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国际主义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Marx and Internationalism
John Bellamy Foster

在当今社会科学领域，承认卡尔·马克思是最早分析全球化的人之一，这种观点并不罕见。但是，连那些持这这种观点的人也常常忘记，马克思也是最先提出工人阶级国际主义的战略家之一，这种工人阶级国际主义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作出的回答。马克思认为，决定这种国际主义的是两个主要因素，一是对国际剥削的批判，二是国内和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的发展。详细考察第一国际时期的马克思的观点，有利于我们对创立当代新的国际主义的问题进行深入思考。

国际主义的第一个条件

人们通常认为马克思持有这样的观点，即资本主义对全球边缘地区的殖民渗透是一种纯粹进步的力量，会使这些国家的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沿着处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心的国家所开辟的道路前进。他得出结论说，世界某些地区的社会结构呈现出阻碍进一步发展的静止状态，这是他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所表达的一个主要内容。因此，资本主义从外部对这些国家的渗透可能会有助于打破这种静止状态，并为进一步发展提供最初的物质前提。这些都是毫无疑问的。尽管在马克思早期对经济的和社会的“落后性”的探讨中一再提到这个问题，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忽略资本主义对这些国家的社会进行剥削的可怕的历史以及当地人民进行社会革命的必要性。相反，马克思照例运用他的辩证思维，不仅从遭受着殖民主义剥削的那些人的立场出发谴责了殖民主义，而且援引黑格尔的“理性的狡猾”论证说，资本主义的这种渗透正在提供最起码的物质前提，这些前提一旦与社会革命相结合，就会为历史的发展开辟道路，他似乎认为，同欧洲相比，这种发展可能会呈现出更为复杂和更为多变的形式。

马克思从19世纪60年代创建第一国际和写作《资本论》到他生命终结这个时期，几乎已经不相信黑格尔的理性的狡猾在这里会产生什么影响，也不相信由殖民主义释放出的客观力量实际上正为殖民地国家的发展提供物质前提。相反，他越来越关注国际剥削促使穷国对富国形成永久的结构性依赖方面所起的作用，以及这一点对工人阶级国际主义所产生的影响。他说，爱尔兰正在把主要是从农业生产中获得的盈余送往英格兰，用于扩大那里的工业生产。不仅如此，他在1881年给维·查苏利奇的信的第三稿中提到印度时得出结论说：“那里的土地公社所有制是由于英国的野蛮行为才被消灭的，这种行为不是使当地人民前进，而是使他们后退。”尽管不列颠帝国对印度的征服解开了旧社会的枷锁，并因此使得历史的迅速发展成为可能，但是，它同时也把印度人民置于遭受过度剥削的地位。因此，马克思在1881年2月的一封信中就不列颠这个最大的殖民地的情况作了如下说明：“在印度，在列颠政府面临着的，即使不是一次总起义，也是严重的麻烦。英国人以租税、对印度人毫无用处的铁路的红利、文武官员的养老金、阿富汗战争及其他战争的支出等等形式，每年从印度人那里人拿走的东西，他们不付任何代价地从印度人那里拿走的东西——不包括他们每年在印度境内攫为己有的在内——，即仅仅是印度人被迫每年无偿地送往英国的商品的价值，就超过6000万印度农业和工业劳动者的收入的总额！这是一个血淋淋的过程！那里荒年一个接着一个，而饥荒的规模之大，是欧洲迄今为止所无法想像的！”

马克思在进一步分析中指出，承认这种极端的剥削形式是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核心，这是真正的国际主义的第一个条件，他特别把这个论断用于对爱尔兰的分析中。他在1870年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的通告中说：“目前英国正大规模地重复着古罗马发生过的事。奴役其他民族的民族是在为自身锻造镣铐。”他在同年4月的一封信中写道，的确，对英国工人来说，“爱尔兰的民族解放……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正义或博爱的问题，而是他们自己的社会解放的首要条件”。

国际主义的第二个条件

国际主义的第二个条件是需要把相互依存的国内的和国际的斗争结合起来。马克思在其中起领导作用的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的历史可追溯到英国1859年伦敦工人的大罢工（这次罢工是对1857年——1858年经济危机的反应）和那个时期所产生的激进的工联主义。但更重要的是，协会是在美国内战引起棉花严重短缺的情况下诞生的，棉花严重短缺使作为不列颠工业化初期的基石的纺织工业突然面临长期的供给不足，工人也随之陷入了极其艰难的处境中。当时英国的80%原棉进口来自美国，由于北部对南部联邦船运的封锁，英国纺织工业的原棉供应被切断了。虽然一些较大的纺织厂主有库存的棉花，但是许多较小的厂主则没有，进口额的突然降低使得预期的产量减少，使工业陷入进一步的危机。在兰开夏郡的棉织业中，全时雇佣工人从1861年11月的533950名减少到1862年11月的203200名。正是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这对第一国际的建立是非常关键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序言中说：“正像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给欧洲中等阶级敲起了警钟一样，19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又给欧洲工人阶级敲响了警钟。”

正如19世纪60年代欧洲工人所构想的那样，无产阶级组织问题既是国内问题，又是国际问题。后来导致第一国际建立的19世纪60年代初期的英国工人阶级的行动给马克思留下了深刻印象，在1862年和1863年的一次又一次的公众集会中，从曼彻斯特到伦敦的工人都组织起来反对英国对实行奴隶制的南部的积极支持，这有助于挫败不列颠首相帕麦斯顿勋爵对美国内战进行军事干涉的明显企图。工人的这种行动虽然使他们自己当前的经济利益遭受了损失，但马克思在1863年4月9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说，这在工人阶级的历史上“是一种伟大的发展。”马克思本人也参加了1863年3月工联伦敦理事会的群众集会，在这次集会中，伦敦的熟练工人宣布支持这场反对奴隶制的战争，并且反对英国站在南部联邦一边进行干涉。这次集会对于国际的建立是非常关健的。因此，第一国际不单单是从国内危机中产生的，而且也是从国际工人团结一致的历史行动中产生的（美国北部的人民对英国工人阶级的这一声行动作出了反应，给兰开夏郡陷入困境的工人送去一船一船的援助物资）。

的确，其他稍晚一些时候发生的事件在国际工人协会的建立中起了更为直接的作用，国际的建立同样也受到了欧洲工人支持意大利和波兰的解放斗争的行动的影响，而资方威胁要从法国、比利时和德国引进外国工人在反对不列颠工联主义的战争中充当罢工破坏者这件事最终起了导火线的作用。但是，马克思毫不怀疑，英国工人阶级在积极支持反对奴隶制的战争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国际团结，是导致国际建立的最重要的历史事件。

马克思在1864年10月第一国际的成立宣言中，以英国工人的这些行动为例说明有必要制订独立的工人阶级的外交政策，以反对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剥削目的：“工人阶级的解放既然要求工人们兄弟般的合作，那么用那种为追求罪恶目的而利用民族偏见并在掠夺战争中洒流人民鲜血和浪费人民财富的对外政策，他们又怎么能完成这个伟大任务呢？使西欧避免陷入一场为在大西洋彼岸保持和推广奴隶制进行可耻的十字军征讨的，并不是统治阶级的智慧，而是英国工人阶级对于他们那种罪恶的愚蠢行为所进行的英勇反抗。”

这表明，马克思认为，历史已经“给工人阶级指明了他们的责任，要他们洞悉国际政治的秘密，监督本国政府的种种外交活动，在必要时就用能用的一切办法反抗它们；在不可能防止这些活动时就团结起来同时揭露它们，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些简单的道德和正义的准则，成为国际关系中的至高无上的准则。

为这样的一种对外政策而进行的斗争，是争取工人阶级解放的总斗争的一部分。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仅仅在一个月之后，即1864年11月，马克思在代表国际给阿伯拉罕•林肯的信中大大赞扬了欧洲工人在美国内战期间为支持北部而采取的英雄主义姿态。他认为，欧洲的工人理解“在大西洋彼岸进行的这一规模的战争……使他们对未来的期望，甚至使他们已经获得的果实遭受威胁。因此，他们到处耐心忍受着有利于奴隶占有制的无礼干涉行动，——而在欧洲的大多数国家里，工人阶级为了正义的事业已经献出了自己的鲜血”。欧洲的工人不仅支持南部的奴隶们，而且也支持北部的工人们，这些北部的工人认识到，只要他们与遭受奴隶制腐蚀的这样一种制度同流合污，“这种制度夸耀白人工人享有自己出卖自己和自己选择主人的高贵特权”，那“他们就……不能取得真正的劳动自由”。马克思论证说，北部的劳动人民是一支真正的力量，他们坚持认为，“这种进步道路上的障碍”必须被“内战的血浪扫荡干净”。

要求各国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并不单单是要求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支持另一个国家的革命活动，这种要求还与这样的事实有关，即资产阶级在其日常的经济关系中，常常使得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反对另一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引进外国工人来破坏工人斗争的问题是国际自身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因此，马克思在1866年为国际起草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中为协会确立了主要目的：“反对资本家在工人罢工和同盟歇业时随时准备滥用外国工人作为工具来对付本国工人的阴谋。”马克思坚持认为，面对在全球扩张的资本主义制度，如果工人阶级的斗争被民族壁垒所限制，它就得不到有力的推动。他在《资本论》第1卷第31章中论证说，资本从国外榨取其剩余价值──通常是‘资本化了的儿童血液’，并把这种剩余价值投资到其它国家，在那里通常以更为极端的形式再重复同样的剥削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不得不参加国际斗争。

马克思虽然一再号召各国工人团结起来，但他也强调，这种团结只能建立在从各国特定的剥削的物质条件中产生出来并针对各国国家机器的全国性的工人阶级组织的基础之上。他在《哥达纲领批判》（1875）中写道：“不言而喻，为了能够进行斗争，工人阶级必须在国内作为阶级组织起来，而且它的直接的斗争舞台就是本国。所以，它的阶级斗争不就内容来说，而像《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就形式来说’，是本国范围内的斗争。但是，‘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围’，例如德意志帝国，本身又在经济上处在‘世界市场的范围内’，在政治上‘处在国家体系的范围内’。任何一个商人都知道德国的贸易同时就是对外贸易，而俾斯麦先生的伟大恰好在于他实行一种国际的政策。”

如果要把工人阶级运动组织起来的话，就形式来说，它最初必须在本国范围内，在本民族国家和它自己“直接的斗争舞台”的范围内。与此同时，马克思坚持认为，必须把本国范围内的这些斗争组织起来——正如资产阶级自身为“自由贸易”所作的种种努力那样——使之成为一种国际运动，代表工人阶级的国际活动。马克思在批评（斐迪南•拉萨尔为德国工人党起草的）《哥达纲领》时抱怨说：纲领里“关于德国工人阶级的国际职责竟一字不提！”

马克思和恩格斯逐渐认识到，工人的国际作用还必须包括推动处于这个体系边缘的人民的斗争。资本主义关系渗透到了这些社会中并导致了民族抵抗力量的产生。对恩格斯来说，中国在1856年开始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所进行的抵抗可以被描述为“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虽然你可以说，这场战争充满这个民族的目空一切的偏见、愚蠢的行动、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野蛮，但它终究是人民战争。”恩格斯还强调了阿卜杜尔•卡迪尔在领导阿尔及利亚人民反对法国的民族抵抗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强调以及对那些被他们认为是文明程度较低的社会的批判并没有妨碍他们正确判断民族抵抗斗争的历史意义和文化意义。他们很清楚，反抗种族压迫和殖民主义的起义次数会增加，规模会扩大，这样的起义是世界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对国内和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的发展都有影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总结美国内战的教训时写道：“在黑人的劳动打上屈辱烙印的地方，白人的劳动也不能得到解放。”

因此，对马克思来说，工人的国内组织和国际组织之间具有一种辩证关系，忽略这种斗争的任何一部分对于整体都将产生致命的影响。他严肃地批判了（《哥达纲领》中所说的）建立在抽象的“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基础上的行动，由于没有赋予国际主义具体形式，或者没有明确地把国际主义与国内斗争联系起来，因此这种行动从本质上否定了国际主义。工人阶级运动一开始必须从直接的物质条件中产生，并因此具有地方特点，但是它出必须呈现出同资本主义本身一样的全球的特点。

因此 ，马克思反对所谓的世界主义的政治立场，即直接跃进到世界范围内普遍的人类事业，而忽略了国家范围内的斗争的必要性。所罗门•弗兰克•布洛姆在他经典著作《民族世界：对卡尔•马克思著作中的民族含义的研究》（1941）的结论部分写道：

“国际主义有好几种。马克思的国际主义的特点是，他承认许多性质十分不同的社会的存在，强调每个社会的精密的组织。虽然他的思想中存在着世界主义的许多痕迹，但是就他对世界秩序的描述而言，他显然不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世界主义试图不经过范围比整个人类小的各种社会单位的中间阶段，直接从个人过渡到人类。他是一个国际主义者，这不仅表现在他倡导合作的世界关系体系，而且还更为具体地表现在，他把这种体系看成是内部组织得非常和谐的大国之间友好相处的结果。”

“马克思认为没有太小的社会，也没有模糊不定的全球社会。他承认，即使是在同一生产方式中，各地区也有相当大的差异。他想像中的社会主义世界是由数量有限的发达国家组成的。他对世界文学和世界文化也持相似的看法。他酷爱各种语言，还精通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19世纪世界文学还处于形成阶段时他就开始谈论世界文学了。它是那些产生不同的但又相关的文学的大国的产物。”

因此，马克思所阐述的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是平等主义的世界主义的一种形式，它只有通过各国内部的斗争以及创建其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享有特权的国际社会才能得以发展。它不能采取“模糊不定的全球社会”这样一种形式，而这种社会是资本主义本身的目标。用艾·艾哈迈德的话说，这种社会并不希望拥有“世界各国平等基础上的文明”，而只是把扩大剥削作为自己的目的。马克思在1848年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说：“把世界范围的剥削美其名曰为普遍的友爱，这种观念只有资产阶级才想得出来。在任何个别国家内的自由竞争所引起的一切破坏现象，都会在世界市场上以更大的规模再现出来。”

马克思坚持认为，与此相对抗的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必须从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体系出发，在这种体系中，“资本的中心”（马克思的用语，用以描述英国在19世纪国际体系中所起的作用）就在这个体系中心的富裕国家里，它能够利用生活在世界上贫穷得多的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边缘地区的绝大多数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来对它自己创造财富的过程作补充。任何国际主义，如果其核心不是反对帝国主义，就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

当今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斗争

1852年，马克思在给他的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当人们只用7天就从伦敦到加尔各答的时候，我们两人的头早就给砍掉了，或者我们已经老态龙钟了。而澳大利亚、加利福尼亚和太平洋呢！新世界的公民将不能理解，我们的世界曾经是多么小。”但是尽管那个世界很小，但是马克思通过集中考察19世纪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倾向，不仅描绘出支配这个过程的许多条件，而且揭示出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只有这种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才能够有效地与这个过程相对抗。有当今世界，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更高的发展阶段，这些观点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在当今世界以全球范围内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为特点的更为发达的帝国主义秩序中，马克思在探讨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时所提到的“血淋淋的过程”和“荒年”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比以前更高的、更加全球化的形式存在着。不发达国家非石油初级产品的出口比价被有计划地降低，以致1980——1991年间不发达国家的累计损失达到大约2900亿美元，而处于边缘地区的大多数国家仍然要靠这一比价来出口自己的产品和赚取外汇收入。这些国家在这方面的损失——单是在1991年就达到600亿美元——超过了那一年对不发达国家的所有多边援助。根据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确立的经济指标，自1900年以来“到1986年，实际商品价格的总水平已降到1932年即两次大战之间的大萧条时期的最低点以下”。

这种状况有助于解释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日趋恶化的贫困和日益增加的债务。《经济学家》杂志最近（2000年3月25日）报道说：“根据世界粮农组织统计，全球有8.3亿人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与此同时，全球谷物库存量远远超过全球每年的消费量，这是使得亿万人“追求利润”的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不平等的具有讽刺意味的表现形式。

今天，我们常常被告知，这些情况虽然是不幸的，但却是正在进行的全球化过程的结果，这一结果与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国际剥削毫无关系。相反，它仅仅是由最初的不发达和人口过剩与缺乏合理的西方式的政府制度相结合而产生的人类悲剧。那些试图把它看成是通过对资本的运动加以控制就能够解决的经济问题的国家被告知，它们正在拒绝资本这个礼物。而且，所有这些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的尝试都被看做是最终毫无用处的、甚至导致自己的失败的尝试。全球化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是，民族国家在经济关系的组织中已不再重要，它们已被全球的力量所超越。有一种观点认为，国家对全球市场的干预使事情不是更好，而是更糟，这种观点忽略了这一事实，即国家通常代表资本本身来进行干预。

但是，如果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国家处在“世界市场的范围内”，那么就像他进一步指出的那样，它们同样也“处在国家体系的范围内”。为了建立并维持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这种国家体系是很必要的，因此如果世界市场要顺利转的话，就不能消除这种体系。然而，这个论断是不对的。自下而上的阶级斗争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这些国家本身，这种国家体系就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消除世界市场体系的的剥削制度。那么，超越国家的斗争无时无刻不与更大范围内帝国主义的全球政治经济现实有关。

马克思的分析表明，资本主义全球化不是历史的终点，而是一个正在进行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几乎无疑会导致它自己的毁灭，以及它的对立面即工人阶级国际主义的产生。在相信资本主义必胜的那个短暂时期，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这种观点可能会被认为不重要而被置之脑后。但是，相信资本主义必胜的那个时期现在已经过去。在新千年的第一年已过一半的时候，显然，一个幽灵——新国际主义的幽灵正在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中游荡。

原载美国《每月评论》杂志2000年7—8月号

闫月梅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