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終止前新生：“列寧遺囑”的先見之明及其悲劇性對工人解放的啟示

在终止前新生：“列宁遗嘱”的先见之明及其悲剧性对工人解放的启示

秋火

二月份我逐步扫描校对完了《列宁最后的书信和文章》这本小册子（中央编译局，北京：1992年9月版）。据编者介绍，广义上的“列宁遗嘱”不只是《给代表大会的信》而是包括了这本书的全部文章（1922年12月-1923年3月）。尽管不少左翼读者很可能已经读过其中部分篇什，但我相信这仍然是一个很值得专门研读的经典，因为这些“列宁遗嘱”的许多先见之明，堪称1923年秋天诞生的俄国左翼反对派的先声。很值得研究。

首先，为什么我说这些“列宁遗嘱”是1923年10月左翼反对派的先声？因为两者之间贯穿着一条“新路向”。1923年10-12月开始，一个新的反对派诞生了。相比先前的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这个以托洛茨基为发言人的左翼反对派更具方向性地陆续提出了以下新路向：

1、【官僚主义是头号危险，必须从反官僚斗争开始】。党的官僚化使党有脱离群众的危险，“现在最明显与直接的，正是这个危险。在目前条件之下，反对其他危险的斗争，必须从反官僚主义的斗争开始。”“国家机关与党机关中的官僚主义乃是我们处境中固有的一些最恼人的倾向的表现，……在某些社会条件之下，将会摧毁革命的基础。”反官僚斗争，取决于“经济政治改造与群众文化水准的提高”[1]。

2、【党和国家的民主取决于工人民主与工业化】。“郑重深刻与激烈地转变方向，转向于党的民主，让不断增加的工人阶级份子大量入党”[2]。由于工厂党组只占全党1/6，即使吸收进中央，仍不能主要依靠他们；工人阶级成分的增长，到底取决于“党在工业，在一般经济中胜利的确实的尺度，同时也是党保持其无产阶级性质的最好保证”[3]。因此必须工业化。

3、【改变对市场的放任，利用税收、价格和工农比例调整克服剪刀差，加速工业化】。从今起改变1921年以来新经济政策对市场的放任：“优先增加工业消费品和农具的生产。……建议对人口中较富部份、耐普人和富农征收累进所得税”，克服工、农价格剪刀差。平衡进出口、用外汇储备购买国外机器，加速工业化[4]。

4、【建立计划经济制度，使国家经济计划局成为全国经济的总参谋部】。从今起立即采取实际措施加强经济计划，“我们再次三次地做着决议，说必须使国家经济计划局成为苏维埃经济的总参谋部”[5]。

5、【国家设立农业信贷、援助和价格补贴帮助农民，逐步有限地增加国营农场，扶持农民自愿的合作化】。“工人国家要（在力所能及范围内）设立农业贷款与进行农事援助，去帮助农民”，帮助农产品出口创汇，“我们一定要以低廉的价格供给乡间以农具与机器。一定要供给他们人造肥料和廉价的家常用品”[6]。“逐渐地、但是有限度地增加国家农场的数目”，同时帮助农民按自己利益自愿加入合作社，用农业信贷、价格等市场杠杆加速农业合作化进程。“这将会使城镇(和工人)较少地受到农村私人输送的上下波动的影响”[7]。

看这些政策许多人可能会说“这不就是后来斯大林的做法吗？”——当然，1928年的斯大林确实剽窃了五年前左翼反对派的新路向的一部分。但是请注意斯大林是1928年才采纳了上面的部分做法，当时全苏2/3农民都发展成了富农、乃至乡村新兴资产阶级，党-国在消灭了各个反对派后已巩固了官僚专制，结果是官僚特权集团以粗暴、严酷的方式与几千万富农和农村资产者之间，爆发了一场极其惨烈的大血拼，殃及众多无辜的中农。

但托洛茨基为首的反对派——请注意——是1923年末就提出了这些措施，无论其政治主张还是当时的社会分化情况，都更有把握推行稳健、有利得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农村合作化。更重要的本质区别是，托洛茨基反对派的这些经济政策不仅仅是为了富民强国，更是把“党在工业上的胜利”与“党保持无产阶级性质”和工人民主化的具体措施紧紧联系起来（另外还有着对世界革命的良苦用心[8]）。

更要指出的是，1923年末左翼反对派的“新路向”，与1923年初列宁于病榻上口授的那些文件正好一脉相承。无论是扩大工人民主、反对官僚主义，还是提高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地位和加速工业化、大大重视和加快农村合作化，《列宁最后的书信和文章》全都能找到相关论述，而这些对于当时的官僚化苗头和一味强调市场作用的新经济政策环境来说，真可谓全新的思路和方向。列宁还预见到将来党内多半冲突会发生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明确建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位置上调开，这些后来闻名于世的建议都包含在他的一整套全新思路里。遗憾的是，列宁只是构建了新路向的框架原则，却没来得及进一步给骨架填充以血肉和生命，1923年3月以后就一病不起、完全丧失工作能力了（直到1924年1月21日逝世的那大半年，列宁都无法再发挥政治影响了）。列宁提出的这些全新的大转变，很大程度上被左翼反对派所领悟和继承，于是有了上面那些“新路向”。

第二，1923年左翼反对派虽然继承发扬了列宁的大部分遗志，但列宁的某些远见卓识甚至超过了后来的反对派。其中最重要的是1922年格鲁吉亚问题，在斯大林、奥尔忠尼启则等新官僚头头把格鲁吉亚等民族粗暴地并入苏联后，病床上的列宁愤怒地力图追究肇事者的责任（这甚至导致列宁当天气得病情发作！[9]），包括委托托洛茨基代表列宁在中央会议上发言，为捍卫民族自决权利辩护。列宁高度重视境内少数民族的自决权利，也包含在他晚年最后的斗争中。后来苏联境内的许多冲突乃至苏联最后的解体，相当大的原因就是大俄罗斯民族的压迫与少数民族群众的反抗和复杂冲突，甚至困扰至今（2008年北京奥运开幕时，俄国还攻打格鲁吉亚呢）。当年列宁为了捍卫少数民族无产者自主自决、维护各族无产大众团结，即使是在晚年卧倒病床仍极力试图阻止党内蜕化分子的民族沙文主义倾向，这是何其可贵的革命者品质！然而这个问题在左翼反对派的战略中似乎不够重视，这可能是一大缺憾。

另外，列宁设立“中央监察委员会”和改组“工农检查院”等一系列做法，涉及到苏维埃政体的重大改进，是非常了不起的创造性思路。根据这些“列宁遗嘱”，我认为列宁想基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建立党内“两院制”政体，以此推进苏维埃国家的民主化。首先，由代表大会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75-100人为“中央监察委员”，他们与中央委员同权，另一方面把“工农检查院”改组为300-400人，并按照一系列标准对这些人重审、筛选，该机构的威望和权力不亚于外交部这样的部门。在我看来这两个机构的关系，类似于英国的“上院”与“下院”的关系，或美国的“参议院”与“众议院”的关系[10]。

但列宁的设想比英美的政体更绝妙——他要把“上院”变成两个同等权力、互相牵制的平行权力机构：一个是新设立的75-100人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另一个是现有的“中央委员会”，并且要从工人阶级中推选出50-100个人充入目前只有二三十人的中央委员会[11]。当形成了这样一个工人和农民充分参与主导、上下互相制衡的政体时，甚至应该容许当时的“耐普曼”即资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参加这个合作，以使得工农大众更能够清楚地把握阶级关系，更能够密切监视可能导致阶级分裂的苗头。这样一来，“我们看得愈清楚，我国全体工人和农民了解得愈清楚，我们避免那种会使苏维埃共和国覆灭的分裂的可能就愈大”[12]。

第三，阅读这些文献时一个深深的感叹在我脑海不断回响：无论列宁还是左翼反对派都有许多让人叫绝的好办法，但最关键是：谁来坚持、推行、捍卫这些好办法？当然只能是具有革命觉悟的工人阶级。这就不得不让我想起1921-22年列宁和托洛茨基联手打压工人反对派的历史悲剧。

2007年我才特别注意俄国革命与工人反对派的重大关系，上传了一些相关文献[13]。而根据我最近一些整理和新的思考，我认为工人反对派（1919-1922）是仍在政权里活动的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民主集中派可以看做对官僚化不满的地方干部群体，而斯大林等人却是在中央形成了新的特权干部集团。列、托站在全党的高度试图平衡各个派系集团的冲突；他俩因为所处的地位，没能想到党内已经形成了社会意义的阶层分化[14]。当1923年官僚化威胁到“十月革命老近卫军”托洛茨基的头上时，他才觉醒到危险，匆忙组织反击，而且还沿用了工人反对派的部分人员乃至主张。但是这时，当老托想要求助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力时，才悲催地发现，后者已经被他亲手葬送得差不多了[15]。在阅读列宁最后文献时，我也一再感觉晚年列宁有着与后来托洛茨基类似的历史悲剧性[16]。

但是这些深沉的历史悲剧，并不仅仅只有给后来研究者们发挥聪明才智的价值。这些历史更是给今天的工人和被压迫大众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教训，至少让人们意识到“伟大领袖”背后真正的伟力，来自于被压迫的底层无产大众的活力和创意力。今天的革命青年不仅应该勇敢地承认，压制工人民主与工人反对派等工人党派是当年苏俄的最大错误之一，而且应该从当年俄国的工人民主实践与历史悲剧中吸收最可宝贵的教训：“走向社会主义取决于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群众的创造积极性，和工人阶级大规模参加各级经济和政治生活，那么从现在起就应该揭露那些想以杰出人物的活动取代群众行动的各种思想。”[17]用托洛茨基的话来说，革命历史“是一座伟大严酷的学校。学习那些与鲜血等价的教训，不允许分毫的轻浮态度。打倒欺诈、自大、空谈和思想寄生！需要学习。需要严肃、诚挚地学习。时刻准备着！”[18]

总而言之，阅读列宁临死前的最后遗嘱，以及联想到托洛茨基反对派、乃至当年苏俄工人阶级曾经惊世骇俗的种种抗争实践，都让我不禁有深沉的历史悲剧感，却更有一种“在终止前新生”的激动人心之力量。在我看来，“在终止前新生”比任何新生，都更激励人们前进，因为这意味着以全部力量做最后的努力上，虽然总是力道不足（例如1921的工人反对派、1923的列宁、以及后来的左翼反对派），未免让人抱憾，恨不得都想时空穿越“回到从前”再大干一场。但正是这种在最后绝唱中的呐喊，才让人觉得最宝贵，才更有前无古人的大胆创意。让我们回顾“列宁的遗嘱”吧，让我们回到那深沉而极富创意魅力的历史悲剧，让我们在终止前新生，在老朽迂腐的官僚社会主义传统必将终止之前，为真正的革命社会主义传统的新生而奋斗！

写完于2014年3月1日，3月4日改定

[1]托洛茨基：《新路向》（1923）第四章“官僚主义与革命”（15条提纲）第13-15条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3book/trotsky-1923book06.htm

[2]托洛茨基：《新路向——致各区党组织会议的一封信》，1923年12月8日。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3book/trotsky-1923book10.htm

[3]同[1]，第10条

[4]引文来源及此段参考自曼德尔：《以托洛茨基作为可供选择的道路》（1992）第四章“托洛茨基的可供选择的经济战略”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Ernest-Mandel/1992book/marxist.org-chinese-mandel-1992-book1-4.htm

[5]托洛茨基：《新路向》（1923）第七章“计划经济（1042号命令）”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3book/trotsky-1923book09.htm

[6]托洛茨基：《新路向》（1923）附录三论城市与乡村的联系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3book/trotsky-1923book12.htm

[7]同[4]

[8]1923年春夏，德国革命形势趋于成熟，苏联党内发生不同意见。10月11-23日，德国共产党人的暴动失败。这次革命失败与时任苏共党总书记的斯大林有直接责任关系，也可以说与苏共的官僚化有直接关系。德国起义的失败，在苏共党内引起很大震动和忧虑。托洛茨基正是强烈地感觉到了由于这种失败，俄国已陷于孤境和面临内外严重危险，必须提出新的方向。正是在1923年10月23日，托洛茨基致信党中央，论党内民主。并在随后几个月中逐步提出了被认为“新路向”的一系列新战略和措施。
参见王凡西的背景介绍：托洛茨基：《新路向》（1923）“译者前记”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3book/trotsky-1923book01.htm

[9]参见《年表（1922年12月12日——1923年7月17日）》1923年3月6日。
此前1922年12月30日列宁口授《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时曾有这样的开头：“我觉得很对不起俄国工人，因为我没有十分坚决十分果断地过问有名的自治化问题……”
我忍不住要提醒读者注意：要知道这是列宁在病榻上奄奄一息时连书写都无法进行、只能让人口授记录的文字，这是令人动容的革命者良心！

[10]参见列宁：《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1923年1月23日）

[11]参见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1922.12.23-29）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lenin/marxist.org-chinese-lenin-19221223-29.htm

[12]列宁这些十分大胆、具体的建议，参见[10]。这是一个似乎还没有人认真解读过的文件（至少我没看到哪个中国人解读过，虽然已经作为中文文献存在很久了）。它是一个比后来的托派、毛派的民主创议更有意思的文件。真不应该继续埋没这些无产阶级民主的瑰宝，应该好好发掘、研究。

[13]工人反对派领袖柯仑泰文集：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kollontai/index.htm
以及：俄共“民主集中派”和“工人反对派”文选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workers-opposition/index.htm
（没有完全上传完，还有一部分民主集中派的文献正在上传中。民主集中派的某些工人民主思想比工人反对派还要早。但工人反对派是在托洛茨基反对派之前，苏共党内最顽强的一个左翼派系）

[14]我特别佩服的是工人反对派分子尤·康·米洛诺夫在1921年3月俄共十大上的发言，因为他已经公开地“力求搞清这些派别的社会基础”，有趣的是当他谈论各派背后的社会基础时，会场发出了嘲笑声。
参见尤·康·米洛诺夫：《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讨论中央的政治报告时的发言》（1921年3月9日）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workers-opposition/02.htm

[15]托洛茨基虽然后来启用了工人反对派的部分内容和人员参与到自己组织的左翼反对派中，但实际上托洛茨基仍囿于自身局限性和党派偏见，试图极力想为过去的立场辩护，在1923年12月发表的小册子《新路向》中，托洛茨基这样不公平地评价工人反对派：
“最延长的派别，从某种角度看，也是最危险的一个派别，乃是‘工人反对派’。这个派别反映了（虽然是以歪曲方式反映了）军事共产主义的矛盾，反映了党的某些错误以及社会主义组织的一些本质的、客观的困难”。
来源：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Trotsky/1923book/trotsky-1923book05.htm

[16]伊萨克·多伊彻在《先知三部曲》第一卷《武装的先知》第十四章“胜利中的失败”中，精要地、极其富有智慧和魅力地论述了这个悲剧的过程。即列宁和托洛茨基在1917十月革命胜利几年之后先是大力压制了工人民主及工人阶级的反对派，而后当他们觉察到官僚成为头号危险，想要求助于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力时，才醒悟到工人阶级已经被扼杀得差不多了——扼杀也有列、托各一份（虽然不是那么自觉的，不是像斯大林那样自觉地把工农往屠宰场赶）。列、托也悲剧了。
建议大家细读“胜利中的失败”：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Isaac-Deutcher/1954book/14.htm

[17]出自1960年代西方的一个革命社会主义团体《团结报》再次出版柯仑泰《工人反对派》时所写的前言。

[18]托洛茨基1939年3-4月谈如何对待西班牙革命的惨痛教训。我曾经作为一篇相关读书笔记的题记。我认为可以引申到任何一次包含悲剧意义的伟大革命运动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