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洛爾尼克、泰．戈林（譯者赤軍）

《先驅》第55期，2000年（春季）

（俄）共產主義運動正經受著近於荒謬的演變：勞資衝突的急劇上升，湧現出一批有威信的工人領袖；與此同時原蘇共的遺老遺少們所組織起來的「共產黨」不停地喪失著人數和影響。這裡所指的主要不是俄聯共（她已成為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言人），而是較左的小黨，首先是俄羅斯共產主義工人黨。

關於共工黨有許多不同的看法，黨領袖們自命是「不妥協的人民衛士，忠於原則的馬列主義者」，小資自由派評論家辱罵她是「社會━━法西斯」政黨；這些批評都不能孤立地來研究，而應該把該黨的理論和實踐方法同蘇共的理論和實踐方法放在一起比較分析，才能得出較合理的結論。

由於國際革命的挫折和經濟的落後，（二十年代中）官僚集團奪取了工人階級通過十月革命建立起來的經濟和政治權力。作為一個不受任何控制的寄生階層，官僚層使用波拿巴主義式的種種手段，以便同時避免工人階級的政治革命和資本主義復辟。他們保衛自己的權力和特殊地位的主要手法是在共產黨內的左派（無產階級部份）和右派（走資派）之間保持平衡；強硬的官僚主義集中制，使領導層完全凌駕於黨內群眾之上，化黨員為無知覺的盲目執行者（螺絲釘精神）；民族主義（不是指單純的民族優越感的煽動，而是較為廣泛的民族主義：把社會進步硬性地與某個地區聯在一起，「一國社會主義論」）。由於這一整套手法是在斯大林時期最早被廣泛運用起來，可以把這一整個現象叫作「斯大林主義」。蘇共後來的領袖僅繼承了這一切而已。

然而官僚獨裁制度，由於它是在十月革命的基礎上產生出來的，擁有過巨大的促進社會進步的潛力。但這些資源漸漸耗盡，而官僚式管理的計劃經濟也走進了死巷。在經濟危機的形勢下老一套辦法失靈了，擺在面前的有兩條路：要麼返回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統道路：工人參與管理生產和對官員階層全面監督和（由下而上）的考核與選拔，要麼把對國民經濟的控制轉交給私人之中，以改變日益無能的官吏們對經濟的窒息性領導。「自我淨化」對寄生性的幹部集團是不可能的，所以它選擇了第二條路。然而官僚中並非鐵板一塊，它逐步演化成三個彼此競爭的派系。最有活動能量和手腕的部份人意識到了現存體制的低效無能，決心從市場經濟裡找出路，以便化手中的國有財產為個人的私產，這批人（民主派）挑中了葉利欽為領袖。

另一部份人較前者更無能，但數量眾多。他們害怕喪失已有的穩定特權地位，如果轉變成資產者的風險過大的話。然而，這一派（「保守派」）同意變革的不可避免性，主張小步前進，走「中國道路」，就是說保持國家機器對私有資產的優越地位和嚴密控制。這一派的旗手是利加喬夫，後來是久加諾夫。第三派，最遲鈍也最死硬的一批人，不理解斯大林主義的歷史局限性和變革的不可避免性，抗拒了任何對習慣的老一套方針作法的任何重大改革。這些人（常是大企業的黨領導）的喉舌一度是尼娜．安德烈耶娃。一九九○年總統選舉中他們支持了馬卡紹夫將軍。在類似立場上進行活動的組織包括了共產主義倡議運動━━蘇共黨內反對派，後來在此基礎上建立了共產主義工人黨。

戈爾巴喬夫和所有前任一樣，充份利用了斯大林主義見風轉舵的全套法寶。開始，在三派間的平衡搞得頗成功，可是利益衝突越來越明顯了。他試圖施加行政壓力（打擊政敵），但派系鬥爭已滲透進軍隊、公安、安全機構。他拼命鼓吹「蘇維埃愛國主義」，但與世界資本的整合帶來的巨大利益已經征服了官僚們的心。結果他喪失了一切社會基礎，於1991年8月被葉利欽取代。親西方的「市場民主主義者」們開始執政。

「保守派」和「死硬派」運用的手法也是從斯大林主義裡學來的。這導致了他們之間的勾心鬥角發展到決裂。蘇聯工人見到三派鬥成一團的情景，對任何一方都很不信任。然而，「民主派」和「保守派」由於已經與發展中的資本勾結起來，佔據了社會政治生活的主流，而「死硬派」在這一點上毫無成績，也缺少資產階級政客擁有的那種財源，不得不被迫尋找工人的支持。

由於獨立工人組織和馬列主義文化早在斯大林時代已被連根鏟掉，大部份工人相信了葉利欽反官僚的口號，成為民主派手中的（雖然是消極的）工具。工人用罷工和選票抬著民主派當了權。另一部份工人由於親身體會到經濟崩潰和生活水平下跌的災難性後果，把著試試看的心理走向了死硬派的隊伍，開始為安德烈耶娃、馬卡紹夫、安比洛夫的組織跑龍套。在這個時期，「保守派」還忙於同資產階級進行整合，基本上迴避了劇烈的政治衝突。在掠奪性的「休克療法」階段，「死硬派」是唯一廣泛使用社會主義旗號的政治力量。

雖說工人和青年在整體上，由於對蘇共的厭惡和敵視沒有跟「死硬派」走，一小部份人還是參加了1991年成立的共工黨。這是當時唯一較大的共產黨：大批受到危機衝擊的退休人員積極響應了共工黨的號召以「同葉利欽匪幫鬥爭到底」。這些人大都在年青時經歷了蘇聯迅速發展的年代，對當時還是「初生中犢，敢想敢幹」的官僚隊伍有很深的印象。共工黨的領導崗位大多由原蘇共基層黨委負責人充任，這個社會區域的人士在改革中吃了大虧，喪失以往的特權後無法轉入新生資產階級行列；同時（由於工作關係）與工人群眾保持了一定的聯繫，對民間疾苦從蘇聯時代起就很了解。

當然，這批人與資本主義復辟鬥爭的主要動機，是恢復往日地位的願望。所以他們的「社會主義」是反動的、小資的。如同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形容的「封建社會主義」那樣：「搖晃著無產階級的討飯家伙，以號召人們同（他們）一起走」。在他們滔滔不絕對「吃人制度」的聲討中並不難看到老蘇共寄生時代的影子，痛罵「民主派」，死硬派想的只是復辟斯大林主義的美夢。

馬卡紹夫將軍，共工黨中公認的領袖之一，在建黨後的活動中仍忙於在工人群眾和失敗的官僚們之間搞平衡，大搞一元化領導，利用退休一代守紀聽話的特點獨攬黨內大權，同時把民族主義這張牌打的更響：已經從蘇聯愛國主義向大俄沙文主義轉化了。隨著資本主義復辟塵埃落定的時候開始，馬大帥迅速認識到跳槽轉業的必要：充當民族資本家代言人要比死抱住共產主義「死屍」強得多。共工黨內類似的英明領袖多得數不過來。

俄羅斯聯邦共產黨建黨大會的召開，宣告了共工黨獨霸天下局面的終結。1993年2月13日，「保守派」和他們的「恩主」們在莫斯科市郊正式走上政治舞台。「俄羅斯民族大會」頭目之一久加諾夫當選黨主席。共工黨內的平衡被破壞了。大批黨的各級書記轉入俄聯共，置黨員群眾於不顧。據黨內文件指出，80%以上州地委書記轉向。

馬卡紹夫的離去為另一個領袖━━安比洛夫騰出了位置。後者在玩弄權術上與前者毫無二致；然而集體大逃亡的事變迫使他向競爭者（俄聯共）開火，宣佈俄聯共為「機會主義」黨。儘管這種指責很不徹底，安氏開始加強黨宣傳中的社會主義成份，以挽留黨內的工人積極份子。與此同時他一絲一毫也沒有扔掉「三面紅旗」：平衡術、一元化官僚集中主義、民族主義。因為這會威脅到他的社會基礎的穩固：老一代懷舊的退休者和原蘇共小官僚不接受，也沒有能力接受向真正馬列主義的轉變。

所以共工黨在安比洛夫領導下的政策充滿矛盾：大罵俄聯共，但每每在緊要關頭與後者妥協；號召承認「車臣人民有權自決」，但又同極右俄羅斯沙文主義勢力密切合作；極左冒險主義和官僚保守主義互相輝映；黨的喉舌號召人民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國際主義」而奮鬥，但從未解釋過這些詞匯的內含。因為這類解釋會展示出它們的反官僚和國際主義特徵，而這兩點都是黨內大多數人━━小官僚、退休懷舊者、民族主義者━━所極力反對的。

共工黨認為俄國勞動人民的思想意識已完全達到革命的階段，因為俄國人民「天生具有社會主義性格」，「集體主義文化世代相傳」。所以黨不去組織工人鬥爭，而是無休止地號召「進軍莫斯科」，「全民公審大會」，示威，集會等等。蘇聯歷史是這樣被描繪的：社會主義，一切正常，「密謀」，結果「壞人上了台」，現在「祖國被敵人佔領了」。人民應該在共工黨領導下驅外寇，殲內奸，黨再次恢復社會主義，一切正常……任何對資本主義復辟的馬列主義解答（「復辟的社會━━經濟原因產生於斯大林主義」，「復辟後不會很快發生革命，因為無產階級也處於形成階段」）被宣佈為「猶太復國主義的謊言」或者「中央情報局派來的」。

模棱兩可，但十分激進的口號使共工黨內匯集了不少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工人積極份子，國際主義者。同時入黨的還有許多激烈的民族主義者，打著「民族解放」的旗號大肆販賣沙文主義、反猶主義，甚至種族主義貨色。他們公開支持現存國家的暴力機器，把「社會主義革命」歪曲成重建一個等級森嚴的集權社會的過程。在日常宣傳中黨員們經常發表互相矛盾的見解，讓人覺得在一個黨裡匯集了死對頭。其實，這的確如此。

安比洛夫沒有與他的右翼盟友們決裂，而是持續了老一套手段：平衡。然而退休老頭老太太們一批批死去了，許多人轉向俄聯共，那裡的民族主義更徹底，更公開，也更有吸引力。看到這一切，安比洛夫誇了右派的力量，決定對俄聯共改罵為捧，全面支持久加諾夫。這又一次毀壞了黨內派系的平衡。於是以秋里京為首的一部份中央領導人在黨的五大上（1996年4月20日於本里雅賓斯克召開）以舊式官僚幕後交易手法開除安比洛夫出黨。黨內對他的個人崇拜一朝變為千唾萬罵，這也是斯大林黨的特點之一。

維克多．秋里京的黨內統治手段仍是那令人厭倦的三段式。然而形勢轉變了：工人自發的反剝削鬥爭日益高漲，對國家幻想日益破滅，而對整個上層越來越敵視。秋里京一夥被迫採用比過去還要激烈的社會主義口號，因為青年黨員的離去已司空見慣，老年黨員的死亡更無從制止，新的補充微乎其微。為了讓人們具體了解這一過程的廣度和深度，我們在這裡以烏法市黨組織為對象進行分析。1996年1月該組織擁有五十二人，從1996至1998年8人退黨（跟了安比洛夫）；兩人遷居他地；3人去世，4人「無原因」地退黨；6人因年紀過大停止為黨積極工作；形式上留在黨內，但無所作為的5人。總計二十八人，過半數。需要指出的是，剩下的24人中，10人退休，而另外三人僅稱有表示而已（偶爾來開開會）。在此期間吸收九人入黨（1人被開除），這樣在1999年初共有32人為共工黨黨員（在烏法一地）。

與安比洛夫分裂後，共工黨對俄聯共的批評更加嚴厲，但同過去一樣，僅是為了更好地與老大哥討價還價。1998年3月5日兩黨再攜手，簽訂了合併意向書。吸引激進青年的措施之一是革命共青團（布爾什維克）的建立，她一面宣傳「城市游擊戰」的思想，一面謳歌「文革」，北韓，紅色高棉。黨吸引工人的方針導致了「保衛」工會的出現，並取得一些進展。再以烏法市為例，8名新吸收的黨員中一半是「保衛」的積極份子。秋里京甚至有意與安比洛夫過去當政時歇斯底里的宣傳風格拉開了距離，以安撫不滿的群眾。在新的包裝下舊綱領繼續保存，秋里京穿過層層地雷陣，賴以自保的，還是平衡技巧。

官僚集中制得到了加強。從1993年起正式建立第一書記這個職務，1994年由黨代會決定推遲黨綱要求的定期輪換領導幹部制，1997年這一條被正式從黨綱中消除，為終身制掃清道路。各級領導中應有不少於一半工人的黨章規定也是廢紙一張；更為廣泛採用的專制手法是限制信息流通，特別是有關黨內異議份子活動和黨領導同資產階級和其他惡勢力作的各種黑交易的消息。烏法市來說，黨員們僅從「地下」渠道了解到理論書記謝爾蓋耶夫脫黨，中央委員霍列夫，赤塔州委書記巴卡泰洛夫脫黨，中央同俄羅斯全民同盟（一個著名的右翼反共政黨）談判建立選舉同盟，黨中央小圈子收受列寧格勒市長兩億盧布好處費以中止反市長公決活動（共工黨97年收拿了十四萬簽名以便按法律程序發起全市公決罷免不得人心的市長，收紅包後撤銷了這一活動）。這一切打壓黨內民主的活動最後以黨紀中的新內容表達得淋漓盡致：黨章增補一條規定，禁止不經上級許可批評上級領導，違者按反黨活動處理。

黨內危機在最近一年內明顯加深了，如果說民族主義的激進青年日益親近莫諾夫領導的民族布爾什維克主義黨[一個信奉德民社工人黨（即希特勒的納粹黨━━編者按）左派路線的青年組織━━譯者]，工人黨員則日漸認同那些規模不大，但擁有嚴謹馬列主義立場的左派團體。1998年三月中央全會上通過了開展反托派運動的決定，黨內迫害的目標首先是工人黨員中的異議份子。他們被指控為「右傾」，「無政府主義」，「猶太復國托洛茨基主義」，甚至當被迫害（暫時還不是肉體上的）的人士辯解說他們對托派一無所知或抱有否定看法時，通常得到的是「托派沒有一個是自己招認的，必須對他們進行先發制人的揭露」。對猖狂的沙文主義份子中央則客氣多了，至多是善意的規勸「不要過火」。看來，共產主義的千秋萬世基業要靠那些羅姆、施特拉塞爾和墨索里尼等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教導來實現了。

共產主義工人黨十年來走過的路很值得我們研究。今天，我們可以說：建立無產階級政黨只能依靠下列原則：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充份的黨內民主和以「國家與革命」為代表的真正的列寧主義，任何其它道路都是死巷，只會導致蛻化、分裂和滅亡的結局。

「工人民主」99年1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