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姆·喬姆斯基論特朗普

原作者：C.J. Polychroniou
譯者：五月

無國界編者按：美國著名左翼學者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在這篇訪問中，指出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是在加速人類奔向災難，首先便是全球暖化。他還把特朗普現象的歷史原因，追溯到二十年前的新自由主義。他提醒大家有關美聯儲主席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的事蹟。格林斯潘曾解釋何以在他治下美國會繁榮，他認為成功主要基於“令工人的不安全感不斷增長”的政策。擔心失業的工人不會要求更高的工資、福利和穩定性。在新自由主義的標準下，這些都是經濟健康的標誌。但所謂經濟繁榮，卻在2008-9年的經濟危機中化為烏有，且為日後的特朗普上台鋪平道路。

“Truthout”網站就特朗普當選專訪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

問：諾姆，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與所有預測相反，唐納德·特朗普取得了決定性勝利，這個被邁克爾·摩爾描述為“可憐、無知且危險的兼職小丑和全職反社會人格障礙患者”的人，將成為下一任美國總統。在你看來，導致這一美國政治史上最大意外的決定因素是什麼？

答：在回應這個問題之前，我認為首先要花點時間思考一下11月8日都發生了什麼。毫不誇張地說，基於我們的應對方法，這個日期可能會成為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日期之一。

11月8日最重要的消息，是一個本身就具有一定意義的事實，卻幾乎沒有被人注意到。

這天，世界氣象組織（WMO）在摩洛哥氣候變化國際會議（COP22）上發表了一份報告，該會議是為了執行COP21的“巴黎協議”而召開的。這份報告顯示，過去五年是有記錄以來最熱的五年。它還指出，由於極地冰意想不到地快速融化，特別是巨大的南極冰川，海平面上升會很快加速。過去五年裡，北極海冰比之前29年的平均水準低了28%，這不僅會使海平面升高，也會降低極地冰反射太陽光的冷卻效果，從而加速全球變暖的嚴峻影響。WMO還報告說，氣溫正在接近COP21確定的目標，這也是很危險的。另外，還有其他一些可怕的報告和預測。

另外，為什麼11月8日的美國大選可能會具有不同尋常的歷史意義，也幾乎沒有被人注意。

在這一天，世界歷史上最強大的國家，通過選舉決定了下一步的走向。選舉結果是這個國家的政府，包括行政機構、國會和最高法院，完全由共和黨所控制，這也令後者成為世界歷史上最危險的組織。

除了最後一點，其它都是毫無爭議的。最後這一點可能聽起來很奇怪，甚至很荒唐。但真的奇怪嗎？事實證明並不是。該黨是一個致力於儘快破壞有組織的人類生活的政黨。這樣的立場並沒有歷史先例。

這麼說很誇張嗎？想想我們剛剛見證的。

在共和黨初選期間，每個候選人都否認正在發生的事實。明智的溫和派算是例外，例如傑布·布希，他說這些是不確定的，但我們不必做任何事情，因為我們正在通過水力壓裂生產更多天然氣；或者約翰·凱西奇，他同意全球變暖正在發生，但補充說，“我們將在俄亥俄州燒煤，但我們不會為此道歉。”

獲勝候選人，我們的當選總統，還呼籲迅速增加使用包括煤炭在內的化石燃料，廢除相關法規，停止向正在轉向可持續能源的發展中國家提供幫助。總之，是要盡可能快地沖向懸崖。

特朗普已經採取行動要廢除環境保護局（EPA），他手下負責環境保護局過渡的邁倫·伊博爾，就是一個臭名昭著的（和驕傲的）氣候變化否認派。特朗普的能源問題首席顧問哈樂德·哈姆，是身為億萬富翁的石油企業執行官，他也毫無意外地宣佈了自己的期望：廢除相關法規，對能源行業（以及所有富有的企業）減稅，生產更多化石燃料，解除奧巴馬對達科他輸油管道的臨時禁令。市場迅速有了反應，能源公司的股票激漲，包括世界上最大的煤礦企業皮博迪能源。這家公司原本已經申請破產，但特朗普獲勝後，它的股價漲了50%。

我們已經能感受到共和黨否認氣候變化的影響。人們曾希望COP21的“巴黎協定”能產生一個有約束力的條約，但這種希望破滅了，因為共和黨控制的國會不會接受任何具有約束力的承諾，所以達成的僅僅是自願協定，明顯約束力要弱很多。

很快，影響會變得更加明顯。僅在孟加拉，由於海平面上升和更加惡劣的天氣，預計未來幾年將有幾千萬人從低窪的平原地帶逃離，造成比今天嚴重得多的難民危機。孟加拉的頂尖氣候科學家相當公正地表示，“這些難民應該有權利移居到產生所有這些溫室氣體的國家。數百萬人應該有權去美國。”他們也應有權去其他富裕國家，因為後者在增加財富的同時導致了一個新的地質時代，即人類世，一個以人類急劇改變環境為標誌的時代。這些災難性的後果不僅會在孟加拉增多，也會在南亞所有地區增多；現有溫度就已令窮人無法容忍，其不可避免地繼續上升，會使喜馬拉雅冰川融化，威脅整個地區的水源供給。據報導，在印度已經約有3億人缺乏足夠的飲用水。而今後的影響將遠遠不止如此。

很難找到詞彙來描述人類正在面臨史上最嚴重的危機這一事實。有組織的人類生活是否會以我們所知道的形式存在下去？現在人類是通過加速奔向災難的方式來回答這一問題。

還有另一個類似的關係人類存亡的巨大問題：核毀滅的威脅。它已經在我們的頭上懸了70年，現在也正在加劇。

同樣很難找到詞彙來描述的一個令人驚訝的事實，就是在對選舉狂歡的所有大規模報導中，以上兩個議題都頂多是一筆帶過。至少我是很難找到合適的詞語來形容這種情況。

現在來談談你提出的問題。確切地說，希拉里·克林頓得到的選票數似乎略多。特朗普取得明顯的決定性勝利要歸功於美國政治的奇特特徵：美國建國之初只是獨立各州的聯盟，因此產生了選舉人團制度，但這一制度卻一直被保留下來；各州仍採取贏者全拿的制度；國會選區的安排（有時是改劃選區）讓鄉村地區的選票更有份量（在過去的選舉中，也許也包括這次選舉，民主黨在眾議院的普選票中贏得乾淨利落，但只贏得了少數席位）；非常高的棄權率（通常在總統選舉接近一半，也包括這次在內）。對未來有重要意義的是，在18-25歲的年齡範圍內，克林頓取得大勝，桑德斯甚至獲得了更高的支持。這種情況的意義有多大，取決於人類將面臨什麼樣的未來。

根據當前的資訊，白人選民、工人階級和中下階層對特朗普的支持率都打破了從前的記錄，特別是那些收入範圍在5萬到9萬美元之間、居住在農村和郊區、沒有受過大學教育的人群。和所有西方國家一樣，這些人群對奉行中間主義的政府感到憤怒，意想不到的英國脫歐投票結果和歐洲大陸國家中間主義政黨的衰落也顯示了這一點。（很多）憤怒和不滿的人，其實是上一代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受害者。美聯儲主席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曾被經濟學界和其他崇拜者崇敬地稱為“聖艾倫”，直到他監督的經濟奇蹟在2007-2008年間崩潰。在他的國會證詞中，也提到這些政策會使整個世界經濟下滑。在他充滿榮耀的時代，格林斯潘曾解釋說，他在經濟管理方面的成功主要是基於“令工人的不安全感不斷增長”。擔心失業的工人不會要求更高的工資、福利和穩定性，他們滿足於工資停滯和福利減少，因為在新自由主義的標準下，這些都是經濟健康的標誌。

作為經濟理論的實驗對象的工人們，對實驗結果並不是特別滿意。例如，他們不喜歡這樣一個事實：在新自由主義奇蹟最高峰的2007年，非監管類職位的工人的實際工資，要低於多年前的水準；男性工人的實際工資約為1960年代的水準。大部分的利潤都進到了極少數頂層階級的口袋，就是被稱為1%的那部分人。經濟學家迪恩·貝克在他最近出版的著作中通過仔細分析指出，造成這一結果的並非市場的力量、成就或價值，而是某些確定的政策決定。

最低工資的例子就是很好的說明。在經濟高速且平等增長的50年代和60年代，作為決定其他工資基礎的最低工資，是根據生產力來調整的。但隨著新自由主義教義的興起，這種調整方式也結束了。從那時起，最低工資（實際價值）的增長就停滯了。如果像以前一樣調整，它現在可能接近每小時20美元。但今天，若提高到15美元就被認為是一場政治革命。

很多人說現在是近乎充分就業，但勞動力參與率仍然低於過去的常態。對於工人來說，早年間有一份製造行業的穩定工作，享受工會工資和福利，和現在這些服務行業中穩定性很低的臨時工作，是有很大不同的。除了工資、福利和穩定性之外，喪失的還有尊嚴，對未來的希望以及那種“我屬於這個世界並發揮著有價值的作用”的感覺。

社會學家阿里·霍奇希爾德（Arlie Hochschild）在路易斯安那州一個強烈支援特朗普的地區生活和工作了很多年，她對該地敏感而生動的描寫就很好地刻劃了這種影響。在她筆下，那裡的居民們站成一條直線，期望通過努力工作而穩步前進，並保持所有的傳統價值觀。但他們在佇列裡的位置已經固定了。在他們前面，有人在大步飛躍，但這並不會給他們帶來太大的痛苦，因為這是（所謂的） “美國的方式”，是值得獎勵的。引起真正痛苦的是在他們後面發生的事情。他們相信有些“無權受益者”通過“不遵守規則”而跑到了他們前面，也錯誤地認為聯邦政府的政策是設計用來讓非洲裔美國人、移民和其他被他們蔑視的人群受益的。前總統列根關於“福利皇后”（暗示黑人）偷走白人辛苦所得的謊言和其他種族主義幻想，又加劇了這一情況。

有時，不能很好地解釋政策，本身就是一種蔑視，也會加劇人們對政府的仇恨。我曾經在波士頓遇到過一個憎恨“邪惡”政府的油漆工。他告訴我，對房屋粉刷一無所知的華盛頓官僚組織了一次粉刷承包商的會議，告訴他們不能再使用含鉛塗料了。從業者都知道“只有這種塗料能用”，但官僚不懂。他的小生意因此被毀，只好自己去做油漆工，並被迫使用政府精英要求的次等塗料。

有時，這種對政府官僚的態度也是合理的。霍克希爾德提到過一個人，他的家人和朋友都遭受了化學污染的致命影響，但他也鄙視政府和“自由派精英”，因為對他來說，環境保護局裡是一群無知者，只會告訴他不能捕魚，卻限制不了化工廠。

這些都是特朗普支持者真實的生活樣本，他們相信特朗普會做一些事情來補救他們的困境。雖然仔細一看就會發現，特朗普的財政和其他提案都預示著相反的結果。對於希望阻止最壞情況的人們來說，迫切的任務是需要改變。

票站民調查顯示，對特朗普的熱烈支持主要來源於人們認為他代表變革，而克林頓則被認為會繼續給他們帶來痛苦。特朗普可能帶來的“變革”，將是有害或更糟的。但可以理解的是，在一個原子化社會（atomized society，意謂高度個人化-編者），人們缺乏能進行教育和組織的社團（如工會），結果孤立的個人並不能看清這種後果。這就是為什麼今天人們很絕望，而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更緊迫經濟形勢下的工人們，卻普遍滿懷希望。

特朗普的成功還有其他因素。比較研究表明，白人至上主義的教義對美國文化的影響比對南非的更強大，而且白人人口不斷減少也不是秘密。十幾二十年後，白人預計只佔美國勞動人口的少數，再之後不久，就會變成總人口中的少數。身份政治的崛起，也令傳統的保守文化感覺受到了攻擊，前者被視為是精英的專利，而“努力工作、愛國、信上帝、具有真正家庭價值觀的（白種）美國人”，卻受到蔑視，只能看著他們熟悉的國家在眼前消失。

提高公眾對全球變暖造成的嚴重威脅的關注的一個困難是，40%的美國人不明白為什麼這是一個問題，因為他們相信基督會在幾十年內重生。大約相同比例的人口相信，世界是幾千年前才被創造出來的。如果科學與聖經相衝突，那麼錯的肯定是科學。很難在其他社會看到類似情況。

民主黨在20世紀70年代放棄了對工人的真正關心，於是後者只好轉向了自身階級敵人的政黨，因為這些人至少還假裝說著工人的語言：雷根會一邊吃果凍豆一邊講民間風格的小笑話；小布希被精心塑造成一個你可以在酒吧裡遇到的普通人形象，喜歡冒著華氏100度的高溫在牧場上除雜草，假裝發音錯誤（他在耶魯上學時不可能像那樣說話）；現在特朗普則替人民發出合理的憤怒聲音——他們不僅失去了工作，還失去了自我價值，因此有理由反對損害了他們生活的政府（這理由確實成立）。

特朗普這種煽動方式的巨大成就之一，是將對企業的憤怒轉移到了執行企業設計的政策的政府頭上，例如媒體和評論把高度保護企業/投資者權利的協議，統一誤稱為“自由貿易協定”。由於種種缺陷，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受大眾的影響和控制更大，這點與企業不同。培育對傲慢無知的政府官僚的仇恨，對於商界來說是非常有利的，這會讓人民忘記政府也可以成為人民的工具，為人民所擁有，被人民所選出，為人民而服務。

問：特朗普是代表了美國政治的一場新運動，還是主要是這次選舉中那些憎恨克林頓夫婦並厭倦了“一成不變的政治”的選民反對希拉里·克林頓的結果？

答：並不是新的。在新自由主義時代，兩個政黨都已右轉。今天的“新民主黨人”，放在過去就是所謂的“溫和共和黨人”。伯尼·桑德斯號召的“政治革命”，正確來說，是不會讓德懷特·艾森豪（Dwight Eisenhower，美國第34任總統，共和黨人 –編者）大吃一驚的。共和黨人已經過於傾向富人和企業，以至於沒希望靠其實際政策來獲得選票，於是便轉向動員那些一直存在、卻沒有形成政治組織的人群：福音派、本土主義者、種族主義者以及全球化的受害者。不同形式的全球化，旨在讓世界各地的工人彼此競爭並保護特權階層，也致力於削弱向工人提供保護的法律和其他措施，削弱工人對緊密相連的公共和私營機構的決策機制的影響，特別是削弱有效的工會。

這些後果在近年的共和黨初選中顯而易見。每一個來自這些人群的候選人，例如蜜雪兒·巴赫曼（Michele Bachmann），赫爾曼·凱恩（Herman Cain） 或里克·桑托拉姆（Rick Santorum），都是如此的極端，以至於共和黨主流必須耗費大量資源去壓制他們。2016年的不同之處在於，主流失敗了，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他們自己也很懊惱。

無論如何，克林頓代表的是讓人害怕和討厭的政策，而特朗普則被視為是“變革”的象徵。具體什麼樣的變革，就需要仔細審視他的實際提案，但這些很大程度上並沒有傳播給公眾。特朗普的競選活動在回避問題上表現非常出色，媒體評論一般遵守的規則是，保持真正的“客觀性”意味著準確報告“圈內”的內容，而不會冒險“出圈”。

問：特朗普說，根據選舉的結果，他“將代表所有美國人”。現在國家如此分裂，而且他已經對美國的許多群體，包括婦女和少數民族，表示出很強的仇恨，他如何才能代表所有美國人？你認為英國脫歐和唐納德·特朗普的勝利之間有什麼相似之處嗎？

答：二者有明確的相似之處，另外和極端民族主義的歐洲極右派政黨的崛起也有相似之處。這些政黨的領導人，包括奈傑爾·法拉奇（Nigel Farage）、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和維克托·歐爾班（Viktor Orban），都很快向特朗普祝賀了勝利，並把他當成自己人的一員。這種發展是相當可怕的。奧地利和德國的民調結果，讓人想起20世紀30年代那些不愉快的記憶，對我這種童年親身經歷過的人更是如此。我仍然記得當時聽到希特勒的演說，雖然不理解詞義，但光是語氣和聽眾反應就讓人發冷。我記得我寫的第一篇文章，是在1939年2月，巴賽隆納淪陷之後，就是關於看似已經不可避免的法西斯瘟疫的蔓延。奇妙的巧合是，我和我的妻子也是在巴賽隆納看到了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的結果。

特朗普帶來的問題–注意，不是他創造的，只是他帶來的 – 他自己如何處理，我不好說。也許他最引人注目的特點，就是不可預測性。很大程度上這將取決於因他的表現和願景而驚駭的人們的反應，比如他們現在正在做的。

問：並沒有明確的政治意識形態指導特朗普在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上的立場，但他的行為有明顯的專制傾向。因此，有人聲稱特朗普可能代表了“友好面孔的法西斯主義”在美國的出現，你認為是這樣麼？

答：多年來，我一直在寫和談的一個危險，就是一個誠實並富有魅力的意識形態理論家在美國崛起，利用長期以來在社會中沸騰的恐懼和憤怒，把矛頭從實際的源頭轉向弱勢目標。這確實可以導致社會學家伯特倫·格羅斯（Bertram Gross）在35年前一個具有洞察力的研究中提出的“友善的法西斯主義”（意謂美國很有機會出現法西斯主義，而其方式不一定極具突變和暴力，而是漸進 – 編者按）。但這需要一個內外如一的意識形態狂熱者，像希特勒那種類型，而不是特朗普這種自我中心的人。然而，這一危險已經存在多年，甚至可能因為特朗普所釋放的力量而變得更大。

問：共和黨人當選總統，又控制參眾兩院，還能決定最高法院未來的組成，那麼至少在未來四年，美國會是什麼樣子？

答：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特朗普任命的官員以及他的顧問圈。溫和地說，初期徵兆並不讓人樂觀。

可以預見，最高法院將被保守派把持多年。如果特朗普推行了他的保羅·里安（Paul Ryan）式的財政計劃，將會給巨富們帶來非常巨大的利益。據稅務政策中心估計，最富有的0.1%會有超過14%減稅，高收入者總體也會大幅減稅，但其他人群幾乎沒有稅收減免，並將面臨重大的新負擔。《金融時報》備受尊敬的經濟學記者馬丁·沃爾夫（Martin Wolf）寫道：“稅收提案將給已經富有的美國人，如特朗普先生，帶來巨大的好處”，而其他人則會陷入困境，這當然也包括他選區內的民眾。商業世界的直接反應表明，大製藥廠、華爾街、軍工、能源工業和其他諸如此類的機構，都可以期待一個非常光明的未來。

一個積極的發展可能是基礎設施計劃，特朗普已經做出承諾，但有許多報告和評論都指出，這本質上是奧巴馬刺激計劃的翻版。後者本可以給經濟和全社會帶來很大的好處，但被共和黨把持的國會以會造成赤字而封殺了。以當時的低利率來看，這種指責是不實的；但現在伴隨著對富人和企業的大量減稅，以及軍費的增加，特朗普的基建計劃就肯定會造成赤字了。

然而，正如迪克·切尼（Dick Cheney）在對布希的財政部長保羅·奧尼爾（Paul O’Neill）解釋“雷根證明了赤字並沒什麼”時所說的：我們共和黨為了獲得民眾支持而創造的赤字，可以留給別人去解決，最好是民主黨。至少在一段時間內，這種方法還可以撐一下。

還有許多關於外交政策後果的問題，也大多沒有答案。

問：特朗普和普京互相欽佩。 因此，有多大可能我們會看到一個美俄關係的新時代？

答：一個有希望的前景是，俄羅斯邊境非常危險和緊張的局勢可能會好轉。注意，是“俄羅斯邊境”，不是墨西哥邊境，因為前者離我們很遠。也有可能歐洲會和特朗普的美國、以及脫歐之後的英國保持距離，比如德國總理默克爾和其他歐洲領導人已經這麼建議了。這可能會使歐洲去努力緩和緊張局勢，甚至可能轉向米哈伊爾·戈巴契夫所推崇的沒有軍事同盟的歐亞整合安全體系。美國拒絕了這一體系，它更希望北約擴張。但普京最近重提了這一體系，認真與否我們不知道，因為他並沒有得到回應。

問：和奧巴馬或小布希政府相比，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會有更多還是更少的軍國主義色彩？

答：我不認為有人可以信心十足地回答這個。特朗普太難以預測了。有太多的開放性問題。我們只能說，有正確組織和指揮的人民動員和行動，才會出現大的分別。

另外，我們要記住，如果無所行動，會付出很大代價。

原文地址：
http://www.truth-out.org/opinion/item/38360-trump-in-the-white-house-an-interview-with-noam-chomsk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