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危見節，世亂識良
——新形勢，新思維之二
區龍宇
劉進圖被斬，有人問香港是否已經死亡。還沒有，不過如果民運不改弦易轍，尤其如果不認清打民主旗號的反民主右派，則其死難免。本文目的就是清算後者，當中尤以最近《學苑》文章為最。
生金蛋的鵝變成燒鵝
四十年來，港人的確幸運：不用多大政治奮鬥與犧牲，在英國統治下不只生活安定，在過渡期又得到中共承諾五十年不變，直選議席又逐漸增加，彷彿五十年不變和港人治港會真的落實。當時泛民雖非信心滿滿，但也一心以為只要香港是生金蛋的鵝，則中共必守諾言，所以根本沒想過在過渡期前後都努力反殖，同時力爭普選及政制自決，進行堅決的民主奮鬥。但是那種“臣子有用於皇上，皇上豈可加害”的心態，最沒出息，所以香港政局發展至此，實有必然性。主流泛民專注於自己的議席增減，其實是贏得戰役，輸掉戰爭的典型案例，一方面讓港人麻痺大意，另一方面讓對方買得大量時間逐步收拾港人。從來爭取民主，都需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艱苦奮鬥。便宜民運，是沒有的事。以上分析，並非事後孔明。早在1988年，當時的左翼前輩向青，就提出過以上警告。[1]
目的正義，不能使任何手段變成正確
便宜民運時代一去不返了。起來抗爭，是唯一出路。問題是，怎樣抗？有人號召激進對策，問題是：為誰激進？如何激進？
有人在劉進圖事件後為文，為“驅蝗”合理化，認為也是反抗專制的手段，並在此基礎上號召行動升級。這種反抗方向卻大錯特錯。首先，作者犯了最基本的政治錯誤，就是以為正義的目的，會使任何手段變成正確。這種思想水平，最多也只是莽夫愚婦教子的水平：把兒子打個半死，還向法官自辯說“我為佢好之嘛！”。想孩子讀書，也要講究適合的手段，不是任何手段都可以達到目標的啊。更確切而言，目的與手段互相制約，無所謂“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指罵陸客，更與反抗專制的目的毫不沾邊。陸客無論是真遊客還是水貨客，本身都是零散個人，沒理由要為專制政府負責。指罵陸客甚至連一個最低目標，即保障港人在街道/地鐵上有合理空間，也達不到。要達到這個目的，在政策層面上，該是針對特區政府；在根本政治層面上，則是確立香港的內政/政制自決權，同時促請中央政府還政於民，掃除貪腐，保證食品安全，這才是針對香港一切亂象的釜底抽薪之道。但是右翼本土，不針對元兇，而專打無辜。這不獨無效，而且資敵。為什麼呢？港人與和諧國，已經實力懸殊，更需要精確的手段來自衛。不從此途，反而為港人製造更多敵人，不是資敵是什麼？
不承認目的與手段互為制約，也很容易變成無原則，無底線，在左翼則變成極左主義（例如赤軍派），在右翼則變成法西斯主義，不可不慎。
官民一體看待錯錯錯
民主黨佔中宣誓引發人民力量到場追擊，其後民主黨譴責對方使用暴力。2月8日人力區議員譚香文在報章為文，為其向民主黨成員投擲毛巾辯護：
“當日梁振英被擲「路姆西」，民主黨則在年宵大賣「路姆西」，又大罵梁振英不敢面對人民，不敢接受意見及批評，但今天自己又如何呢？從政者處事持雙重標準，把事物倒果為因，就是今日的民主黨了！”[2]
民主黨不力爭公民提名，這本身應該批評。以此軟弱立場去佔中，更應批評。不過譚文把梁振英和民主黨等量齊觀，一律以“從政者”概括之，恰恰顯示其沒有基本政治常識。概因“從政者”這個概念模糊了官民之別。一個是市級國家機器的首長，他未經任何普選，是這個城市的獨裁者，又直接指揮大部分強制力量，可以調查你，檢控你，更可以在必要時砌你生豬肉；另一個呢，沒有行政權力；即使作為議員，享有一點議會公權力，但那是作為民意代表而享有，授權來自選民，也可以為選民撤換，與特首不同。譚文混淆兩者，等於說對付民意代表和對付專制政府，可以使用同等程度的手段。這種立場，實為極右大開方便之門。極右的一個特點是，為求上位，不擇手段，而且視任何民間競爭者為最大敵人，對於統治者反而往往小罵大幫忙。近月以來泰國素貼領導的反英祿政府，就是極右藉口民主企圖廢除普羅人民的民主權利的一個好例子。英祿政府當然不代表普羅人民，但是素貼所代表的更差，公然否定普羅市民權利。如果港人想避免出現香港素貼，需要提高警惕：無論是把“驅蝗”合理化，還是譚文那種政論，客觀上都是滑向極右。若此非諸君所願，請懸崖勒馬。
筆者過去二十多年一直指出民主黨/港同盟的妥協路線害遠大於利，不始於今日。不過，民運路線之爭，應該拿出一點水平，更應該區分統治集團與民間，而非效法莽夫愚婦亂打亂鬥。
警惕假革命
“驅蝗”以及人力一事也令我想起不久前教主鼓動港人革命。有些泛民對此當然避之則吉。其實這背叛了自由主義。洛克不是教導人，人民有革命的權利嗎？事實上，歐美的代議政制，全部都經過革命而產生。高舉革命權，不等於一定革命，時時革命，但一定等於堅持人民主權原則。主流泛民中人或自辯，中港之間，力量懸殊，不講妥協死定。對，妥協要講，但有先後。只有自由人，才能立約，才能妥協！臣民還有何可以妥協？同樣，港人首先要堅持主場精神–香港是我們主場，記住。
革命權是要講的，不過也要辨清真偽。話說二千年前，見識過秦始皇的架勢之後的劉邦和項羽，分別作出“大丈夫當如是也”和“彼可取而代之”的羨慕之嘆。從此，中國大大小小的劉邦項羽，週期性地出而革命，一直到中共。[3]這種革命，只為一眾劉邦項羽“取而代之”，並不是真的以民主代替專制；相反，絕對專制原封不動，他們方能愉快繼承。這樣的革命，是歷史學家所說的：越大變，越不變。如此革命，謝謝，我不要。
凡是拒絕承認目的與手段需要互相制約，又熱衷於製造偶像崇拜，又敵視不同意見，沒有基本寬容（tolerance），又混淆官民之別，方便自己妖魔化競爭者，這種人講革命，講激進，你最好躲得遠遠。如果再配合下面的立場，則其接近反民主的極右派，多於接近民主。
偽二元對立
2月28日香港大學學生會的刊物學苑發表了「香港民族命運自決」的專題，認為香港已經構成一個新民族，有權自決。此文有問題的，不是主張自決權，而是所謂香港新民族。有更大問題的，其實也不是什麼新民族論，而是他們的新民族論是建基於仇視及醜化大陸人民的基礎上的。《本土意識是港人抗爭的唯一出路》一文指責大陸人民“只往權力與金錢看，正是韓寒所說的已在骨子裏被埋下兇殘、鬥爭、貪婪、自私”，就是罔顧事實而且赤裸裸的地域歧視之言。大陸人民不應為專制負責！大陸人之中，有李鵬，也有李旺陽！立足於如此虛妄又如此歧視的香港新民族論，必然是極右。
2012年11月，香港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發表報告，顯示把自己看成純粹香港人、不是中國人的比率，稍低於四分之一，而且2012比諸1996年還下降了兩個百分點。另一方面，認為自己既是香港人又是中國人的，才是大多數，從1996年47.6%上升為64%（見下表）。這說明什麼呢？任何人宣稱香港人身份已經構成新民族，就是把多數仍然自稱也有中國人身份的公民視為非我族類。如果新民族主義者成為群眾運動，那麼首先要敵視的就是多數香港人。
| 香港人的身份認同調查（%） | |||||
| 香港人 | 香港人， 也是中國人 |
中國人， 也是香港人 |
中國人 | 其他 | |
| 1996 | 25.2 | 32.9 | 14.7 | 25.7 | 1.5 |
| 2012 | 23.4 | 41.8 | 22.1 | 12.6 | 0.2 |
另一方面，文章列出香港自治權的最大內部敵人，竟然是“左膠與販民”。這真是天荒夜談。要做賣港賊，也要講究資格。上述兩類人，前者無權無勢，後者沒有行政權力，要出賣也賣得不多。能賣港，又正在起勁地賣的，首先是壟斷政治與經濟權力的特區高官和一眾大孖沙。從張曉卿撤換劉進圖，到李家傑狠批鐘庭耀，都不難看出香港自治權的內部最大威脅是誰。學苑文章竟然如此不講分寸，老實說，真的帶有極右那種、隨便製造魔鬼，以無限拔高自己成為打妖俠客的精神。若此非你們所願，請懸崖勒馬。
民族主義由於把民族身份當成淩駕一切其他價值，所以總存在反民主與反多元的內在傾向。如果其能自覺壓抑其不良傾向，尚不一定變成極右。但是當他們把鄰居（大陸人民）和自己內部的不同意見都妖魔化，同時放過真正元兇，那就是極右了。極右的特點就是媚上而欺下，對壟斷財閥絕無惡言，對基層人民則一臉鄙視，愛巨富而嫌貧窮。把這類立場稱為“激進民主派”，其實有辱民主兩字。
港人需要奮力保衛自治，更需要爭取政制自決權，但這無須借助什麼香港新民族論。我們應該追本溯源，從民主真諦去尋找思想依據。中共常說，香港只是城市，不是主權國家；而主流泛民一聽到中共祭出“主權”兩字，也即時腳軟。泛民忘記了，一國主權，首先在民，不在黨也不在政府。所以我們大有道理爭取自決。只有當民運也高舉自決，才能同極右派論述區別開來。[4]
香港過去那種便宜民運，一去不返了，今後十年，除非民主運動慢慢淘洗出一個新骨幹層份，一批民主節義之士，否則香港之死是不遠的。共勉。
2014年3月7日
[1] http://the-sun.on.cc/cnt/news/20140208/00418_003.html
[2] 中共1949年的革命，在政治形式上的確類同過往的農民革命，但是，平心而論，在社會，經濟以及國際層次上則不然。有關這個論題，有待日後補充。
[3] 中共1949年的革命，在政治形式上的確類同過往的農民革命，但是，平心而論，在社會，經濟以及國際層次上則不然。有關這個論題，有待日後補充。
[4] 並非只有民族才能有自決權。關於如何從民主原則引申出自決權，請參考筆者《郝鐵川先生對自決權的誤解》，http://thehousenews.com/politics/%E9%83%9D%E9%90%B5%E5%B7%9D%E5%85%88%E7%94%9F%E5%B0%8D%E8%87%AA%E6%B1%BA%E6%AC%8A%E7%9A%84%E8%AA%A4%E8%A7%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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