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超麟

《先驅》第31期，1994年12月

（一）從莫斯科派到陳獨秀派

一九二四年從莫斯科回國的幹部

一九二四年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是一個重要的年頭。這是國共兩黨正式合作的第一年。年初，國民黨，在共產黨幫助下，召開了第一次改組大會；若干共產黨領導人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黃埔軍校辦起來了；蘇聯的政治顧問和軍事顧問發揮了作用；各地國民黨黨部大部分掌握在共產黨員手中；二七罷工之後消沉下來的大城市工人運動重新活躍；共產黨工作空前開展。此時需要更多的幹部擔任工作。為了配合這個需要，旅莫支部便派遣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的中國同志回國工作。回國分為幾批，前後算來，人數佔據原來在校中國同志一半以上。留在學校的，也有一部分轉到軍事學校去，又有一部分準備延長半年再回國。

第一批是一九二四年暑假以前回國的；第二批則是暑假期中離開莫斯科；暑假期中，暑假以後，甚至次年春天，陸續有人回國，不是成批的，而是二三個，或四五個一起回來的，也有一個人回來的。

這年以及次年春天回國的學生都在黨內擔負了重要的職務。彭述之坐鎮中央，作宣傳部長，每次參加中央會議。他不是第三次代表大會選出的中央委員，但掌握了中央委員的實權，召見幹部，指示工作，連鄧中夏到他面前也是畢恭畢敬的，上海地委書記庄文恭更不用說了。陳延年一到上海沒有幾天，就被派往廣州，作南方區區委書記。尹寬是暑假前回來的，早已去山東做省委書記了。趙世炎是單獨一人回來的，在北京主持北方區區委工作。當時北方區是李大釗領導的，但事實上是趙世炎做工作。王若飛一九二五年初才回國，不久就去河南做省委書記。汪澤楷被派去安源擔負黨的領導工作。羅亦農初來上海，後去廣州，後去北京辦黨校，訓練幹部，最後一九二五年底或一九二六年初來上海做江浙區委書記。陳喬年一九二五年初回國，幫助趙世炎做北方區工作。劉伯庄也是如此。任弼時，同彭述之一樣，一回國，不經大會選舉，便坐鎮青年團中央。薛世綸起初在上海做中央會計兼秘書的工作，但能力不夠，被派回湖南幫助李維漢，中央會計兼秘書換了任作民。鄭超麟被派在中央宣傳部當秘書，中宣部先有一個工作人員張伯簡也是這年暑假前從莫斯科回來的。其餘回來的人被分配給工人部從事工人運動的，也不少；以後王一飛，顏昌頤等人學習軍事回來，也有人在軍委方面做工作的，等等。

一九二四年（包含一九二五年上半年）回國的莫斯科同志是團結一致的，是互相呼應的。他們受了共同的教育，尤其在回國以前受了特殊的教育，對於中國革命的理論以至於工作方法，都有一致的看法，好象是一個模子印出來的。一九二四年以前的幹部和黨員，對於我們這一批人都側目而視，稱為「莫斯科派」。這個稱呼表面上不褒不貶，暗地裡反映了一九二四年以前的幹部和同志的一種不滿情緒，認為這一派人在黨內佔據特殊的地位，是無形的小組織。黨內過去已經有一個無形的小組織，便是張國燾領導的「全總派」。南方做工人運動的李隆郅（後改名立三），劉少奇，項德隆（後改名英）一批人，不屬於「全總派」，他們比較能夠同「莫斯科派」合作。湖南省委書記李維漢雖然從法國直接回國，沒有經過莫斯科，但也是屬於莫斯科派。反之，張太雷，瞿秋白二人，雖也是莫斯科回來的，但不屬於莫斯科派。他們以後漸漸站到反莫斯科派的地位去了。

「全總派」和「莫斯科派」都是無形小組織。全總派是以張國燾及其大將羅章龍為中心團結起來的。他們的團結是靠人事關係，是靠工作關係，說不上有什麼理論或原則為團結的基礎。自然，張國燾在共產黨建立初期的工人中心論不能說對於這一派的團結毫無作用。但莫斯科派，則主要靠理論和原則團結起來的，同時也靠人事關係。莫斯科派的理論叫做「國民革命論」。

「國民革命論」

一九二四年初，至早一九二三年第四季度，共產國際的東方部同志和中國共產黨旅莫支部的領導同志，時常在一起開會討論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我知道這件事，但沒有參加或旁聽這種會議，不知道是那些人參加的，羅亦農和彭述之當然參加，是否有其他的同志參加，則不得而知。開會結果產生了「國民革命論」。

這種理論的內容具見於《新青年》季刊第四期「國民革命號」上彭述之寫的綱領文章和第四次大會通過的政治決議案，那是國際代表伍廷康起草的。二者的內容是一樣的。這並不奇怪，因為「國民革命論」的內容本來是共產國際東方部和旅莫支部領導人所共同制定的；或寧可說，是國際制定，由旅莫支部領導人接受下來的。

我已有五十五年沒有看見這二個文件了，一時也沒有辦法去借閱這二個文件，但其大意還是記得的。大體有二個論點。第一，強調中國非先經過國民革命，即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能進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第二，無產階級必須在國民革命中爭取領導權。

這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新的有系統的理論。我們知道，在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大會以前，以及第一次大會本身，都是把中國革命看作俄國十月革命那樣性質的革命。我手頭有一份《中國共產黨宣言》，一九二○年十一月發的，其中說：「要使我們的理想社會有實現之可能，第一步就得鏟除現在的資本制度。要鏟除資本制度，只有用強力打倒資本家的國家」。又說：「共產黨將要引導革命的無產階級去向資本家鬥爭，並要從資本家手裡獲得政權，這政權是維持資本家國家的；並要將這政權放在工人和農民手裡，正如一九一七年俄國共產黨所做的一樣」。我手頭也有一份第一次大會通過的綱領，其中也說：「以無產階級革命軍隊推翻資產階級，由勞動階級重建國家，直至消滅階級差別」。總之，在一大以前及一大本身，都沒有必須先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才能開始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理論，連影子也沒有。一大以後提出了同國民黨合作問題，二大討論這個問題，西湖會議再討論這個問題，三大決議加入國民黨，——但那是當作策略問題提出的，當作如何能夠更迅速地更有效地發展革命運動和黨的力量的問題提出的。

可是到了國共確定並實行合作以後，到了國民黨聯俄，而蘇聯又派出顧問，付出金錢和軍火援助國民黨以後，以前作為策略提出的問題已經不夠了，必須從戰略意義提出問題，必須從原則上，從馬列主義的根本理論上，替這個所謂「國共合作」（其實只是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為其一翼）的路線作辯護，於是產生了「國民革命論」，強調非先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能開始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有根據麼﹖有的，人們引用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以前的理論爭論為根據，卻不願引用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的實踐為根據。照此實踐，則俄國在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以前便進行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了，而俄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問題是在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中順帶完成的。

至於「國民革命論」的第二個論點，爭取無產階級領導權問題，則分明是陪襯的，是裝點馬克思主義門面的。列寧革命前強調無產階級領導俄國資產階級革命，是以斷言俄國資產階級已經失去革命作用為前提的。現在承認中國資產階級尚有革命作用，用大量的金錢，軍火，顧問援助中國資產階級，直至於叫共產黨加入國民黨，為其中之一翼，在此情形之下怎麼談得上無產階級爭取革命領導權呢﹖

爭取革命領導權之為門面話，還可以用中共高級幹部對此論點的理解來說明。帶著這個「國民革命論」回國的彭述之，據瞿秋白在《反對彭述之主義》小冊子中的揭發，他強調革命領導權「天然」屬於中國無產階級，用不著爭取；他認為中國並沒有資產階級，只有資產階級鬼魂。寫《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的毛澤東，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即第四次大會宣佈「國民革命論」後一年多，寫這篇文章時，竟沒有說中國各階級中當以無產階級為領導的話。現在收在《毛澤東選集》內的這篇文章是有這句話的：無產階級「做了革命運動的領導力量」，但那是《選集》出版時添入的，一九二六年文本中沒有這句話。

一九二四年底和一九二五年初，中國共產黨宣佈「國民革命論」作為黨的正式理論，以此指導整個革命運動。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實踐証明了這個理論的破產。當初，我們從莫斯科回國以前都曾學習了這個理論，回國的幹部都遵守這個理論，都以此為團結的旗幟。這個理論的破產也就意味著莫斯科派的解體。

黨內的中心力量

莫斯科派不是有形的小組織，但不能否認它是無形小組織。旅莫支部本有三個領導人，羅亦農，彭述之，卜士奇。一九二三年初，卜士奇回國後只剩下羅彭二個領導人了，國共合作正式施行，「國民革命論」正式產生，派遣同志回國的命令正式下達之後，旅莫支部決議羅亦農留在莫斯科，繼續領導旅莫支部，而彭述之回國參加中國共產黨中央，並團結和領導回國的幹部，即所謂「莫斯科派」。為什麼不留彭述之，而讓羅亦農回國呢﹖我不明白，我未聽說當初旅莫支部為什麼做出這個決定的。

一九二五年初，四大閉幕後不久，彭述之剛編完了《新青年》月刊第一期「列寧號」，就病倒了。他生的是傷寒病。此時羅亦農回國，來宣傳部看我們。他坐在床沿上同彭述之說話，我恰好站在旁邊。羅亦農說話中有幾句話引起了我的注意，至今還記得。他大意說：我們要在黨內造成一種中心力量，有了這個中心力量便可以支配全黨了。

當時黨內的形勢實是這樣：從蘇聯回國的一批幹部都是擁護彭述之和羅亦農的（除了蔣光赤外，蔣光赤在莫斯科是反對羅彭的，回國後不擁護羅彭，而擁護瞿秋白，但別的莫斯科派也反對蔣光赤）。這些幹部現在都佔據了黨內的重要位置。只要同總書記陳獨秀關係搞得好，挾天子以令諸侯，莫斯科派確實能夠獨佔黨內大權。以後的形勢大體也是這樣。

是不是羅亦農和彭述之在莫斯科已經商量好這樣做呢﹖當然沒有說得那樣明白，否則羅亦農不必在彭述之床沿上說這番話了。但這個傾向在莫斯科已經有了的。

可注意的，是羅亦農說了這番話之後，彭述之唯唯否否，沒有明確附和，也沒有明確反對。根據以後的發展，我回顧這日羅亦農的談話，做出如下的判斷：

彭述之不會反對把莫斯科派團結起來，擁護陳獨秀，挾天子以令諸侯，在中國共產黨內造成一種中心力量，支配全黨，——這樣一個計劃。他那日沒有積極附和羅亦農那番話，決不是因為他反對這個計劃，更不是因為他堅持俄共第十次大會通過的禁止黨內小組織的決議，只是因為他要獨佔莫斯科派的領導權，不許羅亦農平分。在莫斯科，羅亦農拉第一把提琴，彭述之拉第二把提琴。表面上兩人合作得很好，但我已經看出兩人之間並非完全融洽的。羅亦農給彭述之起一個綽號，叫「孔夫子」。這個綽號傳開了，至今仍舊流行。這意思是說，彭述之是書呆子，書讀得多，理論一大套，但不會做事。彭述之不喜歡這個綽號，我們不在他面前叫他「孔夫子」，但背後還是叫的。彭述之自命為中國的列寧，但在莫斯科他只能屈居於羅亦農之下。到了中國，經過四次大會選他為中央委員，加入「主席團」（後來稱常委會），兼任中央宣傳部長之後，他的地位不同了，羅亦農此時不過是一個等待分配工作的幹部而已。他怎麼會讓羅亦農分享莫斯科派的領導權呢﹖那日談話以後，彭述之決定住進寶隆醫院，約好羅亦農搬來宣傳部居住，就睡在彭述之的床鋪上。臨去醫院以前，彭述之關照我，把他的寫字台抽屜鎖起來，不要讓羅亦農去翻。我聽了他的話覺得詫異，但還是照他的話做了。以後，為了陳碧蘭的事情，羅亦農和彭述之成了冤家，至死也未和解。這個問題，與我現在要說的事情無關，就不去說它了。

羅亦農和彭述之談話中間似乎沒有提到陳獨秀。但這是不需要提的。在莫斯科，我們談到中國共產黨中央，談到黨的領袖，心目中只有一個陳獨秀。李大釗是跟著陳獨秀走的。張國燾、瞿秋白，蔡和森，譚平山，都不在我們話下。那幾年，蘇聯興起了領袖崇拜，蘇共中央向黨員和群眾灌輸領袖崇拜。我們崇拜列寧為蘇共和國際的最高領袖，——在中國則崇拜陳獨秀。但在我們這些莫斯科派中，彭述之，以及羅亦農，對於崇拜陳獨秀是另有打算的。彭述之在莫斯科便以中國的列寧自居，可是他那時不得不屈居於羅亦農之下。一九二四年秋回中國後，他竄到羅亦農上面去了，可是又不得不屈居於陳獨秀之下。他抱著陳獨秀的大腿，只為的有天能夠代替陳獨秀的位置。

中國共產黨四屆中央的常委會（當時名「主席團」），共有五人：陳獨秀，蔡和森，張國燾，瞿秋白，彭述之。一九二五年國慶節前後蔡和森去莫斯科當中共駐國際的代表以後，直至中央遷武漢以前，常委會只有四個人了。我常常旁聽常委會會議，看不慣彭述之的表演。他幾乎每次都在陳獨秀發表了意見之後替陳獨秀做注解，長篇大論為陳獨秀的意見找根據，話說得既長，又空洞，佔據了會議的時間，使人聽了不耐煩，而彭述之本人並不覺得。我在旁聽時，無意中流露了厭煩和鄙視的神態。瞿秋白很敏感，看得出我是厭惡彭述之的。他把這個情況，告訴了蔣光赤，蔣光赤把這個情況寫進了他的小說《短褲黨》。在蔣光赤的《短褲黨》中有我的影子。

自然，開會時候，彭述之也曾幾次表示過不同意陳獨秀的話。他曾向我誇耀，在常委會開會時秋白和國燾都唯「老頭子」馬首是瞻，只有他彭述之敢頂「老頭子」。他又說：「秋白不過是高等技術人才；國燾不過是高等事務人才」。言下之意是說，唯有他彭述之是「高等政治人才」。

我們莫斯科派，以及後來陳獨秀派，早已反對彭述之了，並非在第五次大會以後才附和瞿秋白去反對他。王若飛，陳喬年，任旭，何資深等人都鄙薄彭述之。陳延年反對彭述之，可能受鮑羅廷路線的影響，羅亦農反對彭述之則有私人仇恨發生作用，任弼時、蕭子暲等做青年團工作的人反對彭述之則是受了瞿秋白和青年團國際的影響，又當別論。至於我們這些人反對彭述之，那只是反對他個人，並不反對他從莫斯科帶回來的那個「國民革命論」，更不是借反對彭述之來反對陳獨秀。自然，也有少數人始終擁護彭述之，如汪澤楷，劉伯庄。

莫斯科派的分化

第四次大會以後，中國革命發展的過程伴隨著莫斯科派分化的過程。這同人們事先預料的相反，羅亦農和彭述之以為我們這一股中心力量，隨著黨的發展可以支配全黨，可是結果是隨著黨的發展，莫斯科派分化了，失敗了，消滅了。

首先分化出去的，是陳延年領導下的一部分莫斯科派。南方區委書記陳延年，組織部長穆清，宣傳部長黃國佐（即黃平），都是那一批從莫斯科回來的幹部，都在莫斯科學習過和贊成過「國民革命論」的。可是陳延年等人在廣州開展工作不久，便介入了鮑羅廷和陳獨秀之間的鬥爭，而且站在鮑羅廷方面反對陳獨秀。鮑羅廷的職務是國民政府的高級顧問，我不知道他是否兼任共產國際代表的職務，事實上他干涉中國共產黨的事務，不僅直接領導了南方區委的工作，不理會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意見，而且企圖支配共產黨全國的工作，至少是全國的「國民革命運動」的工作，侵犯了正式的共產國際代表伍廷康的職權。陳延年尚未到任以前，一九二四年夏天，瞿秋白留在廣州，鮑羅廷便指使瞿秋白以共產黨中央的名義同國民黨打交道；許多言論和行動都不符合於當時中央的意向。陳獨秀和蔡和森在上海生氣，以中央的名義嚴令瞿秋白從廣州回到上海。瞿秋白遵命回來了，心裡留下疙瘩。陳延年秋天來到廣州，鮑羅廷就指揮了陳延年，不顧所做的事情違反中央的意向。鮑羅廷和上海中央之間的爭論，我不清楚，當時沒有公開討論過。我只記得一次，陳延年來上海向中央報告工作時，住在我家，同我說起一件事情，即鮑羅廷曾對陳延年說：上海中央只曉得「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一句話。這意思就是說：上海中央只曉得原則，不曉得如可靈活運用原則。但爭論的究竟是哪個原則，陳延年沒有說。鮑羅廷是在共產國際東方部制定「國民革命論」以前便來中國的，伍廷康則帶著「國民革命論」來到中國，指導第四次代表大會。我不說鮑羅廷不知道有個「國民革命論」，我只要說像鮑羅廷這個類型的「政治家」，根本不重視原則，不重視理論，只曉得玩弄政治陰謀。他在廣州獨斷獨行，根本不理會上海中央的意見，也不理會國際正式代表伍廷康的意見。每逢鮑羅廷和陳獨秀之間嚴重爭執時，以陳延年為首的南方幹部總是站在鮑羅廷方面的。如此，以陳延年為首的南方莫斯科派，便獨樹一幟了。

其次分化出去的，是在青年團擔任工作的一部分莫斯科派。青年團反對陳獨秀，比廣東幹部的反對遲得多。我不能確定始於何時，大概是一九二六年才開始的。共產黨四大以後，青年團也開大會，改「社會主義青年團」為「共產主義青年團」，並以任弼時替代張太雷為總書記。這本是莫斯科定下的方案，也是彭述之知道和同意的。到一九二六年，青年團漸漸站在反對派的立場。首先是受蘇聯內部鬥爭的影響，蘇聯的青年團對於共產國際的中國政策有意見，他們特別反對共產國際正式代表伍廷康，認為這個人是「機會主義者」，「右派」。究竟在哪幾個問題上反對，我不清楚。一九二三年托洛茨基反對派曾鼓動青年團反對蘇共的三巨頭（季諾維埃夫，加明涅夫，史大林），但托洛茨基被打下去，青年團也經過整肅，到一九二六年似乎不會站在托派立場來反對蘇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中國政策，但青年團反對伍廷康是事實，因之也反對所謂受伍廷康影響的陳獨秀。中共中央為北伐問題發生爭論之後，瞿秋白便去聯合青年團一同反對陳獨秀。

瞿秋白和張國燾都擁護蔣介石北伐。張國燾一向是以搞陰謀詭計著名的，但他的手腕還不如瞿秋白。在討論北伐問題那一次中央會議上，張國燾是正面同陳獨秀衝突的，瞿秋白擁護北伐不減於張國燾，但他並不正面同陳獨秀衝突，而裝做勸和的樣子。從此時起，他就在幕後活動反對陳獨秀。張國燾是否在幕後活動，我不知道，秋白的幕後活動，我是知道的。一九二六年下半年，他托辭養病，不參加中央會議及其他工作，中央秘書長王若飛早有覺察，深秋的一天，早晨，我正在酣睡，他來我家把我從被窩裡拉起來，要我陪他去西門路秋白家裡。我們去了上樓進門只見秋白端坐在寫字台前寫文章，他看見我們二個人進去，態度有點窘。我們同他敷衍幾句，就離開他了。在歸途中，王若飛和我沒有交換意見，我們也不需要交換意見。原來，秋白並沒有病，而是努力寫甚麼不能讓人家知道的文章。這個謎底到一九二七年春才在武漢揭出來。他寫的就是那本《反對彭述之主義》的小冊子。他寫小冊子外還鼓動青年團幹部，任弼時，蕭子暲等從莫斯科回國的人，以及賀昌，陸定一等並非從莫斯科回國的人，起來反對陳獨秀。這一切都是在陳獨秀，彭述之等人背後做的，他並不在中央會議上公開提出自己的意見來辯論。

總有第三部分的陳獨秀派在現實的鬥爭中發現中央領導的錯誤而反對陳獨秀的。我舉不出具體的例。

我們這一批仍舊擁護陳獨秀的人，很早就鄙視彭述之了，覺得這個人品格卑鄙，頭腦遲鈍，自高自大，不可以共事，不僅我個人，若飛，喬年，世炎，尤其亦農都是這樣看的。每逢提到彭述之，我們都不願再談下去。但我們都明白分別彭述之和陳獨秀；認為彭述之處處抱著陳獨秀的大腿，十分無聊。

五次大會爆發了反對陳獨秀的鬥爭。北代軍佔領武漢後，中共許多高級幹Shop部陸續集中在武漢。張國燾，譚平山，張太雷，李立三，劉少奇，毛澤東，瞿秋白，羅章龍，蔡和森，等等，都在武漢。我不能確說每個人何時到武漢，從何處去武漢的。我只記得瞿秋白是一九二七年二月間上海第二次暴動失敗後離開上海去武漢的。中央常委陳獨秀和彭述之二人還在上海，陳獨秀還是黨的總書記呢。可是，瞿秋白，張國燾，譚平山等人便在武漢成立中央，發號施令。一時有二個中央，武漢的中央沒有總書記，但用中共中央名義同當時的國民黨中央打交道了；上海的中央則由總書記陳獨秀出面，同剛回國的汪精衛聯名發表宣言。四一二以前，彭述之和陳獨秀先後到達武漢以後，上海的中央才停止存在。

陳獨秀和彭述之到達武漢時，瞿秋白那本有名的小冊子《反對彭述之主義》已經出版，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也已出版。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氣氛已在武漢造成了。我遲至四月下旬才離開上海來到武漢，一到便去中央機關看他們。這是一幢三層樓洋房，樓下是警衛室和飯廳，二樓是會議室，三樓是陳獨秀，蔡和森，彭述之三家的住房。談幾句話後，大家都下樓來吃飯，有陳獨秀，彭述之，蔡和森，黃文容和我，我不記得是否有陳碧蘭和李一純。吃飯中間，彭述之提起瞿秋白那本小冊子。他向陳獨秀說了一番話，大意好像是說要陳獨秀同他聯合行動，反擊瞿秋白。蔡和森在旁邊只是笑。陳獨秀正色說：「你是你，我是我。」陳獨秀不願意同彭述之合作，進行黨內鬥爭，彭述之只好孤軍奮鬥了。彭述之每日加緊寫他的小冊子，回答瞿秋白的攻擊。

當時是瞿秋白，張國燾，譚平山三人操縱著中央。他們預先在一個地方碰頭，協調了意見，再去中央開會。他們分了工，開會時互相呼應，一切問題的討論取決於他們的意見。彭述之同小媳婦一般，動輒得咎。陳獨秀成為他們的傀儡，執行他們的決定。自然，他們的意見又是預先同鮑羅廷協調過的。

當時國際要撤換陳獨秀，找另一個人代替他做總書記。可是作了試探，結果發現陳獨秀在黨內威望太高，不容易撤換；此外繼任人選也很難定。曾經屬意於譚平山，但瞿秋白和張國燾也要爭取這個位置。又曾屬意於陳廷年，但陳廷年拒絕了。一些人分析陳廷年不是反對撤換陳獨秀，而是自己不願繼承他的位置。

結果，在五次大會開會時，國際代表和瞿張譚三巨頭採取了孤立陳獨秀的策略：保留陳獨秀，把一切接近陳獨秀的人都排出於中央機關之外。五大開幕日，羅章龍以湖北代表團團長的身份提出大會主席團名單，其中有陳獨秀，但沒有一個與陳獨秀接近的人。大會最後一天選舉中央委員會，這個主席團提出當選人名單，其中有陳獨秀，但也沒有與陳獨秀接近的人。名單提出後，魯易以國際代表身份站出來提議把彭述之和羅亦農二人列入名單。大會接受了。但大會以後，新中央立即派遣彭述之去北京，羅亦去江西，王若飛去上海，尹寬去廣東，我去湖北，總之都不能留在中央。惟一的例外是陳喬年作中央組織部秘書。

我順帶說一件軼事。李維漢雖非從莫斯科回國的，但同莫斯科派一致，即過去也是擁護陳獨秀的。在大會進行中，有一次李維漢同王若飛談話，曾告訴王若飛：他們實行的是「清君側」的策略。李維漢並不難看出當時黨內鬥爭的真實形勢。這話不是我親自聽到的，而是當時王若飛告訴我的。可是大會之後，李維漢便堅決站在反陳獨秀的一邊了。

到了這個時候就不存在「莫斯科派」了，有從莫斯科回國的人，但沒有「莫斯科派」。繼續站在陳獨秀一邊的人，無論從莫科回來的，或非從莫斯回來的，便稱為「陳獨秀派」。

（下期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