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保罗•斯威齐——与周来兄和明目兄的不同意见

杜建国

读了卢周来兄和明目兄纪念保罗•斯威齐的文章（卢周来：《“我们时代最富有魅力的男人”——纪念保罗•斯威齐》；明目：《关于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卢周来纪念文章忽视和遗漏的部分》）后，有些感想，写出来供大家参考。

保罗•斯威齐1910年出生，1930年代左转，开始倾向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斯威齐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批判素为世人所重视。不过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观带有较多的凯恩斯主义色彩，很难被列入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之列。

1942年《资本主义发展论》出版，佩里•安德森对此书有如下评论：

“年轻的美国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在一部内容极为明确的著作《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中探索和总结了马克思主义有关资本主义运动规律的全部论战史——从丘甘一巴兰诺夫斯基到格罗斯曼。他本人赞同鲍威尔关于消费不足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然而，斯威齐在新政的环境下写成的这本书，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法克服发展失调和消费不足的危机这种假定，采取含蓄的否定态度并同意凯恩斯主义所提出的由国家进行反危机的干预来保证帝国主义的内部稳定，是潜在有效的。这样，资本主义的最终崩溃就首先取决于一个纯外界的决定因素——即苏联以及大战结束后可望步其后尘的国家在经济上占上风，认为这些国家的‘说服力’最终将有可能使美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由于具有这种观念，《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标志着一个学术时代的结束”（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页）。

1960年代斯威齐与保罗•巴兰合著的《垄断资本》更具批判性，但是依旧具有“类似凯恩斯框架”（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的特点。

周来兄的文章一向生动耐读，这在经济学家当中是很少见的，不过在文中周来兄称保罗•斯威齐为“二十世纪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我就不敢苟同了。经济学非我所长，让我对此作详细分析说明，定难胜任，但是不妨避繁就简，采用将保罗•斯威齐与其他人作一下比较的办法或可证明我的判断并非毫无道理。比如，拿保罗•斯威齐与厄奈斯特•曼德尔一比，拿《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与《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厄奈斯特•曼德尔：《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上下，商务印书馆，1964、1979年）一比，拿《垄断资本》与《晚期资本主义》（厄奈斯特•曼德尔：《晚期资本主义》，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我国有学者认为，作为该书中译名，“晚近资本主义”更为合适）一比，孰为伯仲，恐不难分明。

斯威齐对资本主义前景的判断，不仅仅取决于其单纯的经济观点，政治观点或政治立场在此所起得作用可能更大，这也是本文的重点论述所在。在斯大林主义官僚集团在苏联获得统治以后，主流马克思主义（或可以称作庸俗马克思主义、官方马克思主义、斯大林主义等等）具有以下特点：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同情无产阶级；但是信奉包办替代主义，不相信或不主张无产阶级的自我解放。作为主流马克思主义中的一员，斯威齐的观点也不例外。既然如此，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前途，斯威齐不是专注于本国无产阶级自己的斗争，而是把希望寄托在苏联——即苏联官僚统治集团身上，寄托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甚至“建成共产主义”从而超过资本主义世界上，这种局面出现后，资本主义将会跟着走向社会主义，从而不必经过无产阶级的斗争了。这种寄托主义观与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互为呼应、互为正反面。官僚集团窃得权力后，立即主动放弃了世界革命，转而主张“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这并不是由于世界革命无望才被迫作出的选择，一国论是1924年提出的，当时有什么根据就可以预先断定世界革命无望了呢？官僚拿世界革命与资本主义作交易，企图井水不犯河水，安安稳稳、舒舒服服地做官享福。一国论的一面是官僚自私的狭隘的利用国际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另一面则是官僚自大的救世主义，等我们先建成社会主义再建成共产主义以后，你们不就有指望了吗？寄托主义与救世主义就是这样互相呼应的。

苏联这个寄托令其失望以后，斯威齐又把宝押在了中国身上。文革期间，在毛泽东已经背叛初衷开始与当权派一起对群众运动进行镇压，文革上演完全反动的一幕以后，斯威奇仍旧继续是毛中国的支持者。直到毛泽东死后，接踵而至的宫廷巨变惊得他目瞪口呆，他不得不再次吞下寄托主义的苦果。

综上所述，就周来兄所称的“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而言，斯威齐是不够格的。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说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仅仅对无产阶级有同情心是不够的，关键在于能否致力于无产阶级的自我组织和自我解放，在资本主义国家，应该致力于无产阶级自己起来结束资本的统治，在已经推翻资本统治的国家应该致力于无产阶级实现自我管理，而不应该寄托于某一个政党来代替无产阶级行使自己的统治职能，斯威齐无疑并不具有这样的立场。与周来兄的评价相反，事实上斯威齐不仅不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反而是一个抱怨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至少从《垄断资本》出版的时候就已经如此了，尽管他完全真诚地希望无产阶级能够摆脱资本的统治。

长期以来，抱怨或嘲弄无产阶级不能充当马克思所期许的资本主义掘墓人的角色已经成为时髦，不管是牢骚满腹的左翼幻灭者还是得意洋洋的右翼。借此机会，对左翼的幻灭者们说上几句。

老少左翼幻灭者辈们，你们有什么资格责怪无产阶级群众呢？假如说，你们一直奉行一整套完全依靠无产阶级、促进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路线方针，那么在失败后你们有理由抱怨无产阶级确实是不能自己解放自己的不可救药的奴才，但是，你们何曾采用过这样的路线方针呢？非但如此，你们作为广大阶级群众的领导，采用和拥护的却是各式各样的压制群众（只允许群众做俯首帖耳的奴隶，不管社会民主党还是斯大林主义者都是如此）的、寄托主义（寄托于逆来顺受、“民族资产阶级”、“人民阵线”、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等等）的灵丹妙药，相信依靠这些灵丹妙药就能万事大吉了。等到斯大林主义以及后斯大林主义失败后，幻想破灭后，作为实践的失败者和思想的破产者，你们这些幻灭者们已经无力理解你们所曾积极参与的运动，无力进行自我反省，你们非但不去责怪群众的领导和作为群众领导体系一员中的自己，反而却将自己作为领导者应负的责任一股脑推到群众头上，以开脱自己、抱怨群众为能事。你们有什么资格责怪无产阶级群众呢？没有错误的群众，只有错误的领导。

作为众多幻灭者中的一员，斯威齐最好还是先做一番自我反省吧。不过直到去世，他虽然早已对无产阶级群众的力量失却信心，但是他并没有由幻灭者再蜕变为悔过者——资本主义的拥护者，对于资本主义，他仍旧持明确的坚决的否定态度，这是他比那些幻灭者+悔过者们要令人尊敬的地方。

明目兄在文中提醒大家不要忘记“斯威齐在另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贡献，即他对东方社会主义的研究。斯威齐使用了一个自己的新概念，称这些社会是‘革命后的社会’或翻译为‘后革命社会’，意在表示这类社会的过渡性质。这既不是托派鼓吹的‘官僚阶层（阶级）统治的社会’，也不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预言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正是因为斯威齐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胜利后的社会的性质，有较清醒的（唯物辩证的）认识，打破了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束缚”。

明目兄称“斯威齐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胜利后的社会的性质，有较清醒的（唯物辩证的）认识，打破了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束缚”，恕我不敬，窃以为将这一评价称作荒谬可笑是毫不过分的。如前所述，斯威齐长期以来一直是忠诚的亲苏派，或者说是斯大林主义者（国际的而非苏联国内的），或者说是斯大林官僚集团的追随者，虽然没有具体资料依据，我估计他对苏联开始怀疑或失望因而专为亲华牌或亲毛牌，大概得是苏共二十大甚至中苏论战开始以后的事情了，这时候才开始“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胜利后的社会的性质”有了新的认识，无论如何是不配被称作是“有较清醒的（唯物辩证的）认识”以及“打破了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束缚”的。在产生这所谓的新认识之前，斯威齐已经盲目地追随了斯大林主义二十年了，直到斯大林主义统治的反动面目已是路人皆知了他才有所醒悟。盲目还是清醒，敏锐还是迟钝，先见之明还是马后炮，难道不是一清二楚吗？

如前所述，对斯大林失望后，斯威齐又开始追随中国，到头来不过又是再次遭受幻灭的打击而已。明目所讲到的那部由商务印书馆内部出版（1975年）的《论向社会主义过渡》（斯威齐与夏尔•贝特兰合著）我曾翻过，没什么意思，无非是那些企图依赖一党统治集团采取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非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来解决过渡社会中的问题的老俗套而已。

明目兄认为斯威齐的关于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要比托洛茨基高明，再次请恕我不敬，窃以为这好比认为放马后炮者比预言家或先见之明者更高明一样。当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官僚集团孤军奋战时，作为斯大林的追随者斯威齐还正陶醉在官僚统治前途无限的美梦中呢！与明目的描述相反，托洛茨基认为，孤立——国际无产阶级援助的迟缓使苏联无产阶级耗尽力量，陷于被动，官僚集团因此产生并窃得大权；官僚这个社会集团，不是一个稳定的阶级——这并不减弱其对于无产阶级的反动性，官僚统治只是一个过渡现象，官僚统治要么被推翻、前进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前提是世界革命成功，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从外部激活苏联无产阶级），要么到退回资本主义（前提是世界革命持续失败，无产阶级持续陷于消极被动状态），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出路。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斯威齐则认为官僚集团已经是一个阶级，一个像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那样稳定的社会集团，它的统治是稳固的，将长期存在下去。历史已经否定了斯威齐的判断。曼德尔的《权力与货币：马克思主义的官僚理论》导论部分一开始就把斯威齐当作左派中官僚统治稳固论的代表人物来分析，但是前几年与新左派的一位大将交流时——他对《权力与货币》异常熟悉，却仍旧在重复官僚阶级论，批评托洛茨基的过渡论，这真令人啼笑皆非，我就不明白这种人到底是怎么看书的。明目兄对这两人的观点介绍之前，最好应该把两个人的观点拿准了，至少对于托洛茨基，我是有把握的。

为纪念斯威齐逝世，《国外理论动态》转载的一篇文章（手边没有）讲到斯威齐三十年代左转，曾受到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１９３０年出版）的影响，但这并没有妨碍他成为斯大林的追随者，而且，他同当时几乎所有的左翼人士一样，也应该加入了攻击托洛茨基的全球大合唱。有资料讲，斯威齐的朋友和合作者保罗•巴兰是俄国移民，移居美国前在苏俄曾经作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学生，斯威齐和巴兰都很看重普列奥布拉任斯基的《新经济学》。众所周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是左翼反对派即托洛茨基反对派的理论家，斯威齐和巴兰本来可以通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从左翼反对派的思想传统中获取更多的理论营养的，但是他们自己并没能再前进一步。

明目兄在讲到道布——斯威齐争论时，称“后来，华勒斯坦从斯威齐的视角，布伦纳从道布的视角，也介入了争论。”对于这场争论，我了解得不多，对明目兄的判断有几个疑问。据我所知，英国人道布是老斯大林主义者，所接受的应该是那些“五阶段论”或落后国家“两阶段革命论”的俗套，而布伦纳深受托洛茨基（托洛茨基第一个明确指出，在二十世纪，落后国家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能够先于资产阶级掌握政权，推翻了先资产阶级革命后社会主义革命的两阶段论）的影响，为何会跟道布们混在一起呢（从道布视角介入的可能是拉克劳之流）？与斯威齐立场不同，并不必然意味着与道布站在一起（罗伯特•布伦纳：《关于不发达条件下的发展》，《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十五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望明目兄详加论述。明目兄很看重布伦纳的《繁荣与泡沫——全球视角中的美国经济》，不要忘了，其实布伦纳的观点和曼德尔是很相近的。至于华勒斯坦以及与之观点类似的弗兰克和阿明等人，与斯威齐一样，也同属对毛中国的幻灭者之列，只是比斯威齐晚一辈而已，大概没有作为纯正斯大林主义者的那一段经历。

周来兄在文章的结尾处称：“让保罗欣慰的是，在中国，以《切•格瓦拉》戏剧创作者以及追随者为代表的那些被指称为所谓‘新左派’的学者，对毛泽东的认识以及对‘革命’的认识与再反思，已经非常接近于保罗的思想。”果真如周来兄所言的话，我倒是认为，将一位幻灭者和思想破产者的思想奉为圭臬，实际上是“新左派”的悲哀，长此以往，“新左派”将不会有什么出息。君不见乎，从去年开始，“新左派”的一些大将们已经明确表示要通过充当“资本家的走狗”来完成“未来中国的历史使命”了。斯威齐地下有知，该作何感想？

今天，对于既不满于官僚的统治，又不满于资本的统治，当然也不满于官僚和资本的联合统治的人来讲，保罗•斯威齐的著作和理论对他们并没有太多的帮助，相反，应属被批判之列（当然，斯威齐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批判仍旧应该受到重视）。推翻资本后的革命最初到底是何种情景呢？又是如何蜕化为官僚统治的？资本统治秩序终结后就一定是通往奴役之路吗？如果不是，一个既摆脱资本又摆脱权力奴役的世界具体是怎样的呢？其经济和政治领域是如何具体运转的呢？这一目标该依靠设么社会力量、通过何种途径去实现呢？这些问题都是亟待解决的，但是通过斯威齐，我们并不能获得满意的明确的答案。

口无遮拦，不当之处还望周来兄和明目兄海涵。

2006/7/13初稿
2006/7/15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