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東

《先驅》第35期，1995年12月

昂內斯．曼德爾（Ernest Mandel 1923–1995）在今年七月廿日病逝比利時，享年七十二。他是極富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世界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第四國際）的長期領導人，是永不言倦的革命鼓動家。他的逝世將為世界工人運動留下難以填補的空白。

少年曼德爾

曼德爾生於一九二三年，那時德國工人階級的革命才剛失敗。父母為了生下兒子而從比利時返回德國二十及三十年代正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革命、反革命與戰爭的時代。曼德爾目睹周圍的工人階級的困苦，使他很年輕便站在被壓迫者的立場。他父親──一個共產主義者──每天把新聞解釋給他聽，而且講許多有關社會主義運動的歷史及理論，對他日後的人生道路影響至鉅。

曼德爾在一九三九年加入了比利時的托派組織。不久德國納粹佔領比利時，托派組織積極參與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因此多人被捕，有些被殺，其中包括了曼德爾所敬仰的阿伯拉罕．里昂（Abraham Leon，著有論猶太人的名著，廿四歲死於集中營）。曼德爾前後被捕三次，第一次因為向德軍派發傳單。曼德爾的國際主義精神，大大幫助了他這次脫險。在押解往奧斯維茲集中營途中，曼德爾首先跟獄卒說話。其他比、法等國獄友都不屑跟德藉獄卒說話。從談話中他知道有些獄卒曾經是被禁制了的社會民主黨或共黨的黨員。他努力向他們解釋這場戰爭的性質，自己的信念，遊說他們協助他逃走。獄卒對這個只有16歲的少年很激賞，於是助他逃脫。雖然不久他又再被捕（直至一九四五年才被釋放），但是這次經驗對這位年輕革命者的終生堅定的國際主義精神無疑很重要。這就是為什麼，曼德爾一生的事業主要都是建造第四國際，從二次大戰結束起一直到他逝世，他都是第四國際的主要領導人。

戰後活動

經過五十年代的寂寞、孤立之後，六十年代的古巴革命、越南戰爭，使新一代青年激進化。曼德爾期待已久的突破開始了。一九六六年，捷古華拉邀請他赴古巴一起討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問題。也是在這個時候，曼德爾的理論才華，隨著《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出版，而得到確認。這書出版於一九六二年，至今已譯成多國文字，包括中文（中共內部發行）。在史大林主義把馬克思主義庸俗化到令人生厭的時候，這部書令人耳目一新。用曼德爾自己的話，此書是要根據今日的科學研究資料，考察資本的誕生、成長及發展的歷史過程，從而再現馬克思所研究的整個資本主義經濟系統。該書最後幾章論述蘇聯經濟、過渡時期經濟等，也被評價很高。

一九六八年的法國革命突然爆發，接著在西歐、亞洲、拉美都發生回響。第四國際的各國支部都積極投入群眾鬥爭而且急速發展。曼德爾奔赴各地，作公開演講，與戰友討論、激辯，控訴資產階級政府，批評社會黨及共產黨的叛賣工人的路線。不久，報復來了。先是東歐各國拒絕曼德爾入境，繼而美國、法國、德國、瑞士、西班牙、澳洲等國也拒絕給他入境簽證。他成為整個激進運動中最著名的人物之一。而且他之參與運動，是全心全意地參與。他是許多國際文件的執筆人，是無數次國際會議的參加者，也是許多組織工作以致技術工作的參與者。他知識淵博，理論修養深邃，但他從來不是經院式的學者。他是名實相符的革命學者。對於「少幹實務，多做學術」的勸言，他一直都是一笑置之。

曼德爾的理論貢獻

但是繁忙的革命活動居然沒有妨礙他的理論研究。一九七二年他出版了有名的《晚期資本主義》一書，開始系統而深入地研究了資本主義的「長波」（在此之前雖有論述，但未及深研），指出資本主義除了短的經濟週期之外，還有長達幾十年的「長波」，而資本主義經歷過戰後的繁榮長波之後，正在無可避免地走向衰退長波。

一九七四年的世界性經濟衰退，以及整個後來發展，都證驗了曼德爾的研究。從八十至九十年代，世界經濟的增長率同五、六十年代相比大為放緩。那麼，這次衰退長波何時才會轉為繁榮長波呢？曼德爾強調，從繁榮長波變為衰退長波是資本主義的內在規律所使然。但從過去的經驗看，衰退長波變為繁榮長波，單靠資本主義內在經濟規律是不足夠的，還須要「外在」的因素──政治、軍事、科技因素，革命與戰爭等等。他這個觀點觀其後在一九八○年的《資本主義發展的長波》一書中有更專門的分析。

《晚期資本主義》一書行銷各國，中共也有翻譯並在內部發行。八十年代此書由香港的戰訊出版社翻印。（可惜由於譯文欠準確，所以有礙讀者研究。）

曼德爾教育了整整一代青年革命者，讓他們看到，在史大林主義、毛澤東主義、社會民主主義這些假社會主義之外，的確存在一種真正的、以解放全人類為目的的社會主義，一種消除官僚專政與富人專政，讓全體公民實行民主自治的社會主義。如果《晚期資本主義》比《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更艱深些，曼德爾的《馬克思主義入門》（本社出版了譯本，書名改為《社會進化和人類出路》）就是一本通俗的基本理論的入門書。

曼德爾的晚年錯誤

但是，一九八九年柏林圍牆崩潰，以及這些官僚變態的工人國家之陸續走資本主義道路，既令他意外，也使他失望。意外，是因為他想不到官僚層會走資，失望，是因為前蘇聯及東歐的群眾運動未曾發展為政治革命。但是，在我們先驅社看來，實在是既沒有意外的理由，也沒有失望的理由。在這裡反映了曼德爾有關官僚理論的缺憾。托洛茨基早就指出了官僚的歷史傾向是復辟資本主義，而不是無限期地保護國有財產制。曼德爾在這點上卻不同意托洛茨基，而且在《今日馬克思主義》一書中指責托「低估了蘇聯大多數官僚對集體財產的關連程度」。雖然在一九九二年的《權力與金錢》一書中他多少承認了托的估計，但仍然堅持所謂三角理論──即官僚、工人與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這個理論賦予官僚很大的自主性，其程度差不多可與階級相比。這個理論是為了說明官僚會無限期地一面壓制工人，一面保衛國有制，反對資產階級復辟。可是，三年來的事實卻進一步證明官僚早已變成為資產階級服務的官僚了，所謂官僚有「自主性」及保衛國有制的特性，已被證實為子虛烏有。

結語

不過，瑕不掩瑜。曼德爾雖然在官僚理論上有點錯誤（而這個錯誤當然產生消極的政治影響），但是，他的理論及政治貢獻仍是不能否認的。在今天，當資本主義的全球一體化正在協助資產階級全面地打擊工農生活，當各國工農比任何時候都需要在全球的範圍聯合反攻的時候，所有左派都在這個國際主義陣線中缺席，而只有曼德爾有份建造的第四國際始終以促進這種國際主義聯合為己任。

而且，盡管曼德爾逝世前不掩飾他的失望，他從未絕望過。對於他的戰友，阿伯拉罕的名言，「在每個足以令人絕望的理由背後，去找出足以產生希望的理由！」，他是深信不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