的無限制的自我膨脹。

《帕金森定律》對中國這個「社會主義」國家似乎特別適用。儘管幾十年來不斷發出精簡機構的號召，但是職業官吏的人數還是不斷膨脹，據報近年已接近四千萬人；官民比例，五十年代初為1:600，現在已經變為1:34。（1）這個龐大的官吏集團不僅獨霸權力，始終維持著專制統治，而且正在急速地吞佔國有財產。

但社會主義革命的原意，不僅是用公有制代替資產階級私有制，而且是讓勞動人民直接以民主方式管理社會，來代替職業官吏集團，以便國家逐漸消亡。可是，蘇聯也好，中國也好，「社會主義建設」越深入，官僚集團和國家的強制作用不僅沒有絲毫減少，反而在日益加強。而民主呢，對不起，就完全沒有了。兩個「社會主義」大國都成為碩大無比的官僚專制國家。

對於這種黨國一體的官僚國家，自由主義者歸咎於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學說，並且以為拿市場經濟的單方獨葯就能解官僚國家之毒。另一方面，在那些口頭上仍然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斯大林、毛澤東信徒中，不少人始終堅稱那套一黨專政的體制合符馬克思原意。

上述兩種觀點既相反，又相成。大家都同意馬克思主義等於一黨專政及黨國一體。其實，這種社會主義只是官僚社會主義，絕非馬克思的革命社會主義。這兩種社會主義是南轅北徹的。

由下而上的社會主義

馬克思、恩格斯沒能看到斯大林主義怎樣歪曲他們的思想。但這不表示二人不曾系統地批判過官僚社會主義的一些重要思想特徵，也就是國家崇拜和精英統治的思想。不，他們批判過，只是當時不叫官僚社會主義，而叫國家社會主義而已。二者的歷史淵源與作用自不相同，但在一些重要思想特徵上卻有共通點，就是都認為工人階級的解放事業，需要由精英份子所操縱的「黨」和「國家」機關去包辦代行，工人階級實際只起吶喊助威的作用。

但馬克思從頭起就是這種社會主義的死敵。他的社會主義是一種充滿平民傲骨的、由下而上的運動，所以平等及民主精神始終貫徹其中。他的工人階級解放學說，最珍貴的其中一個原則，就是「工人階級的解放應該由工人自己去爭取」。（2）這句話不是隨便說的，而是馬克思為第一國際所寫的章程的第一句話。這話亦非馬克思一時之見。恩格斯在1888年為共產黨宣言英文版作序時，曾經重申這句話。

馬克思從青年時代便已經激烈反對精英主義。1842年他廿四歲擔任萊茵報編輯時，寫過幾篇文章捍衛出版自由，反對書報檢查制度。當時有議員認為，人民還未成熟到可以享受出版自由。問題是人民怎樣才能成熟起來呢？如果永遠束縛住人民，不讓他們在自由中成長，人民又怎能成長得到呢？反過來，說這些話的議員，為甚麼又能獨享自由呢？他們又是怎樣成長的呢？馬克思諷刺地說：

「在他看來，真正的教育在於使人終身處於襁褓之中，因為人要學會走路，也得學會摔跤，而且只有經過摔跤他才能學會走路。但是，如果我們都成了襁褓兒，那誰來包裹我們呢？如果我們都躺在搖籃裡，那末誰來搖我們呢？如果我們都成了囚犯，那末誰來做看守呢？」（3）

不要以為這只是「青年馬克思」的看法。1850年「成熟馬克思」毫無愧疚地重新出版了他論出版自由的文章。在他從民主主義立場逐步轉變為共產主義立場的整個過程和轉變後，他的著作都貫串著對工人階級自我解放能力的信心。在不久之後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繼續發揮上述觀點：

「無論為了使這種共產主義意識普遍地產生還是為了達到目的本身，都必須使人們普遍地發生變化，這種變化只有在實際運動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實現，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僅是因為沒有任何其他的辦法能推翻統治階級，而且還因為推翻統治階級的那個階級，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拋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陳舊的骯髒東西，才能成為社會的新基礎。」（4）

從革命中鍛鍊民主自治的能力

在經歷過斯大林的「自上而下的革命」（指他的瘋狂工業化及集體化），以及中共的「農村包圍城市」，以農民軍隊去「解放」工人階級的革命之後，「社會主義革命」一詞已變得非常混亂。當代中國讀者更可能會透過這些經驗去誤解馬克思上述那番話。我們要掃除誤解。他指的革命恰恰是被毛澤東否定其適用於中國的那種工人階級革命━━「資本主義各國的無產階級政黨的任務，在於經過長期的合法鬥爭，教育工人，生息力量，……利用議會講壇」，進行「經濟的和政治的罷工」，「準備最後地推翻資本主義」。（5）毛澤東所描述的馬克思的傳統革命路線並不準確。他忘記了，領導俄國十月革命成功的布爾什維克黨，在大部份時間都是非法地下黨。所以用缺乏合法鬥爭條件來證明中國革命必不能採取傳統馬克思主義革命戰略，是沒有根據的。不過這兒不管毛這個局部錯誤，言歸正傳，繼續討論馬克思的革命路線同毛澤東所不同的地方及後果。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鬥爭，首先是離開了工人階級，這樣，革命的動力就不再是依靠最先進的階級而是依靠那身上最多「陳舊東西」的農民，再加上革命的領導是斯大林主義的領導，這就難怪「新中國」從頭起就充滿種種封建專制色彩，也難怪工人階級始終沒有機會培養「自己進行統治的能力」，難怪工人階級最後沒有能力阻止中共復辟資本主義。其次，一開始就長期進行武裝鬥爭，可以使群眾培養出軍事知識，但同時也總是加強了等級精神及服從精神，而少能培養出民主及平等精神。反之，馬克思的革命路線，正是一種自下而上的革命路線，讓工人階級不斷通過日常組織及鬥爭去提高自己的認識，培養起自我組織與自我管治的能力，再加上革命的實踐，這樣才能讓工人階級有自治能力。

現在支持工會運動是很多社會主義者的常識。但十九世紀中葉並非這樣。當時很多社會主義者（包括下面提到的拉薩爾）都反對工人組織工會，認為工會運動只是局部鬥爭，支持它只會妨礙工人階級爭取普遍的勞動解放。但馬克思卻極力支持；之所以支持，不是工會可以直接促進勞動解放；不是罷工鬥爭常常勝利，而是因為工人階級可以在工會組織及工會日常鬥爭中培養自治能力。只有經過長期準備，才實行起義，再「經歷15年，20年，50年的內戰」，才能「改變現存條件和使自己有進行統治的能力」。馬克思在1848年革命失敗後如是說。（6）

關鍵是使工人階級「自己有進行統治的能力」，而不是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下」永遠只能「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永遠當「襁褓兒」，永遠躺在搖籃裡或大監獄裡，被教訓去「感激黨的恩情」。

馬克思不同法國的布朗基。布朗基相信，工人階級革命應由一小撮堅定的革命家以密謀方式包辦代行。但馬克思相信的卻是「工人階級的解放應該由工人階級自己去爭取。」工人階級原本就固有革命的能力和建設新社會的能力（這是它同從前的農民或奴隸不同的地方）。工人政黨不必越俎代庖。工人政黨的責任不是密謀革命，而是在階級鬥爭中盡量幫助工人階級釋放全部革命潛能。所以他至為推崇工人階級的自發的革命首創精神。在這個意義上，任何真正的工人革命都是群眾的自發性與工人革命黨的自覺性的結合。

馬克思向工人學習

斯大林、毛澤東卻完全是另一個傳統。我們且看看大陸《社會科學大詞典》怎樣解釋「自發鬥爭與自覺鬥爭」：

它們是「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兩個階段。自發鬥爭是指無產階級還未以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武裝起來，還沒有樹立明確的政治目標，沒有通過自己的政黨領導而進行的鬥爭。當無產階級還是一個自在階級時，反抗資產階級的鬥爭往往是自發的。當無產階級在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指導下，建立本階級的革命政黨，有組織、有目標地向資產階級展開經濟上、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鬥爭時，就達到了自覺鬥爭的階段。」（7）

這種劃分真是驚人地機械與片面。你看，馬克思主義以前，只有自發鬥爭而絕不能有自覺鬥爭；馬克思主義以後只能有自覺的，「有組織，有目標」的鬥爭，而不能有自發鬥爭。但馬克思又怎樣發展出他的「主義」的呢？上述這種表述讓人覺得馬克思主義簡直就像是純粹從馬克思的頭腦中產生出來似的，或至少同工人階級的「自發鬥爭」無關似的！但馬克思不是毛澤東。「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於是就有了毛澤東思想，就有了中國革命。這純粹是英雄史觀。其實呢，還有另一面，就是工人階級的自發鬥爭及革命獨創性，也一直在引領馬克思發展他的學說呀。

1844年西里西亞紡織工人起義，對馬克思轉變為共產主義者有很大影響。其後，當他在法國、英國等開始接觸共產主義工人組織時，他深深為他們之情同兄弟，「純潔無暇，心地高尚」（8）所感動。用「高尚」一詞形容這些人，在馬克思同期著作中都出現過。正是這些接觸使馬克思加入了他們，成為共產主義者。

1871年的巴黎公社，被馬克思譽為「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產者階級同佔有者階級鬥爭的結果，是終於發現的、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9）究竟是誰「發現了使工人階級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你以為是馬克思嗎？錯了！

巴黎公社與國家消亡

在巴黎公社之前，馬克思還不曉得「可以使勞動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政治形式」該怎樣；用今天的話說，還不知道社會主義民主該怎樣，不知道它同資產階級代議制怎樣不同等等。馬克思要等到巴黎革命工人自發創造出來之後，才知道這種「政治形式」。馬克思最為推崇的，就是巴黎公社要廢除常備軍和官吏，真正實現人人參加管理社會。他特別舉出巴黎公社的幾個重大措施：

1.一切公職人員不僅普選而且可以隨時撤換；

2.一切公職人員薪金不能超過工人工資；

3.用普遍的人民武裝代替常備軍；

4.公社不是議會式的，而是同時兼管行政與立法。（10）

這種工人民主要比傳統的代議政制民主一千倍。只有這樣，才能防止國家由社會公僕變為社會主人，才能使國家這個統治階級的統治工具逐漸在勞動人民的自治中消亡。俄國十月革命中的蘇維埃，也貫徹了巴黎公社原則，是廿世紀的巴黎公社。只是在斯大林為代表的官僚層逐漸篡奪了權力之後，才摧毀了蘇維埃民主。1949年後的中國更一天也沒有實行過巴黎公社原則。

馬克思學習了巴黎公社的經驗後（而不是巴黎公社工人學習了馬克思），才進一步豐富了他的國家消亡學說。從頭起馬克思就極之仇視一切國家崇拜。青年馬克思強調，「必須推翻那些使人成為受屈辱、被奴役、被遺棄和被蔑視的東西的一切關係」（11）。而國家這種「冒充的集體」，正正是其中一種壓迫關係。所以青年馬克思說：

「在過去的種種冒充的集體中，如在國家中，個人自由只是對統治階級……來說是存在的，……對於被支配的階級說來，它不僅是完全虛幻的集體，而且是新的桎梏。……而無產者，為了保住自己的個性，……就和國家這種形式處於直接的對立中，他們應當推翻國家，使自己作為個性的個人確立下來。……在真實的集體的條件下（意指共產主義──劉），各個個人在自己的聯合中並通過這種聯合獲得自由。」（12）

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個人自由」一詞簡直成了禁忌。只有國家的自由，沒有個人自由。這是國家社會主義，而決不是真正的革命馬克思主義。真正的集體只能是「個人的自由的聯合」。

事實上，工人運動從頭起就存在兩種共產主義。1847年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刊物發表了創刊詞，談到同盟在共產主義與自由的問題上怎樣有別於其他共產主義者：

「我們不是主張消滅個人自由，並把世界變成一個大兵營……誠然，有這樣一些共產主義者，他們只圖省便，……主張否定和取消個人自由。但是，我們不願意拿自由去換取平等。」（13）

馬克思無異吸收並發展了覺悟工人中這種個人自由與集體合作並存的共產主義，而且應用到對國家的批判上。而《法蘭西內戰》一文第一次很完整地談到國家消亡。但讓我們先讀讀斯大林主義怎樣歪曲馬克思。大陸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一書在敘述到巴黎公社時，大量引述馬克思《法蘭西內戰》，然後狗尾續貂：

「公社是對蒲魯東主義的否定，因為蒲魯東主義者否定國家，否定民族的統一和國家的集中，而公社卻是企圖建立一個自上而下民主集中的、統一的工人階級的政府；」（14）

一本介紹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的大陸通俗讀本說：

馬克思認為「必須用無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來代替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15）

蒲魯東主義否定國家，而馬克思主義則肯定國家，或至少是肯定「無產階級的國家機器」；蒲魯東主義否定中央集權，而馬克思主義肯定中央集權。

馬克思：公社是反對國家本身

但是，在《法蘭西內戰》中，馬克思自始至終都是拿公社來代替資產階級國家機器，而不是「用無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來代替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這決非偶然，因為馬克思是國家祟拜的死敵。他說：

「民族的統一不是應該破壞，相反地應該借助於公社制度組織起來，應該通過這樣的辦法來實現，即消滅以民族統一的體現者自居同時卻脫離民族、駕於民族之上的國家政權，這個國家政權只不過是民族軀體上的寄生贅瘤。舊政府權力的純粹壓迫機關應該鏟除，而舊政府權力的合理職能應該從妄圖駕於社會之上的權力那裡奪取過來，交給社會的負責的公僕。……

公社制度將把靠社會供養而又阻礙社會自由發展的寄生贅瘤──“國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歸還給社會機體。僅僅這一點就會把法國的復興向前推進了。」（16）

由於《法蘭西內戰》是馬克思為第一國際所寫的宣言，所以不便把國家消亡的理論發揮太多（第一國際本來就很混雜，馬克思一派佔少數）。但在初稿裡，馬克思就把他的國家消亡論發揮得更清楚：

「公社才是帝國本身的真正對立物，也就是國家政權、集中化行政權力的對立物，……

因此，這次革命不是一次反對哪一種國家政權形式──正統的、立憲的、共和的或帝制的國家政權形式的革命。它是反對國家本身、這個社會的超自然的怪胎的革命，是人民為著自己的利益重新掌握自己的社會生活。它不是為了把國家政權從統治階級這一集團轉給另一集團而進行的革命，它是為了粉碎這個階級統治的兇惡機器本身而進行的革命。……

只有因對全社會負有新社會使命而得到鼓舞力量的無產階級，即負有消滅一切階級和階級統治使命的無產階級，才能夠粉碎階級統治的工具──國家，也就是集中化的組織起來的窃居社會主人地位而不是充當社會公僕的政府權力。……

公社──這是社會把國家政權重新收回，把它從統治社會、壓制社會的力量變成社會本身的生命力；這是人民群眾把國家政權重新收回，他們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壓迫他們的有組織的力量；這是人民群眾獲得社會解放的政治形式，這種政治形式代替了被人民群眾的敵人用來壓迫他們的社會人為力量。……（公社）徹底清除了國家等級制，以隨時可以罷免的勤務員來代替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老爺們，以真正的負責制來代替虛偽的負責制，因為這些勤務員經常是在公眾監督之下進行工作的。他們所得的報酬只相當於一個熟練工人的收入。……

所謂國家事務的神秘性和特殊性這一整套騙局被公社一掃而盡；公社主要是由普通工人組成，它組織著巴黎的防務，對波拿巴的御用軍隊作戰，保証這座大城市的糧食供應，擔負著原先由政府、警察局和省政府分擔的全部職務，在最困難、最複雜的情況下，公開地、樸實地做它的工作；」（17）

斯大林主義史家說無政府主義否定國家，馬克思主義肯定國家。但馬克思在這裡說得很清楚，國家是社會的「寄生贅瘤」，無產階級是「反對國家本身」的，公社應當將之「鏟除」。

甚麼叫國家？國家是階級矛盾達到不可調和時的產物。由於剝削階級是社會中的極少數，所以它必然需要這樣一個脫離社會的獨立機構，去對被剝削階級施行合法的強制與暴力。所以，國家之所以為國家，不僅在於它能對社會成員實施強制━━原始氏族也有對氏族成員實施某種強制，但那時沒有國家。國家之所以為國家，首先在於，只有它才能對社會成員（首先是被剝削階級）施行「合法」的強制與暴力，因為它是脫離社會，高據社會之上的特殊的機構。

在國家這個問題上，存在著三種而非兩種觀點。斯大林主義肯定國家，或至少是肯定「無產階級的國家機器」；無政府主義則否定一切國家，連工人奪取國家權力也反對，主張一日之內廢除國家。馬克思呢，卻是第三種意見。在對國家的根本歷史作用上，他同意無政府主義對國家的批評。所以，總的來說他否定國家，而不是肯定國家。但是，一日之內廢除國家是完全不切實際的空想。工人階級任何侵犯資產階級私有財產的革命行動都會受到資產階級的武裝反抗。所以，為了自衛，工人階級就必須要對資產階級實施武裝的強制。在這個意義上，工人階級仍然需要行使國家權力，仍然需要組織起自己的「國家」。但是，按照社會主義原則，它不可能是傳統階級社會那種「寄生贅瘤」。工人階級需要的，就是馬克思所說的，由工人「組成自己的力量」，去「代替壓迫他們的有組織的力量」。即使可以叫這個「自己的力量」為「國家」，它也是一種全新的「國家」，一種不是國家的國家，因為對反抗的剝削階級實行強制的主體，已經不再是脫離社會，高踞社會之上的特殊機構，即獨立的國家機器，特別是常備軍，而是普通人民，普通的武裝人民。管理這個工人「國家」的主體，也主要不再是職業官吏，而是領取普通工人工資的工人代表。所以，這個國家已不再是脫離人民的「寄生贅瘤」，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相反，已經是立即開始消亡的國家。

為了方便，馬恩二人在談到用甚麼代替砸碎了的資產階級國家機器時，有時也會使用「工人階級用新的真正民主的國家」來代替這個說法。恩格斯在1891年為《法蘭西內戰》寫再版導言時，就用過這詞，但他立刻接著說：

「但是這裏再一次簡單地談到這種代替的幾個特點，這是必要的，因為恰巧在德國，對國家的迷信，已經從哲學方面轉到資產階級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識中去了。……國家最多也不過是無產階級在爭取階級統治的鬥爭勝利以後所繼承下來的一個禍害；勝利了的無產階級也將同公社一樣，不得不立即盡量除去這個禍害的最壞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一代能夠把這種全部國家廢物完全拋掉為止。」（18）

在經歷過斯大林主義的專制之後，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更沒有理由不加引號，不加任何限制地使用「用無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來代替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這種說法。馬克思主義者若要使用「無產階級的國家機器」一詞，至少要立刻像馬恩那樣或列寧那樣加上「不得不立刻開始消亡」的國家，「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這些補充限制。

關於中央集權，馬克思也很鮮明反對：

「只要公社制度在巴黎和各個次要的中心確立起來，舊的中央集權政府就得也在外省讓位給生產者的自治機關。……那時還會留給中央政府的為數不多然而非常重要的職能，則不應像有人故意捏造的那樣予以廢除，而應該交給公社的代理人，即交給那些嚴格負責的代理人。」（19）

所以，在中央集權這問題上，同樣不是有兩種對立觀點，而是有三種：一方面是國家主義及官僚中央集權的觀點，另一方面是無政府主義觀點，即馬所謂「有人捏造」的可以根本廢除中央職權的觀點。馬克思是第三種觀點，主張保留中央「為數不多然而非常重要的職能」，除此之外為數眾多的職權則盡量由地方自治取代。馬克思在同一本書其他地方都有繼續發揮地方自治，反對官僚中央集權的觀點。

斯大林主義者決不是第一個把馬克思的國家消亡學說咒罵為無政府主義的第一人。伯恩斯坦，這位修正主義大師，在恩格斯尚在世時曾經在他指導下寫了一本批評拉薩爾主義的國家崇拜的書。但恩格斯死後不久，他就開始修正馬克思主義，而且是修正馬克思的國家消亡學說，指責他中了無政府主義的毒，認為追求國家消亡根本是空想。難怪他後來索性把那部評拉薩爾的書改寫了。社會民主主義同斯大林主義，在國家崇拜上其實並無二致。

「專政」的由來與斯大林主義的曲解

恩格斯在1891年為《法蘭西內戰》寫再版導言時，不忘批評

「社會民主黨的庸人又是一聽到無產階級專政就嚇得大喊救命。先生們，你們想知道無產階級專政是甚麼樣子嗎？請看看巴黎公社吧。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20）

當代革命運動中給搞得最混亂的一個詞，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一提起這個詞，自由主義者和斯大林主義者，雖然一個反對一個擁護它，但二者在理解其含義上卻驚人一致，都以為階級專政實際意味不要民主。但二者果真對立嗎？

在西方詞源上，「專政」一詞根本並非同民主對立。在古代羅馬民主共和國中，一直存在一個職位叫dictator，即「專政者」。這個「專政者」在緊急時期（例如在戰爭中）可以行使緊急權力六個月，對叛亂份子實行「專政」，一俟恢復正常秩序即廢止。期間元老院的憲法權力並無廢止過。這種「專政者」制度一直同羅馬的民主共和制並存了300年，直到凱撤才將它變成終身職位。所以，古代羅馬的「專政」，頂多不過是類似當代憲政中的緊急狀態法所賦予行政首長的若干緊急權力而已。而十九世紀中葉的政治家與學者，包括馬克思，最初每逢用到「專政」一詞，亦不過是在古羅馬意義上去用而已。

馬克思第一次使用「無產階級專政」一詞是在1850年，特別是為了誘導布朗基主義者拋棄那種由一小撮革命家來舉行密謀革命的想法。他們的革命路線分為兩個階段，首先是建立革命家的專政，待緊急時期過去才還政於工人階級。但馬克思則強調，不應是少數革命家的專政，而應當是「無產階級的階級專政」。（21）對馬克思來說，無產階級專政的意思，就是無產階級統治，就是共產黨宣言所說的，「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

一位叫鍾水的大陸作者在《首先必須搞清楚甚麼是無產階級專政》一文中卻說：

「所謂『階級專政』從來就不是全體階級成員的直接專政，國家歷來（！）是特殊階層（！）的特殊職能（！），全部問題的關鍵在於：這個特殊階層屬於哪個階級，是為哪個階級服務的。」（22）

你說的是哪個階級的專政？是有產階級嗎？對，說得很對。甚麼，原來你說的是無產階級專政！天啊，你這番話每一個字都是同馬克思恩格斯原意相反的。

恩格斯說巴黎公社就是無產階級專政（即無產階級的階級統治），然則，巴黎的工人階級是否不曾「全體階級成員直接專政」呢？這個工人政府的職能又是否由一個「特殊階層」來代行呢？如果一定要把「全體階級成員」這句話了解成，即使只有一個工人沒有直接參與專政，就不算是「全體階級成員的直接專政」了，那巴黎公社大抵不算是「全體階級成員的直接專政」了。但是，如果我們不致死於句下，如果我們把這句話了解為：全體階級成員都有權直接專政（在斯大林主義專制下的工人則無此權利），而實際上運用了這個權利的工人又佔了多數，那麼，這個意義上的「全體階級成員直接專政」，巴黎公社是有過的。

我們再看看馬克思自己怎樣說。他說：「公社主要是由普通工人組成」，「以隨時可以罷免的勤務員來代替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老爺們」。所以，馬克思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恰恰就是工人階級「全體階級成員的直接專政」呀！

廿多年後的1874年，當時的布朗基主義者在巴黎公社失敗後仍然堅持他們那條路線。恩格斯特地寫了一篇文章批評他們：

「由於布朗基把一切革命想像成由少數革命家所實現的突然變革，自然也就產生了起義成功以後實行專政的必要性，當然，這種專政不是整個革命階級即無產階級的專政，而是那些實現了變革的少數人的專政，而這些人又事先服從於一個人或者幾個人的專政。由此可見，布朗基是過去一代的革命家。」（23）

鍾水說「階級專政從來就不是全體階級成員的直接專政」，而是「特殊階層」的專政；而恩格斯卻批評布朗基不懂得，應該實行的不是「少數人的專政」，而應是「整個革命階級即無產階級的專政」。究竟誰才違反馬克思原意？難道是恩格斯麼？

專政與民主

既然無產階級專政是「整個革命階級的專政」，又既然無產階級只能通過民主程序才能實現這種「整個革命階級的專政」，那麼，無產階級專政不過是無產階級民主的另一個名詞而已。

經過斯大林主義的「專政」恐怖劇之後，當代人一定對「無產階級專政亦即無產階級民主」的說法大惑不解，如果不是乾脆反感的話。專政就是專政，民主就是民主，二者的分野是絕對的，怎能說相容？

上文已經指出過，若從歷史淵源看，專政一詞並非與民主對立。但除開這個意義上的「專政」之外，還有第二個層次上的意義，即社會經濟上的意義。馬克思越深入研究當代資本主義，就越發現，在這個劃分為階級的社會中，統治階級永遠需要對被統治階級實行階級的專政，而國家正是階級專政的統治工具。階級專政一定意味被統治階級喪失管理國家的民主權利，但並不必然意味連統治階級本身也喪失民主權利，並不必然意味一人獨裁。統治階級可以只對被統治階級實行專政，但同時在本階級內部實行民主（當然也可以相反）。這樣，階級專政就同階級民主相容。古代雅典一方面是奴隸主及自由民最直接的民主，另一方面它又是對奴隸及女性的專政；美國獨立戰爭後建立了「民主政權」，但這個「民主政權」同時卻對大部份沒有投票權的工人、農民、女性及黑人實行專政，所以這種民主只是資產階級的民主。即使後來投票權逐漸擴大到所有成年人，但一方面由於民選的範圍只及整個國家機器的小部份，而且是權力較小的那部份（主要是立法權），另一方面由於資產階級早已在社會及經濟上處於統治地位，可以借此而始終或明或暗霸佔住國家權力，所以，工人階級始終是被統治階級。所以，這個表面上是「全民」的國家，實質上仍是資產階級的專政，它對本階級實行民主，對工人階級則仍然實行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專政。這就是階級社會中，民主與專政的辯証關係。

無產階級專政也是階級專政，所以，它也可以（而且應該）在本階級內部實行民主，對資產階級才實行專政。這是它同過去的階級專政勉強相同的地方。但是，若只有相同而沒有不同，那無產階級專政根本毫無歷史進步可言。幸好不是這樣。無產階級專政在更多方面是與過去的階級專政決裂的。過去的階級專政都是少數人對多數人的專政，而無產階級（這概念不限於城市無產階級，也包括農村的無產階級及半無產階級），由於是社會上的多數，所以無產階級專政是歷史上第一個由社會上多數人組成的專政。這才是它具有歷史進步意義的地方。但單是這點還不足夠進步。正因為這種專政是「整個無產階級」通過最廣泛的民主而實行的專政，而不是「少數人」的專政，所以它從頭起就不像有產階級專政那樣需要一個特殊的鎮壓機關，一個高踞社會之上的國家機器。所以這種「專政」，同無產階級「國家」一樣，已不是原來意義的「專政」和「國家」，而是全新意義上的，即從一開始就消亡的東西。它們越是「加強」，就只能意味著更多普通工人參與管理社會，意味著越不需要國家這個特殊強制機構，意味著專政與國家消失得更快，意味著社會更趨平等。這才是無產階級專政真正具有歷史進步意義的地方。

國家開始消亡等到幾時？

斯大林主義有時也承認國家消亡論，但是他們總是把這個排在不可知的將來，而目前一個長時期呢，則只能是不斷加強「無產階級專政」。大陸辭海這樣解釋「無產階級專政」：

它「是多數人對少數人的專政，是人類歷史上最進步的也是最後一種國家制度。……無產階級專政要經歷由建立鞏固、加強到逐漸消亡的辨証過程。」（24）

這實際上把「無產階級專政」同國家消亡割裂開來，把本為同一的東西硬切開為前後兩個階段的東西。但一經切開，不論是無產階級專政還是國家消亡，都變成了空殼，變成木乃伊。

馬恩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從頭起就意味國家消亡的開始；二者是一個東西，不是兩個東西。如果國家還要等到專政在「鞏固、加強」之後才逐漸消亡，就等於永遠等不到，或者等到的只是蘇聯的消亡。

大陸《社會科學大詞典》在解釋「國家」一詞時說：

「社會主義國家是無產階級………建立起來的，是勝利地進行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保証，它在完成自己的歷史使命之前是不會消亡的。」（25）

換言之，國家消亡要等到「社會主義建設」這個歷史使命完成後。但看看恩格斯怎樣說吧。他在說「看看巴黎公社吧，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這話之前，還有一段很重要的話，也就是我們在上文引述過的：

「………勝利了的無產階級也將同公社一樣，不得不立即盡量除去（國家）這個禍害的最壞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會條件下成長起來的一代能夠把這種全部國家廢物完全拋掉為止。」（26）

注意，是「不得不立即廢除」國家這個禍害的最壞一面，以便國家立刻開始消亡，而不是等待無產階級專政「鞏固、加強」之後，不是等待「社會主義建設」完成後。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又說：

「無產階級將取得國家政權，並且首先把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但是，這樣一來它就消滅了作為無產階級的自身，消滅了一切階級差別和階級對立，也消滅了作為國家的國家。……國家真正作為整個社會的代表所採取第一個行動，即以社會的名義占有生產資料，同時也是它作為國家的最後一個獨立行動。那時，國家政權對社會關係的干預將先後在各個領域中成為多餘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來。那時，對人的統治將由對物管理和對生產過程的領導所代替。國家不是“被廢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27）

工人國家把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是「它作為國家所採取的最後一個獨立行動」。注意「最後一個獨立行動」這個謂語。因為從此之後，這個「國家」的餘下的所有其他行動，就不再是「獨立」的了，因為它不再是以脫離社會的特殊機構的資格去進行，餘下的所有行動都已由廣大勞動人民自己去進行，實行自管自治。國家是從頭便開始消亡的。

順帶一提，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第二章第一節中也說，實行巴黎公社的民主原則，將使人人都暫時變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也不能成為「官僚」，這樣國家就開始消亡了。而這一切不能等待十年廿年。他說：「無產階級需要的只是……組織得能立刻開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國家。」注意，是「立刻開始消亡」，而不是等到無產階級專政「鞏固、加強」之後。

鑑於斯大林主義把「無產階級專政」一詞弄得非常混亂，今後馬克思主義者其實可以少用它，而多用「無產階級民主」這個詞。其次，斯大林主義過去經常借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那句「只有不僅承認階級鬥爭，而且還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來為官僚專政辯護。今後，我們必須替列寧再補充上，「……不僅承認無產階級專政，而且還承認實行專政的那個國家「立刻開始消亡」，才是馬克思主義者。

自助還是向國家求助

讓我們重溫鍾水的話：只要我們這些「特殊階層」即國家官吏來替你們工人階級服務，替你們維護了公有制，你們就不要再投訴沒有民主！這就像一個蹩腳而無賴的理髮師，把人家的頭髮一開剪就剪得一塌糊塗，人家要撤換他，他就一手拿剪一手按頭，大吼道：我為你剪頭髮，就是為你服務，就是維護了你的利益，你有無權利撤換理髮師毫不重要！這是典型的精英包辦主義。

馬克思恩格斯恰恰是這種國家官僚的包辦主義的死敵。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後，馬恩二人就不斷同這種包辦主義鬥爭。當時的代表就是拉薩爾和俾斯麥。

拉薩爾主張通過普魯士國家的援助來發展工人合作社，以此來「解放勞動」。

馬克思批評道：

「他犯了很大的錯誤。……他把一個小小的出發點……當作自己的鼓動的中心點：以國家幫助反對自助。……這裡（德國）的工人從小就受官僚主義的訓戒，相信權威，相信上級機關，所以這裡首先應當培養他們的獨立自主精神。」（28）

斯大林主義史家在敘述馬克思反對拉薩爾的鬥爭時，往往只解釋成，馬之所以反對拉只是因為拉求助的是普魯士這個具體國家。如果是向「無產階級國家」求助，大概就不同了！

但馬克思在這裡並非拿求助於無產階級「國家」來同求助於普魯士國家抗衡，而是拿工人階級自助來同求助國家對抗，拿培養工人獨立自主精神來同依附國家的奴隸精神對抗。其實，如果工人階級能以自助方式去建立自己的統治，去自己管理自己，或用列寧的話，每人都暫時成為「官僚」──那時又怎會用得著鼓吹「為人民服務」？

前文提到，1891年伯恩斯坦在恩格斯指導下寫了一本論拉薩爾的書。他這本書在相當程度亦可視為恩格斯的意見，因為不僅伯恩斯坦經常向恩格斯請教，而且書出版後恩格斯曾贊許過它。伯恩斯坦在書中說：

拉薩爾認為「達到人類向著自由發展，這就是國家的真正任務。……但這種國家崇拜，意味要崇拜一切國家。即令拉薩爾的民主主義及社會主義觀點令他難以直接支持現存的國家，（事實不然──劉）也無法防止他這種崇拜為後來那些現存國家利益的鼓吹者所利用。拉薩爾的國家觀念正是一度橋樑，有一天會把共和派的拉薩爾同絕對君主專制的支持者聯合起來，把革命派的拉薩爾同徹頭徹尾的反動派聯合起來。……

一個成長中的革命階級絕對沒有理由讓出自己的意志，沒有理由放棄他們的批評權利，沒有理由放棄他們對其領導人的指導權。……真的，當群眾一旦讓出他們的意志，他們就從革命的要素變成向反動方向發展的要素。」（29）

「先鋒黨」不能包辦工人階級的解放事業

即使斯大林主義者抽象地同意，無產階級專政應當是「整個革命階級的專政」，但他們會立即補充，無產階級只有組織為先鋒黨，才能把力量集中起來。所以無產階級只能在「黨的一元化領導」下去實行專政。這難道不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嗎？

馬克思當然認為工人階級的解放需要以科學社會主義武裝起來的工人黨。這個黨主要由工人階級中最覺悟最堅定的份子組成。但是，馬克思從未想過工人階級只有或只能有一個黨。馬克思主義者自當努力爭取最先進工人加入自己的黨，但誰能保証所有最覺悟最堅定的工人都一定加入？難道就不會有另一些最覺悟最堅定的工人主張另一種工作路線，因而不願加入你們的黨呢？要知道，工人階級先鋒（即最覺悟最堅定的工人）不等於先鋒黨，先鋒黨更不等於那現實存在的共產黨。混淆這三個概念是罪過。列寧對此分野是比較清楚的。馬克思也沒有例外。何況，即使那最覺悟最堅定的工人都無一例外加入馬克思主義黨，但請問，那些次覺悟、次堅定的工人呢？他們就不會加入其他黨嗎？馬克思主義黨可以批評他們不夠覺悟，但你能否定他們有權另立黨派嗎？何況，你可以批評他們的覺悟不夠高，但他們也可以批評不夠高的是你們呀！當工人運動中事實出現了不同意見時，該怎麼辦？難道凡自命正確的就可以用暴力禁止別人發表相反意見嗎？此外，加入政黨的工人無論怎樣多，畢竟只佔少數；大多數工人都沒有參加任何黨；而這些群眾往往等到革命形勢出現才大批參與政治活動，甚至加入政黨，但這時出現的黨派只會更多，不會更少。這一切說明甚麼嗎？說明工人階級根本不是絕對均一的階級；無論工人階級比其他階級有更緊密得怎樣多的共同歷史利益，其內部亦難免會有不同階層，集團及覺悟水平。所以工人階級很自然出現不同政黨。各工人黨之間只能和平競爭，沒有理由要以消滅對方為目的。任何一個黨都不能用暴力獨霸工人階級的領導地位。斯大林主義把所有其他工人黨派都一定打成反革命，目的不過是為自己的一黨專政辯護而已。所以，即使他們抽象地同意「整個革命階級實行專政」，但由於只准共產黨一黨代表工人階級，所以，所謂「整個革命階級專政」結果還是化為一黨專政，而工人階級也成了被專政的對象。

馬克思畢生都在建設革命社會主義的黨，而且為此經常同其他社會主義工人黨派作思想鬥爭。但他從未想過否定他們在工運中的存在權利，相反，還盡力同他們聯合，誘導他們向資產階級作共同鬥爭。眾所週知，第一國際從頭起就是各種流派的聯合，而馬克思派只佔少數。馬克思為求達到聯合，在起草章程時還有意寫得「在實質上堅決，形式上溫和」。

看看六十年代由周一良等編的一本世界近代史怎樣描述第一國際組成的各派吧：

「馬克思充份考慮到各國工人運動的複雜情況。……英國的工聯主義、法國的蒲魯東主義和德國的拉薩爾主義還嚴重地影響著工人運動。這些機會主義派別叛賣工人階級利益，與資產階級、地主統治集團妥協，力圖用改良主義的路線把他們引入歧途。」（30）

好啊，馬克思居然同「叛賣工人階級利益」的黨派合建第一國際，豈不是雙重叛賣？這種史傳是典型的斯大林主義偽造學派的傑作。他們總把共產主義運動中所有不同意馬克思，或列寧，或斯大林，或毛澤東的黨派都視為從頭起就「混入」黨內的階級敵人，永遠只對工人運動起破壞作用，幸好有偉大領袖（當然是斯大林或毛澤東）及時發現，一一清除，包括肉體上消滅，於是，人民從此可以放心繼續擁護最高領袖，從勝利走向勝利。

馬克思當然不懈於同其他工人流派作思想鬥爭，嚴詞批評其錯誤理論，但他從未否認他們是工人黨派，是一部份工人的合法代表。他更不會認為只有自己才有資格領導革命。而事實上，說上述這些流派只有叛賣工人階級的一面，也不符合事實。七年後，這些流派中就有許多人參與領導了巴黎公社。

巴黎公社和馬克思的名字永遠分不開。倒不是因為他或他的支持者領導了巴黎公社。不。他們只佔很少數，對它的實際影響不大。領導巴黎公社的正正是布朗基派，蒲魯東派，新雅各賓派等等被斯大林主義史家描述為「叛賣工人利益」的黨派。當然，在《法蘭西內戰》一文中及在通信中馬克思都批評過他們的錯誤，但他不致荒謬到說他們已經「叛賣」工人。相反，且看看恩格斯的評價吧：

「更令人驚異的是，雖然公社是由布朗基主義者和蒲魯東主義者組成的，但它的措施卻往往是正確的。很明顯，對於公社在經濟方面的各種法令，無論是這些法令的優點或缺點，首先應當由蒲魯東主義者負責；而對於公社在政治方面的行動和失策，則應當由布朗基主義者負責。正如政權落到空談家手中時常有的情形那樣，無論是蒲魯東主義者或布朗基主義者，都按照歷史的諷刺，做出了恰恰與他們學派的信條相反的事情。」（31）

他們的思想綱領是錯誤的，而且有過缺點和失策，但在實踐中卻往往拋掉錯誤綱領，採取了正確措施。這才是真正客觀公正的評價。

恩格斯：黨外有黨，黨內有派

斯大林、毛澤東的黨的公式是「黨外無黨，黨內無派」，但馬克思、恩格斯恰恰相反。恩格斯晚年曾和一位丹麥社民黨黨員通信，談到黨內派別時說：

「每一個黨的生存和發展常伴隨著黨內溫和派和極端派的發展和相互鬥爭，誰如果不加思索地開除極端派，那只會促進這個派別的增長。工人運動的基礎是最尖銳地批評現存社會。批評是工人運動生命的要素，工人運動本身怎麼能避免批評，想要禁止爭論呢？難道我們要求別人給自己以言論自由，僅僅是為了在我們自己隊伍中消滅言論自由嗎？」（32）

斯大林主義的「黨」的觀念，同馬克思的黨的觀念是格格不入的。前者的「黨」和黨「領袖」，簡直就像中世紀的天主教：天主教之外的一切宗教都是異端；天主教之內的一切異見都是邪說；教皇永不犯錯。所以，斯大林主義和毛澤東主義都帶有強烈的宗教化及偶象化。

不妨回過頭來再看看斯大林主義所界定的「自發鬥爭與自覺鬥爭」：這是嚴格兩個階段的鬥爭；馬克思主義誕生後就不再有自發鬥爭了。但如果有呢？那怎麼辦？如果這些自發鬥爭越出了「黨」的政策，那又怎樣辦？那就……限制它們甚至扼殺它們。斯大林在中國1925-1927年的大革命就是這樣指令中共去自我限制工農的自發革命鬥爭的。這種對群眾的自發革命鬥爭施以制動器的作用的經驗，在這之後不斷重覆：1936-39年的西班牙革命，二次戰後的法國和希臘；1968年的法國革命……。

但恩格斯怎樣看待那超出了黨的政策的工人自發鬥爭呢？1891年4月，德國魯爾礦工爆發了自發罷工，要求改善待遇，但終於在政府鎮壓下失敗。當時德國社民黨的黨報在威廉李卜克內西的主持下發表聲明，與礦工保持距離，說社民黨與罷工無關。恩格斯寫了兩封信，分別給倍倍爾和考茨基：

「魯爾的礦工罷工，對你們來說，當然是很不合時宜的，但又有甚麼辦法呢？輕率的、自發的罷工，──這在目前，正是新的廣大工人群眾靠攏我們的通常的途徑。……李卜克內西……向全世界証明，我們的黨並沒有挑起這次罷工，甚至還進行過勸阻，那這些可憐的罷工者就倒霉了，他們就不會得到應有的關心，以便使他們盡快地靠攏我們。………不能只承認運動中令人愉快的方面，有時也得容忍暫時的、使人苦惱的事實。」（33）

從頭起，工人群眾的自發鬥爭和黨（眾數而非單數的黨）的自覺鬥爭就不是僵硬分成兩個階段，而是在整個革命鬥爭時期中，互相影響，互為作用。我們既要拋棄無政府主義那種只知崇拜自發性、不知工人要組成先鋒黨來領導工人進行自覺鬥爭的重要性的偏見，也要反對斯大林主義那種由黨（其實是由黨的最高領袖）來包辦工人革命事業的黨天下思想。

恩格斯到死都和社民黨內的機會主義及國家社會主義作鬥爭。不過，馬恩二人從來不否認這些流派在工人運動中存在的權利；可是，機會主義及國家社會主義者呢，就相反了。馬恩未死，他們已經用上禁止二人著作出版，甚至肆意竄改二人著作等卑劣手段來阻止其真正思想流通於工人。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對那真正具有解放、自由、平等及民主精神的馬克思主義懷有刻骨仇恨，因為他們想工人階級永遠在襁褓之中，在囚室之中，以便自己可以繼續當褓母，當看守啊。

結語

幾十年來，蘇聯、中國那個「特殊階層」都在「為人民服務」，但同時更不忘為自己的特殊利益服務。結果，他們越侵吞國有財產，就越感到資產階級私有制更對胃口。而一旦他們下決心復辟資本主義，阻力自然不大，因為他們早已剝奪了工人階級一切民主權利，早已壟斷一切國家權力，所以他們能夠輕易打破工人反抗，復辟資本主義，並繼續作為「冒充的集體」去侵吞民脂民膏。然而，他們越是侵吞得起勁，就越發腐敗，越發把整個社會的一切矛盾的火頭燃點起來。

另一面，西方社會民主主義也進一步墮落到連社會改良的假裝也丟掉了。過去，他們是依靠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來推行改良，以便扺消革命威脅。今天，他們同樣依靠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但幹的是相反勾當了，就是私有化、市場化，就是帶頭進攻工人階級。但他們越進攻得起勁，就越發教曉工人階級丟掉對他們的幻想。今年五月法國大選中，社會黨的若斯潘慘敗足以說明這個趨勢。

但全世界工人階級仍是挨打之中。敵人還很強大啊。對，敵人強大。但他之所以強大，只因為我們跪著。只要工人階級站起來，那就足可與敵人匹敵。

而掌握馬克思主義的「工人階級的解放是工人階級自己的事」的原則，掌握這種真正的社會主義，正是使工人階級重新站立的不二法門呀。

2002年9月1日

2002年9月10日修改

注釋

1．《中國政府大裁員》，藍野編著，重慶大學出版社，1993年，27頁。還可參考楊繼繩的《中國社會各階層分析》中有關官員膨脹一章，香港三聯出版社，2000年。

2．第一國際章程，馬恩選集第二卷，136頁。

3．《第六屆萊茵省議會的辯論》（第一篇論文），馬恩全集第一卷，61頁。

4．馬恩選集第一卷76-77頁。

5．《戰爭和戰略問題》，毛選第二卷，506頁。

6．《1850年9月15日的中央委員會會議》所錄的馬克思發言，馬恩全集第七卷618頁。

7．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北京，1989年，470頁。

8．馬克思致費爾巴哈信，1844年8月11日，馬恩全集第27卷，450頁。馬克思《1844年經濟哲學手稿》及《神聖家族》都提到對所接觸的英法左翼工人的良好印象。

9．《法蘭西內戰》，馬恩選集第二卷，378頁。

10．同上。

11．《黑格爾去哲學批判》導言，馬恩選集第一卷，9頁。

12．《德意志意識形態》，馬恩選集第一卷83-85頁。

13．《共產主義雜誌》試刊號發刊詞，載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文獻史料選編，第一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北京，1983年，124頁。

14．人民出版社，1978年，294頁。

1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簡介，遼寧人民出版社，1979年224頁。

16．同註9，376-377頁。

17．同上，411-415頁。

18．馬恩選集第二卷336頁。

19．同上，375-376頁。大陸中譯本不譯為「代理人」，而譯為「官吏」。但據當時的英文版（因《法蘭西內戰》一文不是以馬克思個人名義發出，而是以第一國際的總委員會名義發出，所以當時就已有了法文及英文版），馬採用的是「agents」，不是”functionaries”。馬在下文提及廢除常備軍及官吏，「官吏」一詞才用了”functionaries”。可知馬克思明顯把公社公職人員同舊國家的官吏區分開來。中譯文把二者都譯為「官吏」實不當，故此按英文版修改。

20．同註9

21．《1848-1850年法蘭西階級鬥爭》，馬恩選集第一卷，479頁。關於馬克思在這段時期同布朗基主義者的合作，請參看”The Dictati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from Marx to Lenin, by Hal Draper,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7, Chapter one.

22．載於大陸網站「主人公」（www.gongnorgbbs.net.tf）。

23．《流亡者文獻──二，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綱領》，馬恩全集18卷，581頁。

24．《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年，660頁。

25．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北京，1989，488頁。

26．同註9

27．馬恩選集第三卷438頁。

28．馬克思致施偉澤，1868年10月13日，馬恩全集32卷，557-559頁。

29．Karl Marx theory of revolution, Vol. 4, Critique of other socialists , by Hal Draper, Monthly Review Press, 1990, P.49 & 56-57.

30．《世界通史》近代部份，上冊，香港文化資料供應社重印，1979年，481頁。

31．《法蘭西內戰》1891年單行本導言，馬恩選集第2卷，333頁。

32．致格爾桑。特利爾，1889年12月18日，馬恩全集37卷，323-324頁。

34．馬恩全集38卷，89及8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