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痞子革命"

區芳

近日讀到作家牧惠的一篇文章《修改，「讓錯誤披上一件正確的外衣」》（原名《來點"樸學"》《社會科學報》2002年4月25日），是談上世紀20年代農民運動的。讀後有些想法不吐不快。

牧先生從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不同版本說起，摘引《報告》原稿中 “流氓地痞之向來爲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爲農民革命之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這句話，進而得出"當時農民運動讓流氓地痞領導不得人心"這樣的政治結論來。

1925-27年涵蓋近一千萬人的中國農民運動是不是被"流氓地痞領導"了，有無數直接間接的文獻（各地農會、共產黨機關和工會的報告、武漢國民政府調查人員的材料、中外目擊者的記錄）可以查證，不必我來反駁。單說說流氓地痞與中國革命運動的關係。

由於人口增長和資本主義工業化的遲到，近三個世紀以來的中國社會，特別是中國農村，的確是有著日益嚴重的無業遊民現象的。"天地會"等各種秘密社團就是遊民求生的一個曲折體現。遊民及其組織，在無產階級反對資本家和農民爭取土地的鬥爭中，既可能被統治者利用來充當摧殘工農的過河卒，也可能爲無產階級革命出力。當然，遊民在經濟生活中沒多大份量，所以他們不可能在階級鬥爭中扮演主要角色。儘管遊民的軍事組織在政治危機時期總是很活躍，但階級決鬥的主力並不是他們：有産者真正依靠的是剝削階級的軍隊，工人和農民依靠的，則是大規模自我武裝）。

一般的小農，在與地主的抗爭中，也是有著"亂殺亂燒、分光吃淨"的傾向的。小農經濟的單一、匱乏和落伍，造成了一般農民思想和眼光的驚人狹隘和短視。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鐵鉗下，小農自顧自的反抗（不論這種反抗多勇敢多讓人同情）是沒有獨立的政治前途的。農民不是感覺不到這個局限性，所以在他們的燒殺行爲中，除了狹隘和短視外，也是有著一層"同歸於盡"的意思。當農民反抗者認識到可以從工人革命那裏找到一條出路以後，他們往往成爲無產階級政權最熱誠的擁護者。工人階級對農民鬥爭的政治領導，就是要把農民運動的巨大力量引到推翻資本家統治的道路上去。在這個過程中，政治領導固然要力求避免在農村出現過多而無謂的階級報復，但更要考慮到農民有別于工人的特殊性，不可因噎廢食。歸根到底，只有工人國家主持下的工業大躍進，才能確立改造傳統農業的物質-技術基礎，才是小農階層自然消亡的保證。也就是說，需要一個工人政權。離開這一點談論"農民的暴行"，不是清談就是僞善。

作家牧惠不知道（或裝作不知道）中國（何止中國？）農民幾千年來"豐年吃不飽、災年吃孩子"的處境，一見到"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的家裏，一群人湧進去，殺豬出穀。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遊鄉，’劣紳!今天認得我們!’爲所欲爲，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的現象"， “常常發生私自審判、處決豪紳的事件，在新陽縣處死45名紳士"等等階級復仇的情境，便跟著"恐怖"起來。"處死45名紳士"便恐怖了？1927年國民黨上臺後，短短兩年，有的省份連民國一百幾十年的稅都預先征了，恐不恐怖？西方帶頭封鎖伊拉克，十年造成50萬伊嬰幼兒"非正常死亡"（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統計），恐不恐怖？

最後要說一下陳獨秀。陳獨秀作爲中共主要領袖，"反對農民運動過火，主張不沒收小地主和北伐軍官的土地，禁止亂捕亂殺"，執行的是蘇共中央布哈林-史達林多數集團"階級合作"的統戰政策。它並不如牧先生所說，是什"保護農民運動、維護革命的聲譽的正確措施"，而是姑息養奸，把工農推到紳士們的屠刀下了。1927年的中國紳士們，恰好是以雇傭的私人武裝（流氓地痞）配合資產階級軍隊，屠殺了幾十萬農民，進而撲滅了革命。只不過陳獨秀並不應負主要政治責任，而只是執行人；此外，當時的中共中央，包括毛澤東在內，都忠實執行了"反對農民運動過火"的投降路線，所以陳獨秀甚至不是唯一的主要執行者（據1927年陳在中央也只是幾個負責人之一，沒有了過去主要領袖的地位）。牧惠稱讚陳獨秀阻礙農運，才真是"給錯誤批上了一件正確的外衣"。

21/02/03/

P．S．毛在《報告》中對"矯枉過正"發的那通議論，倒是暴露了他的政治實用主義，與後來的"槍桿子"論有一脈相承之處。 另外，1949年後大家見到的許多毛澤東著作，的確是幾經修改的，只有讓他們回復原形，中國的新一代無產階級革命者，才可能更好地理解中國革命的過去、現在和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