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從頭開始

HOW TO BEGIN FROM THE BEGINNING

斯拉沃熱•齊澤克SLAVOJ ŽIŽEK

在其精彩的短文《政論家的短評》——寫於1922年2月布爾什維克艱苦地取得了國內戰爭的勝利，並不得不退回為市場經濟和私有財產留下了更大空間的新經濟政策的時期——中，列寧使用了一個為了抵達新的峰頂而必須沿其初次嘗試的原路返回的攀登者的類比，以描述革命進程中後退的意義，以及如何在這一過程中避免機會主義的違背原則的錯誤：

“假定有一個人，攀登一座還沒有探測過的非常險峻的高山。假定他克服了空前的困難和危險，爬到了比前任高得多的地方，不過還沒有到達山頂。他現在要按照原定的方向和原定的道路繼續前進，不僅困難和危險，而且簡直不可能。”

在這種情況下，列寧寫道：

“他只好轉身往下走，另找別的比較遠但仍能爬到山頂的道路。我們假想的這位旅行家現在已經登到了世界上沒有人登過的高處，要從這樣的高處往下走，也許比上山更危險、更困難，因為更容易失足，很難觀察邁腳的地方，同時沒有勇往直前、走向目的地時那種興奮的情緒等等。現在必須用繩子捆在身上，花好幾個鐘頭，用十字鎬鑿出臺階或可以把繩子緊緊拴住的地方；必須像烏龜那樣慢慢移動，並且是向後退，向下爬，離開目的地更遠，而且他還無法知道，這條極端危險和極端痛苦的下山道路是否就要結束，是否就能找到一條比較可靠的繞行的道路，可以更大膽、更迅速、更直截地向前走，向上爬，登上山頂。

“一個人處於這樣的境地，儘管他已經爬得非常高，也會有霎時的灰心，這幾乎是自然的事情。如果他能夠聽到下面有人從遙遠的安全的地方用望遠鏡看著這種極危險的下山而發表的一些議論，那末灰心的時候會更多、更沉重。……來自下面的聲音是幸災樂禍的。有些人公開表示幸災樂禍，高聲嘲笑說：看，他就要摔下來了，他活該如此，別再發瘋了！有些人竭力把幸災樂禍的情緒隱藏起來，完全仿照尤大什克•果洛夫廖夫的方式行事：

“他們神情憂傷，目光悲戚，好像在說：‘不幸，我們的憂慮竟證實了！我們耗費畢生精力來擬定一個攀登這座高山的合理計劃，我們不是要求過在計劃沒有訂好以前，先不要攀登這座高山嗎？我們曾激烈地反對走現在連這個瘋子本人也放棄了的道路（看，看，他後退了，下來了。他花了好幾個鐘頭才挪動一兩俄尺！可是，當我們不斷要求穩重和謹慎的時候，我們曾遭到最難聽的辱駡！）。我們嚴厲地斥責過這個瘋子，警告大家不要模仿他，不要幫助他。我們這樣做，完全是出於對攀登這座高山的偉大計劃的熱愛，千萬不要糟蹋了這個偉大計劃！”

列寧繼續寫道，“幸虧，我們打的比方中所假像的這位旅行家，聽不到這些設想登山的‘真實朋友’的聲音，否則也許要使他反感了。而反感，據說是不能使人頭腦清醒、腳步穩健的，尤其是在那極高的地方。”

當然，隱喻不是證明：“任何比喻都是蹩腳的。”列寧接下來詳細說明了蘇維埃聯盟嬰兒期的真實情形：

“不僅同1789年和1793年相比，而且同1871年相比，俄國無產階級在自己的革命中都達到了極高的高度。必須盡可能冷靜、明確和清除地認識到：我們‘已經完成了’什麼，還沒有完成什麼。這樣就會使人頭腦清爽，既沒有反感和錯覺，也不會灰心失望。”

在列舉了到1922年為止蘇維埃國家取得的成就之後，列寧說明了還未完成的工作：

“但是，我們連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也沒有完成。仇視我們的垂死的資本主義的力量，還有可能把這奪回去。必須明確地認識到這一點，公開地承認這一點，因為再也沒有什麼比錯覺（和衝昏頭腦，特別是在極高的地方）更危險的了。承認這一痛苦的真理，根本沒有什麼‘可怕’，即使一點點灰心也沒有任何正當的理由，因為我們向來確認並一再重申馬克思主義的這個最起碼的真理，即要取得社會主義的勝利，就必須有幾個先進國家的工人的共同努力。但是，我們暫時還是在單獨地並且是在一個落後的、比別國破壞得更厲害的國家裡做了很多事情。

“此外，我們還保存了革命無產階級力量的‘軍隊’，保存了這支軍隊的‘機動能力’，保持了我們清醒的頭腦，使我們能夠冷靜地估計到，應當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退卻，退多遠（為了更有力地躍進），應當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和怎樣重新著手進行那還沒有完成的事業。”

他還總結道：

“如果有些共產黨員認為，不犯錯誤，不實行退卻，不一再重新著手進行那還沒有完成的事業，，就可以完成象奠定社會主義經濟基礎（尤其是一個小農的國家裡）這樣一種有世界歷史意義的‘事業’，必須說這樣的共產黨員是一定要失敗的。有些共產黨員既不沉溺於錯覺，也不悲觀失望，一直保存著有機體的活力和靈活性，準備再一次‘從頭開始’最困難的任務，這樣的共產黨員是不會失敗的，而且是一定不會失敗的。”

失敗更好

這是列寧最為貝克特式的時刻，提前說出了《最糟糕，嗯》中的話：“再次嘗試。再次失敗。失敗更好。”他的總結——從頭開始——清楚地表明瞭他並不是在談論僅僅放慢步伐和保住已經取得的成績，而是退回起點：應當從頭開始，而不是經過從前的努力已經達到的地方。用克爾凱郭爾的話來說，革命進程不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而是重複運動，一次次從起點開始的重複運動。

喬治•盧卡奇在其前馬克思主義的傑作《小說理論》中以這樣一句著名的話結尾：“航行結束了，旅途才剛開始。”這是失敗時刻的遭遇：一段特殊的革命經歷的航行結束了，但是真正的旅途，再一次開始的工作，才正要啟程。但是，這種對倒退的接受絕不意味著放棄原則的開放，對政治對手的認同：“我們錯了，你們的警告是對的，那麼現在我們聯手吧。”恰恰相反，列寧堅持這樣的時刻需要最大程度的自律。幾個月後，在1922年4月布爾什維克第十一次代表大會的演講中，列寧強調：

“在這裡，我打個比方，假定全軍都在撤退，那全軍就不會有前進時的那種情緒。那時到處都會看到相當沮喪的情緒。……這裡蘊藏著巨大的危險：在偉大的勝利進攻之後，實行退卻時一件極其困難的事情；退卻的時候，情況是完全不同的；進攻的時候，用不著維持紀律，大家自己就會向前飛奔；但在退卻的時候，就必須自覺地遵守紀律，更加百倍地需要紀律，因為在全軍退卻的時候，它不明白、也看不見退到哪裡為止，所看到的只是退卻，所以有時只要稍微有一點驚慌的言論，就會使大家逃跑。這裡的危險是很大的。真正的軍隊在實行這種退卻的時候，就架起機關槍，一旦正確的退卻發生混亂時，就要下令：‘開槍！’這樣做是對的。”

列寧對這種立場的重要性是非常清楚的。作為對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說教——“革命跑得太遠了。我們一向這麼說，現在你們也這麼說了。讓我們再來重複這一點吧。”——的回應，他告訴十一屆中央委員會：

“我們就這一點回答說：‘正是因為這一點，讓我們槍斃你們吧。或者是你們竭力不陳述自己的觀點，或者是在目前的情況下，在我們處於比白衛分子直接侵犯時更困難得多的條件下，如果你們想陳述自己的政治觀點，那對不起，我們就要把你們當做最可惡最有害的白衛分子。’”

但是這種“紅色恐怖”應當同斯大林的“極權主義”區分開來。Sándor Márai在其回憶錄中為這種區別提供了準確的定義。即使在列寧主義專政最嚴厲的時期，那些反對革命的人被無情地剝奪了（公開和自由的）言論權，但卻沒有被剝奪沉默權：他們被允許收回言論自我流放。1922年秋天，布爾什維克在列寧的推動下組織了臭名昭著的“哲學家熔爐”，其中有這樣一個插曲：當得知一位老孟什維克歷史學家被列入被驅逐的知識分子名單，但他已因為重病而退回私人生活等待死亡，列寧不僅將他從名單上劃掉，還要求為其提供額外的食物券。一旦敵人退出政治鬥爭，列寧的敵意就停止了。

然而，對於斯大林主義，即使是這樣的沉默帶來的迴響也太多了。不僅大量的群眾需要參加大規模的公共集會，以此表明自己的支持態度；藝術家和科學家也不得不經常違心地參與官方公告的簽署，或是為斯大林和官方馬克思主義進行宣傳吹捧。如果說在列寧主義的專政下，一個人會因為說了什麼而被槍斃，那麼在斯大林主義下，一個人則會因為沒說什麼而被槍斃。這種情況發展到極端：自殺行為本身，最後的絕望的沉默，被斯大林宣判為最後和最嚴重的叛黨行為。列寧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的這種區別反映了他們對於社會的一般態度：對於前者，社會是殘酷的權利鬥爭的場所，這種鬥爭是被公開承認的；而對於後者，衝突，有時是難以察覺的，被重新定義為一個健康的社會同外在於它的數量較少的害蟲、叛徒的對抗。

蘇維埃的力量分裂？

從列寧到斯大林的這段文字是否必要？黑格爾式的回答會引起回顧的必要性：只要這段歷史發生了，只要斯大林獲勝，它就是必要的。一個辯證的歷史學者的任務是“在變化中”設想它，找出鬥爭中每個可能帶來不同結果的偶然事件，正如莫希•萊文（Moshe Lewin）在《列寧的最後鬥爭》中試圖做的那樣。萊文首先指出了列寧對組成蘇維埃國家的每個民族國家的完整主權的堅持——毫不奇怪，在1922年9月22日致政治局的信中，斯大林公開指責列寧的“國家自由主義”。其次，他強調列寧把重點放在一個謙虛的目標上：不是社會主義，而是教育，普及識字、效率、技術；合作社，把農民轉變為“受教育的商人”。這相對於“一國社會主義”而言顯然是一個不同尋常的觀點。這種謙遜有時驚人的開放：列寧嘲笑一切“建設社會主義”的嘗試；他總是將主題放在黨的缺陷上，並強調蘇維埃政策的臨時性質，甚至引用拿破崙的話“On s’engage . . . et puis on voi.”（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戰鬥，然後再看分曉。）

列寧反對國家官僚統治的最後鬥爭是廣為人知的；不那麼廣為人知的是，正如列寧注意到的，列寧一直在嘗試用他提出的一種新的行政機構，中央監察委員會，來實現民主和政黨國家的專政的統一。儘管完全承認蘇維埃政體的專政性質，但他試圖在其頂峰建立一種不同元素間的平衡，一個“能夠服務於相同功能的相互制約的系統——僅僅是不精確的比喻——就像在民主政體下的分權制衡”。一個擴大的中央委員會負責制定宏觀的政策路線和監督整個黨的機構。其中，中央監察委員會將會：

作為對中央委員會及其各種下屬機構——政治局、秘書處、組織局等等的監察。其獨立性由其同黨代會的直接聯繫來保證，而不必經過政治局及其行政機構以及中央委員會的介入。

檢查和平衡，權力的分離，相互的制約——這是列寧對於“誰來管理管理者”這一問題的冒險的回答。這一中央監察委員會的設想帶有某種夢幻色彩：一個獨立的、高素質的、有控制力的，由最優秀的教師和技術人員組成的“非政治”的機構，來負責監督“政治化的”中央委員會及其組成機構——簡言之，中立的專業人員規範著党的行政人員。然而，這一切都取決於黨代會的獨立性——事實上這已經為派系禁令所侵蝕，這一禁令使黨的上層機構得以控制代表大會並將批評者作為派系分子開除。如果我們記得這是出自這樣一個領導人，他在其它方面對於政治鬥爭從來不給中立立場留下任何餘地這一點都有著完全地認識，那麼列寧對於專業人員的信任就顯得更加天真。

已經吹起的風向在以下事件中變得很清晰。1922年斯大林提出將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政府簡單地宣佈為同樣是烏克蘭、白俄羅斯、阿塞拜疆、亞美尼亞和格魯吉亞的共和國政府：

“本決定如經俄共中央贊同，不予公佈，而作為通令轉發給各民族的黨中央，在蘇維埃全俄代表大會召開前，先通過上述各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或蘇維埃代表大會按蘇維埃程序予以貫徹，在蘇維埃全俄代表大會召開時，再作為這些共和國的願望予以公佈。”（《列寧文稿》，中文版，第十卷，第524頁注文）

權力高層和基層之間的相互作用從而不僅是被廢止了——這意味著權力高層僅僅是強加其意願——雪上加霜的是，這種關係被倒置了（re-staged as its opposite）：中央委員會決定了基層會將何種意願提交給高層。

機敏和恐怖

列寧最後的戰役中吸引我們注意的另一特點是他對於禮貌和文明的出乎意料的關注。列寧被兩件事所深深地困擾：在一場政治辯論中，莫斯科在格魯吉亞的代表奧爾忠尼啟澤對一位格魯吉亞中央委員會成員進行了肢體侵犯；而斯大林自己對克魯普斯卡婭使用了言語辱駡（因為發現她把列寧提議共同反對斯大林的信轉交給了托洛茨基）。書信事件促使列寧寫下了他著名的呼籲：

“斯大林太粗暴，這個缺點在我們中間，在我們共產黨人的來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總書記的職位上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議想個辦法把斯大林從這個位置上調開，另外指定一個人擔任總書記，這個人在各方面同斯大林一樣，只有一點強過他，就是更耐心，更忠順，更和藹，更關心同志，少任性等等。”

列寧關於中央監察委員會的提議和對保持文明的重視絕不意味著自由主義的軟化。在同一時期致加米涅夫的一封信中，他明確表述：“以為新經濟政策已經使恐怖手段就此結束的想法是最大的錯誤。我們仍將採取恐怖手段，並將採取經濟的恐怖手段。”

在其1923年的最後一篇文章《寧肯少些，但要好些》對中央監察委員會工作模式的設想中，用他自己的話說，列寧暗示這一機構應當致力於：

“某種半開玩笑式的手法、巧計、花招或諸如此類的東西。我知道，在西歐官氣十足莊嚴堂皇的國家裡，這種意見一定會使人大吃一驚任何一個體面的官吏連討論這個意見都不會同意。但是我希望，我們還沒有官僚化到這種程度，在我們這裡討論這種意見只會引起人們的愉快。

真的，為什麼不把快意的東西跟有益的東西結合起來呢？為什麼不運用某種玩笑式的或半玩笑式的手法揭露那些可笑的、有害的、半可笑的、半有害等等的東西呢？”（《列寧選集》中文版，第四卷，705頁）

難道這不是集中於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的“嚴肅的”行政權力的可憎的孿生子嗎？玩笑、巧計——美好的夢想，但也只是烏托邦。萊文強調，列寧的缺點是，他看到了官僚化的問題，卻低估了其嚴重和真實的程度：“他的社會分析只是以三個社會階級——即工人、農民和資產階級——為基礎的，而沒有考慮到在一個主要經濟成分業已國有化的國家裡，國家機器也是一個明顯的社會成分。”（《列寧的最後鬥爭》，莫西•萊文）

布爾什維克迅速意識到他們的政權缺少一個堅實的社會基礎：他們為了工人階級的利益實行統治，但工人階級已經在內戰中不復存在了，因此他們是在以空虛的社會代表性實行著統治。然而，在他們把自己想像為將其意願加諸社會的純粹政治權利的同時，他們忽視了——既然它事實上佔有，或作為缺席的佔有者的臨時代表佔有著生產力——國家行政機構怎樣才能“成為權力的真正社會基礎”：

“沒有一個不具備任何社會基礎的‘純粹’的政權。一個政體除了鎮壓機器本身之外必須要有某種其它社會基礎。蘇維埃政體所處的那種懸空的‘空白’很快就被填補起來了，即使布爾什維克沒有看到這—點，或者不願看到它。”（《列寧的最後鬥爭》，莫西•萊文）

毋庸置疑，這一基礎阻礙了列寧關於中央監察委員會的計劃。的確，在反經濟主義和決定論的意義上，列寧堅持政治的自主權。但是，在巴丟看來，列寧的失誤不在於如何讓每個政治力量代表一定的社會力量或階級，而在於怎樣讓作為代表的政治力量直接刻入其代表的層次自身，就像它自己的社會力量一樣。列寧同斯大林的最後鬥爭從而具有了十足的悲劇的全部特徵：這不是一幕好人同壞人戰鬥的情節劇，而是一齣悲劇，英雄意識到自己是在同自己的繼承者戰鬥，而且阻止他過去的錯誤決定的災難性的發展已經太遲了。

另一條道路

那麼在1989年的災難之後，我們如今身處何境？正如在1922年，來自下面的聲音帶著惡毒的歡樂在我們身邊響起：“你們活該如此！想要把極權主義的幻想強加於社會的瘋子！”另一些人竭力把幸災樂禍的情緒隱藏起來；他們哀歎著把悲戚的目光投向天空，好像在說：“我們的憂慮竟不幸地被證實了！你們創造公正社會的幻想是多麼高貴！我們的心與你們同在，但是理智告訴我們，你們的計劃只會以悲劇收場，並通向新的不自由！”在駁斥向這些惑人的聲音做出的任何妥協的同時，我們當然不得不從頭開始——不是在20世紀的革命時代的基礎上繼續建設，儘管這一時代從1917年持續到1989年或更早些的1968年——而是退回起點並選擇另一條道路。

但是該如何去做？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明顯問題在於缺少革命性主題：工人階級為何沒有完成由自在到自為的轉變並成為革命因素？這個問題提供了西方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轉向精神分析的主要理由，後者被用來解釋深深嵌入工人階級的全部生活和社會環境的無意識力比多機制，這一機制阻止著階級意識的覺醒。以此種方式，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分析的真諦得以保留：在中產階級崛起的問題上沒有理由為修正主義保留任何餘地。由於同樣的原因，西方馬克思主義也不斷致力於尋找可能成為革命因素的其它力量，以作為病態的工人階級的替身：第三世界的農民、學生和知識分子、被排斥者。或許，對於革命因素的這種絕望追尋正是其相反狀況的表現：害怕發現它，害怕在它已經蠢蠢欲動的地方看到它。等待別人來為我們做這一工作正是對自己不作為的。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阿蘭•巴丟提出我們應當重新堅定共產主義的假設。他寫道：

如果我們不得不拋棄這一假設，那麼在共同行動的領域內不再有什麼是值得做的。沒有共產主義的視野，沒有這一理念，歷史的和政治的任何演變對一個哲學家來說都是沒有意義的。

然而，巴丟繼續說：

“堅持這一理念，堅持這一假設的存在性，並不意味著其第一種表現形式，即對財產和國家的重視，一定要保持原狀。事實上，被我們歸於一項哲學任務，甚至一項職責的，是幫助將這一假設的新形態變為現實。”

人們應當注意不要用康德的方式來讀這段話，將共產主義設想為調節性理念，從而喚起“倫理社會主義”的幽靈的重生，將其等同為先驗的準則或公理。實際上，應當保持對一系列社會對抗的精確指涉，社會主義的必要性正是從中產生；應當保持原本的馬克思主義中共產主義的正確概念，不是作為一種理想，而是針對實際存在的矛盾做出的行動。把共產主義當做永恆的理念反映了其從中產生的社會環境同樣永恆，共產主義所針對的社會對抗始終存在。這種觀點類似於一種解構性解讀，將共產主義視為一個關於存在、關於廢棄一切疏離的表徵的夢幻，一個賴其自身的不可能性為生的夢幻。

儘管對福山“歷史的終結”理論的嘲笑是容易的，但今日多數人都是福山主義的。自由-民主資本主義被公認為可能存在的最好社會形態的終極模式；人們唯一能做的是使其更加公正，更加容易忍受。一個簡單而中肯的疑問由此產生：如果自由-民主資本主義是——即使不是最好的——最不壞的社會模式，為什麼我們不是簡單地以一種成熟的方式委身於它，甚至全心全意地接受它？為什麼要不辭艱難地堅持共產主義的假設？

階級和共享資源

僅僅對共產主義的假設保持忠誠是不夠的：人們應當發現歷史真實中的對抗，使其成為實際的迫切任務。在今天唯一的真問題是：全球資本主義中是否包含著足夠強大的對抗，可以阻止其無限的再生產？四種可能的對抗顯現出來：生態災難的隱性威脅；所謂的知識產權作為私有財產的不合法性；新的技術-科學發展中暗含的社會-倫理問題，尤其是生物學領域；最後，同樣重要的，種族隔離制度的新形式——新的圍牆和貧民窟。我們應當注意到，在最後一點，隔開局內人和局外人的鴻溝，與其它三點之間存在著質的區別，這標示出哈特（Michael Hardt）和奈格裡（Antonio Negri）所說的“共享資源”的範圍——社會成員的共有財產，而共有財產的私有化是強暴行為，如果必要，應該暴力反抗。

首先，存在著文化的共享資源，認知資本的直接社會化形式：首先是語言，我們交流和教育的手段，同時還有公共交通、電力、郵政等等的共享基礎設施。如果允許比爾蓋茲壟斷，那我們將處於一個荒謬的處境，一個私人個體將擁有與我們基本通信網絡相關的軟件組織。其次，存在著外部自然的共享資源，而它們正被污染和開採——從石油到森林以及自然產地本身。第三，還有內在自然的共享資源，即人類生物起源的遺產。這些鬥爭的共同點是意識到了，圍繞公共資源自由運轉的資本主義邏輯如果得到允許，會具有破壞性的潛力——一直到人類自我滅絕。正是對這些“公共資源”的關注讓共產主義的概念得以復興：它讓我們能夠將他們的進步圍欄看做是那些被剝奪了自己的財產的人的無產階級化的過程；一個同樣指向剝削的過程。今天的任務是復興剝削——例如無名的“知識工人”被公司剝削——的政治經濟學。

然而，只有第四種對抗，對局外人的關注，才能證明共產主義概念是正當的。沒有什麼比國家社群更私人的了，他們將被局外人視為一種威脅，為如何與他們保持合適的距離而苦惱。換言之，在這四種對抗中，局內人和局外人之間的對抗是決定性的：沒有它，其它的都會失去其顛覆之刃。生態學變成可持續發展難題，知識產權變成複雜的法律挑戰，而生物遺傳學則轉變為一個倫理議題。一個人可以真誠地為環境而戰，保衛知識產權的寬泛概念，反對基因版權，卻不遭遇局內人和局外人之間的對抗。這樣，我們得不到任何真正的普遍性，而只有康德意義上的“個人的”關注。全食食品和星巴克之類的公司繼續享有自由主義者的喜愛，儘管它們都牽涉到反工聯活動；他們的把戲在於以螺旋上升的方式銷售產品：以“公平貿易”的價格買進咖啡豆製作的咖啡，價格昂貴的混合動力汽車，等等。簡言之，沒有局內人和局外人之間的對抗，我們會發現自己置身於這樣一個世界：在這裡比爾•蓋茨是最偉大的人道主義者，為消除貧窮和疾病而戰鬥；而默多克是最偉大的環保主義者，利用他的傳媒帝國調集數億資金。

越過康德往前，一個人應該在這裡接著說，有些社會群體由於在社會等級的私有秩序中缺乏決定性地位，從而直接代表普遍性的社會群體：他們是雅克•朗西埃所說的社會群體中的“沒有角色的角色”。一切真正的解放性政治運動都產生於理性的公共使用的普遍性與“沒有角色的角色”之間的短接。青年馬克思就已經具有了這樣的共產主義夢想——將哲學的普遍性和無產階級的普遍性結合起來。從古希臘開始，我們就為局外人介入社會政治空間取了一個名字：民主。

主流的自由主義民主概念同樣關注局外人，但是以一種極端不同的模式：它關注於他們作為少數意見而被包納。所有的立場都要被傾聽，所有的利益都要被考慮，每個人的人權都被保證，所有的生活方式、文化和習慣都被尊重，等等。這種民主擺脫不了的是對所有少數群體的保護：文化的、宗教的、性別的等等。這裡的民主方案由談判和妥協組成。在這裡迷失的是局外人中體現的普遍性立場。新的解放運動將不再是一個特別的社會力量的行動，而是不同力量的爆發性結合。與“除了鎖鏈無可失去”的無產階級經典形象相反，將我們聯合起來的是，我們正處於失去一切的危險之中。我們面臨著被降低到抽象的、空洞的笛卡爾式主體的威脅，失去我們所有的象徵性內涵，我們的遺傳基礎被操控，在沒有生活價值的環境中單調地活著。這種三重威脅把我們都變成了無產階級，降低為“無實體的主體性”，就像馬克思在《大綱》中表達的那樣。“沒有角色的角色”的身份使我們直面我們的真實處境；倫理-政治挑戰正將我們指認為這種身份。在某種程度上，我們都被排除在自然以及我們的象徵實體之外。今天，我們都是潛在的“神聖牲人”，而避免讓此成為事實的唯一途徑就是預先採取行動。

轉載自「少年中國評論」
http://review.youngchina.org/archives/1607帶Q過人譯

自NEW LEFT REVIEW 《新左派評論》2009年5-6月號
http://www.newleftreview.org/?view=27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