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由

《先驅》第36期，1996年3月

籌委成立後，有論者指出工商界佔太大的比重。但關於行政首長的傳聞更值得注意。董建華這位航運鉅子被廣泛猜測是行政首長。香港開埠以來，從來都沒有試過由巨富擔任行政首長，從來都是由英國的職業官僚或職業政客（彭定康是第一個也是最後一個）擔任。盡管在此之前有不少人說過由富商出任行政首長可能會引起利益衝突，而且持此論者首先包括大紅人李嘉誠，但似乎中共並不承認百多年的慣例是一種應予繼承的經驗。

中共多年來的對港政策都是支持由富商治理香港。所以關於行政首長的傳言實在不令人驚奇。中共一貫的理由是香港既然實行資本主義，那理所當然地應由資產階級管治。許家屯在他的回憶錄上有很清楚的交代。不過，這個理由其實很牽強。資本主義社會一定要讓資產階級在社會及經濟上居統治地位，否則不成其為資本主義━━這句話本身是符合事實的。可是，並不能由此推論出政治上的管治權也一定非由資產階級直接行使不可。事實上，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就不是這樣。有些資本主義國家，政權直接操在職業政客與官僚手中，有些更操在工人階級的政黨手中，例如工黨或社會民主黨。雖然這些政黨在綱領上與路線上都是一樣地親資本主義，可是在社會成份上卻無論如何不失為以受薪階級為基礎的黨。所以中共那種理論實在既不符事實，而且理論上又說不通。何況，如果說資本主義社會必然要由資產階級直接統治，那麼，按照同一原則，社會主義的中國大陸也應當由工人階級來直接統治才對呀，為什麼要由中共這個成份上根本算不上是工人階級的黨（中共的工人黨員從來就不佔多數。有人叫它為農民黨，有人叫它官僚的黨。但總之不是工人的黨）來越俎代庖呢？

如果大家能夠重溫一下亞當．斯密關於資產階級應否在資本主義社會直接掌握政府實行統治的見解，大概是很有趣的。大家知道，斯密是自由放任主義的祖師爺。人們或許會以為他一定贊成由資本家直接管治吧？然而事實恰恰相反。在他看來，如果要令市場經濟自行調節得最好，不僅政府要盡量少干預，而且也要確保這個政府是真正公正的，不會偏袒任何一個社會集團或個人的。但要做到這點，就必須不讓資本家直接掌握政權。在《關於國民財富的性質與原因的研究》這部書裡，他認為地主階級雖不勞而獲，但是他們的利益與社會的利益並非是對抗的，因為社會財富增長了，地租也會隨之而增加。勞動者的利益則與社會利益是一體的。至於那些以利潤為生的人，就常常同社會利益發生衝突，因為社會財富越增長，利潤率就趨於下降。同時他們又比任何其他階級都更能判斷自己的利益所在。因此，他們有關任何公共政策的提議，「其利益的驅動從來都同公共利益並非完全一致的，總是為利益驅動去欺騙甚至去壓制公眾，而且因此也在許多場合欺騙過和壓制過公眾」。他舉了其中一個例子，就是工商界總愛減少彼此競爭，形成壟斷以便提高價格，從而提高利潤，而這同大眾之利益（低價格、低利潤）是矛盾的。他們更會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惜影響立法。所以，斯密認為，商人與工業家「既不是也不應該是人類的統治者」，更要確保「他們的貪得無厭不致於騷擾到自己以外的任何人的安寧。」（註一）

按照斯密，資產階級直接統治政府不僅不是市場經濟的必要條件，而且還是一種有害的附加物。其實，如果在西方式的代議民主下面，資產階級往往不是直接統治，而仍然能夠用種種途徑使職業政客或官僚恭順地為自己服務（所謂金權政治是其中最醜惡的形式），那就不難想象，在基本法所規定的那種反民主政制的基礎上，完全由作為中共代理人的工商界獨攬大權會有什麼後果了。

註一：轉引自“A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by Eric Roll 及“Against the market”, by David Mcnal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