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鄭伯伯
戴晴
編者按：

作者是中共早期領導人傅大慶之女。鄭伯伯即鄭超麟（1901-1999），中共第一代領導人，在廿年代大革命失敗起追隨陳獨秀轉向托派，先後在國民黨及共產黨監獄坐牢超過卅年，1979年恢復自由，任政協委員至逝世。

與父親同志、同學並且同年的鄭伯伯，如果今天依舊在世，正是一紀齡。他早走了兩年，在98歲時平靜離去——而父親連他的一半也沒有活到，他死於日本憲兵之手的時候45歲。

以自己的生命覆蓋了一個世紀——而且是自人類存活於地球以來最重要的一個世紀的鄭伯伯，更以自己的生存實踐驗證了該世紀最大的一個命題：人群應該如何共生？（他的答案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如何實現？（他的答案是受剝削民眾奮起革命）這革命浪潮如何推動？有可能在一處首先突破麼，即「在一國首先實現」？（他的答案是絕無可能，社會主義革命的浪潮是全球性的）。

這一命題若在哲學家手裡，他們會坐在房子裡思索；如果在政治家手裡，他們會依情據勢，把它當作旌旗招搖的同時，制定自己瞬間萬變的應對方略。無奈鄭伯伯他們是理想家，屬於拿自己身家性命付諸理想的一群。這付諸不是一次兩次、一年兩年，而是全部生命的每分每秒——以多少代之後的遠期目標，當作自己手邊的事。在他98年的生命裡，如果將早年長身體、基本知識積累的19年除去，將他懵懵懂懂（沒有分清楚理想與現實政治的區別）為黨效命的11年除去，再將他在國民黨和共產黨牢中的歲月（8年+27年）除去，他以自由之身享受廣闊天空與情親的日子，只有戰亂與被捕之惶恐的12年，和最後的暮年歲月：79歲之後的19年。

這是怎樣的一生啊！

即便是以佝攣的手握著放大鏡，讀著專門為他放大一倍複印的詆毀文字；即使將面孔埋在案頭，顫抖著書不成行，鄭伯伯也沒有絲毫的氣餒與自憐。不錯，他是個「屢戰屢敗的老兵」（鄭伯伯85歲時自稱），但這「敗」是世俗意義上的敗——坐到多高的位？積聚了多少財？為地球增添多少攜帶自己染色體的口子？而思想自由與言論獨立，這生而為人最可寶貴的部份，鄭伯伯的保有超過了任何一名「彪炳史冊」的大角兒，即使在精神摧折綿密得一絲不透的監牢。他最後承認自己是「反革命」，但清楚地對自己說，他反的是關押他的人心目中的那個「革命」，是他所不同意的毛澤東思想、觀點與偉大業績。

雖然《鄭超麟回憶》講的全是舊事，雖然監禁的日子只能讀宣傳品，鄭伯伯從未失去現實社會獨立觀察者的敏銳。他的一個重要論斷，是對「斯大林/毛鄧江社會主義」的揭示，對這個我們沉浸其中、勞作其中、攫掠其中、或者勃蹊其中而不自覺的「人間天堂」的揭示。他以自始至終的參與，將假象說破，告訴我們這不過一場自有人類社會以來牽涉生命最多與最深刻大騙局啊！百洋景之所以由他這樣寶貴盛年全在圈禁下的人拆穿，只原於他的純真與堅韌：他與那些強奪巧取輩勢不兩立，只要你以一身一口卻佔據本屬於大多數人資源財富，就是他進攻與戳穿的對象，無論這佔據祭起何等樣的旗幟、執掌著何等樣的利器、玩起何等樣紅的、白的、或者不紅不白的理論。

在他的晚年，鄭伯伯賞心樂事之一，是親臨了一個「國際寬容年」，雖然在他生活的環境下，那寬容——特別對異端的寬容——依舊稀缺得讓人手足冰涼。寬容，對信仰、對思想、對言論、對出版與結社——如果這對社會有百利而無一害的共識來得早一些，鄭伯伯度過的會是怎麼不同的一生！

近日與母親閒談，曾慶幸父親走得早，免得為同為同志者幹下的那些糗行而羞愧；中國人之間的醜惡內戰、「戰友」間殘忍內鬥、紅旗之下無恥化公為私。這些，鄭伯伯都曾親歷。從容面對而不苟同、不苟且，要怎樣的以信念為支撐的定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