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宇凡

《先驅》第54期，1999年11月

雖然經濟衰退現在稍為緩和，可是失業並沒有絲毫好轉，而董政權更是落井下石，不是降低公務員待遇，就是實行私有化及削減福利開支。到目前為止，普羅大眾都是招架無力。不少勞工工作者希望有所作為，但究竟應該怎麼辦，也談不上一致認識。

客觀的形勢暫時還是不利的，不過，如果主觀認識能夠減少錯誤，那就至少是朝正確方向前進。

合作社可以使工人自救

有些勞工團體致力組織工人合作社。在當前失業嚴重的情況下，這不失為一種鼓勵工人自救的辦法。事實上，合作社運動的歷史同工人運動的歷史一樣長，而且從來都是關係密切的。合作社一方面可以讓有條件的工人自行集體生產或銷售，不必受老闆直接剝削，另一方面也可以讓工人學習民主的企業管理。合作社本身也證明，社會生產並不一定需要資本家，證明一個工人自管的社會是有可能的。所以勞工運動一向支持合作社。在香港推行合作社有許多客觀困難，包括普羅大眾缺少集體奮鬥傳統、開業的資金不少等等。但是，若得到一些志願團體的協助，就有可能開辦一些合作社。開辦成功後，當然也面對各種困難，尤其在經濟衰退下。有學者認為經濟衰退正是辦合作社的好時機。這是不很對的。經濟衰退意味市場在縮小，競爭變得更激烈，風險也就增加，而收入卻很難增加。不過，凡事都有例外。雖然遠非人人有條件辦合作社；但總會有少數人較有條件，而這些人就可以考慮這樣做。

但是有些學者卻把合作社的作用誇大得太厲害，認為合作社不僅可以解決失業問題，而且是「顛覆資本主義」、「建立另類生活方式」的不二法門。之所以是不二法門，因為他們認為傳統工人運動（工會、工人政黨所進行的鬥爭）都犯了經濟主義毛病，並不能達致建立平等社會的目標，所以須要拿合作社運動來代替前者。這種「新觀點」表面上很推崇合作社，實際上是幻想用一隻小艇就能把幾百人渡到彼岸。

「建立沒有剝削的另類生活」？

在資本主義下面，合作社不可能根本解決失業問題，連顯著減少失業也很難。因為，要合作社發展到足以吸收全部失業的程度（且不問在壟斷資本主義下面合作社有多大競爭力），須要巨量資金，而工人並沒有這些錢。在資本主義社會，絕大多數資本都操在資本家手中，而工人頂多只有點積蓄及作為消費的住房，並沒有資本。除非這種資本主義財產關係有根本改變，否則工人根本不可能有資金可普遍發展合作社。十九世紀中的德國工人運動領袖拉薩爾曾幻想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會資助工人發展合作社。但是廿一世紀將至了，資產階級國家仍想不出為何有必要幫助自己的奴隸掙脫僱佣勞動的枷鎖。除非有了工人自己的政府，並通過它來把資本收歸社會所有，否則實在難以想象合作社可以在現在生產關係中普遍發展起來。

至於說合作社運動可以「顛覆資本主義」、「建立另類生活方式」云云，當然只是幻想。誠然，如果此法可行，那真是最好不過。在世界許多地方，工人即使只是為一口飯、一份工作，也要從事長期的組織工會、工黨的艱苦工作，要同統治階級發生大大小小的鬥爭，要有許多犧牲。倘若世上真有一種方法，不須任何鬥爭與犧牲，只要在合作社的小圈子內堅持「沒有剝削」的「另類生活方式」，就能顛覆資本主義，就可以使「另類生活方式遍及社會」，豈不慳水慳力慳時候？豈不又激進又保險，永無流血之虞？可惜持此論者從來沒有向我們認真作過有根據的論證。我們見過工會與工黨發動巨大鬥爭，成功迫使資產階級作巨大讓步（例如戰後的福利國家提供較多就業與生活保障），卻從未見到合作社有這種成就。事實上，外國的合作社運動的規模比香港大許多，歷史有個半世紀之長，成績尚且有限，那麼，香港的合作社運動就更難以發揮那些學者所希望的神奇作用了。合作社被大企業擠垮，或是自己也蛻變為資本主義式企業，倒見過不少。自然成功的依然有，所以我們認為合作社有其存在價值。但以為不必根本改變資本主義的財產關係及權力關係，單靠合作社的自然擴充就可以使工人過「沒有剝削的另類生活」，則是幻想，而且是有害幻想，因為這樣模糊了工人的奮鬥目標。

這樣一種路線，基本上重蹈了八十年代香港環保運動的覆轍。那個時候的主流環保團體從來不向資本主義制度及其統治階級（他們才是環境破壞的禍首，而不是一般消費者）作鬥爭，連思想上的鬥爭也很少，反而一味說服「消費者」過「緣色的另類生活」，最後使「運動」日益變質成為一種個人道德修養的說教，而同時環境污染變得更厲害。

工運與合作社互相配合，而非對立

合作社可以辦、值得辦，但是暫時還談不到可以過「沒有剝削的另類生活」及「顛覆資本主義」。要達到這個目的，須要另外一種工具。在今天普羅大眾不斷受到統治階級新的打擊的情況下，當務之急更不是空談「另類生活」，而是保衛現有的權利，尤其是保衛公營社會服務。勞工工作者可能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能開辦一個十多人的合作社，可是董建華只要一聲令下，就可以使房署私營化並裁員幾千人。要用合作社解決失業豈非杯水車薪？不去迎擊統治階級進攻，反而埋首於「過另類生活」，是否有點像鴕鳥？幸而在一些合作社搞手中已經有各種各樣討論，也有些人認識到合作社本身不能脫離現在社會關係（尤其不能擺脫資產階級的間接剝削），合作社內部也難免存有各種各樣的事實不平等。但似乎有關討論仍未達到清晰，尤其仍然有些人對合作社寄予太高遠的理想，同時卻對當前統治階級的進攻視而不見或束手無策。

中外歷史經驗證明，要迎擊統治階級的進攻，須要發展工會及工人政黨，須要走一條大膽抗爭的路線，用實際力量改變資本主義社會的權力關係，使工人的權利多少有制度上的保障。這不是說所有勞工工作者只應搞工會或工人的政治工作。不是這樣。每個人的興趣、位置、資源都不相同。凡是有志於合作社運動的，都沒有理由強制他轉變崗位。在勞工工作者當中，仍會有分工。關鍵不是把發展工運與合作社對立起來，相反而是怎樣配合。關鍵是你怎樣在合作社內從事勞工教育，是叫工人相信「過另類生活」的空想呢，還是一面盡力協助工人辦好合作社，一面教育自己以及工人去認識資本主義社會的財產及權力關係怎樣不公平，去聲援一切反抗統治階級進攻的工會、去用合作社的經驗證明資本家並非必要等。合作社是一鍋好湯，關鍵是你加入一茶匙上好豉油，還是一顆耗子屎。

怎樣進行勞工教育

在今天的情況下，發展工會並不比過去容易（工人政黨更不用說）。群眾的消極仍是最大的直接障礙。而這短期內都很難改變。（這是許多人對傳統工運失望的原因之一。）但是，並非一切都不可改變。至少，勞工工作者主觀上的弱點卻是可以改變，應該改變的。現在工會及其他勞工團體都有不少進行著勞工教育，但有時候由於思想混亂而出現一些錯誤，客觀上也就誤導了工人。在今天尤其須要宣傳各種工人團結互助的精神，因為只有少數人認識到互相支援各種鬥爭的需要（例如對公務員反對私有化的聲援就很不足）。其次，在許多勞工刊物中，一個共同點是以訴苦為主，而不是以宣傳抗爭思想為主。專門訴苦是弱者所為。但工人階級真是「弱勢團體」嗎？是，但又不是。工人階級目前處處受打擊，當然是弱勢。但是，工人階級並非必然弱勢。工人階級是社會的生產階級。資本要增值，交換要進行，統統要工人階級勞動才成。所以，如果不是從表面而是本質去看，工人階級並非弱勢社群，而是強勢階級，他們既有能力維持社會生產，也就同樣有能力在必要時起而癱瘓社會生產（罷工）。關鍵在於怎樣讓工人認識到自己的潛能。任何一種勞工教育如果不是促進工人階級這種自信自主精神，不是解放而是窒礙這種潛能，它就是一種反面的勞工教育。

此外，不少工會領導及一般勞工工作者太容易毫無批評地接受統治階級的思想（什麼「自由經濟」、「私有化大勢所趨」、「勞資合作提高競爭力」等等。本刊過去對此已批評不少），而不去問問：為什麼這種自由經濟可以容許資本家自由投機、自由轉嫁危機給工人，而工人就沒有就業保障的自由，就沒有生活保障的自由？香港的競爭力從來都位居世界頭幾名，為什麼工人生活從八十年代末以來就不斷惡化？香港電訊多年前已不斷要求員工學習多種技能以提高競爭力，而結果卻方便資方日後大批裁員。這些例子還不足以令人反省所謂「勞資合作提高競爭力」的虛偽性嗎？究竟「勞資合作」對工人有過什麼好處？究竟這種話是為哪個階級的利益服務的？

在勞工教育中，為了獲得工人的認同，很自然把工人最切身問題放在首位，例如工資、福利、就業等。但是有時候不少人太容易把「切身」兩字了解得太狹窄。實際上，不少工人同樣把公平、歧視、人權等視作切身問題。美國一份勞工研究指出，凡是比較注意工人的尊嚴、有關公平與歧視的看法的工會，會比那些只專注牛油與麵包的工會，更容易把工作間的工人組織起來，贏得組織工會的投票。但要做到這點，須要我們具有強烈的平等眼光，尤其要具有種族、男女、外勞與本地勞工的平等觀念，才能抗拒來自傳統偏見及統治階級的分而治之的政策的壞影響。

短期內要有工會的大發展是很困難的，但是，首先促成勞工工作者當中的思想解放，卻是可以而且應該去做的。做對了不代表會立即發生奇跡，但是至少代表了在正確的方向上邁前一步。

1999/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