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後蘇聯境內托派地下活動概述

（俄）瓦．拉戈文

譯者　赤軍

（編者按：這是已故俄羅斯學者瓦．拉戈文的系列著作《存在另一條道路嗎？》中涉及1927年後蘇聯境內托派地下活動的資料。作者瓦．拉戈文，哲學博士，俄國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1998年去世。自1992-1998年間出版了他的系列著作《存在另一條道路嗎？》，包括《政權與反對派》、《斯大林的新經濟政策》、《1937》、《烈士黨》和《世界戰爭與世界革命》。）

1933年：「反革命托派團夥」案

1933年1月格柏烏政治秘密部在向斯大林承交的書面報告中，詳細匯報了托派地下活動及偵破工作進展。據報告說，自1930~1931年間許多反對派分子公開悔悟並重新出來工作後，不少人又恢復了地下活動。部份組織很快被破獲了。但一直存在著以伊‧恩‧斯密爾諾夫為首的，極為隱蔽的組織。它的成員在二百人以上，擁有一系列城市和生產支部：列寧格勒、哈立科夫、高爾基城、基輔、羅斯托夫等城市，以及國家計委、重工業部等中央政府機關。1932年逐漸引起公安部門注意，在逮捕行動中，89人年落網，包括斯氏本人，捷爾——瓦嗄揚，普列奧潑拉任斯基。在其它被捕者中包括工人、工程師、高校教員、記者、企業領導。搜家時查獲部份用打字複印的《列寧遺囑》（《給黨大會的信》），政治傳單和國內反對派分子與托洛斯基的秘密通信。被捕者的絕大多數拒絕承認自己的觀點是「反革命的」，以及地下組織的存在。部份人拒絕提供任何證詞。1933年2月20日聯共中央監察委員會開除被捕人員中30個人的黨籍；與此同時格柏烏特別專案組判處88人刑期不等的監禁（3~5年），45人被處以三年流放的懲罰。正式罪名是：1. 「成立非法反動組織」；2. 圖謀重建全蘇地下托派團夥；3. 與其它托派串連；4. 散發地下非法文件。

以上受迫害的反對派人士在1936~1938年大部份被槍決。

1934年：「地下托派中央」案

1931年3月，左翼反對派積極分子阿普‧利芙舍茲從流放地逃走。1932年末她與拉科夫斯基（反對派領導人之一）取得了聯繫。作為後者的聯絡員同各地的流放托派商討召開全蘇托派地下大會以及協助部份流放者逃亡等計劃。1934年初利芙舍茲被捕，兩個月後按她的供詞逮捕39人。抄出托洛斯基境外文章抄件及信件，上烏拉爾政治隔離牢房中反對派囚徒因絕食而起草的傳單。被捕者均為「已悔過」的原托派。正式罪名：圖謀恢復、指導全國性托派地下組織。大部份被捕者被格柏烏特別專案組判以3~5年監禁。1936~1938年大部份被處決。

托派在流放地、監獄、集中營

1936年以前大部份反對派成員處於流放和監禁（所謂的「政治隔離牢房」）狀態中，那裡的待遇相對還較為寬鬆。1936年開始大批量地「轉向」：黨內反對派被完全投入集中營裡去了。

在這一年（1936）中，從哈薩克斯坦經鐵路向遠東運去一大批流放的托派。他們有自己的領導機關，後來當到達目的地後，這個領導機關與當地托派領導核心合併起來了。來自中亞的托派中有十月前的老革命和內戰及內戰後的黨政軍領導幹部，但主要組成部份是「熱烈的青年人，列寧主義近於狂熱的支持者」。在途徑克拉斯納亞爾斯克市火車站時，托派們呼喊了下列口號：「打倒反革命的聯共中央！」以及下列鼓動性的談話：「工人同志們！我們是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斯大林叫我們作托派……政府裡沒幾個無產階級代表了，淨是些官遼。頭號官遼是斯大林……」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市碼頭上，托派們打出了自制的橫幅：「打倒斯大林！」他們並竭力同碼頭上群眾對話：「……工人同志們！報紙上瞎扯一氣，說是沒有政治犯，我們就是共產主義政治犯，這種犯人好多好多。我們是被斯大林關起來的……」

在開往最後目的地的集中營的輪船上，老牌托派派來科夫發言（船上舉行了囚犯討論會）說：「需要積累力量，以準備下一步的鬥爭。我們中的一部份人會被改善待遇等手段所收買。而我們這一類不妥協的分子應作好大苦難、大犧牲的準備。」

卡累瑪集中營位於北極圈附近，1936年後成為托派「群英薈萃」的地方之一。他們有統一的自我稱呼：「沒有放棄（原則）的列寧主義者」。在日常宣傳（營中有大量非托派囚犯）中著重強調四點：1. 需要公開「列寧遺囑」；2. 斯大林把無產階級專政變成了對無產階級的專政，在國內推行不可容忍的恐怖政策；3. 強制集體化導致農民處於完全被奴役的狀態，這種集體化不會加速社會主義建設；4. 斯大林政策醜化共產主義。

托派舉行了90天的絕食。要求如下：通信權、讀書權、與刑事犯分開（住處）。營地當局同意了這一要求。領導絕食的地下核心成員之一是鮑‧米‧艾利辛，62歲的老革命（1936年時他的黨齡已超過40年）。

營地中有發達的奸細網絡。據部份解密的安全機關檔案裡的文件記載，曾有大量關於托派在營中活動及言論的報告。如1936年初某「線人」報告：「8號工棚的托派分子們有系統地在營地裡從事反黨和反斯大林宣傳……馬爾托內夫說：「咱們的同志到處都有，托派名義上是垮了，實際上從來都沒有停止工作。需要忍耐。（我們）托派是有足夠忍耐力的。」「斯捷巴科夫說：「斯大林的路線是大棒路線。這種『勞改』不能把人改造好，反倒會讓囚犯們更恨當官的。」「馬爾托內夫強調說：『托洛斯基和我們這些人不會向當局彎腰討好的。這個事實不會改變。』」

1937年春天，公審了一批托派地下領導人。在審訊材料中留下了這些人的片語隻言：「齊齊納澤稱蘇維埃國家變成了一個大集中營」，「舒克林叫罵說『斯大林在世界無產階級面前已經丟盡了威信，因為他是個嗜血的下流蚽子……』斯大林想把自己的競爭對手趕盡殺絕，因為他比這些人蠢十倍」，米舍林質問：「這些天又有哪些老革命被捕被殺？看來，上頭是下決心把革命領袖們往死裡整了。」公審結果，5人被判死刑，其它人被判10年徒刑。

卡累碼的托派領導人之一是謝爾柏斯基和扎哈良夫婦。他們的住處（所謂「工棚」）是托派們開會的地點。這兩人也是1936年8月開始的，長達80天的大絕食領導者之一。1937年10月他們被處決。

另一個托派領袖人物是瑪格科娃。她原是20年代末「烏克蘭地下托派中央」成員之一，1928年被流放到阿斯特拉罕州三年。在當地她為也在此流放的拉科夫斯基作秘書工作，並領導了國內托派印刷地下傳單等事宜。1929年在公開悔過以後被提前釋放。1932年她被發覺與斯米爾諾夫地下組織有關，再次被捕。在上烏拉爾隔離牢房監禁一段時間後，被流放到哈薩克斯坦。1936年在哈首府阿拉——木圖市第三次被捕，並被押往卡累瑪營地服刑（刑期5年）。1937年秋天她第四次被送上審判台，正式罪名：有系統地與營內托派串連；反革命宣傳；參加反動絕食活動。1937年9月份下旬被槍決。

另一個托派囚犯們集中的地點是北極圈內的瓦庫特集中營。1936年夏，大批托派分子和他們的家屬從各個流放地和監獄被當局用火車押運到阿爾罕格利斯克市，從那裡轉運到瓦庫特。在新地點宣佈了關於全面推行「勞改」制度的決定。這樣一來，原有的流放犯們自動變成了勞改犯。此外延長5年刑期。住的地方是粗帆布大帳篷，每個帳篷供250人居住。集中營的新任戶裡除了托洛斯基的兒子謝‧謝多夫和托氏私人秘書帕茲南斯基還包括了原國家石油工業領導人科西渥爾，斯大林親信之一的科西澤爾的弟弟。此外還有原莫斯科大學社會學系黨支書記；莫市托派地下市委委員，「高校片負責人」索柯略特‧蓋渥爾揚，「民主集中制」派（聯共20年代黨內反對派之一）的領導人之一米尼奧夫夫婦，格魯吉亞革命前的布爾什維克黨組織負責人之一拉多‧葉努基澤，他也是斯大林心腹之一阿‧葉努基澤的侄子。莫斯科工人科立夫錯夫，頓巴斯地區作家巴格留克，烏克蘭盧岡茨克市教育學院原黨組書記捷涅克，莫斯科地下托派委員會成員之一馬基德，原蘇共青團中央成員米立納依斯等一百多名托派領導核心成員。

1936年秋天，瓦庫特托派囚犯舉行了132天的絕食，共有一千人左右參加。絕食前以「希爾什維克——列寧主義者宣言」的名義在營中搜集了簽名。絕食（同時也是「宣言」中）的要求，包括：

1. 撤消內務人民委員會（類似中國的公安部）關於流放犯改為勞改犯的決定；公開對托派進行審判，反對「特別專案組」的司法授權；2. 集中營工作不應超過8小時一天；3. 飲食供應狀況不應與每天的具體工作量掛鉤；工資（集中營內對勞改犯也發放工資）應為貨幣形式，而不是實物；4. 政治犯與刑事犯隔離開來；5. 囚犯中的殘疾人、女人、老人應從北極圈內遷往較溫和的地區。絕食期間不斷有人死亡，1937年3月莫斯科授意營地當局：「全部要求予以滿足」。在這之後托派們可以從事一般性的，不繁重的工作，工作時間不超過8小時一天，飲食也有固定的標準。與此同時「徹底解決托派問題」的準備工作也在緊張進行。1938年初，內務人民委員會下達00409號文件，標誌著托派問題的解決進入了實質性階段：這一文件從它的編號上看，是在斯大林本人親自倡議並參與起草的情況下制訂的。全權特使耶‧卡什克京通盤領導清除托派的技術性工作。卡什克京1936年9月因精神分裂症被從內務部門調往莫斯科市委工作，但在1938年1月被重新調回原單位，專門負責托派作鬥爭。

1938年3月1日第一批槍決173人，包括蓋渥爾揚、亞科文，艾利欽，布洛維爾，時間約10個小時。1938年3月第二次槍決351人，包括科西渥爾，柏茲南斯基，京蓋爾什泰德，拉多美斯林斯卡婭，總計前後處決2,901人。重要托派的子女，12歲以上的也一并處決。行刑地點為制磚廠，離營地約20公里。

應該說，對瓦庫特的托派們來講，他們對這一結局雖有預料，但內心深處仍未相信。當到達瓦庫特時，托派們並未消極，而是十分活躍，充滿幹勁。1936年間正逢「全民大討論」新憲法之時，在瓦庫特托派們把憲法草案駁的體無分膚（營中按官方意圖也舉行了討論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