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NY SMITH湯尼‧史密斯（美國愛奧華州立大學哲學教授）

許由譯

《先驅》第37期，1996年5月

後現代主義這個詞，可以用來形容各種各樣事物，從當代繪畫到音樂錄映帶；從娛樂公園到訊息技術都行。即使我們只注意後現代主義理論本身，仍然難免讓人感到混亂。各種各樣的觀點都在這個名目下混淆起來。

不過，其中一些觀點是由著名的後現代主義理論家所提出來的。他們包括福柯（Foucault）、李歐塔（Lyotard）、羅蒂（Rorty）及鮑德利亞（Baudrillard）。對於那些沒有機會讀過他們的著作及其有關評論的讀者來說，將有關爭論加以概述或許是有用的。大體而論，後現代主義運動主張下述觀點：

一.強調特殊性（particularity）

二.多元觀點主義（perspectivism）及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onism）

三.認為我們業已進入新時代

打倒啟蒙？

所有著名的後現代主義者都反對「啟蒙政治」。所謂啟蒙政治，意思是按照普遍理性的原則去建立一個世界。後現代主義者追隨尼采，認為要對所有有關普遍性和理性的主張抱持懷疑態度，因為這些主張往往掩飾了主張者的權力利益所在。帝國主義國家、統治階級、男人、白人、異性愛者、醫生、精神分析學家以至犯罪學家，無一不認為他們的觀點具有普遍的及理性的視野。這樣他們就有效地驅使其他國家、階級、其他性別、種族、異類性別傾向者，以至病人、瘋人及囚犯閉咀。

後現代主義理論家並不因此得出結論，說要拿另一種普遍性和理性來代替上述那種普遍性和理性。這樣不過是繼續玩啟蒙時代的把戲。他們相信需要一種更激進的觀點。所以他們宣稱理性是固有地要擺佈及支配他人，而普遍性的主張也必然地包含對「他人」的支配。

大多數著名後現代主義者都一般地反對階級政治，認為那是啟蒙的一部份遺產。他們指出，把階級政治列為首要位置的那種主張，歷史上是同對婦女、有色人種、同性戀者的利益的壓制有關的。在受壓制者裡面，也包括一些本來與階級範疇無關的人的利益。大多數後現代主義思想家尤其堅決反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政治。按照他們的解釋，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是建基於這樣的前提：一個革命先鋒可以體現整個工人階級的利益。

大多數後現代主義者認為史大林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政治的不可避免的後果。這種政治宣稱自己是可以體現工人階級的普遍利益的代表，而實際上只代表一個官僚精英階層的特殊利益而已。如果拋棄了關於普遍性的主張，那麼，能代之而興的就只有特殊性的政治，有時也被稱為「認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按照這種觀點，那些邊緣社群，因為社會的討論是由那些宣稱以普遍性之名發言的人所壟斷，所以其聲音就受到壓制。那些主張後現代主義政治的人抗拒這種壟斷，並且努力讓那些被壓制的社群的各自特殊的聲音讓人家聽到。這就需要多種多樣的社會運動，包括婦運、有色人種運動、同性戀運動、病人權益運動、囚犯運動等等。

反對理性的理性

無疑的，種種有關普遍性與理性的宣稱往往掩飾了某些特權群體的權力利益。同樣無疑的，世上有各種各樣的普遍壓迫，包括種族、性別、階級等的壓迫，而從道德觀點看，每一種普遍壓迫同樣是錯誤的。

也要承認，那些從事階級鬥爭的人並沒有時時把反對階級壓迫同堅決反對其他各種各樣的壓迫結合起來。因此，婦運、反種族主義運動以及其他反壓迫的運動一定要有獨立的政治組織，獨立的領導和獨立的刊物。這種政治的目的包括了要創造一個可以讓各種分歧百家爭鳴的社會空間。而為了達至這個目的，就需要多元的社會運動。後現代主義的這些元素當然可以毫無保留地確認。

不過，這不表示那些後現代主義運動的頭領所捍衛的立場是完全適當的。在抽象的哲學層面而言，哈貝馬斯（Habermas）有力地論辯道，後現代主義對理性所作的批判，不能自圓其說。後現代主義者運用理性去支持自己懷疑理性的論點，恰恰是承認一些他們宣稱要擯斥的東西。我們不能因為有些特權社群以訴諸理性的方式去增進自己權力，而拋棄理性。反之，我們應當運用批判理性去釜底抽薪地否定這些論點。

同樣，以多元性及差異性之名去否定普遍性，本身不能構成一貫的論據。社會之建構應當以能夠讓所有聲音都讓人聽得見為準，這樣一個原則，本身就是普遍原則。（對於那些力求時髦的後現代主義者來說，我們實在不能理解他們的主張同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寬容的自由主義原則有何不同。）

若在一個較為接近政治範疇的層面來看，後現代主義之強調差異性，其問題在於這樣會忽略在一些地方促進聯合的重要性。壓迫可以採取許多不同形式。但急劇的社會變革只能在社會的各個受壓迫社群結成聯盟才會發生。片面強調差異性同片面強調聯合，都同樣是非辯証的。

我們的目的，應當是達致一種不會在其內部出現壓迫不同部份群體的聯合。當然，知易行難。可是，眾志成城這句話一直耳熟能詳，並不是沒有理由的。

拉克勞及摩菲爾（Ernest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是少數幾個承認有需要結盟的後現代主義者之一。不過，他們同樣堅決排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政治。在他們眼中，工人階級並不是社會變革的關鍵的和獨一無二地重要的代理人，所以沒有理由認為它可以在任何一種結盟中扮演領導角色。

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備受壓迫的少數民族、婦女、黑人、同性戀者，

同樣也受資本主義的壓迫，而這本身就是與工人階級結盟的實際基礎。還有，由於工人階級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可以讓他們扮演領導角色。

控制了經濟剩餘的資產階級，使它具有一種在社會上無可比擬的權力。任何社會變革的認真的努力，都必須集中應付這個權力。在工作單位從事鬥爭的男女僱員，以最直接的方式面對這個權力。在這個意義上，階級鬥爭保持某種優先次序，雖然所謂優先並不能使忽略其他形式的鬥爭變成合理。

多元主義與聯合

後現代主義者之強調差異性，是忽略了另一個要點：聯合的需要，並不會在急劇的社會變革之後消失。任何人要實現後現代主義的政治議程、企圖建立一個純粹多元的社會，會很快發現不同社群之間對同一種資源提出互不相容的使用要求。在這個情況下，「分岐必須得到尊重」的原則，在決定採納哪一種提議方面，並沒有多大用處。一定要發現某種機制，以便衝突發生時，可以讓各種主張得以結連，決策得以作出。曼德爾（Ernest Mandel）所繪畫的社會主義民主的模式就是用於解決這個問題：

「建造社會主義的真正目標，一定是要讓無產階級，整體地具有自己的真正的政治代表。而倘若群眾沒有政治、意識形態及文化上的多元主義，則這種真正的政治代表是不可能產生的。沒有這種多元主義，工人就不能真正掌握權力。他們不可能對經濟、社會、文化及國際政策等諸般大問題作出決策，因為所有這些問題是不可能在工作單位或地區平面可以解決的。所有這些問題，意味著要在全國層面（甚至是日甚於日地要在國際平面），在各種互相關連的選擇中作出決定。當你談到什麼互相關連的選擇的時候，你也就是要處理各種不同的政治綱領，也就是恰如我們所說的，要有政治多元主義。」

我們的選擇，並非只限於兩種，要麼就選擇一種壓抑分歧的聯合，要麼是妨礙任何聯合的分歧。我們一定要致力於創造這樣的未來社會：不同群體的權利，在聯合的範疇之內也是受到保護的。社會主義民主能夠提供這樣的範疇，而那些後現代主義的著名理論家所鼓吹的特殊性政治卻不能。

最後，上述引文也澄清了一個後現代主義者也信以為真的謬誤，那就是把馬克思主義等同於史大林主義。這種理解是完全不恰當的。像曼德爾那樣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其反對史大林主義與捍衛政治多元主義的立場是毫不含糊的。

不可知論的新版本

與後現代主義相關的第二條提網，是把「多元觀點主義」與「社會建構主義」結合起來。這種方法可以追溯到康德。康德認為，我們對物自體是不可知的；我們可知的只是其表象。但是，在康德來說，表象最終還是以同樣的基本方式呈現於所有人之前。尼采把康德的思想加以更激進的發揮，堅稱可以有數之不盡的可能觀點，因此，表象也可以以數之不盡的方式呈現於我們眼前。

後現代主義者是尼采之後裔。他們用語言學的術語來發揮他們的立場：我們對物自體一無所知，除了用語言的方式將之表達出來。既然可以有無限多元的各種可能的語言遊戲，那麼，其中任何一個都無權宣稱享有特殊地位。在這個意義上，所謂「現實世界」只是通過語言遊戲而由社會構造出來而已。

有些後現代主義的口號變成了戰鬥的吶喊（例如「一切都是文本！」everything is a text）。這些口號意味著一種特別極端的語言唯心主義。不過，多數後現代主義者並不否定有一個超乎文本的現實世界。他們只是否定我們能對之有任何了解。

這種「多元觀點主義」同那種為許多左派所接受的「立場論」自然有明顯的密切關係：馬克思主義理論反映工人階級的立場，新自由主義經濟反映資產階級的立場，女權主義反映婦女的立場，諸如此類。這種方法自然不無道理。受壓迫的社群常常懂得一些位居權力中心的人所不懂得的東西。

社會建構主義也肯定地能夠說明社會生活的某些方面。例如，大衛‧羅得格（David Roediger）就有力地論辯道，種族並不是什麼自身存在的東西。在相當程度上那是一種語言上的社會建構。這是有潛在的解放意義的見解。這表示，原則上是可以「廢除」白人主義那種「白」的特性，只要拒絕去參與那種包含了種族主義的文化設定的語言遊戲便行。

我們一旦拿社會建構主義同社會生物主義比較，那麼，前一種方法的潛在進步性便明顯不過。社會生物主義企圖把一切社會生活簡化為不可改變的生物性因素。但是，那是否表示我們應該接受後現代主義的論綱？在這樣做之前讓我們先澄清這樣做將意味什麼結果。

後現化主義意味把「立場觀」的認識論加以極端的普遍化。後現代主義者指出可以有無限種可能觀點，任何一個叫得出名堂的群體都可以再加以細分為更小的群體，而任何一個更小的群體立場總是隨著時間之消逝而有數之不盡的修改。這樣，就會有數之不盡的各種立場增長起來，而其中沒有一個可以宣稱有特殊地位。

一旦採取這個見解，關於真理的問題就完全消失了。但這個見解陷入多種難以自圓其說的困境中。第一，大多數後現代主義思想家都多少堅持「世上無真理」，但他們不也把這個論點本身看作真理嗎？明顯地這是另一個難以自圓其說的陳述。第二，如果世上無真理可言，那麼，同樣沒有理由接受任何人的觀點。當然也沒理由接受後現代主義者的觀點。

最後，雖然我們有關世界的一切斷言都以語言為媒介，這並不表示使用語言的人沒有能力在語言範疇內指稱一些語言現象以外的東西。

至於社會建構主義的問題，說社會生活的多方面，例如種族問題與性別角色並非由生物性原因所決定，當然是對的。不過，不能像一些著名的後現代主義理論家所主張的那樣，根本否定生物性因素在人類生活中扮演一定角色。後現代主義這種絕對化的社會建構主義（這方面是同它反科學的反啟蒙思想有關），同社會生物主義是一樣地偏頗。社會生活具有生物基礎，（生育、生存、疾病、死），而這些因素不可能簡化為純綷社會動因。

社會建構主義有不少有用的見地。不過，它們恰恰必須同唯物主義的分析──而這是大多數後現代主義者所排斥的──結合起來才行。

一個新的歷史時代？

同後現代主義有關的第三條提綱是說當代社會構成了一個新的歷史時代。要強調的是，並非所有後現代主義思想家都贊成這點。在福柯來說，當代的社會乃是一個已經發展了三至四個世紀之久的著重紀律的社會（disciplinary society）的最高階段，而不是剛才才與舊社會決裂出來的新社會。不過，大多數後現代主義理論家堅稱決裂已然發生。

說我們處於一個後現代時代是可疑的。這句話可以解釋為，馬克思曾對之作過準確的概述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進入新階段。後現代主義的某些思想家對這個新階段有所說明。這就是詹明信（Frederick Jameson）所捍衛的立場。此外，它也可以有另一個解釋：當代社會的運行方式，已經令古典的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主義的理論變得完全不適用。這就是羅蒂和利歐塔的立場。

第一種解釋是有趣的，也似乎有道理。但第二種解釋實在經不起細察。我們並非置身於一個服務業根本取代了製造業的「後工業社會」，雖然隨著生產率的增長及剝削率之提高，一個縮小了人手的製造業可以產出比從前更大量的產品。我們也並非處身於大規模生產忽然停止的階段。對於汽車、洗衣機、冰箱等來說，他們仍然有一個相當大的取代市場，而有關錄映機、耳筒錄音機、光碟機、微波爐等等的巨大市場亦已興起。

我們並非居於一個這樣的世界：對視象的消費使生產資料的組織與控制的問題突然變得不適用。視象的流通仍然有賴於對衛星、訊息網絡、映象技術、電視台等等的所有權和控制權。

不能說我們所處的階段，在日常生活的變化上比過去更為巨大。在1850至1940年之間，逐漸出現了鐵路、蒸汽船、電報、電力、電話、汽車、電影、收音機與飛機，而這一切結合起來對昔日社會的日常生活所造成的巨變，同今天任何變革一樣巨大。

如果說當代有什麼新東西，那就是技術與市場的新發展讓資本積累無論在外延上還是在內函上都擴張了範圍。最後一塊小農的農業生產，也經由同世界市場的連繫而被改變。越來越多的社會領域被納入了商品形式之中。這應被視為資本主義內部的一個發展，而不是意味當今社會正過渡為一個本質上新型的「後現代」社會。

若認為後現代主義不過反映了那些失望了的優皮士，是錯誤的。後現代主義者強調差別及多元的重要性，強調意義系統乃係社會所建構，強調資本日益入侵社會生活中更多的領域等，都是寶貴見地，都大大豐富了歷史唯物主義。

但是，不能說後現代主義能夠取代歷史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因為已經發展到要號召對抗資本權力的階段，而達到頂峰。後現代主義理論中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削弱這個號召的威力。

【本文原載澳洲《勞工評論》（LABOR REVIEW）1995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