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簡論
厄内斯特‧曼德爾著
張乃烈譯 劉宇凡校訂
新版導讀：安迪‧克米斯特
作者簡介
厄内斯特‧曼德爾（Ernest Mandel, 1923-95）是世界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在經濟學方面有卓越貢獻，同時也是有五十多年經驗的實際運動者。十五歲起參加托洛茨基主義運動，在比利時礦工中從事組織工作，希特勒入侵後從事反法西斯活動，被捕後逃脫。戰後他長期擔任比利時總工會經濟顧問，又是第四國際（統一書記處派）的領導人。《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晚期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發展的長波》是其名著。此外還有介紹托洛茨基生平及貢獻，分析工人運動與官僚的關係，討論在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中計劃、市場與民主的關係等各種著作。1999年英國Verso出版社出版《曼德爾的遺產》一書，輯錄歐美有名學者對他的評價。編者稱譽曼德爾的馬克思主義為「活動家的馬克思主義」、「具有人道主義與樂觀主義特徵的馬克思主義」。
出版說明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導論》英文版在1976年曾經由當時的〈香港社會主義推廣小組〉影印出版，供左翼青年閱讀。這個小組主要由左翼大學生組成。至於中文版，大約在1978年左右由樓子春先生的信達出版社出版。這個中文版，直至二十年之後，即1998年才由台灣社會研究叢刊再版。譯者張乃烈先生的序言敘述了他怎樣在王凡西先生的幫助下翻譯這本書。這本書對當時普及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有一定貢獻，尤其顯出真正批判的馬克思主義，同當時蘇聯、中國的斯大林主義化的官方「馬克思主義」的分別。不過，這個版本的譯文仍有不夠盡善之處。首先是一些經濟學名詞的翻譯不夠準確﹔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方面的名詞，原本大陸已經有一套比較好的譯名，可是原中文版沒有採用。現在這個版本一一校正。其次是改進了原中文版中比較冗贅難明的譯文。最後是修訂了一些打字、排版上的錯誤。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導論》可說是《資本論》的入門小冊子，而且在那麼小的篇幅還去論及當代資本主義的特點，更是難能可貴。不過，部份讀者可能覺得個別段落難懂。這也是難免的，因為部份理論本來就比較艱深。讀者如果想進一步研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我們推薦曼德爾的長篇經典《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這本書不久之後將會第一次公開出版。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簡論
（Introduction to Marxist Economic Theory）
作者：厄内斯特‧曼德爾（Ernest Mandel）
譯者：張乃烈
校訂：劉宇凡
出版：馬克思主義研究促進會
地址：香港屯門中央郵箱307號
電郵：chenstudy@yahoo.com
2009年5月
ISBN: 978-988-18329-1-7
定價： 港幣50元
目錄
6 新版導言 安迪‧克米斯特
第一章
16 價值理論與剩餘價值
第二章
40 資本與資本主義
第三章
68 新資本主義
第二版附錄：
94 論社會必要勞動
新版附錄
97 張五常宣佈馬克思復活了！ 劉宇凡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簡論》新版導言
安迪‧克米斯特
萬毓澤譯 劉宇凡校
譯者註：安迪‧克米斯特（Andy Kilmister）是牛津布魯克斯大學經濟學院的高級講師。他自1989年起開始研究中歐和東歐的工業的重組和結構變遷。安迪是《東歐勞動力聚焦》（Labour focus on Eastern Europe）的編輯。他合著了《批判政治學與後批判政治學》。
一、《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簡論》的寫作背景
厄内斯特‧曼德爾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簡論》（An Introduction to Marxist Economic Theory，以下簡稱為《簡論》）寫於1960年代中期，1967年由美國青年社會主義同盟（Young Socialist Alliance）出版。因此，這本書可說既脫胎於曼德爾寫作的重要階段，亦出現在國際階級鬥爭的關鍵時期。曼德爾在1960年代晚期表現出超群的創造力。他的《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Traité d’économique marxiste）出版於1962年（並於1968年譯為英文），他花了十年以上的時間完成這本書，為的是在艱困的冷戰高峰期保留一種真正的、具創造力的馬克思主義理念。以此為基礎，在接下來的十年間，曼德爾進一步對當代資本主義提出了複雜而意義深遠的分析。這套分析最後集大成於1972年出版的《晚期資本主義》（Der Spätkapitalismus）（1975年譯為英文）。
曼德爾撰寫《簡論》期間，正初步勾勒出資本主義晚近發展的主要特色，而上述的巨著《晚期資本主義》便深化、延伸了這套分析。（註）曼德爾發表這些卓越著作的時期，正好是工人階級鬥爭的高峰，這當然不是偶然。身為一個革命活動家、一個葛蘭西意義上的「有機知識分子」，曼德爾的作品從周遭的世界中汲取了養份，而他的著作又回過頭來為當時捲入運動的人提供了靈感。我本身從1970年代初期開始對政治感興趣，而我清楚記得曼德爾作品帶來的影響，包括這本《簡論》。
二、曼德爾對馬克思主義的說明
曼德爾在《簡論》中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描繪，與大多數同一主題的教科書大異其趣。這些教科書多半不脫他在《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導論中所謂的「馬克思學」（Marxology）。曼德爾並不試圖在一本小冊子中鉅細靡遺地說明《資本論》討論的所有主題，如價值轉化為生產價格問題、相對與絕對剩餘價值的區別、地租與利息理論、所謂的「再生產公式」等；有些主題甚至根本略過不提。就連馬克思作品中的某些重要層面（如資本主義必須仰賴一個本身沒有財產的生產者階級，即所謂的「原始積累」問題），曼德爾也只是相對簡單地帶過。曼德爾所做的，是直接把焦點擺在他心目中馬克思理論最為核心的部分，試圖提出解釋，並證明這些問題與我們所生活的世界仍然息息相關。
在曼德爾看來，馬克思理論的關鍵在於剩餘價值與利潤理論。《簡論》的第一章，便清楚表現出曼德爾的研究取向與大多數馬克思評論者的差異。這些評論者多半根據《資本論》的敘述順序，先解釋價值與交換，概述馬克思的看法，即交換必須以每個商品內部所共有的元素為前提，再描述馬克思為何認為這證明了「價值由所含勞動來決定」的觀點。與別人不同的是，曼德爾則先將社會視為「特定歷史脈絡下的社會」，並指出一切社會（除了生產只達基本維生水平的社會外）都創造出某些剩餘產品。於是，問題便成為「是誰佔有並控制了這些剩餘」，而曼德爾進一步揭示，在資本主義下，這種佔有是如何以「勞動力交換工資」的形式出現，使剩餘產品採取了「剩餘價值」的形式。處理完這個問題後，曼德爾才回到複雜的價值理論本身。如此一來，他便得以證明：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能告訴我們資本主義社會中「剝削」的特殊之處為何，比如說，與奴隸社會或封建社會有何不同。對曼德爾來說，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理論總是必須解釋特定社會類型的歷史發展與基本特色；因此，它絕不只是一種抽象的概念分析。
第二章中，曼德爾分析了資本主義體系的基本特色。同樣地，他的研究方式是歷史的，透過對各種關鍵發展趨勢的說明，來突顯出資本主義經濟的根本特徵。根據他的說法，關鍵在於「競爭」。由於企業透過競爭以獲取超額利潤，才推動了技術的變遷與壟斷的增長。曼德爾既分析了這種競爭的先決條件（不受限制的市場，以及經濟決策是分散的），也分析了競爭的結果，特別是利潤率下降的趨勢，以及週期性的生產過剩危機。同樣地，他的討論還是與歷史緊密結合在一起：他追溯了資本主義發展下社會所出現的變化，比如說資本的積聚與集中。他並不是抽象地引進概念，而是著重其解釋具體歷史發展的能力
曼德爾作品中這種對歷史的強調，在《簡論》第三、四章處理新資本主義的部分，就更加一目了然了。在這裡，曼德爾不僅透過馬克思主義的概念來分析當代問題，更藉由這樣的分析來闡明這些概念的性質。
三、新資本主義
雖然曼德爾在《簡論》出版後的五年間，進一步發展了他對新資本主義的說明，並將這個歷史階段改稱為「晚期資本主義」，但我們在《簡論》最後一章仍然可以清楚看到他的分析的主要特色。曼德爾試圖回答的主要問題，是如何解釋1950及1960年代西歐與日本（以及某種程度上的美國）的長期經濟成長與繁榮；畢竟二戰後的馬克思主義者未能預見這種大幅增長。曼德爾引用了康德拉季耶夫（Nikolai Kondratiev）的作品，認為可以將這種經濟成長視為以「快速的技術進步」為基礎的「長波」上升期。這種「不斷的技術革命」源自冷戰所導致的軍備開支。這使得固定資本的周轉速度加快，從而創造了快速的資本循環。國家所採取的行動（尤其是社會保險、指導性計劃的擴張）暫時緩解了週期性的生產過剩，但付出的代價，則是經濟體系內根深蒂固的「不斷通貨膨脹」的趨勢，且軍備生產的擴張又強化了這樣的趨勢，使得工人與資本家收入提高，但商品的供給並沒有相應地增加。曼德爾在書中的結論處，討論了資產階級如何回應這種四處蔓延的通貨膨脹；他特別強調國家如何透過收入政策，將工會整合到新資本主義結構之中；他還提出一個另類的方針，希望透過一種「結構性改革」的政策，來打破資本主義的邏輯。
曼德爾的分析牢牢紮根在古典馬克思主義的傳統之中。自二十世紀初期以來，馬克思主義者便不斷辯論資本主義「分期」的問題。這場辯論始於列寧以及奧地利馬克思主義者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的作品。1910年，希法亭出版了《金融資本》，後來成為列寧寫作《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比較準確的翻譯是「最新」階段，而非「最高」階段）這本小冊子的基礎。這些作品在為資本主義「分期」上的重要性，在於它們都清楚指出資本主義已進入一個新的、獨特的階段，並試圖描述這個階段的重要特色，特別是銀行與工業的結合，資本的輸出，及帝國主義衝突的加劇將不可避免地導向戰爭。在曼德爾看來，新資本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便代表了資本主義的新階段，其重要性不亞於希法亭與列寧當年所指出的那些特色。
四、新資本主義與新自由主義
曼德爾正確地看到新資本主義將出現危機（他相信會發生在1960年代末期，但實際上是出現在1970年代早期），他也清楚指出這場危機的關鍵的一面：利潤率的下跌。在《簡論》及其他著作中，他並沒有針對「這種危機將會如何解決」下結論。這完全忠於他所倡議的那種開放的、非決定論的馬克思主義精神。後來(資產階級) 就採用了新自由主義去解決1970年代的危機。順便指出，新自由主義的支配地位雖長達二十年，現在終於面臨自身的危機了。不過，我們確實需要面對這樣一個問題，就是怎樣運用曼德爾對晚期資本主義的分析，來說明新自由主義。
其中一種分析方向，是將新自由主義的支配視為資本主義一個更新的階段，亦即取代了曼德爾所謂的晚期資本主義。許多關於「全球化」的論述都隱含了這種看法。在這些論述中，新自由主義被視為「全球化」在經濟上的表現。但這種觀點似乎難以說服人，理由在於：曼德爾指出的「晚期資本主義」的許多特徵仍然有效，如軍備開支、信貸擴張，以及固定資本的快速周轉。儘管「全球化」是個有效的概念，但它的重要性或嶄新程度似乎不足以被稱為資本主義的新階段。人們用來界定「全球化」的許多指標，如資本流動的程度、國際貿易的開放程度等，其實與十九世紀晚期相去不遠，且當時的勞動力跨國遷移的數量比今天龐大得多。
之所以將新自由主義視為資本主義新階段，背後主要原因是他們認為新自由主義使國家的角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而曼德爾所指出過的各種統合主義的制度、指導性計劃的機制，現在皆面臨瓦解。不過，雖然過去二十年來，國家干預經濟的形式確實有所改變，但「國家干預」與新自由主義本來就並行不悖，只要看看美國里根和布希任內的擴張性支出就知道了。關鍵問題是：這種支出是對資本有利還是對勞工有利。不管是曼德爾在《簡論》中指出的指導性計劃的高峰期，還是近年來的新自由主義，國家的開支都是為資本的利益服務，而這個共通特色，比國家干預形式的變化更重要。
另一種分析方向，是將「新自由主義」視為資本在當前的衰退長波階段（始於1973-75年的經濟危機）採用的經濟戰略。從這種觀點出發，可以認為曼德爾所描述的只是擴張長波階段的特色，因此，對於衰退長波，我們就要另行分析，補充他的說法。不過，這種看法主要有兩個問題。首先，它完全將新自由主義視為資本對於經濟衰退的直接反應，即一種守勢戰略，而忽略了新自由主義也可以是一種攻勢戰略，能夠為積累與利潤開啟新機會。其次，它並沒有檢視，為什麼會採用這種特定的戰略來克服衰退，而不是採用其他戰略（如採用德國、奧地利和北歐的做法，在勞、資、官三方協議的架構內，以統合主義的方式將資本與勞工結合起來）。若要理解新自由主義的這兩個方面，我們就必須針對新自由主義與晚期資本主義的關係提出更複雜細緻的分析。
第三種更好的分析方向，是從下述事實出發：馬克思的方法，是透過好幾種抽象層次，逐步從抽象概念過渡到具體分析。比較恰當的看法是：新自由主義屬於比較低的抽象層次，而「資本主義階段」（如晚期資本主義）的抽象層次則較高。新自由主義代表的是各種資本主義戰略的綜合，源自於特定的具體歷史環節，而這些歷史環節又是受到晚期資本主義（作為一個獨特階段）的各種基本特徵所形塑。
這些歷史環節中，最重要的是蘇聯的瓦解；但新自由主義的興起還取決於其他因素，如1990年代的經濟危機、西歐經濟的脆弱性、1980年代的國際債務危機、東亞及東南亞（特別是中國）製造業生產的興起，以及美國資本在國際競爭下有意採用的戰略。因此，研究者的任務，是將這些形形色色的發展放在更廣泛的對晚期資本主義的分析之下，以揭示晚期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具體的環境下，可以如何表現為各種不同的形式。同樣地，曼德爾在《簡論》出版後的一系列作品中，便提供了重要的線索，告訴我們該如何做到這點，特別是他分析帝國主義競爭的《歐洲vs.美國？》（Europe vs. America?）和《美元的衰落》（The Decline of the Dollar），以及分析經濟衰退的《第二次大衰退》（The Second Slump）。
五、新自由主義的終結？
而這又提出了這樣的問題：當前的危機，以及資本和國家對這場危機的回應，是否代表了新自由主義霸權的終結。現在回答這個問題還太早。我們目前看到的各種措施，在許多方面會讓人想起1974-75年；其目標是不計代價、盡可能恢復到危機爆發前的狀態。美國與歐洲政府都試圖恢復金融市場的信心及變現能力，讓原本導致危機的借貸能夠重新開始。這種做法，與1970年代中期那些試圖恢復（曼德爾描述的）1950、1960年代的繁榮條件的做法相比，似乎同樣不可行。但當前這些戰略失敗後局勢會如何發展，則尚在未定之天，並且相當程度上將取決於國際範圍內的工人階級所採取的行動。不過我們還是可以在三個層面上，根據曼德爾提供的架構來分析目前的局勢。
首先極為重要的是，我們要用馬克思的「價值」的概念，才能理解這場危機的根源。金融部門所發生的狀況，是資本的大幅貶值—不僅立即發生在房市及相關產業，長期來看也發生在先前一切貸款方便、債務高漲的部門。當前的危機所提出的關鍵問題，和所有生產過剩的危機一樣，是誰將為這些價值的損失付出代價。
曼德爾的第二個可應用於當前局勢的分析，是他所強調的「資本與勞動的相互關係」。在各種走出危機的途徑中，最關鍵的問題是：負擔主要將落在資本還是勞動的肩上。目前，資本的代表正竭盡所能將危機的代價轉移給工人與一般家庭。但這種做法意味重重矛盾，沒有人知道他們能否成功。
第三點是，曼德爾對「資本與資本的競爭」的強調，對理解當前的發展而言仍是關鍵所在。金融資本與工業資本的關係尤其是如此；但這些部門內部亦不斷浮現各種不同的利益與主次取捨上的分歧，而政府面對危機時的無能為力，相當程度上反映出國家政權已經成為這些相互競爭的主張之間的戰場。
因此，雖然我們無法確定晚期資本主義的未來將如何發展，但我們可以指出幾種可能的發展軌跡，而我們的分析，將以馬克思所發展、由曼德爾在《簡論》中所解釋的概念為基礎。當然，曼德爾的說明確實有某些省略遺漏之處。他簡短提到家庭中的生產問題，但並沒有深究這個問題對資本主義下的女性來說意義為何；此外，他對「再生產」的說明，主要集中於資本的再生產，而未能真正處理到勞動的再生產。他對「人與自然的關係」的看法仍受時代所限，而未能進一步發展馬克思與恩格斯的生態思想；比如說，他假定了，技術變遷既可以降低能源與原料的價格，又不會因此出現什麼問題。但儘管已出版四十餘年，這本小冊子仍然是相當有價值的出發點，可以幫助我們理解資本主義的本質，更重要的是，可以幫助我們以一種能夠真正滿足人類需求的社會來取代資本主義。
2009年3月
（註）這段期間的重要作品還包括《新資本主義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Neo-Capitalism）（Socialist Register, 1964）及《美國往何處去？》（Where is America Going?）（New Left Review, no.54 March/April 1969）。對曼德爾這段時期的作品所做的綜述可參考Jan Willem Stutje，《關於〈晚期資本主義〉：曼德爾對晚期資本主義的綜合分析》（Concerning Der Spätkapitalismus: Mandel’s Quest for a Synthesis of Late Capitalism）（Historical Materialism, vol. 15, no. 1, 2007）。Stutje將於2009年3月由Verso出版的曼德爾傳記，會更詳盡地討論此處的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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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價值理論與剩餘價值
歸根到底，人類文明史前進的每一步，都是由人類勞動的生產力之提高所造成的。
任何一群人，當他們的生產所得僅堪維持生命所需，當這種必需的產品之外他們再無多餘，這時候分工便無由發生，工匠、藝術家及學者都無從出現。因為在這種匱乏的情況下，這些專業化所必需的技術上的先決條件，無法得到實現。
社會的剩餘產物
如果勞動的生產力處在一種低水平上，每個人都只能生產僅堪供自己維持生命所需的產品，那麼人與人之間便無從產生社會性的差異，整個社會之中也不會有任何社會性的分化。在這種情況下，所有人都是生產者，所有人都立足於同樣的經濟水平。
勞動的生產力一旦超過這個低水平，便會有少量的剩餘產品。一旦產品有了剩餘，一旦人的雙手能夠生產出超過自己生存必需量的產品，便引發了要如何分享這剩餘產品的鬥爭。
從此，一個社群的總出產量就不再僅由各個生產者求生存必需的勞動量來構成了。某些勞動所生的產品，現在可以用來使社會中某一部份人不再須要為了自身生存而工作。
這種情形一旦發生，社會中某一部份人就能變成統治階級，他們的特徵在於他們不再需要為了生存而工作。
自此，生產者的勞動可以分成兩個部份。一個部份仍舊是用以謀勞動者自身的生存的，我們稱之為必要勞動；另一個部份是用來供養統治階級的勞動，我們稱之為剩餘勞動。
現在我們不妨用種植場奴隸制度來說明以上所講的情形；這種奴隸制存在於羅馬帝國的某些區域與某些時期中，從十七世紀開始，則見於西印度群島及葡屬非洲群島，其基礎則是當地大規模的種植場。在這些熱帶地區，奴隸主甚至毋需給奴隸提供食物。奴隸們必須利用星期天在一小塊地上工作，這種勞動的產品，便是他們自己的食物供應來源。一星期中，奴隸在種植場工作六天，但這種勞動的產品涓滴也不歸於奴隸。這種勞動，便是創造社會剩餘產品的勞動，一旦這種勞動有了產品，奴隸便將之完全拱手讓出，完全歸於奴隸主。
在這個例子裡，工作週是七天，我們可將之分成兩個部份：星期天一天的工作構成了必要勞動，這種勞動提供了奴隸及其家庭生存必需的產品；另外六天的工作則是剩餘勞動，其產品完全屬於奴隸主，為奴隸主的生存及致富所用。
中世紀早期的大幅封建領地也可以用來說明這一點。這些領地的土地分成三部份：其一是公地—林地、草地及沼澤屬之；其二是農奴為了自身及家屬生存而在其上工作的土地；其三則是農奴為了供養封建領主而在其上工作的土地。這個時期中，每週工作日是六天而非七天。一個工作週分成兩個相等部份：農奴在產品可歸己有的土地上工作三天，另外三天則在領主的土地上工作，毫無報酬，替統治階級提供免費勞動。
勞動的種類有這兩種不同，勞動的產品也可以用兩個完全不同的定義來界定。若生產者進行的是必要勞動，則他的產品便是必要產品。當他進行剩餘勞動時，其產品亦因而是社會剩餘產品。
因此，社會剩餘產品，便是社會生產中由勞動階級來生產，但由統治階級來佔有的那個部份。至於這社會剩餘產品以何種形式出現—是自然產物，是可供出售的商品，還是金錢—則無關緊要。
剩餘價值，只是貨幣形式下的社會剩餘產品。若統治階級完全以貨幣形式來佔有社會生產中「剩餘產品」的那一部份，我們便採取「剩餘價值」一詞，而不說「剩餘產品」。
不過我們稍後會看到，以上所言只是剩餘價值的一個初步的定義。
社會剩餘產品是如何產生的？它是統治階級對生產階級之產品的一部份行無償佔有的結果，也即是佔有而不付代價的結果。當奴隸一個星期中六天在種植場工作，而他勞動的產品被主人毫無代價地取走，社會剩餘產品的來源就是奴隸提供給主人的無償勞動。當農奴一週中三天在封建主的土地上工作，社會剩餘產品的起源亦是在於農奴所提供的無償勞動。
後面我們會看到，資本主義的剩餘價值，即資本主義社會中資產階級的收入，其起源亦是如此—由無產階級即工資勞動者提供給資本家的無償勞動，沒有代價的勞動。
商品，使用價值及交換價值
屆此我們已提出了幾個基本的定義，此後將會不時用到。現在我們要再加上幾個定義。
人類勞動的每一項產品通常都是有用的；這產品必須能夠滿足人類的某一項需要。因此，我們可以說人類勞動的每一產品都有一種使用價值。不過，「使用價值」一詞有兩種不同的用法。有時是特指某件商品的使用價值，有時則泛指眾多的使用價值本身，比方說，我們說一個社會只生產使用價值，這時候我們的意思是說，這個社會中的產品是為了其直接消費而生產的，不管由生產者本人來消費抑是由佔有此產品的統治階級來消費。
使用價值之外，人類勞動的產品尚有另一種價值，即交換價值。有時候，一件產品不是為了生產者或富有階級的直接消費而生產，而是為了在市場上交換、出賣而生產的。一大批為了銷售而創造出來的產品，不復是單純使用價值的生產，而是商品的生產。
因此，商品便是為了在市場上交換而創造出來的產品；相對而言即非為了直接消費而生產的產品。每一件商品都必須同時具備使用價值及交換價值。
商品必須有使用價值，不然就沒有人願意來買它了；購買者關心的是最後能消費這件商品，關心的是藉此購買以滿足他的某一項需要。一件商品若對任何人都沒有使用價值，最後的結果便是賣不掉，形成了無用的生產，正因為它沒有使用價值，所以也不會有交換價值。
但在另一方面，有使用價值的產品卻又不一定都有交換價值。一個產品有沒有交換價值，要看產生這產品的社會本身是否以交換制度為基礎，是不是一個視交換為尋常慣見之事的社會。
那麼，有沒有什麼社會其產品是沒有交換價值的呢？發達到某一程度的分工，是交換價值以及更進一步貿易及市場的基礎。如果要讓產品不致直接被生產者消費掉，首要條件是不要讓每一個人都生產同樣東西。一個社會如果毫無分工可言，或僅有極初步極幼稚的分工，那麼顯然不會有交換現象存在。一般言之，兩個麥農之間是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交換的。但是，只要有了分工，只要生產不同使用價值的兩個社團一有接觸，便會發生交換。起先他們之間也許只是偶然交換，但隨後交換會變得更恒常更固定。這樣子，逐漸地，在生產者只是為了自身消費而製造的產品之外，便出現了為了交換而製造的產品，亦即商品。
在資本主義社會裡，商品生產—即交換價值的生產—發展到了最高峰。資本主義社會，是人類歷史中頭一個以商品生產為主流的社會。不過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生產也仍並非完全都是商品的生產；有兩類產品仍然僅具使用價值。
第一類僅具使用價值的產品，是農人為了本身消費而生產的產品，即農莊中生產出來而被農人直接消費掉的產品。這種目的在於農人自身消費的生產，即使在高度資本主義國家如美國者，也依然存在；當然，這種產品在其整個農業生產中只佔極微不足道的一個部份。一般言之，一個國家的農業愈落後，其農業生產中供農人自身消費的比例便也愈大。由於這個原因，我們平常很難準確估計這種國家的國民收入。
資本主義社會另外一種只有使用價值而不構成商品的產品，是家庭中自己生產的一切東西。雖然極可觀數量的人類勞動都屬於這種家庭生產，但是它仍然僅是使用價值的生產，而不是商品的生產。煮一碗湯、縫一顆扣子，都是生產，但是卻不是為了市場而進行的生產。
商品生產的出現，及其繼起的常規化、普遍化、根本地改變了人類勞動的方式，也改變了人類社會的組織。
馬克思主義的異化論
讀者大概都聽說過馬克思主義的異化論。商品生產的出現，常規化及普遍化，和這種異化現象的擴展趨勢有著直接的關係。
異化問題與商品生產之間的關係我們不能在此詳細討論，但是我們必須格外注意這個問題，因為商業貿易的歷史絕非僅僅限於資本主義這一個時期。這歷史也包括著小規模商品生產時期，這我們以後會再討論。即使是資本主義時期以後的社會，也仍有一個時期是以商品為基礎的，即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的過渡階段，有如今天的蘇聯社會，因為它在很大的程度上，仍然是以交換價值的生產為基礎的。我們如果了解以商品生產為基礎的社會的基本特性，我們便可以看出，何以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過渡期中（比如今天的蘇聯），某些異化的現象依然不可克服。
顯然，在一個不知商品為何物，個人的生活以及社會活動在最基本層次上統一起來的社會中，異化現象是不會存在的（或者不是以今日這種形式存在）。人工作，但一般都不是獨自工作；大部份情況中，人都屬於一個集體，這集體或多或少有一個有機的結構。人的勞動就是直接改造物質。這種種情況表示勞動活動，生產的行動，消費行動，以及人和社會之間的關係，都受一種相當穩定恒常的均衡情況所制約。
當然，我們不要太過美化原始社會。原始社會因其極度的匱乏，是受種種制肘和週期性的災難所威脅的。它的均衡狀態常遭貧乏、饑饉、自然災害等破壞。但在一災已去、一災未來的中間時期，特別是當農業發展到了一個程度，而自然條件亦稱有利的時候，這種社會確能使人的活動得到頗大程度的一致、和諧和穩定。
分工所造成的痛苦結果，比如生產行為中不再有美感活動、藝術靈感、創造性、而代之以純粹機械的重覆的工作，在原始社會中是不會發生的。反之，就其起源言之，大多數的藝術、音樂、雕刻、繪畫、舞蹈等，都和生產，和勞動有密切的關係。人希望把給自己、給家人、給親友使用的產品，弄成更具吸引力、更引人的樣子，這種欲望在當時整個工作的架構中確實可以得到正常、和諧而有機的表現。
在那個時候，人類不會把勞動看成一種外面強加的義務，這主要是因為那時候的勞動，遠不及今天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勞動這般強密而使人疲倦。那時候的勞動更配合著人類生理及自然的韻律。當時每年的工作日數很少有超過一百五十到二百天的，但如今在資本主義之下，每年工作日已瀕近三百之譜，有時甚至超過三百。尤其是，原始社會中生產者、產品和產品的消費三者是完全一致的，因為生產者一般都是為了本身及親友而生產，因此他的工作有可見的直接效用。近代所謂的異化，其基本原因便在於生產者和其產品之間的鴻溝，而這鴻溝的來由即是分工和商品生產兩因素。換句話說，所謂異化，乃是為了市場、為了不可知的消費者工作—而不是為了本身消費而生產—所引起的結果。
不過，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一個社會如果只生產使用價值，即只生產供生產者直接使用的東西，這樣的社會在過去往往是一個貧困的社會。這種社會不僅易受自然危害，同時還必須把人類欲望限制在一個狹窄的範圍中，因為人類的欲望必須適應其社會的貧困程度及有限的產品種類。人類欲望並非都是天生的。在欲望和生產之間，在生產力的發展和新欲望的出現之間，有一種不斷的互相影響作用存在。人本身欲望的不斷增長，自身無限潛能的進展和發揮，乃至人性整體的圓融和成全，都只有在一個勞動生產力能發展到最高點，產品的種類多至無限的社會中才有可能。
價值規律
商品生產的出現及其逐漸普遍化，形成的結果之一是勞動自身也帶有了常規性及可度量性這兩種特徵；換句話說，勞動已不復是一種和自然界韻律結合，按照人類生理節奏來進行的活動了。
直到十九世紀，甚至可能到二十世紀，西歐許多地方的農人工作是沒有規範的：這也即是說，他們一年中工作的強密程度並不是月月相同的。一年中某幾個時期，他們非常辛苦的工作，另外某些時期—特別是冬季—則一切活動都近停頓。大多數國家在發展其資本主義社會的過程中，都自最落後的農業區域取得了蘊藏豐富的人力資源；這是因為在這種地方，勞動力每年有四到六個月可供招用，而又因為這種勞動力的生存衣食，已大部份由其自身農業活動所提供，所以招用的工資也比較低得多。
但若我們看發展程度比較高、比較富裕的農莊，比如說鄰近大城市而基本上已走上工業化的農場，我們就可以發現，在這種農場中，工作比較有規範，所花費的勞動量也比較大；同時勞動量平均分配在整年中，所謂的淡季已跡近不存在。這種情形不僅見諸今日，甚至可追溯到中世紀，至少自十二世紀開始。離城市愈近，即離市場愈近，農人的勞動也就愈發變成為市場而進行的勞動，即變成商品的生產，而他的勞動也就愈發規律化，愈發帶有多少穩定性，一如他是在工業企業中工作一樣。
換另一個方式來說，商品生產愈普遍，勞動的規律程度就愈高，整個社會的組織也就愈益由一種以勞動為根據的計算體制來作基礎。
在中世紀商業工技發展初期的公團中，或在拜占庭、阿拉伯、印度、中國及日本各文明中的集體生產體制裡，分工都已經有了相當程度的發展；我們如果看一看各個社會裡的這種分工，會發現某些共有的因素。使我們吃驚的，是發現它們的農業與各種手工業之間，有一種十分發達的結合；不論在城市或鄉村中，勞動都已規律化，因而一種以勞動時間為單位的勞動計算系統，已經變成了此集體生產體制中支配其活動甚至其結構本身的力量。我在我的另一本書《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Treatise on Marxist Economics) 中論價值律的那一章裡，曾給這種工作時間計算系統找出種種例子。有些印度鄉村裡，某一個等級對鐵匠業有壟斷權，但同時卻仍繼續在田中耕作，以生產自己的糧食。於是一個規則就建立起來了：當一個鐵匠在為某個農人鍛製武器或農具時，這個農人不僅要提供所需的原料，同時在鐵匠為他做這些東西的期間，他還得在鐵匠的田裡為鐵匠工作。這是一個最顯見不過的證據，說明了交換是由工作時間的相等來衡量的。
中古的日本農村中，在全體村民中間存在著一種工作時間計算制度；村會計保有一本大冊子，他把每一村民在別人土地上工作的時間數登記在這冊子上面。那時候每個人都得幫別人，因為當時的農業主要仍基於互助勞動，收穫、蓋農舍、飼牲口，都由大家一齊來做。一家中成員提供給另外一家成員的工作時間數，由會計人仔細地記錄下來。到了年尾，交換必須要平衡；這也就是說，甲家成員給乙家成員的工作時間數，要等於乙家成員幫助甲家成員的工作時間數。當時的日本人—一千年以前的日本人—把事情已弄得十分精細，他們考慮到小孩子所能提供的勞動量遠遜於成人提供者，所以兒童勞動的一小時只「值」成人勞動的半小時。整個會計系統便是如此建立起來的。
要了解這種以勞動時間為基礎的計算制度，我們還可以再舉出一個例證，那就是封建地租的轉換。封建社會中，農業的剩餘產品以三種不同形式出現：勞動形式的地租（勞役）、實物形式的地租、及金錢形式的地租。
當勞役地租要改成實物地租時，一定要有一種轉換存在。於是農奴不再每週替封建地主工作三天，而是每季要交給他某一數量的麥子、牲口等等。從實物地租改為金錢地租，則是另一種轉換。
如果地主和農奴都不願意在交換過程中吃虧，那麼這種轉換必定得靠一種相當嚴格的工作時間計算制度。例如，假定農夫原先一年應該替地主勞動一百五十天，但在把勞役地租轉換為實物地租的時候，如果他只繳給地主值七十五天勞動的麥子，那麼地主收入便會大為減少，而農奴卻大為得利。
我們可以相信地主一定會小心計算，以使地租在不同形式下仍然完全相等。當然，這種轉換有時會對某一方不利，比如說，在實物地租轉換成金錢地租後，農產品價格上漲了，那麼地主便會吃虧，不過這種情形屬於歷史發展的結果，而不是直接由於轉換本身。
這種以勞動時間計算制度為基礎的經濟，其起源也可以從農村中農業與手工業的分工中尋出脈絡。有很長的一段時間，這種分工僅具雛型。一部份農人繼續製造其自用的部份衣裝，這種情形在西歐延續了幾近一千年，自中古城市興起直到十九世紀。對土地的墾殖者來說，做衣服的技能自然算不上什麼秘密。
不過一旦農夫和紡織匠間的交換制度成了常規現象，交換的標準等值也就建立起來了。舉個例子來說，一個額爾（尺度名，約合27至48英寸）的布，可以換十磅奶油，但換不到一百磅。顯然，農夫根據本身的經驗知道生產某一定量的布所需要的大略勞動時間。假如在製造布匹所需的時間和生產奶油所需的時間中間，沒有一個多少準確的等值可循，人就要在不同種類的工作之間換來換去了。如果織布較奶油生產更有利可圖，奶油生產者定要立刻改行織布去。因為社會此時只是方踏上嚴格分工的門檻，即不同技藝之間的分野尚不很截然明顯，故不同經濟活動之間的轉業相當容易，特別是當轉業可以迅速帶來可觀的利益之時。
在中世紀的城市中也一樣，不同手工業中間，存在著一種經過精巧計算的均衡，這些都寫入了各行業的章程，小心而鉅細靡遺地說明了製造各種不同貨物所需的勞動時間。在這種情況下，簡直無法想像一個織工用四小時勞動時間製成的產品，其價格只等於靴匠或鐵匠用兩個小時便能製成的產品的價格。
這裡我們再次看到了以工作時間為單位的計算制度是如何運作的。這種以勞動時間的經濟體制為基礎的社會，是整個我們稱為小規模商品生產的時期中社會的特色。這個時期橫亘在純粹自然經濟(即只生產使用價值的經濟)和資本主義社會(任何生產都可以變成商品生產的社會)之間。
商品交換價值的決定
一旦我們確定，在一個以勞動時間的經濟為基礎，一個以工作時間的計算制度為基礎的社會，商品生產與交換已經變得經常與普及，我們便可以了解，何以商品的交換在起源上，在其本質上，都要倚賴工作時間計算制度，以及何以其通則是：一件商品的交換價值，是由生產它所必須的勞動量來決定的。而勞動量，則是由生產此商品所用的時間長度來衡量。
不論是十七世紀和十九世紀初之間的古典資產階級經濟學(從威廉‧配第到李嘉圖)，還是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都是以勞動價值論這個一般定義為基礎的。馬克思主義不過是再在此基礎上加以改進罷了。不過，對這個一般的定義，我們要從幾方面再加以規範。
首先要指出，並不是所有人都賦有同樣的工作能量，也不是所有人在其本行上都有同樣的氣力或同等熟練的技術。如果商品的交換價值只以個人為準則，來看商品生產所耗的勞動量，即只看每個人生產一商品時所耗的勞動量，那就太荒謬了。一個愈懶或者愈無能的生產者，製造一雙鞋所耗的時間愈多，這雙鞋的價值就愈高！這顯然是不可能的，因為交換價值並非只是給願意工作的人的道德報償，而是獨立的生產者之間建立起來的一種客觀的聯繫，靠這種關係，奠基在分工制和勞動時間的經濟的社會，其各個手藝之間，方可彼此相等(校譯者按：意謂等價交換)。在這樣的一個社會裡，浪費了的勞動得不到補償；相反，這種勞動會自動地受到懲罰。製造一雙鞋時所需要的平均時間，由勞動的一般生產力來決定，記錄在行會規章中；你做鞋時投入的時間如果多過這種一般必要時間，你便浪費了人類勞動，無益地工作了若干小時，這幾個浪費掉了的小時，給你換不來任何東西。
換個方式說，一件商品的交換價值，不是由從事生產此商品的個別生產者所耗的勞動量所決定的，而是取決於生產這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量。「社會必要」一詞的意思是說：在某一時期某一國家中，勞動生產力的一般情況下，生產此商品所需的勞動。
到我們更深入研究資本主義社會的運作時，上面這個說明會有很重要的用處。
現在必須加上另外一點說明。我們所說的「勞動量」到底是什麼意思？工人的能力不會一樣。難道說一個某時間中的工作和另外任何一個同量時間中的工作會完全相等，而不須考慮他們在技術上的差異？這個問題同樣也不是一個道德問題﹔它所牽涉的，毋寧是社會的內在邏輯，是一個以不同技術之間的相等，在市場中彼此相等為基礎的社會的內在邏輯。這種等式的任何破壞和瓦解，都會立即毀滅掉社會的均衡。
我們可以舉一個例子來看。假定一個不熟練工人一個小時的工作，和一個花了六年時間學藝的熟練技工一個小時的工作所值相同，會有什麼情況發生呢？顯然，沒有人會願意成為熟練技工了。在學藝時所耗費的工作時間，變成了浪費，因為這些學藝所耗的時間，在此技工出師後，無法得到報償。
在一個以工作時間計算制為基礎的經濟制度下，年輕人願意學藝，是因為他們在受訓練期中失掉的時間，在以後可以得到代價。因此，我們前面給商品交換價值所下的定義，應該補充如下：「熟練工人一個小時的勞動，應被看作複雜勞動或複合勞動，是一個小時無技術勞動的多倍；乘倍的系數非任意決定，而要靠得到某技術的代價來決定。」在此順便要指出，從史大林時代到今天，蘇聯對複合勞動的解釋都有點模糊不清。他們說對工作的報酬要同時根據工作的量和質來決定，但對所謂的質，他們的解說卻和馬克思主義的不一樣。按照馬克思主義派的意見，質是可以藉某一特定乘倍系數用量來測度的；但俄國人卻照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方式來界定質這個觀念，因而認為勞動的質是要由社會功用來決定，他們便如此來辯護何以元帥、芭蕾舞女伶、企業經理的收入可以比不熟練的工人收入高出十倍。縱然這種理論廣泛流通，以辯解自史大林始而迄今仍在蘇聯存在的懸殊收入差額（今天的情況較史大林時代要好一點了），但這種理論仍然僅只是一種自辯的藉口而已。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說：一件商品的交換價值，是由其生產之社會必要勞動量來決定的，其中熟練勞動乃是簡單勞動的倍數，而乘倍系數則是一個合理的，可測度的量。
這便是馬克思主義價值理論的核心，也是整個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基礎。至於先前我們討論的社會剩餘產品和剩餘勞動的理論，則構成了整個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基礎，同時也是把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分析及歷史分析，他的階級及整個社會發展理論，同他的經濟理論連接起來的橋樑—說得更精確些—同馬克思對資本主義之前、資本主義之下、及資本主義之後所有商品生產社會的分析連接起來的橋樑。
什麼是社會必要勞動
稍前我曾說過，商品生產之社會必要勞動這個觀念的定義在我們分析資本主義社會時有很大的作用。雖然這個問題在邏輯上言之屬於後面的章節，但我覺得現在來討論它，更有好處。
在某一時間內，一個國家生產出來的商品的總和，是為了滿足其社會成員全體的需求而生產的。一件不滿足某些人需求，沒有任何使用價值的商品，先天地便賣不出去。它無交換價值，也不能構成一件商品，而只是某一生產者的玩笑或隨興的產品。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某一時間內此購買力的總和，若不加以存積，而是通通用到市場上去，則此總購買力必須要用來購買生產出來的所有商品，才不會喪失經濟上的均衡。因此，這種均衡的存在，意味著社會生產的總和，這個社會可動用的生產力、可動用的工作時間的總和，是按照消費者為滿足不同需求而分配其購買力的同一個比例，分佈在各個經濟部門中的。若生產力的分配與這種需求的劃分不符，經濟的均衡就遭破壞，生產過剩和生產不敷便會同時出現。
我們可以舉一個十分平常的例子：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巴黎及其它類似城市都有一個馬車製造工業，這個工業和相關聯的韁鞍業僱用了成千乃至成萬的工人。
在同一時期，汽車工業開始出現，雖然其規模尚小，但製造商已達數十家，僱用工人達數千人之多。
這個時期發生了怎樣的變化？一方面，馬車數量開始減少；另一方面，汽車數目開始增多。馬車及馬車附件的生產，因而便呈現了一個超過社會需要的趨勢。這可以從巴黎居民分派他們購買力的方式反映出來；但從另一方面來看，汽車生產卻不敷社會需要，因為從這行工業開始之時到大量生產之前，這工業中始終彌漫著一處缺貨的氣氛。汽車在市場上的供應從來沒有和需求相等過。
這些現象該如何用勞動價值論來表示？我們可以這樣子來說：馬車工業裡耗費的勞動，多於社會需要的勞動，馬車工業及車廠中總共耗費的勞動裡，有一部份自社會言之是浪費掉了的勞動。這種勞動在市場上找不到等價物，因此是製造了賣不出去的東西的勞動。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貨物賣不出去，就代表著在某一工業部門中投下的人類勞動，變成了在社會而言是不必要的勞動，即在市場購買力裡找不到等價物的勞動。若勞動不是社會必要的，就是浪費了的勞動，沒有生產出任何價值的勞動。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社會必要勞動」這個概念，實際涵蓋了一系列的現象。
就馬車工業的產品來說，供過於求，價錢下跌，而貨物仍然賣不掉。汽車業則正好相反，求過於供，價格上漲，卻依然生產不敷。不過，僅滿足於這些關於供求關係的老生常談，就表示著問題只停留在心理的、個別的層面上。而若我們深入探究問題的社會及整體面，我們就可以掌握一個基於工作時間的經濟系統的內層基礎。
供過於求這個現象的意思是說，資本主義式的生產，因為是無政府、無計劃、無組織的，所以也就無政府地在某一工業部門上投入了或耗費了多於社會必要的勞動時間，因而，這些勞動時間變成了純粹損失，成了無法由社會來報償的人類勞動。反之，一個求過於供的工業部門，則是一個在社會需求而言發展不足的部門；這個部門耗費的勞動時間少於社會必要，因此，社會給它利益，以刺激它增加生產，由而使它和社會需要均衡。
這是資本主義系統中社會必要勞動這問題的一面。問題的另一面，則更直接牽涉到勞動生產率的變化。問題仍是同一個問題，但現在我們把生產中社會需要（即「使用價值」）這個因素抽離掉，再來看這個問題。
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的生產率不停地在改變。一般言之，資本主義的企業（或工業部門）總是可以分成三個類型；技術上正夠得上社會的平均水平；技術上低於社會平均水準，因而是落後、過時、走下坡的；以及在技術上先進而超過生產率平均水準的。
一個部門或一個企業，如何便叫做在技術上落後，其勞動的生產率低於平均水準？這種部門或企業頗似我們先前所說的懶鞋匠，它要用五個小時來生產某一數量的產品，但這個時期的平均社會生產率卻要求只用三個小時來生產這麼多東西。它所耗費的兩個額外的小時完全損失，是社會勞動的浪費。社會所有勞動總量中的一部份既在這個企業中浪費掉了，社會便也不給它任何報償。具體言之，就是說這個生產率低於社會平均水準的工業或企業部門產品的售價，只能大略相當於生產成本，甚至低於生產成本，因而這個企業的經營利潤極低，甚至根本賠錢。
在另一方面，一個生產率高於平均數的企業或工業部門（有如一個鞋匠，當社會平均是三小時制一雙鞋時，他卻能用三小時製造兩雙鞋），既大為節約它的社會勞動支出，因而，就得到了較多利潤，亦即它的成本和售價間的差額較一般平均利潤還要高。
對這種較高利潤的追求，理所當然便是整個資本主義經濟的驅動力。每一個資本主義企業，都受競爭所迫，要得到較大的利潤，因為這是使它能改進技術和勞動生產率的唯一途徑。結果，所有公司都被迫採取這一個方向，而當然，這就表示昨天高於平均數的生產率，今天卻變成了新的平均生產率，因而較高的利潤又告消失。資本主義工業的整個戰略都起自這種欲望，即由於每一個企業都想把生產率提高到較國民平均水準為高的程度，以便得到較多的利潤。這反過來又引起一種變動，這種變動驅使平均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使得較高利潤旋又消失。這就是利潤率平均化的運行方式。
剩餘價值的來源與性質
什麼是剩餘價值？我們如果從馬克思主義的價值論觀點來想這個問題，答案是很明顯的。剩餘價值只是金錢形式下的社會剩餘產品，這也就是說，剩餘價值是工人產品無償讓給生產工具擁有者的那一部份的貨幣形式。
在資本主義社會裡，這種讓渡實際是如何完成的？正像資本主義社會中所有重要的關係都是交換關係一樣，這種讓渡也是經由交換過程而實現的。資本家買下工人的勞動力，然後以工資為交換，他佔有了工人的整個產品，佔有了這個產品的價值中所包容的全部新生產出來的價值。
因此，我們可以說，剩餘價值乃是工人生產出來的價值和工人自身勞動力的價值之間的差額。何謂勞動力的價值？在資本主義社會中，勞動力也是一件商品；如同其它商品，它的價值相等於生產它或再生產它時照社會標準而言的必要勞動量，這即是指工人的廣義的生活費用。最低生活工資或平均工資這個概念，並不是一個可以根據人的生理來硬性規定的概念，而是要包括隨著勞動生產率進步而時時改變的人類需要。這些需要會跟著工技的進步而增長，因此不同時期的人類需要很難加以準確的比較。1830年最低工資，不能在數量上和1960年的最低工資相比，這是法國共產黨的理論家們吃虧以後才學到的真理。人們根本無法拿1960年一輛摩托車的價錢來和1830年若干公斤肉價相比較，以此證明摩托車的價值比肉為低(校譯者按：疑此處是作者批評法共及蘇共理論家的所謂〈絕對貧困化〉的理論，即資本積累的結果必然導致實際工資的絕對下降)。
說明了這一點保留之後，我們現在可以重覆前面所說的話：勞動力的生活費用，構成了它的價值，而剩餘價值，便是這生活費用和這個勞動力所創造的價值之間的差額。
勞動力生產出的價值，可以很簡單地用所耗時間的長度來度量。一個工人如果工作了十小時，他便生產了值十小時工作的價值。如果此工人的生活費用，即他的工資所值，也等於十小時的工作，那麼就根本無法產生剩餘價值了。這是一個例子，說明了一個通則：如果勞動成品總量，和生產者吃飽維生所需產物的總量相等，就不會有社會剩餘產品。
但是在資本主義制度中，勞動生產率的程度是這樣的：工人的生活費用總是低於他新創造的價值的量。這意思是說，一個勞動十小時的工人，按照當時的一般平均需要，絕對用不了等於十小時勞動的東西來維生。他每日的工資，一定只等於他一日勞動所值的一部份而已；這個部份以外的，便是剩餘價值，是由工人提供、但由資本家無償佔有的免費勞動。工資和成品價值之間一定要有這個差額，不然沒有僱主願意僱工人，因為這樣買來的勞動力是不會給僱主帶來任何利潤的。
勞動價值論的正確性
我們接著談談關於勞動價值論的三種傳統證明方法來結束本章。
第一種證法，我們稱之為分析證法。我們把商品的價格照其組成成分析分開來，證明分析到最後，所剩下的只是勞動。
每一種商品的價格都可以歸結成幾個部份:機器的建築物的耗損折舊，這部份我們稱之為固定資本的更新；原料和附屬產品的價格；工資，以及剩餘價值所包括的一切，諸如利潤、租金、賦稅等等。
就工資和剩餘價值而論，我們在前面已經指明，它們都是不折不扣的勞動。至於原料，其價格的大部份都可以化為勞動，例如煤礦開掘費用中，60%以上都是工資。如果我們把商品平均生產費用分為工資40%，剩餘價值20%，原料30%，及固定資本10%；然後我們假定原料生產費用中有60%都屬於勞動，那麼我們就已經把總費用中78%都化為勞動了。原料生產費用中其它的部份，又可以分解為其它原料的費用—仍可以化為佔60%的勞動—和機器耗損的費用。
機器的價格大部份是由勞動（假定佔40%）和原料（也假定為40%）所構成的。由是，一切商品的平均費用中勞動所佔份量乃逐漸遞升為83%、87%、89.5%等。顯然，這種分解進行愈徹底，整個費用也就愈發顯出是勞動，並且僅僅是勞動。
第二種證明方法是邏輯證法。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開始處採用的就是這種方法。馬克思這方法曾使不少讀者感到迷惑，因為這確實不是一個最容易幫助讀者了解的方法。
馬克思是這樣陳述他的問題的：商品的數目其多無比；但它們都可以互相交換，這代表它們之間有一共同的性質，因為凡是可以互相交換的東西，便是可以互相比較的，而可以互相比較的東西，必定至少有一樣共通的性質。照定義來說，沒有任何共通性質的東西根本無法互相比較。
讓我們來檢視一下這些商品。它們有些什麼性質？首先，它們都有無窮數目的自然性質：重量、長度、密度、色澤、大小、分子性質—簡言之，它們有物理、化學以及其它的自然性質。他們的物理性質中，有哪一樣可做為比較這些商品的基礎？可以做為度量它們的交換價值的尺度？重量？顯然不行！因為一磅牛油和一磅黃金的價值完全不會一樣。大小或尺寸？更不是了！簡言之，商品的所有自然性質，所有物理或化學性質，雖確能決定其使用價值，其相對的有用性，卻不能決定其交換價值。因此，交換價值一定要和此商品的自然物理性質分開。
因此，在一切商品中一定要找出一個並非物理性質的共通性質來。馬克思的結論是：商品中物理性質以外的唯一一種共同性質，便在於它們都是人類勞動—抽象人類勞動—的產品。
人類勞動這個概念有兩個重要意思。我們可以把人類勞動了解為特定的、具體的勞動，例如麵包師、屠夫、鞋匠、紡織匠、鐵匠等的勞動。但是，當我們把人類勞動設想成這種特定的、具體的工作時，我們只是觀察到生產使用價值的勞動這一個方面。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所關心的便只是商品的物理性質，而這些物理性質，也正好便是使商品無法互相比較的性質。從交換的觀點來看，商品之間共有的唯一東西乃是：它們都是由抽象的人類勞動所生產的；這也就是說，它們都是由這樣的生產者所生產的，這些人由於彼此都在為交換而生產貨品，因此，彼此是以相等為基礎而發生關係的。因此，商品的共通性質在於商品都是抽象人類勞動的產品；也就是從這一點，商品才得到了它們之間的交換價值，彼此的可交換性的尺度。因此，決定商品交換價值的，乃是商品生產中的社會必要勞動。
在此我們必須指出：馬克思在這個問題上的推論方式不僅抽象難解，同時也易滋生疑竇，許多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人都纏住這一點不放，想要由而反駁馬克思，不過他們並無任何顯著成果。
商品除了其自然性質外，「抽象人類勞動的產品」是不是其唯一的共通性質？不少人自認為發現了其它的共通性質。但是一般來說，他們所發現的這些性質，若非可歸於自然性質，便是可化約為「抽象人類勞動的產品」這一點。
第三種證明勞動價值論的正確性的方法是歸謬法。這方法也是最巧妙，最「現代」的證法。
假想一下，一個社會其全部的有生命的人類勞動都消失了，亦即此社會的生產已100%的自動化。當然，在目前的階段，某些勞動已完全自動化，也就是說，有些工廠根本不用工人，但另外很多工廠仍要利用人類勞動，這種情形不會引起任何特殊的理論問題，因為這種情況下，問題只是剩餘價值在不同部門間的轉移而已。這個問題適足以說明利潤率的平均化，我們在後面會再討論。
但是假想自動化已發展到頂點，所有的生產和服務都用不著人類勞動了。這種情況下還能有價值存在嗎？難道能有一個社會，其中任何人都沒有收入，但商品卻仍有價值，仍可以賣掉？這顯然是荒謬的。大量的產品被生產出來，而這種生產卻並不創造任何收入，因為這生產用不著人參與。但是有人要把這些產品「賣」掉，而這些產品卻不可能再有任何買主！
顯然，在這樣的一個社會中，產品的分配絕對不會以出售商品的形式來進行，而事實上，如果我們考慮到普遍自動化造成的富饒程度，「賣」這個觀念就更顯得其荒謬了。
用另外一個方式來說，若一個社會的生產完全不用人類勞動—我們所謂生產是最廣義的生產，包括服務在內—這樣的社會也就消除了交換價值。這便證明了勞動價值論的正確，因為一旦生產中不用人類勞動，價值也就隨之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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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資本與資本主義
前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資本
奠基於自然經濟上的原始社會，其生產僅限於生產供生產者自身消費用的使用價值。而處於這種原始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之間的，是人類歷史中一個很長的時期，它直到資本主義的拂曉方告一段落。這個時期基本上包括了人類各個文明。馬克思主義稱這些文明為以小規模商品生產為主的社會。在這種社會中，商品生產已經存在，即生產的目的是在市場上進行交換，而非由生產者自行直接把產品消費掉；但是在此階段，商品的生產尚沒有像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那樣普遍。
一個社會的基礎如果是小規模商品生產，那麼在此社會裡，必定會有兩種經濟活動在進行中。我們先說第一種活動。農人和工匠把產品帶到市場去，目的在於把這些貨品賣掉；他們自己無法利用這些東西的使用價值。東西賣掉了，他們得到了貨幣（這是交換媒介），再用貨幣去買其它東西。他們要買其它東西，或者是因為他們需要這些東西的使用價值，或者因為他們認為這些東西的使用價值比他們賣掉的東西的使用價值來得重要。
舉例而言之：農夫把麥子送到市場去賣成了貨幣，用貨幣再去買布：布匠把他織成的布送到市場去賣成貨幣，用貨幣去買麥子。
這種活動的過程是為買而賣。用公式表示就是商品—貨幣—商品；簡寫之為C-M-C。這種活動的根本特性在於其兩端的商品照定義言有著完全相等的價值。
但是在小規模商品生產中，除了工匠和小農外，另外還有一種人，他們執行的是另外一種大不相同的經濟活動。他們不是為買而賣，反之，他們為賣而買。這種人去市場的時候，身上帶的是貨幣而不是商品。貨幣不能賣出，但是用貨幣可以買進東西；這種人到市場的目的就是為賣而買。用公式表示，就是貨幣—商品—貨幣，簡寫為M-C-M’。
這裡所講的兩種活動之間，有一基本的不同。在後一種活動中，如果開始時的貨幣（M）和結束時的貨幣（M）的值完全一樣，整個活動就毫無意義了。誰會花錢買進一件商品，目的只是為了用同樣的價格再賣出呢？「為賣而買」這種活動要顯得有意義，必須在賣出之後能帶進一筆額外價值、一筆剩餘價值。因此我們可以說：根據定義，M’一定大於M，因為M’ 等於M+m，而m便是剩餘價值，即M的增加值。
現在我們來給資本下一個定義，它是靠剩餘價值來增殖的價值，不論這種增殖是發生在商品流通的過程中，如上例所示，抑是發生在生產中，如資本主義制度中的情形。因此，凡是賴剩餘價值來增加的價值都是資本；既然如此，所以資本不僅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中，也存在於所有以小規模商品生產為基礎的社會裡。基於這個緣故，資本的歷史是一回事，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則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兩者一定要清楚地區分開來。資本比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要久遠得太多了；前者大概可回溯三千年之久，而後者只有兩百年歷史罷了。
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是以什麼形式存在的呢？基本言之，那時的資本是高利貸資本和商人資本或商業資本。由前資本主義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的過渡，最明顯的特徵就是資本開始滲入生產的領域。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有如下特徵的生產方式，第一個這樣的社會組織形式：它讓資本不再局限於、在非資本主義生產形態或小商品生產擔任中間人和剝削者的角色。從此，資本接管了生產工具，直接介入了生產本身。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起源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起源是什麼？在過去兩百年間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社會起源又何在？
起源有三。第一個源於生產者和生產手段的分離；其次起源一個新社會階級的出現，即資產階級，並壟斷了這些生產手段；第三起源於另一個階級的出現，此階級和生產手段分離，因而除了把勞動力出賣給壟斷了生產手段的那個階級外，再無其它生計。
這三個來源產生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它們同時也是資本主義制度的三個基本特徵；現在我們來對這三者逐一加以探討。
第一個特徵：生產者和他的生產手段的分離。這個特徵是資本主義制度存在的根本條件，但這個條件一般言之也最不為人了解。我們現在先來考慮一個例子。這個例子可能使讀者覺得奇怪，因為它取自以農奴制為特徵的中世紀初期。
我們知道，當時的農人生產者是束縛在土地上的農奴。不過所謂農奴被束縛在土地上，代表著土地也同樣地被「束縛」在農奴身上；這也是說，農奴這個社會階級，總還有一個給他提供所需品的基地，總有足夠的土地讓他們工作，好讓農奴能給家中提供生存的必需品，縱然他只能用最原始的工具去工作。這樣的人，不會因為不出賣勞動力就得注定餓死。在這種社會裡，沒有什麼經濟性的壓力逼人出租自己的雙手，把自己的勞動力賣給資本家。
換個方式來說，這種情形就表示，在這樣的一個社會裡，資本主義無法得到發展。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初期，殖民主義者把資本主義引進非洲時，他們的手法也不過就是這個普遍真理在近代的一次應用罷了。
我們先來看看非洲所有國家居民的生活狀況。隨各地區條件相異，他們當時或飼養牲畜，或墾殖土地，一般來說狀態都相當原始。不過，供他們使用的土地始終還算充分。非洲不僅不缺乏土地，甚至若拿人口和可用土地的面積來比較，土地的供應事實上是無限的。當然，由於農業工具的粗簡、生活水準的偏低、等等，地上作物的產量並不高，但是也沒有什麼物質的力量足以驅使非洲人到白人殖民者的礦場、農場、工廠去工作。赤道非洲和黑色非洲若非經過土地管理經營的一番改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不可能被採用的。為了要讓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進入非洲，就得使用非經濟性的強迫手段，徹底而殘暴地把黑人和他們的傳統生存手段分開。於是往往一夜之間大片大片的土地被轉劃為國有地，歸屬於殖民地國家的政府，或者變成資本主義企業的私有財產。黑人被迫遷入隔離區—這種區域被戲謔地稱為保留區—而事實上，這種區域的土地絕對無法給其全體居民提供衣食。另外一招殺手鐧，就是在每個人身上都定下人頭稅，要以貨幣形式來繳納；但是原始農業無法產生貨幣收入。
利用這些非經濟性的壓力，殖民者逼使非洲人在一年之中必須得為工資工作大約兩三個月，藉以賺得貨幣繳稅，同時也可以買一些補充的食物好活下去，因為這時他們手中殘餘的土地已不足以生活了。
在南非，羅德西亞這種國家，以及前比屬剛果的一部份，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大規模引入的，故上述那些方法也是同樣大規模地加以運用的。大量黑人離鄉背井，被迫離開他們傳統的生活及工作方式。
順便，在這裡我們要揭穿隨此過程而興的一種意識形態上的偽善宣傳。資本主義企業常說黑人太懶惰，即使給他們到礦場或工廠去工作的機會，那裡所得可以十倍於他們傳統在土地上勞動所得，但黑人卻不願意工作。這抱怨其實並非始自今日。六十年到八十年前，這種抱怨針對的對象是印度工人、中國工人、阿拉伯工人。十七世紀或十八世紀時，這種說法指責的對象則是歐洲—法國、比利時、英格蘭、德國—的工人。（這現象倒是個好例子，足以證明所有人種基本上平等。）實際上，這現象只是一件千古不易的事實所發生的作用：沒有人在正常狀態中願意每天被關在工廠、磨坊或礦坑中工作八、九、十乃至十二小時；要使尚未習慣的人幹這種刑罰式的勞動，非得有最反常與最特殊的壓力才行。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第二個來源、第二種特性，見之於生產手段以壟斷形式集中在一個社會階級、即資產階級手中。這種集中，要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生產工具不斷革新，結果，至少就開創一個大企業所需的起碼生產手段（首期資本開銷）來說，生產工具變得愈來愈複雜，愈來愈昂貴。
在中世紀的行會和同業組合裡，生產工具的狀況相當穩定；織布機從父傳子，從上一代傳到下一代。這些機器的價格不算太貴，這也就是說，每一個師傅只要工作若干年便有希望收回織布機的成本。工業革命的到來，才使壟斷成為可能。自工業革命開始，機器不停地向複雜化、精密化發展，隨之，開創新企業所需的資本額也愈來愈大。
從此以後，絕大多數收入全憑工資和薪水的人，可以說是再無緣沾手於生產工具了。生產工具的所有權成了社會中一個階級的禁臠，這個階級擁有資本和資本儲備，同時由於他們已有資本，所以也就可以得到更多的資本。他們擁有資本這個事實，注定了沒有資本的那個階級，永遠無法得到資本，因而此階級也就永遠被迫為別人勞動。
資本主義的第三個起源、第三種特性是這樣子的：有一個階級出現，這個階級除了雙手別無所有，除了出賣勞動力外別無生計；不過同時，這個階級卻有自由去出賣他們的這種勞動力，有自由把勞動力賣給資本家，即生產工具的擁有者。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第三項起源和特性即在於這現代無產階級的出現。
就此而言，無產階級包括了三項交織在一起的因素。其一，無產階級是自由的工人；其二，和中世紀農奴比較起來，現代無產階級前進了一步，因為農奴沒有自由（農奴和奴隸相比當然也前進了一步），不能夠自由行動；但其三，和農奴相較，現代無產階級也後退了一步，農奴被束縛在土地上，現代無產階級則得到了「解放」，自然，這意思是說他們被永遠褫奪了生產工具。
現代無產階級的起源和定義
現代無產階級的直系先祖之一，該是中世紀時沒有定居的人；他們不再為土地所束縛，也沒有加入到自由城鎮的行會、同業組合中去，由而他們流浪無根，賴以日為單位甚至以小時為單位出賣勞動力而維生。中世紀時有不少城市，特別如佛羅倫斯、威尼斯、布魯日等，早自十三、十四世紀，或十五世紀，便有「勞工市場」出現了。這些城市中有一塊地方，專供不屬於任何行業，不是師傅，且沒有謀生工具的窮人聚集；這些人在此地等候商人來租用他們，也許是僱用一個小時、半天、一天不等。
現代無產階級的另一起源，在時間上離我們較近。大量封建扈從的遺散，產生了一批無產階級。這一過程，和封建貴族那漫長緩慢的衰亡過程，正好相應。這個過程，始自十三、十四世紀，終於十八世紀末法國資產階級革命。在中世紀初期，一個封建主之下，往往有五十、六十甚至上百個家庭直接依他為生。這種扈從的數目逐漸減少，特別是十六世紀情形更為嚴重，因為那時物價陡漲，由而靠固定貨幣收入的諸社會階級便大受損失，陷於貧窮。西歐的封建主，因為大都早已把實物租改為貨幣租，所以也遭受了慘重的打擊。他們景況日蹙的結果之一，便是不得不遣散數目非常可觀的家僕。如是，成千上萬以前貴族的貼身侍役、僕從、秘書，都變成了流浪者、乞丐等等。
現代無產階級的第三個起源則是一部份農民被驅離了自己的土地，這是由於他們的農田被變成了草地。偉大的英格蘭空想社會主義者湯瑪斯‧摩爾（Thomas More），早在十六世紀就道出了一個了不起的警句：「羊吃掉了人」。換句話說，羊毛工業的發展，把農地變成了養羊的草地，結果成千上萬的英國農人被迫離開土地，淪入饑餓。
現代無產階級另外還有一個起源；不過這個起源在西歐比較次要，但在中歐、東歐、亞洲、拉丁美洲及北美洲，這個因素對無產階級的形成卻發揮了莫大的作用。當現代工業自外侵入這些未開發國家而和原有手工業競爭時，本地原有的手工匠被徹底擊敗，逐淪為無產階級。
要言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這樣的一套制度：生產工具被壟斷在一個社會階級手中，而生產工具分離的生產者，雖有自由，卻被剝奪了所有生存手段，為了圖生存，他們的唯一抉擇就是把勞動力出賣給擁有生產工具的人。
由而無產階級的特徵不在於工資的高低，而首先在於他們和生產工具的分離，或在於他們的收入不足以讓他們有能力為自己而工作。
要知道無產階級產生的條件是在消失中，抑是在擴展中，重要的不是看工人的平均工資或辦公室職員的平均薪水的數目，而是拿這種工資及薪水去和平均消費額比較；易言之，我們要看的是無產階級有無可能儲蓄，並拿它來同成立一個獨立企業所需花費來比較。假定我們確定每個工人或職員在十年工作之後，能夠積下一筆錢買進一個店鋪或者小工廠，那麼，造成無產階級的條件就可以說是在消失之中，我們這個社會裡生產工具的所有權在分散之中，在逐漸普及中。
但是，如果我們發現絕大多數的手工工人、白領工人、政府僱員等，經過一生勞動，結果仍和開始時一樣是個窮傢伙，即沒有儲蓄，或儲蓄不足以成為資本並買下生產工具，那麼我們就可以下結論：產生無產階級的條件不僅未有衰退，反而在擴張；而且，這種條件的猖狂今天遠勝於五十年前。例如，試讀關於美國社會結構的統計，我們可以看出，在過去六十年間，美國工作人口中為自己工作而列為商人或在家庭商號中工作的人數的百分率，每五年要跌落一次；反之，被迫出賣勞動力的人數，在同一工作人口中佔的百分比，卻穩定地在增長中。
更有甚者，試讀私人財產分配的統計，我們發現工人中約有95%的絕大多數、及白領工人的大多數（80%到85%），甚至連積起小款子、小資產都無可能；易言之，這些人花掉了他們的收入的全部。財富實際上僅限於人口中很小的一部份。在大部份資本主義國家中，人口的1%、2%、2.5%、3.5%或5%，擁有該國私有財富的40%、50%、甚或60%。其餘的財富則屬於該國人口的另20%或25%。頭一類擁有者是大資產階級，後一類則是中等或小資產階級。在這兩類人以外，其它的人除了消費品（有時包括房屋）一無所有。
誠實編算出來的財產稅及遺產稅統計，在這一點上也說明了很多事實。
布魯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e）（這種地方來的資料當無馬克思主義之賺吧！）替紐約股票交易市場製作的一份研究報告顯示：工人中只有1% 到2% 的人擁有股票，同時這少數工人「擁有」的股票值平均是每人一千美元。
所以，實際上所有資本都是在資產階級的手中；這事實也說明了資本主義制度的自身再生性：擁有資本的人，能夠積累愈來愈多的資本，而沒有資本的人，則很難得到資本。這種情況下，社會內部便永久地劃分為一個有產階級和一個被迫出賣勞動力的階級。勞動力的價格，即工資，實際上完全在生活開支中消耗掉，但有產者階級的資本，卻不斷靠剩餘價值增加、來繁殖。社會因資本而蒙益的，可以說只有一個階級，即資產階級；所有的利潤都歸於他們。
資本主義經濟的基本運行方式
那麼，這個資本主義社會是在怎樣的基礎上運行的？
假定，某一天你到巴黎的印花布交易所去了。在那裡，你無法得知，當時法國印花布總產量，和當時所需的數量相比，是太多了，太少了，還是剛剛好。這只有待過了一段時間之後，你才能夠知道。也就是說，如果生產過多，產品有一部份賣不掉，於是你會發現價格下跌。反之，如果印花布產量不敷，則你會發現價格上漲。價格的變動，就像溫度表一樣，可以告訴我們市場上是缺貨抑是貨太多。一個工業部門上耗用的勞動量，究竟恰好是社會必需，還是有一部份被浪費掉了，只有到了事後才能知道；因此，也只有到了事後，我們才有辦法決定一件商品的確切價值。所以，如果你願意，你可以視價值為抽象；不過，它也是一個實在的常數，價格便以它為中心而波動。
價格的波動，究竟何由致之？價值、勞動生產率、生產的波動，乃至整個經濟生活的變動，又是什麼造成的？
滿街的人為什麼忙怱怱？資本主義會因為什麼才開動？答案是競爭。沒有競爭，便沒有資本主義社會。一個社會如果根本而完全地消除了競爭，這個社會便不復是資本主義社會；因為隨著競爭的消失，資本積累以及資本家十分之九的經濟活動，都失去了主要的經濟動機。
競爭的基礎又何在呢？競爭，以兩個概念為基礎，但這兩個概念不一定交疊在一起。第一個概念是：不受限制的市場，這個市場沒有任何固定的界限。第二個概念：要有多個決策中心—特別有關投資和生產問題的決策中心。
如果一個資本家企業壟斷了某一工業部門中所有的生產，競爭並不致於因此而消失；因為無限制的市場依舊存在，這個工業部門仍須和其它工業部門競爭，以求奪取盡可能多的市場。再者，外來的競爭者隨時都有可能出現，直接在同一個工業部門中開始競爭。
在相反的情況裡，競爭自然更不會消失。市場若完全受到局限，復加上許多企業都互相鬥爭以求攫取這個有限市場的一部份，則競爭必然存在。
因此，要完全消除掉競爭，便得把這兩種現象同時消除掉；也即是說，既要所有商品都出自一個生產者，也要把市場絕對地穩定凍結下來，使之不可能再有擴張。
若我們取小規模商品生產的時期來加以比較，所謂不受限制的市場的意義便可一目瞭然。中世紀一個行會的市場，一般是限於本城市及其附郊，同時各行業也有其本行的固定技藝；這便是市場受限制的情況。
十五世紀時，鄉間「新興布匠」取代了原有的城市布匠，我們可以取他們為例，來說明從有限市場到無限市場的過程。這些「新興」製布者沒有行會規章，沒有生產限制，因此也無視於市場的藩籬。他們努力滲入每一個角落，在各處找尋客戶，不僅跨出了他們的生產地及鄰近區域，甚至還設法展開對遙遠國家的輸出貿易。在另一方面，十六世紀的巨大貿易革命使許多產品價格下降。很多產品在中世紀時原被視為奢侈品，只有少數人買得起，但陡然價格下降，反而成了大眾消費品。這個趨勢在糖上面表現得最突出。如今，糖是日常用品之一，無疑地可在法國或歐洲任何一個工人階級的家裡找到，但十五世紀時，糖卻還是一件高度奢侈品。
替資本主義辯護的人，常常指出產品價格的降低和市場和擴大，都是資本主義造成的好處。這個說法是對的。這是馬克思所謂「資本的文明化使命」的一部份。確然言之，我們現在談的這個現象既具辯證性，又極為實在；一方面，因為資本主義工業生產出和工資等值的商品的速度愈來愈高，所以勞動力的價值便逐漸下降；另一方面，因為許多從前只能為少數人享用的東西，如今變成了大眾消費品，亦即勞動力的價值能涵蓋愈來愈多的商品的價值，所以勞動力價值同時又在上升。
基本上，十六、十七世紀整部貿易史，也就是奢侈品貿易轉為大眾消費品貿易的一段歷史，轉為愈來愈多的人所能享用的物品貿易的一段歷史。至於整個世界都成為大資本主義生產者真正的潛在市場，要等到鐵路、快速航運、電報等等發展出來之後才有可能。
因此，所謂不受限制的市場，不單指地理上的擴張，同時還包括了經濟的擴張、購買力的存在。舉個現代的例子以觀之：自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世界資本主義生產中耐用品（汽車、家庭用具等）生產量有驚人的增長，但這絕對不是由於資本主義市場在地理上有所擴展；反之，和汽車生產量的增長同時，世界資本主義市場在地理上大為縮減，因世界資本主義在這段期間中失去了很多國家。在蘇聯、中國、北越、古巴、北韓、及東歐國家中，法、意、德、英、美及日本生產的汽車絕少能賣得進去。雖然如此，汽車產量仍然大有擴張，因為現存購買力一方面在絕對值上增加了，另一方面，其中用於購買耐用品的那個部份也增加了。
與耐用品生產量的擴增同時，在工業先進國內出現了一次相當持久的農業危機，這不是偶然的。工業先進國中許多農產品的消費非特沒有相對的增加，便是其絕對值也在減少中，例如麵包、馬玲薯、及日常水果如蘋果、梨子等皆然。
在競爭情況下為一個不受限制的市場而進行生產，會造成生產量的增加，而這樣又使成本降低，因此能使對手的貨品賣不掉而擊敗他。
如果我們觀察資本主義世界中大規模生產的各種商品長期以來價格的變化，則毫無疑問，它們的價格都在可觀地降低之中。一件衣服、一把小刀、一雙鞋、小學生的筆記簿，今天的價值是幾小時或幾分鐘勞動的價值，這比起五十年或一百年前的價值，降低得很多。
顯然，我們要比較的是實際生產價值，而不是銷售價格；銷售價格往往包括大量的分銷及推銷耗費，或者包括了壟斷式的超級利潤。比如說汽油，特別是產於中東而分銷到歐洲來的汽油，其生產耗費十分低，僅僅及銷售價格的十分之一而已。
無論如何，價值降低這事實是無庸懷疑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意味著製成品價值的降低，因為生產貨品所需的勞動時間愈來愈少了。資本主義手中可用以擴大市場、擊敗競爭對手的工具便在此。
資本家要用什麼方法才可以大量減低生產費用，而又大量提高生產量？這要靠機械化的發展，生產工具的發展，即日趨複雜的機動工具的發展，最初以蒸氣為動力，然後賴汽油或柴油，最後靠電力發動。
資本有機構成的增長
所有資本主義的生產，都可以在價值上以C+V+S這個公式來表示。一件商品的價值，由兩個部份構成：一個部份代表凝結的或保存了的價值(C)，另一個部份，則是新創造的價值(V+S)。勞動力有兩重作用，或叫兩重的使用價值：一方面，它保存所有勞動工具、機器、廠房建築中已有價值，並將這種價值中一部份，轉移到生產中(C)；另一方面，它創造出新的價值，它包含兩個部份，一個是剩餘價值(S)，即利潤。另一個則歸於工人，是和他的工資相抵的價值(V)。至於新價值中屬於剩餘價值(即利潤)的那一部份，則由資本家佔有，沒有什麼相抵的價值。
和工資相抵的價值，我們稱之為可變資本，即V。何以它算是資本？因為在實際上資本家預付了此價值；因此，這價值構成了他資本的一部份，他在能夠實現工人所生產的商品的價值之前(賣出去之前—校對者)，已經先支付出去了。
資本中的另一部份，變成了機器、廠房建築、原料等，是為不變資本，即C。不變資本的價值，不會因生產而有所增加，只能因生產而保存此價值。所謂可變資本，即資本家用以購買勞動力的那部份資本V，之所以為可變，理由是：只有這部份的資本能夠生產剩餘價值，能夠因此使資本增值。
既然如此，又是什麼經濟邏輯支配資本家的競爭、支配他們那種提高生產率、增加機械工具、增強機器勞動的迫切欲望的呢？這種邏輯，這種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趨向，就是增加不變資本相對於可變資本的比重。也就是說，在C/V這個分數式中，增加C的值；易言之，隨著機械化的進展，隨著資本主義迫於競爭而要不斷提高生產率而來的，是整個資本中由機器、原料所構成的那個部份不斷增加﹔但是由工資所構成的那部份資本卻沒有這個不斷增加的趨勢。
我們稱C/V這個分數式為資本的有機構成；換言之，資本的有機構成，乃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之間的比例。我們說過，在資本主義制度中，此有機構成總是不斷提高。
資本家何以能買新機器？「不變資本不斷增加」這說法到底是什麼意思？
資本主義經濟的根本運作，就是剩餘價值的生產。但是如果只是把剩餘價值生產出來(而未曾出售產品)，則此價值尚禁錮於商品中，資本家無法取得它；沒有賣掉的鞋子不會變成新機器，無法變出更高的生產率。要買新機器，擁有鞋子的製鞋廠老闆必須先賣掉鞋；在賣鞋進款中，有一部份便可以拿來買新機器，去補充不變資本。
換個方式來說，實現剩餘價值是積累資本的必要條件，而資本的積累，只是剩餘價值的資本化。
實現剩餘價值，意指售出貨品，但條件是其所含的剩餘價值必須在市場交換中能夠實現。所有按照社會平均生產率運作的企業—其總生產與社會必要勞動相當—當其產品賣出後，都應能實現它們在工廠生產出的總價值及剩餘價值，不多一分也不少一分。先前我們已說過，生產率高過平均生產率的企業，會奪走其它企業生產的剩餘價值的一部份；至於生產率比平均水平為低的企業，雖然它們工廠中生產出剩餘價值，但這剩餘價值中有一部份無法實現，而須將之讓給其它技術較先進的工廠。因此剩餘價值的實現，指的就是：工廠工人生產的所有剩餘價值，由於貨品賣出去，由於買者付足代價，而得到實現。
一旦某一時期生產出的貨品已告售罄，資本家便得到一筆錢，這筆錢的價值，一部分相當於生產所耗費的不變資本，即相當於用掉的原料的價值和機器工具的折舊。這筆錢的另一部份，是他為了進行生產而預付的工資的等價物。這筆錢的最後一個部份，就是他所佔有的、由工人生產出來的剩餘價值。
這剩餘價值又如何處理呢？一部份，由資本家非生產性地消耗掉了，因為這位老兄也要生活，要養他的家人及從人；為了這類目的而花費掉的所有東西，都完全離開了生產過程。
剩餘價值的另一部份則被積累起來，在轉化為資本後得到利用。因此，積累起來的剩餘價值，就是整個剩餘價值中沒有被統治階級為了滿足私人需要而非生產性地消耗掉的那一部份。當這部份剩餘價值被轉化為資本，它們若非變成額外的不變資本（去買更多的、價值更大的原料、機器、建築），就是變成額外的可變資本，用來僱用更多工人。
我們現在明白，何以資本的積累是剩餘價值的資本化，這也就是說，何以資本積累就是把剩餘價值中主要部份轉化為額外資本。我們同時也了解，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代表了不斷連續的資本化過程，代表了從工人生產剩餘價值，到剩餘價值由資本家轉化為額外的建築物、機器、原料及工人、這種不斷連續的過程。
由而，說是資本家創造就業機會的看法，是不確的。因為要添僱工人及開新工廠等等，必須先有工人生產剩餘價值，然後再由資本家將之資本化。實際上，世界上所有實物財富，所有工廠、機器、道路、鐵路、港口、飛機庫、等等，無一不是工人創造出來的剩餘價值的物質財富，又無一不被轉化為無償勞動，轉化為資本家的私人財產和資本。易言之，這些財富整體，就是從資本主義社會出現以來工人階級受到不斷剝削的龐然巨證。
是不是所有資本家都能不斷地增添設備，增加他們的不變資本和他們資本的有機構成呢？不！資本的有機構成的提高，是在鬥爭中進行的。它受一個規律所操縱，這個規律在佛萊明族(Flemish)畫家彼得布洛吉的一幅版畫中表現了出來：大魚吃小魚。
因此，隨競爭的搏鬥而至的，是資本的不斷集中，企業家數目的大大減少，以及一部份獨立商人變成了技術人員、經理、領班、乃至於下級職員及工人。
競爭導致集中和壟斷
資本的集中，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另一條永恆規律。一方面是資本集中，另一方面便是資產階級中部份人變成無產者，資產階級中少數人剝奪了另外一批人的資產階級身份。這就是何以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及恩格斯要強調，那以維護私有財產制為己任的資本主義，實際上是私有財產的破壞者，實際上使少數擁有財產的人不斷剝奪大多數擁有財產的人。這種資本的集中，在某幾個工業部門中特別顯著。比方說，法國在十九世紀時，有好幾百家煤礦（當時比利時幾乎有二百家煤礦公司），美國及英國在本世紀初有一百家以上的汽車公司；但到了今天，這種公司大概最多只有四家、五家或六家了。
當然，在某些工業中，集中現象沒有這麼嚴重，比如說紡織業及食品業等。一般言之，資本的有機構成愈大的工業部門，其中資本的集中愈烈；反之，資本的有機構成愈小，則資本集中愈不顯。何以如此呢？因為資本的有機構成愈小，則此工業部門創業所需的資本愈少。建造一個紡織工廠需要一百萬或二百萬元，湊足這筆錢比較容易，但要拿出幾億元來開設一家小規模的鋼鐵廠，就要難得多了。
資本主義是自由競爭的產物，沒有競爭，資本主義根本無法想像。但是自由競爭造成集中，而集中則造成自由競爭的反面，即壟斷。到了只剩幾家生產者的時候，他們之間可以很容易達成協議，劃分市場，防止價格下跌，結果吃虧的是消費者。
所以，在一世紀之間，整個資本主義的動態似乎改變了其本性。首先我們看到，因為生產不斷增加，企業數目不斷增加，價格有不斷下降的趨勢。到了某一點，競爭的激烈化，造成企業的集中，企業數目減少。剩下來的公司，便可以達成協定，防止價格繼續下跌。要實現這個協定，當然之途是限制生產量。壟斷資本主義的時代，於是便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之初取代了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時代。
自然，我們談到壟斷性的資本主義時，意思絕對不是指一種完全消除了競爭的資本主義—天下沒有這種東西。我們所謂的壟斷性的資本主義，只是指一種其基本行為有所改變的資本主義，即是說，它不復以不斷增產為手段謀求價格不斷的下降。如今它的手段，是劃分市場，規定市場限額。但是這個過程卻在最後形成了一個離奇的現象。何以以競爭者身份起家的資本家，現在為了要限制競爭、甚至限制生產而協同行動了呢？答案是：這是增加利潤的一種方法。只當這樣做能讓他們得到更多的利潤之時，他們才這樣幹，限制產量可以使價格上漲，帶來更大的利潤，由而助長資本積累。
如此積累得來的新資本，如今天不能再投資到同一個工業部門中去了，因為再投資，會使生產能量提高，導致產量增加，結果價格下跌。自從十九世紀末季以來，資本主義一直陷在這種矛盾中。突然間，它出現了新的特質；突然間，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開始擔任傳教士的任務；這一點，只有馬克思預見到了，其它經濟學家如李嘉圖、亞當斯密皆不曾見及。資本主義藉資本輸出而傳遍全世界，由而在壟斷制度尚未鞏固之處，開始設立資本主義企業。
某些部門中的壟斷，以及壟斷資本主義在某些國家中散播，導致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侵入尚未遭壟斷所控制的工業部門及國家。這說明了二十世紀初各種殖民主義何以能像炸藥引線似地在二、三十年間擴展開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原先侷處世界一隅，終而蔓延整個世界。地圖上每一個國家，皆如此被納入了資本主義的勢力範圍，被變成了資本主義的投資區域。
平均利潤率下降的傾向
先前我們談到，工人在工廠中生產出來的剩餘價值，只是被「禁錮」在產品裡；資本家能不能實現這剩餘價值，有賴於市場的條件，也就是說，要看工廠有多少可能按照足以實現其剩餘價值的價格賣掉。應用我們早先講過的價值規律，我們可以訂出下列規則：大略言之，凡是按平均生產率生產的企業，皆可實現其工人生產出的剩餘價值，也就是說，這種企業產品銷售的價格，會相等於這些產品的價值。
但就生產率高於平均生產率的企業和生產率低於平均生產率的企業而言，情形就不同了。
早先我們說過的那個懶鞋匠的情形，便是生產率低於平均生產率的企業的縮影。舉例以言之，當某一國內鋼鐵生產率只需要二百萬個工時來生產五十萬噸鋼鐵時，有一家鋼鐵廠卻要二百二十萬、二百五十萬、乃至三百萬工時來生產五十萬噸產品；這種情形下，這家鋼鐵廠的生產率，顯然較平均生產力為低了。這家工廠因此是在浪費社會勞動時間。它的主人無法把工廠工人生產出來的剩餘價值完全實現；它的營業利潤，會比國內所有企業之平均利潤率來得低。
但是社會中生產出來的剩餘價值總量，是一個固定的量，歸根到底，它是由參加生產的所有工人提供的勞動時間來決定的。由而，如果某些企業，因為生產率低於一般標準，也就是說浪費了社會勞動時間，因此未能把其工人生產出來的所有剩餘價值皆實現，那麼，它們所沒有實現的剩餘價值，便可以由生產率高於一般平均水平的工廠攫獲。這些高生產率的工廠，既然節省了社會勞動時間，社會也就會給它們報酬。
這個理論上的說明，一般性地闡明了資本主義社會中決定物價變動的原理。不過，這個原理在實際中又是如何運作的呢？
我們假定一部火車機車頭的平均銷售價格是一百萬元。那麼就生產機車頭的工廠來說，一家生產率高於平均水平的機車廠和一家生產率低於平均水平的機車廠之間差別何在？我們假定低生產率的機車廠要花九十萬元生產一輛車頭，利潤則為十萬元。另一方面，我們假定高生產率的那家工廠，要花七十五萬元生產一部機車頭，其利潤為二十五萬元，即利潤為動用生產資金的33%。至於平均利潤率，我們假定為18%；也就是說，按平均社會勞動的生產率工作的機車廠，要花八十五萬生產一部機車頭，而實現十五萬元即18%的利潤。[1]
易言之，資本主義的競爭，有利於在技術上領先的企業；這種企業實現的利潤，和平均利潤相比，是超額利潤。基本上，一如價值，平均利潤也是一個抽象的觀念。它是一個平均數，各個部門和各個企業的實際利潤率繞著它波動。哪一個部門有超額利潤，資本就流到那一個部門去；哪一個部門利潤較平均為低，資本就從這個部門流走。藉著資本在各個部門之間的這種漲落，利潤率的趨向是接近該平均數，但它永不會絕對而機械地完全和這平均數相等。
不同的利潤率便是如此平均化的。要決定這個抽象的平均利潤率，有一個很簡單的方法：拿某一年中某一國家所有工人生產的剩餘價值的總量，求出它和該國中所有資本投資總量的比例。
利潤率的公式是什麼？是剩餘價值和整個資本的比率，即S/C+V。但另外尚有一個公式我們也要考慮到：S/V；這是剩餘價值率，或者說得更明白些，是工人階級受剝削的比率。剩餘價值率說明工人和資本家如何瓜分新創價值。比方說，如果S/V等於100%，這就表示新創價值分成了兩個相等的部份，一半以工資的形式歸於工人，另一半則以利潤、利息、分紅等形式歸於資產階級。
如果工人階級受剝削的比率是100%，則一個八小時的工作日由兩個相等部份所構成：一個部份是四小時勞動，其間工人生產出和他的工資的等價物，另一個部份也是四小時的勞動，其間工人提供無償勞動，資本家對這勞動不付任何代價，而佔有其產品。
初看，似乎若資本的有機構成C/V增加，則利潤率S/C+V會降低，因為C相對於V而言會不斷提高，而S卻只是V的結果而不是C的結果。但是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所造成的作用，會受到一個因素的中和，這個因素，正正就是剩餘價值率的提高。
如果S除以V即剩餘價值率提高了，那就表示在S/C+V(利潤率)這個分數中，分子及分母都增加了；在這種情況下，只要它們的增加遵循某一比例，那麼整個分數的值便不會改變。
易言之，剩餘價值率的增加，可以中和資本有機構成提高造成的影響。我們假設生產的價值C+V+S從100C+100V+100S變成了200C+100V+100S。資本的有機構成因此也是從100%變為200%，而利潤率則從50%降為33%。但是在這時候，如果剩餘價值從100%變成150%：即剩餘價值率自100%變為150%，那麼利潤率150/300仍然是50%：剩餘價值率的提高，中和了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效果。
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和剩餘價值率的提高，能不能按照正好必要的比例出現，使彼此互相中和呢？這裡，我們找到了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弱點，它的致命要害。這兩種提高，在最後必然無法按比例進行。資本的有機構成提高，是不受什麼限制的。就V而言，若假定全盤自動化時代的來臨，則理論上它的極限是零。但S/V也能不受任何限制地提高嗎？不！要生產剩餘價值，就必須有工人來工作，如此，工作日中工人生產自己工資的那一個部份便不能降為零。它可以從八小時減為七小時、六小時、五小時、四小時、三小時、二小時、一小時、五十分鐘！工人如果能在五十分鐘內生產出等於他整個工資的價值，那種生產率已足以使人目瞪口呆了。可是，無論如何，工人絕對無法在零分鐘零秒鐘內生產出他工資的等價物。這一點點殘餘差數，資本主義剝削是永遠無法消除掉的。
這表示，平均利潤率的下降終久是無可避免的；同時我個人不同於為數不少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想法，我相信這種下降也可以用統計來證明，這就是說，我相信資本主義大國中今天的平均利潤率，比起五十年、一百年或一百五十前要低得多了。
當然，如果我們只看較短的時期，那麼(平均利潤率)會有高低的波動；因為有其他因素在發揮作用（後面談新資本主義時就會討論到）。但長期而言，這種趨勢非常明白，無論就利息率或者利潤率來說皆如此。尤有者，我們應該指出，就資本主義所有的發展傾向來說，這個趨勢是資本主義的理論家們自己看得最清楚的。李嘉圖談到它；約翰‧穆勒強調它；凱恩斯明察秋毫。十九世紀末期，英國有一句箴言，這箴言在當時實際上是一句人人知道的話：資本主義什麼都受得了，就是受不了平均利息率降到2%，因為那樣子一切投資動機都被消滅了。
這句箴言顯然在推理上有一個錯誤。計算百分比、利潤率，當然都有其用，但對資本家來說，這些計算的意義畢竟只是相對的。他感興趣的，不僅僅是他的資本賺了百分之多少，而是他賺到的數目。如果我們談的不是十萬元，而是一億元，那麼2%仍然有兩百萬；在這種情況下，你問資本家他想資本閒置呢？還是投資賺進那一年二百萬的「區區」利潤呢？他若寧願閒置，那麼他一定別有苦衷，而且下決定前殫思竭慮，左右為難。
由此可見，在實際中，利潤率及利息率的降低，不會使投資活動完全停頓﹔隨著一個工業部門中利潤率的降低而來的，只是投資活動按比例地緩慢下來。另一方面，當某一工業部門中或某一時期內有較快速的擴張，利潤率有上升傾向，那麼投資活動會恢復，會加速，然後整個過程好似自行推動前進，擴展好似沒有限制，直至利潤率上升傾向開始再度逆轉時為止。
資本主義制度的基本矛盾和週期性的生產過剩危機
資本主義有一種傾向，要無限制地擴大生產，要把它從事活動的競技場擴展到全世界，把全人類看作潛在的購買者。（順帶提提一個值得強調而有趣的矛盾，這是馬克思早已提過的：任何一個資本家都樂於見到別的資本家提高他們工人的工資，因為這些工人的工資，等於購買他的商品的購買力。但是，他無法容忍他自己的工人工資提高，因為這顯然會減少他的利潤。）
整個世界因而形成一個極為特別的結構—變成了一個經濟單位，其各個部份之間的互倚關係極端敏感。有不少用來描繪這種情形的老笑話，想大家都耳熟能詳，比方說：紐約股票市場有人打個噴嚏，結果馬來亞有一萬個農人傾家蕩產。
資本主義在人的收入上造成了一種尋常的互倚關係，也統一了所有人類的喜愛嗜好。人突然意識到人類潛力的富足，而在前資本主義社會中，個別地區的自然條件局限住了人的發展。中世紀時，歐洲吃不到鳳梨，只能吃當地的水果，但今天，我們可吃到世界上任何地方生產的水果，甚至開始吃來自中國和印度的水果，雖然在二次世界大戰前我們根本不習慣吃這類水果。
因此，在產品與產品之間、人與人之間，逐漸建立起一種相互的聯繫。換個方式來說，所有的經濟生活，都在不斷地社會化之中，都在不斷變成一個單一的集合群體，納入一個單一的結構。但這個互倚關係的全盤運動，卻不健康，不正常地以私有財產、私人佔有為重心；佔有者是少數資本家，而且他們的私人利益愈來愈甚地和整個群體的數十億人的利益衝突。
生產逐漸社會化，就和私人佔有發生矛盾，不過私人佔有又是生產社會化的動力和支柱；在經濟危機之中，這矛盾便會以最不平常的方式爆發。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資本主義下經濟危機是史無先例的一種難以置信的現象。這種危機不是像前資本主義時期的危機一樣，起自匱乏；反之，資本主義的危機肇因於生產過剩。失業者餓死，不是因為沒有食物吃，而是因為食物的供應相對而言太多了。
表面上這委實無法理解。何以有人會因為食物、貨品供應太多而死？但是資本主義制度運作的原理，讓我們了解這個看似離奇的現象。找不到買主的貨品，非特無法實現其剩餘價值，就連投下的資本也找不回來。銷售量的下跌，迫使商人停止生產。由而他們必須辭退工人。被辭退的工人沒有儲蓄，他們只有在出賣勞動力的時候才能謀生，因此失業對工人來說便是最悲慘的貧困。可是造成銷售量下跌的原因，正好就是貨品太多啊！
導致週期性經濟危機的因素，是資本主義制度內在固有的，它永遠也無法克服。下面我們即將看到，對我們今天的新資本主義來說，情況依然如此，儘管今天人們把危機改稱「衰退」。危機是資本主義內部基本矛盾的最清楚表現，週期性地提醒資本主義，它命中注定早晚要死掉。但是，它的死亡不會自動地來臨。它總是需要一點有意識的推動，來促成它的殞滅，而我們的工作、工人階級運動的工作，就是來做推動。
[1]實際上資本家計算利潤率時，不是根據動用生產資金來算，而是按照投入整個工廠的資本來算；為了避免複雜的計算，我們可以假想在生產一輛機車頭時整個資本都在上面用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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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新資本主義
新資本主義的起源
1929年的大經濟危機，首先改變了資產階級及其理論家對國家的態度；隨之，也改變了資產階級對他們這套制度的前途的看法。
若干年之前，美國有過一次臭名昭彰的審判—審判希斯（Alger Hiss）。希斯在大戰期間是國務院裡的一個助理，他受審的主要罪狀是他是共產黨黨員，涉嫌偷竊國務院的文件送往蘇聯。不過在控告他的罪名中，有一項是偽證罪；在進行審理這項偽證時，主要證人是他的一個密友，一個在魯斯出版公司中工作的錢博斯（W. Chambers）。這位錢博斯神經機能方面有些毛病。他年輕時，當過十年共產黨黨員，後來退黨，變成了時代週刊的宗教版編輯。他以《證人》為書名，寫了一本很長的自白。這書中有一段描寫1929-39年間情形的話，約略是這麼說的：「在歐洲，工人是社會主義者，而資產階級是保守派；在美國，中產階級是保守派，工人是民主派，而資產階級則是共產黨。」
這種驚世駭俗的話，當然是很荒唐的。但是無疑，1929年，以及接著三年(至1932年) 的大危機之後一段時期，對美國資產階級來說，是一段傷創苦痛的經驗。在此之前，他們是全世界資產階級中唯一對「自由企業」制度的前途充滿盲目而全盤信心的人。在1929至32年間的危機中，他們受到了嚴重的打擊。這段時期，使美國社會開始意識到社會問題，開始質疑資本主義制度；就這一點來說，它對美國社會的意義，大致相當於在社會主義工人運動誕生時歐洲所經歷的那一時期，即十九世紀自1865年至1890年間的時期。
資產階級對資本主義制度的這種質疑，在世界各地以不同形式出現。在一些西歐、中歐及南歐國家裡，這種質疑的表現，在於企圖用法西斯主義或其它專制方式鞏固資本主義。在美國，它的表現方式沒有那麼粗暴，而是1932-40年間的美國社會，預示了今天所謂的新資本主義。
為什麼法西斯的經驗不能推廣、普遍化，而變成新資本主義，而是用「甜蜜的緩和」這樣一種實驗，來解決社會的緊張關係，而且成為了新資本主義的基本特徵？因為法西斯體制所以產生，乃由於極端的社會、政治及經濟危機，由於階級關係中一種火爆的緊張局勢；而這種危機局面，歸根究底，是由長期的經濟停滯所決定；在這種停滯情況下，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無法再有協商的餘地。這種情況下，資本主義制度容不了任何較有獨立性的工人階級運動。
看資本主義歷史，我們可以區分出每五年、七年或十年出現一次的週期性危機，和以二十五年到三十年一次的長週期；這種也許可以稱之為長週期的現象首先是由俄國經濟學家康德拉季耶夫（Kondratief）提出討論的。一個以高成長率為特色的長期循環週，其後常常隨著一個以低成長率為特色的長期循環週。我認為，1913到1940年這一個時期，很明顯地是一個資本主義生產停滯的長期循環週；這段時期中，從1913年的危機到1920年的危機，從1920年的危機到1929年危機，這些接續的循環，特色皆在於格外嚴重的不景氣，因為整個長期趨勢都是停滯。
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迄今的長週期—我們不妨稱之為1940-65週期或1940-70週期，其特色則相反，它在於擴張。因為這種擴張，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談判餘地，就為之擴大了。這使資產階級有可能在向工人讓步的基礎上，鞏固資本主義制度；這個政策，在西歐和北美已以國際規模在進行，在最近的將來，甚至可推展到南歐的幾個國家中去。這個新資本主義的政策，首先建基於擴展中的資產階級和工人運動中保守力量的密切合作，而其維持則靠工人階級生活水平的上升趨勢。
不過，在這整個發展的背後，人們對於資本主義制度及其前途所持的懷疑態度，卻依然存在。而就其前途言，那懷疑本身已經無可置疑了。資產階級中那些舉足輕重的層份，都深深確認，經濟體制本身的自動性，所謂的「市場機制」，無法確保資本主義體制的存活。資本主義經濟的內部自動運作，已不復可恃；如果要挽救這制度，必須實行一種有意識的、逐漸推廣的、愈來愈常規化與系統化的干涉。
資產階級本身既如此失去信心，不再確信資本主義經濟的自動機制足以維持這體制的統治地位，那麼，為了較為持久地拯救這制度，另外一種力量必定要干預其中，這個力量就是國家。新資本主義的主要特色，就是國家日益干預經濟生活。自這個角度來看，當代歐洲的新資本主義，也不過是美國羅斯福時代經驗的一種擴延而已。
不過，要了解今天新資本主義的起源，我們還必須考慮另一個因素，以說明國家對經濟生活的日增干涉，這個因素便是冷戰。在更為一般的意義上，冷戰是反資本主義力量的整體，對世界資本主義提出的挑戰。在這種挑戰的氣氛之下，資本主義完全不堪再見另一次1929-1933年式的嚴重經濟危機。我們假想一下，如果西德有五百萬人失業，而東德卻覺得勞動力不夠用，德國會發生什麼現象？顯然，從政治觀點來說，這是完全不堪忍受的。這也就是何以資本主義國家中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干預，主要特性在於反週期—或者如果你歡喜用另一個詞兒的話，在於反危機。
不斷技術革命
上面我們提到過長期擴張這個現象，現在讓我們來看一看此現象。不了解這個長期擴張現象，十五年來我們在歐洲所見的這種特殊的新資本主義，無法得到解釋。
這次的長週期，始於二次大戰時美國。要了解這一次的擴張現象，我們要記得，資本主義歷史中其它幾次的擴張性長週期裡，都有一個共通因素重覆出現：技術革命。那麼，在1913-1940年間那次的停滯與危機的時期之前，也出現過具備這種性質的擴張性長週期，當非偶然。十九世紀的末葉，在資本主義歷史中，是一個極端和平的時期，其間除了殖民地戰爭外，再無或幾無烽煙，而完成於前一時期的技術研究和發明，此時也開始得到了應用。而在今天的這個擴張期中，我們目擊了更加速的技術進步，一場真正的技術革命，連「第二次工業革命」或「第三次工業革命」之類的稱呼都不太適用。我們事實上所面對的，是一場幾乎不曾間斷的生產技術大變革。但這個現象，實際上是二次大戰一經結束便把我們都捲了進去的軍備競賽及冷戰的副產品。
事實上，你如果仔細考察應用於生產上的技術變革，你會發現，其中99%的起源都和軍事有關。你將看出，這些變革幾乎都是首先在軍事領域得到應用的新技術的副產品。這些新技術要待過了或長或短的一段時期之後，才在某種程度上進入公眾領域，應用於民間生產。
這個事實之真確，使得法國核子攻擊力量的辯護者，今天要取之作為他們的一個主要論據。他們解釋道，如果不發展這種攻擊力量，那麼，決定未來十五年到二十年大部份工業生產過程的技術，將無法見於法國，因為這些技術，將是核子科技和工業中相關科技的副產品。
我現在不打算討論這種見解，雖然在其他方面我認為它是不能接受的。我只想強調，這種即使「偏激」的論調，證實在工業領域以及一般生產技術中見到的技術革命，大部份都是軍事領域內科技革新的副產品。
持久的冷戰，使人們不斷地在軍備方面尋求技術革新；就這一點言之，它構成了一個新的因素，一個或可稱之為超經濟的來源，不停地促使生產技術得到改革。在過去，技術研究缺乏自主性，它從屬於工業公司。那時候技術研究的週期性進步，受一個主要因素的決定。工業家會說：新發明要慢一點出來，因為我們現有的設備極其昂貴，先等成本分期完全收回來，等可圖之利都賺到手，等裝置成本都收回，等到那時，才可以開始另一時期的技術革新。
許多經濟學家都有見於這個事實，譬如說熊彼德（A. Schumpeter），便曾拿技術革命的這種週期性節奏，當作連續的擴張性長週期或停滯性長週期的根本說明。
但是今天，這種經濟動機對技術革新無法再有同樣的影響了。在軍事領域裡，沒有任何理由可以停止新武器的研究。相反，敵人可能會先發明出一種新武器，這是一種無時無刻不在的危險。因此，在這種實在的刺激之下，必須進行不斷的、無歇的、無視任何經濟考慮（至少在美國是如此）的研究，藉使江河長流，一無阻塞。這表示，我們正在經歷一個在生產領域中有不間斷的工技革命的時代。要了解這種變革，這種不間斷的工技革命，你只回顧過去十到十五年間發明了多少東西：從核能釋放開始，中經自動控制、電子計算機的發展、縮影技術、直至激光等一系列現象。
「不間斷的技術革命」一詞，換個方式來說，所指也不外就是這一個事實：固定資本的更新期，現在已大為縮短了。這說明了資本主義全世界性的蓬勃擴張。而一如資本主義制度歷次擴張性長週期，當今這個擴張的限制，也取決於固定投資的量。
固定資本的快速更新，也說明了基本的經濟週期何以縮短了它的長度。這種週期，通常是由固定資本的壽命來決定的。
現在既然固定資本更新的速度加快，週期的長度也就隨之減短。如今不再是每七年或十年來一次危機，而是每四年或五年就出現一次衰退。比起二次大戰以前，今天的循環週一個接一個來得較快，每一個循環週持續的時間也大為縮短。
最後，資本主義得以存在及發展的諸條件，發生了一個很重要的改變，這個改變的規模是世界性的。要結束我們對今天新資本主義發展諸條件的檢討，我們必須要來談談這個改變。
一方面，所謂的社會主義陣營擴大了，另一方面，我們見到了殖民地的革命。雖然「社會主義陣營」的擴大，對世界資本主義來說是一大損失—損失了原料、資本的投資機會、市場、及其它等等，但看來好像離奇，殖民地革命卻確不會使資本主義世界蒙受重大損失。相反，只要殖民地革命仍舊停留在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框框裡（若殖民地革命產生的是所謂社會主義國家，又當別論），它反而對帝國主義國家重工業產品如工業設備等的生產和外銷有刺激作用；這個隨殖民地革命而生的事實，正是解釋這一時期帝國主義經濟擴張程度的其中一個因素。
這就是說，除了技術革命以外，低度開發國家的工業化、新殖民主義、殖民地國家中新資產階級的發展，在在都更進一步地幫助了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長期擴張的趨勢。因為基本言之，這些因素能產生同樣的影響，它們也能促進重工業和機器製造工業在生產上的成長。這些製造出來的機器中，有一部份供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固定資本的加速更新之用。另一部份，即供新獨立的殖民地國家的工業化、機械化之用。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所討論的問題，便能掌握我們正在經歷的新資本主義階段的較深意義；這個階段，是資本主義的一個長期擴張階段，而我相信，這個階段，一如過去同樣性質的階段，在時間上也是有限制的。我決不相信這個擴張的時期能夠一直繼續下去，我也一點都不相信資本主義已經找到了點金石，讓它不僅能夠避免掉週期性的危機，還能躲掉榮衰相繼的長週期。但正是目前的這個擴張階段，造成了西歐工人階級運動面臨的特殊問題。
現在，我們來看看政府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干預，有著什麼基本特性。
軍備開支的重要性
冷戰及軍備競賽的持續，是助長資本主義國家中政府干預經濟生活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這是我們可以看到的第一個客觀現象。冷戰的持續、軍備競賽的持續、非常高的軍事預算的持續，意味著國家控制了全國所得中很重要的一部份。如果我們拿今天所有先進資本主義大國的經濟，來跟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各先進資本主義大國的經濟作一比較，立刻我們就會發現，其間已發生了非常重要的結構改變，同時這種改變和一切理論上的考慮及研究都無關。這改變來自軍事預算的增長。1914年以前，整個國家預算僅佔國民收入的5%、6%、4%或7%，但今天，資本主義國家的預算，佔了國民收入的15%、20%、25%甚至有達30%者。
即使我們暫不考慮干涉問題，單就持久軍備支出的這種增長來說，也足以表明國家業已控制國民收入的重要部份了。
我已說過，冷戰可能會照目前這樣子持續很久。這是我個人的信念。冷戰會持久，因為在全世界對抗的兩個陣營之間的階級矛盾是持久的；因為沒有邏輯上的理由能讓我們假定—不論就短期或長期而論—國際資產階級會在他們的全球性敵人面前自願地繳械，或者蘇聯和美國能達成協議，好使軍備支出能很快地減少一半、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
因此，相對於國民收入而言，持久的軍事開支在數額上及重要性上，都會日益增加，或者，穩定在一個比例上，按同期國民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我們從這一點開始討論。政府在經濟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正好就是軍費擴張這個事實造成的。
你們也許知道幾年前，皮埃‧納維（Pierre Naville）在《新馬克思主義評論》上發表的那篇文章。在這篇文章中，他轉載了法國1956年預算主持人提出的一套數據，這套數據顯示出軍事支出對一系列工業部門的實際重要意義。有許多工業部門，都是具有關鍵性及在技術發展中居領導地位的，如航空、電子、造船、電訊、甚至工程業，而當然還有核子工業，它們的工作，主要都是靠國家的合同，如果這些合同消失，它們注定會很快消失。
在美國，情形也相同；但因為在美國這些領導性的工業部門要來得更發達，同時美國的經濟規模也更大，所以這些部門往往成為地理區域的經濟軸心。加州—這是目前擴張最快的一個州—我們可以說大部份是賴美國軍事預算為生的。如果美國要解除軍備，同時仍然是資本主義國家，那對飛彈工業、軍事航空工業及電子工業集中的加州來說，實不啻一場大災難。我們沒有必要費詞來描繪這情形對加州資產階級政客的政治影響了—你不會在呼籲裁軍的鬥爭中看到他領銜的。
以上，我們談的是這一擴張時期的第一個現象—軍備支出的劇增。這一擴張時期的第二個現象，乍見之下，好似和前一現象矛盾，那就是可稱之為社會支出那項費用的增加；社會支出，即指一切和社會保障多少密切相關的支出。這類支出，普遍地在政府預算中一直增加，在過去二十五年到三十年間，在國民收入中舉足輕重。
危機如何藉衰退而「分期發散」
社會福利開支的這種增加，是相繼出現的幾個現象的結果。
第一個現象，是工人階級運動的壓力；這運動的目的，一直是想改善無產階級狀況中一個最明顯的特點：無保障。既然勞動力的價值，只敷工人一時生存之需，那麼一旦勞動力的出賣受阻礙—失業、疾病、傷殘、老年等任何有礙工人常態工作的意外—便會把無產者擲入貧困的深淵。在資本主義制度起始之時，沒有工作機會的工人，在困窘的痛苦中，唯一可求助的地方，只是私營或公營的「慈善團體」，以他們人的尊嚴受嚴重打擊為代價，換取無足輕重的物質幫助。而工人階級運動則一步步逼出了社會保障這個原則，起先是志願性的，後來變成強迫性的，以和命運的打擊相抗爭。這包括了醫療保險、失業補償、老年保險。工人階級運動的鬥爭，最終實現了社會保障的原則。在理論上，賺工資及薪水的人出現當前收入的任何損失，它都應保障。
後來國家對實行社會保障也發生興趣。那些獲得大量資金來支持社會保障計劃的機構，往往擁有大量流動基金。它們可以把這些基金借給政府，貸款給國家（通則是短期合同）。納粹政權應用了這個方法，後來這個方法也被大部份資本主義國家採行。
這些社會保障基金數量不斷增加，又進一步造成了一個特別的情況，給工人階級運動提出了一個既具理論性又極實際的問題。工人階級運動正確地認為，所有付給社會保障基金的款項，無論是由僱主付的、國家付的、或由工人自身工資扣出的，都仍然是工資的一個部份，或可謂之「間接工資」、「延付工資」。這是唯一合理的觀點，也是符合馬克思價值論的觀點，因為工人用勞動力換來的任何東西，都應該列為此勞動力的價格的一部份，無論是當時就付給他（直接工資），抑或以後才付給他的（延付工資）。因此，對社會保障基金實行甚麼「對等管理」（勞資對等，勞國(家) 對等），只是對工人權利的一種侵犯。既然工人才是這些基金的唯一主人，那麼除了工會之外，其它任何未經授權的社會團體，若想干涉這些基金的管理，都當拒絕。一如資本家不會讓他們的銀行帳戶受「對等管理」，工人也不應同意他們的工資受「對等管理」。
但是繳納社會保障的錢愈來愈多，造成了直接工資和延付工資之間的某種「衝突」，因為延付工資有時達到了全部工資的40%。許多工會反對再增加延付工資，而集中於要求新的收入立刻付現。不過，我們一定要了解，在「延付工資」和社會保障的背後，是階級團結這個原則。實際上，疾病及意外等預備金，根據的不是「個人收入」的原則（每個人都應得到他本人的供款，或僱主、國家存入他的戶口的供款），而是保險原則。沒有遭到意外的人也供款，為的是使遭到意外的人得到補助。這種作法所根據的原則，是階級團結﹔也就是說，工人利益所在，正是要避免一個次無產階級的產生﹔一則，以防損害勞動群眾的戰鬥性（每人因為害怕自己有一天淪落為次無產階級而不敢反抗），再則，也防止因競爭上崗而引起工資下跌。所以，我們非特不應抱怨延付工資「過多」，反而應向工人解釋其不足得可憐，因為即使在最繁榮的資本主義國家中，這種不足也造成了大部份年老工人生活水平的大幅下跌。
要有效應付直接工資和延付工資之間衝突，就要用普及全體公民的團結，來代替僅限於勞動階級的團結﹔把社會保障（健康服務、充分就業、老年服務）涵蓋全民，並由收入累進稅來支付。唯有如此，「延付工資」才能發揮作用，成為真正有意義的工資增加，在對工資收入者有利的條件下，真正重新分配國民收入。
我們必須充分看清楚，到目前為上，這種制度並未在資本主義普遍實現；我們甚至有必要問問：實現上面所述的要求，是否無可避免地會激起資產階級的對抗，而其強烈性質，會引起革命危機的時期。就事實言之，社會保障最有意思的幾次經歷，如1944年以後在法國實行者，尤其是1945年起英國實施的全民醫療服務，其資金來源，自課征工人本身的稅得來的部份（主要是增加間接稅，及對工資不高者也增加稅額—如在比利時），要遠超過對資產階級課征的稅。這就是何以在資本主義制度中，我們從來看不到靠課稅而真正地、根本地重新分配國民收入，以為在資本主義下可以靠課稅而改變所得的分配，那只是改良主義的諸大神話之一罷了。
說「延付工資」和社會保障對工業化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民收入日益重要，尚有另一意義，那就是它們的反經濟週期的特性。在這裡，我們找到了何以資產階級國家、新資本主義樂於見到「延付工資」的量得到增加的另一理由。那是因為延付工資量的增加，產生了吸震墊的作用，防止了危機發生時國民收入太突然、太劇烈下跌。
從前，一個工人若是失去了工作，他的收入便減為零。一個國家裡勞動人口四分之一失業，全部賺工資領薪水的工人的總收入，也會隨之自動地減少四分之一。這種收入下降，也就是「總需求」下降，而這對整個資本主義經濟有嚴重後果。這點已屢屢見之於書了。它給資本主義的危機造成了一種連鎖反應的現象，以懾人的邏輯與必然性不斷繼續下去。
讓我們假定，危機是在一個製造機器的部門中發生的。這個部門被迫關閉工廠、遣散工人。被遣散的工人在收入上受到損失，由而劇烈地削減了他們對消費品的購買。因此，很快地，在生產消費品的部門中，出現了生產過剩，這類部門便也被迫關閉工廠、遣散人員。由之，隨著更多工人失業，消費品的銷售愈發下跌，滯銷庫存品反告增加。此時，製造消費品的工廠因為受到了嚴重打擊，便須減少或根本取消訂購機器。這樣一來，又造成重工業部門中更多的工廠關門，以及再一批工人遣散，於是又使得對消費品的購買力再下跌，又更進一步加劇輕工業部門的危機，於是又迫得解僱另一批工人，如是者一直蔓延下去。
但是，如果已經建立起一套有效的失業保障制度，危機的這些累積效應便可以得到抑制；失業補償愈多，也就有愈強的抑制危機的效果。
我們再回頭從危機的起始階段看起。製造機器的部門發生了生產過剩，必須要遣散一些人員了。但如果失業救濟金達到遭遣散工人工資的60%，那麼這遣散不致於造成失業者收入完全喪失，而只是使他的收入減少40%。這樣子，一個國家中10%的失業率，就不至於導致需求減少10%，而只是4%，25%的失業率，也不過使所得減少10%。所得的減少造成的累積效應（學院派經濟學用一乘數乘需求的減少來表示此效應）於是相對地減低，這場危機對消費品部門的打擊便緩和多了。於是消費品部門便不須要解僱太多工人，對機器的訂購也多少可以繼續，等等。簡言之，危機不會如螺旋狀擴散開來，而會在中途被「遏止」。然後，可以開始解決它。
今天我們所謂的衰退，便不過是特別藉社會保險制度來遏止住的一場標準資本主義危機。
在我的《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一書中，我引用了前幾次美國衰退時的數據，他們都從經驗上證實了上面的理論分析。事實上，按這些數據，1953年和1957年的兩次衰退，起始時都極為猛銳，其劇烈之勢，無論從那一方面說，都可以和以前最嚴重的資本主義危機（1929年和1938年）相比擬。但它們又迥異於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危機。戰後的衰退在出現後幾個月內便停止擴展，隨之半途遏住，開始退潮。現在我們可以明白，危機緩和為衰退的其中一些原因。
從國民收入在資本與勞動之間的分配的角度來看，軍備預算的巨額增長，與「延付工資」的同樣增長相比，具有相反作用(即增加資本的份額的作用—校譯者按)，因為不管怎麼說，「延付工資」裡總有一個部份是由資產階級的額外支付中來的(而軍備開支則裨益軍火商—校譯者按)。不過從反週期的效應的角度來看，軍備預算（甚至一般公共支出）的增長，和社會保險數額的增長一樣，都遏制住危機的破竹之勢，這成為新資本主義的特性。
總需求可以分成兩類，一類，是對消費品的需求，另一類，則是對生產物資（機器、設備等）的需求。社會保障預備金的提高，使得消費品開支（對消費品的需求）在一場危機之後不致於極度下降。而公共開支（特別是軍備開支）的增加，則使生產物資的開支（對生產物資的需求）在危機之後不致於大幅下跌。這樣，新資本主義的這些特徵，在兩個範疇中都能發生作用；其作用雖無法完全消滅資本主義的矛盾—危機照常發生，資本主義尚找不到什麼方法確保一個多少較平衡、較連續的成長—但卻可以減低其矛盾的強度及嚴重性，至少一時如此。
但是這樣的進程，是在這樣一種環境下進行的，就是長期而加速的增長，是以不斷的通貨膨脹為代價的。
通貨不斷膨脹的趨向
適才我們討論過的兩種現象，均具有反週期的作用，但它們形成的後果之一，卻是一種可以稱之為通貨不斷膨脹的趨勢。從1940年起（即二次世界大戰的開始或前夕）這已經是資本主義世界中一個很明顯的現象了。
軍事部門即武裝部門在大部份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中居重要地位，是通貨膨脹的基本原因。和消費品、生產物資的生產一樣，軍備的生產也創造出購買力。製造坦克車、火箭的工廠，一如製造機器或紡織品的工廠，都發工資給工人，擁有軍火工廠的資本家，和鋼鐵廠、紡織廠的老闆一樣，都把利潤塞進自己的口袋。但是軍備生產有一個特點：這部份新添的購買力，在市場上卻沒有相應的新添貨品與之交換。古典經濟學的兩個基本領域—消費品部門和生產物資部門，在一方面創造出購買力，在另一方面也給市場提供了一批貨品，足以吸收這些購買力。但是軍備部門雖然創造出了購買力，卻無論是在消費品方面或生產物資方面皆無法提供一批貨品給市場，好吸收它創造出來的購買力。
只有在一種情形下，軍事開支不會形成通貨膨脹，那就是假定軍事開支完全由稅收來承擔，同時在比例上，要使資本家及工人的購買力，能和消費品及生產物資的價值之間的比率，維持住完全不變[2]。可是這種情形，不僅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存在，就是在稅率最高的那些國家也找不到。就美國而論，稅收絕對不敷總軍事開銷之用，軍備部門產生的購買力，並未藉課稅抵銷掉，所以，由之而生的不斷通貨膨脹趨勢始終存在。
資本主義經濟進入壟斷時代後，另有一個隨此經濟制度而生的現象，也同樣有造成不斷通貨膨脹的效果，那就是很難使價格下降。
龐大的壟斷性托拉斯已實際或完全控制了市場，特別是生產物資和耐用消費品的市場。因此古典意義之下的價格競爭已不復存在。供不敷求之時，價格定然上漲，可是到了供過於求的時候，價格卻依然停在原檔不下跌，或只下跌少許。這個現象，在重工業及耐用消費品市場中，已經很明顯地存在二十五年了。尤有甚者，這個現象在其趨勢上就是和我們先前討論過的長週期連在一起的，因為必須坦白承認，我們根本不能預測耐用消費品在這個長期擴張結束後的價格變化。
當汽車工業要增加其超額生產能量時，價格上的新競爭、及大幅度降價，並非不可能。有人預言六十年代後五年（65、66、67）將會發生汽車業危機，但是也有人認為只要小型車在西歐的售價降低一半，這個危機便不難解決。這說法可能對。如果有一天，一輛雪鐵籠(Citroen) 4CV或2CV型的汽車，售價只是二十萬舊法郎或二十五萬舊法郎，那麼需求會上昇，就可以在正常情形下把超額生產量消化掉。照現在的各種協議而言，這看來尚不可能，但是如果有見於五年或六年長期的死活競爭（這在歐洲汽車工業來說，是完全有可能的），那就有可能出現這種結局。
不過，我們馬上要補充：另一種結局更有可能發生，那就是隨著幾家汽車公司關門消失，超額的生產能量也隨而消失。這樣便會防止價格的巨幅下跌。這種情形，在壟斷資本主義中，正是對上述因生產能量增加而造成競爭的典型反應。上面我們提到的另外那種反應（大幅減價），當然不是全無可能，但是到目前為止，我們在任何領域裡都還未見過。例如石油工業，潛在的生產過剩現象業已存在了六年了，但是利潤率高達100%和150%的那些托拉斯，它們所容許的減價，不啻九牛一毛。他們容許的減價率大概是5%或6%，但事實上，只要他們樂意，他們至少可以把汽油售價降低一半。
「經濟計劃」
新資本主義這枚銅板的另一面，牽涉到通常用「管理經濟」、「經濟企劃」或更進一步的所謂「指導性的計劃」等名稱來代表的一組現象。它和資本主義的古典精神背道而馳，是另一種形式下對於經濟的有意識干預。但這種干預的特色，在於它不復只是以政府為主的一種行為，而更是由政府與各資本家群體雙方合作與結合而進行的一種活動。
這種種「指導性計劃」、「經濟企劃」、「管理經濟」的發展趨勢，該怎樣來說明呢？
我們必須從大資本的一種實際需要來開始看。大資本的這種需要，正好來自本章開始處我們討論過的那個現象。在那裡，我們談到了機器設備更新節奏的加速，提到了一場多少具有不間歇性的技術革命。而我們所說的固定資本更新節奏的加速，所指不外是在不斷縮短的時期中，人們一定要分期回收不斷變大的投資開支。當然，這種分期回收，必須要經過計劃，經過盡可能準確的計算，以防止經濟發生短期的波動；因為對於動用資金數以百萬元計的企業來說，經濟的波動有可能造成難以置信的紊亂。這基本事實，便是資本主義朝著一種管理經濟而企劃的原因。
今日處在龐大的壟斷集團之下的資本主義，在投資時動輒集中數以千萬元計的資本，而又必須很迅速地分期回收。這種資本主義，蒙受不起巨大的週期性波動之險。因此，它需要得到保證，至少在約略相當於其固定資本分期回收的一個平均時期內，分期回收的耗費一定能賺得回來，收入能夠繼續；這種平均時期，在目前約為四年至五年。
再者，這種管理經濟的需要，本身也是直接從資本主義企業內部產生出來。生產程序愈益複雜，便需要愈益精確的計劃，否則，整個企業便不能像一個整體般運行。歸根到底，資本主義的企劃，不外乎把在大資本主義企業或企業群（如包含許多公司的托拉斯或卡特爾）內部早已進行的工作，擴充到全國範圍，或更準確地說，在全國範圍內協調進行。
這種指導性計劃的基本特色是什麼？在本性上，它迥異於社會主義的計劃，因為它不是設定生產指標，也沒有為求達標而從事其他計劃。相反，它協調各私有企業早已擬定好的投資計劃。這種協調，最多是由政府出面來協調各種指標，定下優先次序。而這些指標都是為了符合資產階級的共同利益。
在如比利時、英國等國家中，這種工作進行得斧鑿彰明；在法國，任何事都在一個大為精緻的學理層次上出現，又輔以大量的偽裝，所以整套作法的階級性沒有那麼明顯。但是法國的這套經濟設計，和其它資本主義國家的仍無二致。在本質上，「設計委員會」、「設計局」、「企劃局」的活動，都在於諮詢各個僱主集團的代表，考查他們的投資計劃和市場預測，「調和」不同部門之間的預測，避免瓶頸和重覆。
吉爾勃‧馬丟（Gilbert Mathieu）在這個問題上發表了三篇好文章（世界報，1962年3月2日、3日、6日），他指出，在各個計劃委員會及下屬小組委員會的工作中，雖然有二百八十位工會代表參加，但公司頭子及僱主組織的代表，卻達一千二百八十人。「法朗素亞‧貝魯（Francois Perroux）先生相信，在實際上，法國的計劃往往是在大公司及金融機構的優勢影響下設定、進行的。」即使最溫和的工會領袖如勒‧勃倫（Le Brun），也斷言法國的計劃「基本上是在資本的高級代理人和政府高級行政人員之間安排定的，而兩者之間，前者的力量又常超過後者。」
再者，各公司決策之間的這種對抗和協調，對資本主義經理人員也是很有用的。它是對市場進行全國性的、長期的探測，而依目前技術來說，這種探測還是相當困難的一件事。但所有這些研究、計算的根據，仍會由僱主當作預測而提供的數字。
因此，這種企劃或「指導性的計劃」便具有兩個特殊的、基本的方面。
一方面，它很偏狹地專注於僱主的利益，而且是它計算的起始根據。同時，這裡所謂的僱主，並非指所有的僱主，而只是資產階級中居支配地位的一些階層，即壟斷集團和托拉斯。當極有力量的壟斷集團之間發生利益衝突時（請回想一下1962年美國鋼鐵製造業托拉斯，和鋼鐵消費業托拉斯之間，關於鋼鐵價格的衝突），政府便在資本家集團之間扮演著某種仲裁者的角色。從某些方面來說，政府是資產階級的一個管理公會，代表所有股票持有人、所有資產階級成員而行動，但它關注的利益，仍然只是居支配地位的團體的利益，而不是民主、不是大多數的資產階級分子的利益。
另一方面，所有這些計算，建基於一種不確定性。這種不確定性，來自作計劃時，根據純粹預測。此外，也來自政府沒有執行這些計劃的手段。事實上，就是私人企業也無法保證他們的預測能夠實現。
1956年到1960年間，歐洲煤鋼共同體及比利時經濟部的「企劃師」，在對西歐特別是對比利時的煤消耗量作預測時，兩度慘重失誤。第一次，是在因蘇伊士運河事件而導致的供應危機之前及之中，他們預測1960年消費量將激增，也預測了煤產量會隨之上升，其中比利時的煤年產量將自三千萬噸增至四千萬噸。事實上，1960年比利時煤產量由三千萬噸降至二千萬噸；結果，「企劃師」犯了雙重大錯。可是，這一個錯誤記錄上的墨瀋方乾，他們又往相反方向犯了一個錯誤。當煤的消耗量正在下降時，他們預測這個下降的趨勢會繼續，同時宣稱有必要進一步關閉煤礦。無奈1960年到1963年間發生的情形正好相反：比利時煤的年消耗量自二千萬噸增至二千五百噸；結果，因為經營的產煤能量已遭削減三分之一，造成了煤的嚴重缺乏，特別是1962年到1963年的那個冬季，必須十萬火急地—甚至遠自越南—進口煤。
這個例子，鮮明地讓我們見到「企劃師」在為工業部門進行計算時十分之九的時間都必須用到的一種技術。這技術，簡言之就是根據目前的趨勢來預測未來，至多再藉一個表示需求彈性的因素來校正，而這個因素，又是根據經濟增長率的預測而得出來的。
國家對於利潤的保證
這種「管理經濟」尚有另外一面，使得它對於工人階級運動來說格外危險；那就是在「經濟企劃」這個觀念中，涵蘊了「社會企劃」或「收入政策」這樣的概念。若不保證托拉斯的薪資支出的穩定，便根本無法保證它們的開支及收入在五年期—這是分期回收它們新設備所必須的時間—的穩定。如果沒有辦法「設定」「勞動成本」（即預知和限定工資的增加）則也無法「設定」「成本」。
在西歐每一個國家中，僱主和政府都在盡力把這樣一種趨勢加在工會身上。他們這種努力，有許多例子：延長合同期限，立法禁止野貓罷工或使停工更形困難，大肆宣傳「收入政策」是抵制「通貨膨脹」的「唯一保證」等等。
說甚麼我們必須朝著「收入政策」走，甚麼工資的增加率可以準確地計算出來，甚麼必須這樣做以避免罷工帶來的損失，因為罷工「對誰都不利，對工人不利，對整個國家也不利」—這些說法現在在法國正十分普遍。這些說法所涵蘊的意思，不外是要把工會深深地整編到資本主義制度中。從這個角度來說，工會運動在根本上已不復是工人改變國民收入之分配的一個鬥爭武器了。它變成了「社會和平」的一個守護者，保證僱主在資本的運行再生產過程中能得到穩定，保證固定資本在整個更新期中能分期回收。
顯然，這對於工人及工人運動來說，是一個陷阱。何以如此，有許多理由，在此無法細論。但一個基本理由，就是資本主義經濟及一般市場經濟的本質使然；當今法國經濟計劃的主持人馬塞先生（Mr. Masse），最近在布魯塞爾的一次演說中，也承認了這一點。
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工資是勞動力的價格。這個價格，遵循供求率，環繞著勞動力的價值而波動。那麼，在資本主義經濟週期中，力量對比的變化，勞動的供與求之間的變動，在正常情況下是怎樣發展呢？在衰退和復甦時期，會有失業，這對工資有不利影響，工人發現這時候爭取工資大量增加很困難。
那麼，在經濟週期中，爭取工資增加的最有利時期又何在呢？顯然，那是在充分就業甚至發生勞動短缺的時候；易言之，在最後的繁榮期，即在行情的頂峰或在「沸點」上。
要求增加工資的罷工，在這個時期最容易成功；在這個時期，處於勞動力短缺的壓力之下，就是沒有罷工，僱主也最容易同意增加工資。不過，每一個資本主義專家都會告訴你，從「穩定」的角度來看，從維持資本家利潤率所需要的限度（這一點始終是這類推理的基點）來看，在這個時期發動罷工和增加工資，恰恰最危險。因為在所有「生產因素」都充分運用時，你若提出額外需求，這一部份自動地造成通貨膨脹。
換句話說，「管理經濟」的整個邏輯，正好就是要在整個週期中階級力量的對比有利於勞動階級的唯一時期，來避免罷工和改善工人生活。可是，這也是週期中唯一的階段，是勞動力求過於供，這時工資可以上升，並改變國民收入在工資和利潤間、不利於工資的分配傾向。
由此可知，所謂「管理」，目標是在整個週期中、這個特定時期，防止工資增加，以便在整個週期都能降低工資的整體增長率。這樣就保證了在每個週期，工資占國民收入的比例的總趨向是下降。在經濟復甦期，工資已有下降趨勢向，因為依定義來說，復甦便是利潤率上升的時期（不然何得謂之復甦？），而若在經濟巔峰時期工人也不許改變此一趨勢，那麼國民收入分配的惡化趨勢，自將保持不墜。
我們可以舉出實際的例證，看看在國家控制及工會合謀之下，完全僵硬的收入政策，會造成什麼結果。1945年以還荷蘭實行著這個政策，其結果昭昭在案：工資對國民收入之比顯著下降，在歐洲各地—甚至西德—皆無可與之相匹擬者。
再者，即使純粹從一個「技術」層次來考慮，也有兩個論證，足以駁倒主張「收入政策」的人：
一，如果你以「市場行情」理由要工資的增加不得超過充分就業時期生產率的增加，那麼為何在有顯著失業的時期，你卻不讓工資較大幅度的增加？同樣根據市場行情的理由的話，失業時期增加工資恰恰是完全正當的，因為總需求的提高可以刺激整個經濟……
二，如果在各項收入中只有來自工資的收入是已知數，試問「收入政策」怎能有效執行？因為任何「收入政策」要有效，前提是能夠找出資本家的確實收入及生產率真正的增加量，但是，如果沒有工人對生產的控制，沒有公開公司的帳簿，不去廢止銀行帳戶的保密等先決條件，又如何斷定資本家的收入？
我們這樣論辯，不意味我們必須接受資產階級經濟學者的技術性論據。所謂在充分就業時期，工資的增加若超過生產率的增加，會自動造成通貨膨脹，是一種絕對錯誤的說法。工資的增加會造成通貨膨脹，只有在一個情況下有可能，那就是利潤率穩定不變。但如果藉助於（如共產黨宣言所言）對私有財產的強制性干涉，降低了利潤率，那麼就不會再有什麼通貨膨脹了；我們只是把購買力從資本家手中拿過來交給工人而已。這時，唯一可以成立的反對意見是投資有減慢之可能。但我們無妨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告訴資本主義的辯護士們，在一個充分就業時期，繁榮在其「沸點」之際，減少投資並不是一件太壞的事；何況，投資的減少，這時早已開始。而從反週期的政策來考慮，降低利潤、增加工資，也是一個比較明智的作法，它可以讓受薪工人及消費者有較大的需求，這樣就能支撐投資水平，而市場行情也保持得比較好；不然，行情一定受到生產性投資無可避免降低的傾向的威脅。
所以，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從一種社會的觀點來看，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干涉，管理經濟、經濟企劃、指導性的計劃、等等，是一點也不中立的。它們都是掌握在資產階級、或資產階級的統治集團手裡，用來干涉整個經濟的工具，它們絕對不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仲裁者。資本主義政府執行的唯一真實的仲裁，是在資產階級內部不同資本家集團之間的仲裁。
新資本主義的本質，政府對經濟生活日增的干涉的本質，可以概括成如下公式：如果任由資本主義聽命於經濟的自動機制，就越有迅速滅亡的危險。所以國家日甚一日地變成資本家利潤的保證者，保證資產階級中居統治地位的壟斷階層的利潤。國家的保證，靠的是它能減少週期波動的震幅。它另一種保證手段，是愈形重要的軍事性或半軍事性的國家訂單。它保證利潤的手法，是在「管理經濟」的架構中臨時採取的種種技術。在法國的所謂「准合同」（Quasi-Contract），就表明了這一點。這種合同，很明白地保證利潤，其目的，則是要矯正區域性的或在不同工業部門之間的發展不平衡。國家告訴資本家：「如果你在某個地區投資，或在某個部門投資，不論成效如何，即使你的賠本廢物連賣都賣不掉，甚至即使你完全失敗，我們都保證你的資本可以得到6%或7%的利潤。」這是國家保證壟斷利潤的最好、最明白的形式，但是這卻不是法國計劃師的發明；因為沙赫特(Schacht)、封克(Funk)、戈林(Goering)等人，在納粹的戰備經濟及其四年重整軍備計劃中，早就應用過這個方法了。
歸根結蒂，一如資本主義制度中所有其它真正有效果的反週期措施，國家對利潤的保證，就是由國家為中介，在有利於帶頭的壟斷集團的情況下，重新分配國民收入。其所實行的辦法，不外乎提供補助、減稅、以較低利息提供貸款。這些手段，最後造成利潤率上升。在一個正常運作的資本主義經濟架構下，特別是當這經濟處於長期擴張階段時，利潤率上升，顯然能刺激投資，產生和計劃者所期待的相同結果。
在我們面前有兩條路，一條是固守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架構之內，而這樣就無可避免在邏輯上始終接受這種見解：如要投資穩定增長，要工業部門保持繁榮(這得靠私人投資)，唯一辦法是保證利潤率。
另一條路是採取社會主義立場，拒斥增加利潤率那條路，主張在工業中發展出強有力的公共部門，與私有部門並存。這是擺脫資本主義架構及其邏輯的一條路，從此開始我們所謂結構上反資本主義的改革。
在近年的比利時工人運動史中，我們經歷過這兩條路向的衝突，而法國在未來幾年中，一旦失業人數上升，也必會遇到這個衝突。
某些社會主義領袖（對他們為人的誠實我無意懷疑），實際上像我剛才那樣直截了當、那樣冷語譏誚地說了這樣的話：「你要是想在現存制度中短期內解決失業問題，除了增加利潤率外，再無其它辦法。」可是他們忘了加上一句（雖然這句話本無待言）：這樣作等於靠犧牲工人來重新分配國民收入配。換句話說，除非你志在騙人，不然你無法一方面呼籲經濟擴張(這在資本主義之下不外是要私人投資增加)，另一方面又要求在有利工人的條件下，重新分配國民收入。在資本主義制度的架構中，這兩個目標完全衝突，至少就短程及中程時期來說是如此。
因此，工人階級運動面對的，是一個根本的抉擇：選擇在新資本主義結構中改良的政策，就表示把工會融化於資本主義制度中，變成了固定資本分期回收時期中維持社會和平的憲兵；或者選取一個基本上反資本主義的政策，提出一個短期的反資本主義的結構性改革的綱領。
這些改革的根本目標，應該是把經濟的控制杆杠，從金融集團、托拉斯、壟斷集團手中奪取過來，交給全體人民，在信貸、工業、運輸等行業，創造有決定性力量的公共部門，完全置於工人控制之下。這就表示在公司層次上及整個經濟中，出現了雙重權力，並迅速提昇為工人階級及資本家統治者之間的雙重政治權力。
這個階段便導向工人奪取政權，締造工人政府，開始建設一個免於剝削及其一切罪惡的社會主義民主制。
[2] 這個說法尚嫌不夠精確。為了簡單起見，我們沒有考慮到資本家的購買力中用來⑴供資本家自身消費和⑵供資本家再投資後新僱用的工人消費的那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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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版附錄：論社會必要勞動
有三位瑞典作家認為，本書對社會必要勞動所作的二重規定，起於作者的混淆。我認為，決定社會必要勞動有兩個因素—⑴某個生產部門中勞動的平均生產率及⑵用特定商品來滿足的有效需求。他們則認為，只有第一個是正確的。第二個因素決定的不過是商品的價格和價值之間的差額而已。
這幾位批評家錯了。在《資本論》第三卷第十章中，馬克思說明了「社會必要勞動量」的這兩種規定要如何合而為一。它們要合併起來，因為價值乃是社會性的範疇。「社會必要勞動量」一詞，提出了一個問題：什麼是社會所必要去做的？答案很明顯：去滿足有效需求。在一個以普遍商品生產為基礎的制度裡，在這種經營者除非將生產出的商品賣出，否則無法實現剩餘價值及積累資本的制度下，「某工業部門的平均生產率」甚至「現有生產能量」這種概念，若不聯繫到要被滿足的欲望上去，都是沒有意義的。
依此觀之，「平均生產率」既不是一個純粹技術性的「事實」，也非某個工業部門所有工廠的生產能量除以所僱生產者總數得出的數學平均數。反之，它按照生產能量和銷售之間的關係而變動。如果某一國家中三分之二的煤礦都有困難把煤賣掉，只以生產能量的一半工作，甚至完全停止生產，煤礦業的「平均生產率」必定大異於所有煤礦在以全副能量進行生產時的「平均生產率」，即使此時煤礦業並未有任何技術上的革新。
馬克思區分出三種情況：⑴一種商品的價值由按照此工業部門技術平均生產率來生產的工廠來決定的情況（供給與需求在結構上達至平衡）；⑵商品價值由高於這個工業部門的平均生產率的工廠來決定的情況（供給在結構上超過需求）;⑶商品價值由低於這個工業部門的平均生產率的工廠來決定的情況（需求在結構上超過供給）。（見編譯局中譯本《資本論》1975年版第三卷203-209頁。）在第一種和第三種情況下，以較優生產率進行生產的工廠將實現剩餘利潤。
這便是何以馬克思區分商品的「個別價值」和「市場價值」的原因。為了使此小冊子—它僅是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一個導引—所含的解說不致過度複雜，在我試圖盡可能清楚地重新呈現馬克思的推理路線時，我決定不用「市場價值」一詞。
按平均強度在生產過程中支付出的活生生的人類勞動的簡單而抽象的總量，決定了在社會中新創造出來的價值總量。這個總量在生產過程中已決定在先。在商品流通過程中，市場所發生的事，既不能夠增加它，也無法減少它。不過，這個規則只有對整個社會才有效。對個別工業部門以及個別工廠，它就不再適用。因為市場價值可以偏離「個別價值」，偏離個別商品中實際包含的抽象勞動量（這表示在同一部門內，價值和剩餘價值的總量的重新分配）。還有，生產價格也可以偏離市場價值（這表示在不同部門之間價值和剩餘價值的重新分配）。
在價值和剩餘價值重新分配的機制中，社會的需要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價值規律的其中一個功能，就是在一段時間之內，在分配物質資源到不同生產部門，與分配有效需求以便滿足各種需要、這兩者之間去重新建立均衡。而有效需求的分配，它自身的量度和量化的方式，又是處於資本主義社會特有的、對抗性的分配條件之下的。在這種情況下，普遍商品生產的社會要達至均衡，是永遠不可能事先實現或直接實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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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五常宣佈馬克思復活了！
劉宇凡
（原載《新苗雙月刊》第2期，1987年5月。此處在個別用詞上有微小修訂。）
「真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奇蹟！張五常教授宣佈馬克思復活了。」
「胡說八道，哪有此事！你發佈這樣引起全港五百萬人莫大恐慌的虛假新聞，大概是窮極無聊，想去吃皇家的免費三餐了。」
「你同我定！我的新聞有充分可靠的來源，而且我不在乎把來源透露。」
「馬上說來！」
「張教授不是前幾年發表過一篇傳誦於香港知識界的偉大傑作，題為《馬克思奄奄一息》嗎？什麼叫做奄奄一息？我請教過小學時代的中文老師，他說，奄奄一息就是活人快要死的狀態。我說，『哎呀！原來那個專門破壞資本主義繁榮安定的大魔頭還沒有死。』老師說，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已經死了。這樣看來，豈不是張教授用他的名作宣佈馬克思復活了嗎？」
「哈哈！原來如此。你太欠缺文學細胞了！張五常不過是運用象徵的修詞技巧。他說馬克思，指的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那篇文章指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基礎早已被挖空，在實際中又到處都被人拋棄，所以馬克思主義雖然還未死僵，也差不多了。張教授的文章對於安定香港人心有莫大的貢獻，你這糊塗蟲卻了解到相反方面去了！」
「我又不是什麼教授，什麼博士，自然不懂什麼文學修辭。不過，死的活的都分不清，豈不是越修越糟？我硬是不佩服！」
「跟你這種人永遠說不清！張教授那篇文章只不過三招兩式，就打得馬克思主義無法立足了。你不佩服，香港佩服的人多得很。」
笑話到此為止，讓我們看看張五常究竟怎樣三招兩式就把馬克思主義打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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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上有許多個孔子。漢代的緯書中的孔子，更是海口、牛唇、虎掌、龜背那樣一副尊容呢！同樣，近代也有許多個馬克思。張五常所創造的近於白癡的「馬克思」也算是一個偉大發明。
李嘉圖與馬克思
在《馬克思奄奄一息》一文中。張五常說，馬克思的「勞力價值定律」是馬克思學說的基礎；但這個基礎不是馬克思本人奠定的，而是「取自李嘉圖」。接著，張五常引述李嘉圖一番話，去證明李嘉圖本人是「否認了價值與勞力是有著一定的關係」。既然連李嘉圖本人也否認了勞動價值論，那麼「整個馬克思理論的『上蓋』就會塌下來」。
關於李嘉圖，正確的說法應當是：他提出過勞動價值論，但後來動搖了。他的《政治經濟學和課稅理論》提出這個理論，但是後來想改寫該書。儘管最後始終不曾改寫。所以該書還是明白的提出勞動價值論。
李嘉圖後來多少否認了勞動價值論，這是重要的。但他提出過勞動價值論，這更其重要。一種經過嚴格論證而提出的學說，一旦完成，便脫離作者，享有自己的生命，有獨立的存在權利。上帝發明了這個世界，這一事實賦予上帝毀滅這個世界的權利。但這是宗教觀念而非科學觀念。在科學探索中，學說的創始者沒有任何特權。他沒有最後審判權。學說正確與否，並不決定於創始者；既不以他的是為是，也不以他的非為非。那就如同加里略本人雖然否認他曾經堅持過的日心說、但並不因此而改變了日心說的科學性一樣。如果那種學說喪失了存在的權利，那不是因為創始者否認了它，而是因為它在科學的論證和實踐的檢驗中被證明錯誤。所以，李嘉圖的學說是對是錯，不以李嘉圖的態度為依歸，正如日心說正確與否不以加里略的態度為依歸一樣。
那麼，李嘉圖的價值學說本身。是對的還是錯的？張五常認為是錯的。但為什麼錯？錯在那裡？張五常完全沒有正面回答。原來，他的所謂三招兩式，意思就是不必通過獨立的、艱苦的科學分折，而是以李嘉圖的是為是，以他的非為非而已！
張五常還天真的以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是照抄李嘉圖的，所以一旦李嘉圖自我否定，馬克思也就無地自容了。真是驚人的無知！任何人哪怕只是稍微拿《資本論》同《政治經濟學和課稅原理》加以比較一下。便可以知道，二者相距不可以道理計！李嘉圖主張勞動價值論，但越到後來，越發覺到他的理論無法解釋，既然勞動時間決定價值，何以不同有機構成（這個詞兒是馬克思而非李嘉圖發明的。他用的是另外一個詞）的部門，價值量理應不同，但一般利潤率卻是相同的？到了馬克思，他才圓滿地解釋了這一矛盾。不論馬克思正確與否（在這裡我們暫時不談這個問題）任何比較有科學精神的人都要承認，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說，不僅是繼承，而且是通過批判它們而創造了自己一派的勞動價值論。張五常以為借李嘉圖幾句話就可以躲開嚴格的科學分析，三招兩式便「否定」馬克思，這就像阿Ｑ打不過王鬍子，便背地裡罵他娘，借此來「否定」王鬍子一樣。
資本家對號入座
馬克思認為勞動力創造價值，而資本家不勞而獲，剝削工人。張五常則挺身而出，為資本家辯護，說：「資本家的高瞻遠矚、果敢判斷及承擔風險」，貢獻極大，所以他的報酬（利潤）是理所當然的。
這裡包含了多重的錯誤。
馬克思認為工人創造價值。馬克思也認為資本家剝削工人。這都是千真萬確的。
但同樣千真萬確的是，馬克思從來沒有直接從中推論：因此這是不合理的，不應該的。馬克思的《資本論》只是客觀地分析資本主義的規律，追蹤資本如何通過生產、交換、分配等範疇獲得增值、積累而已，不涉及直接的價值判斷，沒有指出什麼是合理，什麼是不合理。
馬克思不是理想主義者，拿一個永恆真理去測量悲苦的人間。馬克思總是歷史地看待問題。馬克思在道德上責備資本家，正如他責備古代奴隸主一樣。但是，在經濟科學和社會學上，因而在法權觀念上，馬克思沒有否定「資本家高瞻遠矚、果敢判斷及承擔風險而對社會所做出的貢獻」，沒有否定資本家有取得利潤的權利。他認為資本家沒有創造價值。但他從來不曾由此推論，凡沒有創造價值的就沒有分配權。馬克思使用「剝削」這個字眼。人們便望文生義，以致對號入座，以為馬克思就認為這是不合理了。其實。他使用剝削一詞，只是便於在經濟科學上作區別而已。剝削一詞，意味著資本家的收入，同所有勞動者（包括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包括創造價值的勞動和不創造價值的勞動，包括自由職業者）的收入有本質上的區別。所有勞動者的收入都是對勞動的報酬。但資本家的利潤完全不同。他的分配權純粹根據財產權。資本家的利潤權利來自財產權，而不是資本家別的什麼。有人說，資本家一樣很勤勞，所以利潤是應得的。但大家知道，最勤勞的資本家不一定發達，而最富有的資本家不一定最勤勞。易言之，利潤分配權，無論在經濟學上還是在法權上，都並非以勤勞為據，而是以財產權為據。
剝削一詞還包含這樣的意思：資本家通過財產權，可以支配工人，決定勞動強度，依照他的意思安排工人勞動。資本家統治，工人被統治。他的利潤多寡，首先決定於他是否最有效地支配勞動力。他越能在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勞動（有時連上廁所也諸多限制！），他的利潤就有可能更多。通過支配勞動力而獲取利益，這當然可以叫做剝削，以區別於被統治的工人。正如伊登指出：「……富人不同於窮人的地方，不在於佔有土地和貨幣，而在於擁有對勞動的支配權。」[1]
但馬克思不是主張要剝奪資本家，要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嗎？
馬克思主張勞動價值論。馬克思也主張社會主義革命。於是人們很自然的把二者連繫起來，以為馬克思的革命學說是直接根據勞動價值論的。這是不對的。
關於社會主義思想，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專著不多，最出名的有三本：《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和《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這三本書都完整地提出社會主義革命學說，但是它們都不是根據勞動價值論，都沒有說，價值是工人創造的，資本家不勞而獲，所以要革命。它們是根據另一個原因，那就是，資產階級的積累狂熱儘管曾經大大促進了生產力，但越到後來，生產力強大到市場無法容納了，於是或者不得不人為地破壞生產力（生產過剩、經濟衰退），或者不得不為爭奪市場而發生大戰。如果人類要免於倒退回野蠻主義，惟有進行革命。
這裡包含了一個重要內容：只有當資本主義在促進生產力之餘也造成日益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危機，因而不再是歷史上進步的制度時，革命才提上議事日程。
馬克思的革命學說，要是直接根據勞動價值論，那就等於宣佈，社會主義革命早在中世紀末便成熟。因為資本剝削勞動，這個現象從中世紀末期，資本主義工業的生產關係已經萌芽的時候起，就已經出現了。如果馬克思真的那樣主張，那他就同聖西門、傅立葉等空想社會主義者沒有任何分別了。馬克思和他們的最大分別，就是馬克思認識到社會主義只能在資本主義已經創造的巨大生產力的基礎上才可能逐步達至。而在中世紀末期，根本沒有哪一個階級比資產階級更能大大促進生產力，所以那時社會主義革命還未成熟。這就是馬克思的革命學說不以勞動價值論而以資本主義從進步到反動的歷史發展為依歸的原因了。
人們大可反對馬克思的革命學說，但反對的時候。至少要客觀一點。不要「殃及池魚」，未經分析，甚至連看也沒看過，就連勞動價值論也一併盲目否定。
鄧麗君與馬克思
在《鄧家天下》一文中，張五常說，鄧麗君唱一首歌收入就高得驚人。但鄧麗君可不是資本家。說她是工人嗎？「但勞力怎可以賺這麼多錢？」這只能證明，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完全錯誤了。畢竟，「價值與勞力沒有一定的關係。」
張五常一秒也沒有考慮過：鄧麗君的收入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價值嗎？馬克思可曾說過一個人的收入等於他所創造的價值？
或者，張五常的「馬克思」有這樣的謬論。原裝正本的馬克思幸而並未無知到這種程度。
鄧麗君所賺的錢，只是一種收入，而不是馬克思所說的價值。價值由勞動所創造。這是屬於生產的範疇。收入卻是另外一個範疇，是分配的範疇。分配當然要以工人已經創造的價值為基礎。但是就已有價值如何進行分配，既不是生產的範疇，也不直接由生產決定。分配有它自身的規律。資本家沒有勞動，也沒有創造價值，但馬克思沒有否定其分配權；非生產性工人雖然有勞動。但沒有創造價值，照樣有分配權。生產性工人儘管創造價值，但是他的收入永遠不會包括他所創造的全部價值。馬克思甚至嘲笑那些社會主義者，他們主張勞動所得要「不折不扣」地歸勞動者所有。[2]可見，要取得收入，既不一定要創造價值，也不一定要勞動。歸根究底，生產價值與分配價值是兩碼事。鄧麗君的例子只證明要取得收入不一定要勞動—對此馬克思完全同意—但不能證明勞動價值論錯誤。事實上。任何一個頭腦健全的人都會明白收入與勞動沒有一定關係這個普遍經驗。招搖撞騙而發達者有之，亂吹亂叫、強不知為知而發達者有之。張五常以為然否？
張五常不僅把獲得收人混同於價值，而且把藝術品(歌唱家的歌)混同於普通產品。
馬克思的《資本論》是研究資本主義生產和再生產的規律的。包括資本主義在內的任何一種生產方式，都不是一次過完成生產的。而是通過積累和擴大再生產，不斷再生產出產品，同時也再生產出原有的生產關係。但是，藝術品從頭起就不是馬克思的研究對象，從頭起就沒有包含在《資本論》的分析中，因為藝術品根本無法再生產出來。不要說別人，就是藝術家自己也未必能再生產自己的作品。因此，適用於一般生產的規律，根本不可能適用於藝術品。在《資本論》第三卷裡，當馬克思談到剩餘價值如何在不同部門轉移的時候，說，關於資本主義生產的一般規律，「是撇開真正的藝術作品不說」的，因為「按問題的性質來說，這種藝術作品的考察不屬於我們討論的問題之內。」[3]又說：「必須牢牢記住，那些本身沒有任何價值，即不是勞動產品的東西（如土地）或者至少不能由勞動再生產的東西（如古董、某些名家的藝術品等等）的價格。可以由一系列非常偶然的情況來決定。」[4]馬克思要考察的，正正不是「由一系列非常偶然的情況來決定」其運動的藝術品，而是一般產品，因此他的勞動價值論根本不能拿來應用於藝術品，正如雞毛不能當作令箭一樣。
不幸張五常的錯誤不止於把雞毛誤認為令箭，而且還混淆了價格與價值的分別。
鄧麗君的歌有很高的市場價格，而不是價值。稍微碰過《資本論》的人，都知道馬克思的價值概念，根本不可能直接在市場中出現，就像佛洛伊德的「原我」、「超我」不會在人類的現實活動中直接顯現一樣。馬克思嚴格區分價格和價值。價值的唯一來源是勞動。但價格卻不是。價格的波動以價值為軸心，所以在這個範圍內價格也是間接來自勞動。但是這不是唯一決定因素，甚至有時不是主要因素。市場供求關係可以影響價格。張五常愛強調的「相貌」、「天資」等因素也會影響價格。甚至全無價值的東西也可以有價格。也就是說，有時價格完全不是來自勞動（不論是直接還是間接）。馬克思說：「價格形式不僅允許價格和價值量的不一致。也就是價值量和它的貨幣表現之間的不一致，而且能夠包藏一個絕對的矛盾。以致貨幣雖然只是商品的價值形式。但價格可以完全不再表現價值。有些東西本身並不是商品，例如名譽、良心等等，但是也可以被出賣……因此，沒有價值的東西在形式上可以具有價格。」[5]鄧麗君的例子只證明價格不是取決於勞動。而這是馬克思預先已經同意了的。
包括鄧麗君的歌曲在內的所有藝術品，本身的價值根本不能確定。甚至可以說價值一詞對它們已不適用。因為價值是社會勞動平均化的結果。但只有可以再生產的產品才能由個別勞動轉化為社會平均勞動。藝術品往往耗費藝術家大量勞動，但由於別人無法再生產，因而藝術家的精神勞動是無法平均化為社會勞動的，因此其價值根本無從確定，因之其價格也就可以全由市場供求及其他偶然因素支配了。
可見，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完全可以解釋鄧麗君的例子。只有張五常的「勞動價值論」除外。
天才、蠢才與庸才
張五常在《中國的前途》一書中問道：「一個天才用五分鐘時間而可得的知識，可能要比一個蠢才的終生勞力有價值。馬克思究竟是站在那一邊？」
馬克思哪一邊也不會站。問題根本提錯。
張五常把勞動價值論的「勞動」了解成體力勞動，這完全錯誤。勞動價值論所指的勞動，包括體力勞動，包括腦力勞動；包括直接生產者，也包括管理者，企業中的科學家、工程師等等。並非所有腦力勞動者都創造價值，但創造價值的人一定包括腦力勞動者。馬克思說，一旦社會生產從個人家庭勞動轉變為社會化大生產，「生產勞動者的定義就必然獲得更廣泛的意義。要成為生產者，不再有必要親自動手。只要成為集體勞動者的一個器官或者完成其某一種職能就夠了。」[6]只要他是屬於生產性部門，則不論他是否「有親自動手」，都有創造價值。而明顯地，勞動有簡單與複雜之分，越是複雜的勞動，創造價值越大。一般來說，腦力勞動比體力勞動複雜，所以前者所創造的價值比後者高許多（更不用說天才），這早就包含在《資本論》之中了。只有庸才才會以耳為目，一味同自己的影子打架。
馬克思生龍活虎
在《馬克思奄奄一息》一文中，張五常說：「中國正式承認工商業是可能有虧損的，也承認虧損大的部門應該關閉。勞力畢竟是可以沒有價值。這是馬克思所不能容許的。」
錯了，馬克思是容許的。
價值來自勞動。但不能由此推論，任何勞動都會產生價值。下雨時一定會有黑雲；但有黑雲不一定會下雨。這是邏輯的ABC。一間專造廢品的工廠不論它耗費多少勞動，都不會有價值。這不能怪馬克思。馬克思從來沒有答應過一個玫瑰園，向人們承諾，凡有勞動的，不論其成品如何糟糕，一律可以有價值。
張五常的錯誤根源，在於他以為，馬克思所指的價值，是取決於個別企業所耗費的勞動。要是這樣，那麼，一個人越懶，越不熟練，他的商品的價值豈不越高？這明顯地是謬誤的。其實，所謂勞動價值論，絕不是說價值由直接所耗費的個別勞動所決定。從頭起價值就是一種社會屬性。商品生產者按照一定的比例互相交換產品；但既然能按一定比例交換，那麼各個商品之間一定有一個共同本質。這個共同本質是什麼呢？就是抽象的、一般的人類勞動，馬克思稱之為社會平均勞動時間。價值不是由個別勞動時間決定。而是由社會平均勞動時間決定。如果製造一張椅子平均要花費八小時勞動，那麼，一個笨拙的工匠花費了十六小時，但他的椅子的價值不會因此提高一倍，始終也只是相等於八小時的勞動。他由此而破產，這是他自己的事情。馬克思說：「形成商品價值實體的勞動是相同的無差別的勞動，是同一的力量的耗費。因此。體現在全部價值中的社會的全部勞動力，只是當作唯一的力量，雖然它是由無數單個勞動力構成的。」「可見，只是在一定社會內生產物品所必要的勞動量或勞動時間，決定該物品的價值。」[7]
企業由於虧損而破產，這完全符合勞動價值論。至少在這個問題上，馬克思仍生龍活虎。張五常像是賽盧醫，「死的醫不活，活的醫死了」，胡亂宣佈別人「奄奄一息」。
馬克思不是神明，但也不是草包
當有人問列寧，怎樣用聊聊數語去表達何謂馬克思主義的時候，他答：「馬克思主義就是發展的理論。」沒有人會比馬克思本人更歡迎修正《資本論》，只要這些修正是科學的修正。作為一個唯物辯證法主義者，他清楚明白到辯證法「對每一種」—包括他自己—「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的運動中，因而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因此「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8]《資本論》也不能例外，也必然要受到批判和革命。事實上，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分析並非是完備的和自足的；它甚至還沒有完成。馬克思在生時只出了《資本論》第一卷；第二、三卷及《剩餘價值學說史》只是恩格斯和考茨基根據馬克思未完成的手稿編纂。沒有人比馬克思更熱切期待對資本主義有更新穎、更正確的分析。中共主流的所謂堅持馬克思主義，不過是閹割馬克思的同義詞而已。
馬克思難免有錯。但當我們批評他的時候，我們至少要避免以耳為目，至少要好好看看馬克思的原著，而不是憑空捏造，或是人云亦云。
其實，比較能維護張五常的有名譽的假設，是他從未碰過《資本論》。因為如果他稍為讀過而居然鬧出這許多笑話，那他的所謂實證經濟學就更不敢想像了。
不要以為這純粹無聊之爭。張五常的「馬克思」批判，是為他要在中國恢復資本主義制度而鋪路的。我們暫且不談這個問題。我們只想指出，中國往何處去是個大問題；馬克思對今後中國路向有沒有那怕一點一滴的指導作用，這同樣是一個大問題。你大可反對馬克思，也大可鼓吹資本主義好。但請你保留一點科學良心，對這樣重大的問題不要信口雌黃。你慨歎中國人輕信了孫中山，輕信了毛澤東，輕信了馬克思；你慨歎中國走了許多冤枉路。但，信口開河、鸚鵡學舌、憑空捏造、真假不分的治學態度，又真能令中國前途由曲折而變為平坦嗎？
註釋
1：轉引自《資本論》第一卷，法文中譯版，652頁。
2：見《哥達綱領批判》
3：《資本論》第三卷856頁
4：《資本論》第三卷714頁
5：《資本論》第一卷，法文中譯版，812頁。
6：《資本論》第一卷，法文中譯版，523頁。
7：《資本論》第一卷，法文中譯版，15-16頁。
8：《資本論》第一卷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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