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以後的中國

By borderlessmovement on 2018-05-27 • ( 發表留言 )

毛澤東以後的中國

伊文思　著

兆立譯

1978

中文版導言…………………………………………………………….2

英文版導言………………………………………………………… 23

第一章毛澤東紀念堂…………………………………………… 31

第二章周恩來逝世和天安門事件……………………………… 33

第三章　「四人幫」…………………………………………………39

第四章　計劃經濟與社會主義………………………………………57

第五章　中國革命的成就……………………………………………61

第六章　中國的工業發展……………………………………………67

第七章　農業生產和人口……………………………………………77

第八章　社會財富的全面增長………………………………………90

第九章　特權階層……………………………………………………97

第十章　北京的外交政策……………………………………………103

第十一章　「兩條路線的鬥爭」……………………………………121

第十二章　毛治下和華治下的科學與文化…………………………137

第十三章　司法、鎮壓和政治犯……………………………………148

第十四章　不安定的跡象……………………………………………165

第十五章　新的黨領導人……………………………………………170

第十六章　李一哲事件………………………………………………175

第十七章　前景是怎樣呢？…………………………………………183

各章註釋

中文版導言

我非常高興聽到，《毛澤東以後的中國》一書的中文譯本將要出版了。西方人寫中國問題的書籍，很少有機會譯成中文，接受中國人民的批評，並與他們交換關於中國前途的意見。馬克思主義者所寫的中國問題的書籍就更少有這個機會，因為他們所採取的保衛勞動人民的利益、反對特權統治者的立場，以及他們所提倡的超越國界、建立世界社會主義社會的立場，受到全世界頑固勢力的強烈敵視。

　　當這本書在七八年秋天寫好的時候，它的目的是利用所收集到的資料，將毛澤東時代──所謂林彪及「四人幫」時期──向西方的讀者作一個簡單的介紹。那時候，我沒有想到這本書會這麼快地呈獻給中國的勞動人民。這表示過去兩年來中國發生的變化之大，以至中國國內的讀者也有可能讀到這本書了。從另一方面來看，這也表示鄧小平所承諾的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與今日中國現實之間存在的距離，因為毫不妥協地鼓吹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的人（魏京生及其他民主運動的領導人）被中共拘禁，而中共官方不准出版所謂「地下刊物」的文章與宣言。

　　我們怎樣總結自七八年夏天以來兩年的經驗呢？雖然中國今日的局勢離穩定很遠，但是比起本書剛完成的時候，許多尚未定形的或者在初步階段的趨勢，現在總算有個定形了。我們還是先作一個歷史的類比︰把斯大林死後的赫魯曉夫時代與今日中國的華鄧時代作一個比較。這兩個時代雖然有重大的差異，但是也有非常相似的地方。（我們必須駁斥毛澤東的派系主義的論點，說赫魯曉夫已在蘇聯復辟了資本主義，事實上，這並沒有發生，正像現在鄧小平也沒有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一樣。）

　　赫魯曉夫的上台，有兩個因素︰第一個因素是蘇聯人民對斯大林多年的暴政懷有很深的仇恨。暴政包括黨領導的奢侈生活、對異已份子的鎮壓、勞工營、以及俄國的相對的落後；黨企圖禁止科技問題的討論，就更加深這種落後性。第二個因素是帝國主義領導人重新估價資本主義以往的假定，即資本主義力量可以在短期內打垮蘇聯的計劃經濟，甚至推翻蘇聯政府。

美國在一九五零年進攻朝鮮，使冷戰進入核子毀滅的邊緣；那時候，華盛頓考慮是否答應麥克阿瑟將軍的要求，即渡過鴨綠江在中國領土上向中國革命進攻。中國人民志願軍參加朝鮮戰爭，阻擋了美國的進攻，迫使華盛頓的戰略專家修改了（不是放棄了）他們的支配世界的計劃。艾森豪總統及其顧問採取了分裂工人國家陣營的計劃；與克里姆林宮談判，暫時停止冷戰，以獲得莫斯科的合作，來窒息其他地方的新革命，以及孤立正在進行中的中國革命。華盛頓正確地估計到，莫斯科為了保持國際現狀，肯定會接受這個反動的建議；帝國主義雖然進行反共宣傳，但華盛頓很清楚知道，克里姆林宮官僚層為了鞏固既得的特權利益，對無產階級群眾的恐懼，比對資本主義敵人的恐懼，有過之而無不及。

　　因此，赫魯曉夫時期的國內政策的標誌，是官僚層在群眾壓力下退讓：數百萬政治犯被釋放，科學辯論的限制放鬆，文化活動有某程度的復興。工人階級的生活水平提高，而且，有一段時期，對脫離斯大林主義權威束縛的坦率異議批評也採取了勉強容忍態度。在國際政治方面，官僚層則採取比冷戰時期更公然右傾的政策，成為日後的「國際局勢緩和」這個口號。這種國內外政策，與斯大林時代的政策比起來，並沒有本質上的改變，只是因為國內群眾的不滿漸增，對外要與帝國主義改善關係，所以才有這個策略上的轉變。官僚層仍舊壟斷了政治與經濟權力。與資本主義西方的日增的貿易帶給群眾的些微經濟好處，以及嚴密統治制度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放鬆，都是用來安撫群眾的。

　　二十五年以後，類似的情況在中國發生。要探究是甚麼造成目前的局勢，我們先得討論中共和華盛頓對一九六五年印尼局勢的崩潰與越南戰爭的反應(越戰是五零年代初期的韓戰的更大規模的補足）。受到蘇聯於一九六零年離棄中國的行動所刺激，毛澤東與他周圍的中共高層領導人，為了打破華盛頓與莫斯科聯合起來孤立中國的企圖，就在殖民地及半殖民地世界尋找盟友。不幸的是，他們只用怯懦的、階級合作主義的官僚方法，而不是用革命國際主義者的方法，來進行這個任務。北京所追求的盟友，首先就是現有的資產階級政府。這個政策在印尼造成了最災難性的後果。在一九六五年十月，擁有幾百萬黨員的印尼共產黨被北京鼓勵它信任的資本主義政府所屠殺。印尼工人階級的失敗，暴露了中共戰略的根本弱點，因此推使華盛頓積極地繼續策動越南戰爭。毛澤東的反應，也同樣顯露了中共政權的社會軸心。在革命詞藻的掩蔽下，中共突然匆匆忙忙與世界各地大部份的革命運動──也與許多資產階級政府──斷絕關係，退縮到民族孤立的狀態，等待暴風雨的過去。跟著就是「文化大革命」。不相信國際工人階級的潛在力量，暫時又無法說服帝國主義接受緩和的協定，毛派才在「自力更生」，憎惡外國人、走回農村、毫無保留地信任毛澤東的個人領導、及消滅異已份子等等口號下，發動了控制黨內領導權的鬥爭。

「中國第二號赫魯曉夫」

　　《毛澤東以後的中國》一書，嘗試以歷史資料來證明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對經濟、對科學與文化，及對一般人民的民主權利所造成的影響。無疑的，「四人幫」倒台以後的變化，證明了毛澤東晚年實行的政策，激發起中國工人階級極強烈的反應。就在這種情況下，曾經被毛澤東稱為「中國的第二號赫魯曉夫」（或「第二號最大的走資派」）的鄧小平，要為統治官僚層重建中共已破損的形象和恢復「安定團結」。

　　像蘇聯的赫魯曉夫時期一樣，大為削弱了的中共領導層，面對著群眾的不滿浪潮，才一方面在國內進行改革，另一方面在國際上推行與帝國主義更緊密聯繫的政策，把官僚層的前途寄托在西方的技術及貿易的迅速注入。

　　《毛澤東以後的中國》已經預測到這個發展。本書追溯了毛死後頭兩年朝這個方向走的頭幾步。過去一年以來，這些趨勢變得愈來愈鞏固和清楚，特別是鄧小平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三中全會上奪得了政治局的多數以後。

　　有幾個原因解釋為甚麼中共領導層在毛澤東死後需要差不多三年才穩定它的人事，並決定今後的行動方針。最主要的原因是在毛逝世及其親信（江姚王張）被捕後，繼承中共控制權的不是一個而是兩個不同的派系。發動宮廷政變逮捕「四人幫」的人，大都同樣是在文革中得勢的；他們原來就是打擊劉鄧派的一部份毛派。一九七六年四月的天安門事件以後，大多數毛派份子也都知道，如果再繼續文革時期的鎮壓政策，一定會遇到群眾的直接對抗。沒有了毛澤東，這個變節的前毛派在黨內也就缺乏有力的基礎；另方面，他們在毛澤東在世時所扮演的角色，令他們得不到群眾的信任。因此，劉少奇這一派的殘餘份子，因為有了在文革中受迫害的聲望，就與周恩來派聯合起來。在鄧小平的領導下，這派慢慢把華國鋒周圍的前毛派排擠出領導的位置。所以，在七八年底，我們看到北京市長吳德被撤職，以前毛的護衛江東興悄然交出八三四一部隊的統領權，以及陳錫聯的北京衛戌司令位置的動搖。一九八零年二月底召開的五中全會上，這三個人，加上紀登奎，就以犯了「嚴重的錯誤」的罪名，被免除黨內外職位，標誌著鄧小平在政治局及七人政治局常委會中有決定性的控制權。五中全會還推舉鄧派主要人物胡耀邦（胡為鄧左右手，六六年被清算，七八年十二月入政治局）為政治局常委，並出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的總書記──中共組織的神經中樞。

　　五中全會終於正式撤銷文化大革命時毛澤東加諸劉少奇的所有罪名。八零年二月二十九日發佈的公報，說毛對劉少奇的迫害是一個「陰謀陷害」，更稱劉少奇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十年來中國報紙上數百萬言對劉少奇的責罵，和每六歲以上的中國人所參加的無數會議上對劉的誣衊，就這麼一筆勾銷為前任政府所作的謊騙運動。

　　可是，這個變化卻不僅僅是黨領導內圈換班而已。在文革中，有幾百萬人受牽連並與劉少奇同時受整肅，之後，進行清算的紅衛兵又受到鎮壓。這些問題，影響了成百萬成千萬人的命運，被送入勞工營，背上壞政治記錄，受到傷害，或繼續在工作上受到歧視。

平反造成的後果

　　因此，中共中央這個平反六十年代的「反革命份子」的決定，造成了重要的後果。舊案被重新打開，政府必須而且承認已做了錯誤的事。大批不同政治背景或政見的政治犯及半政治犯能夠恢復正常生活。當然最重要的後果，就是鄧小平重新糾合他過去被打下去的派系；很多幹部幾乎直接從勞改營及農村流放地回到高層政府職位。我們看到了一大批「平反了的右派份子」重新出任要職，而其中有些人不是在文革而是在更早的大躍進時期被貶黜的。

　　對於這個政策，鄧派與華周圍的前毛派之間似乎進行了鬥爭。鄧本人要到七七年七月，即江青被捕九個月以後，才公開重回黨領導層；現政府許多重要人物，要到七八年底才公開復出。意義最大的平反是在七八年十二月至七九年夏天之間發生。這些平反含蓄地指出，毛澤東的統治不但在六十年代，而且在五十年代，也是不正確的。

　　在五十年代，中共黨內批評毛澤東的最著名的人物，就是國防部長彭德懷。他在五九年反對大躍進而被整肅。我們現在知道，他是在文革時被軟禁致死的。目前恢復彭德懷名譽的努力──對於批評六十年代初期中共的統治，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文革就是始於一九六五年攻擊彭德懷的支持者。因此，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黃克誠（彭德懷的好友和在軍隊中有名支持者）的公開露面替彭德懷辯護，就是一個重要的政治指示器。黃的新任務，是在一個特別的委員會裡負責（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常務書記──譯者），重新審查幾千個自五十年代後期被誣衊且被監禁的高層幹部的案件。這等於打了毛另一巴掌，承認了人人都已經知道的事實：廣泛地違反民主權利的事件，在文革及「四人幫」出現以前早就已開始。

翻案

到了一九七九年，被平反的人愈來愈多了：從王光美在新年的公開露面開始，到文革前的宣傳部長陸定一的平反，到七月劉瀾濤與前北京市長彭真取得新的職位。今日的北京最高層官員的名單，就像被毛澤東打垮了的劉少奇派的再結合。

　　鄧小平正利用替毛的官僚反對派平反，來重整他自己的隊伍，替這些人「翻案」。但不僅是這點，如果我們從中共上層領導圈子的重建轉到文化領域，上述的結論就是必然的。

文化與藝術

我們要知道，文化與藝術從來沒有真正脫離中共而獨立。因此，很多在一九六六年不露面了的文化機構人員，事實上是黨幹部而不是藝術家。但是，斯大林主義官僚從來沒有完全控制藝術。在小說家、劇作家和電影導演之中，大多數人只在某些事情上向黨讓步，但在其他事情上，則與黨劃分界線。只要文學與藝術存在，總有一些文藝工作者要與中共的「政治」觀念保持某種距離。只有在毛的晚年，在只要「政治」而不要文化的政策下，這個相對的獨立性才被消滅。（雖然西方的拍馬者如斯諾夫人曾寫了幾本感情泛濫的書讚美江青拙劣的「八個樣板戲」，但是今天的樣板戲已經被埋葬了。）

被平反的文化工作者之中，除了英雄外，也有一些壞蛋，譬如七八年底平反的前文化部長周揚就是個壞蛋。雖然他沒有向江青靠攏，但是他六六年倒台以前，已積累了三十年作為斯大林主義文藝打手的臭名聲：從三十年代後期企圖要魯迅服從黨的紀律開始。一直到五十年代整肅了胡風及丁玲。

周揚的平反沒有多大意義，但跟著的一些人卻不是這樣。首先，吳晗、鄧拓和廖沫沙三人的平反就有很大的意義。他們本是北京有改良主義思想的斯大林主義知識份子，在大躍進失敗以後的幾年，他們胆敢對毛澤東的專權發動諷刺性的雖然是間接的）攻擊。吳晗寫了歷史劇《海瑞罷官》，用古代一位剛直的官因為胆敢批評皇帝做事不當致遭罷官的故事，間接地替被罷黜的彭德懷辯護。鄧拓、廖沫沙及吳晗於六十年代初期又在北京的報紙上發表《三家村札記》，間接地諷刺毛的無知與專制、他們惹起了老暴君的激怒，成為文化革命第一批被打擊的對象。六五年至六六年間，吳晗、鄧拓被姚文元攻擊以後，兩人都死在獄中；一九七九年，兩人被平反昭雪，作品也重新出版。廖沫沙幸而未死，從農村流放地被召回北京。

　　在過去一年中，好幾本出名的左翼小說家的作品重新出版了。他們都是老一代的人，其創作是在三十年代的上海；那時候，中共贊同他們的筆鋒針對腐朽的國民政權。到了五十年代中期，這些作家無一例外地都被迫停筆，而且受到整肅。到了文化革命的時候，他們的作品全部被禁了，所以當老舍的《駱駝祥子》在七九年重新出版時，標誌著新的風吹起來了。老舍是一九六六年在紅衛兵的迫害下自殺的。在活著的作家群中，自文革以來退隱上海的巴金的作品又可讀到，艾青的詩章也出版了。

　　經過二十二年的流放、監禁與再流放，丁玲在七九年六月又被選為人民政協委員。在有獨立思想的共產黨作家群中，丁玲佔有特殊的地位。自從她於一九五七年被捕以後，她的名字已在中共的報紙中消失，她的作品也被禁，因此年輕一代的人也許不知道她這個人。她於一九零七年出生於湖南，二十歲時已是出名的短篇小說家。好的愛人胡也頻是中共黨員，也是一個作家，一九三一年被國民黨抓去處死。她於一九三三年被軟禁了三年，一九三六年逃到延安解放區。

　　到了延安以後，她在紅軍大學教文學，而且作品非常多。她不但是一個共產黨員，而且是一個熱誠的男女平等主義者。她的短篇小說大部份談及婦女壓迫。她的誠實及敏感使她超越了中共宣傳所准許的範圍，而觸及婦女在中共統治區域中所處的不平等地位，以及婦女在舊社會中受到的明顯的野蠻的非人待遇。因為她是全國聞名的共產主義小說家，所以那一段時期中共領導層准許她這樣做。但是，到了一九四二年，日漸享受特權的狹隘的官僚層與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識份子之間無可避免地發生衝突。為了紀念國際婦女節，丁玲在一九四二年三月八日延安的黨報上發表了《三八節有感》一文，批評當時黨堅持要婦女離開政治崗位去結婚生孩子。她說，婦女不但很難獲得墮胎與離婚的權利，而且被鼓勵去放棄貢獻社會的願望，將自己關在狹小的家庭圈子裡。她甚至指出在共產黨地區也普遍存在物質上的不平等：

　　「小孩也有各自的命運，有的被羊毛線和花絨布包著，抱在褓姆的懷裡，有的被沒有洗淨的布片包著，扔在床頭啼哭，而媽媽和爸爸都在大嚼著孩子津貼，也許他們根本就嚐不到肉味。」

　　兩個月以後，毛澤東針對這些批評，發表了《在延安文義座談會上的講話》，目的並不是要建立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文義觀，而是要阻止共產黨作家講出殘酷現實的真相。丁玲受到了公開批評，參加了所謂「鬥爭會」，還受了幾年的「思想改造」，直到四十年代末期才被准許繼續工作。（組織這個運動的就是毛澤東的私人秘書陳百達，他後來在文革中對異議者進行了迫害。）

　　但是，丁玲的意志並沒有及挫損，一九四八年，發表了她寫得最好、最出名的小說「太陽照在桑乾河上」，豐富地描寫一個農村的土地改革。這本小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的文化高潮的代表作，受到了國內外讀者的讚揚。

　　到了一九五五年，中共開始重新考慮把社會各階層人士拉過來支持它的統治的「統戰」政策。在那時候，統治層特權的擴大與制度化，逐漸引起勞動人民的反感與批評。中共進行反擊，但發現最方便還是將激進知識份子作為公開攻擊目標。因為，雖然大多數知識份子不過反映了工農群眾的不滿，但是他們易於被描繪為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份子，不能適應集體社會的需要，而且看不起真正代表群眾的黨幹部。在一九五五年反胡風的鬥爭中，丁玲倖免於難，但在五七年「百花齊放」後的所謂反右鬥爭中，她卻給打下去了。她先被報紙狠批，然後在五八年被流放到黑龍江一個國營農場，七零年被抓回關到北京近郊的秦城監獄，七五年又被流放到山西一個農村。她在七九年被釋放與平反，是中國的新氣象的重要標誌，表示政府需要在已經覺醒的群眾面前割斷它與過去罪惡的關係。

中國托派被釋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托派運動的幾個領導人於一九七九年六月被釋放了。（這些人在大共的監獄裡度過了二十七個年頭，本書第十三章談及到了他們的苦難與折磨。）這是中共向工人階級有組織的反對力量作出第一個重大的讓步。因為，雖然中共對俄國革命家托洛斯基的追隨者誣衊了五十年，中共的領導人卻很清楚知道，托派唯一的罪狀就是他們為保衛平等、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及無產階級國際主義進行了絕不妥協的鬥爭，中共口頭上維護這些立場，但實際的行動，卻處處違反了這些立場。這就使官僚層覺得托派這個有組織的、不能收買的馬克思主義流派威脅了他們的現狀。

　　在被釋放的托派中，鄭超麟是最出名的。這些托派同志的釋放，顯示了中國斯大林主義政權面臨進退兩難的境地：一方面監禁每一個批評者、反對者的政策，必然導致「四人幫」時期那樣死寂的墨守成規、和群眾的憤恨；在另一方面，中共卻絕對不準備與反對者辯論。每一次平反，每一次對政治及文化控制的放鬆，必然導致政權與群眾之間衝突的加深。今次，托派獲釋，無疑是要向群眾表明，政府是真心真意要實踐尊重個人權利和民主改革的諾言。雖然被釋放的托派人數不多，年紀也很大了，而且中共並不允許他們公開發表意見或參加辯論國家的前途，但是他們的釋放，對政府來講並不是沒有風險的。這是工人階級與政府之間力量關係改變的象徵，而政府被迫採取守勢。

　　力量關係的改變過程中，最重要的轉折點，就是一九七六年四月的天安門事件。最初，中共政權還在毛派牢固控制下；他們以為可以用對付五七年及六十年代中期的反對力量一樣的手法打垮「四五運動」。他們驅散群眾，宣佈這些遊行是「反革命」的。可是，爭取民主權利的運動卻愈來愈強大，以至我們今天看到一個很不順眼的景象：今日統治中國的老人不但把「四五運動」的示威者當作英雄，而且用「四五運動」的旗披在自己身上。可是，對他們而言，這件服飾是極不合身的，因為紅旗底下還露出舊警察的褲子及皮靴！但是這個時候的警察，卻受了他的新姿態的限制，不能用警棍太重打在真正要推進「四五運動」的人們頭上，因為這樣做，就會暴露他們舊警察的本質，絲毫未有改變。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才發生了毛死後中國最重要的事件：民主運動興起，有自己的組織和刊物。

　　在《毛澤東以後的中國》，我已經指出有「獨立於官僚統治層的新氣氛」，並評論說：「在某方面看來，毛的死就像梗塞被衝破一樣，久被滯塞的社會生活的水又開始流動了。」那時候，這個跡象還在初步階段──那時西方所能看到的站在共產主義立場反對中共的文件，就是一九七四年的李一哲大字報和天安門事件的一首詩。自那時到今，變化可多大呀！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全世界看到北京民主牆的出現，接著就是民主組織及油印刊物的激增。政治生活在中國已復甦。

　　這些社會主義民主戰士所提出的問題，證明七十年代中期李一哲的觀點並不是孤單的幾個人的意見，而是今天民主反對派的先驅與典型。民主運動的高潮，又轉過來迫使當局釋放李一哲大字報的三個作者──李正天、陳一陽、王希哲──他們不是在「四人幫」的統治下被捕，而是在華國鋒政權下被捕。去年，王希哲已經崛起為廣州民主運動的一個重要人物，他在民刊《人民之聲》上發表了一篇極有意義的文章，要求走向馬克思主義創立人所允諾的國家的消亡，並指出無產階級專政不能縮變為一黨專政。

今天的民主運動

　　中國的民主運動，大都擁護社會主義，反對資本主義復辟，他們支持中國許多真正的物質進步，認為這是廢除了資本主義而建立國有化計劃經濟的結果。可是他們內部也有意見分歧，分歧點似乎是在中共能否自我改良。但是，即使是最謹慎的民主運動人士，也提倡黨及國家機構的徹底改革。到現在為止，這些反對份子還沒有在工人階級中發展到重要的根據地。但是，從各方面的資料看來，中國異議組織雖小，但其骨幹份子大都是產業工人。在蘇聯則不同；從五十年代末期到今天，蘇聯的反對派份子大都是較為孤立的知識份子。其次，除了油印刊物及人權團體的公開活動以外，中國的大城市中還有一大批人願意走上街頭去支持要求民主改革的集會。去年，北京及上海都有將近一萬人參加的非官方召集的群眾大會。大部份參加者至少同情反對份子有公開發表意見的權利，而他們之中，一定有很多人同意民主改革的主張。

　　除了這批人以外，還有數以千計的上訪農民，與無數下放回來的知識青年。據說毛澤東時期下放的知青有一千四百萬人，其中有些被調回或是倒流回城市。一九七九年農曆新年，北京一千農民遊行，促使中共政府採取行動──不是要改正農民所受的委屈，而是逮捕異己份子的領導人（如傅月華）。一九七九年春天，幾萬個曾下鄉的知青，為了表示抗議不但佔據了上海市委辦公室以及鐵路調車場，而且還與警察發生衝突。

　　政府一方面大舉逮捕民主運動的積極份子以圖鎮壓這些騷動，另方面則答應改革。在這個關頭，新運動面臨一個重要的考驗，因為，在這以前，政府到底是否贊成他們的目標仍未明確（鄧小平等有意保持不明確）。一些曾經參加遊行、散發地下刊物，及替這些刊物寫文章的人，認為他們已經得到鄧小平及其他受毛迫害的官員的默許支持。他們認為，如果敦促鄧小平快點實行他的改革諾言的話，向他加點善意的壓力就可以了，因為雙方似乎對中國的前途有共同的看法。

鄧小平的角色

一九七九年春天的鎮壓，迫使民主運動的積極份子重新考慮上面那個和諧的假定。鄧小平是真的需要作一點改革──特別是放鬆黨對科學研究的控制以及鼓勵技術和工業的快速發展，但是鄧小平等從來沒有認為黨及政府應該由群眾控制，或者應該允許群眾成立自己的政治組織，獨立於共產黨之外。鄧小平不同意民主運動，並不基於思想上的理由。鄧小平聞名的「實踐乃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不能解決這個問題的。

　　鄧小平決不會接納民主運動的綱領，因為他的權力，他的權威，事實上他的全部政治生涯，都建基於毛澤東及「四人幫」所服務過的同一特權官僚層上。鄧小平自誇比前任政府的代表人物更開明、更有文化、更實際，但是，與前任政府代表人物一樣，他一步也不能超越他所保護的既得利益的範圍。他將會而且一定會保衛這些既得利益，對抗中國工農的願望。中共官僚層不是工人階級的一部份，甚至不是工人階級的特權的一部份，而是異於工人的小資產階級層份。它是打擊中國工人的帝國主義壓力的傳送帶。

跨前的一步

七九年春天的逮捕行動，對中國各種反對力量，是一個挫折。它幫助反對份子打破對鄧小平政府的某些幻想。因此，當民主運動於秋天再度活躍起來的時候，它就顯示了很大的進步。一九七九年九月十三日，一千人在天安門廣場參加抗議大會。香港南華早報的九月十六日的北京電訊說︰

　　「參加抗議大會的大多數是經常在北京集會抗議不公正的事情及要求工作的窮人和失業者。很多是因參加政治活動而被下放的前城市居民。其餘是因冒犯了生產大隊的官僚而流落為乞丐的農民。……一個遊行者說︰『現代化之前應該先有民主化，缺乏民主只能阻礙現代化的進展』。」

　　九月十四日的紐約時報引用了大會上一個演說者的話︰「我們已經消滅了資本家、地主及富農，但是我們現在有新的富有階級。」

　　在同一星期，三百個作家在北京一個公園舉行座談會，討論中國目前的文學狀況。另外有幾百個學生，大學入學試合格了，但被拒入學，所以在市委辦公室前舉行遊行。

　　九月二十日，一百多個失業的鐵路工人在中南海門口舉行抗議大會，與警察衝突，約四十人被被捕。

　　十月十日，二千多名北京人民大學學生在中南海門前舉行靜坐罷課，要求佔用大學校舍的人民解放軍馬上離開學校。根據美國及加拿大報紙的報導，學生高呼「打倒軍閥」、「打倒官僚」。

審判魏京生

　　面對著人民這種情緒，政府的反應卻是把春天抓去的兩個最出色的異己份子領導人，魏京生和傅月華，交付審判。魏京生是民刊《探索》的編輯，被控「反革命宣傳鼓動」及「把軍事情報供給外國人」。魏拒絕向政府讓步，勇敢地在法庭上替自己辯護。他直接向從毛澤東及「四人幫」時代延續下來的前提挑戰，那前提就是︰中國公民若與外國人討論國家大事就是叛國。他說︰

「第一，起訴書上說向外國人送給我國軍事情報，犯反革命罪……軍事情報是個過於廣泛的概念，公民有保守機密的義務，它的前提是公民必須要知道需耍他保守的是甚麼機密，……我從未被告知需要我保守的機密；在中越戰爭爆發後，也未接觸過任何標明為機密的東西。」

　　「作為一個普通百姓，我的消息來源是小道消息，而不是政府的正式文件……我談到的消息是不會給前線局勢帶來有害影響的。」

　　魏京生也堅強不屈地否認檢察官有權說他的替民主權利辯護的文章等於「反革命宣傳鼓動」。他說︰

　　「由於四人幫的文化專制主義和愚民政策的多年影響，現在有人是這樣看的︰按現在當權的領導的意志辦就是革命，反對現在當權者意思的就是反革命。這種對革命概念的庸俗化，我是不能同意的……革命是新事物與舊事物的鬥爭。……」

　　「批評不可能那樣美妙動聽，也不可能全部正確……要求批評必須正確，否則就要治罪，就等於不准許批評，等於不准許改革，也就是等於把領導者擺上神化的地位，難道我們還要重新走四人幫搞現代迷信的老路嗎？」

　　魏京生的審判是在十月十六日進行的。中共說是公開的審判，說是替新的法律樹立一個模範。事實上，法庭旁聽席的四百多個座位都給政府的支持者佔去了，幾乎所有魏京生的支持者都不能進去旁聽。官方報紙不斷進行惡毒的污衊人格的宣傳運動，說這個年青批評者是人民公敵。就在這種私刑處理的氣氛下，魏京生被判處十五年徒刑。

　　但是，這時候的民主運動，並沒有受到威嚇而像春季那樣沉默了。官方報紙指責魏為「社會的渣滓」，但是北京民主牆上的大字報宣佈魏「因批評了高級領導人才被處罰」。審判後不到一個星期，民刊《四五論壇》根據錄音整理了審判紀錄，貼在民主牆上。十一月十一日，這份記錄還出版成小冊子，在民主牆前出售。

　　這時候，警察衝入幾百人的人群，搶去正在售賣的小冊子，還抓走四個人。事後，民主運動的活動份子派代表團到公安局質問他們到底根據甚麼法律禁止一個公開審判的記錄的流傳，警察的回答，是把《四五論壇》的編輯劉青也扣留起來。　

　　不過，證據顯示政府對自己沒有信心。魏案完結幾天之後，傅月華案也開審了。傅月華於七九年一月十八日被捕，主要原因是她幫忙組織上訪的農民。她被捕以後，湧進北京及其他大城市的農民潮有增無已，七九年九月二十六日的人民日報說，有大量的農民，擅自離開土地。傅月華現年三二歲，被控「誣告陷害及破壞社會秩序」。「破壞社會秩序」是指七九年一月天安門的農民示威遊行；「誣告陷害」罪是報復傅月華拒絕收回她對基建隊黨支部書記於一九七二年強姦她的控告。黨領導已宣佈這個幹部無罪，但是傅月華於七九年初被捕後，這個拖了七年之久的案件又被檢察官重新提出。十月十七日的審判中途休庭，兩個月以後，於十二月二十三日，傅被判兩年徒刑，比魏的刑期短得多了。

　　目前的形勢是怎樣？民主運動的生長似乎促使中共領導層內部的兩個主要派系暫時妥協及在某種程度上合作。鄧小平仍避免通過大規模逮捕行動來與民主運動的基層作正面衝突，但在八零年春天，他夠勇氣宣佈封閉民主牆和取消貼大字報的權利。

貿易與現代化

　　今日的政府直言不諱地宣佈，它的經濟政策是指望從主要帝國主義強國（特別是美國）大量輸入技術、專利和現代化管理技術。六零年蘇聯撤走援助、美國的貿易禁運和毛澤東時代的政治狂熱，加起來令到中國今日的工廠企業比世界水平落後三十至五十年。鄧小平努力推行較為明智的計劃，可以加快增長率，但不能只靠這個來填補上述差距。中國統治層目前的戰略，可以總結於康世恩（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在八零年四月接受美國《商業周刊》訪問時的談話中︰

　　「……我們希望外資公司在兩方面合作；搞好現有工廠的技術現代化和發展天然資源。重點是這兩方面。……」

　　「我們歡迎美國公司合作，改善我們現有的工廠。我們的機械工業、化工工業和鐵路網，都已經與外資公司有廣泛的合作。我們提供不同的合作類型和方法。可以合營︰你們可以用你們的知識、科技、機器設備來投資；我們以現有的工廠作為我們的投資。這樣，我們就可以將一間現有的過時的工廠現代化，成為一間現代化的工廠。我們將會用現有的工廠生產出新一代的產品。我們認為可以有幾百甚至幾千個這類合營。」（商業周刊，八零年五月十九日）

　　這個計劃設想外資公司會以現代機器設備和技師的形式投資，令中國現有的工廠現代化，並訓練中國的勞工隊伍；在中國政府保持主要控制的情況下，外資公司取回部份產品。這個計劃有一個問題，就是資本主義公司有很大理由不敢冒險投資在工人國家的國有化經濟。（唯一主要例外的是石油的勘探，因為利潤大和收穫快，所以七九年十二月一個法日集團簽署了一個合約，投資四億美元在渤海灣鑽探石油。）工業計劃則只達成很少的合資經營合約。經過幾年談判後，辛苦達成的協議有幾間酒店、一間飯店服務、新疆省一間恤衫工廠、廣州一間電子錶廠。正在談判仍未簽約的有與快意合營的拖拉機廠，與通用汽車、平治和雷諾合營的幾間重型貨車廠。（在文件上，北京在七九年准許外國資本在中國設廠可以擁有百分之一百的所有權，但這個差不多是作為吸引北京想要的合資提供的餌。到現在似沒有任何報導，說有人申請開這類工廠的許可證。）

鄧小平的親帝路線

　　與鄧小平的經濟戰略一致的，是他向可能給中國提供現代科技的外國資本家再三保證中國的穩定與政治可靠性。鄧小平正在使北京的外交政策更加公開地親帝國主義。這個外交政策是與全世界（包括中國）勞動人民的真正需要絕對矛盾的。中國七九年初進攻越南，明顯地表明了這點。中國侵越的目的，是直接與美國掛鉤，損害越南革命和柬埔寨的反對反動波爾布特獨裁政權的鬥爭。反動的波爾布特獨裁政權今天已變成由華盛頓武裝及教唆的、泰國資本主義政府的武裝附庸。

　　北京親資本主義的傾向，也從它對八零年初蘇聯軍隊干預阿富汗的反應看出來。中共政權用其「反蘇」（更準確地說應該是「親美帝」）的偏見來判斷這個事件，離開了馬克思主義最基本原則，就是︰在戰爭或者內戰中，首先要考察的就是交戰雙方的階級力量。那末在阿富汗的鬥爭中，雙方的階級基礎是甚麼呢？一方面是七九年十二月底由蘇聯支持的政變推上台的卡邁爾政權；這個政府根基於一九七八年四月的革命，繼續進行土地改革、取消農民債務、使工會合法化、禁止重婚、促進大眾教育及掃除文盲、建立學校與醫院等等政策。另一方面是阿富汗原來的統治者──地主、資本家等由美國所支持的剝削者；他們的目的是阻止及擊退已實施的改革，而且對阿富汗的工人階級進行致命的打擊。

　　對於這個衝突，中國政府卻站在反革命的一邊。中國政府採取這個立場的藉口是蘇聯的干涉。這個藉口是不成立的。蘇聯的干涉無疑是為了它自己的利益，其終極目的是保衛蘇聯官僚層的權力與特權；但是，蘇聯跟中國一樣，雖然有腐化的官僚層，但它還是個建基於在國有財產制和計劃經濟之上的工人國家。因此，在世界的階級鬥爭中，它偶而會站在正確的一邊。例如，莫斯科像北京一樣，援助了越南的英勇人民的反對美帝的侵略。莫斯科進軍阿富汗即使目的是反對革命的，方法是斯大林主義的，但至少它是站在工人階級的一邊而作戰，可是，北京卻直接支持阿富汗工人階級的敵人。

　　鄧小平出賣了「外國」革命，卻得不到世界帝國主義甚麼報酬。兩年以前北京期望的資本投資及技術輸入並沒有實現。在政治上，華盛頓並不看重鄧小平替美國利益服務而影響東南亞的能力。北京侵越一般被評價為損失重大的軍事失敗，說明了官僚層作為反革命的直接代理人的用處不大。在經濟上，利潤保證的誘餌也不能感動投資者；他們與工人國家交易時寧可用現金買賣，而現金卻仍是中國極為缺乏的。

經濟復原

　　同時，中國經濟主要依靠自己的資源和在世界市場上能夠買到的東西，過去兩年內（比起已往二十年）有一定的復原（有關過去中共統治下中國經濟的成績和困難的總結，請參閱本書第二部份）。由於資本主義世界大部份經濟都進入了衰退和萎縮的時期，因此，中國經濟在這個時候的復原，顯示了計劃經濟的一個偉大力量和希望。在七九年六月廿八日，新華社報導了鋼、煤和電力生產上重要的進展。據報導，七八年鋼產量達到三千一百七十萬噸，而過去十年來鋼產量一直是停留在二千一百萬到二千五百萬噸左右。中國政府又聲稱，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率，在一九七七年增加了百分之八，在一九七八年增加了百分之十二點三。這兩個數字與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七六年的平均增長率百分之五點五比較起來。是高很多了。實際上，一九七八年的數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最高的數字，除了一九四九年至五二年革命以後的幾年例外，當時一度大進展是因為幾百萬失業者獲得工作。

　　七九年至八零年度未能保持這個增長率；七九年的工業增長據稱是百分之八點五（亦即國民生產總值增加百分之五或六）（商業周刊八零年五月十九日）。一個原因是政府轉變了政策，首次大量投資在農業上，並給予輕工業和消費品新的優先考慮。將即時的增長減緩，換取經濟較平衡的發展（不再只是著重重工業），是有道理的，因為這樣將來會有更大的增長率，而鋼的進展為這前景舖好工業基礎。無論如何，即使是回復到近年來的百分之五點五國民生產總值的增幅（不久以前這個幅度一直是半殖民地國家的平均增長率），在資本主義國家的危機深化，世界性衰退將資本主義增長率迫得下降的今天，也是較為可觀的。

　　中國工人國家仍是一個矛盾的現象。比起仍處於資本主義統治的相類似科技水平的國家，中國能較好地克服經濟停滯和人民苦難；這是世界被壓迫人民一個希望。但特權官僚層一日仍在掌權，後資本主義制度的潛力就一日仍受到阻抑而不能發揮出來。

　　目前的經濟復原證實了本書一個論點，就是︰中共官僚層的政治壓迫（例如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大大降低了中國潛在的增長率。新政府恢復科技的地位，鼓勵合理的工業組織，減少「政治教育」（即思想同一化）的時間等等，都是使經濟局面改進的原因。但是，我們應該注意兩件事：第一，「四人幫」之所以會犧牲生產來促進政治控制，並不是出於任意的狂想。當官僚層的高度生活水平和特權愈來愈惹起勞動人民的厭恨時，官僚層本能地保護自己，就加強對異已份子的撲滅。在今天的中國，這個物質利益上的基本衝突並沒有消除。雖然鄧小平領導層不會採取像「四人幫」那樣的愚民政策，但官僚層決不能夠放棄政治警察及思想控制。政府目前還擁有改正過去罪惡的聲望；當這個暫時的聲望開始消退的時候，官僚層一定要增加各種形式的鎮壓來保護自己的特權。它能否成功，以及在實施的過程中能夠走多遠，就要看中國群眾的戰鬥水平了。

群眾的態度

　　在估計目前經濟復原的穩定性時，第二個考慮的因素就是群眾的態度。毛澤東常常誤引馬克思的話，說工人本身是最強大的生產力。毛引用這句話的目的，是把中國之被帝國主義強迫脫離世界市場，說成是中國的優點。馬克思所設想的社會主義，是建基在世界政府上，利用全世界所有的工業先進國家的資源來解決整個世界的問題。馬克思從來沒有想到去建議，僅有工人的熱忱就可以在一個工業落後的國家建立一個孤立的「社會主義」國家。但是在官僚化工人國家那個特殊的混合體之內，因為官僚為了自私的理由無限止地維持「它自己」的國家，工人對政權的態度就能對經濟發展起很大的作用。在五十年代，國家剛從可恨的國民黨獨裁政權解放出來，所以群眾的熱情促進了很高的經濟發展率。同樣的情況也在今天發生，因為毛澤東時代及其狂熱「文化大革命」的結束，使群眾的熱情提高，對將來有較大期望，但是，由於群眾沒有真正管理國家，特別是民主運動的興起使人們注意到政府的允諾與現實之間還有一段很長的距離，所以目前這段群眾一般（痛苦的）減輕以及熱忱的時期是不會長久的。

　　除了上述根基於階級鬥爭的結構性限制以外，近二十年人口的急劇增加也阻礙了中國經濟的急速發展。據七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新華社電訊報導，七八年中國人口達到九億七千五百萬人，除去台灣約一千七百萬人，等於大陸人口在七八年是九億五千八百萬人。這表示，過去兩年按人口計算的經濟生產量比過去要低些。譬如糧食的生產，七八年的收成是三億零四百七十五萬噸。合每人平均七百磅。這與七五年的平均數字相等，比七六年的平均數字還要低，（關於這些數字對中國人民的糧食的影響，見本書第七章「農業生產和人口」），基本上來說，這證明中國還沒有足夠的糧食供應：當國家的分配極不平均，幹部和政府官僚可以分多點，糧食問題就仍然是一個具有爆炸性的問題。

　　對中國，特別是對中國的青年而言，目前是個令人興奮的時期。世界各地階級鬥爭的新興寺，如埃塞俄比亞、伊朗、阿富汗、柬埔寨及尼加拉瓜的革命，對中國都有影響。中國的奮鬥目標，跟其他地方一樣，都是勞動人民群眾要掌握自己的命運，要消除壓迫與特權，要參與建立全世界社會主義社會的鬥爭。在今天的中國，新的革命力量在成長，新的風在吹，甚麼事情都是可能發生的。

英文版導言

　　一九四九年的中國革命，以及由此革命所誕生的人民共和國，是個異常的現象，曾使許多觀察家迷惘，而且產生了多種非常不同的評價。中國問題變成充滿了強烈的政治感情的問題。這並不足為奇。法國革命、美國革命、俄國革命，都曾使這些國家的名字等同於推翻舊秩序的革命。中國革命也不例外。

　　但是，法國、美國、甚至俄國都屬於一個差不多同一的文化歷史集團，即所謂西方文化。這個集團內部有經常的接觸，人口的交流也很大，許多相似的風俗，習慣及制度，使這些國家的文化可以互相溝通、互相了解。

　　中國就不同了。中國古文化存在於西方文化的範圍之外。由於地理和語言的隔閡，幾千年來中國有它自己的生活方式，只是在近代，中國才成為歐洲人所知的世界的一部份。從中國的立場來看，情形也是一樣，因為在兩三百年以前，歐洲在中國人的眼中還是蠻夷之邦。「中國」這兩個字的意義，就代表了中國人對世界的傳統看法。「中國」不是指夾在兩個國家中間，而是指地球的中央。

　　這個傳統的看法並不是毫無根據的自誇。從公元二二一年秦始皇統一中國開始，中國的疆域及人口只有羅馬帝國在其最強盛的時候才可以比擬。羅馬帝國衰亡以後，中國政府之穩定、人民生活水平之高、以及它在科學與文學上之成就，是沒有任何國家可以比擬的。

　　直到二百年以前，中國出版的書籍比那時候世界所有語言的書籍加起來還要多。但是，直到今天，除了毛澤東的著作──北京出版了大量的毛著──及兩三本古典小說外，只有西方的專家才知道中國的文學作品，一般西方人是不知道的。一般有文化的歐洲人或美國人至少可以從俄國、德國、法國或英國作家的著作中，知道這些國家的日常生活；但是他們對中國的知識就沒有那麼多了。

　　如果西方一向對中國無知，那麼，中國也一向不主動與西方接觸。秦朝所建造的長城，是中國文化自給自足的縮影。這個自給自足的特性源於中國國土的遼闊；幾千年來，中國好像一切都是自給自足的。一直到十九世紀工業革命以後，新生的西方資本主義才勝過中國，因為從那時候開始，西方的「洋鬼子」才用武力把他們的意志強加於中國。這個屈辱的經驗，使中國的民族自尊心凝固成強烈的民族主義，在一九四九年成功地把外國勢力及其代理人趕出中國。

　　中國對西方的傳統態度，可見於中國政府第一次與外國政府的接觸。一七九三年，英王喬治三世在美國獨立戰爭上吃了敗仗，就派馬戞爾尼勛爵到北京來，想打開中國的市場。這位貴族，為了表示他的謙虛，就叫他的隨從打著旗子，上面寫道：「英國大使進貢」。

　　中國那時是乾隆時代，國勢鼎盛，所以對待英王好像是對蠻番一樣。在乾隆皇帝回覆英王喬治的勅諭中，乾隆宣佈：

「咨爾國王，遠在重洋，傾心嚮化，特遣使賷表章……　　爾國王此次齎進各物，念其誠心遠獻，特諭該管衙門收納。其實天朝德威遠播，萬國來朝，種種貴重之物……無所不有，爾之正使所親見；然從不貴奇巧，並無更需爾國製辦物件……」

英國統治階級，除了更熱心於在貿易上獲利外，也差不多以同樣的傲慢態度對待中國。這個彼此孤立的後果，就是彼此都覺得對方很神秘，也就很難對幾個曾經來往於這兩個社會的人士的證言作個估量。

因此，當馬可勃羅於一二九五年從北京回到威尼斯時，沒有人相信他的東方大帝國的故事。在他死後的幾個世紀中，讀過英國騙子曼得維亞（ SIR JOHN MANDEVILLE ）爵士的抄襲竄改的遊記的人，比讀過馬可勃羅的真正的中國遊記的人還要多。

這也可以歸因於中古世紀歐洲人的無知吧﹗但是，馬可勃羅逝世六百年以後，英國漢學家貝克侯斯爵士（ SIR EDMUND BACKHOUSE ）卻能在北京以一生時間偽造中國政府「文件」來開導他的國人。他的秘密直至他死後很多年才被發現。他的最大的騙局，就是他說在一九一零年發現了「靖山王日記」。靖山王是清廷大官，早於一九零零年去世。西方人居然相信貝克侯斯的虛構，表示他們對中國的官場多麼無知。能夠捏造一個政府要人的回憶錄，在西方任何國家是不可能的。

這個稀少接觸的結果，就是歐美人士在中國事情上，比起他們在一個他們所熟悉國家的事情上，更容易上當。在冷戰時，美國資產階級報紙以最非人化的言詞來描述毛澤東統治下的中國。在一九六三年出版的，現在還可以在紐約公共圖書館找到的一本書，就叫做《毛澤東，藍蟻之皇帝》。

許多六十年代的年青激進份子，為了反叛美國資本主義的各種不合理，又走到另一個極端。他們以為他們見到的今天的中國，是一個脫離了工業社會的異化效果的田園之邦。他們非常感動於中國革命之能夠真正使中國脫離帝國主義的統治。但是他們亦幾乎神秘地──基於極少的真正知識──羨慕他們所看到的東西，認為這些東西帶給他們一種歸屬感，一種親切的、非異化的集體和諧，以及對一個共同的社會目標的信奉。這個目標是美國生活所缺乏的。

自從一九七二年尼克遜總統與毛主席建立了互相合作和緩和局勢的新關係以來，美國資產階級新聞界對中國的態度也有部份的改變。雖然偶爾也有些文章重彈冷戰的老調，但是所描繪的中國情景已極不同。中國社會被描繪為有高度紀律的、有運轉目標的社會，人民節儉勤苦，而且有各樣才能技術，正進行一個堅決的有效的鬥爭來克服中國在帝國主義入侵以後所遭受的貧窮。

這些自相矛盾的描述並不是樣樣都是真實的。許多關於中國的報導，特別是在美國的大眾傳播媒介上的報導，都從美國角度出發來考察中國的社會及政治問題，而不是從中國本身的情形來考察中國的問題，以及它在國際政治上的真實地位。

這並不是新奇的。由於一般人對中國缺乏了解，他們就很容易受染有傾向的宣傳的影響。不管是羨慕或敵視，這些神話的出發點，都是假定「中國人」的一切都很單純的。

舊中國，像西方社會一樣，分為敵對的階級﹔新中國依舊包括互相衝突的社會力量。中國的被壓迫的群眾，尤其是農民，在平時只是統治階級的剝削對象，但是在一九四九年的革命中，這些群眾卻湧上歷史的舞台。在他們針對舊社會的特權階級而傾洩憤怒的過程中，中國革命就和中國歷史上所未有的新現象結合起來。在中國歷史上，不管打擊多大，舊統治階級總是能夠遲早重新鞏固他們的地位。但是這次革命卻不同﹔革命的新現象就是，舊統治階級的基石受到被壓迫群眾的攻擊。這個基石就是社會財富的資源、土地、和工具的私有制。當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被中國革命掃除以後，中國就進入未知的領域。中國走出了自給自足的歷史進化階段，而且不管願不願意地變成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份。

中國革命在社會主義鬥爭中的世界歷史性意義，對殖民地及半殖民地國家有著無可估量的影響。它第一次──在歐洲以外，而且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成功地改變了近代資本主義在世界各地進行殖民勞役與經濟控制的趨勢。

中國革命證明中國的工農群眾有能力站立起來，推翻帝國主義壓迫，而且粉碎蔣介石及其國民黨的腐敗政權。中國革命並不僅僅是另一個民族主義的暴動。如果中國革命僅僅是民族主義的暴動，它就不能嬴得完全的獨立。戰後的印度及其他名義上獨立的新殖民地國家充份證明了這點。

毛澤東的中國政府，在一九五三年採取了社會主義措施以後，於是能夠開始創立國有化經濟制度。中國打破了資本的政治及它的經濟基礎（即私有財產制），於是能夠開啟快速經濟生長的前途，以及創立即使許多工業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都比不上的社會福利措施。

這些成就替亞、非、拉美的窮苦人民帶來了希望，使他們認識到中國的經濟及社會組織形式比私有財產制的無政府主義性質要進步得多。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比其他國家更早地面對這個時代的中心社會問題：如何自覺地控制人類社會的進化與進一步的發展。

不管中國現在的社會結構上存在有甚麼困難或畸型狀態，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帶領它超越了未曾脫離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國家，而進入脫離了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領域。

這並不是許多西方經濟學家所想像的脫離現實的經濟模式的問題──「國家主義」或「私人主義」的組織生產的方法。今日世界所要抉擇的道路，並不能歸納為心血來潮或任意選擇，而要從社會及生產生活的內在推動力所得出。這些內在推動力是與社會中互相鬥爭的階級的需要相適應的。

在外交辭令及局勢緩和的幻想的背後，以美國政府為代表的世界帝國主義仍然是中國革命的敵人。世界資本主義受到一個不小的壓力，就是它苦於被排除於擁有四分之一世界人口的中國市場。

在這個衝突中，我們對誰是誰非的態度是不能含糊的。世界資本主義對北京的打擊，不但是針對中共及其政府，而是針對中國的工農。世界各地社會主義者的基本責任，就是在這個鬥爭中站在中國的一邊，把中國的奮鬥目標當作自己的目標，而且當華盛頓對中國人民的權利與福利有任何侵犯和威脅的時候，擔任中國人民的盟友。中國政府有權被承認，而且應該與其他政府處於平等地位。

但是中國革命的成就，以及支持這些成就的必要，僅是過去二十九年的歷史圖畫的一面。歷史圖畫的另一面就是中共政權的本質──其社會根源及組成考量。馬克思主義者一定要考慮這些現實及其相互關係，要保衛中國工人國家，但是要用革命的方法來保衛。

這裡出現了最戲劇化的內部矛盾。在偉大的被壓迫群眾所創造的歷史性解放革命的基礎上，產生了一個無論以何種客觀標準來說，都是世界上其中一個最鎮壓性的政府。近年來，鎮壓對象並不首先是它所認為的敵人，即中國境內的資本主義反革命份子，而是它在口頭上所代表的工農群眾。

忽視或否認這個極容易證明的事實，就會變成中共政權的啦啦隊。我這裡要證明的是，上述立場與中國勞動大眾的期望與要求，以及與中國及全世界為社會主義而鬥爭的真正需要，是絕不相容的。

最近，西方國家出現了頗多有進步思想的中國問題專家，其中有許多人對毛政權的經驗和成績有頗積極的評價，有些對毛敬佩甚至崇拜，而有些則比較有批判性。

這就使到許多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有價值的資料能夠收集起來，許多有價值的研究報告也出版了。本書引用了上述一些研究報告。

這些研究報告一般都沒有指出中國革命的內在動力、它所調動的階級力量、目前統治層的作用及活力、以及它在世界階級鬥爭中的地位及表現。

本書的主題是甚麼呢？它首先指出馬克思關於巴黎公社的論文，列寧的《國家與革命》，及托洛斯基的《被背叛的革命》等著作，都沒有過時；這幾位作者的共同信念，就是社會主義和民主是不可分離的，換言之，社會主義和不受控制的官僚制度是絕不相容的。中國的資本主義被推翻以後的三十年的經驗，證明毛派官僚層只能阻礙並不能加速中國的發展。毛澤東思想不但不代表中國群眾的革命期望，反而基本上保衛在較高社會經濟平面上建立的新的現狀。這政權的基礎，就是新興的享有高度特權的、保守的幹部及行政人員的社會層份；這個社會層份為了保護其生活水平，就反對工農的侵犯。

這種官僚層在歷史上第一次出現於蘇聯，是斯大林派進行反對列寧和托洛茨基的布爾塞維克黨的反革命行動。在其起源、方法、以及觀點上來看，毛澤東政權在很多方面都是從蘇聯斯大林派生出來的，雖然兩國今天存在民族分歧。

我認為，毛派官僚層不但在道德上與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不相合，而且，更重要的是，客觀上它不能夠在中國社會中有一個長期鞏固的地位，理由是毛派官僚層不能夠用與它自己的生存相適應的方法來解決中國巨大的社會及經濟問題。這就使這個政權經常與工、農、知識份子群起衝突，因此會終極導致它的覆滅。

兩年以前，許多毛澤東與毛澤東思想的崇拜者都會說我這觀點顯然是錯誤的，因為他們相信中國政府和人民的關係是非常和諧的。自毛死後，華國鋒鄧小平的新政府，為了穩定它的政權，揭露了很多在毛統治下的嚴苛的事實。雖然他們委婉地說出這些壞事都是「四人幫」幹的，而毛澤東及其他領導層都無可奈何，但是這種糖衣無法令這些苦藥變得甜美。

中國目前所經歷的時期，就像蘇聯在斯大林死後的一段時期一樣，可以使我們學到很多東西。它會告訴我們現代中國的中心動力：中國脫離資本主義之後要向前邁進與統治官僚層的約束阻碍兩者的緊張關係。

本書的分析，一方面要公正地評判中國革命的可觀的進展和它的更大的潛力，另一方面要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真實地，毫無偏見地描述外國所能找到的事實。

　　　　　　　　　　　　　　　　　　　　　　　　　　　　　伊文思

一九七八年九月

第一章毛澤東紀念堂

　　毛澤東去世兩年後，遺體奉祀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的龐大陵墓裡。作為單放置一個人遺體的建築物，他的墳墓只有埃及金字塔可以比擬。中國歷代帝王的陵園都黯然失色。這種耀眼的個人崇拜，中國老百姓不會不知它的象徵意義：這是新政府自稱為毛澤東政權的合法繼承人的象徵。

　　在北京建造毛澤東紀念堂，是一個不小的嘲諷。當毛澤東的防腐屍體壯觀地陳列出來時，他的許多最親密的戰友、他的妻子家人，卻關在牢中。與他的名字連繫著的，在過去十二年來被認為是毛澤東主義的政策和運動，今天大都給摒棄了。除華國鋒外，其他國家領導權都握在一九六六至六七年被毛澤東排出黨外的「走資派」及「反革命份子」的手裡。

　　毛去世以後中國到底有多大變化？有多少依舊一樣？誰是中國的新領導人？為甚麼他們要逮捕毛澤東遺孀江青，指責她是企圖篡奪政權的「四人幫」份子？中國的老百姓──工人、農民、學生、知識份子──能對繼承「偉大的舵手」的政府期望些甚麼？

　　雖然我們對中國所知仍然有限，但是我們可以部份地以及暫時地回答上述問題。儘管中國的九億人民幾乎構成全人類人口的四份之一，中國政府還是像資本主義的大公司一樣秘密地處理事務。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不公佈統計數字（即使是公佈給本國國民）的大國。自從毛澤東在六十年代發動文化大革命以來，政府很少出版雜誌，更少出版書籍，雖然現在已有改變的徵象。在中國旅行有很大限制──不但外國人如是，中國人也如是，中國人在自己國內旅行，一定要有黨批准的文件與准許證。而中國的報紙還不許刊登辯論性的文章。

　　中國對秘密的崇拜是如此極端，以致江青被指控洩漏國家機密，只因為她在一九七二年接受美國學者洛姍．威特克（ROXANE WITKE）的訪問時，曾談及她與毛澤東的私生活以及她對過去幾十年來風雲人物的追憶。在世界上大多數其他的國家，這種言談只會算是回憶錄，怎會是叛國呢？

　　但是，中國並不是不可知的。人們可以訪問中國，官方報導的內容雖然貧乏，但總會報導一些事實；今年的報導可以用來與去年的報導比較。最近幾年來，地下刊物──如未經許可的傳單、大字報、及在民間傳閱的小冊子──也出現了。

　　重大的事件是難以掩藏的，過去兩年來，中國的領導、政策的變化速度及範圍，是非常特別的。關於中國的內部生活以及文革後的毛政權的實情，也有很多已向外公佈了。我們討論的起點是一九七六年初──毛統治的最後一年。

第二章周恩來逝世和天安門事件

　　人民日報、紅旗報及解放軍報於一九七六年元旦發表的聯合社論，總結了過去十年的毛澤東路線。社論的主題，對我們檢驗毛死後政策變化的程度，提供了一個有用的衝量標準。社論斷言︰「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這就是毛澤東文革時提出的口號，旨在把領導層內的反對者和人民中的持異議者打成階級敵人。

　　江青指導下的「文藝革命」，被推崇為「促進社會主義文藝創作日益繁榮」。

　　在經濟建設方面，社論重申毛的路線，即在黨嚴密控制下，人的意志力就是主要的生產動力，可以取代技術、訓練，取代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推廣革命。它引用毛的話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個強大的推動力」，並且強調應該「獨立自主、自力更新」地「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為了支持這個「一個建設社會主義」的前景，它引述毛在一九六五年寫的詩，詩末兩句是︰「世上無難事，只要肯登攀」。

　　這個社論也宣佈開始第五個五年計劃。但是，在毛死後，這個在毛領導下起草的計劃，卻被廢棄了。一直到整整兩年後，在一九七八年初，新政府才提出一個經濟計劃，來代替毛的未完成的計劃，雖然新政府只宣佈這經濟計劃的其中幾個目標，但是它與所謂毛澤東主義的經濟政策已沒有甚麼相似之處了。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來在北京因癌症逝世，死時七十八歲。自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他一直是總理，而且是除毛澤東外，最著名的中共領袖。他的死促發黨領導層內新的整肅，因為毛及其派系向周恩來的親近同志及支持者大肆攻擊。最主要的受害者就是鄧小平。

　　周恩來去世時候，鄧正代職總理──由於周病毛老，他實際上是中國政府的實際領導人。但是，在沒有多少年以前，毛澤東還親自宣佈鄧是叛逆者，是人民的敵人﹗

　　鄧小平不是中共政治舞台上的新人。他早於一九二四年就在法國加入中共的旅法支部；他那時只有二十歲，一九二六年去莫斯科讀書，然後回國幫助實施斯大林的中共加入國民黨的政策。鄧在軍閥「基督將軍」馮玉祥的軍隊裡任政治指導員。在馮玉祥與蔣介石於一九二七年春聯合起來屠殺共產黨員時，鄧開始反馮，變成一個游擊戰士。從那時開始的二十年間，他在中共的農民軍中擔任政委。

　　鄧在五十年代中葉才參與黨中央的領導，被委任為總書記，而且成為中共一名主要經濟策劃者。他與蘇聯專家密切合作，沿著蘇聯的路線，改造中國的經濟。在一九五六年的中共八大上鄧報告赫魯曉夫在蘇共第二十次大會上對斯大林的譴責。鄧贊成赫魯曉夫的報告，主張在中共黨內亦應取消個人崇拜，所以建議在黨章上刪掉提及毛澤東與毛澤東思想為黨的指針的句語（毛在一九四五年的黨大會上堅持要將這些句語寫在黨章上）。

　　從五十年代後期開始，鄧就與政府首腦劉少奇的關係非常密切，毛澤東的大躍進經濟冒險政策在一九五九年走向失敗時，劉鄧就和毛起了衝突。就在那時候，比較公開地批評毛的黨領導人被整肅了，但是劉鄧卻保住他們的位置，而且使北京的經濟政策移離毛的一些設想，而朝向蘇聯實行過的政策。（在不久以後的中蘇爭論中，劉鄧是北京的主要發言人，所以他們追隨莫斯科的經濟政策，並不表示他們與蘇聯政府有政治上的連系。）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毛就與劉鄧決裂，把兩人免職，而且還指摘劉為「叛徒、內奸、工賊」。傳說劉少奇在蒙受恥辱中死去，但鄧卻於一九七三年被召回加入政府。他們也不怕這個一百八十度轉變的事實，很明顯地會使人懷疑毛派官僚對文化大革命的真正意義所作出的解釋。

　　顯然，當初毛願意接受鄧的「復出」是有條件的，那就是鄧沒有實權。但是，由於周死毛老，鄧就有可能接掌政府的最高權力，毛就很快地發動一次整肅。鄧在毛死前最後一次公開露面，是在周恩來的追悼會上致悼詞。

　　一九七六年二月七日，政府出人意外地宣佈華國鋒而不是鄧小平為新總理。華在那時候，還不大為人熟悉。他在湖南主持了很多年省政，不久以前被擢升為秘密警察首腦，鄧不久就在黨所贊助的大字報上受到公開攻擊。

　　鄧被直接攻擊的，是他的教育與經濟政策。鄧被指控在教育問題上走資產階級路線，因為他被指稱鼓勵學生多研究科技，少讀毛著。在經濟戰線上，鄧被連繫到周恩來於一九七五年一月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提出的口號︰「四個現代化」。周主張農業、工業、國防及科技的現代化。

　　周死後，毛攻擊現代化口號為修正主義，鄧被指為這個修正主義的主要支持者。三月間，毛派報紙攻擊鄧說他要恢復文革前所推行的蘇聯式工業計劃，要大規模地輸入西方技術，贊成以提高工資及物質獎勵來復甦緩慢的經濟發展步伐，提倡軍隊的現代化，以及輕蔑江青對文藝的嚴格審查。這些指控實在可笑，因為鄧的提議聽起來大都相當合理。

　　鄧被指控的另外兩個罪名，是反對毛澤東縮減高等教育，和反對上山下鄉政策。「知青上山下鄉」運動是個非常不得人心的措施。這個運動在五十年代還是斷斷續續的，但到了文化大革命後期，就提升為大規模的運動，數百萬急進紅衛兵青年被迫上山下鄉，去接受「思想改造」。　

　　根據政府的統計數字，在一九六八年後的十年中，一千四百萬名高初中畢業生，從城市被派上山下鄉工作。這是年青人當中一個不少部份。制度是這樣的︰如果行為受黨贊許，兩年後就可回家；但是被認為可疑的或會生事的人，常常會留在鄉下一輩子，同時政府不認為這是處罰，所以人民不可能上訴。

　　中國公民還沒有任何途徑可以對上面這類問題表達意見。但他們卻想出了一個巧妙的方法，來躲避政府對表達自由的限制︰以公開方式追悼周恩來，作為他們對毛政權表示不滿的安全方法。四月初的哀悼先人的傳統節日──清明節，給他們提供了大好機會。

　　四月一日，幾千人帶了花圈到天安門廣場去追悼周恩來。這個主意馬上傳佈開去；不久，對政府不滿的居民，從擁護周鄧的人直至與官僚層沒有關係的人，都聚集在天安門廣場。

　　人一天天的增加，亦愈來愈大膽。到了四月四日，追悼者有幾萬人。有人帶了旗子來，旗上攻擊江青為中國的甘地夫人，又把她比做慈禧太后。當便衣警察要逮捕臨時出來演講的人，卻被群眾追打。

　　四月五日，政府下令移走花圈和大字報。憤怒的人民，聚集在廣場，在最多的時候，超過十萬人。他們整天守著廣場，與警察和民兵搏鬥，放火焚燒政府車輛，甚至衝進廣場上的指揮部小樓，把它搗毀。

　　天黑以後，幾萬民兵包圍廣場，用棍及槍托，向留下來的約三千群眾攻擊與逮捕。數目不明的抗議者當場被打死──這個事實為一九七七年一月在北京貼出的要替烈士報仇的大字報所證實。

　　官方報紙在第二天刊登了一首在被捕者口袋中搜出的詩。這首詩就成為著名的抗議呼聲︰

「欲悲鬧鬼叫，我哭豺狼笑，洒血祭豪傑，揚眉劍出鞘。

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會*已一去不返了，我們信仰馬列主義。

讓那些閹割馬列主義的秀才們，見鬼去吧﹗

我們要的是真正的馬列主義。

為了真正的馬列主義，我們不怕拋頭洒血，

四個現代化日，我們一定設酒重祭。」

　　天安門事件的反響並不限於逮捕在天安門遊行的人。政治局立即召開緊急會議。兩天以後，在四月七日，它發佈了一個決議︰

　　「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政治局一致通過，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四月十日的人民日報登了一篇社論，引用了毛的話，拚命地攻擊鄧小平︰

「毛主席提出︰『他這個人（鄧）是不抓階級鬥爭的。歷來不提這個綱』。『他不懂馬列，代表資產階級。說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天安門事件後的那個星期，毛派政府動員了幾萬警察及幹部，挨戶查問北京居民，要查出參與的人。幾百人被逮捕。五月間的報紙報導了一個「公審會」，兩人被判死刑，三人被罰勞改三十年。其他的人沒有被審判，很多人還被關在牢中。一九七七年三月，即事件發生差不多一年後，北京的大字報宣佈，他們被新政府釋放了。

第三章「四人幫」

中國報刊，在一九七六年整個夏天，為毛澤東臨近的死亡作好準備。主席停止接見外賓，報上的相片顯示他愈來愈衰弱。九月九日毛澤東去世後，悼詞從各地傾入，這是前所未有的。有人也許會驚奇地發現，許多衰悼詞來自世界帝國主義的領袖以及軍人獨裁者。外國的毛派以最誇張的言詞來頌揚他。美國出版的《每月評論》寫道：「毛澤東無疑是列寧以後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及革命家。日後的歷史也許會認為他比列寧更偉大……毛的偉大就在於他毫無妥協地獻身革命」j；基辛格的不同評價則是，讚美毛「在互相信任、了解共同利益的基礎上，與華盛頓建立了持久的關係。k

根據北京的報導，吊唁者包括伊朗國王、甘地夫人、菲律賓總統馬可斯、法西斯西班牙的國王，以及印尼、巴西、阿根廷和智利的軍人獨裁者。智利的皮諾息軍人政權還宣佈全國下半旗致哀三天，因為北京在一九七五年借了超過五千萬美元貸款給智利。

毛的屍體還未寒，官僚層就發動攻勢，粉碎他的親信，摒棄與他的名字聯系著的政策。

十月六日或七日，四名高級黨領導人(全是政治局委員)被軟禁起來。他們是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及姚文元。江青是毛澤東遺孀；王洪文於一九七三年十大上被毛擢升為黨第二副主席；張春橋是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是文革時毛在工業大城上海市的主要幹部；姚文元是中國新聞事業的負責人，是一九六五年以後毛澤東思想的主要闡釋人。毛的姪兒毛遠新及女兒李納也被補。

十月十二日，中國宣佈華國鋒被委任為中共主席，但是誰委任他還是個謎，因為中央委員會還沒有召開，而且在三年前選出的二十一位政治委員中，經過整肅及死亡以後，只剩下十二人。

資產階級報紙形容這個政治局面的轉變，是華國鋒為首的「溫和派」戰勝了江青為首的「激進派」。這兩個名詞是不正確的，它們不但不能澄清問題，反而使問題迷亂。毫無疑問地，這個整肅——有人稱之為政變——牽涉到政策的分歧、個人的衝突及權力的爭奪（這些問題將會在「兩條路線鬥爭」一章中討論）。毛嫡系如統治集團中的敵對力量之間，真正分岐非常複雜；如果事先就假定毛嫡系代表左派而華集團代表右派，這樣的分析就不會客觀。

首先我們要知道，這些集團既不是群眾的政治團體，也不是中共內部大的政治派系，因為在中共黨內沒有組織政治傾向的權利。沒有討論不同綱領的自由，也沒有提出反對意見的權利。資產階級報紙所指的「激進派」不過是由毛澤東及他的小圈子所代表的在文革中崛起的黨中央領導層而已。在毛死前，華國鋒也屬於這個派系。毛死後不久，華才突然轉變立場，倒戈下令逮捕自己派系的其他領導人。所謂「溫和派」事實上是文革前的劉鄧派的殘餘份子。一九六六年以後，這些幹部能重新獲得黨內高層位置的原因，就是向毛的個人權威投降，悔改過去的「錯誤」觀念。因此，在毛去世以前，他們只能秘密地結成一個集團，不能公開地以具有政治綱領的派系出現。毛派需要他們的技能與經驗，但卻蔑視他們，使他們經常受種種的羞辱。

這群幾乎無法容忍的官員的真正領袖是鄧小平，不是華國鋒。這群人極得周恩來的支持。以下兩個事實證明了這點：(一)新政府最近發動對周恩來的個人崇拜；(二)在「四人幫」被捕後，新政府大量揭露周的同僚及好友在一九六六至七六年間受迫害的事實。

這個「激進派—溫和派」的名稱，是來自西方報紙，它在毛最後幾年統治時，把毛派所擊敗了的黨內敵對力量稱為「溫和派」，把毛派領導層本身說成「激進派」。因此「激進派」聽起來就比「溫和派」高超一點，左一點。

照他們的說法，「溫和派」是傑出人物統治論的支持者，是官僚特權的保護者，是「法律與秩序」的提倡者，而且還是實用主義的工業化的鼓吹者。這說法與事實相差不遠。但是「激進派」這個尊稱卻陷入毛派的自我形象的領域了；「純正共產主義」的保護者，工資均等論者，群眾參加政治的提倡人，以及發揚革命熱情的戰士。

這些恭維的詞句與毛派當政的真正記錄並不符合。這些詞句頂多是把毛嫡系所特有的狂熱主義和群眾思想改造運動加以幾乎不可辨認的理想化而已。當我們愈仔細考察毛派當政的實際情況，我們愈覺得資產階級報紙所用的「激進派—溫和派」這些名稱的不恰當。除了毛派用「激進派」這個名稱自贊以外，西方報紙用這個名稱還有其更深的用意，那就是以它來描述毛派的濫用權力，其目的是破壞真正激進主義者的令譽。

所以我們還是不要用這些無用的名稱，而直接考察失勢的「四人幫」的記錄。這些記錄證明他們自稱為代表中共左派是不合事實的：

先談江青。江青原是電影明星，一九三九年嫁給毛澤東。她在一九六四年以前，從來沒有擔任過黨的公開職位。一九六五年她是中央策劃把幾乎所有的名演員、劇作家及電影導演趕出電影界的主持人物。一九六六年五月，毛澤東指派陳伯達及江青分別為文革小組的正副組長。

她是把毛澤東的敵對人物排出黨領導層的主要人物之一。毛政權習慣用民主的詞藻鼓動紅衛兵起來反對劉少奇，江青就是這個行動的主要代言人之一。她在文革中最出名的行動，就是在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的會上，宣讀毛澤東的指令，要軍隊向不聽命令的「群眾組職或個人」開火。這就是毛派擊碎紅衛兵學生及工人運動的決定性的轉捩點，因為當時紅衛兵的運動已經超過了毛政權的指示，開始提出自己的要求，甚至於懷疑毛的智慧問題。

從那事件以後，江青就成為中國的文化政委，對電影、戲劇、文化、音樂、以及教育，定出全國性的政策。她這個權威性的任務，可以與一九四零年代後期窒息蘇聯文化的斯大林的親信日丹諾夫（ARDRLI ZHDANOV）相比。

中國出版的刊物，在一九六零年有一千三百種；在文革開始時，減少到六百四十八種；到了一九七三年只剩下五十種。出版的書藉只限於毛的著作、技術手冊、黨的政治小冊子，與幾本大都由委員會共同創作的，只談「兩條路線鬥爭」的小說。電影事業可以說完全停頓，在那幾年裏，只拍攝了幾部紀錄片及八部由江青親自改寫為更「政治性」的「樣板戲」。

在教育方面，大學已關閉了五年，雖然在一九七二年重開，但是學生少了很多。大學入學的人數，在六十年代初，有九十萬人；但在一九七六年初，只有五十萬人——這是一個已有九億人口的國度裏！除此以外，上課時間已從五年減少到三年。在這三年中，還要化一年時間從事體力勞動，另一年研究黨的文件及毛的著作。學生是因政治忠誠被黨選進大學的。

其次談王洪文，王洪文是黨中央領導人中最年輕的（他只有四十多歲）。王是毛派要在文革中培植的品質的典型。在一九六六年以前，他是上海一間棉紡廠的警衛人員——所以西方報紙說他是個「工人」。他於一九六六年被上海的毛派指派為工會領袖。他與其他工會領袖主要的不同點，就是他曾無情地鎮壓工人們所發動的要求增加工資及減低工時的罷工。

張春橋，像王洪文一樣，也是文革中在上海竄升的一個黨領導人。當時他比王的地位高，所以他在打敗當地的劉少奇派，及用武力鎮壓比毛派左的獨立的工人運動中，扮演一個主要的角色。當「上海公社」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創立後，他是粉碎這個較民主機構的主要人物之一。

姚文元，是文革以來獨攬新聞大權的人物。他於一九六五年至六六年間在上海發跡，是毛派在反對「資產階級代理人」劉少奇的運動中最擅於辱罵的發言人。在文革十年中，姚寫的文章，在反對任何形式的不同意見以及鼓勵對毛的個人崇拜方面，是最偏激的。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在毛倒台的十年前，姚文元自己提出要窮追每一個批評毛思想的人，說要「打死那些野狗」。?但是他的保護人一死，受過同樣訓練的華國鋒要叫全黨起來「碰碎這四個狗頭」。?

關於平均主義的問題，這四個「激進派」並不比推翻他們的人，或者被他們指責為「走資派」的人，更左。在他們被整肅以前，他們每人每月的薪俸是四百元人民幣，比一個不熟練工人的待遇大十三倍。在他們倒台以後，從對他們的指控中，我們得知他們的特權遠遠大過他們的薪俸。雖然鄧小平於一九七六年被指控為利用國家資金在北京郊外蓋了一幢大廈，但從對毛嫡系的指控中，我們得知，他們所挪用的國家資金更大得驚人。譬如新華社的一則電訊說：

「江青在夏宮中佔有兩幢別墅。無論甚麼時間她在那裏睡眠，一定要完全安靜。附近機場的飛機要停飛。生產隊不許用廣播器，還要派人到山上林中把鳥趕走。夏宮的園丁咬著牙齒，恨道：當年慈禧太后獨佔夏宮，現在江青大隊人馬一來，整個公園要關閉。他們一下子要茉莉花湯，一下子又要茉莉花飯。他們要吃新鮮的冷盤。江青不要吃冷的西瓜，愛吃新鮮的鯉魚。吃喝以後，他們不付錢就走，或付一點點錢。要他們照市價付錢，他們就不高興，甚至要罵人。」?

人民日報刊登了一篇文章，題為「在內部破壞社會主義的蛆蟲」，其中一段說：

「『四人幫』……濫用公款去蓋奢侈的不必要的建築物，無恥地挪用國家資金和材料，其不擇手段的程度使人幾乎難以相信。例如，王洪文去年在上海住了四個月，就化了二萬三千元人民幣。張春橋也是揮金如土。他有一次為了『四人幫』的享樂，未經上面批准，就准許輸進值一千五百萬元的影片五百部，借口說『要在藝術及技術上向這些影片學習』。」?

因為江青是與毛澤東共同生活的，如果上面的報導可信的話，這就暴露了不但是「四人幫」而是整個官僚高階層的腐化生活。毛派過去自認為是反對特權的「激進派份子」，且常常在報刊上暴露所謂走資派的貪污與腐化。現在揭露出他們自己也是這樣，就更加證明整個官僚層的腐化生活。這種制度化的偷竊國庫，對一個技術工人每月只拿六十元的國家而言，實在太突出了。王洪文一九七五年在上海亂花的錢，等於一個技術工人三十二年的工資。

就那些「溫和派」來說，當毛尚活著的時候，我們沒有看到中國政府的任何官員對所謂「激進派」的政策公開表示異議。事實上，華國鋒的擢升與「四人幫」過去的擢升非常相似。在他一九七六年春天被委任為總理以前，大多數中國人都不知道他。五年前他是個毫無名望的湖南省委。當他於一九七六年十月被任為黨主席時，中國報紙還沒有揭示他的年齡、出生地和在黨內的過去記錄。

華是在一九七一年被調到北京幫助排除黨及軍隊內的林彪餘黨時，才崛起到統治高層的。由於這個經驗，他於一九七三年被選進政治局，一九七五年被委派為秘密警察的頭子。

※ ※ ※

「紅旗在祖國山河各處飄揚，八億人民臉上充滿了歡欣。近日來，數億人民在全國各地舉行盛大的遊行……熱烈慶祝華國鋒同志擔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及中共中央軍委會主席。他們歡呼黨對粉碎王張江姚反黨集團的篡黨篡國陰謀取得的偉大勝利。他們憤怒地譴責『四人幫』的滔天罪行。」（北京人民日報一九七六年十月二十四日社論）?

北京政權在最近幾年所裁培的堅如磐石的穩定氣氛，卻給這次整肅深深地震撼了。全世界的人都不相信中國的一些佔領導地位的毛派份子，竟會秘密參加反毛澤東的陰謀。

更荒謬的是說，江青是個要復辟資本主義的「法西斯份子」。這個說法只使新政權失去信譽，只使人懷疑政府發表的一切意見，是無法獨立地證實的。

中國政府一點證據都沒有提出來，也不准許被控的人替自己辯護，更不允許國內人民提出使當政者為難的問題。當整肅的消息被報紙證實的那天，即十月二十二日，北京每家報紙的大標題都是「緊密地團結在華主席領導的黨中央周圍，在行動上服從黨中央的命令」。「四人幫」所受的待遇，就跟他們過去對待劉少奇、林彪及其他高級的替罪羊一樣。

即使中國政府的話是可以相信的，但它所畫的圖畫，一點也沒有工人民主色彩。十年前，國家主席、總參謀長、黨總書記及北京市委第一書記被黨主席剝奪了職位，而且被指控為外國資本主義政府的特務。黨主席指派了一個新的繼承人：林彪。這個人起先受到幾百萬遊行群眾的歡呼，但不久以後終於在逃奔敵國途中因飛機失事而身亡。他死後才被譴責為圖謀暗殺黨領袖。

這事件過去後，過去受辱的「走資派」、黨總書記鄧小平恢復職位，被委以軍國大任，但上任不久以後又突然被指控為「資產階級復辟派」。最後，領袖終於死了。他一死，他的妻子及最親近的戰友被發現要圖謀破壞他們所服務的政府。

這些利令智昏的詭計，秘密的陰謀及叛逆的出賣，在過去封建的朝廷上，都不常見，何況是在一個已經推翻了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我們怎樣解釋這些事件呢？

事實上，中共統治集團為了徹底消滅被打敗的派系所用的老套的譴責名詞，並不是要說服人家，或者使人相信。他們的目的，是使官僚層的決策中心，下層黨員及工農學生，與群眾隔絕起來，使後者除了替勝利者蓋圖章以外，不能執行任何決定性的任務。

華國鋒排除江青及其他「四人幫」的方法並不新鮮。斯大林在三十年代的大整肅中，早就使用過這個方法。當時的蘇聯官僚層，像目前的中國官僚層一樣，不但要毀滅官僚層的政敵，及最高仲裁人在官僚層內潛在的競爭者，而且要使工人在這個過程中喪失士氣。官僚層不讓受整肅的人有政治辯論的機會，官僚強迫群眾贊同明明是假的指控，就是要傳佈一個簡單的訊息；如果最有權力的人因領袖的一句話就能倒台，而且不管官方的斷言是如何沒有根據，也沒有人敢講一句話，一個批評政權的普通工人，那裏會有成功的希望呢？

毛澤東最會用這些方法來控制中共和國家機構。他特別著重斯大林曾經在三十年代短暫地用過的一個方法：召集在黨的緊密控制下的群眾大會、群眾遊行、及無數次的地方會議，來使他的政策合法化，而且在他的政策上蓋下群眾贊成的印章。

過去十多年來，許多人民中國的觀察家看到了人群的規模、「討論」會的頻繁、及他們所產生的表面一致性，於是就得出結論說：毛的政策，在某些基本方面，比克里姆林宮的政策，民主得多，革命得多。這個印象被下列事實所加深，即毛與斯大林不同，因為毛是在一個大革命中領導了他的黨。同時一九六零年所表面化的中蘇爭論，表示中國是獨立於克宮。這個事實常常被認為是中國己脫離斯大林主義的象徵。

最近的整肅對這個問題極富教育性。追溯它的發生經過，更能揭露中國官僚層的結構。

在這四個人於十月六日被捕後的幾天中，謠言滿天飛。有的說，他們胆敢在政治局秘密會議上，提名自己的候選人來繼承毛主席；有的說，他們假造毛的文件；有的說，他們圖謀反對華國鋒的政變。一直到十一月，政策的分歧才揭露出來。

在開頭，華政權對整肅事件保持沉默。當西方外交官及記者詢問時，也只回答「沒有意見」。但是，十月十五日，大字報在幾個大城市貼出來，指名罵這四個人。

這些大字報，甚至以一個曾使它的高級領導人們被黜與受辱達十年之久的政權的標準看來，也是放縱的。上海的大字報要求：「碰碎四個狗頭」和「絞死四人幫」?

在官僚層的宣傳武器庫中，大字報扮演一個特別的角色。它是群眾運動的神秘氣氛的一部份。它讓工人或學生在一份手寫的刊物上，對地方上的小問題發發怨氣。它是初露頭角的幹部向上司表現自己解釋黨目前運動的能力的一個工具。它是匿名指責工廠、公社或學校中「鬧事者」的理想方法。*在大整肅運動中，它可以使政權在沒有正式批准或解釋以前，先提出罪名。

在讀大字報時，沒有人能夠確定某一個特定的主張到底是官方的路線，抑或是某些地方黨官誇大的即興作品。對政府最有利的是，大字報運動發動了以後，政權可以說日後的行動是群眾所要求的。當然囉，反對目前路線的大字報會很快被撕掉。如果大字報作者能被找到，就會被抓走。

緊接著大字報之後，就是反對江青及她的同黨的遊行。從這些事件的慶祝氣氛看來，「四人幫」在官僚統治層內外都樹立了很多敵人。華國鋒可選對了目標。

※ ※ ※

中國斯大林主義的法律制度與蘇聯早期列寧時代的常規不同，與中國憲法規定的程序也不同。懲罰是最先，裁判其次，最後才是控訴。通常是不提供證據的。

在「四人幫」這個案子中，四個高級黨領導人先被關禁起來，他們的職位都被免去。然後群眾被召集到街上遊行去宣佈他們有罪——到底犯了甚麼罪，政府、黨或報章都還沒有指出。

由政府和黨組織起來的幾千萬人，在全國各地遊行了一週以後，中國的報章才登出一個官方的指控。十月二十一日，人民日報在頭版登了一篇標題為「一個老牌的投降派」的文章。這篇文章指責「四人幫」之一，副總理張春橋，為「蛆蟲」，因為他在一九三六年寫了一篇書評，但是一點都沒有提他最近做的事情。在這篇文章裏，甚至他的真名都不用，只用他四十年前的筆名。

十月二十二日，在這四個人被捕兩星期以後，中國報章才第一次提到他們的名字。報上登出了兩個口號：一是「熱烈慶祝華國鋒同志擔任中共中委會及中共軍委會主席」；另一是「熱烈慶祝粉碎『四人幫』篡黨篡國陰謀的偉大勝利」?這個指控就是五千萬個遊行者喊出「有罪」裁決的唯一證據和最詳細訴狀。

自此以後，中國各地的報紙登載了幾百篇文章，盡職地報導有多少人已經「熱烈慶祝」這兩件事。所發表的幾百篇演詞及訪問記中，每篇都說這四個人要「篡奪黨國大權」，所以他們的「滔天大罪」應當受重罰，但是沒有一篇提出詳細的情形。

叫人民到街上譴責他們所痛恨的真正濫用權力的官員是一回事。但動員幾百萬人去譴責某某人要秘密計劃一個既無詳情又無其他證據的陰謀，則是另一回事，在這裏，不但在審判以前，而且在宣佈罪狀以前，就要求裁決。

江青現在是自作自受，因為這個懲罰她的制度是她幫忙毛澤東建立起來的。當中國的工人階級及其盟友推翻了官僚層爭取到工人民主的時候，他們就沒有理由來虛構罪狀。官僚們無疑會得到比他們自己之間所得到更公平的待遇。

斯大林在三十年代的莫斯科審判案中，虛構了他的受害者參加陰謀的詳情。這個謊言被缺席的主要被告，里昂‧托洛茨基，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揭穿了。托洛茨基收集了許多文件，證明斯大林的虛構完全是羅織的，這就暴露了官僚層永遠洗不掉的醜事。

斯大林的中國門徒，從那個經驗裏得到教訓。不幸這是斯大林主義的教訓，即，如果把指控弄得曖昧不清，就比較難於反證它。中國報紙發佈了第一批未被證實的所謂「篡權」的控告後，以後的指控就越來越不像樣，距離十月初真正發生的事越來越遠了。

有一個報紙的電文說：

「王張江姚是黨內資產階級的典型代表。他們的當權就表示資產階級、修正主義者、及法西斯主義者的當權，以及資本主義的復辟。」?

從上海工廠選來學習毛澤東思想的「工人積極份子理論研究組」，向新華社記者提供以下的分析：

「王張江姚反黨集團，打紅旗反紅旗，好話說盡，壞事做盡。他們在無敵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照妖鏡下原形畢露，最後變成狗屎一樣的髒。」11

大慶油田工人指責這四人破壞了他們過去十年所領導的運動：

「他們任意干擾破壞毛主席所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運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偉大鬥爭。他們是混入革命隊伍的「蛆」……是戴紅帽藏黑心的反革命份子。」12

最後，他們還加上一句：「這個反革命集團無惡不作，罪該萬死！」13

中國領導層顥然依靠一句老諺語行事：甚麼棒子都可以打狗。江青在一九七六年十月的一個「罪名」是沒有實行「毛主席所發動和領導的偉大批鄧鬥爭」。一年以後，她的罪名變為她批鬥鄧小平。對歷史真理感興趣的人們，不會重視這些。但是，也許值提一下的就是：華國鋒政府在排除了「四人幫」以後，在一九七六年，還說是毛親自下令整肅鄧小平的。

對受辱罵的政治局成員的攻擊，不久就從單純的破壞人格，轉變到主要政策的分歧。討論的不公開證實了中國缺乏民主。一九七六年十二月發生的事情，並不是在群眾面前公開討論政策的分歧，並邀請群眾參加這個討論——更不是群眾自己控制出版事業，且通過工人會議等機構使他們的代表表達他們意見的真正民主討論。那時發生的事，很明顥地是，在當權的政治局成員之間舉行一次秘密的會議。這次會議的結論，就作為既成事實交給群眾和黨。過去那條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相等同的路線，就被打成為「反革命路線」。

但是，華國鋒及支持他的黨政官僚們，要在毛澤東思想的名義下實行他們的轉變。在這種掩護底下，中國的新領導層，承認文革的「政治掛帥」路線，給中國的經濟，帶來嚴重的挫折。他們開始重新拿出許多劉鄧的經濟口號來代替「政治掛帥」的路線。這些口號在過去一段長時期被中國及全世界的毛派指責為「蘇修」及「資本主義」的思想。

政府亦明白地暗示，現在毛已死，毛的嚴峻政策要被拋棄，而且文化及藝術將會解放了。

過去受過毛侮罵的回朝派開始報復了。毛還活的時候，他們不敢行動。現在毛死了，他們就可以「翻案」了。

人民日報上一篇文章宣佈：

「『四人幫』忙於搞陰謀鬼計及分裂，順者昌，逆者亡。『四人幫』多年來對黨及人民犯下無數的罪惡，失去了全民的支持，已變得極端孤立。現在，全國都慶祝他們的倒台。」14（重點作者所加）

這段文章，並不是指在毛死後所策劃的陰謀，或在毛重病垂危的幾個月中所採取的行動。中國的讀者就不難了解那段文章的意思，即，如果「四人幫」已經霸道了「很多年」，那末這個幫一定還有第五個成員——他就是這四個人的主要保護人，毛澤東。

這是了解整肅意義的主要關鍵。在毛還活著時，沒有另一個「急進」派；只有毛的總指揮部。這就是為甚麼毛從來沒有批評「四人幫」，而「四人幫」只在毛死後才被免職的原因。*這四個人在黨的最高層佔據了特別的位置，因此，不但群眾恨他們，連很多幹部都恨他們。毛利用他們作為他自己與文革末期所遺留下的有經驗的行政人員之間的緩衝物。這四個人扮演了所謂廚房內閣的角色，這個廚房內閣是由在黨內沒有任何獨立基礎的親戚、隨從及無足輕重的年輕人所組成。毛的周圍只有這些人。

這四人在一九六六年以前沒有一個在黨內有重要的地位。他們的上升是如此的快，以致鄧小平嘲笑他們是坐「直昇飛機」上來的。所以，沒有毛的保護他們就很快垮台這個事實，就不怎麼令人驚奇了。

他們倒台的原因，並不是他們與毛有分歧，而是他們與毛的路線太一致了，所以一旦政策來個大轉變，他們的位置就保不住。

新政府終於在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以後公佈了「四人幫」的罪狀，但是新政府並（沒有）控訴他們企圖在一九七六年十月間奪取政權，只譴責他們在過去十年中濫用權力，換句話說，就是譴責毛澤東思想的精華——文化大革命。

華國鋒及日後的鄧小平，指責前任政府以空洞的革命口號代替嚴肅的工作，因此幾乎把經濟搞垮；指責前任政府大量地削減高等教育及歧視科技人員，使工業化計劃受到損害；指責前任政府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要求當作資產階級享受主義的思想，因此引起廣大人民的不滿；指責前任政府對政治上及社會上持不同意見者迫害之深，使工人及低級幹部的士氣變得極為低落；指責在毛統治之下文化及藝術事實上已停止存在。

官方報紙現在描寫文革以來的中國是無能的狂熱者管理下的警察國家。這些狂熱者燒書、獎勵無知的人、懲罰追求知識的人，甚至對於在與政治無關的領域內追求知識的人也要懲罰。

這些事實的揭露在開頭是很抽象的，但是到了一九七七年秋天，慢慢地由一大堆的特殊例子來證明。從這些例子，我們可以看到毛的所謂「無產階級政治掛帥」國家的可怖情形。雖然毛現在還被崇拜為全國的偶像，這些被揭露的事實的總和，接近赫魯曉夫一九五六年譴責斯大林罪惡的演詞的程度。

「四人幫」倒台後，中國報紙提供了毛派所宣傳的政治掛帥的真正內容。安徽鞍山鋼鐵公司一位老鋼鐵工人批評「四人幫」說：

「鬥爭經驗給我們一個重要教訓，即是：僅僅空喊革命口號而沒有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決不能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決不能實現中國的工業、農業、國防和科技的現代化及共產主義的崇高目標。」15

一個工廠的黨支部書記說：

「反黨的『四人幫』總是要不擇手段地破壞生產。他們亂罵我們「唯生產力論」*及「不要政治掛帥」。事實上這些資產階級野心家和陰謀家在向我們發射唯心玄學的毒箭，以達到他們欺騙群眾、篡黨篡國的目的。」16

人民日報將這些指控一般化：

「『四人幫』猖狂地提倡玄學。他們別有用心地以革命對抗生產、以政治對抗經濟、以階級鬥爭對抗生產鬥爭、以無產階級專政對抗社會主義建設。他們反對提倡生產和建設。這不但阻礙生產的發展，而且必然會破壞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偉大事業。根據他們的邏輯，『衛星上天』，紅旗就會『落地』：假如八億人民要這樣『革命』，他們只有喝西北風。」17

事實上，這不是我們通常所瞭解的辯論。中國經濟真正成就的統計數字都沒有公佈出來。這種「辯論」只不過是當權派在作刺耳的獨白而已。在這獨白中，真正的政策問題還是沒有清楚地顯示出來。但是，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毛澤東與他的敵對者之間的派系鬥爭中，經濟發展的優先次序是個主要的爭論點，並不是思想的口號。這個爭論的焦點不只是為了將來的遠景，己由副總理余秋里所證實。他在一九七七年十月對四屆人大常務委員會報告說，在文革以至毛去世的那幾年中，「國民經濟受到很大的損害」。18

無疑地，在中共高階層的十年派系鬥爭中，除了經濟生產的問題外，尚有其他問題。其中一些問題，在以後幾章中會討論到。這裏要稍為討論一下的問題是，現在的北京政府對於前任政府所說的許多話中，到底有多少是可信的呢？很多話顯然是誇大了的，或是為了派系目的而偽造的。但許多話可以被其他獨立的資料所證實；如果不能由其他方法，那末，由鄧小平的出場、下場、最後又出場的政府所定次序的戲劇性突變中，也可以證實。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剛開始時，毛澤東宣佈「蘇聯模式」在中國的失敗，因此把那些與莫斯科的計劃方法和程序最有關係的幹部趕出黨領導層。這些倒台的官員現在都已回朝，他們就對可稱為經濟發展的「毛派模式」，加以判斷，但是，若要判斷雙方的誰是誰非——以及中國發展的客觀需要——我們必定要與中國國有化經濟的實際經驗對照起來考察才行。本書的第二部份，企圖對中國的經濟作一個初步的結算表。

第四章計劃經濟與社會主義

民主的計劃經濟，比資本主義的無政府性，有無限多的內在優點。只要有人需要，可用的貨物就不會堆在倉庫裏賣不出去，資本——在這情形下國家財源－不會因為利潤率的降低，而不投資在新的生產事業上，政府有能力迅速轉移勞動和工廠來滿足緊急的或未可預料的需要。

這一切可歸納於下列的公式：生產是為了需要，不是為了利潤。這樣的基本分歧，產生了許多不同結果，在私有的經濟制度裡，資本必須不斷地擴張，否則作為構成份子的個別資本必定會在競爭中消滅，這就是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及近代戰爭的根源。隨著生產工具私有制的消滅，對市場及投資場所的爭奪行動也會停止。雖然中國及蘇聯的斯大林主義政權有其倒退的一面，但兩者都不像美國、西歐及日本政府那樣在本質上是擴張主義的，因為後者一定要擴張才能維持他們的經濟制度。

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由於市場的決定性影響，因私有財產而起的收入分配不均，造成了巨大的浪費，赤貧與巨富兩個極端同時存在，大部份的社會資源被用來生產只供少數人消費的奢侈品，同時由於壟斷公司的操縱，日用品的供應極度缺乏，或者價錢過高。

最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一方面，很多人必定要失業；另方面，其他的人要從事廣告業、公共關係、家庭服務、及軍火生產等等行業，這些行業損毀了社會滿足真正需要的能力。除了這些以外，還有必然到來的商業循環，使很多工廠週期性地停工，使勞動人民的負擔加重。

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社會福利，因為以公司稅的形式，或者以較高的工資形式（其實高工資與公司稅是一樣的，因為政府可以從工人工資中扣去稅），使公司的利潤減低，所以被公司及他們的政府強烈地反對。

在計劃經濟制度下，上面所談的特徵，就會馬上被消除，甚至在斯大林主義的制度下，也會大大地減少的。失業後備軍——或者是永久性的半失業大軍——不再發生了。這兩種失業軍，在不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裡，構成了人口的巨大部份。個人勞動直接被認為是社會勞動的一部份，國家保證每個人有起碼的工資，而且給他們工作做。

「利潤」充其量不過是一個使生產成本與產品所得的社會收入互相比較的會計方法，如果一個工廠生產人民真正需要的東西，它就不會因為它的帳簿沒有顯示利潤而關門，同樣地，社會福利也不會在經濟上威脅到社會基本生產單位的存在，因為它的存在與否不是由市場的競爭所決定，因此，除了經濟增長率可能受到一點影響以外，它的存在不會因為資金用在健康、教育和福利方面而受到影響。

這些超越了資本主義的東西，是有進步意義的，所以應該加以保持、保護、擴張。所以，對中國社會主義革命的經濟成就作一個嚴肅的結算表的時候，這些優點應該是我們考慮的出發點。

在這裡，我們要說明一下，說中國革命已經廢除了資本主義，並不是說，在中共的領導下，中國革命己經成功地創立了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也不是說，中國革命已經走上一條能夠成功地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

對於馬克思而言，計劃經濟首先應該是基於世界勞動分工的國際經濟，斯大林主義的狹隘民族主義，已經大大地矇蔽了這個社會主義基本觀念，但是，如要在這個地球消除貧窮與壓迫，就必須採取馬克思的國際經濟主張。

毛澤東主義的「自力更生」終究是一個要靠自己力量提高自己的公式，經濟發展當然需要時間，但是，帝國主義先進國家的社會財富、都市計劃、工業技術、科學訓練和一般文化——亦即首先是人口的無產階級化——在時間上是如此的領先，以至一個在孤立的落後國家建立起來的計劃經濟，需要一個整整的歷史時代，才能重複先進國家的進步。

結果並不是某些人所說的，社會主義正在慢慢地建立起來，只是沒有民主，這個觀點把社會主義的問題減低為幾個整容的改革——將人臉移植到斯大林主義者所建立的架構中去，事實並非如此，如果非歐洲的工人國家還繼續地孤立自己，它的經濟建設的真正速度之慢會使本國人民不但在其有生之年，而且幾代下去，都只有低下的物質水平。

這裡，讀者也許會提出兩點來反駁我：（一）中國經濟發展的相對速度，特別是在社會福利和健康設施方面，不是很快嗎？這不就推翻了至少需要國際經濟的勞動分工，來達到相當於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發達水平的觀點嗎？（二）難道中國領導層還有第二條路可選嗎？事實上，沒有人幫助他們；而且先進國家都沒有發生成功的社會主義革命呢！

下面四章企圖解答第一個問題，我們對毛統治下的中國經濟的發展先作一個結算表，然後分別從工業發展，農業生產與人口增加的關係，社會財富增長的一般速度等角度來討論這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即北京還有第二條路可選嗎？——就比較複雜，任何中國工人政府，在準備推進世界革命的時期——我們現仍處在這個時期——不得不要利用國內現有的資源來保證人民的生活，但是問題的中心就在這裡，北京的政策是推動其他國家社會主義革命的發展嗎？

第九章企圖從特權官僚層的社會面貌上找出中國外交政策的癥結，這個特權官僚層，跟西方資本主義統治者一樣，都在極力反對推翻資本主義。第十章討論官僚層在世界政治上的歷程。

第五章中國革命的成就

任何社會的成就，特別是一個經過了激盪人心的改組和變化的社會的成就，必須要用兩種尺度來衡量：第一，用過去的情況；第二，用必需滿足的客觀需要。

中國在社會主義革命以前將近一百年的歷史，是一段最黑暗的歷史。伊羅生在「中國革命悲劇」一書中寫道：

「商業資本及廉價工業品的侵入農村，結束了農民的舊式的自給自足生活，但是，由於整個國家的交通及生產技術落後，農民不但不能夠適應這個變化，反而被這個變化弄得破產了，為了生存，他必須為售賣而生產，但是他土地少，耕種方法原始，使他很難(雖然不是不可能)順利地這樣做。他不但不能生產足以供給他的剩餘品，而且還要借債購買肥料，購買糧食以度過收穫之前的難關，購買種子，償付農具的租金及費用。他為了這些債務，不但抵押他的收成，還要抵押他的土地，利率永遠不低於百分之三十，而且常常在百分之六十、七十、八十以上，甚至於更高呢！沉重的賦稅，軍閥們的橫徵暴歛（這些軍閥是統治他的），迫使他更深地沉淪於債務中，且使他和他的土地—任高利貸者和收稅吏為所欲為」。j

這種窮困對於農村人口的健康及生活所起的影響是可以想像到的，革命後在中國服務了十五年的一個外科大夫，洪若詩醫生(DR.JOSHUA S.HORN)，對過去的情況作如下的描寫：

「在完全缺乏衛生的情況下，可以看出貧窮與無知。由於衛生設備的完全缺乏，蒼蠅及跟水有關的疾病如傷寒、霍亂、痢疾等等奪去了很多人的生命，寄生蟲的傳染極為普遍，因為未經過衛生處理的人糞便及動物的糞便是土地的主要肥料，人民活在飢餓的邊緣，身體的抵抗力弱到流行病一來，千千萬萬的人都要死去，一九三五年中國的平均壽命為二十八歲。」k

與這些過去的情況比較起來，中國目前在很多方面的收穫是使人難忘的，新政權鼓勵用群眾力量來消除由來己久的災禍，如傳染病、因基本食糧分配不均所引起的飢荒、文盲、娼妓、婦女和少女的強迫婚姻、及其他舊社會的惡習。格雷(JOHN G GURLEY)在「中國的經濟及毛派的戰略」（CHINA’S ECONOMY AND MAOIST STRATEGY）一書中，總結了一些中國革命的成就：

「中國的勝過一切的基本的經濟事實是，二十年來，中國已經使每個人有吃、有穿、有住、身體健康，而且使大多數人受教育，幾百萬人飢餓的現象已經不再有了；人行道上也沒有一大群人睡在地上或在求乞；幾百萬人生病的現象也沒有了，要找這種可悲的情況，我們不要到中國去，而要到印度、巴基斯坦及其他落後的國家去……

「……除此以外，雞蛋，蔬菜、水果、家禽、魚肉的供應也增加了很多，由於灌溉工程、洪水控制及水土保持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好，中國人比過去任何時代更能防止自然的災禍，化肥的使用增加很快，比五十年代初期幾乎增加了十倍；拖拉機、水泵及其他農具的出產亦增加了很多；植物病蟲害的控制及穀物育種方面也有很大的進步。」l

最感人的成就在於公共衛生、小學教育、及對整個人口的基本食糧、布料、房屋及工作的供應，要達到這些成就，中國亦需要消除通貨膨脹，因為在所有半殖民地資本主義國家裏，通貨膨脹對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很大的破壞力，以下的報告是關於中國的公共衛生的：

「預防注射和公共衛生教育的廣大運動，醫學訓練的加強，以及健康服務的普及化，在事實上已經消滅了過去極為猖獗的疾病－白喉、百日咳、破傷風、天花、小兒麻痺症、霍亂、肺結核，甚至於梅毒，跟西方的人一樣，中國人現在最通常的死因是癌症及心臟病，這就是進步的象徵，因為這兩種病一般是在老年時才有的。」m

這些成就達到何種程度，是很難馬上掌握到的，在革命以前，以上的每種疾病都有很多人得到，譬如北京的一所大學，在一九四八年所作的健康檢查，發現百分之十八點二的學生患有肺結核。n

在一九四七年，全國只有六萬六千張病床；到一九五六年，已增加到二十六萬二千張。o最近的數字還沒有公佈出來，但是我們可以相信，在過去二十年內，病床的數目一定增加了很多。

過去在農村橫行的寄生蟲傳染病－鉤蟲、瘧疾、血吸蟲病、黑熱病、絲蟲病—— 都在六十年代初期被控制住。

替農村提供適當醫藥服務的運動是中國一件新的事情，因為過去的農民一生都沒看過一個醫生，這個運動的推行，經過兩方面的努力：一方面是訓練成千成萬的輔助醫療人員，所謂「赤腳醫生」，另方面是讓醫生到公社去服務一段時期。

關於這些計劃的一些報導是非常動人的。它一方面告訴我們巨大的進展，另方面則告訴我們，到現在為止，中國的農村仍是極端貧窮。洪若詩醫生回憶了一段與中國醫生的討論，這位中國醫生，於一九六五年參加一個醫療隊，在河北省北部住了一段時期：

「……我起先以為從舒服的城市生活轉變到艱苦的農村生活是很難的，但是，當我看到我的同事適應得那麼快，就大感驚奇，在短短的幾個星期內，我們之中的大多數人都吃慣了過去在北京連看都不看一眼的糙米飯，熱烈地參加艱苦的勞動，而且跟農民很合得來，我對一個外號叫「上海姑娘」的嬌生慣養的年青女醫生表示驚奇，她說：『我也覺得奇怪，我來這兒以前，我以為我決吃不慣小米煮的飯，因為太硬了，我的胃消化不了。可是，奇怪得很，我一點也沒有問題，在開頭六個星期，這裡生活很苦，磚坑太硬，根本不好睡，虱子又多，糞坑又臭，我很討厭用農民吃過的碗盛飯。現在，一切都習慣了，我比在北京時睡得更好，虱子也不怕了，農民又好又慷慨，使我對我的吹毛求疵感到慚愧，我為甚麼要挑剔呢？這些農民幾乎每天都從早工作到晚，替大家生產食糧。』p

我們很難估計這些措施對人的壽命能延長多少，加拿大經濟學家李屈曼 (BARRY RICHMAN) 作了一個研究，他的結論是，中國一個普通老百姓在一九六六年能夠比革命以前「多活十二至十六年」。q

兩個最普遍的對社會一般進步的度量，是初生嬰孩死亡率及識字率。在上面，我們已經看到中國政府對增進公共衛生所達到的一些成就。除了文革那幾年高等教育所受的挫折以外，政府繼續提倡小學教育，以及教不識字的成人讀與寫。

因為中國己經十七年沒有公佈統計數字，所以很難估計這方面的成果，當西方經濟學家企圖從片斷的統計資料來做估計時，他們常得出對中國非常有利的結論，表一比較中國與幾個亞洲國家、美國、和蘇聯的初生嬰孩死亡率和成人識字率。

這些數字表明在保健和初等教育方面，中國已達到先進國家的水平，而不再與大多數半殖民地國家同類了。

下面幾章將考察工業及糧食生產的發展，這裏應該談一談中國革命的另一個社會成就。那就是，除了官僚層及它的一些弊病以外，土地及工廠已不是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這意味：中國能夠從事集體工作來改進土地和工廠，由於它們不是私有財產，因此不會一開頭就窒碍了集體工作。

每一個訪問過中國農村的人，都有他們自己的關於農民在灌溉工程、開荒、建築及其他對國家有利的工程方面採取主動合作的故事，其中一個是文革以前華北一個窮公社的老農的故事，這故事可以說是許多同樣情況中的一個例子，這個老農過去受過重傷，曾到北京給洪若詩醫生治療過，洪醫生後來到公社去看望「老張」：

「山上稀薄的空氣使我的嘴唇乾枯，太陽光從山路旁的石頭上反射過來使我眼花繚亂，雖然他最近受過傷，而且勞苦了五十年，老張晒得黑黑的，留著小鬍子，跑起路來像個山羊，我實在趕不上他……。下山坡的時候，他指出下面村莊的標誌，「他說：『看見下面那幾幢瓦屋頂的房子嗎？我去年蓋的，你從倫敦來，倫敦是世界上大城市，你可能不會覺得這些房子大，但我很喜歡它們，屋頂厚，夏天不熱，冬天不冷，十二年來，我們替每家多蓋了四個房間。』」

表一

初生嬰孩死亡率及成人識字率ø

初生嬰孩死亡率

成人識字率

（每千人）

（百份比）

中國

孟加拉

130

緬甸

100

印度

139

印度尼西亞

125

伊朗

馬來西亞

巴基斯坦

124

菲律賓

斯里蘭卡

泰國

美國

蘇聯

ø 1977年亞洲年鑒（香港：遠東經濟評論，1977年）第14頁。

「他接著說：『那座房子是新蓋的學校，在舊的年頭，我們這些人根本沒法上學校—— 學校是甚麼樣子都沒見過，我知道的，因為我小時候很想看看學校到底是甚麼樣子，所以有一天我溜進去看看，結果給他們發現了，就把我趕出去，他們說我丟人，把跳虱帶到學校來，現在可好了，公社裏滿八歲的小孩子都要上學，如果小孩子病久了，我們就請老師特別到他家去教他，這個生產大隊有兩所小學，還有一所半工讀的中學，我們有四個學生在唸大學，我的大兒子是其中一個，他在長沙唸地質。』」r

跟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窮國家相比，中國發生的事情是完全不同，在中國，能力被解放了，但是在印度或印度尼西亞等窮國家裏，能力還不會用在生產上，這是中國較光明的一面。

第六章中國的工業發展

經濟發展的衡量標準有好多種，最可靠、最可度量的標準，就是在一段時間之內鋼鐵或水泥等物質的產量，其他比較不確定，但重要性也不減的衡量標準，是國民生產總值、工人工資、和工業生產力的平均增加量。

首先，我們要看看格雷 (JOHN GURLEY) 對全面的工業發展的估計，在上一章，我們引過他所列的中國革命的成就，他的估計是：

「雖然各方面的生產都有增加，但是中國人把特別多的資源用在工業上。一九五零年以來，中國工業生產平均每年至少增加百分之十一，對於一個不發達的國家而言，這是個特別高的增長率。」?

周恩來在一九七五年一月的第四屆人民大會上說，一九六四年至一九七四年的十年中，工業增長率也在百分之十一左右。?

現在經濟資料證明這兩個說法都對，在表面上看來，這是個非常優越及持久的記錄，但是，仔細研究一下，就有問題了。

多年來，北京所發佈的每一個主要演詞，都用「形勢大好」這個儀式主義的詞句，總結中國的經濟報告。在後面，我們會談到格雷和周恩來如何得出他們的數字，這裏我們先讓中國的經濟部長，余秋里副總理來說吧！

「四人幫」被整肅以後，中國的報章開始對經濟現狀彈一個新的調子，鼓勵工人「補償」因政府最高層的「破壞」所引起的「時間及物質財富上的損失」，這個新聞發表了很久以後，毛所遺留給繼承人的經濟詳情才公開發表。接著，就是一連串的全國會議，這包括：第二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中央工作會議；全國鐵路工作會議；全國計劃會議；全國工業學大慶會議；黨的十屆三中全會；一九七七年八月召開的第十一次黨代表大會；一九七七年十月召開的四屆人大常委會。

在上列最後一個會議上，余秋里報告「國民經濟遭受嚴重損害」，而且「工農業生產停滯不前，有些工業產品產量下降」，他說，毛嫡系領導人的逮捕，及時地挽救了「國民經濟的垮台」，以下是余秋里的講話中的幾個要點：

「有的地區和單位壞人當道，資本主義勢力猖獗，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盛行，使社會主義所有制遭到破壞………

「財政收入，也扭轉了連續幾年完不成計劃的局面，今年（一九七七年）一至九月比去年同期增長百分之七點八。

「……鞍鋼，這個我國最大的鋼鐵基地，過去在遼寧的那個『四人幫』死黨及其反黨幫派的壓制下，廣大職工抬不起頭來，生產長期上不去，事故頻繁，設備損壞嚴重……

「四川這個『天府之國』，這去幾年被「四人幫」糟蹋得不成樣子，由糧食調出省變為調入省，工業生產地大幅度減少。………

「這裡，我要說一下，由於『四人幫』的嚴重干擾破壞，經濟方面問題很多，國民經濟的一些比例關係和社會主義經濟的正常秩序被搞亂了，這些問題不是一年時間就能夠解決的，加上我們在具體工作中也有不少缺點，國民經濟發展還存在一些困難。一是農業、輕工業的發展還趕不上國家建設和人民生活的需要；二是燃料動力工業和原材料工業的發展趕不上整個國民經濟發展的需要；三是經濟管理和企業管理的整頓工作剛剛開始，有些企業產品質量差、物質消耗大、勞動生產率低、成本費用高、佔用資金多的現象，還沒有顯著改變，四是人民生活方面還存在一些問題。」?

我們怎樣使余秋里副總理的揭露與格雷和周恩來的較對人喜歡的統計數字協調呢？答案是，在毛澤東主義下的中國工業發展是以戲劇性的時進時停的速度進行的，有幾年的發展特別快，接著的幾年是混亂和退步，為了使格雷和周恩來所提供的長時期的平均數字具有經濟的意義，我們要把中國工業發展分開時期，而且以生產上特別成就來分別研究。

表二

中國工業生產統計（1952年至1976年）ø

單位

1952

1957

1960

1961

鋼

百萬公噸

1.4

5.4

18.7

8.0

煤

百萬公噸

66.5

130.7

280.0

170.0

原油

百萬公噸

0.4

1.5

5.5

5.3

化肥

百萬公噸

0.2

0.8

2.5

1.8

水泥

百萬公噸

2.9

6.9

12.0

8.0

電力

十億千瓦小時

7.3

19.3

47.0

31.0

棉布

十億公尺

3.8

5.1

4.9

3.3

單位

1965

1970

1973

1976

鋼

百萬公噸

12.5

17.8

25.5

21.0

煤

百萬公噸

220.0

310.0

377.0

445.0

原油

百萬公噸

10.8

28.5

54.5

84.0

化肥

百萬公噸

7.5

14.0

24.8

28.0

水泥

百萬公噸

14.8

19.8

29.9

37.3øø

電力

十億千瓦小時

42.0

72.0

101.0

130.0

棉布

十億公尺

6.4

7.5

7.6

7.6øø

ø1952年1973年的數字來自遠東經濟評論，1975年10月3日，該雜誌的1952至1960年的數字是北京政府的統計數字，來自國家統計局的小冊子，偉大的十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文化成訧的統計，至於1960至1970年間的數字，因為北京沒有公佈詳細的數字，所以是近似值，1970年後的數字與北京偶而發佈的個別生產總量相符，1976年的數字來自遠東經濟評論，1977年10月7日。

ø水泥及棉布的數字是1975年的，不是1976年的，來源是遠東經濟評論出版的一

九七七年亞洲年鑒，第159頁。

表二對過去的實際生產作一個全面的總結，表上許多數字是非常動人的，但是整個表並沒有顯示出有規則的持久的經濟發展，反而顯示出無規則的上升和下降，在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幾年中，發展速度是比較快，但是，除了一九五八年大躍進之後那幾年的大災禍以外，七十年代的發展也是顯著地衰退的。

如果說，自從一九五零年以來，平均每年增長率為百分之十一，則是容易使人誤解的，因為這把不同時期差異很大的增長率平均起來。

加拿大經濟學家屈曼說：

「從全面的工業發展看來，紅色中國的平均每年增長率在一九五三至五九年之間超過百分之二十；而且在一九五三年至五七年之間差不多是百分之十五或十六」?

他又拿其他國家來作個比較：

「印度在五十年代的平均每年工業增長率不超過百分之六；蘇聯是百分之九點五；美國是低於百分之四；日本則超過百分之十三。蘇聯在頭二個五年計劃時（即一九二七/二八至一九三七 / 三八），工業增長率為百分之十二－有些生產指數低至百分之九點九；有些高至百分之十四點二。」

美國一位專門研究中國經濟的經濟學家亞須布魯克(A-RTHUR G. ASHBROOK) 對五十年代的中國工業發展提供了更高的數字，他說，在一九五零至五七年間的平均每年增長率為百分之二十二點三。?

周恩來在一九七五年的報告證實，中國在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的工業增長率，只有五十年代的增長率的一半，為甚麼會有這麼大的變化呢？一個原因是低的起點，革命勝利，工業生產幾乎是零，所以小小的成就可以產生很大的百分比。到後來，生產量大了，同樣數量的增加只能產生較小的百分比，在原油及化肥方面，這個原因很重要，因為這兩者在革命前的產量非常少，以一九五六年前鋼鐵的產量而論，也是這個原因影響了百分比的數字，一九五六年以後就不是了，因為已經有足夠的基本工廠開工，使鋼鐵成為經濟的一個組成部份。

同時還有其他的理由，其中一個是，群眾見到可恨的蔣介石政權被推翻，開頭的情緒非常熱烈，這種情緒，在好幾年以後，因為群眾沒有真正參加管理機構和經濟計劃，才慢慢低沉下去。

另一個理由是蘇聯的援助，就絕對數量來說，由於斯大林及其承繼人的吝嗇刻薄，蘇聯的援助少得可憐，但是，這也證明，即使是有限的國際勞動分工和技術的共享，對一個窮國家的急速工業化，也有很大的影響。反過來說也是對的，赫魯曉夫突然在一九六零年停止援助，它對中國的經濟打擊也是很大。原因是，很多高度技術化的工廠需要蘇聯技術人員，他們一走，工廠只好暫時停工，一直等到中國科學家精通技術以後，才能開工。

在一九五八至六零年的大躍進中（這個問題將在第十一章中詳細討論），毛澤東企圖動員中國的龐大勞動力，來超過五十年代中期的已經很高的增長率，但是這個雄心勃勃的計劃失敗了— 機器和人力被推使到破裂點，為的要實現不現實的指標；運輸和供應系統崩潰了；到最後，工農業都幾乎停頓，在這個過程中，造成五十年代急速發展的條件完全消失，而且從此以後增長率再也達不到那麼高了。

周恩來在一九七五年初作報告時，他不是承認中國的工業發展已經減緩到五十年代的速度的一半，而是要如何向中國群眾再度保證工業已經恢復原狀，而且比六十年代初期的情況好得多了。

可是在周恩來所提的數字中，可以明顯地看出一個曲解，從表二可以看出，有幾種重要工業，在一九六五年的產量，還沒有達到一九六零年的水平，所以，當周恩來說工業的平均年增長率是百分之十一的時候，其中一些產量必定被用來彌補大躍進時所失去的產量，因此，其增長率應該比一個較正常的基數年測量起的增長率要高得多。

毛派常常把大躍進的災禍，歸咎於惡劣天氣和蘇聯撤消援助，這幾個因素無疑會大大地影響了農工業的產量，但是在黨內鬥爭中，許多領導人把大躍進的失敗，主要歸因於毛澤東的唯意志論的專橫的運動*。

如果我們把比較的年期拉長些，而且不從經濟復原的那幾年計算起，我們就能看到實際損失的是甚麼了，表三的用意就是如此，這個表顯示自一九六零年至一九七六年間七種主要工業產品的總產量，而且標出每種產品的長期年增長率，它所顯示的工業的年增長率就不是百分之十一，除了原油和化肥以外，其他幾種工業產品的平均年增長率，差不多在百分之三和百分之六之間，而鋼則處於長期停滯中。

這個表所測度的並不是真正的每年增長率，而是把經濟嚴重失調的六十年代初期，如以後艱苦復原及新生長開端的十年的結果「平均」起來而已，但改變甚麼東西，如果不用大躍進那幾年的數字，也可以得到同樣的結果，如果自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七五年旳工業平均年增長率如格雷所表明的，是百分之十一；如果頭十年的平均年增長率是百分之二十二，那末後十五年的平均年增長率只有百分之四，因為我們知道最後十年的增長率高於百分之四，所以我們只有一個結論，那就是，六十年代初期的經濟災禍是如此巨大，以致使中國被迫倒退到五十年代初期的水平，所以只好從頭做起，同時，恢復失地的速度要比第一次的速度慢得多。

表三

七項工業產量及增長率（1960/1976）ø

總產量

平均年增長率

單位

1960

1976

鋼

百萬公噸

18.7

21.0

0.8

煤

百萬公噸

280.0

445.0

2.9

原油

百萬公噸

5.5

84.0

18.6

化肥

百萬公噸

2.5

28.0

16.3

水泥

百萬公噸

12.0

37.3

7.9

øø

電力

十億千瓦小時

47.0

130.0

6.6

棉布

十億公尺

4.9

7.6

3.4

øø

ø 1960年數字來自遠東經濟評論，1975年10月3日。1976年數字來自遠東經濟評論，1977年10月7日。

øø水泥及棉布條1975年數字，來自1977年亞洲年鑒（遠東經濟評論出版，1977年），第159頁。

但是，最近時期的經濟發展是怎樣呢？大躍進及文革以後，有沒有出現新的增長率？表四考察了一九七零年至七六年間的結果，這段時期應該是對中國政府特別有利的一段時期，因為它是從文化革命的破壞以後開始的，而且大躍進以後的恢復時期到了一九七零年也差不多完成了。

從表四看來，有一件事情是特別顯著，有幾種工業的增長率是太低了，低到根本不能代表11%這個平均年增長率。

特別是鋼，自從他們在五十年代所建造的鋼鐵廠全部開工以後，鋼鐵的產量增加得很少，從一九七零年的一千七百五十萬噸增加到一九七三年的二千五百五十萬噸，一九七四年跌到二千三百八十萬噸，一九七五年升回一九七三年的數字，一九七六年又跌下了，一九七七年鋼產估計是二千四百萬噸，還是低於一九七三年的產量。?

鋼並不只是許多工業品中的一種，許多工業，如果要增長的話，必須依賴鋼所保證的供應。中國政府沒有公佈與鋼鐵有直接關係的工業的確實產量，例如包括房屋在內的建築；築造鐵路；機器工具的生產；造船；汽車、卡車、農具和拖拉機等等，鋼生產的停滯勢必影響這些部門。

表四

六項工業產量及增長率（1970/1976）ø

總產量

平均年增長率

單位

1970

1976

鋼

百萬公噸

17.8

21.0

2.8

煤

百萬公噸

310.0

445.0

6.2

原油

百萬公噸

28.5

84.0

19.7

化肥

百萬公噸

14.0

28.0

12.2

電力

十億千瓦小時

72.0

130.0

10.3

棉布

十億公尺

7.5

7.6

0.3

øø

ø 1970年數字來自遠東經濟評論，1975年10月3日，1976年數字來自遠東經濟評論，1977年10月7日。

øø棉布條1975年數字，來自1977年亞洲年鑒（遠東經濟評論出版，1977年）﹐第159頁。

棉布是產量停滯了很多年的另一種產品。一九五五年，中國生產四十四億公尺的布，一九七零年增加到七十五億公尺，等於平均年增長率百分之三點五，一九七一年是七十二億，一九七二年是七十三億，一九七三至七五年都是七十六億，一九七六年的數字還沒有公佈，這一年是中國經濟很差的一年。?有些工業達到周恩來一九七五年所報告的水平，它們包括水泥、電力和原油的生產，北京新領導層的戰略是把落後的或凍結的部份（如鋼）及鐵路運輸，（它多年來也處於困境中）拉高到每年增長率至少百分之十的水平，能否實現就要等著瞧了！*

第七章農業生產和人口

當幾百萬人在半殖民地國家裡時常挨餓或者掙扎在飢餓線上，而且營養不良縮短了這些國家幾億人口生命的時候，中國能夠供應她的龐大的及漸增的人口，的確不是一件小的成就，關於這一點，資本主義的廢除和國家控制生產及分配的制度的建立，產生了最激動人心而且無可爭辯的結果，比起非洲、亞洲及拉丁美洲的任何國家——古巴除外——，從最窮的人民都能得到糧食這個事實看來，中國以乎是成功的。

但這個勝利還是脆弱的，因為它主要是由於糧食的比較合理和均等的分配，並不是因為農業技術方面有甚麼決定性的突破。

在農業這個總標題下，有許多關於發展方針的重要問題。社會財富的真正增加和群眾生活水平的真正提高，並不單純是工業或農業發展的結果，而是工農業綜合發展的複雜的結果，在像中國這樣一個國家裡，由於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農民，農業生產——即社會能首先供養廣大農民群眾同時能生產充足的剩餘品來支持工業部門的能力——是決定真實生活水平的指標。

在提高農業勞動生產力的鬥爭中，中國面臨十分嚴重的客觀問題，這些問題的根源在於中國的地理和歷史，中國農業的重大矛盾是：幾千年來中國已經大大地增加了土地的生產力，但是以使用勞苦的勞動力這種農業方法為代價的。

中國的農業制度是古代農藝學的奇特例子之一，它與歐洲或美洲的農業不同，因為它是細耕的農業，不是大面積耕種的農業，換言之，它類似西方的園藝多於類似西方的農耕。

西方國家的農民，在資本主義發展起來以前，依靠雨水和大塊未開墾的土地，而發展了他們的農業技術，由於這些技術，少數人，常常是單獨的孤立的家庭，可以從大片的土地上得到普通的收成。

從遠古以來，中國的農業就跟需要動員大量人力來控制河流和開渠灌溉連在一起，細耕的農業方法的發現，如用手插秧，可以使土地有更大的生產力，而且，直到近代，也可以增加個人的勞動生產力，由這種農耕方法所得社會剩餘產品，比用西方的方法所得的為大，而且，甚至在古時候，也能供養相當大的城市人口。

中國的歷史上的鄰國在地理上都不適宜這種耕作方法，蒙古的草原、新疆的沙漠和乾曠草原、以及西藏的高原，只能支持極少的人口，通常是牧民。這些牧民過去曾威脅安居樂業的中國本土的人民，所以需要建築萬里長城—— 一一方面不使遊牧民族入侵中國，另方面使中國閉關自守，不要管別國的事，也不要他們對中國感到興趣。*

這就是說，中國在整個歷史上一直在一定的疆域之內發展起來的，如要擴張，只有向南，因為西部及北部都是不毛之地，而東邊則是海。

雖然中國的土地面積很大——比美國稍為大一點，但這個事實容易使人產生誤解。百分之九十的中國土地是沙漠、山地、凍土帶及其他不宜耕種的土地。中國這塊土地天然地並不適宜於人口最多的國家，它的眾多人口，實際上只表示中國比其他國家更能成功地從土地中取得更多資源。

如果我們比較中國、蘇聯、和美國的可耕地和人口，其間的差異是很驚人的，美國有二億一千五百萬人口，但是有十二億英畝的可耕地，蘇聯有二億五千五百萬人口，但有五億零五百萬英畝的可耕地，中國有九億人口，但有二億七千五百萬英畝的可耕地，按人口的平均計萛，每個美國人可分到五點二英畝的可耕地，每個蘇聯人可有二英畝，但每個中國人只有三分之一英畝的可耕地。?而且，因為中國農業的細耕法己經使用了幾千年，所以很少有土地被改變為耕地，一九四九年以來，農業產量的增加，主要是由於肥料、高產穀物、水利及機械的使用。

由於可耕地太少，中國就不能有美國式的鉰養動物的大片土地，所以大大限制了肉類的增加，除此以外，中國的勞工密集的園藝式農耕方法，就沒有西方的大面積耕種那樣容易機械化。

結果，雖然中國的農業生產力在過去是世界第一，而且現在的每畝生產還是世界第一，但是每人平均勞動生產力卻非常之低，美國平均一年所出產的穀物比中國只少一點，但是美國只有五百萬農民，中國卻有七億農民，這就是中國發展問題的癥結。

周恩來在一九七五年間向四屆人大的報告上提供了二個農業生產力的數字和一個人口的數字，他說，自從「解放以來」糧食產量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四，而且在一九六四至一九七四年的十年中平均增長率是百分之四點二，他又說，每年人口增加率是百分之一點九。?

像他的工業數字一樣，周恩來的農業數字也是不符事實的。數字本身不會說謊，但它常常會被人利用來意指一些不真實的東西。事實是這樣的：除了兩、三年以外，糧食生產的增長幾乎跟不上人口的增長，而且在某幾個期間內，糧食生產已嚴重地落後，以致引起嚴重的缺糧，中國改善了的分配制度減少了由這個挫折所引起的壞影響，可是在六十年代初期大躍進以後的那段最壞的時期，飢餓是普遍的。

那末，我們怎樣解釋實際情形與周的報告之間的矛盾呢？圖一解釋這個明顯的矛盾，周以兩個中國農業危機年為他的基點：內戰結朿的那一年和大躍進失敗時期的中點，從圖一上可以看到，從這兩個基點年之後，就是連續幾年的快速發展，但這是從飢荒狀態向正常狀態的發展。

表五（1953年至1976年）

糧食生產與人口增長的相互關係（註一）

糧食收穫

人口總數

每人每年

(百萬公噸)

(百萬人)

平均糧食(磅)

1953

157

583

593

1954

160

598

590

1955

175

606

637

1956

183

617

654

1957

185

629

649

1958

200

(註二)

641

688

1959

165

(註二)

653

557

1960

150

665

497

1961

162

678

527

1962

174

691

555

1963

183

704

573

1964

200

718

614

1965

205

731

618

1966

220

745

651

1967

230

759

668

1968

215

(註二)

774

613

1969

220

(註二)

788

616

1970

240

803

659

1971

246

819

662

1972

240

834

635

1973

250

850

649

1974

259

866

659

1975

280

883

699

1976

287

(註三)

900

703

註一：資料來源：糧食收穫數字來自CHINA：A REAS-SESSMENT OF THE ECONOMY〔中國：一個經濟的重估〕（華盛頓：美國政府印刷所，19759年）第351頁，該書中的1955-57年數字來自國家統計局的小冊子偉大的十年；1970-73年的數字來自中國報紙；1974年數字來自周恩來1975年1月1日「對政府工作的報告」，1960-67年的數字不是中國所發表，而是在外國來賓和代表團訪問時宣佈的。

註二：1958-59年及1968-69年的大躍進時期及文化革命時期，其數字來自1975年10月3日的遠東經濟評論。美國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認為這幾年的資料不太可靠，所以沒有放在該會的書中。因此，這裡的數字只是估計。

註三：1976年的收穫量來自1977年10年7日的遠東經濟評論，關於人口的數字，1953年的數字來自1953年的人口調查，目前的九億人口這個數字係在1977年8月公佈的（見紐約時報，1977年11月5日），為了方便起見，中間各年的數字得自基年數字乘以周恩來在1975年所宣佈的年增長率百分之一點九，（關於每年人口的另一估計，見吳元里的CHINA:A HAND BOOK 《中國手冊》一書〔NEW YORK:PRAEGER

PUBLISHERS,1973年〕，第868至883頁）。糧食總收穫量是未碾穀物的數字。

更具體一點來看，表五列出自一九五三至七六年的二十四年中實際收獲和人口增長之間的關係，表上的第一欄是每年的糧食收穫，第二欄是人口總數，第三欄是每年每人可以平均分到多少磅糧食。

這個表是現代中國經濟狀況的最有意義的指標之一，所以需要仔細地研究，如果頭兩年和最後兩年除開不算的話，中國人民的平均每人的糧食量在中間二十年內，可以說沒有甚麼改進，糧食的總產量無疑地有很大的增加，但是這個產量的增加只勉強跟得上人口的增加。

從一九六零至六九年這段時間的統計數字只是近似值，並沒有其他幾年的數字那麼確實，但是這些數字多多少少顯示大躍進的災禍和文化革命所付的代價。

這些數字至少告訴我們現有的糧食（特別在城市以外，因為城市比農村好得多）不比五十年代的糧食多（雖然一九七六至七七年的糧食與人口的比數看來很好，但是目前還有缺乏糧食的報導）。

除了上面這點以外，我們必須小心地分析以下的東西。上面這個表上的總收穫與總人口的比數，只告訴我們個人糧食消耗量的最高限度，顯然地，每人每年並沒有拿到六百五十磅的糧食（米、小麥、高粱和小米），在收穫方面，一定要減去工業用的糧食，如製酒、動物飼料、種子和儲糧，根據北京在五十年代所公佈的數字（以後就沒有這類的公佈），百分之二十的收穫要花在非食物的用途上，在剩下的數字中，還要去掉百分之十六至二十的糠穀。這個去糠穀的數字變動性很大，收穫不好，碾磨就少些，以保持最大的營養價值。

在公式的另一方面，人口也不能平均來算，譬如小孩比大人吃得少些。

聯合國糧食農業組織（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收集了一九三一至三七年間中國二十二個省的農民每年食物和消費水平的統計數字，這個調查的結果表明，農民食物的百分之八十的熱量來自穀物、馬鈴薯和大豆。?

布克(JOHN LOSSING BUCK )在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中國土地的利用〕一書中，提出一個較高的數字，即百分之八十九點六。?

糧農組織的調查也指明：農民實得的磨碾前的糧食是每人每年五百十二磅，磨碾後的數字等於四百十一磅，這就等於每人每天一點一三磅的糧食，大多數是米，這份糧食所含的總熱量是一千七百七十一卡，加上蔬菜，農民每天所得的熱量是二千二百二十六卡。

這個革命以前的農民所得的熱量足夠嗎？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中國工作的國際救濟機構認為，二千四百卡才是足夠的熱量。?

從另一角度來看，這並不是說，較少的每天二千二百二十六卡熱量幾乎等於飢餓。布克的研究告訴我們，中國人所需的絕對的「最低的熱量」是每天一千九百七十七卡。?這數字當然是勉強充飢的數字，不是要營養充足所需的最低量。

因此，糧農組織所提供的三十年代的數字比絕對最低量高一點，但比飢餓消除點低些。

現在我們要談談五十年代的中國，一九五七年政府公佈了平均每人所消費的那個三十年代所測量過的基本食糧（穀物、馬鈴薯和大豆）的統計數字，調查結果所得的平均穀物分配量（磨碾前）是：一九五三至五四年，四百九十九磅；一九五四至五五年，五百十五磅；一九五五至五六年，五百三十七磅。?

假如每磅所含的熱量與三十年代的數字相同，一九五三至五四年的平均每人消耗量是低於三十年代，一九五四至五五年相等，一九五五至五六年則超過一點。

問題的焦點，既不是追究誰該受責備，也不是把中國工人國家的農民與資本主義時代的農民比較優點。中國的經濟，在一九三七年以後，因為受了日本的侵略和內戰的摧殘，以致人口增長比糧食增長快。

值得注意的是，按人口計算的糧食產量，在一九五五至五六年達到了最高峯，以後就下跌，直到一九七四年以後才超過過去的高峯。

外國訪客對中國的一般印象是糧食的供應還算足夠，這個印象跟這裡的分析並沒有不一致，大多數外國人只參觀城市和幾個挑選出來的公社，進步記者卡洛爾(K.S.KAROL) 於一九六四年參觀了一個公社，發現每人每年的平均收入只有米的配給和五十元人民幣。?

這個理由很可能是，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後，分配制度組織得比較好些；地方性的差異已經減低；較少百分比的農產品用在工業上；或者有其他的雜糧補助米及其他主糧的不足，但是這些假設都有限度的。

一九五七年北京公佈了城市和鄉村肉類消耗的數字，在那時候，城市居民每年平均消耗量是十五點四磅，即每天半兩；農民的每年平均消耗量是八點五磅。?

一九六零年以後，政府就沒有公佈肉類配給的數字了，但是西方遊客及新聞記者倒有報導的，以下就是加拿大記者孟羅(ROSS MUNRO)的報導：

「在平常日子，新鮮肉類的供應極有限，到了節日的前幾天，供應稍為多些，有些地方配給制度很嚴格；但有些地方就比較鬆一點，而且肉店還可以賣一點肉給相熟的居民，北京食物的供應就比其他地方多，肉類的配給是每人每月一公斤，這就等於每天一兩，在許多其他的地區，如昆明及哈爾濱，去年冬天的肉類配給量是每月八點八兩，換言之，只有北京的四分之一，在這些地區，地方幹部容忍較大的自由市場，所以居民可以買到雞及雞蛋，以彌補蛋白質的不足。」?

當然，在上面這些計算中，可能有錯誤的地方，但是這些數字的基本的變動範圍就不會錯到那裡去，因為我們可以從好幾個其他的資源來證明這些數字的確實性，第一是輸入的問題，中國在帝國主義統治下是個糧食輸入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一個主要目標是農業自足，使資金移作工業投資之用，而且，如果可能的話，還要輸出農產品，以獲得工業建設的財源，如蘇聯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所做的。

這個目標，只在五十年代後期的短短一段時間達到。但是，自從一九六零年以來，中國每年要進口三百萬至七百萬噸的糧食，11這對中國的經濟有很不好的影響，因為中國要用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的外匯來買食糧。

第二個實況的指標，是一九五三年開始，一九五五年擴大的配給制度，如果東西不夠吃，當然實施配給制度就比較公平，但是我們要記得，中國已沒有私人企業，配給食物的主要目的並不是防止資本家操縱市場；而是在可能時，使人民吃得飽些，所以配給制度本身表示至少有些人吃不飽—— 這樣的人一定很多，否則就不必設立如此精心設計的、花費而普遍存在的配給卷制度。

譬如遠東經濟評論就有這樣的報導：

「最近，上海的大字報……抗議米和食油的配給量太少，同樣情形也在廣州發生。」12

在南京大學讀書的加拿大學生，布朗(DAVID BROWN)，最近作了如下的報導：

「穀物還是中國人的主要食糧，學生每餐吃四兩或五兩米或者同樣份量的饅頭，中國學生的糧食配姶量是每月二十五到三十斤，這個份量算是很大的。食量小的學生把用不了的糧卷賣給食量大的學生。」13

這個年配給量只有三百九十五磅，比一九五七年官方所定的配給限量還要少四十五磅，14這裡的問題不是布朗的同學的生活情況沒有二十年前的學生那麼好。其實他們的穀物以外的糧食的供應比過去好，問題是在二十年中配給水平降低了，不是提高了。而現在的配給水平比正常的消費量低，所以食量大的學生，為了吃得飽，要在小規模的黑市上買糧卷。

（在學生中間，問題還算小，但是在一般人中，收入的差異就很大，大多數的農民和城市工人階級中的不熟練工人們的現金收入很少，他們與布朗的同學不同，如果他們的配給不夠吃的話，他們就沒有錢去買糧卷。而且，即使有錢，買賣國家所分配的糧卷。在法律上是個嚴重的罪名，抓到的話，要坐長期的牢，很明顯地，這條法律沒有均一地實施過，同樣明顯的是，如果沒有壞底子的人犯了這個法，政府對他也許會寬大些，但是，如果是在政治上受懷疑的人，或者是得罪了地方幹部的人，或者是「階級背景」不好的人——通常不是由於他自己的行為，而是由於他的父母、祖父母或曾祖父母的政治連繫或財產所有權—— 犯了法，情形就會很嚴重了。）

上面的資料都沒有表示現在的糧食比第一個五年計劃時候的糧食多得多。

最後，是大躍進以後的農業減產那段時期，現在我們有證據證明，在一九五九至六一年間，很多地方有嚴重的飢荒和營養不良，關於這段時期的一個典型的報導，是曼徹斯特衛報 (MANCHESTER GUARDIAN)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向一個逃到澳門的女難民的訪問，她解釋離開中國的原因：

「第一，我丈夫去年八月就離開大陸；第二，我不忍心看我的孩子挨餓，他整天只吃稀飯，沒別的東西吃，你看他，十三個月了，還不會爬……，沒有肉，沒有菜，甚麼都沒有，偶而我們用醃過魚的鹽水下飯。」

六十年代中期以後，中國至少己經不使這種災害重新發生，但中國還沒有改變糧食與人口的基本比例，因此飢餓的陰影一直在等候著。

這些困難到最後是可以克服的，但是，這需要從龐大農業的落後狀態向工業化（包括農業工業化）的歷史性的躍進，即使就毛自己的一國社會主義理論來說，他在大躍進和文革期間所提倡的農業政策，與他的理論的客觀需要也是背道而馳的。他的自力更生口號，甚至在一個國家的平面看來，也是片面而孤立的，他還要把這個口號擴張到省、縣及農村的平面去，政府不斷地要求糧食和消費品及農具的輕工業產品完全自給自足，這個呼籲雖然可以減少國家預算的負擔，而且可以利用閑散的地方資源，但卻離開了一體化的國民經濟和工農業的有計劃生長，假如農民一定要在當地生產他所消費的東西，他與城市的工業工人階級的聯盟一定會遭遇危險，因為在農民眼中，城市會成為農民穀物的不可滿足的消費者，但城市的工業品卻不能運到農村給農民使用。

這就明顯地證明，中共領導層沒有受到工人階級的真正控制，因此政府才能夠大模大樣地宣佈農村的自我孤立與自給自足的觀念－－在中國資本主義以前的時代生根的觀念，自從毛死後，這種觀念已被拋棄，但是新政府尚未形成一個新的路線。

除非中國的大多數農民能夠離開土地從事其他工作，中國就不能趕上先進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所達到的生活水平，一些對毛澤東主義有幻想的或傾慕的人會爭辯地說，這種願望只是無用的消費主義，這種思想不但沒有滿足群眾的合理要求，而且是違反所有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如果勞動人民沒有遷移的自由，或者為了生存的鬥爭一定要「一年到頭從早到晚地」工作，他們就不能真正平等地參加政治生活，在我們能夠嚴肅地談到社會主義自由以前，這種消耗精力的勞苦工作，一定要用提高社會財富和文化來克服。

第八章社會財富的全面增長

我們己經看到中國在廢除了資本主義私有財產制度以後才可能達到的一些成就，我們也看到中國要趕上工業先進國家的生活水平所要走的長遠路程，這個緊要問題，不但向全中國人民提出，而且也向大多數的人類提出，後者今天仍生活在像舊中國那樣的情況中。在後面幾章中，我們將會談到其他的衡量社會主義應該和必須提高人類生活水平的尺度－－民主權利、政府代表真正接受工人群眾的控制，物質平等和政治平等，在這一章中，我必須考查一個替官僚統治辯護的主要論點；把絕對權力交給黨及國家官僚，至少保證群眾的生活水平比資本主義提高得更快。

這個說法，已由官僚及其辯護士在每個場合重覆說過，只是部份地對的，而且是極有附帶條件的，如果計劃經濟不排除群眾參加計劃的設計，且不受民族共產主義的束縛，它就能夠創造真正的經濟「奇蹟」，對某些人來說，這講法也許像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但是我們有方法去證驗它的正確性，這個方法就是把中國的總增長率和資本主義半殖民地國家的增長率相比較，雖然殖民地的某些國家在二十世紀初的工業基礎比中國高，這裡的問題不是人民的絕對的生活水平，也不是他們的工業產量，而是他們的發展速度。

很多作家，從學術界的自由主義到每月評論的撰稿人，認為中國旳增長率比任何資本主義半殖民地國家（除了像台灣、南韓等美國帝國主義的人工溫室設計，或者中東的產油國家以外）的增長率大很多，是證實了的事實，這個設想的可信度有多少呢？

如果中國工業的年增長率最高是百分之十，而農業的年增長率是百分之二，那末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增長率必在這兩者中間附近。如果人口的增加也算在內的話，國民生產總值的每人平均增長率一定更低，幾個西方經濟學家，根據中國政府已經發表的數字，作了一些計算，一個美國政府的經濟學家曾計算中國在一九五八至七四年之間的經濟總增長，得出以下的年增長率：國民生產總值，百分之五點二；農業生產，百分之二；工業生產，百分之九；人口，百分之二點一；每人平均生產總值，百分之三。?

美國的一個同情中國革命的中國問題專家和經濟學家，理斯金 (CARL RISKIN) ，得出以下的類似的數字：

「在一九五二年以後的二十年中，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的平均年增長率，只有百分之四點六至百分之六，看你用那一個物價和工業生產的指數，在這些數字中，為了考慮到人口的增加，還要減去百分之二，所得的百分之二點六至百分之四的數字就是二十年間中國生產總值的每人平均年增長率。」?

所以中國近二十年的真正成就是：國內生產總值，百分之五點五；每人平均的國民生產總值，百分之三，這兩個數字與尚被外國剝削的國家比較起來是怎樣呢？理斯金提供了以下的數字：

「四十二個被聯合國分類制度定為「發展最差」的最窮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在一九六五至七四年之間的平均增長率是百分之一點一，而剩下的五十五個『發展中』的國家，在同期間的平均增長率是百分之三點三，每人平均的生產值數字比中國最近的數字差得很多，在亞洲的『發展最差』的國家中，有幾個國家的增長率比中國高；但是在與中國收入差不多的國家中，只有印尼（一個屬於石油輸出國家組織的國家）的增長率比中國高，其他都比中國低。」?

像國民生產總值這樣的數字是很難與其他數字發生關連的，理斯金的數字來自經濟學家托達洛（MICHAEL TODARO）於一九七七年在倫敦出版的一本書《第三世界的經濟發展》，聯合國提出了一組不同的數字，從這些數字看來，如果理斯金的四十二個最窮國家的數字是準確的話，那末他的比較富一點的半殖民地國家的數字則太低了。

表六提供了聯合國對一九六三至七三年的統計數字，這些數字只包括「發展中國家」的數字，但沒有包括帝國主義國家及工人國家的數字，這個表依據地區來分類，西亞地區包括產油的中東國家，因此不能算是代表性的數字。

與表六內這些地區的數字比較起來，中國的數字（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率，百分之五點五，每人平均的年增長率，百分之三）不比這些地區的平均數高多少。

現在，讓我們看另一個數值，從理斯金的數字，我們已經看到中國的成績比世界上的最窮國家的成績好，但是，從聯合國的數字看，中國的成績不比半殖民地世界的平均數好，所以我們需要幾個有代表性國家的數字作比較，因為帝國主義在幾個國家的高投資額（如委內瑞拉，印尼及中東的石油）扭曲了幾個地區的平均數。

遠東經濟評論的一九七七年亞洲年鑒中，提出了亞洲在一九六零至七三年間國民生產總值的每年平均增長率的估計，其結果在表七上：

表六（1963年至1973年間）

聯合國對半殖民地國家年平均增長率的估計ø

區域

國家生產總值%

每人平均%

非洲

5.1

2.4

東亞和太平洋øø

5.4

2.7

西亞（包括中東）

8.5

5.1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國家

5.5

2.7

ø來自聯合國經濟社會會議，社會發展委員會的一九七四年世界社會情況的報告：《社會趨向：一個全球的總觀察》（一九七四年十一月十二日）第十頁。

øø不包括中國。

中國的經濟發展的增長率，比起帝國主義所殖民奴役的國家中的幾個最悲慘的國家是高得多；但是，比起半殖民地的國家中比較富一點的國家，中國就高不了多少；比起有些半殖民地國家還要低些。這原因是，帝國主義的少量投資就可以把半殖民地國家的增長率提得比中國高，如果只有台灣和南韓有如此情形的話，我們可以說這是偶然的現象，是不會在別的地方重覆的，但是，從巴西到馬來西亞和泰國，一大批的國家都比中國發展得快，當然，這些國家的分配制度比中國更不平均，但是社會主義（即使在官僚制度的扼殺下）應該比這些帝國主義庇護的國家發展得快，不應該不如人家。

表七（1960年至1973年間）

十三個亞洲國家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平均增長率ø

國家

平均增長率%

阿富汗

2.5

孟加拉國

2.4

中國

5.5

印度

3.6

印尼

4.4

日本

10.5

老撾

3.0

馬來西亞

6.5

巴基斯坦

4.5

菲律賓

5.3

斯里蘭卡

4.3

台灣

9.9

泰國

7.9

ø亞洲年鑒（1977年）（香港遠東經濟評論，1977）第14頁。

更驚奇的是，像印尼這麼一個有野蠻的軍人獨裁的國家，居然比中國發展得快，印尼的人口很多－－一億二千九百萬人－－，所以它的統計數字不會像產石油的阿拉伯國那樣容易地被某一特別的原料出口所扭曲，中國也是個產石油的國家，印尼的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在六十年代初期雖然低，但在一九六九至七三這幾年間年增長率為百分之八點七，幾乎是中國的兩倍，在同一時期內，每人平均的年增長率為百分之四點九，也比中國高。?

另一個通常的比較是中國與印度的比較，因為兩國的人口都很多，而且在開始發展以前，兩國都窮，我們已經談過中國工業幾個重要部份的發展停滯和緩慢，印度的成績更差，在一九七三年，中國的綱鐵生產是印度的四點三倍；煤，四點六倍；原油，七點二倍；化肥，三點五倍；縫衣機，十三倍。?

雖然，中國的領先是令人起敬的，但是中國要孤立地發展了二十五年才達到目前的這個地步，而且到今天還有很多的大弱點。中國的人口是印度人口的一點六倍，換句話說，以人口的比例來講，中國要生產比印度多一點六倍的商品才能與印度同等，直到一九六九年，中國在棉布、糖、腳踏車、收音機、水泥、電力和汽車的每人平均生產量還不如印度，只有在糧食方面，中國比印度好一點，甚至到了一九七三年，中國在糧食生產、腳踏車、和電力方面，比印度好不了多少。?

中國與印度的最大不同，不在於工業總生產，而在於社會責任，在今天的印度，三億人民，幾乎是人口的一半，不但生活在貧窮線以下，而且生活在赤貧線（事實上在捱受飢餓）以下，在中國，這種苦難是沒有了。

一個我們還沒有談到的社會財富的測量標準，是城市工人階級的真正生活水平，國家平均收入每年增加了百分之三，並不表示這個增加的收入會真正地分配給人民，這方面的情形是怎樣呢？毛政權決意把這個增加的收入留給政府，用在再投資和官僚層的消費上。

格雷坦白地告訴我們：「自從一九五七、五八年以來，工資政策已轉向為直接控制勞動的分配，和不使城市工資增加得太多……」?

據格雷估計，除了一九四九至五二年之間，工資有很大增加以外，在一九五二至七二年之間，中國工人的真正工資平均每年只增加了百分之一點九，但事實上，中國工人工資除了一九五八年以前有增加外，直到二十年以後，即毛澤東死後，才有真正的增加！

僅僅在一九七七年十月，新政府才對這個中國工人階級長久以來的不滿作出真正的讓步，余秋里在四屆人大常委會的經濟報告中，宣佈二十年來第一次全面的工資增加，他沒有說明實在的數字，只說「調整工資的人數約佔職工總數的百分之四十六」。?

余秋里的報告指出，在毛澤東的政府統治下，中國的經濟發展所遭受的挫折，最近一些報導描述這些經濟挫折對工人階級的影響，其中一個報導來自兩個加拿大的毛派霍華德夫婦 (PAT AND ROGER HOWARD)。

霍華德夫婦在廣州替中國政府工作，他們現在是華國鋒的支持者，他們在一九七七年三月在美國的前衛週刊(GUARDIAN) 發表了三篇文章，反駁該刊對華國鋒的批評，在解釋為甚麼他們認為有整肅「四人幫」的必要時，他們描述在廣州居住時見到的經濟惡化情況：

「自從文革以來，好多地區有嚴重的生產問題，近年來，某幾個地區的情況變得很壞。……在廣州，因為農業計劃和供應制度的破壞，基本糧食的供應在最近幾年內變得特別壞，在浙江溫州，一個名叫王生河（譯音）的「造反派」，在王洪文的支持下，領導派系鬥爭，事實上破壞了集體經濟，造成物資缺乏，因此引起投機、黑市、私人企業的生長，甚至分田單幹。」?

他們接著說：

「……由於四人幫對計劃和生產的干涉，生產和分配遭到破壞，因此許多普通人民愈來愈難買到糧食和日用品，當然，這些消息不會刊登在嚴密控制的報章上。」?

到一九七七年二月，物資缺乏的情況還是很普遍，而且開始在報章上報導出來，遠東經濟評論對此情況有如下的報導：

「在中國舊曆新年時，甚至於廣州的糧食都很缺乏，這反映了過去幾個月中許多經濟部門的混亂，人民日報在二月間說，還需要三年到五年的時間才能使鐵路恢復正常情況。」11

這就使我們看清楚中國一般人民在每日生活上所面臨的問題，但是中國的情況還有另一面，那就是強大的官僚層的富裕生活，對這些官僚份子而言，社會主義就有豐裕這種允諾，不是遙遠的希望，而是已經來臨的現實。

第九章特權階層

一九四九年奪取政權時，毛澤東和朱德的游擊戰士是衣衫襤褸和飢餓的。但是，如果我們仔細地觀察奪取政權前駐在延安的領導層，就會發現他們並不十分苦。這個領導層在奪取全國政權以前的十年中，到底已領導了一個統治幾千萬人民的政府。特權享受是相對的。在內戰中，那些日後在北京享受到的奢侈品是享受不到的。但是，這個毛澤東主義領導層的歷史根源卻留下了它的痕跡。它採取了在道德上要官僚層隱閉它的特權享受的形式。

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裏，佔主要地位的舊統治家族認為，暴發戶的揮霍是低級趣味。蘇聯官僚層就因為這種組俗的自大的奢侈生活變成臭名昭彰。中國的斯大林主義者卻有另一觀點。他們認為，特權愈不明顯，所遇的反對力量就愈少。文化革命就是在消除不平等、廢除官階和重新恢復『平民生活』的口號下發動的。西蒙，列斯，一位觀察敏銳的比利時人、藝術史家、及漢學家，在一九七二年作了六個月的訪問後，對中國的實況作了一個很好的描述：「在火車上……頭等、二等、三等的名稱是沒有了，但是有『硬座』、『硬舖』、『軟舖』的分別。這和過去的等級完全一樣，票價是高一倍到三倍。在軍隊裏，外表的徽章幾乎完全消失了；但被寬大軍衣所代替；軍官有四個衣袋，士兵只有兩個衣袋。因此，坐頭等車的上校，只是睡『軟舖』的穿四個衣袋軍裝的軍人－－一個有兩個衣袋的人，恭敬地替他提皮箱。在城市裏，我們還可以分得出坐吉普車的四個衣袋的人，坐著掛窗簾的黑轎車的四個衣袋的人，以及有吉普車在前面帶路的，坐在有窗簾的黑轎車的四個衣袋的人。」j

中共從來沒有把一九四九年以來所強加給中國的工資差別當作機密。中共的宣傳家只用以下的理由來解釋：在一個剛從資本主義制度出來的貧窮國家的過渡經濟之下，必然會有不平等。抽象地看來；這解釋似乎有點道理。但是，只要看看工資差別的程度，上面這種解釋，就變成詭辯了。列寧和布爾塞維克採納了一種工資制度，即蘇聯的政府和黨的工作人員的工資，不得超過熟練工人的工資。早期的布爾塞維克政府內的工資差異不超過五比一，而且高工資是付給專家和技術人員，不是黨幹部。k

一九五六年中國政府實行一種國家公務人員的等級制度，其中有三十級，最高級的工資比最低級的工資大二十八倍！l高級幹部和政府人員，除了拿薪金以外，還可以把房屋、汽車、司機、隨員（包括傭人）、飲食和旅行等公費開銷。

中共最高層，利用四衣袋軍服等煙幕，把它的奢侈生活隱藏起來，不讓普通老百姓和外國訪客看見。我們得感激少數進入中共內圈的人的報導，因為沒有他們的報導，我們很難知道中國統治者的生活狀況。對五十年代的中共生活的一個最出名的報導，就是周鯨文寫的《風暴十年》。

周鯨文原是東北大學校長，是自由資產階級的中國民主同盟的領導人之一。他曾參加中共在一九四九年所成立的聯合政府，而在一九五七年逃亡到香港以前，是北京政府的一個高級幹部。周鯨文逃到香港寫這本書時，已成為毛澤東政權的死對頭。所以，在斟酌他的證言時，應該把這點考慮在內。但是以他當時的地位，他的確可以看到他所描寫的東西。讓我們先引他的報導，再看看能否從其他方面來證實它：

部長及部長級的大人物「有特許的購肉、購油卷。市場開市，先有吉普車或卡車排列成行，有肉先供他們取用，剩下的輪到人民頭上是些殘皮碎骨。」「每家都有有名的廚師。我每次在各首長家裏吃飯，他們必津津誇耀他們的廚師過去侍奉過那位名人，或是由某大飯店調來。」「在要人公館裏，我吃過溥儀（宣統皇帝）的御廚師所作的中菜西菜。」m

「這些（中共）要人一到休養之期（對他們而言，生活不應該全是工作而沒有玩的），就去休養了。」住在「從前是洋人、政治要人和資本家出入之地」的豪華別墅裏……

「他們坐著專備火車，帶著廚子、看護、醫生、大批隨從，全家老老小小去休養了。但是，我已經說過，即使在新貴之間，特權享受的程度也大大不同。最高級的人員可以要甚麼就有甚麼，只要他們所要的東西可以在中國或世界任何國家買得到。特權享受的程度依這個人所佔的地位而變。但是只要一個人有權－－不管是在一國的範圍，或者在一小縣，一小村－－，他就有專制的權利，他就可以比被統治者有較好的物質享受。高級官員公開地向國庫支銷。小霸王則直接向人民要。」n

如果有人說，周鯨文為了政治惡意，偽造這些事，或者誇大其詞，我們還有當今中國政府所公佈的毛派最高領導人的腐敗生活的情形來作證。我們在前面幾章提及王洪文的揮霍及江青的皇后行為就是個例子。事實上，對中國領導層所掩蓋的秘密之幕的一個最大突破，就是江青在一九七二年講給美國學者洛克珊‧威特克聽的回憶錄。

在某種意義上看來，北京目前指責江青接見威特克的訪問錄揭露了國家機密是真有其事，因為中國統治者的私生活原是緊密保護的秘密，現在竟給她打開一個可以給外人窺視這個私生活的小洞了。

現在讓我們在威特克的指引下進入皇宮吧！事實上，自從周鯨文描寫了五十年代高官的豪奢生活以來，甚麼都沒有改變，只是要人不是登火車而是乘飛機到城外的別墅去。在一九七二年八月的一個晚上，江青先到廣州的別墅，然後派專機到上海去接威特克和幾個翻譯。

「余、老陳和我被送到一個偏僻的機場。機場上只停了一架銀色的噴射機……

「機艙內部之寬敞及設計之美，一看就知不是中國普通飛機。張英和我被引導至前艙，前艙內有書桌、餐桌、電子設備、和一張蓋著粉紅色白點的綉花絲床單和枕袋的大床……兩個特別漂亮的女解放軍送上烤鴨、叉燒、剛出籠的饅頭、精選的水果、冰淇淋、烈酒、啤酒和葡萄酒。」o

威特克以下面的語句描寫江青的別墅：

「通向江青的別墅是條狹小的彎路，路的兩旁是深闊的竹林。在竹林中，年青的解放軍衛士背著上了刺刀的槍，半隱半現。別墅是幢寬廣的只有一層樓的近代建築物，周圍是熱帶花園：攀緣的九重葛、鮮艷的木槿、浮在地塘上的粉紅色的蓮花、芬芳的木蘭花、茉莉花、薑花、有節奏的蟬聲配和著群鳥的噪鳴。」p

江青「穿了一件高等縫工的廣東縐紗的女用襯衫，下身是長到膝蓋下面的百褶裙。」q

「每天晚上，只有經過她的隨從和護士的再三要求和兩個私人醫生斷續的暗示以後，她才停止口述。」r

「第二天晚上，我們轉移到一個較大的別墅（江青仍住在原先的別墅）。這個別墅的房間較多，所以當一個房間的南方空氣太熱，便換到另一個房間去。」s

「有一晚，我們吃過晚餐而在別墅的大廳裏散步以後，江青宣佈有一樣的東西要款待客人：葛麗塔嘉寶的影片《克麗絲娣娜皇后》。她的臉洋溢著期望。這部米高梅公司的一九三三年的影片是她的老愛好。她下令從北京空運來，要在晚上放映，她的私人的影片收藏室差不多有全部嘉寶的影片。」11

「現在我要談談我們吃的是甚麼東西。在別墅的第一個晚上是，先有烤堅果、蕃茄黃瓜沙律和薄片的煙燻火腿，接著是廣東名菜薑汁三黃雞和油炸脆皮鴨。兩盤不同樣式的蟹肉，一盤是甜的，另一盤是鹹的。雞粥有白茉莉花浮在上面。還有炒香菰及其他菜式……

「江青的廚師對各方面的菜－－中國各地區的菜和外國菜－－都拿手。最值得紀念的一餐，是用中國式擺出來的『西餐』。雖然有十道菜，但是每道菜都是一餐：牛排和炒馬鈴薯，烤雞和馬鈴薯泥，一客『咖喱』飯，烤魚、煮得爛熟的蔬菜和隨意混和的沙律。還有我忘了名字的甜點心。」12

周鯨文在五十年代所觀察到的新興的毛派官僚層的一切豪華生活，現在都已變成最高層的根深蒂固的習慣，和應有的特權享受。這些特權享受包括全體隨從人員、私家廚師、外來準備極好的昂貴食品的特別供應、和私用的大廈。江青每月的薪金是四百元人民幣。這個數目在中國已相當大－－等於一個不熟練工人或農民的一年工資。但是沒有人會認為江青所沉迷的像王室一樣的奢侈品能夠以每月四百元的薪金足以償付，雖然中國的物價很低，即使根據目前政府的說法，江青在一九七二年還與毛住在一起。

威特克還告訴我們另一個證據。江青不但有無數的錢，以及指揮大批傭人的權利，而且有權叫『她』的兵士用繩子把公園攔了幾天供她和她的朋友私人享受。威特克寫道：

「她在廣州的渡假期間，雖然沒有紅樓夢的大觀園姶她使用，但是她卻保留了與大觀園差不多的庭園給她自己享受：一個從她的別墅直伸到珠江的蘭花花園（廣州蘭圃）……

「我們分頭到達江青的茂盛的秘密花園。張英帶領我的導遊和我自己沿著曲折的小徑走去，她沿路指出幾百種蘭花中最有異國情調的蘭花。我們慢慢地踱過月洞門，穿過巧奪天工的假山，繞過質樸的涼亭，橫過架在人造溪流或池塘上的拱形橋……在迷濛的遠處，有一幢觀月大樓。江青穿著發亮的絲綢，坐在俯瞰蓮花池的陽台上。」13

只有皇帝和皇后才能有這樣的生活。在社會等級中的較低層次，官僚與群眾的接觸比較頻繁，因此他們的生活給群眾看到的機會比較多些。譬如加拿大環球郵報駐北京記者約翰‧勃恩斯就如此描寫他所觀察到的中級幹部的生活：

「當然，高級幹部有工人所沒有的費用。他們的典型是：擁有幾個房間的公寓，甚至於有一座房子，每月的房租要五十元人民幣。與他們比較起來，普通工人住的兩個半房間要付一兩元租元。」

「毛絨上裝是每個幹部的服裝的一部份。一件裁縫定做的毛絨上裝要一百五十元。與之比較起來，工人的粗棉衣要二十五元人民幣。幹部所穿的皮鞋一雙要四十元，比工人穿的膠鞋或布鞋要貴十倍。」

「除了這些費用以外，幹部還有剩餘的錢。這剩餘的錢可存在銀行裏拿年利一分的利息。很多幹部在銀行裏有存款。有的人的存款達到五千元。他也可以沉溺於奢侈品：最貴重的奢侈品是每只九百十八元的勞力士手錶（南京一百貨公司去年賣了一百只僅次於勞力士的亞米茄手錶，每只六百五十元），四百五十元一部的黑白電視機逐漸普遍（同一的百貨公司在一九七四年賣掉五百多部電視機）。」14

現在的當權派和倒台了的毛派在特權問題上的明顯差別就是，鄧小平集團已經把賄賂當作當然的事情，很少有甚麼反對『資產階級法權』的虛偽的運動了。而江青卻是痛罵高官生活奢侈的能手。

第十章北京的外交政策

全世界很多激進青年，在一九六零年中蘇公開分裂以後，被毛澤東主義所吸引。在國際政治的許多重要問題上，尤其是在被帝國主義支配的半殖民地國家應否採取毫不妥協的鬥爭的問題上，中國，至少在言詞上，是比蘇聯左得多的。

自從美國在一九六五年大舉進犯越南以後，中國對越南人民的支援，大大加強了毛澤東主義的吸引力。越南的正義鬥爭，常常作為一個更廣闊的一般觀念的出發點︰毛澤東主義，或「第三世界」，或其他類似的組織，是幾億受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所壓制的人民要求解放的體現。

最近幾年內，西方的毛派及準毛派，對他們所認為的中國外交政策的嚴重錯誤，產生極大的驚愕。這些錯誤包括北京之向尼克松獻媚、支持北大西洋公約、拒絕支持安哥拉人民解放運動 ( MPLA ) 反對南非聯邦在一九七五年至七六年干涉它的內政的呼籲、以及支持扎依爾的莫布圖反動政權。

馬克思主義對這個問題的最基本原則是︰一個國家的國際政策是與該國的社會結構和國家需要分不開的，而且前者是附屬於後者的。外交政策是政策決定人的國內政策的延長。北京之與美帝國主義緩和，並不是「錯誤」，而是已計算好的戰略來適應斯大林主義官僚的內部需要。

這個事實也許被北京在中蘇爭論和越南戰爭初期所採取的左的、甚至過左的姿勢所矇蔽。西方很多人士之同情毛澤東主義，是因為北京在六十年代中期說了一些激進的話。這裡需要把它的激進言辭和外交政策的實際進程分開來看。

自從蘇聯政府於一九六零年無情地撤退經濟支援和技術人員，而讓中國人民自力更生以後，北京曾經發表一些言論，正確地指出莫斯科政權的反動本質和世界帝國主義的本質。那時，帝國主義正在尋求一個干涉中國革命的缺口。在越南戰爭中，情況也是一樣。因為越南戰爭不但威脅河內，而且最後會威脅北京，所以毛澤東和其他的中共領導人曾援助－－雖然非常有限－－越南戰士反對美國的侵略。*

但是，這些只是對眼前威脅所作的緊急反應而已。從斯大林主義的社會本質看來，斯大林主義的基本方針是要保持現狀，以及和資本主義政府和解。由於它的民族主義，它不但沒有興趣、而且反對把社會主義革命擴散到它所控制的國境以外去。它的特權以及它對本國工農的恐懼，使它覺得和世界上其他基於少數統治的政府的關係比較密切。

中共當政後的內政和外交政策，似乎與它在中國農村從事二十多年的游擊戰的歷史不合。長征時期的英雄主義感召了中國和全世界的一整代戰士。這個英雄主義所應允的，大大不同於中共在一九四九年以後所建立的僵化的神權政治。這個矛盾的根源，不是毛澤東思想，而是他所代表的社會力量。

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的失敗，是由年青的中國共產黨臣服於蔣介石國民黨所引起的。革命失敗以後，中共的戰略方針有了很大的改變。毛澤東對這個戰略方針的改變起主要的推動作用，雖然在一九三五年以前他在黨內還是少數。中共放棄了城市；不但放棄了資本主義的中心，而且遠離了工人階級。

農民的不滿現實，和黨的戰鬥性的鬥爭方法，使黨的隊伍壯大了。但是新的環境亦對黨的社會觀點、黨的構成、和黨的終極目標，產生很大的影響。黨對無產階級革命份子的整肅、黨的領導幹部之接受了斯大林主義思想，以及蘇聯政府的壓力，都加速了上述過程。蘇聯政府當時所關心的，並不是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而是要得到一個友好的鄰國。

中共開始變質了。它已經不是一個與農民聯盟而且領導農民革命運動的工人黨。它已變成一個由離開了城市的城市知識份子所領導的農民黨。工人階級在黨內的成份已經非常之少。這些智識份子只是以工人階級的名義行事而已。在展開的農民革命中，毛澤東和其他的高層同志，不愧是能幹的群眾領袖和軍事將領。但是，這個鬥爭的終極目標，却變得愈來愈沒有定向了。自從一九三七年與國民黨訂立抗日聯合陣線以後，社會主義變成一個遙遠的而且不現實的目標。黨所宣佈的目標，是在戰後和蔣介石成立聯合政府，建立民主化的中國，解散中共的軍隊，而且使中共融合於一個近代化的有前途的資本主義國家之內。雖然毛運用軍事方法促進這個目的，但是它的基本內容是改良主義的，不是革命的。這裡我要舉出一個例子來加以說明。那就是毛在第二次大戰以後對美國政府和對蔣介石的態度。毛當時不但歡迎美帝派赫爾利將軍到中國干涉中國內政，而且讚美羅斯福總統對調停國共所作的努力。毛還建議成立一個聯合政府。毛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寫給羅斯福的信中說︰

「敬愛的羅斯福總統︰我非常榮幸地接見了您的私人代表赫爾利將軍。在他訪問延安的三天期間，我們志同道合地討論了全國軍民團結起來打敗日寇重建中國的一切問題。對於這點我已提出一個協定。

我們的願望久已是與蔣委員長訂立協定，以促進中國人民的福利。由於赫爾利將軍的斡旋，我們突然見到這個希望有實現的可能。我衷心地感謝您的私人代表的優秀才能和對中國人民的深切同情。

我們黨的中央委員會一致同意這個協定草案的全文，準備盡全力使它生效。

我亦要感激您，總統先生，花了很大努力要使中國團結起來打敗日寇，要使統一的民主的中國可能實現。」[1]

毛這裡所提的協定的條文是︰「重新改組現有的國民政府，成為包括所有抗日黨派和無黨無派的代表的聯合政府。」[2]

但是，國民黨不但拒絕了中共要在政治協商會議中佔有三分之一的席位的要求，而且於一九四六年七月向中共發動軍事攻勢。所以這次與蔣介石的最後決裂，是蔣介石自己發動的，並不是毛澤東發動的。到了這個最後關頭，中共還是猶豫不決。直到一九四七年十月，中共才同意解放區內農民的土地改革要求。––這才是最後一個使毛與蔣不可能和解的象徵性行動。

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九年之間，中共僅在它的這個名字的有限制的意義上看來，才是個工人黨。國內外資本主義對它打擊的目的針對著工人階級以及它自己。由於它與世界斯大林主義的連系，以及它自稱替中國的工人講話，它才成為世界工人運動的參與者。它之戰勝了蔣介石，大大增強它在各國社會主義者之間的影響。但是，軍事勝利，以及一九五二年至五三年由於朝鮮戰爭期間國內資本主義的搗亂而不得不採取的沒收資本主義財產的行動，並沒有證明中共自稱代表中國工人階級的利益。在過去－－將來也會－－曾經有過其他的社會階層曾經站在統治者和被統治者之間，領導革命運動，甚至於奪得了國家政權。在中國歷史上，也有許多這種例子，那就是一次次的農民革命。最近的一個農民革命是太平天國叛亂。雖然太平天國的領導人是崇尚權力的基督教神秘主義者，而且即使他們取得政權，他們也沒有明確的觀念去運用這個政權，但它在一八五一至一八六四年之間，卻席捲了半個中國。只因帝國主義援助了清廷，太平天國才被鎮壓下去。

檢驗中共的本質，並不是使它奪得政權的鬥爭，而是它所建立的政權的性質。測量中共政權的一部份方法，就是它對世界資本主義的態度。這可從一九五四年的日內瓦會議以至尼克松訪問中國等幾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外交事件上看出來。

日內瓦會議於一九五四年五月召開。在那時候，越盟在奠邊府剛打垮了法國軍隊。日內瓦會議就是決定這個前法國殖民地的命運的。整個越南是在解放軍的手中，法國殖民主義者已經根本不能打不下去了。但是日內瓦會議的結果則是，帝國主義無法在戰場上嬴得的東西，卻在談判桌上得到了。這就是，經過五個星期僵局以後，越盟、蘇聯和中國的代表，突然作出出人意外的讓步，同意撤退越南軍隊到北緯十七度以北，同時准許在南方成立一個法國傀儡政府。這就使帝國主義得到一個據點，使它在幾年之後重新發展反對越南人民的侵略戰爭。

我們現在知道，越南人民為了這個對敵人的慷慨，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但問題是為甚麼在當初他們同意這個建議呢？一九七一年發表的五角大廈文件 ( THE PENTAGON PAPERS ) 首次提供美國政府方面對日內瓦會議所發生的事情的內幕︰

「我們可以說，日內瓦協議的條文 ( 甚至根據中央情報局的報告 ) 並沒有反映越盟當時的實力和控制。現在我們要了解這是甚麼原故。阻擋越盟當時的野心倒不是西方的抵抗或奸詐，而是中蘇要它合作的壓力。……莫斯科和北京聯合在一起或者分頭要越盟讓步。兩個首要的共產主義代表，周恩來及莫洛托夫，是打破僵局趨向調解的主要角色。……他們的外交標誌就是『和平共存』。中國特別感興趣的是邊境安全、緩衝地帶、阻止美國在該地區形成同盟、以及國內建設，這兩個共產主義強國毫不躊躇地主張他們的利益比越盟的利益重要。」[3]

同年，北京宣佈外交政策的基礎是「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但是，在中蘇分裂的早期，北京不再提起這個政策，反而──正確地──說，同帝國主義和平共處等於階級合作，等於出賣工人階級的利益。可是，甚至在這幾年，北京還是要向願意和中國做生意的資本主義國家伸出橄欖枝 ( 即是要求和平共處 ) 。一九七零年以後，北京重新提出「五項原則」，又認為它是中國外交的指導原則。

這「五項原則」是︰(1)互相尊重領土完整和主權，(2)互不侵犯，(3)互不干涉內政，(4)平等互利，(5)和平共處。

從甚麼時候開始，馬克思主義者擔保不干涉工人階級與其統治者之間的鬥爭，而說這是資本主義國家的「內政」呢？上面這五個原則，不是中國單方面起草的，它寫在周恩來與尼赫魯簽字的聯合公報上( 一九五四年六月在新德里)。我們可以瞭解，尼赫魯是很高興地接受中國的不要站在印度人民一邊來干涉印度內政的諾言。但是，一個自命為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的政權，竟會作出這種諾言！

有人說，這完全是假心假意的一般外交辭令，不必對它認真。毛派就作如是解釋。他們說，我們一定要對敵人說謊、使敵人不加提防、因此才比較容易地得到最後勝利。如果這真的是北京的意圖，那北京只不過運用錯誤的策略──企圖運用資產階級的奸詐，在群眾的背後去擺佈一個革命。但問題是──誰會這麼容易上當──詭計多端的經驗豐富的世界資本主義領袖，抑是剛開始政治自覺的群眾？印度工人階級怎麼能夠知道中共只是假裝與印度統治者修好，而且使印度資產階級蒙在鼓裡呢？

不幸的是，從北京的外交記錄中，我們實在得不出這種寬厚的裁決。毛和周都是主動地要和資本主義政府合作，而且不止一次地與反動的統治階級公開地訂立反對它們的人民的協定。這些事實都有文件可以證明。

最能夠測驗毛澤東主義是否是革命行動指導的，莫過於印尼事件了。

六十年代初期，印尼共產黨是世界上尚未取得政權的共產黨中最大的黨。在這個有一億人口的國家裡，印尼共產黨有三百萬黨員、三百多萬青年團員。還有二千萬人屬於它所領導的工會及群眾組織。在歷史上，還沒有一個共產黨在數量上有這麼優越的力量足以奪取政權的。中蘇分裂後，印尼共支持北京。

北京要在印尼作一個抉擇︰支持反蘇加諾資本主義政府的工農革命，抑是培養蘇加諾的友誼與聯盟。它選了後一條道路。

在毛澤東的贊同下，印尼共產黨不但不反對蘇加諾，反而以蘇加諾政府是「反帝」為理由，臣服於蘇加諾政府。自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五年，蘇加諾愈來愈限制自由人權和政治權利。他在一九五九年解散了民選的立憲會議。從此以後，他就像國王一樣統治國家。他這種做法得到印尼共產黨的完全支持。提議解散立憲會議的不是別人，就是印尼共產黨主席艾地 ( D.N. AIDIT )！艾地於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在印尼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上的演講，把該黨的階級合作路線說得最直截了當了︰

「從事民族鬥爭的時候，我們必須堅定地堅持基本的原則︰把階級及黨的利益放在民族的利益之下，換句話說，把民族的利益放在階級及黨的利益之上。」[4]

當它的資產階級盟友在一九六五年九月向它進攻的時候，它一點準備都沒有。印尼的將軍才能毫無忌憚地執行歷史上最血腥的屠殺之一。到一九六六年底，死亡人數在五十萬至一百萬之間。

印尼的事變並不是統治階級的突擊或有效率的軍事組織等聰明的計謀的結果。印尼共產黨的弱點，不在技術上，而在政治上。它教育群眾期望統治階級的自由派來領導他們，期望從現社會中得到正義，相信將軍們不會採取極端的手段。這種教育的後果是癱瘓了群眾的抵抗意志，使他們甚至在屠殺開始的時候，還相信事情會解決的──並不是要他們起來反抗，而是要他們被動地等候困難過去。因此，印尼的工農所得到的結果是個可怕的歷史悲劇，他們到現在還在受懲罰。可是，印尼共產黨的行為不止是悲劇。它是罪惡地叛賣它所領導的群眾。

北京除了與艾地公開聯盟外，還扮演哪些角色呢？北京應該負甚麼責任呢？印尼共產黨的路線很可能是它獨立形成的。它的支持毛澤東反對莫斯科很可能是一種機會主義行為。但是，在這種情況下，毛至少應該公開地告訴印尼群眾；不要信賴資本主義的老板；需要公開戰鬥的時候一點也不能寬容！

但是，如果中國講這種話，就會在爭取資本主義政府承認中國的努力上失去蘇加諾的支持。這表示中國要與印尼共產黨決裂，要失去印尼共產黨在中蘇爭論中替毛澤東集團帶來的聲譽。

北京的民族主義官僚層認為這些因素比印尼群眾的命運及他們所需要的革命更重要。北京在北京周報上發表了蘇加諾的演講詞──作為對馬克思主義的貢獻。在一九六五年五月印尼共產黨成立四十五周年紀念日，毛澤東向印尼共中委會致祝賀詞。在此祝賀詞上，他以如下的句語贊同印尼共的階級合作路線︰

「艾地同志所領導的印尼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已經依據它自己國家的革命實踐，靈巧地創造性地運用發揮了馬列主義；它已經極成功地將馬列主義印尼化，獨立地得出符合印尼人民基本利益的革命路線和政策，而且領導印尼的革命鬥爭從勝利到勝利。中國共產黨有印尼共產黨這樣密切的堅定的戰友，感到非常驕傲。」[5]

印尼共產黨失敗以後，北京的陣容裡就沒有一個群眾黨來作為北京與新殖民主義政府之間的調解人。這就使北京對這些新殖民主義政權的基本態度更顯得突出。國際局勢變化的另一個因素，就是在一九六九年中美華沙會談所首次昭示的美帝對中國態度的轉變。自從冷戰開始以來，中國第一次有機會與最主要的超級大國正式打交道。以下我們將看到北京為了這個「榮譽」，到底付出了甚麼代價。

一九七一年是北京開始與華盛頓緩和的一年。接著就是尼克松的訪問中國。從那時候起我們就看出毛澤東外交政策的兩個要素︰一個就是在革命的危機中，中國會支持「第三世界」的政府反對它們的人民，另一個就是中國會與帝國主義結成集團，共同反對蘇聯。

一九七一年殖民地世界發生了三個大變動︰孟加拉人民反對巴基斯坦政府的暴動；錫蘭 ( 以後改名為斯里蘭卡 ) 的「青年暴動」；蘇丹的軍人獨裁政府與蘇丹的工會及共產黨攤牌。在這三件大事中，毛澤東都公開地站在資產階級政府的一邊反對群眾運動。以下我們將分別敘述三件大事。

中國與巴基斯坦結盟，是在一九六二年中印邊界戰爭以後。為了珍惜這個聯盟，北京避免公開地批評巴基斯坦的軍人獨裁政府。

事實上，巴基斯坦並不能構成一個國家。它是英帝國主義人為地製造出來的；兩塊國土，中間間隔著一千多哩的印度領土。這兩塊國土是一九四七年英帝國主義硬從當時的印度割出來的。兩邊沒有共同的語言、歷史與文化。組成共同的政府的唯一基礎就是兩邊的大多數人民信奉回教。然而在這神權政治的基礎上，西巴基斯坦人剝削了東巴基斯坦人達二十年之久。

一九七一年三月，當雅耶汗將軍由於他的支持者都落選而推翻選舉結果的時候，「東巴基斯坦」人民自動的爆發了革命。雅耶汗的反應卻是進行滅絕種族的屠殺。可是，東巴基斯坦人民終於嬴得了勝利，趕走了外來的統治者，建立了孟加拉國。但是，在這個鬥爭中，毛澤東不站在被壓迫者的一邊，卻站在壓迫者的一邊。周恩來在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二日致雅耶汗的信中清楚地說明中國的立場︰

「我們相信，經過了他與你的合作者增加的接觸，以及你個人的努力，巴基斯坦的局勢一定會恢復正常。為了保證國家的生存、繁榮及強大，巴基斯坦的統一，以及東西兩省人民的統一，是必要的。我們一定要把廣大群眾與一小撮破壞巴基斯坦統一的人區分清楚。」[6]

局勢並沒有恢復「正常」。一九七一年內戰的結果，產生了兩個國家。這個過程證明它們的過去一段時期的聯合是強逼的，不是自然的。周恩來所呼籲的統一，只不過是把每個反動的資本主義政府的民族剝削加以合理化而已。周恩來所用的「一小撮人」只是北京用來描述它不喜歡的團體的陳腐名詞。這裡，「一小撮人」卻是大多數的孟加拉人民。

在錫蘭，一九七零年選舉所選出的自由派聯合政府，使群眾期望重大的社會改革。班達蘭乃克夫人的資本主義政府包括了親莫斯科的共產黨，和脫離了托洛茨基主義的社會平等黨等小數黨。這兩個少數黨的參與，雖然幫忙資本主義政府嬴到了工農的選票，但是卻使這個政府很難得到帝國主義的投資和貸款。一九七一年春天，這個聯合政府打算對群眾運動作明顯的打擊，來改正不安定的局面，因此重新向國際財政資本保證它的可靠性。為了爭取錫蘭的友誼，北京竟贊同錫蘭政府的野蠻行動。三月六日有人向可倫坡的美國大使館發動攻擊。政府方面說是從來未聽過的「毛澤東青年陣線」所發動的。但是明眼人都知道這是政府或大使館人員自己發動的。

三月十六日班達蘭乃克夫人宣佈國家處於緊急狀態，同時開始鎮壓激進的青年組織人民解放陣線。官方報紙虛構了一個恐怖主義的左派青年所發動的武裝暴動故事。政府就憑這個虛構的故事向世界帝國主義、北京和莫斯科要求供應軍火，而同時向所有的反對力量發動真正的恐怖行動。

人民解放陣線傾全力來抵抗政府的襲擊，零星的戰鬥在全島繼續了好幾個星期。數百人被捕，被關在集中營裡。資本主義政府用這些手法來嚴厲地限制錫蘭的民權。

北京不但公開地供應軍火，而且於五月二十四日借給錫蘭三千萬元的免息貸款。北京還要替錫蘭之鎮壓左派作政治掩護。周恩來給班達蘭乃克夫人的電報文上說︰

「中國人民遵守毛主席的教導，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一向反對過『左』及右傾機會主義。

我們高興地見到，由於您的領導及錫蘭政府的努力，一小撮自稱為「格瓦拉主義者」所製造的混亂局面終於平息下來。

我們相信，由於您的領導及錫蘭人民的合作和支持，這種以暗中損害錫蘭人民利益為目的、且由國外反動份子所策劃的暴亂行動一定會失敗。

我們完全同意您所提出的保護國家主權及反對外國干涉的正確立場。」[7]

一九七一年七月，蘇丹的尼梅立將軍提出了要撃碎所有的「共產黨叛徒及上帝的敵人」的口號。他的目的就是要消滅親莫斯科的蘇丹共產黨及它所領導的工會。北京卻支持這個行動。八月間尼梅立寫信給毛澤東和周恩來，感謝它們對他的政治迫害沒有作任何批評。[8]

一九七二年二月，毛和周歡迎尼克松訪問北京。從二月起，到五月的莫斯科高峰會議間，尼克松卻下令轟炸河內，以及在海防港佈放水雷。據日後的五角大廈文件透露，在這之前幾年，這個政策一直被華盛頓決策人所排斥，理由是它必定會導致莫斯科及北京直接參與越南戰爭。可是，到了一九七二年春天，勃列日湼夫和毛澤東，只想得到美援和美國的貿易。所以他們對於美國對北越轟炸的升級就不提出對抗的方法，只讓越南解放戰士用自己的武器來保衛自己。兩個最大的工人國家拋棄了在火線下的越南人民。這行動所產生的不良結果，不會因為南越腐化的美國傀儡政府的最後垮台而減少。

一九七二年以來，北京的外交政策已經變成與美國的右派一樣的右了，它堅決主張北大西洋公約的增強，美國製造中子彈，日本重新武裝，而且支持全世界的反動的軍事獨裁政府，北京支持這些反動政府的唯一先決條件，就是這些政府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很少國家會不願意這樣做的，所以現在跟中國友好的政權──即不會受到公開批評的政權──包括智利的皮諾息軍人執政，西班牙王朝及伊朗國王等令人討厭的統治者，如果你今天住在中國的話，你永遠不會知道在伊朗及智利還有政治犯被迫害，被處決呢！

能夠總結北京在毛的最後一年的外交方向莫過於美國作家，老毛派及美中友好協會前任主席韓丁( WILLIAM HINTON )了，韓丁在最近一次對他的訪問中解釋，中國現在認為主要的危險是蘇聯而不是美帝國主義，而且正要與具有這個意見的資本主義政治家採取共同的行動，韓丁說︰

「中國判斷世界領袖的標準是他們了解這個新的力量關係的程度，因此，他們覺得〔英保守黨領袖〕希斯（EDWARD HEATH）比〔工黨領袖〕威爾遜（HAROLD WILSVN）好，〔西德右派政客〕史特勞斯（JOSEF STRAUSS）比〔社會民主黨領袖〕布蘭特（WILLI　BRANDT）好，〔右派美前任國防部長〕施萊辛格（JAMES SCHLESINGER）比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好。」[9]

這個要求全世界極右的反共政客聯合起來反對蘇聯的呼聲，簡直就像華盛頓的冷戰政策，它那裡像自稱為代表工農利益的政府的外交政策呢？

北京甚至要與美國軍人集團的極右派建立一個特別的關係，對於這點，只要看看美國前海軍上將塞姆瓦特（ ELMO R. ZUMWALT ）以貴賓身份於一九七七年夏天在中國作了一個月的旅行吧。塞娒瓦特以一九六八至七零年在越南任美國的海軍司令出名，他被中國邀請的理由，不是中國需要與美國建立關係，因為他不再代表美國政府，他是以所謂當今危險委員會的一個領袖的資格訪問中國，這個團體在美國寂寂無聞，卻被北京的報紙大大地吹捧，它是個右派軍人的委員會，批評美國對「共產主義軟化」，以及沒有花足夠的錢製造炸彈來對付「蘇聯的威脅」，它的宣言，甚至被資產階級的主要報刊所忽視，卻被北京的報刊盡職地轉載。

斯大林主義，不論是中國的形式還是俄國的形式，表示了在工人國家居首要地位的特權的小資產階級社會層的狹隘民族利益和觀點，這個階層，只有把工人階級排除政治權力以外，才能通過官僚機器來抓住國家的權力，它的僵硬的權威至上主義，顯示了這個社會集團的真正弱點，它與西方帝國主義的密切關係要從這方面才能得到解釋，官僚層在工人國家裡既不穩定，也不「泰然」。它既不是新的統治階級，又不是偽裝的資本家階級，它既不代表工人，又不擁有國有財產，它不像資本家或資本主義以前的統治階級那樣在生產組織中扮演必要的角色，它的存在只是個寄生蟲。

在整個歷史上，專制政權一向是危機的，和社會極度緊張的短暫存在的表現（它與階級專政的那般極端形式不同；階級專政是階級社會整個歷史的特點）。

反資本主義的革命，以及資本主義統治方式的結束，引起了群眾的期望，群眾的期望加深了群眾與新興的官僚層之間的矛盾，托洛茨基對三十年代後期發生在斯大林的蘇聯的這個過程有如下的描述︰

「在這個經歷過無產階級革命的國土上，除非對群眾施加大量的謊言及日益可怕的鎮壓，否則不可能維持不平等、貴族統治、以及積累特權的現象。

官僚層的主要收入來源是貪污和偷竊，貪污和偷竊並不構成剝削（科學意義上）的制度。但是，從人民群眾的利益與立場看來，這比『有組織性的』剝削更壞。官僚層不是一個科學意義上的佔有階級，但是它所包含的罪惡，比佔有階級的罪惡大十倍。就是因為缺少定形的階級關係，以及這些關係不可能在十月革命的社會基礎上存在，國家機器的運轉才有如此的痙攣性質。為了使制度化的偷竊永久存在，官僚機構不得不採用制度化的強盜行為。所有這一切構成拿破崙主義的強盜行為的制度。」[10]

因為官僚層在生產過程中缺乏深厚的社會根源，所以不但它的統治非常殘忍，而且它還經常地尋求異階級力量的支持來對付工人階級，這就是斯大林主義要與帝國主義階級合作的基礎，這也是官僚層能夠繼續存在的必要條件。

在國內，官僚政權培育一些生活較好的農民層份，在城市中也培育一些特權層份，以對抗工人階級和激進學生，在國際上，官僚政權要和帝國主義及其附庸國家妥協。

在長遠的計劃上，帝國主義──包括西歐、日本及美國等所有工業先進國家──必須對所有工人國家的國有化計劃經濟保持一個不可調和的敵對態度，因為這些計劃經濟排除外國資本的大規模滲入，但是它對控制工人國家的斯大林主義官僚層的態度，卻比較有伸縮性，只要帝國主義在短期內沒有能力在這些國家中恢復資本主義，它就會利用官僚層之需要帝國主義的「支持」，來達到兩個目的︰一方面可以切斷官僚層被迫對反資本主義的起義運動的援助；另方面可以挑起莫斯科與北京之爭，坐收漁翁之利。

在中國革命勝利後的頭幾年，華盛頓的中國政策是建立在以下的前提上，那就是外交上，經濟上，軍事上封鎖北京，會使中國人民歡迎蔣介石回去統治，或者可以不經一戰地從外面促使此事實現。事實證明這是白日夢。到最後，華盛頓終於明白，中國人民即使對毛澤東主義不滿，也不會歡迎資本主義復辟，這就打破了美國統治階級希望快速地或者輕易地戰勝中國革命的迷夢。接著，華盛頓就得到中蘇分裂這個意外的收穫，但華盛頓怎樣利用這個分歧呢？它的最初設想，是以犧牲中國為代價與莫斯科訂立協定，這就產生了中國政府對世界大事採取最激烈言論的時期，從此以後，美帝就慢慢地重估了這個片面的戰略，它決定作一個試驗，看看是否與毛談判而使他了解放棄世界革命的必要，更能符合帝國主義的利益，美國這個轉變，是由越共一九六八年的春節攻勢以後美國軍隊在越南節節失利所引起的，於是美國就在華沙開啟了與北京間接談判的外交途徑，毛政權採取了合作的態度，當華盛頓在越南試探了北京的意圖，知道北京對美國的轟炸河內不表示甚麼態度以後，尼克松和基辛格就向北京表示要和談，至此就完成了美國的策略的轉變。

北京之熱心要幫華盛頓的大忙，對美帝非常有利，為了換取聯合國的席位及擴大與美國、西歐、日本貿易的機會，北京放棄了發動「人民戰爭」來反對殖民統治的口號（唯一的例外是對付名譽極端掃地的殖民國家──羅德西亞、南非聯邦、以色列、北愛爾蘭──以及幾個遺留下的殖民地，莫斯科以及某些資產階級自由派也採取同樣的立場）。

莫斯科及北京都提供了一幅「社會主義」的野兔要與帝國主義的獵犬賽跑的可憐景象，它們的外交目的在於警告這個或那個資本主義政府提防對方的詭計，譬如，在越南戰爭末期，蘇聯開始流傳一句無疑是偽造毛澤東於一九六五年對中共政治局會議所講過的話︰「為了中國的安全，我們一定要得到東南亞國家，包括越南、泰國、緬甸、馬來西亞、新加坡等。」[11]

北京也不甘示弱，它反過來要求全世界新殖民主義的政權稱蘇聯為帝國主義──說蘇聯比美國「更危險」，在這個手法上，毛集團與毛的繼承人之間並沒有多大的分歧。

「四人幫」被整肅以後，人民日報描寫蘇聯如下︰

這個帝國主義陣營中的暴發戶，必定要以十倍的貪婪和百倍的瘋狂，向第三世界發動全面的侵略擴張，第三世界國家及其人民，由於多年的鬥爭經驗，已經更清楚地瞭解到，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在對外侵略方面，已經比老牌帝國主義走得更遠，而且成為他們的最危險的敵人。」[12]

華國鋒事實上已經公開地說過，他們要支持拉丁美洲的軍人獨裁來反對古巴，阿根廷的一份右派雜誌 REVIEW OF RIVER PLATE 登了一篇標題為「蘇聯的戰略三角威脅拉丁美洲」的文章，新華社對它作了如下的友好評論︰

「這篇文章說，由蘇聯所策劃的古巴軍隊在安哥拉的公開干涉，已使美洲大陸的國家重新考慮，是否需要某種預防措施，以防止蘇聯將來利用第三個國家的軍隊為僱傭軍而發動侵略。」[13]

這些話主要是講給美國國務院聽的，這些話的用意就是告訴資本主義的決策者，如果他們要反對其他工人國家，和反對任何國家的群眾革命行動，北京就是他們的可靠盟友，那麼，北京向反革命諂媚的主要目的是甚麼呢？

北京希望能夠從美國、西歐和日本得到一些貿易，外交和軍備的支持，官僚層就可以繼續在新型的萬里長城後面建設它的「社會主義」。

但是，也許有人會問︰除了向帝國主義求助以外，北京還有第二條路可選擇嗎？當然，中國政府不應該拒絕與任何政府訂立有利的貿易協定，不管這個政府是資本主義，或是非資本主義，中國政府也許要付很高的價錢來取得跟外國資本主義政府和公司做生意的「特權」，但是這不是問題的中心。

問題是︰為了脫離貧窮，中國人民要走怎樣的道路？鼓勵國家的孤立，而且與全世界的社會主義的敵人聯合起來反對工人階級的運動嗎？即使有人說，這種犬儒主義作風是符合現實的，能產生結果的，但是，這種作風是不值得效法的，主張人類從階級壓迫下解放出來的人們，應當在道義上憎惡這種作風，同時這種辦法也是行不通的，起不了作用的，斯大林主義者不會愚蠢到連這個道理都不懂，他們之選擇與外國資本主義聯合的道路的原因是︰他們自己知道，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擴張，以及人類真正自由的社會的來臨，會使他們沒有立足的餘地。

馬克思所認定的社會主義，是一個建基在共同合作的生產者民主管理上的國際社會，這個觀念還是比斯大林主義者的所有不正當的交往和野蠻行為更現實和實際，它的現實性，可以從各歐洲被壓迫人民週期性的不可壓制的爆炸上看出，這些人民，甚至在沒有組織、沒有領導的情況下，還要爭取控制自己命運的權利。

在斯大林主義發生墮落以前，指導第一個工人國家領導者的，就是這些觀念，在國內，蘇聯是建基在蘇維埃（即工人會議）民主地控制國家機構和經濟制度上，在蘇維埃中，俄國工人階級及蘇聯境內其他民族的工人的任何政治派別，都可以提出它們的政綱，爭取多數的支持，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群眾真正地參加了政治生活。在國際上，蘇維埃聯邦這個觀念就與一國社會主義的觀念完全相反，蘇聯的意思不是一個單獨的國家，而是一個世界政府的萌芽。

列寧時代的蘇維埃憲法所規定的國家結構，並不是一個單獨孤立的國家，而是一個有共同的政府與經濟的各國聯邦，蘇維埃聯邦的本意就是替新的國家加入這個聯邦作準備──如果參與國家覺得它有不同意見而需要脫離聯邦，蘇維埃聯邦的結構准許它有充分的分離權。

初生的蘇聯優先要做的一件事情，是幫助其他國家工人階級的鬥爭，他們不認為這是利他主義的慈善事業，他們也不認為這是左派紅十字會的活動，他們認為這是他們自己的鬥爭的一部份，這個鬥爭的終極目的是建立一個聯合在一起的世界社會。

列寧和托洛茨基的國際主義──以及由此而得出的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發展的戰略──和今日任何一個斯大林主義所控制國家的大國沙文主義，是個尖銳的對比，中國憲法只提供了一個單一的永久的國家，並沒有想到要與其他的國家結成一個經濟的整體。

中國的這種遠景，只假定資本主義會延續好幾個年代，所以讓資本主義在「社會主義」的國家以外自行其是。

中國的斯大林主義統治層所瀰漫的民族主義，不但阻礙了中國革命的國際擴張，而且否定了非漢族的少數民族的民族自決權，這些少數民族，雖然只有總人口的百分之六，即五千四百萬人，但佔有中國的大部份土地，中國目前的少數民族政策，比中共剛成立時的立場退步得多了，甚至在一九三一年「江西蘇維埃」時代的憲法，還有這麼一條︰

「中華蘇維埃政府承認中國少數民族的自決權，完全的分離權，以及形成獨立國家的權利，所有蒙、藏、苗、瑤、高麗以及中國領土上的其他少數民族，都享有充分的先決權，換言之，他們可以參加中華蘇維埃聯邦、或者脫離而成立他們自己的國家。」[14]

這個憲法還有列寧主義的立場，與這個憲法比較起來，一九七八年三月所通過的憲法，卻有以下的一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禁止破壞各民族團結的行為。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份。」[15]

工人國家的外交政策不能只限於國與國之間的政府關係，它也是中共本身的國際行動問題，中共要團結全世界的革命工人組織向世界資本主義鬥爭嗎？對於革命家而言，這應該是一個最重要的任務，一項不可缺少的工作，因為如果各國革命家能夠交換經驗的話，他們就可以避免地域的觀念，而且能夠製定出一條共同行動的政治路線。

在中蘇分裂的最初幾年，中共好像要建立一個「馬列主義黨」的國際組織，但是在印尼事件及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這個計劃就沒提起了，在毛的晚年，北京對國外的毛派一點興趣也沒有，當中國的報轉載國外毛派報刊的文章時，他們從來不選擇有關該國階級鬥爭的文章，而只限於刊登在重要節日向北京的賀詞，以及譴責蘇聯政權的文章。譬如，自從美國的進步勞工黨於六十年代後期叛離以後，北京遲延了好幾年才從幾個爭寵的毛派團體中，選了一個繼承黨來，比較外向的華鄧集團對這個問題似乎有一點改變，匣就是小小的美共（馬列）主席克朗斯基於一九七七年夏天被邀訪問北京，這個消息在人民日報的頭版登出來，可見中共對此事的看重。

第十一章「兩條路線的鬥爭」

中共領導層對中國外交政策的一般路線，大致上可以說是有相同意見，外間的人只聽到一點點毛嫡系和毛的繼承人之間，或者毛與劉少奇及林彪等人之間的分歧，他們的歧見主要是牽涉到北京與蘇聯的關係。但是，對於國內政策，情形就不同了，在這個問題上，官僚層能否繼續其統治的問題被更直接地提了出來。

自從毛去世以後，他的繼承人已經拋棄了他在文化革命中所提出的主要口號及運動，這個過程正像毛在十年前排斥了蘇聯的模式一樣，為了了解北京的新路線，我們需要探索在過去的抽象口號背後到底存在著什麼東西，換句話說，我們需要清理文革中的一些問題，這些問題在當時被毛派稱為毛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和「走資派」之間的「兩條路線的鬥爭」。

在這個文字鬥爭中，主要的爭論是毛的所謂「政治掛帥」和劉鄧所代表的路線（毛稱之為「生產掛帥」）之間的鬥爭，與這平行的爭論，就是「紅」與「專」何者更重要的爭論。「紅」的意思是在政治上追循黨的現領導及現行路線。「專」的意思是專心於經濟、技術或科學的工作。

首先讓我們研究一下毛派所認為的這些分歧的重要性，美國的一位出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及每月評論的編輯，史威齊（PAUL SWEEZY），和法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貝特蘭（CHARLES BETTELHEIM ），合作了幾年後，發展了一個最精心的理論，史威齊在年青時接受了社會主義思想，當時他把社會主義和蘇聯的斯大林主義領導層等同起來，自從赫魯曉夫揭露了斯大林的罪惡及中蘇分裂以後，他對莫斯科的憧憬幻滅了，但對北京開始忠誠，但是問題是他怎樣來辯護他的新轉變，換句話說，他怎麼樣證明他的新信仰跟所有一切使他對莫斯科斯大林主義灰心的事情有根本的不同呢？他在文化革命上找到了他的論點，他認為兩者的不同在於中國有群眾的參加，而在蘇聯，黨領導只關心經濟的表現。

每月評論於一九七四年出了一期專刊，對過去二十五年中的馬克思主義運動作一個總結，在這個專刊中，史威齊自稱他見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復興」，他說這個「復興」是「在六十年代初期由中國向親莫斯科的共產主義運動發動強有力的論戰所實現的」。j

他寫道：

「為了拋棄蘇聯的模式，中國必需向其他方向推進，對於這個路線，中國有一個名詞，就是「政治掛帥」，以別於資本主義和蘇聯的經濟掛帥，這篇文章不能夠詳細說出政治掛帥的意義；這裏只要指出它的中心思想不但是要減少以及最後消除收入上的不平等，而且要減少以及最後消除知識上的不平等，權力上的不平等，特權的現象，以及一切使人民內部分裂，使人民不能團結起來快樂地一起生活的東西。」k

因此，依照史威齊的看法，社會主義革命成功後之所以發生官僚墮落，只有一個原因，片面地關心工業化，群眾不夠政治化，以這個尺度來測量中國的文化革命，他寫：

「在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初期，一個官僚統治層無疑在中國生長而且鞏固權力，到了一九六六年，這個官僚層己經在中共中央委員會得到大多數，而且也在中央及地方的行政機構中佔據大多數的決定性位置，這個官僚層很可能走向東歐國家己經開始走的資本主義方向，但是，毛澤東和小群忠誠的追隨者拒絕默認這個退步，他們利用至少一半是自發的紅衛兵運動為工具，發動了文化革命，引動了群眾，推翻了官僚的領導層，這樣才保證中國繼續向社會主義道路前進……。」l

這個解釋實在有點離譜，但是，其中有一點卻是正確的，那就是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以前，以及在毛於一九六五年底發動文化革命以前，中共領導層的施政方法和經濟的優先發展次序，都是從蘇聯學來的，我曾在第十章中談到一九六零年公開破裂以後，北京與蘇聯的外交政策的分歧；但是，自從一九四九年以來，整個政府的結構，從經濟計劃到政治警察，都是在蘇聯顧問的指導下設立起來的。

革命馬克思主義者早已分析過，這些政策是統治蘇聯和東歐的保守的特權官僚層的表現。這個官僚層是一個不讓工人階級有決定權力的、小資產階級的社會組成物，托洛茨基在一九三六年的著作《被叛背的革命》，對這個官僚層有最好的描述，這本書清楚地暴露了斯大林主義統治集團所保護的物質利益，和這個政權為抵抗工人階級挑戰所使用的鎮壓措施。

毛澤東把這個官僚制度說成為「資本主義」，他是錯的，反動的官僚層，既沒有在赫魯曉夫和勃列日涅夫所統治的蘇聯，也沒有在文化革命以前的中國，創造了向資本主義轉變的必要先決條件，這兩個國家都沒有一個私人擁有資本的階級，主要的生產工具—— 工廠、礦山、運輸—— 以及貿易和財政都是國家所擁有的，個人不能購買工廠，個人不能積累資本，個人不能為了私利而僱用工人，生產目標由國家機構根據供應品的需要而決定，而不是像資本主義一樣根據利潤的盲目增加來決定。不管官僚層如何任意地做出決定，不管實施的效率如何的低，上面的原則還是沒有改變。

毛澤東除了誤用「資本主義」這個名詞以外，還批評這兩個國家的一些政策，他特別指出，蘇聯工人在政治上的普遍冷漠，是有害於社會主義的。而他所認為的社會主義，就是他的黨、他的派系，以及他自己的不受挑戰的統治，他認為，蘇聯工人對政治冷漠的根源，是在於莫斯科對工業化的客觀需要所作的讓步，訓練一整代的技術工人，教育一層夠資格的科學家與技術人員，蘇聯檢查人員在斯大林死後允許較多的國內外文學作品在蘇聯出版──這些政策都被毛認為是能夠破壞黨權威的敵對思想的泉源。

毛的這些看法不能說是全都不對，托洛茨基已經解釋過，斯大林主義在蘇聯興起的原因，是工業落後、工人階級的數量相對地少（比起農民的數量），一般文化水平的低下，物質缺乏，以及在國際上的孤立，一個強大的、有教育的、有技術的工人階級的生長，對官僚層而言，是個威脅，這個原因，並不是如毛所說的，工人階級已浸透了資產階級的思想，城市無產階級隊伍的擴大，和物質水平及文化水平的提高，在客觀上，加深了工人階級與官僚層之間的矛盾，而且也增加了工人階級在未來的反官僚革命中的社會重量。

面對著這個挑戰，蘇聯共產黨所用的方法與中國共產黨的毛派所用的方法不同，莫斯科是從建立工業先進社會所需的教育機構著手，蘇聯官僚層的設計是，一方面對工人階級作極少的物質讓步，另方面讓秘密警察作適當的鎮壓，蘇聯官僚層已經廢棄斯大林時代那種控制每一個公民的思想和行動的做法。

莫斯科在蘇聯及它所控制的東歐國家，為了這條路線付出很高代價，它已經很難保持黨的最高層是革命集團這個神話，官僚層的生活完全與工人階級脫離，它明顯地是一個只容納杰出人物的統治集團，它只在它自己的財富和特權的圈子內活動，蘇聯及東歐的科學家、文學家可以有思想的自由。但是，這個思想的自由，雖然不包括持有不同政見的權利，卻也導致了自覺的反對力量，有一段時候，這反對力量卻公開地爆炸出來，譬如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革命、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之春。

（這些挑戰逼使官僚層馬上收回它過去被迫允許的一些讓步，這個控制，雖然抽緊了許多，但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回復斯大林時代那樣大規模的恐佈行動和愚民政策。）

毛之反對這個令人反感的僵化制度在中國的提倡人，並不使人驚奇。毛利用「造反有理」的口號，使群眾參加「政治」，向官僚層、特權及「資產階級」思想挑戰，有了這個力量，毛才能夠在一九六六至六八年擊敗在中共內佔多數的主張舊路線的幹部，建立了他的嫡系的統治權。

在這「兩條路線的鬥爭」中，劉鄧所代表的路線並沒有什麼神秘感，但是毛的路線可不同了，這理由不但是毛提出聽起來很激烈的口號，而且是毛以動員群眾為他的主要方法，就是這個特點，獲得西方人士的注意，而且促使西方旅客在六十年代後期及七十年代初期，寫出了無數的書藉和文章，他們把中國人民的參與政治、團結及一致性、讚美到幾乎不可思議的程度。

在大躍進運動以前，毛澤東主義尚不是斯大林主義陣營中的一個獨特的思潮。毛澤東主義的產生是企圖解決以下兩個對官僚統治的挑戰；中共政權沒有能力控制農民的穀物，和城市知識份子及工人階級的激進化。

中共在一九四九年取得政權以前，已在農民軍事基地尋求較富裕農民的支持，從一九三七年起，為要和蔣介石成立聯合政府，它己經放棄了土地改革的綱領。

這個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以後給中共帶來很嚴重的問題，這個問題，連過遲實施的土地改革，也無法解決。經過中共的教育，農民只從革命中企望實行資本主義，即所謂新民主主義，當成千成萬的黨幹部從農村進入城市以後，農民開始實施他們自己所認為革命的觀念，他們把穀物藏起來不繳給國家，從斯大林學來的，以重工業為重的經濟政策，又加深了這個問題，因為這個政策使國有化經濟不能夠生產足夠的消費品來交換農民的穀物，一九五五年發生了糧食危機，城市中有人挨餓了。

這個糧食危機震驚了中共政權，迫使它企圖重覆斯大林的救急方法—— 農業的強迫集體化，在中國搞農業集體化，就像在蘇聯搞一樣，它不但是官僚主義，而且是烏托邦，因為農業生產力，如農業機械及肥料的供應，還沒有達到這個程度。

雖然中共政權提出農業集體化作為長期改進農業生產力的方法，事實上，農業集體化卻變成一個攫取農民生產物的日益狂熱的短期行政方法。

這從農業集體化的目標與步伐，在一九五五年──五八年之間經歷了狂亂的變化上明顯地看出，第一個五年計劃於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日提給人民代表大會批准，大會的決議說，到一九五七年底，「全國大約有三分之一的農戶會加入初級生產合作社」。m

可是大會閉幕二十四小時以後，毛澤東自己卻推翻了這個決議，他召集了一個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下令馬上開始大規模的農業集體化，在一九五五年六月，只有百分之十四的農戶參加農業合作社，到了十二月，這個百分比增加到百分之六十三，到了一九五七年底，參加農業合作社達到百分之九十八。n

這還不是政府所要的結果，合作社與舊的村莊相接近，家庭和家族的觀念還是很強，以致合作社認為本社的利益比國家的生產定額重要得多，中共面臨著古典的「剪刀差危機」，這個剪刀差危機是二十年代托洛茨基首先在蘇聯分析過的，它的意思是，工業的利益像剪刀分開一樣，距離愈來愈大，國家對農產品的收購量在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六年停頓了，到一九五七年只增加一點。o

習慣於指揮的官僚層，開始以為自己具有無限的權力，在這時候，毛澤東提議用思想及行政的方法來解決經濟及社會的問題：推行人民公社的冒險政策。

在中國的農業危機發生的同時，世界斯大林主義運動正在爭論斯大林的問題，他們爭論的焦點是，極權主義要到怎樣的程度，才是官僚層生存所不可缺少的，為了支撐削弱了的黨中央，赫魯曉夫就於一九五六年初譴責斯大林，作為對蘇聯群眾的讓步，那年秋天，匈牙利革命的爆發，震驚了所有官僚化工人國家的領導層。

一九五七年五、六月間，北京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企圖實施國際的路線，政府在全國各地召開會議，要群眾批評它的缺點與弊病。但是，出於政府意料之外，成千成萬的學生、智識份子及工人，開始批評真正的弊病，不是假想的弊病，有些人走到如此遠，以至要求組織一個新的列寧主義黨，建立民主，取消特權。

這個事件使中共領導層停止讓群眾表達意見的實驗，在一九五七年秋的「反右派」運動中，成千成萬敢講話的人被解職，下放到農村去接受「思想改造」。

就是因為這些真正社會鬥爭的表現威脅到官僚的統治，官僚層要冒險地進入沒有領港員的海面，企圖控制群眾，毛澤東的許多日後成為典型的計謀在大躍進中首先出名，這些計謀包括全體人民參加學習及自我批評小組，在小組會議上，他們需要表白對黨領導的信念，這樣子，思想有保留的人—— 真正的反對者不必說了——能夠早點被發覺、被鬥爭。

伴隨著這個運動，中共又發動一個運動，用精神上的高壓，驅使人民作沒有補償的額外勞動，在這精神上的高壓下，拒絕勞動就等於反革命，其他的獨裁的毛派觀念也在一九五八至五九年時期出現；對智識份子，學校、及知識的仇視，對城市及外來的事物的不信任；對農民生活的不切實際的理想化看法，對農民的一致性、勞苦工作及服從性的強調，所有這些都有意地反對城市工人和知識份子易發作的批評習慣。

從保持官僚層統治的觀點看來，毛的這些觀念是合邏輯的，但這些觀念所顯露的東西，卻和官僚層的存在及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甚至發展近代工業所需的基本要求，都是不可調和的，中共感到它自己和社會主義的基本推動力發生矛盾，這種推動力是：國際觀點、世界社會主義社會的目標，由真正民主治理工人國家的需要，對知識及文化的需要。從這個觀點看來，中國官僚統治層的本質是多麼地非無產階級性，不論它如何高喊或者如何時常求助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根據毛澤東所倡議的這些觀念，每間工廠、每所學校，每個公社的人民，都要用無數的時間，來改造自己的行為，毛澤東主義包括了這樣一種態度，那就是，任何能對它的唯一至尊的權威挑戰的思想，包括現有的科技思想在內，它都要公開地敵視。（蘇聯的斯大林主義在四十年代後期的陰沉歲月中，也曾經過同樣的過程，那就是，無知的黨棍子企圖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中推演出生物學和物理學方面的正確立場。）

毛澤東及其支持者以為，在黨的思想鞭策下，可以使工農的生產力提高，這種措施，起的卻是反作用，現已證明，大躍進運動是個十足的災禍，農民對新管制的反應就是怠工，城市的工人拒絕參加城市公社，所以城市公社在不久以後就被放棄了，一九五八年的糧食是公社化以前所播種的，其收穫量達到二億零七百萬噸的記錄，一九五九年的收穫量降低到一億六千三百萬噸，一九六零年繼續下降。

在工業方面，黨幹部企圖超額完成生產量，由於缺乏民主決定的計劃，供應失調，機器被加速運用到破損程度，工人搞得筋疲力盡，接著就是工業生產量的直線下降。

就是這個殘酷的現實，才引起中共領導層內的第一次嚴重的分歧。「兩條路線鬥爭」的起源就是一九五九年七、八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委員會的盧山會議，在這個會議上，國防部長彭德懷批評大躍進運動和「政治掛帥」的路線，他說大躍進運動是「小資產階級的狂熱」，而且「政治掛帥不能代替經濟原則」。p

盧山會議在妥協中閉幕，彭德懷被整肅了，但是大躍進時期的大部份政策被拋棄，或者不予看重了，公社在名義上繼續著，但是有效地作出決定的單位轉到生產大隊，即舊的村，公社的行政權大大地減少了。

毛在文革中重新主張大躍進的路線，為了要重新實施這條路線，他要打垮整個舊行政機構，這表示官僚層在一九五＊八至五九年被灼傷之重，這同時也表示，毛之所以能夠這樣做，可以說是官僚層沒有能力提出另一條可行的政策，或者可以說，官僚層如果不求助於斯大林式的教皇權威，就無法解決黨內的分歧。

「兩條路線的鬥爭」，並不是如毛派所說的，是不同階級之間的鬥爭，它也不是爭論斯大林主義的最基本的前提，爭論的雙方都維護黨的專一權威，都支持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神話，認為應當在政治上支持與中國友好的資本主義政府。爭論的雙方都保護官僚最高層的特權，而且以犧性群眾利益為代價，擴大官僚層的特權，雖然有一段時間，毛嫡系曾經有效地利用群眾對這個問題的不滿，來打擊其他派系。

毛的獨特旳思想，不是從馬克思主義而來的，而是從中國政治上自十九世紀以來久已有的各種流派而來，西方報紙把爭論的雙方定名為激進派和溫和派，這是錯誤的，如果要表達這個鬥爭的棈神，用其他的名詞比較合宜，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在十九世紀末分裂為國粹派和西洋派。雖然中共高階層的鬥爭是在不同的時期及不同的社會制度中發生的，但它在許多方面反映了舊的爭論，劉鄧派是典型的近代官僚，他們相信指揮機構的權力，相信技術、相信近代的辨事方法，他們比較相似於今天東歐或蘇聯的典型官員，或者是清朝末年統治階級官僚層之中傾向西化的改良者。

毛澤東則反映了大多數舊統治階級和農民對外國人的傳統畏懼與憎恨，在毛統治的最後幾年，對一個幹部的前途最不利的指控莫過於罵他崇洋，除非是從大國來的或者是毛派份子，外國人一般是不受歡迎的。

從開始，馬克思主義已是革命運動和革命旳社會科學的結合，是理論和實踐的結合，馬克思主義的傑出領導人，自馬克思、恩格斯，以至列寧、托洛茨基的著作，都富於嚴肅的理論研究，以及教育被迫群眾，去認識他們的環境；毛澤東的作品卻有不同的調子，譬如他在六四年教育會議上說；

「我們不應該讀太多的書，馬克思主義的書應該讀，但也不要讀得太多，讀一打左右就夠了……

讀書太多會使頭腦僵化，梁武帝早年做得很好，後來讀了很多書後，就平平常常了。」q

毛澤東的這個態度，不但反對馬克思主義對學習的態度，而且也反對傳統的孔子的敬學思想，毛的評語使人想起專制的反對知識份子的法家，提倡法家最大力的就是秦始皇，秦始皇是毛心目中的英雄，他在一九四八年寫的詞——沁園春——中就把自己跟秦始皇相比。

法家的另一個思想就是不相信城市及城市的生活，毛的演講及文章中，常常以這為主題，譬如，他在一九六九年四月的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中，總結及解釋劉鄧派的「修正主義」時，就明確地談到這個問題，他說在農村打游擊的時候，情形還好點。

「現在我們進了城市了，這是好事，因為我們不進去，蔣介石還在佔領嘛！但是，這也是壞事，因為它使我們的黨變壞。」r

毛所指出的工業及近代化的腐敗中心，卻是中國無產階級的基地，他在這裏不自覺地暴露了他和他所自認為代表的階級之的真正關係。

對毛派而言，政治的忠誠不單是服從政治機器的命令，而且是對領袖個人的，幾乎是宗教式的崇敬，這情形跟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的最盛時期極為相似，但是這裏也有把舊帝制起死回生替另一個少數統治的政權服務的因素在內，帝王應天命而治國，不是靠人民的短暫的授權而治國，公民不得不承認他的神聖以及他的法定的權威。

這些反動的中國政治傳統，必須與毛派所宣稱的對舊文化影嚮的排除取得協調，譬如道皮亞（JEAN DAUBIER ）寫道：

「文革的第三個目標，就是保證毛澤東思想永遠戰勝修正主義，我已經解釋過，這個目標的意思就是大力地從事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以至根除個人主義和傳統的文化及社會的影响，我也解釋過，依據毛的看法，社會主義——事實上是集體主義——跟個人主義、跟對私人財富的愛好，跟自我中心的世界觀，都是不可調和的，因此就需要重新改造人的思想，以及創造完全集體主義的人。」s

毛對傳統觀念的攻擊，從他的焚書的舉動上看得最清楚，這些事情已不只是反對智識份子，簡直是企圖抹殺過去的歷史和文化，使中國人民的智識限制在毛政府所劃定旳框框之內。

但是，這個觀念本身是中國最老的專制傳統，毛派報紙常常讚美說，秦始皇有野心使歷史從他的皇朝開始，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他興築萬里長城，燒掉前人的書。但是，他的抹煞歷史的企圖失敗了，毛澤東反映了他所領導的小資產階級官僚層的宏大壯志，也有同樣的野心，他亦要切斷中國與世界各地的連系，焚書，及毀壞過去的廟宇。

道皮亞把「根除個人主義」作為社會主義的目標，如果他的本意是爭取人類的團結及結束資本主義的自私，他只不過是選錯了詞句，馬克思之所以痛恨資本主義的剝削，並不限於資本家竊取工人的時間與財產——資本家積累了無報償的剩餘價值。馬克思把我們這時代稱作人類先史時代的一部份，在這時代中，我們還不是完全的人，他的理由是，極大多數的生產者還被排斥於能夠發展他們個人能力的文化科學及智識以外；馬克思毫無疑問地相信，這些事情只能以集體的方法去完成，但是他藐視那些企圖打破私有財產制度的人們，這些人企圖以一個消滅才能及文化，而且把全體人民降低到沒有教育的工人地位的國家，來代替私有財產制度，針對這種做法，他提出在沒有階級的社會裏，每個人都要學科學和文化。

在下一章，我們要談到毛政權怎樣對待科學與文化，這裏我們首先要考察一下毛的走向，他的「社會主義社會」的道路，對於這個問題，毛派的宣傳倒有非常普遍的效果，甚至在中國以外，許多西方的社會主義者至少已經部份地接受；毛派之對於個人主義、高等教育、讀書、及藝術的攻擊，是為了保護中國的被壓迫的群眾，來反對歷史所遺留下的特權份子，或者，這些運動只傷害了中國社會的少部份人——智識份子。

馬克思在他的一部早期著作《一八四四年經濟及哲學手稿》中，討論他所稱的「庸俗的共產主義」，這當然是在斯大林主義產生以前，而且他所理解的庸俗的共產主義，至少是平均主義的，並不像中國和蘇聯一樣，被新的特權社會層所主宰，馬克思如此地描寫這個制度：

「它要任意地忽略才能等等，對它而言，生命與生存的唯一目的就是直接的、物體的佔有。工人的範疇不但沒有被取消，反而擴大到包括所有的人。這種類型的共產主義——因為它在各個領域否定人的個性——只是私有財產的邏輯的表現。這種私有財產的取消，多麼不像私有財產的沒收。事實上，這由抽象地否定全世界的文化和文明，以及退回到窮人和粗人的不自然的純樸來證明，這些窮人和粗人的需要不多，他們不但沒有超越私有財產，而且還沒有達到它呢！」11

馬克思終生持有這些觀點，在他於一八五七至一八五八年為了替資本論作準備工作而寫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他討論到社會主義制度下工作的性質以及工作與空暇時間的關係，他檢討了法國著名的空想社會主義家傅立葉的觀念，即在集體主義的社會中，由於每個人為了共同事業而合力工作，工作就會像遊戲一樣，馬克思不同意這個觀點，他同意工作的性質會有改變，會變得更有興趣，但是更重要的是，生產力的發展會節省勞動的時間，使工作日縮短，因此有可能使人民在空暇時間發展他們的才幹和能力，換句話說，他們的個性。馬克思寫道：

「勞動時間的節省，等於自由時間的增加，即是充份發展個性的時間的增加，這種增加反過來又影嚮勞動的生產力，因為它本身就是最大的生產力……自由時間——即空暇時間與較高級活動的時間——已經自然地將其持有人轉變為另一個主體，於是他就以另一個主體的身份，進入直接的生產過程，這個過程，對於正在變化過程中的人類而言，是有紀律的；但是，對於已經積累了社會知識的人類而言，這個過程就是實踐、實驗的科學，以及物質上創造性的具體化的科學。」12

這個對個性、科學和文化的人文主義的，普遍的態度，也被列寧和布爾塞維克所共有，他們提倡政治生活應與正規教育聯結起來，而且要利用蘇聯的教育機構，來自覺地克服資產階級思想及奴性。但是，這個革命工人政府所實行的東西，跟毛派的諷剌畫沒有共同點，對毛澤東而言，甚至讀太多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對工人也是不好的，對列寧而言，光讀馬克思主義的書籍還是不夠的。他主張在蘇聯出版法國十八世紀啟蒙時代的作品，因為這些作品對宗教有尖銳的批評。他在一九二二年寫道：

「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如果以為，被整個現代社會置於愚昧無知和偏狹昏暗境地的廣大人民群眾（特別是農民和手工業者）只要單純受些馬克思主義教育，就能擺脫昏暗的境地，那就是最大的而且是最壞的錯誤，應該把各種無神論的宣傳材料供給他們，把各種實際生活中的事實告訴他們，用各種辦法來影响他們，以引起他們的興趣；打破他們對宗教的迷信，用種種方法使他們從各方面振作起來。

十八世紀老無神論所寫的那些鋒利的、生動的、有才華的政論，機智地公開地打擊了當時盛行的僧侶主義，那些政論在喚醒人們的宗教迷夢方面，往往比充斥在我們出版物中……的文字更適合千百倍，因為這些文字寫得枯燥無味，僅僅是轉述馬克思主義而已。」13

在同一篇文章（論戰鬥的唯物主義的意義）中，列寧討論共產主義和科學家的關係：

「戰鬥唯物主義為了完成應當進行的工作，除了同那些不參加共產黨的徹底唯物主義者結成聯盟以外，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同現代自然科學家結成聯盟，他們傾向於唯物主義，敢於捍衛和宣傳唯物主義，反對盛行於所謂上流社會的唯心主義和懷疑主義的時髦的哲學傾向。

…注意自然科學領域裏最新革命所提出的種種問題，並吸收自然科學家參加哲學雜誌所進行的這一工作，如果不解決這個任務，戰鬥唯物主義根本就既沒有戰鬥性，也不是唯物主義。」14

對馬克思主義者而言，個性的發展，新舊文化精華的大量散播，藝術自由，以及職業科學家之參與詳細說明理論工作等等，都是創立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不可分的部份，但是毛澤東以「無產階級政治」的名義排斥一切，事實上，他這個「無產階級政治」，既不維護無產階級的利益，也沒有政治性，因為它根本沒有讓群眾有政治權利，而只讓毛僭取了重要政治問題的決定權。

總而言之，假如沒有官僚層及其領導人的虛偽行為的話，毛澤東也許會像一個反對人文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一個民粹主義的平均派，或者是現世紀的克倫威爾或卡爾文，所以，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主義之間的這個爭論，不單是建立社會主義的方法的理論上分歧，而且還是敵對社會集團之間鬥爭的表現，除了帶隨僕從、廚師與報銷賬戶的官僚統治集團之外，每個人都被降低為普通的工人或農民，最高層可以要什麼就有什麼，但是普通人只許讀黨所批准的東西，普通公民不許有他的個人主義，他只能讚美毛澤東的天才，毛澤東的偉大的歷史，以及毛澤東的思想的普遍運用。

這些矛盾就是官僚層歪曲和鎮壓了中國人民社會生活的廣大領域而產生的後果。

第十二章毛治下和華治下的科學與文化

如果官僚層不讓人民群眾向它的少數統治挑戰，它一定要用野蠻方法對付群眾，使他們喪失鬥志。它不但要禁止外交內政問題的討論，而且要禁止社會、文學、科學的問題的討論；它一定要封閉人民可以提出批評的任何孔道（例外的情形是，工廠工人可以討論如何在技術上實施上級早已作出的決定；但是，他們從來沒有討論有關官僚的政治統治的一般問題）。

這樣一個制度需要使黨領導的意志成為決定真理的唯一因素，在沒落時期的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統治層，都想用同樣方法來停止歷史的時鐘——他們的假定是，如果沒有人能夠定出真理的公式，就沒有人能夠依它而行動。斯大林主義者可能會引用十六世紀致力於挽救天主教會的教權的羅奧那的名言：「我們必須經常傾向於相信表現為白色的事物實際上是黑色的，如果教會集團是這樣決定的話。」

由於斯大林主義只培植單一的標準，這就使它不但跟馬克思主義格格不入，而且跟發展嚴肅的文化、甚至近代的科學及工業的必要條件發生矛盾。

這是經過以下的三段論法而合理化的：黨——最後是終身制的黨統治層——以某種神秘方法體現了群眾的意志。這種權力的授與，是不需要討論、爭論、或者表決來加以證實的，因為官僚層不准許如此做。因此，科學理論、唯物論——馬克思及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所有戰利品——必須完全加以抹煞。批評性的理由必須被貶低價值，以致全黨都要尊敬獨攬大權的官僚層的意思，沒有人敢提出爭論。

這種專橫的行為跟斯大林主義官僚層的延續是分不開的。這就週期性地導致過份的行動。這種過份的行動，甚至從官僚層的自我利益的立場上看來，也是難以瞭解的。但是，這種瘋狂有其邏輯，因為只要工人階級的自我管理被官僚層的專橫意志所代替，官僚層就有繼續存在的先決條件。

讓我們考察中國社會生活的某些特徵，來看看「一國社會主義」及提出此理論的社會寄生層所引起的後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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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自己所培養的半宗教式的個人崇拜，以及他對不同意見不能忍受，重重地打擊了文化和科技的發展。毛的嫡系不但沒有把這些人類的成就，當作被資本主義統治階級不公平地佔有了的偉大寶藏，反而認為，一切特殊知識及創作，在本質上是壞的而且危險的。

中國科學院院長方毅，於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演講中宣稱，自從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以來，「特別是基本科學及理論的研究，事實上已被拋棄。」j他說，在科學研究方面，前任政府已經「躭誤了一整代的年青人」。k

一九七八年一月，新華社發表了一篇題目頗具剌激性的文章：「北京圖書館開禁中外的書籍」。文中有一段這樣說：

「在過去十年中…四人幫把所有外國文學作品說成為『封建的、資產階級的、或者修正主義的毒草』。他們禁止出版社出版這些作品，而且又命令圖書館不准借出。」l

幾乎所有一九六六年以前出版的書籍，除了毛著及技術書籍以外，都受到同樣的對待。

自從毛去世以後，華國鋒為了要重新建立他的政府的信譽，就承認了一點點過去十年的真實情況，他說：

「他們〔江青等〕在文藝界推行可恥的宗派主義，結成一個排外的幫派，來取得他們自己的利益，以致文藝界成了他們的『地盤』……他們對一大群文藝工作者亂加罪名，處罰他們，禁制了許多好的，或者比較好的文藝作品，包括〔影片〕『開拓者』在內，這齣影片是由藝術家努力地創造出來，以貫澈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線的。」m

這種譴責，是毛派的宣傳機器、以及斯大林時代克里姆林宮的誹謗工廠所慣用的技倆。我們常常很難猜測，在辛辣的語言底下，到底有多少真實性。但是，中國政府不久就開始發表，在文革之中及以後，未經審判就被關禁的前政治犯（大多數是文藝界方面的）訪問記。

其中一個是有關於袁雪芬的故事。這個故事極富於戲劇性。袁是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初期最出名的女演員。上海市的新領導人自動地替華盛頓郵報安排了對袁的訪問。

袁雪芬是共產黨員，曾任三屆人大代表，是周恩來的好朋友。她是全國聞名的越劇女名角。一九六六年毛及其嫡派把傳統戲目打成資產階級的，這就幾乎自動地使傳統戲的演員被懷疑為「走資派」及「階級敵人」。袁雪芬在牛棚住了三年，放出後，又七年不許演戲。以下是她的訪問記：

「他們罵我是國民黨……

又說我是資產階級份子、右派、反革命。」

袁被關在上海南區一幢大廈內，單獨地被鎖在一個房間裏。她估計至少有二十個人關在那幢大廈，包括說書人唐坤良（譯音）。他跟她同時接受訪問。

她請一個親戚照顧她的最小的孩子，那親戚被打成地主，小孩子只好交給佣人管。她的丈夫，本是新聞記者，被強迫到農場工作，後來不得已在一出版公司擔任編輯。

整整四年不許她與家人見面。在關禁時，她說「我穿著衣服睡覺，因為我不知道甚麼時開會被叫醒。他們老是罵我，他們要我寫坦白書，我沒有記下數目，但是他們大約開了五百次鬥爭我的會。……」

一九七零年她雖獲釋放，但被送到農場去工作。每月只許她和家人見一兩次面。……n

袁雪芬是全國聞名的藝人。她與最高領導層有私人的關係。但是她跟政治一點關係都沒有，她只是個藝術家。如果這種事情都能發生在她的身上，而且沒有人敢提異議，我們可以想像到那些冒犯了毛的思想控制政策的名氣較小的藝術家，會遭遇怎麼樣的處境。從這種報導看來，毛的所謂文化革命是多麼有害。甚至當逮捕袁雪芬的人已沒有理由繼續監禁她時，她的苦難還沒有完結：

「一九七三年，她的所有罪名都被澄清了，但她還不可以上台表演，也不可以向她的學生透露她的真姓名。

她說：「我是個演員，我應該每天練唱。但是整整十年，我沒有唱一句紹興戲。」

一貫正確的領袖及他的一貫正確的黨是不會犯錯的……

這個無理的制度還沒有被廢除。假如這種允許袁雪芬講她的故事的做法不適合現領導人的派系目的的話，她也不會被准許去講她的故事。

在上文所提及的霍華德夫婦在前衛週刊上所寫的文章中，這兩位在廣州住過的華國鋒的忠誠支持者，報導了在文革後期毛政權的鎮壓情況。

「在宗派主義特別嚴重的單位裏，當權派，由於相信只有他們自己才代表正確的路線，就對那些給戴上右派帽子的人，以及敵對派系的成員，實施法西斯的鎮壓。他們所用的方法，包括有系統的公開侮辱、綁架、拷打、甚至謀殺。這種形式的法西斯主義的受害人還不只是基本單位的人。譬如，最近的大字報描寫了賀龍的遭遇。賀是老革命鬥士〔賀是一九二七年的中共紅軍創立人之一，二十年來一直是中共中央委員〕，但在文革中被指為右派而被監禁起來。他一天只分到三分錢的食物，只許喝一點點水。他就是這樣給鬥死的。

群眾在文革中經驗到或目睹的鎮壓所產生的最深遠後果就是，大家都不敢批評過火行動，也不敢批評過『左』主義的問題，因為這樣做就會有被攻擊為企圖對文革『翻案』的右派份子的危險。甚至在極大多數沒有受到直接影響的單位中，我們還常常聽到其他單位中那些被控為『右派份子』的遭遇。」o

美國記者薩里斯勃利（ HARRISON SALISBURY ）於一九七七年秋訪問中國。中國政府替他安排了好幾個作家及藝術家的訪問。他對這次訪問有如下的報導：

「外國訪客已經佷多年沒有見到中國的有創作才能的人物了。五年以前，在我的兩個月的旅程中，我很想見到一位作家，但是我能見到的最接近於作家的人物就是一位名叫何謙（譯音）的中年婦人。我跟她作了短暫的討論。何有點神經質，她那時是上海文匯報的文藝版編輯。她告訴我一些最近的『文藝成就』，其中最有意義的似乎是出版了一本題目為『拉練的製造』的故事，勸告拉練工人去增加他們的生產。

一九七七年的局面轉變得很快。中環政府不但安排我跟文化界人士會面，而且我自己還在偶然的機會遇見一些文化人呢！到這時候，我為甚麼在一九七二年見不到文化界人士的謎才有了解答。我在一九七七年見到的每個人在一九七二年不是在監牢裏，就被軟禁在家，或被下放到農場，或受到其他形式的侮辱。」

他們的遭遇跟袁雪芬的一樣。現舉幾個例子就夠了：

劉峯……是中國的著名作曲家之一。當他聽到四人幫被捕的消息時，他並沒有笑，他的感受太深了。因為在過去十年中，大部份時間他被關在一個狹小的房間裏，不許看他的家人，不許聽音樂，不許作曲。

周小燕是個姣小而有活力的女人，帶著微笑，英語會話可以過得去。一九六五年以前，她也是中國最出名的女高音。她所演唱的曲子包括古典的歐洲歌曲。但是從文化革命開始，一直到去年秋天，她被禁止唱歌，也被禁止在上海音樂院授課。

她說，『任何歐洲的東西都被認為是崇洋，唯一准許唱的外國歌是國際歌。』

周小燕被迫離開教職，去做女清潔工、洗地板及挑水。後來她去挖泥及築防空洞。」p

目前的這批統治者，曾在一九七五年企圖把他們的反覆無常的舵手從深淵中救回來。那年周榮鑫被任命為教育部長。這項任命是件不尋常的事，因為他事實上是個科學家及科學院院士。據說，「他對大學的水平作一調查，發現一九七五年的大學水平不比文革前的技術學校高。」q

周榮鑫被指控為「刮職業性的颱風」以及貶低毛澤東思想的重要性。他在一九七六年春天在一個「鬥爭會」受辱後，因腦溢血而死。當時的中國報章沒有報導他的死訊。（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八日，鄧小平在北京八寶山墓地舉行追悼會，才替他死後平反。）r

今天的北京雖然只說「四人幫」應該對周榮鑫的死亡負責，但以更重的語氣重覆他的指控。紐約時報記者勃特費爾德（FOX BUTTER FIELD ）報導說：

「中國教育界人士現在承認，自從發動文革以後，學校制度已經在整整十年中阻礙了中國極需要的、有高度訓練的、現代勞動力的發展。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一位官員在北京告訴另一位美國來賓佩潑女士說，由於過去十年的錯誤，『整整兩代的人給糟蹋了』。」s

但是，紐約時報所轉述的事件，還不是我們所讀到的資料中最尖銳的批評。最尖銳的批評出現在中國政府所控制的報紙上。光明日報登了一篇標題為「全面實行黨對知識份子的政策」的文章。新華社的摘要有以下一段話：

「四人幫說：『我們寧願要沒有文化的工人，而不要有文化的剝削者及有智識的貴族階級』。他們罵知識份子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中只吃不做的『剝削者及有智識的貴族階級』，以及『破壞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蛆蟲』。

張春橋曾說過這樣無聊的話，如『知識份子應該忘掉從小學到大學所學來的東西』。姚文元曾叫囂說，中國知識分子有『資產階級的假學問』。他們造謠說，『一個人只要有智識，就會變成資產階級』，『一個人只要有職業的技能，就會忘了無產階級』。

在受他們控制的單位和部門，〔事實上是整個政府—引者〕，四人幫削減了許多科學研究、文化及教育的機構，而且還打算把各種專業人員免職。有些大的企業機構還把三分之二以上的技術人員送到農場去工作了好幾年，以至他們沒有辨法做他們本行的工作*」。11

在毛還活著時，所有這些事情都以下列理由來辯護：含糊地談論「階級鬥爭」；指出需要防止資本主義復辟；以及強調脫離了真正存在的資產階級的抽象資產階級思想正在準備反革命的危險。每當中共對群眾的控制放鬆了一點，毛派就抓起這些意識形態的骷髏頭，在群眾的面前亂搖。這種做法，就好像傳教士用地獄火和罰落地獄，來恐嚇不聽話的教徒，使他們重回正統（毛派的詞彙中之充滿迷信詞句如牛鬼蛇神，並不是偶合的）。

我無意要跟毛派學究式地辯論：在將來社會中，真正的

工人政府所能發揮、以及應該發揮的群眾的創造力，將會達到怎樣的程度。但是，我們至少能夠把毛所引起的死氣沉沉的情況，同古巴這個唯一沒有斯大林主義官僚層的工人國家，在文化與教育方面的成就相比較。古巴的九百五十萬人口，只有中國人口的百分之一。古巴位於美帝的大門口，因而所受到的國外干涉和反革命威脅比中國更厲害。但是自從古巴革命以後，它在文化及藝術上的成就，真要使中國慚愧，雖然古巴也發生過官僚的濫用權力，如一九七一年詩人巴地拉（ HERBERTO PADILLA ）的被捕及受審判。

自從一九五九年以來，卡斯特羅政府曾大力地支持古巴芭蕾舞團。這個舞團，由世界聞名的女芭蕾舞星艾麗沙‧艾隆索領導，已是世界上最好的芭蕾舞團之一。它的題材完全不受政府干涉——一九七八年六月它在紐約上演的節目，包括十九世紀的古典作品以及由該團所創造的抽象的寓言式的作品。這次演出受到紐約舞評家的盛讚。古巴的電影也已處理了廣闊的社會及攻治的題材，產生了許多有創作才能的導演，贏得了很多國際觀眾。

古巴的教育也比中國佔先。小小的古巴有二十萬大學生，差不多是中國大學生數目的四分之一。毛的一個口號是開放大學的門給工農子弟。但是大量削減大學入學的人數，顯示絕大多數的工農子弟都沒有接受大學教育的希望。如果要真的大開大學之門，首先要擴充大學。在毛統治下，每一千八百人只有一人能進大學；在古巴，每七十三人就有一人進大學。

毛澤東時期的記錄是夠清楚的。但是，在毛死後的二年內，還是沒有多大改進。在華國鋒周圍的「現代化者」至少瞭解到不可能沒有現代科學。一九七七年三月科學院在北京舉辨一個「百家爭嗚」的座談會。曾在國外受訓練的物理學家嚴濟慈說，科學家「若要有貢獻，一定要專攻其專門研究的部門。專家有甚麼錯？我們應該盡力去成為專家，甚至成為是有權威的……」。12

在毛的時代，這樣的演講就會是異端。今天人們需要發動宮廷政變來使這種演講成為可能，而且要把像嚴這樣最基本的建議看成為大躍進，由此可見毛派的政治是多麼原始。

毛的許多教育「改造」已被靜靜地丟棄了。考試也恢復了，學生的課餘勞動服務也大大地減少，理科學生可以直接去考大學，不需要上山下鄉兩年以上了。上山下鄉的政策似乎已經暫時停止。

中國的新領導人正在重建真正的大學制度，來代替毛的學習班。但是在文化及藝術方面還沒有甚麼自由化。雖然新政府合力辱罵「四人幫」的宗派主義及其鎮壓行動，它所容許的創作範圍，比起蘇聯及東歐的斯大林主義政府所容許的，還是狹小很多。

政府在江青被捕後就馬上暗示自由化是有限度的。每個受過教育的中國人都知道，中共常用一個老套來解釋要推行的路線。報紙上的文章分兩類：路線的抽象說明，和實施這條路線的樣板。沒有一個中國人會笨到在看到樣板以前，照抽象的路線文章而行動。

我們現在舉一個關於文藝陣線的例子：

「我們必須以戰鬥來迎接社會主義文藝百花齊放的艷陽春天。」13

這句話聽起來蠻好。全世界的毛派就會引用這句話，來證明現在中國工人階級可以自由地去做藝術家，而且藝術家可以自由地發揮他們的創作才能。但是，中國的藝術家卻要密切注意政府所認為鮮花的例子。一篇題目為「西北農民畫家慶祝偉大勝利」的文章提供了新的例子。這篇文章報導西安的畫展。所展出的畫包括有以下題目的壁畫：「打倒王江張姚反黨集團」及「揪出四人幫後人心大快」。14

一九七七年春天，北京藝術館主持了全國藝術展覽會，展出新花。所展出的沒有抽象畫，也沒有中國畫。中國建設雜誌對此畫展作如下的介紹：

「在第一個展覽廳，有一幅大油畫，標題是：你辨事我放心，描寫毛主席和華主席討論國家大事。華主席拿著一張紙，是毛主席給他的，上面寫著『你辨事我放心』。這位藝術家表達了對毛主席的愛和對華主席的信心。」15

雜誌上還附上一張彩色畫頁。畫上有慈祥的毛澤東輕拍華國鋒的手。毛的臉嫩嫩的，帶著胖娃娃似的微笑。兩個人在畫上的年齡都比實在的年齡少二十歲。華的身體微傴向前，傾聽毛的講話，他的臉色紅潤發亮。

這張畫更準確地反映了官僚的本性。如果西方的畫家畫出像這幅畫所呈現的自我陶醉與虛榮心，人家一定會說這個畫家發神經。可是，在中國，這種畫還被說是社會主義的藝術、群眾創造力的最優美的表現！

在毛統治的中國，讀書的權利也受到限制，跟畫畫的權利一樣。現在的情況好了一點。一九七七年，對渴望知識的讀者而言，是豐收的一年。中國古詩、革命以前的小說、外國作家如莎士比亞、雨果、托爾斯泰、歌德、塞萬提斯、但丁等作品的譯本，都陸續地再版了。一九七八年三月，北京還出版了愛因斯坦全集。報紙上的評論說，愛因斯坦是人類歷史上的一顆巨星。在毛死前，這種評論會被指責為挫鈍了無產階級的戰鬥性，因為在那時候，天空還沒有廣闊到可以容納兩顆巨星。

這些改變是值得歡迎的，因為它消除了毛澤東主義的稀奇古怪的一面。這反映了官僚層對群眾要求有讀書權利的壓力讓步。

第十三章司法、鎮壓和政治犯

在西方親毛人士關於毛的中國的報導中，一個普遍的主題是：

中國是沒有鎮壓的，而且社會各方面的生活都充溢了真誠團結精神。

格雷斷然地認為：

「中國人所力求的，不但是高度的效率，而且要在工作過程中建立符合以下的革命目標的人際關係：消滅勞動的社會分工，依據精神鼓勵的原則促進工作熱情，滅少等級制度。鼓勵各方面的自力更生，改造工作及生活的環境以達到溫暖、合作、沒有歧視以及有人的尊嚴的地步。」?

這些主張，跟官僚層的存在，跟在整肅中及在決定全國政策時所使用的不民主方法，是互相矛盾的。而且，一個政權可以有不同的鎮壓方法，而這些鎮壓方法，不會統統都像斯大林所使用的集體殘殺那麼壞。中國工人國家的寄生官僚層，不但對社會團體的公開活動加以控制，而且對個人的思想也實行專橫的控制。

這種控制過程的第一步，是使人民與外間世界隔絕。官僚層的解釋是防止帝國主義的間諜破壞「社會」。事實上，這完全違反了國際主義。如果只有政府人員才被准許離開國境，如果獲准進入中國的外國人一直受官方懷疑而不許跟普通人民接觸，那是國際社會主義所能想像的嗎？

在毛治下的中國住了很久的西蒙‧列斯(SIMON LEYS)，如此地描述政治對中國人與外國人交往的限制：

「中國有好幾百個城市，但是只有一打城市開放給普通的外國人。即使是這種開放的城市，外國人常常被安置在同一旅館——普通是遠在郊區的像大花園中的堡壘一樣的大建築物。

在幾萬個村莊中，只有一打左右給外國訪問過（而且常是那麼幾個）。……

中國人民所受的待遇也是一樣。八億人民中，外國人只會見六十個人左右。文學界只被兩、三個作家所代表，常常是這幾個人招待外國文學界的朋友；對科學家及學者，也是這樣。」?

這種強迫的孤立有非常深遠的後果*。第一，中國人民不能直接得到外國的資料。他們不能以個人名義訂外國雜誌，他們的信件受到檢查，他們不能跟文化背景不同的人見面。這完全與馬克思主義及社會主義國際主義相反的。

這些做法，除了排斥外國人以外，還把中國人關在裏面。除了公事以外，普通人很難得到護照到國外旅行。不但如此，中國學到了斯大林俄國的國內護照制度，禁止人民離開他自己的工作，禁止人民遷居到另一城市，甚至不讓人民作短暫的旅行。（斯大林死後，蘇聯廢除了這個制度，所以死硬的毛派常常以這事為資本主義已在蘇聯復辟的例子。蘇聯仍嚴禁其他公民離開國家。）

這些旅行限制，久已是人民對官僚層不滿的原因之一。在一九五七年鳴放運動期間，就有很多人寫信給報刊批評這件事。其中一個例子就是中南財經學院的會計學教授楊世昌寫信給毛澤東埋怨這事：

「我們的憲法准許公民有居住及遷徙的自由。事實上，我們沒有給五億農民遷到城市的自由……這是太嚴酷了！」l

從那時以後，這方面都沒有改變。澳洲中國專家托里奧（ROSS TERRILL ）於一九七一年訪問南京附近的化學纖維廠時，問工廠革委會的發言人：「工人能夠自己決定換工作嗎？」答覆是：「不能夠！」m

在北京駐了兩年的加拿大記者孟羅（ ROSS MUNRO ）提供一個較詳細的報導：

「通常每個人終生屬於一個工作單位。調職是非常難的。但是，如果一個工人能夠找到有同樣技能與經驗的人願意與他對換工作的話，調職也有可能。在北京有時可以看見電燈桿上貼的小佈告，問問是否有人願意對換工作。有的佈告要求人們同情他的要與家人團圓的處境，因為在過去十年中，他每年只能與家人見面兩個星期。」n

孟羅在另一篇報導中，描寫限制中國工人行動的旅行證和糧制度：

「即使是短暫的旅行也佷難安排。……

首先他要向他的單位的領導請假，以及取得旅行許可證。他需要一個具體的請假事由——譬如父母生病——因為一年的公定假期只有五、六天。唯一的例外是分居兩地的夫婦。丈夫每年通常可以拿到一、兩星期的假期，去見他的妻子及家人。

他拿到許可證以後，他還需要得到在他原居留的省以外買糧食的特別糧卷。

地方性及全國性的糧卷制度，是中國最基本的控制工具之一。通常是每家所得到糧卷只可以在本省買到糧食。如果他要在外省的餐館中買飯吃，他就需要全國通用的糧卷。這些糧卷只發給高級官員，以及旅行計劃已被他的單位批准的人。」o

除了這個限制網以外，就是工作單位。這是幾乎所有中國人生活與工作的地方。這些工作單位是這個完全受壓制的社會中「沒有歧視的、溫暖的、具有合作精神的」小天地嗎？我們還是用普通老百姓在鳴放運動所發出的證言來證明吧！十位上海總工會的會員，就工會內部生活的問題向北京工人日報寫了一封信。信上說：

「廠長或黨委一旦作出決定以後，甚麼都不能改的，即使這決定是非常不合理。工會幹部，即使他們自己也不同意，只能勸導群眾照決定去做。即使幹部自己挨罵，他們也只能笑笑，不敢還口，否則他們就會被指控為『製造事端』和『沒有決心執行黨的意志』。即使在今天，當毛主席的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講話已經廣泛地傳佈的時候，如果工會發表了工人對領導的批評，而把群眾的意見傳達給廠方及黨委，他們也會被質問：『你們在動員群眾開「鬥爭會」來批評領導，是不是？』」p

二十年後的情形又怎樣呢？最近在法國出版的 DEUXIEME RETOUR DE CHINE 《第二次回到中國》一書的作者提供了一個有價值的證言。該書的三位作者並不是中國問題專家，也不是西方資本主義報紙的記者。這三個人都是毛派，都替中國政府作了二年事，一九七五年一月才回法國。他們都在六十年代末或七十年代初訪問過中國。

他們覺得，他們在中國的較長期居留，及對毛思想的密切接觸，是個失望的經驗。他們能夠親眼見到普通外國遊客所不能見到的中國人的生活。特別是他們能夠參加毛派文件中常常提及的工人討論會。以下就是他們對這些會議的描寫：

「因為議程、討論的開始及討論的結束都是由領導決定的，工人就不能自由地表達他們的意見。會議的特色是唱歌，把黨的口號唱成像聖餐儀式的讚美詩一樣。我們用『討論』這個字，因為想不出更好的字眼。事實上沒有人真正討論的。假如幾個人輪流發言，他們要非常小心地避免對前面的人己說過的話作甚麼反應，因為怕這些話會被解釋為與現實有關或者提出甚麼問題。這就像開圓桌會議一樣。在這會議上，如果每一個人談的東西都差不多一樣，這不是因為大家要討論這個問題，而是因為那時有個很好的藉口來重新確定：一切都很好；階級鬥爭還在繼續；雖然某些人的腦裏還有些反動的舊思想，但百分之七十的人的思想是明確的，主要的潮流是革命；需要加強學習，加強工作，反對舊的思想；而且最主要的是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q

「這種強迫性的政治會議是在領導監督下展開的。只有瘋子才敢提出超過既定範圍的批評。也只有瘋子才敢保持靜默，因為，史諾曾注意到，『在中國，靜默的權利是不存在的。』如果一個人敢這樣做的話，他就會冒著得到一些不方便的危險，如分配不到房子、不能送小孩子到托兒所、甚至失去公民權利被送到鄉下去。」r

這種制度對社會關系的影響是可想而知的。西蒙‧列斯於一九七五年訪問了幾個最近逃至香港的中國人。以下是他所引的這些人的共同反應：

「一位從廣州來的教員告訴我，跟不太熟的人，決不討論政治，甚至跟在同單位工作的好朋友，也不討論政治；要談政治問題，只跟不在同一單位的人，因為在同一單位裏，人們常常會互相批評。因此你愈少談自己事情愈好，愈少知道人家事情愈好。這樣的話，當一個運動來的時候，如果你一定要批評人家的話，你的批評就只擺擺形式而已。」s

《第二次回到中國》一書中，談到一個工人或學生在強迫的「討論」會上不遵守自白的儀式時所受的處罰。但問題是，誰決定這些事情呢？對這些事情能夠上訴嗎？中國公民有那些權利呢？

在我們能夠談到工人民主、甚至資產階級民主以前，對高階層結構最基本的限制，就是行政人員不能隨意逮捕及關禁人民。這個要求已經變成蘇聯的異議份子運動的主要焦點。它的口號是：為蘇維埃法治而鬥爭。工人階級在每個資本主義國家中，為了這個要求已經鬥爭一百年了。

先不要談官僚層對犯罪的定義是甚麼，中國的斯大林主義的法律制度是：被告在被證明為無罪以前是有罪的。這個態度的後果是，一個人若被政府控以違反政治及社會的行為，就會在審判以前被關在牢裏。他沒有被保釋的權利。預防性的拘留是政府的政策。這個問題曾在鳴放運動時討論過。黨最高層的答覆是，假定一個人在被證明有罪以前是無罪或讓他保釋在外的話，這就使有罪的人得不到處罰，及把有罪者的利益放在人民的利益之上。「人民」是不許對這問題發表意見的。

《第二次回到中國》的作者再加一點意見：「據我們所知，預防性的拘留的期間是沒有極限的。」11

他們從在北京替官僚層工作的外國毛派中，舉出幾個人來作為例子。這幾個人的外號叫「老洋人」，因為他們在中國住了很多年。這幾個人在文革時被抓去了。

「在一九六七年底就被捕的『老洋人』中，有的在監牢中挨了五個年頭還未被審判，許多連具體罪名都沒有。一九七三年的一天，他們統統被釋放了。有些中國人還認為他們基本上是有罪，因為不是別的，至少他們是坐過牢的。在釋放以後，他們經過很多時間以後才知道他們自己是無罪的。」12

該書的三位作者還有機會跟釋放出來的人談話，知道了一些監牢中的事情：

「在被監禁期間，被告完全在保安機構中消失了。他不可以收到信，也不可以見客。他不可以寄信到外面去，也不可以寫日記。他的唯一的閱讀資料是人民日報及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在長時期內，他的家庭不知道他的生死。被告的妻子或丈夫會失去工作，孩子不許上學。犯人知道這一切事情，所以我們可以假定，一旦有了這種心理，他一定會照上級所希望的模式招供的。

比秘密監禁更壞的是，被告不獲告知他到底犯了甚麼罪。他只被告訴他做錯了事，讓他自己去坦白招認。他事先就被假定有罪，但犯罪的證據沒有被提出。他自己必須提供犯罪的證據。雖然他沒有被屈打成招——至少毛主張不要用刑——，但是完全的隔離也是一種苛刑呀！整個制度的延續需要坦白及隔離。」13

到最後，犯人會被審判的。大多數的審判是不給公眾看的。有些審判是在「群眾大會」前舉行。所謂「群眾大會」就是一大堆人集合起來聽犯人坦白，以及宣告這個犯人有罪。不管那一種情形，對犯人都是不利的。甚麼是犯罪？甚麼是合法的判決？遠在一九五一年，政府頒怖了一道「懲治反革命條例」。這條例的第十條就定下以下的人是有罪的：「挑撥離間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或人民與政府的團結者」；以及進行反革命宣傳鼓動、製造和散佈謠言者」。14

這樣一條法例可被用來禁止任何對政府及其代表的批評。罪名一旦成立後，至少判三年徒刑，最高就是死刑。

在毛統治的頭十年，至少還有法例條文可以依據，雖然那些條文是很含糊的。那時還有律師在法庭上替人辯護。在文革時，律師被廢除了，理由是中國人民所受的政治教育已很高，所以他們懂得法律，而且每個人都能在法官前替自己辯護。但是，舊的法典在一九五七年被廢除了，以後就沒有新的法典公佈。據說，法官自己有一本可以參考的法律書，普通人民只能從傳聞中知道法律的條文。

一般說來，資本主義的法律制度的本質是為了保護私有財產制度。所以西方的懂得這種法律制度的激進份子主張最好要取消這種法律制度。但是，經過了群眾多年的鬥爭以後，某些民主權利也被寫在法律上。因此，就是最富於鎮壓性的法典也包含了不言明的民權因素，那就是：如果一個人做了一件法律沒有說是犯罪的事情，他就不能被處罰。這就是為甚麼專制的政權寧願在沒有法律的情況下統治。中國現行的法律制度不是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創新，而是中國舊帝王時代法制的復活。帝王的絕對專橫權力是不受法律管束的。

馬克思主義在這方面的傳統，剛好跟毛所做的相反。馬克思主義的法制的基礎，是擴張及保護工人階級及其他群眾的權利，不是任意地擴大國家行政機構的權力。司法制度必須是全國一致的及客觀的。在初期的蘇聯，領導層努力地建立一個全國一致的法典，認為這是為社會正義及為文化而鬥爭的必要部份。列寧對於這個問題的著作尖銳地攻擊區域性的成文法，認為它是反動的觀念。在一九二二年五月，他寫道：

「在這一切問題上不估計到地方的特點，就會犯官僚主義集中制的毛病和其他毛病。…但法制應當是統一的。我國全部生活中和一切不文明現象中的主要癥結，是放任半野蠻人的舊俄國觀點和習慣，他們總希望保持卡盧加的法制，使之與喀山的的法制有所不同。……如果我們不堅決實行這個確立全聯邦統一法制所必需的最起碼條件，那就根本談不上甚麼維護文明制度創立文明制度了。」15

毛派沒有使用全國一致的法典。毛派之利用法庭或地方單位的司法機構，只是幫忙黨來強迫執行。它根本沒有法律條文，也不許被告上訴。

在偶然的情況下，被告的朋友曾用大字報來要求當局重新考慮太殘酷的或者不公正的裁判。這通常是非政治性的案件。孟羅描述了一個例子：

「一九七三年夏天，一位姓張的年青人，帶他的女朋友到工廠的一個僻靜角落去做愛，不幸給其他工人看見了。

由於這一對人從事不是公眾所能接受的行動…，他們的工作單位，西安電器廠的領導，決定採取紀律行動。工廠當局最初決定這是內部的事情，不應當送到外面的機構去處理，因此這兩個人只被批評為有『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

但是，女孩子的爸爸是個重要的官員。他在西安聽到這個消息，就強迫他的女兒改變故事，說她的男朋友強姦她。

這事情就被送到外面的機構去處理。小張受審判了。他當然對這事情的變化不高興，於是法庭說他『態度很壞』。因此他被判二十年徒刑。

法庭還認為整個事態非常嚴重，所以把強姦案的受害人也判了三年的勞動改造。她的罪名是壞的生活方式。

小張的許多同事對這事大抱不平，他們利用一九七五至七六年的動盪的政治局勢，在西安的街頭貼大字報，替他們的朋友的不平遭遇鳴冤。」16

落在公安人員手中的人們的終極目的地，通常不是監獄，而是勞改營。而且被送進勞改營的人不一定是犯人。《第二次回到中國》解釋這個新奇的觀念：

「國務院的一個決定於一九五七年八月四日成為『改造懶人』的法律。這個法律准許政府把有下列情況的人送進勞動農場去接受再改造：流浪者、少年犯罪者、被解僱的人，拒絕接受勞動紀律或者拒絕服從命令的人，或者是『對生產工作不熱情、無理取鬧、破壞公用事業、及經過教育仍不改變的人』」。17

有權送這些人去改造的還不只是警察。任何工作單位，學校當局、或者街坊革命委員會，只要得到地方當局的批准，就可以作出行政的決定，送這些人去改造，不需要經過法庭的審判。

對這種勞工營描寫得最詳細的就是包若望。包的父親是科西嘉人，母親是中國人，他自己在中國生長。他在勞工營中度了七個年頭。一九六四年當法國承認中國的時候，他才被釋放。以後，他就寫了一本描寫他在勞工營中的生活的書，叫《毛的囚犯》（PRISONER OF MAO）。

毛澤東從斯大林處學了很多東西。雖然他偶而批評他的導師，他卻從不厭倦地提起這件事實。當中國建立起勞工營時，他們著重蘇聯的模式。公安部長羅瑞卿在一九五四年九月七月的報告中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勞動改造法草案在不久以前開始準備。在準備期間，起草人得到蘇聯法理學家的合作，大家進行了很多次的討論。我們認為預防性的拘留是勞動改造的方法之一。這完全符合人民的民主立法制度的精神。蘇聯法典對於勞動改造的決定也具有同樣的精神。」18

中共的秘密警察從蘇聯的法理學家處學來的一樣東西，就是蘇聯勞工營特別發明的東西：犯人的食糧的配給跟生產的定額發生關聯。犯人所面臨的選擇是：照平常速度工作而受饑餓，或是儘量加速工作而得到足夠的食物。包若望對這個制度有如下的描寫：

「犯人所得的食物，依他的生產量而定。新手的配給量是很低的。上級只容許二個星期的時間來讓新手達到某一水平。從那時以後，他如果不保持那個水平，或提高一級，就會降落到受罰的水平。但是除了生產以外，犯人的態度也很重要。如果一個工作好的摺書工學習不熱心不集中精神的話，他也會降到最低的配給水平。

配給分為四類：新手、輕工、重工、及處罰。新手是摺不到三千頁的人。他的配給是每月十四公斤米。這份量本來是足夠的，但因為油脂的配給量很少，身體不得不從澱粉中取得所需的能量，因此這份量就不夠了。除了節日以外，平常難得有肉。炊事員也難得在湯上加油……犯人常常像餓鷹一樣，注意彼此的配給量，惟恐別人配給得比他多。

最容易造成敵意的是同一獄中有不同水平的配給——這是時常發生的，好的小組長要用種種方法來消除它。」19

據包若望的親身經驗，一個人每天要工作十六小時，才能保持正常的糧食配給。

包若望也提到這個鎮壓制度的另一方面。那就是，不管是甚麼理由進勞工營的，一進去後，就很難出來。他在六零年代初跟另一個犯人討論過這個問題。那個犯人原是個法官，所以知道刑罰是怎樣判的。他寫道：

「這個人說，第一，政府判刑的權力是沒有限制的，就像橡皮圈一樣，刑期可長可短，依好幾個非客觀的因素而定。處無期徒刑的犯人也許會比處十年徒刑的犯人早出監……，依我的情形而論，如果實在的刑期是十二年，他們可能宣佈二十年或無期徒刑。他們常常告訴犯人，如果做必要的努力，及在其他犯人面前作為一個『模範』犯人的話，他的刑期可以縮短。因此，經過了一年的努力以後，國家也許會賞給他一個禮物，把他的刑期從無期徒刑減到二十年。心中充滿了喜悅與感激，他變成更好的模範，三年以後，他的刑期減到十五年。二年之後，減到十年——還有十年呢！到這為止，他已經服了五年刑，他的行為還是熱情與感激。所以等到他再服了七年刑以後（一共十二年），政府由於慷慨之心，決定大赦。十二年刑期代替了無期徒刑。這個人變成了一個自由的工人，心中只有一支歌，就是永遠想到建設社會主義。」20

我們實在不能責備包的諷刺的筆調。他在精神上所受的折磨實在太深了。這種在社會主義的名義下所做的事情，對人類解放事業所起的壞作用，比工人階級的敵人所幹的更甚。公開的戰鬥的失敗對無產階級的士氣的影響，比他們自已的領袖的出賣，不知道要少幾百倍。

斯大林主義所起的反革命作用，可以從受它陷害的人身上看出來。每一個敢為他的階級權利而挺身出來的工人，以及每一個敢向小資產階級官僚層的反動統治挑戰的革命家，都被抓進它的勞工營及恐怖室。

中國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就是毛政府對左派攻擊的第一批目標。他們不但是一九四九年革命的支持者，而且長期以來還是中國工人運動的參加者。他們在國民黨的統治下遭受了迫害。他們對中國犯了甚麼罪呢？如果一定要說他們犯罪的話，他們所犯的罪就是在群眾面前，要求中共實現它在剛得政權時所作的關於社會主義和民主的諾言。但是中共的答覆，並不是在群眾面前證明它能夠說到就做到，反而下令逮捕站在工人階級立場的批評者。在一九五二年底至一九五三年初，大約三百多位中國的托洛茨基主義者被捕。其中的五個人於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八日寫了一篇告全世界工人階級書，偷帶出國。以下就是他們所寫的：

「我們五人，這文件的簽名者，是至今尚能逃避過最近大舉逮捕托洛茨基主義份子的僥倖者。過去，我們站在推翻國民黨的鬥爭的前列；今天，我們還是堅決地站在我們的崗位努力於國家建設。我們都是共產主義者……

一九四九年秋天，中共在浙江溫州和廣東中山兩個地區發動反托運動……逮捕了很多托派同志。有些還被誣指為『國特』而被搶決。

當他們被綁赴刑場時，他們要求背負的名牌寫上『托派』，但是這個正義的要求卻被拒絕了。為了怕他們呼口號，他們的嘴被塞了棉花。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三年一月，全國各地，從北京到廣州，從上海到重慶，大量地逮捕托派。大逮捕發生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和一九五三年一月八日兩夜……

到現在為止，我們還不完全知道被捕的到底有多少人，但已有幾百人被捕了。受害的不只是托派成員，還包括同情者、及托派成員的妻子或兄弟，他們與托派並無組織關係。

被逮捕以後，受害者的命運仍由官方保持秘密。被捕者的家人到公安局去問，但他們得到的唯一回答是：『我們對這事不負責任；我們不知道。』」21

二十五年後的今天，這些工人階級革命家的命運還是官方的秘密。他們從來沒有被審判。如果他們還活著的話，他們還在包若望所描述的政權下過活。最近有個報導說，中國托派的領袖之一，鄭超麟，一九七四年還關在上海的一個監獄中。

鄭超麟是中共建黨時的黨員，也是中國托派運動的建黨人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他在法國參加中共的旅歐支部，曾經是鄧小平和周恩來的朋友。一九二三年他到莫斯科的東方勞動大學去讀書；翌年回國，擔任中共宣傳部的秘書，同時替黨報「响導週報」工作。

鄭超麟有多方面的才能。他是語言學家、翻譯者及作家。除中文外，也通曉法文、德文、英文及俄文。他是布哈林和普洛布列津斯基合著的《共產主義ABC》一書的中譯者。一九二五至二七年革命失敗後，他在上海為黨秘密工作，擔任黨報布爾塞維克的編輯。那時，他開始相信斯大林主張同蔣介石合作的政策導致了中國工人階級悲慘的失敗，因而變成了托洛茨基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鬥爭的支持者。這就使他與陳獨秀、彭述之一起被開除黨藉。

一九三一年，他被國民黨逮捕，坐了七年牢。加上斯大林主義者監禁他的二十五年（實在是二十七年，因他在一九七九年六月，與他的一批同志一起獲得釋放——譯者），這位工人階級戰士幾乎在監獄中度過了半生。甚至於在最困難的環境下，他顯示了馬克思主義運動所能喚起的獻身精神和創造能力。班頓（ＧＲＥＧ　ＢＥＮＴＥＮ）在報導鄭的文章中，描寫他在四十年代那幾年自由的時候的活動：

「他回到上海參加地下的抗日鬥爭，同時繼續他的文學活動。他翻譯了許多馬克思主義的作品，而且完成了一些歷史及理論的研究（包括陳獨秀傳及中國改良主義運動史）。他還寫了一部小說《三個旅客的對話》。」22

五十年代初，中共領導人企圖勸他投降。他拒絕了，不久就被捕。

中共的道德可由以下事情看出：一九七五年當鄧小平代理總理時，政府釋放了幾百名國民黨戰犯。但是中國托洛茨基主義者還關在牢中。

還有多少人跟他們的命運相同呢？沒有人知道確實的數字。在本書的最後一章，我們將要聽聽最近從監牢中放出來的犯人的證言。包若望也談到這個問題。他說：

「中國勞工營的人口有多少呢？這有不同的估計，要看作估計的人政治信仰如何而定。一方面，西方有些出名的作家、智識份子及學者，似乎相信中國大陸根本沒有勞工營或政治犯。在另一極端，有些中國問題專家認為有二千多萬人因思想的理由被關禁。中國政府不想提供任何數字，但是我可以以我個人的經驗對讀者保證：勞工營是存在的，而且人數很多。」23

「中國的雄辯家常常運用以下的句子：『只有極少數，大約是百份之五，是反對我們的；我們要強迫這些人去建設社會主義』。這幾句對勞工營的人數作了極有趣的暗示。反對政府的人很少，不會被抓去坐牢。如果這人數是總人口的百分之二的話，受勞改的人也有一千六百萬。這個數字不包括受三年勞教的人。這些人只犯了『錯誤』，並沒有犯『罪』。理論上說，這些受勞教的人還有公民權。受勞教的人至少跟受勞改的人一樣多；事實上，還會多點。」24

這些數字是不是太高呢？中共政權的雄辯家繼續引用這個百份之五的數字。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沙佛爾（ WILLIAMSAFIR ）有一次在北京問外交部的一位官員這個問題。他回答說：

「中國是最尊重人權的國家。百份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享有人權；剩下的百份之五，如果接受再教育的話，也可以享有人權。相反地，美國只有百份之五的人民享有人權，其他百份之九十五的人民沒有享有人權。」25

中國的人口約有八億人，百分之五則有四千萬人。沙佛爾問這位官員對不對，如果對的，這是些甚麼人。這位官員告訴他說，這個數字大概是對的，這些人包括「地、富、壞、反、修」。這位官員想了一想說，「也許真正的數字要少些。」

自從毛死及他的嫡系被粉碎以後，中國報紙首次公開披露毛政權下的生活的情況。雖然官方沒有公佈全面的數字，成千成萬件冤案、假案、錯案被報導出來。現在官方承認，它們常常對整個社會層份進行報復，他們的罪名並不是政治的反抗，而是有國外關係、研究科學、或者是個作家。

一九七八年一月間，人民日報報導，在毛政權——他們說是在「四人幫」——的統治下，成千成萬的人民，只因為有親戚在國外，經常地遭到迫害。這篇文章允諾：

「對於幾年來因有國外關係而受到調查或迫害的人……一定要作出正確的結論……使他們能澄清所有的誹謗及誣告。」26

一九七八年二月新華社報導，中國科學院上海分院中「數百人」在一九六七年文化革命初期被誣為國民黨特務。他們遭受到「精神的折磨」、「肉體的虐待」及「法西斯野蠻行動」。一九七八年初的調查，證明沒有一個被指控的人是有罪的。27

一九七八年三月，新華社報導：

「一萬多位遭受「四人幫」迫害的人已為中共上海市委平反。這一萬多人是因反對四人幫而受迫害，現在已依照黨的政策給予公正處理。……

平反的措施包括，取消錯誤的裁決，停止不公正的懲罰，和改正不合適的工作任務。對於受害者的子女在請入黨、入團或加入解放軍方面所受的歧視，或在進大學及找合適的工作方面所受的困難，都加以改正。」28

五月，新華社報導：

「約三百有經驗的文化工作領導人被撤了職，革命的藝術協會變成癱瘓、刊物被禁。舊文化部及其附屬機構中，有一千多人遭到廣泛的鎮壓，包括侮辱、開除和監禁。」29

新的領導層特別關心的是劉鄧派人員的平反。一九七八年六月份的紅旗特約評論員的文章，要求各級黨委把抓緊黨的幹部的政策作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的重要任務」。以下就是這篇文章的要點：

「(二)已作結論處理但不正確的，要改正過來，一切誣蔑不實之詞應予推倒。(三)可以工作而沒有分配工作的，要盡快分配適當工作；分配了工作但不適當的，要進行調整；年老體弱不能工作的，要妥善安排，在政治上生活上給予關懷和照顧。(四)對受審查期間死去的同志，要實事求是地作出結論，並把善後工作做好。(五)無辜受牽連的家屬、子女、親友、身邊工作人員中應予解決的問題，要妥善解決。」30

這篇文章沒有指出受株連的人數，但是著重地指出「不是少數人，而是一大批人」。這類幹部普通是指黨員，有時也包括非黨員。中共現有三千五百萬黨員。這篇文章接著指責林彪、四人幫說：「長期以來，他們唯心主義橫行，形而上學猖獗，肆意踐踏黨規、黨法和社會主義法制，瘋狂實行法西斯式的刑訊逼供，製造了大批冤案、錯案、假案。」

除了黨員以外，一九五七年鳴放運動後被打成右派份子的人，現在都得到平反。一九七八年五月底，政府靜靜地讓一百萬人恢復公民權利，回復原有工作。六月初，又有十一萬政治犯從一部份勞改營中被釋放出來。31

第十四章不安定的跡象

目前很難衡量反對毛澤東政權或它的繼承人的力量到底有多大。這個理由倒不是沒有證據而是太少證據，且很難加以證實。不過，雖然證據不多，但是過去兩、三年到底還發生了幾件反對毛政權的事件。所以，如果我們不把這方面的事情作個總結的話，我們就不能完全地描述毛死後的中國。

其中兩件事情就是一九七五年的杭州大罷工和一九七六年四月的天安門示威。如果群眾對當前的經濟、政治問題沒有極大不滿的話，這二件事情是不會發生的。關於反對力量，除了幾個很小的團體以外，我們還看不到其他的反對組織。（我會在第十六章再談這個問題）。

如果沒有較大的組織，所有的抗議必然只有個別的形式，而且多是自發式的。但是官僚層內部的派系鬥爭，譬如地方的毛派與中央對抗，或者華國鋒派與其他派別之間的鬥爭，就不是這樣了。中國報紙在七六年十一月及十二月報導了在好幾個省內發生「內戰」的事件。如果這些報導是確實的話，派系鬥爭的規模一定很大。

其中一些事件似乎有事實的根據。中國報紙和外國旅客都證實，江西省的一間很大的拖拉機工廠，在一九七五至七六年，由於工人跟廠方的衝突，停止了十個月。官方報紙說，這是「四人幫」鼓動的，但是我們無法證實這個說法。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福建省的廣播事實上顯示該省已宣佈戒嚴令：「…福建前線的人民解放軍單位的黨委已經把大批的指戰員和戰士組織成宣傳及群眾工作隊，派他們到省內各城市、鄉村、工廠、礦山、政府機關、學校及街坊去。他們有力地支持地方工作，熱烈地宣傳黨中央的指示。」1

雖然報紙和廣播電台等到毛嫡系下台以後才報導這則新聞，其實這些衝突是在一九七六年春及初夏發生的，所以並不是毛死後的整肅運動一部份。武漢電台作了一連串的廣播，說該地區給「四人幫」搞得大亂。這是一九七六年十二月播放的。它宣稱「四人幫」「製造了白色恐怖、分裂工人階級隊伍、引起武裝暴動、殺死及傷害了階級兄弟。」2

根據十二月七日的廣播，河南省的反叛力量「衝入無產階級專政的機關，及省和省以下的黨委辦公處」。十二月九日的廣播提到雲南省也發生同樣的騷動。

紐約時報登載了以下的四川省廣播。四川省是中國最大的省份，人口有八千萬：

「因為四人幫的破壞，我們的省沒有停止內戰及派系鬥爭。許多階級兄弟……在內戰中犧牲了。武裝鬥爭是長期的、大規模的，人民的生命財產遭到嚴重的損失。」3

山西省的電台廣播，「四人幫在我省的黑手於八月二十三日有預謀地引起打、砸、搶事件，綁架而且打傷了省黨委的主要領導同志。」4

最富於戲劇性的事件發生在離北京一百里的保定市。這事件的詳細情況也是官方的文件所提供的。保定的衝突發生在「四人幫」下台以前幾個月。詳細情況來自中央委員會七六年十月發佈的一個通告。駐北京的西方國家外交人員得到一個副本。這個通告說，一小撮「階級敵人」煽動人民「到處打、砸、搶，搶軍火庫、搶銀行、糧倉、和商店等，偷竊國家的、集體的及個人的財產；破壞交通及電訊，阻止地震救濟品運送到唐山去。這些人截留軍車、炸掉工廠、破壞及逮捕其他的人，謀殺及強姦。他們真是無惡不作的。」

通告要求：

「解散所有的武鬥團體，解散所有的據點和檢查站，所有被偷去的，私自製造的，以及收藏在民間的武器、彈藥及炸藥，都應繳交給軍隊所主持的收集站，……所有被武裝團體拘留的人都必須獲釋放。」5

雖然無數的其他報導缺乏外界的證明或其他具體證據，但根據上面所得的少量證據，至少在福建及保定卻發生了巨大的騷動。至於到底發生了甚麼，牽涉在內的有那些力量，他們的目的是甚麼，我們還無法知道。幾個月以後，遠東經濟評論說，在保定「農民簡直無法無天，攻擊糧倉及軍火庫。」6

我們現在知道的是，在一九七六年夏秋間的騷動以後，政府以「政治」罪名及普通刑事罪名，處決了一大批人。這些處決的確發生過，因為有人於一九七七年四月在廣州親眼看見死囚遊行示眾。許多外國旅客在其他大城市也看見執行死刑的告示。法國世界報報導說，在一九七七年三月及四月初，約有五十人被處死。7這個總人數來自外國遊客所看到的告示，武漢、杭州、上海、長沙及瀋陽都有人被處死。

自從文化革命殘殺了很多人以來，這樣的公告極為少見。幾個月之內有這麼多人被處決，表示這是蓄意的全國性的政策。事實上，初次報導處決發生在華國鋒接位後不久。長沙市處決了兩人：一個男人的罪名是毀損了一份有華名字在上面的大字報；另一個女人的罪名是當娼妓。8

到了五月，有八個人在瀋陽被處死。其中一人的罪名跟其他的人不同，其他幾個人的罪名，不是支持「四人幫」，就是犯了非政治性的罪如投機居奇等。這個人的罪名卻是「偷聽敵人的廣播」及「組織反革命政黨」。詳細情形沒有供給，只說這個黨叫中國革命黨，敵人的電台據說是在蘇聯，而不是在台灣。9八月二日，河南安陽有十二個「四人幫」死黨被槍決。10孟羅在十一月從北京發出的電訊說：

「根據外國人最近所看到的法庭公告，上個月在北京及昆明一共有三十多人因政治活動或犯罪行為而被槍決。」

「自從一年前「溫和派」領導層執政以來，外國觀察家已經紀錄了有將近二百人被槍決。這些資料大都來自地方法庭所公佈的、及牆上張貼的公告。」

「因為外國人所看到的公告只有小部份，有些觀察家估計被槍決的總人數約有數千人。……

「上月在昆明看到的法庭公告，列出四十七個名字，其中二十三人還包括一些婦女——是立即處決的。這二十三人中，大部份是因政治理由被槍決，其罪名是散發反革命傳單及組織反革命團體。」11

在斯大林主義出現以前，共產主義運動一致反對以死刑為處罰的工具。當然，道德不是超歷史和超階級的。工人階級解放鬥士應該特別反對資本主義制度運用死刑，因為這是佔少數的資本家運用來恐嚇工人以保持其統治的工具。

斯大林主義者會爭辯說，資本家殺工人是錯的，但是工人國家殺死「人民的敵人」則是對的。我們決不同意這個說法。我們這裏所反對的是利用死刑作為平時的經常性的制裁。我們並不是說在內戰及革命的時期也不可以用死刑，因為在那時候，要用到戰爭的規則。斯大林主義者之運用死刑為處罰的工具，更應當受到譴責，因為它的受害人大部份是工人階級。

只有基於少數統治、基於特權的政權才在平時運用死刑為處罰的工具，因為這樣一個政權，必須用恐怖手段來維持統治。今天在中國發生的不是工人階級對其敵人實施處罰，而是特權官僚層利用武力及暴力來鎮壓受它統治的工農。當這些殺害根本不是對付大家能夠同意的反對社會的罪行如謀殺及強姦，而是對付要維護自己權利的人民，或者是社會制度的受害人，這個情況就特別使人感到可惡。賣淫、收聽敵人的電台、散發傳單、及說一些官僚層認為是反革命的話——認為做這些事就犯死罪的人們的思想，到底是屬於中古的那個時代呢？

實在說，官僚層要採取這些方法，就表示它的內在的弱點，並不表示它的力量及決心。如果這些主人怕人民要推翻他們而定要殺死人民，那就表示他們的心裏一定非常害怕。

第十五章新的黨領導人

中共十一大於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在北京召開時，新的領導人——至少在目前——就柀公佈了。這次黨大會並沒有甚麼使人吃驚的事，但是對毛死後的領導人陣容提供了一點暗示，它也顯示了毛嫡系被整肅的程度，因為被整肅的人不限於「四人幫」。

中共執政將有三十年了，但是它的處事態度還像受迫害的反對黨一樣——完全秘密。中國人民只在會議結束以後才知道黨開了大會。在開會以前，根本沒有公佈任何文件，作為黨員討論的基礎。

根據中共的黨章，黨大會是黨的最高權力機構，而且是黨員能夠決定政策及選擇領導人的場所。這不但是個神話，而且還是可笑的事，因為兩次大會相隔時間是如此的長，以致上次大會的決定經過多少年後還沒有受到檢討。

譬如，一九四五年七大的主要決定是指示黨領導人去和蔣介石組織聯合政府。這個決策在下一次大會以前還是有效——下一次大會在一九五六年舉行，是在推翻蔣介石政權以後的第七年。

一九五六年的八大贊同赫魯曉夫譴責斯大林的報告。以後北京又認為這個報告使蘇聯「復辟了資本主義」。這個贊同的政策直至一九六九年才被黨大會提出檢討，這事幾乎發生在赫被中國報紙罵了十年以後。

一九六九年的九大通過林彪為毛澤東的繼承人，甚至把這事寫進黨章之內，這黨章一直有效到一九七三年，林彪死後的第二年。

一九七三年的十大標誌了林彪系的被排除，以及毛嫡系的鞏固。但是，當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一大開幕時，四年前所採取的許多政策現在被指責為「法西斯主義」，而且大部份由毛所提升的黨最高領導人已被逮捕。

新的黨大會的議程是有限的：政治報告——由華國鋒宣讀；新的黨章——由七十九歲的葉劍英報告；選出新的中央委員會及政治局；簡短的閉幕詞——由鄧小平作出（鄧在七月正式被平反）。

新華社發佈的公報說，華國鋒在報告中著重指出：「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寳庫的最新財富，是毛主席貢獻給我們時代的最寳貴的遺產。」1

然而，華的報告事實上是對毛在最後十年所發動的所有運動的否定。華還宣佈：「文化大革命，以粉碎文革的主要領導人『四人幫』為標誌，宣告勝利結束了。」

他接着說：「文化大革命的勝利結束，使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進入新的發展時期。」「現在，『四人幫』打倒了，我們可以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實現安定團結，達到天下大治了。」2

華在這裏所謂毛的「指示」，根本沒有那麼回事。每個中國人都會回憶起，毛指責鄧小平為「資產階級的代表」的原因是，鄧沒有把「階級鬥爭」這個「主要的綱」，放在「安定團結」之前。

雖然許多中國的問題沒有在華所親手挑選的大會上公開地討論，領導層的更換卻反映了對這些問題的關心。事實上，在中國掌有權力的不是黨大會，也不是中央委員會，而是政治局及其常委會。

一些西方的記者注意到，從十大政治局的剩餘成員差不多都成為十一大政治局的委員，這個高度的連續性跟中央委員會本身的新的大整肅是個尖銳的對比。事實上這個表面的連續性只是個虛象而已，因為政治局中的整肅，早已在毛死後不久就實行了。只要比較一下一九七三年十大所選出的政治局成員，與一九七七年十一大再度當選的政治局成員，就可以看出毛嫡系的解體了。

在十一大開幕以前，十大的五個副主席只剩下二個——葉劍英和李德生。李是瀋陽軍區司令，本是個死硬的毛派。新的黨大會沒有讓李連任為副主席。

政治局常委的情況也差不多。十大所選出的九個政治局常委中，只有二個剩下來：葉劍英和李德生。

中央委員會的情況就不同了。八月份所公佈的中委名單顯示了有那些人已被整肅。在一九七三年所選出的一百九十五名中央委員中，有八十五名中委不再當選，除了六人死亡以外，被逐出的中委人數佔黨領導層的百分之四十。3

這些被逐的中委大都是毛在文革中用來整老幹部的「群眾組織」的年紀較輕的代表。他們的中委位置現被毛在一九六六年指責為「走資派」的年老行政人員所代替。

我們不要認為這個變動的目的是使新的中央委員會更不民主或者更民主。被逐的中委中，很多是毛的工農勞模。但是，他們並不是真正的群眾代表。他們之能夠在一九六九年及一九七三年兩次黨大會上被提升為中委，一方面是跟毛的個人崇拜的興起有關係，另方面是因為中國官僚層把中國舊有的反動的統治階級的傳統帶進中國工人國家的行政機構，他們是因為對毛的忠誠而被選上，並不是因為他們代表甚麼群眾組織。

而且，像所謂四人幫一樣，這批「工農勞模」是官僚層中最無知的狂熱份子。

毛嫡系之被官僚層其他部份踢走，是毫不稀奇的。不過，重要的一點是，回朝的老幹部，除了是文革浩刧的殘存者以外，對中國的政治並沒有甚麼新的東西可以貢獻。新政治局委員的平均年齡是六十八歲，這可說是世界上最年老的黨領導層。

政治局的「新面孔」有以下幾個人：許世友，七十五歲；聶榮臻，七十八歲；二位陸軍元帥；科學院院長方毅，六十八歲；余秋里，六十三歲，國家計劃委員會主任；耿飈，六十八歲，四人幫粉碎後接管全國傳播媒介。新政治局的最年輕的，也是唯一在五十歲以下的委員，是倪志福，四十四歲。

以官階而論，前屆委員會遺留下的委員繼續佔最高位置。華國鋒的主席地位算是「合法化」了，因為在十一大以前，他只靠毛草率地寫的「你辨事我放心」六個字當上主席。四個副主席是國防部長葉劍英，鄧小平，經濟計劃專家李先念，和中央委員會總辨公室主任汪東興。

連任的政治局委員中，最出名的有北京軍區司令陳錫聯，北京市長吳德，中南局書記韋國清，和廣東軍區司令許世友。

北京來的兩個人，陳錫聯和吳德，在毛死前跟「四人幫」特別接近。吳德在北京的電台上下令，要求天安門的遊行群眾離開廣場。陳錫聯的軍隊實施了鎮壓。這兩個人在一九七七年及一九七八年被大字報點名攻擊了幾次，要求撤他們的職，而且應該為鎮壓天安門事件受到處罰。我們不知道這些攻擊到底是來自真正的反對份子，還是在天安門事件以後受到毛嫡系打擊的鄧派人士。

至於中委會內的人事變動，最顯著的變化就是羅瑞卿的平反而當選為新的中委。羅瑞卿曾任秘密警察頭子，在一九六六年被整肅時，他是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我們可以回憶起，在一九五四年向第一屆人大解釋利用蘇聯顧問建立中共的奴工營制度的就是羅瑞卿。

整個領導層的組成是很清楚的。它包括年老的軍人、技術人員、警政人員、市政人員、對外貿易專家、經濟學家、和國家計劃人員。

毛喜歡說中國婦女能頂半邊天。他的繼承人卻沒有遵照他的話來分配最高層的位置。二十三個政治局委員中沒有一個是女性。二百零一名中央委員中，只有十四人是女性，佔百分之七。

黨大會以後，五屆人大接着在北京召開。這已經是事先安排好的事，只不過向全國表示一下大家在新領導層周圍團結起來而已。華國鋒被選續任總理。葉劍英辭去國防部長，專任比較空閒的人大主席。徐向前接任國防部長。

人大有兩個主題：四個現代化及替新政權尋求人民的支持。大會通過一個十年計劃（從一九七五年算起）及新憲法。

大會只公佈了兩個經濟計劃的目標。華指望到了一九八五年，穀物產量可以達到四億公噸，鋼產量可以達到六千萬噸4這兩個目標都需要在今後七年中比過去二十年的成就有更大的增產。但是大會沒有說明如何達到這些目標。

新憲法代替了三年前在四屆人大所通過的憲法。一般說來，新憲法比較接近一九五四年通過的人民共和國的第一個憲法，因為它允諾民主權利和重新確立（形式上的）黨與國家的分離。在一九七五年的憲法上，這兩件事都不存在的。

雖然鄧小平沒有成為這幾次官方會議的注意中心，但他在新政權中的重要性僅次於華國鋒。他重新擔任解放軍總參謀長、中共副主席，和國務院副總理。他又擔任政治協商會議的主席。

第十六章李一哲事件

中國的前途是怎樣呢？毛死後所出現的老人統治，不過是一部份的解答，而且還不是最重要的解答。甚至於在毛死以前，一種脫離官僚統治層控制的新的獨立的情緒已經發生了。最明顯的證據，是一九七五年春天的杭州工潮和天安門遊行。較小的、較不明顯的變化亦在發生。

在某方面看來，毛的死就像打破了堤壩一樣，本來停滯的社會生活的止水，開始流通了。許多受難者感覺到如釋重負一樣，尤其是聽到毛的親信的倒台。*

華國鋒之答應改革，就表示官僚與人民之間的關係，有了改變。雖然領導所作的讓步還不多，但是人民已經開始小規模地行動，情形跟過去幾年不同了。紐約時報記者貝特費爾德（FOX BUTTERFIELD）描寫北京的一個電影院放映影片《女飛行員》時的情景說：

「在一個緊要關頭，一位跟女英雄建立了『很密切的同志關係』的男飛行員，在飛行訓練時死了。

「當她聽到這消息時，先開始大哭。一會兒後，她突然停止哭了，用嚴肅的口吻說：『這沒有甚麼，一切都是為了革命。』

「在這時候，觀眾聽了哄堂大笑。」1

敢對政權所強加的傳統大笑，就像在悶塞的房間中呼吸到新鮮的空氣一樣。這還不是革命的象徵，但表示官僚層並沒有絕對的控制權。

更有希望的是一小群在文化革命完結以後生長起來的意志堅決的反對力量。我們知道，公開反對政府會有很大的危險。會有馬上被處死的可能。至少會被抓到勞改營去工作。但是今天卻有一群年青的反叛份子，面對政府的威脅，一點都沒有畏縮。他們樹立一個例子，對中國有很深的影響。

在這群反對中國斯大林主義的革命份子中，最出名的就是李一哲。李一哲是三個當過紅衛兵的李正天，陳一陽和王希哲的筆名。在一九六六年文革發生的時候，李正天是廣州美術學院的學生。作為毛主席的一個忠誠的支持者，他參加了紅衛兵，成為廣州紅色造反司令部的一個領袖。文革結束的時候，紅衛兵的團體都受到鎮壓，李也被捕，被關了兩年。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以後，他才被釋放。

李正天表現出研究過中國的政治很久。雖然他沒有拋棄對毛的信念，他開始反對中國斯大林主義的官僚制度。一九七三年夏天，他及他的同伴開始寫一本題名為《關於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小冊子。這原是獻給四屆人大的。但是四屆人大一直被延遲，至一九七五年一月才召開。

在這段期間，李一哲於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完成了二稿，於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七日完成了正文的定稿及很長的序言。李一哲集團油印了很多副本。自此以後，這本小冊子就在中國各地當作「地下文學」流傳了。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這三個勇敢的人在廣州北京路的街頭貼了一份副本，立即引起廣大人民的矚目。

當局對這份大字報的反應是猶豫不決。他們讓它貼了好幾個星期。香港的激進青年在《革命死了，革命萬歲》一書中，對當時的情況有如下的描寫：

「根據某方面的資料，當地的毛派幹部對這份大字報不知所措，他們把這件事情及大字報的內容，呈報給黨中央，等候指示。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發下指示，說這份大字報『反動透頂，惡毒至極。』

「作者的命運就這樣子給決定了。廣州公安局逮捕了李正天，把他當作反革命罪犯及『反面教員』帶到各單位及群眾大會，接受公開的批評及侮辱。他們還要他寫自我批評給當局審核。

「因為這份大字報的影響是如此的深，所引起的爭論是如此的大，李的自我批評書還不夠平息當局的怒火。於是，當局即以宣集文為筆名，貼出一張大字報，來企圖對李一哲集團作致命的打擊。雖然這份官方的大字報可能是中共中央宣傳部——解決這種問題的最高機構——所寫的，但它的內容遠敵不過李一哲大字報。」2

到底李一哲大字報的內容是甚麼？它的三位作者是在毛派運動中——特別是在文革中——接受全部的政治教育。他們仍然對毛澤東個人忠誠，而且對他們沒有親眼見到的事，接受毛澤東的意見。他們引用而接受斯大林反對托洛茨基的話，他們也認為資本主義已在蘇聯及東歐復辟，而且認為劉少奇是新資產階級的代理人，等等。在他們的文章裏，他們把這些事情當作信念，不當作知識。但是，當他們開始討論自文革以來中國人民的政治生活時，他們的大字報的調子就不同了，因為他們有自己親歷的經驗。雖然大字報引用了很多毛的語錄及文革遺留下的口號，但是，撥開了這些語錄和口號的濃霧，我們可看到它是具有造反精神的民主鬥士的動人呼籲。

因為他們相信毛澤東是保護中國工人階級利益的，所以他們稱文革中崛起的政權為林彪體系。當然，林彪在一九七三至七四年這期間已經死亡了，李一哲大字報認為官僚們還在永久地維持林彪體系。他們寫道：

「常見的是某些領導者將黨和人民給予的必要特殊照顧膨脹起來，變為政治和經濟的特權，並無限地蔭及到家族、親友及至實行特權的交換，通過「走後門」之類的渠道完成其子弟在政治、經濟地位上實際的世襲地位…」3

他們舉出幾個例子來解釋甚麼是「林彪體系」——更準確地說，有或沒有林彪的毛澤東政權：

「我們沒有忘記代替一切，獎懶罰勤地突出（空頭）政治，唸經式的『天天讀』，越搞越虛偽的『講用』，越鬧越荒謬的『靈魂深處爆發革命』，鼓勵政治投機的『表忠』，不倫不類的『忠字舞』，不勝煩瑣的忠孝禮儀——早祈禱，晚贖罪，…罩上激烈的宗教色彩和氣氛。總之，讓忠字佔領百分之百的時間，百分之百的空間。…

「我們更沒有忘記那些公式化的階級鬥爭『說教』，『渣滓洞』式的牛欄比之歷史上的『三．一八』、『四．一二』、『五‧卅』、『六‧二三』等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屠殺——僅廣東一省被殺害的革命群眾、幹部就近四萬人，被關、管、鬥的革命幹部、群眾上百萬人。

「然而，有人卻閉眼不承認林彪體系曾經確立的這個有八億人見證的事實，厚著面皮硬說『事事處處』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線佔統治地位，這豈不是等於說，血腥的屠殺，長期不能翻的案，都是『革命路線』決定的麼？」4

李正天及他的同伴的論點是：這個違反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根源就是官僚集團的特權地位。雖然極端的阿諛行為在六十年代後期已減少很多，但是中央行政機關在一九七三至七四時期還繼續林彪時期的反民主措施：

「堅持林彪體系的頑固派發誓不讓被他們打下去的共產黨人再從地上爬起來。為此，他們找到訣竅，就是以『莫須有』的罪名把對他們危害較大的革命同志打成『反革命大黑手』、『反革命壞頭頭』、『五．一六』、『現行反革命份子』、『叛徒』等等，長期監禁、肆意虐待，到了甚麼也打不成的時候，就把本來很清楚的問題，弄得似乎永遠也搞不清楚，以此藉口，長期掛著，等待時機，捲土重來，難道大量的事實不正是這樣麼？」5

這份文件要求重新檢查近年來數千宗非法監禁、非法處死的案件：

「難道林彪一伙炮製的從中央到地方成千上萬的假案翻不得、平不得嗎？難道大批雖然犯過這樣或那樣錯誤但經過長期考驗證明是對黨忠誠的老幹部就不應該再使用了？

「被林彪路線整死的人何止萬千，年過半百，久經風霜的老革命幹部尚且被逼死，何況十五歲的女孩子？」6

李一哲的呼籲是針對四屆人大的代表，「儘管我們不知道這些代表是怎樣選出來的。」它提出幾個特別的要求。最主要的要求就是恢復（事實上是創立）真正的法制，使公民有確定的權利，而且在被監禁以前根據一定的法律受審判：

「一九六八年夏季，社會主義的法治『突然不靈了』，『政權就是鎮壓之權』靈了起來。在範圍廣大地區內，到處在抓人，到處在鎮壓，到處是冤獄。社會主義法制跑到那裏去了呢？據說，它沒有用了，因為這是舊人大的憲法，而新人大還沒有開，現在還是無法無天了！」7

「『四屆人大』應當明文規定，除了殺人、放火、流氓、盜竊等刑事犯和挑動武鬥、組織陰謀集團分子必須實行專政外，應當保護人民群眾的一切應有的民主權利。」8

第二個要求是「限制特權」：

「我們不是空想社會主義者，我們承認我們社會現階段存在著種種差別，它並不是一個法令所能完全消滅的。但是，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的自身發展的規律，不是要擴大這些差別，而是要消滅這些差別，更不允許這些差別擴大為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特權。特權本身是和老百姓的利益根本對立的。為甚麼我們要那麼迴避對於特權的批判呢？」9

第三個要求是「保證人民對國家和社會的管理權」。這節要求人民有權「隨時」撤換「失去了廣大人民群眾信任」的高級幹部。10

第四個要求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制裁反動派」。這節說：

「我們的憲法、黨章以及中央文件不是寫上了人民的民主權利嗎？是的，寫了，不但寫了，而且還規定了『保障人民民主』、『不准打擊報復』、『嚴禁逼、供、信』。可是事實上都是經常不能保障，卻是經常『准』對革命幹部和群眾實行法西斯專制，關的關，殺的殺，製造假案，甚至大興野蠻的肉刑就是『嚴禁』不了！」

「『四屆人大』應當明文規定，制裁那些知法犯法，執法犯法，製造假案，公報私仇，私立專案，私設監獄，大興肉刑，草菅人命，罪惡極大的『大夫』們的條例。」11

第五條是：「落實政策」，這節抗議政策的多變，甚至「朝令夕改」，使黨幹部不知所從。

第六條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這節的標題並沒有真正表達它的內容，所以需要仔細地看一看：

「一九六八年夏季以後，由於政治上的民主權利的壓制，特別是林彪的法西斯的組織路線，他們任人唯親和對逆己勢力採取懲罰主義的人事調動，搞大換班，使得『各盡所能』、『任人唯賢』的原則受到了破壞，人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受到了摧殘。」

「我們在看到特權膨脹的同時，同樣清楚地看到了工農勞動群眾在所謂『公產主義』的口號下，他們許多合理的經濟利益遭到了剝奪。工人多年沒有提高工資了，而且還取消了曾作為他們工資一部份的合理獎金；而農民群眾在無償的『忠』字糧、高徵購以及『割私有制尾巴』的運動中，遭到了更大的損害。」12

這是從中國內部來的，甚至於是從年青的共產主義造反派來的，對毛政權的有力的控告，雖然這些造反派繼續持有可悲的錯覺，認為不是毛，而是其他的人，應該對他們所描述的情況負責任。他們從他們自己的經驗中，形成中國將來臨的反官僚政治革命的中心要求。他們還沒有得出全部的結論。這從他們把一九六八年夏天當作不民主時期的起點可以看出。在那時期的二年前，李正天及其同伴受了毛用來進行黨內派系鬥爭的激烈的民主的花言巧語所激盪，因而參預政治生活。其實他們所稱的林彪體系，並不是林彪所特別創造的。那是斯大林主義官僚層所特有的體系。

李一哲呼籲的後果是怎麼樣呢？一九七五年，李正天、陳一陽及王希哲三個人在廣州受到審判。據說他們勇敢地應戰，拒絕承認政府的指責說《關於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是反動的毒草。他們是在『群眾』大會上受審判。其實，所謂『群眾』是由檢查部門挑選出來，而且罪名是事先定好了的。但是，出乎官僚的意料之外，陪審員在訴訟的過程一直不表示意見，既不重覆檢察官對被告的批評，也不投票贊成對被告定罪。由於缺乏正式的定罪，這三個人就被任意地判到廣州城外的一個鎢礦中受『勞改』。

江青及毛嫡系倒台以後，新政府答應停止這種任意的逮捕，就重新檢查李一哲案件。但是新的裁決並沒有跟政府的允諾一致。據一項報導說，李正天、陳一陽和王希哲三人於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在他們所工作的鎢礦被捕而被宣佈為反革命分子。13

遠東經濟評論證實了上述的報導：「最近訪問廣州回來的旅客，在廣東省最高法院門口，看到一個告示，說李正天被判『無期徒刑』，其他二人的命運不明。14

自從文革結束及鎮壓紅衛兵運動以來，約有一萬以上的前紅衛兵逃到香港。這些人跟過去幾批的難民不同，因為他們大都是黨員的、而且還是工業工人的子女。一群還具有社會主義思想的前紅衛兵，於一九七六年五月在香港辦了《黃河》雜誌。這本雜誌的風格跟蘇聯異己份子的地下報刊《時事紀要》差不多，專門登載地下文學及替中國的政治犯辯護。最近這本雜誌跟台灣來美的急進份子的雜誌《野草》合刊。這群前紅衛兵也成立了中國人權協會。

在香港的中國托派也在積極地替政治犯辯護，而且與香港其他的激進團體聯合遊行及集會。他們出版了兩份月刊：《十月評論》和《赤道月刊》。

一九七七年春天，《黃河》雜誌的同人為李一哲大字報的作者向國際呼籲。中國人權協會和中國托派組織亦協助他們向全世界傳播這個呼籲。

這個呼籲，除了要求中國政府釋放李一哲以外，亦要求中國當局釋放湖南省無聯的左派領袖、《中國向何處去》一文的作者楊曦光。以下是這個呼籲的片段：「逮捕李一哲的原因，是不是因為他們打開了竹幕的一角，顯露了文革結束以來的血腥鎮壓呢？但是這些事情沒有一個中國人會忘記的，即使把他們全部送進牢獄。

「逮捕李一哲的原因，是不是他們要求建立社會主義民主及尊重人民的憲法權利，使群眾至少有喘息的機會，而且可以依據法律，不是依據幾個領導者的狂想，來表達他們的思想及行動呢？

「這就是當局認為不可容忍的挑衅嗎？但是，如果在今天還要說主張社會主義民主和維護人民憲法權利是犯罪的話，那末到底是為了誰的利益去『安定團結』呢？自吹『社會主義新階段』有甚麼用呢？

「逮捕李一哲的原因，是不是因為他們打擾了領導者的安寧，是不是因為他們對中國社會的危機表示合理的關心，及對人民的生活狀況表示真誠的憂慮呢？

「是不是因為李一哲把不許人民講的話大聲地呼喊出來？……許多『不怕死』的年青人、鎮壓制度的『倖存者』，就是因為打擾了領導者的安寧，被送進牢獄或勞改營，他們並沒有，而且也不會，放棄對人民的關心及對更好社會的希望──不是昨天，不是今天，而是明天！

「我們這一群在中國度過少年及青年時期的人們，決不能讓這些事情永遠被遺忘！」15

第十七章前景是怎樣呢？

流放的紅衛兵，在前一章的李一哲的呼籲中，用到「倖存者」這個詞。這個字在中國人民的詞彙中是很特別的。這世紀在中國生長的人們常常說到這個詞。我們不要以為這個詞是被動的或消極的表示。在中國，造反的傳統是很久遠的，可以遠溯至有歷史記載的開端。雖然造反的最終目的還沒有達到，在今天，這個最終目的只能是中國人民推翻官僚層而達到社會主義的解放，但是人民的正義感也沒有完全給擊碎。只要這些打擊不是致命的，他們總可以以他們的反彈力、自豪和紀律來克服這些打擊。諺語說得對：你打不死我，就會使我更強。

這些特徵使中國的政治生活具有雙重性。如果在平常時期，中國人的個性是順從的及約束的，但是心中的怒火已經在積累了，到了那一天，就會爆發出來。這個特性使中國的政治——像美國的政治一樣——非常暴烈。華國鋒已把李正天關禁起來。其他的像李正天的人物已被華的人下令處死。但是華的人有的時候一定會發愁的。為甚麼常常會有不了解力量關係的、不願意自我批評的「倖存者」呢？

中國的工農群眾曾經信任華國鋒的黨及它的領導層。他們以戰鬥的精神及自我犧牲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而且以震撼世界的英雄主義發動了革命，終於推翻了蔣介石政權。官僚層要把這一切的榮譽及報酬佔為己有。雖然在口頭上還在喚「人民群眾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這些斯大林主義者將會發現，至少在這一點上，他們是對的。

人民群眾是歷史的真正創造者。像李一哲這種團體已經開始形成行動的綱領，提出許多反官僚革命的要求。一旦這些小團體聯合起來成為大的組織，就能粉碎官僚的權力。但是，並不是任何組織都能實現這個任務。只有真正的列寧主義的黨，像列寧及托洛茨基所領導的布爾塞維克黨一樣，才是反官僚鬥爭的不可缺少的武器。官僚層模仿列寧主義黨組織的形式，使這個黨組織變了形，來為它自己的目標服務。除非中國群眾組成真正的列寧主義的黨，否則官僚層還可以以它的優越的組織，在鬥爭中佔優勢。

反官僚的鬥爭決不會是容易的或者是短期的鬥爭。官僚層決不會輕易地放棄它的特權。官僚層會以加倍的野蠻來作垂死的掙扎。但是，群眾佔絕大多數，官僚層只佔極少數。官僚層之沒有能力解決發展過程中遇到的物質上、精神上的問題，會加速它的覆亡。

在中國和蘇聯進行推翻斯大林主義官僚層的政治革命，並不只是中國人民及蘇聯人民所關心的事。這對全世界的勞動人民也是極端重要的。同樣地，打敗美國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不但是美國的革命家所關心的事，而且也是中國人民及蘇聯人民所關心的事。這些事情並不是某一國家的內部事情。所有這一切都是整個的不可分離的國際鬥爭。在反對階級社會的壓迫與反對斯大林主義惡夢的雙重鬥爭中，任何一個地方的勝利，就是全體工人階級的勝利。

有人會爭辯說，講這些話就是攻擊中國。如果這本書沒有達到別的目的，我希望這本書中所舉的事實會證明今天的中國是個被隔離的國土。

官僚層的生存，是依靠它把中國人民與世界其他各國的人民隔離起來的能力。中國的建設、中國將來的繁榮、以及建立民主及社會主義的社會，都需要朝相反的方向走，都需要中國人民與世界各國人民聯合起來。

中國人民已經顯示了對付帝國主義的能力。他們正在學習如何對付阻礙國內進步的絆腳石。我們相信他們這個解放的努力一定會及時地成功的。

各章註釋

第三章「四人幫」

1 MONTHLY REVIEW（每月評論），１９７６年１０月號。

2 紐約時報，１９７６年，９月１０日。

3　新華社公報（英文），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３１日。

4　紐約時報，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６日。

5　新華社公報（英文），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２３日２４日合刊。

6　同上，１９７６年１２月１７日。

7　同上，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２４日２５日合刊。

8　紐約時報，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６日。

9　新華社公報（英文），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２４日２５日合刊。

10　同上，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２４日２５日合刊。

11　同上，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２４日２５日合刊。

12　同上，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２６日。

13　同上，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２６日。

14　同上，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１０日。

15　同上，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１３日。

16　同上，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１３日。

17 同上，１９７６年１１月１４日１５日合刊。

18　同上，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２５日。

第五章中國革命的成就

1　伊羅生（HAROLD ISAACS），中國革命悲劇（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第27頁。

2 洪若詩（JOSHUA S. HORN），AWAY WITH ALL PESTS，第125頁。

3　格雷（JOHN G. GURLEY），中國的經濟與毛派的戰略（CHINA’S ECONOMY AND MAOIST STRATEGY）第１３至１４頁。

4 RUTH GAMBER,GRED AND EXPERT: EDUC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紅與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教育）第35頁。

5 吳遠立（YUAN-LI WU）主編的中國手冊中 ROBERT M.WORTH寫的HEALTH AND MEDICINE （健康與醫藥），第658頁。

6 同上，第662頁。

7 洪若詩， AWAY WITH ALL PESTS，第144頁。

8 李屈曼(BARRY RICHMAN)，INDUSTRIAL SOCIET IN COMMUNIST CHINA（共產中國的工業社會），第608頁。

9 洪若詩，AWAY WITH ALL PESTS，第49頁。

第六章中國的工業發展

1 格雷，中國的經濟與毛派的戰略，第15頁。

2 周恩來，政府工作報告，1975年1月24日的北京週報 (PEKING REVIEW)

3 新華社公報（英文），1977年10月25日。

4 李屈曼，共產中國的工業社會，第623頁。

5 同上，第623頁。

6 亞須布魯克(ARTHUR G. ASHBROOK，JR)，中國經濟的一般觀察(CHINA; ECONOMIC OVERVIEW)，第43頁。

7 數字來自遠東經濟評論，1975年10月3日；1977年亞州年鑒，第159頁；及遠東經濟評論，1977年10月7日。

8 遠東經濟評論，1978年1月6日。

9 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 )，第70期，1977年6月，第382頁；1977年亞洲年鑒，第159頁。

第七章農業生產和人口

1 資料來自THE STATESMAN’S YEAR-BOOK，第540頁，564頁，1,398頁，1,409頁，817頁。

2 周恩來，政府工作報告，1975年1月24日，北京週報。

3 見PETER SCHRA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GRICULTURE 1950-1959（中國農業的發展，1950至1959年）第97至101頁。

4 同上，第97頁。

5 吳遠立，AN ECONOMIC SURVEY OF COMMUNIST CHINA（共產中國的經濟調查），第164至165頁。

6 SCHRAN的書，第98頁。

7 同上，第99頁。

8 卡洛爾(K. S. KAROL), CHINA: THE OTHER COMMUNISM（中國：另一個共產主義），第445頁。

9 見中國季刊，第26期，1966年4月至6月，之中RALPH W. HUENEMANN 所寫的URBAN RATIONING IN COMMUNIST CHINA（共產中國的城市配給制度），第48頁。

10 多倫多地球郵報(GLOBE AND MAIL )，1977年11月21日。

11 數字來自美國國會聯合經濟委員會所編的中國經濟委員會所編的中國經濟重估(CHINA: A REASSESSMENT OF THE ECOCOMY)中ALVA LEWIS ERISMAN 寫的中國70年代的農業(CHINA: AGRICULTURE IN 1970’S)，第343頁。

12 遠東經濟評論，1977年5月6日。

13 THE VARSITY (多倫多大學學生報)，1977年11月2日。

14 1957年的數字來自中國季刊第26期中HUENEMAN 所寫的共產中國的城市配給制度，第48頁。

第八章社會財富的全面增長

1 數字來自美國國會所編的中國經濟的重估中亞須布魯克所寫的中國經濟的一般觀察第24頁。

2 理斯金(CARL RISKIN) , JUDG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 THE CASE OF CHINA (判斷經濟發展：以中國為例)，登載於印度孟買市的經濟與政治週刊，1997年10月8日，第1,742頁。

3 同上，第1,742至43頁。

4 1977年亞洲年鑒，第76頁。

5 見中國季刊第70期中SUBRAMANIAN SWANY所寫的THE ECONOMIC DISTANCE BETWEEN CHINA AND INDIA，1955-73（中國與印度的經濟差距，1955年至73年），第373頁。

6 同上，第373頁。

7 格雷，中國的經濟與毛派的戰略，第189頁。

8 新華社公報（英文），1977年10月25日。

9 前衛週刊(GUARDIAN)，1977年3月2日。

10 同上。

11 遠東經濟評論，1977年10月7日。

第九章特權階層

1 西蒙‧列斯， (SIMON LEYS)，CHINESE SHADOWS （中國之陰影），第117頁。

2 貝特蘭(CHARLES BETTELHEIM)，CLASS STRUGGLES IN THE USSR: FIRST PERIOD，1917-1923（蘇聯的階級鬥爭：第一個時期，1917年至1923年）第164至65頁；E.H.CARR,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23，VOL.2（布爾塞維克革命，1917年至1923年，第2卷），第177至79頁。

3 資料來自中國季刊第64期中MARTIN KING WHYTE 所寫的INEQUALITY AND STRATIFICATION IN CHINA（中國的不平等及等級制度），第685頁。

4 周鯨文，風暴十年（英譯本），第182頁。

5 同上，第185至86頁。

6 洛克珊‧威特克（ROXANE WITKE），COMRADE CHIANG CH’ING (江青同志)，第37至38頁。

7 同上，第38頁。

8 同上，第38頁。

9 同上，第42頁。

10 同上，第42頁。

11 同上，第119頁。

12 同上，第501至2頁。

13 同上，第290頁。

14 多倫多地球郵報，1975年3月4日。

第十章北京的外交政策

1 THE AMERASIA PAPERS: A CLUE TO THE CATASTROPHE OF CHINA （美亞文件：中國大災難的一個線索），第2卷，第1,144頁。

2 同上，第1,145頁。

3 “STUDY PREPARED BY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UNITED STATES-VIETNAM RELATIONS,1945至1967年（“國防部所作的研究”，美越關係，1945至1967年)，第一冊，第三部份，第C節，第1至2頁。

4 見DONALD HINDLEY的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ONESIA，1951-1963（印尼共產黨，1951至1963年），第286頁。

5 新華社公報（英文），1965年5月23日。

6 法國LE MONDE（世界報），1971年4月14日。

7 CEYLON NEWS（錫蘭新聞報），1971年6月3日。

8 合眾國際社電訊，1971年8月5日。

9 前衛週刊，1976年5月5日。

10 托洛茨基，“拿破侖主義的國家哲學”，托洛茨基1938至39年的文集，第325頁。

11 遠東經濟評論，1974年3月25日。

12 新華社公報（英文），1976年10月15日。

13 同上。

14 見WERNER KLATT 所編的THE CHINESE MODEL（中國模式）中GEORGE M. PATTERSON 所寫的TREATMENT OF MINORITIES（對少數民族的態度），第154至55頁。

15 新華社公報（英文），1978年3月7日。

第十一章「兩條路線的鬥爭」

1 MONTHLY REVIEW（每月評論），1974年4月號，第8頁。

2 同上，第9頁。

3 PAUL M.SWEEZY（史惠之）與CHAILES BETTELHEIM （貝特蘭）合著的ON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論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第31頁。

4 FIRST FIVE-YEAR PLAN FOR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53-1957（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53至1957年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第119頁。

5 PETER SCHRA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GRICULTURE, 1950-1959（中國農業的發展，1950至1959年），第29頁。

6 同上，第6頁。

7 見PARTY LEADERSHIP AND REVOLUTIONARY POWER IN CHINA（中國的黨領導及革命權力）一書中PHILIP BRIDGHAM 所寫的“FACTIONALISM IN THE CENTRAL COMMITTEE”（中委會內的派系鬥爭）一文，第214頁。

8 見STUART SCHRAM 所編的CHAIRMAN MAO TALKS TO THE PEOPLE, TALKS AND LETTERS:1956-1971（毛主席對人民講話，講話與信件，1956至1971年）中REMARKS AT THE SPRING FESTIVAL（春節有感）一文，第210-211頁。

9 同上，第288頁。

10 道皮亞 (JEAN DAUBIER), THE CHINASE CULTURAL REVOLUTION（中國文化革命），每月評論，1970年10月號，第35頁。

11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第3卷，第294-95頁，著重點是原有的。

12 馬克思，GRUNDRISSE :FOUNDATION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基礎），第711-712頁。

13 列寧全集（中文版），第33卷，論戰鬥唯物主義的意義第200-201頁。

14 同上，第203頁。

第十二章毛治下和華治下的科學與文化

1 紐約時報，1978年1月3日。

2 路透社電訊，1978年1月1日。

3 新華社公報（英文），1978年1月8日-9日合刊。

4 同上，1976年11月6日。

5 華盛頓郵報，1977年5月5日。

6 前衛週刊，1977年3月2日。

7 紐約時報雜誌，1977年12月4日。

8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原子科學家公報》，1977年9月號。

9 多倫多地球郵報，1977年8月9日。

10 紐約時報，1977年9月2日。

11 新華社公報（英文），1977年7月17至18日合刊。

12 同上，1977年3月22日。

13 同上，1976年11月6日。

14 同上，1976年11月9日。

15 中國建設，1977年7月號。

第十三章司法、鎮壓和攻治犯

1 格雷，中國的經濟與毛派的戰略，第153頁。

2 西蒙‧列斯（SIMON LEYS），中國之陰影，第3-4頁。

3 見RODERICK MACFARQUHAR所編的THE HUNDRED FLOWERS CAMPAIGN AND THE CHINESE INTELLECUALS（百花齊放運動與中國知識份子），第94頁。

4 托里奧（ROSS TERRILL）, 800,000,000:THE REAL CHINA《八億人民：真正的中國》，第100頁。

5 多倫多地球郵報，1977年10月8日。

6 同上，1977年10月10日。

7 見百花齊放運動與中國知識份子，第245頁。

8 CLAUDIE BOYELLE, JAQUES BROYELLE 和EVELYRE TSCHIRHART所著的DEUXIEME RETOUR DE CHINE（第二次回到中國），第78頁。

9 同上，第144頁。

10 西蒙‧列斯，BROKEN IMAGES:CONVERSATIONS IN HONG KONG（破碎的影像：在香港的會話），DISSENT雜誌，1976年秋季號。

11 第二次回到中國，第148頁。

12 同上，第148-49頁。

13 同上，第149頁。

14 同上，第152頁。

15 列寧全集（中文版）第33卷，論「雙重」領導和法制，第326頁。

16 多倫多地球郵報，1977年10月12日。

17 第二次回到中國，第153頁。

18 同上，第154頁。

19 包若望和RUDOLPH CHELMINSKI合著，PRISONER OF MAO（毛的囚犯），第86-87頁。

20 同上，第99至100 頁。

21 李福仁和彭述之著，REVOLUTIONARIES IN MAO’S PRISONERS《毛的監獄中的革命家》，第9、10及12頁。

22 倫敦衛報（GNAREIAN），1977年11月9日。

23 毛的囚犯，第10-11頁。

24 同上，第11頁。

25 紐約時報，1977年3月29日。

26 引自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基督教科學箴言報），1978年1月6日。

27 引自紐約時報，1978年2月25日。

28 新華社公報（英文），1978年3月15日。

29 同上，1978年5月27日。

30 同上，1978年6月11至12日合刊。

31 多倫多地球郵報，1978年5月22日；紐約時報，1978年6月6日。

第十四章不安定的跡象

1 華盛頓郵報，1976年11月24日。

2 同上，1976年12月10日。

3 紐約時報，1977年1月1 日。

4 同上，1976年12月15日。

5 芝加哥論壇報，1976年12月30日。

6 遠東經濟評論，1977年10月7日。

7 法國世界報，1977年4月14日。

8 路透社電訊1976年11月14日。

9 法國世界報，1977年5月24至25日合刊。

10 同上，1977年8月13日。

11 多倫多地球郵報，1977年11月1日。

第十五章新的黨領導人

1 新華社公報（英文），1977年8月21至22日合刊。

2 同上，1977年8月23日。

3 同上，1977年8月21至22日合刊。

4 同上，1978年3月6日。

第十六章李一哲事件

1 紐約時報，1977年8月30日。

2 革命死了，革命萬歲（香港70年代雙週刊1976年出版）第250頁。

3 同上，第253頁。

4 同上，第256-57頁。

5 同上，第257頁。

6 同上，第263及264頁。

7 同上，第270頁。

8 同上，第278頁。

9 同上，第279頁。

10 同上，第279頁及280頁。

11 同上，第280頁。

12 同上，第281頁。

13 法國世界報，1977年5月11日。

14 遠東經濟評論，1977年7月15日。

15 紅色報（ROUGE），1977年4月30日。

* 秦始皇（紀元前259-210年），中國第一個皇帝，被一般認為是歷史上最大的暴君。在天安門遊行的那段時期，毛政府發動一個文化運動，讚美秦始皇鎮壓異端的「革命方法」，特別讚同他的焚書坑儒的舉動。

在這個運動中，毛派報紙常把秦始皇比作毛。中國反對力量的一個舊傳統，就是用間接的手法，來攻擊當代的政治領導人；他們批評某個歷史人物，讀者就毫無困難地知道是影射今天那一個領導人。（「四人幫」垮台後，官方報紙說「四人幫」批評二千年前的周公，以此影射周恩來。）

　　天安門這首詩，箭頭不但指向秦始皇，而且是對著毛澤東，官方對天安門事件的譴責詞對此說得很清楚︰「這些反革命份子吵吵鬧鬧地要反對『秦始皇』……其實他們所用的語言，同林彪搞反革命政變計劃的語言是同一貨色……他們的箭頭對準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北京週報，一九七六年四月九日。）

*在各種社會基礎上的反動政府，包括死命抓住工人國家政權的特權官僚層，總要盜用一個大眾化的或激進的名詞，來掩蔽其統治機構的本質。在法國及意大利，老牌的資產階級政黨用「急進XX 黨」為黨名。在半殖民地國家裏，由於群眾的期望較高，資產階級就用極好聽的名字如國民革命陣、社會主義人民聯盟等等來掩護他們的政權。

在蘇聯，「蘇維埃」的外殼雖然存在，但己不是一個各種政治派別都可以以其政綱來爭取群眾支持的革命工人議會。在中國也一樣，集體農場被稱為人民公社，地方政府被稱為革命委員會。這兩個機構都不是它們的名字所內涵的革命無產階級的機構。對這些機構，如用新的名稱，則很混亂，如老是把現有的名稱擺在括號內，則很麻煩，讀者應該記得，中國的所謂公社和革命委員會，不過是官僚統治機構的小單位而已。

*北京化了很大的氣力證明毛至少在他死前的兩三年是反對這四個人的。為了證明這個事實，他們引了一些句語。不管這些句語是真是假，令人驚訝的是，在毛尚活時，他們從末公佈這些句語。毛批評鄧小平的話更苛刻，但都在報上發表了。批評這四個人的句語只是「不要搞四人幫呀！」，「不要挑剔」，「江青的演詞不好，不要發表」，「江青有野心」等等。

甚至從表面上而且從脫離了原文句語看來，這些句語沒有表示毛與這四人的政治關係的決裂。頂多不過表示毛慣於在他的內圈裏對他底下的人作尖銳的批評，而且反對給江青太多黨內的權力。

*所謂唯生產力論是在文革中首次提出。這不但是批評劉少奇，而且是批評整個馬克思主義以客觀條件及物質現實佔優先的理論，根據毛的意思，這理論會導致宿命論、以「生產」代替「階級鬥爭」、及資本主義的保持——或復辟。毛派沒有指名批評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但官方文件說考茨基、托洛茨基、「蘇修」及劉少奇是這個理論的提倡者。

毛好像是在中蘇分裂時發展這個觀念，作為——在心理上——克服在中國境內單獨建立「社會主義」所面臨問題的一個方法，他對於這個觀念的最直率的解釋是在他的「蘇聯政治經濟學讀書筆記」一書中，這本書是他在六十年代初期對蘇聯的教科書所作的批評，在一九六七年文革時非正式地在中國出版，在那本書中，毛寫道：

「列寧說，『國家愈落後，它由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就更困難』。這個說法現在看來不對。其實經濟越落後，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愈容易，而不是越困難，人越窮，越要革命。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就業人數比較多，工資水平比較高，勞動者受資產階級的影響很深，在那些國家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看來並不那麼容易。這些國家機械化程度很高，革命成功後，進一步提高機械化，問題不大，重要的問題是人民的改造。」（引自「紐約每月評論」1977 年9月號第7 頁，中文原文採用自「毛澤東思想萬歲」，1969年版第333至334頁）。

毛在這裏漏掉的正是：在資本主義統治被推翻以後，貧窮和缺乏先進技術對特權官僚層的產生所起的作用，對於這個問題，歷史證實了列寧，不是毛澤東。

* 劉少奇在文化革命中被整肅以後，有人指責他在湖南視察時，農民告訴他糧食大減產的原因「七分是人為的」，於是他就作出結論說，「人民公社辦得過早了」，而且大躍進是「沒有價值的」（見JOHN WILS-ON LEWIS 所編的PARTY LEADERSHIP AND REVOLUTIONARY POWER IN CHINA 一書中〔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第224頁，PHILIP BRIDGHAM 所寫的「FACTIONALISM IN THE CENTRAL COMMITTEE」一文中所引的「歷數劉少奇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惡」）

*我們不應該假定這樣的增長和一九四九年革命以前的絕對的停滯是個鮮明的對照，中國曾經在幾百年間是世界上最先進國家之一，甚至在古時已有大量熟練的和識字的城市人口。格雷提供了中國在二十世紀頭幾十年的工業增長率，自從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三六年，即日本進攻中國以前，每年工業增長率是百分之九點四，這約等於最近十五年的增長率（見CHINA’S ECONOMY AND THE MAOIST STRATEGY 《中國的經濟和毛派的戰略》﹐第104頁）。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蔣介石沒有能力重新達到這個增長率，只有社會主義革命才能使中國站起來向前走，但是上面這個百分之九點四的數字是驚人的，特別是經過三十年代的經濟大恐慌，他們還能維持這個數字，一直到抗戰爆發。（在三十年代初期，這個產量的大部份是由於日本在東三省的投資。但是，即使除去東三省的數字，中國在一九三一年至三六年增長率是6.7%。）

*見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 ）對這個問題的經典著作：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NEW YORK: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940)

*事實上，蘇聯的援助比中國的援助多，根據我們所得的資料估計，蘇聯在一九六六至一九七二年間援助了二十四億美元，中國援助了十七億美元。在同時期內，華盛頓花了一千零十億美元來支撐反革命的西頁政權。 ( 美國國防部的數字，見一九七四年八月九日新時代雜誌 )

[1] THE AMERASIA PAPERS: A CLUE TO THE CATASTROPHE OF CHINA （美亞文件：中國大災難的一個線索），第２卷，第１１４４頁。

[2] 同上，第１１４５頁。

[3] “STUDY PREPARED BY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UNITED STATES – VIETNAM RELATIONS，1945-1967（“國防部所作的研究”，美越關係，1945至1967年），第一冊，第三部份，第Ｃ節，第1至2頁。

[4] 見DONALD HINDLEY的THE COMMUNIST PARTY OF INDONESIA，1951-1963（印尼共產黨，1951至1963年），第286頁。

[5] 新華社公報（英文），1965年5月23日。

[6] 法國LE MONDE（世界報），1971年4月14日。

[7] CEYLON NEWS（錫蘭新聞報），1971年6月3日。

[8] 合眾國際社電訊，1971年8月5日。

[9] 前衛週刊，1976年5月5日

[10] 托洛茨基，“拿破崙主義的國家哲學”，托洛茨基1938至39年的文集，第325頁。

[11] 遠東經濟評論，1974年3月25日

[12] 新華社公報（英文），1976年10月15日。

[13] 同上。

[14] 見WERNER KLATT所編的THE CHINESE MODEL（中國模式）中GEORGE M. PATTERSON所寫的TREATMENT OF MINORITIES（對少數民族的態度），第154至55頁。

[15] 新華社公報（英文），1978年3月7日。

*我們可以把毛對科技人員的態度和列寧對科技人員的態度比較一下。一九二一年當列寧談到在沙皇時代受教育的科學家時，曾如此說過：「一個共產黨員若不表明自己善於統一和虛心地指導專家們的工作，找出問題的所在，詳細地加以研究，那末這樣的共產黨員往往是有害的。這樣的共產黨員在我們這裏很多，我以為不妨拿出幾十個來調換一個老老實實地研究本行業務的資產階級專家。」（「論統一的經濟計劃」，見中文版列寧全集第32卷第135頁。）

*毛澤東不是這個措施的發明人，他只是重新應用它而已。中國人民之被迫與外國影響隔離是帝王時代的一個反動傳統。愛來根（ ROBERT ELEGANT ）對於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於十六世末第一次來到中國時，對這個風俗的印象有如下的描寫：

「由於習慣於歐洲的自由，利瑪竇驚奇地發現鄰邦的非官方的旅客不准離開，外國人也不准在中國自由地旅行，因為怕他會把不恰當的事告訴他的國人」。（見THE CENTER OF THE WORLD ： COMMUNISM AND THE MIND OF CHINA《世界的中心：共產主義與中國的心態》第30頁）。

這裏要提一下，西蒙‧列斯只描述毛的時代。自從毛去世後，比較放寬一點，雖然基本情況還是一樣。

*薩利斯勃里（HARRISON SALISBWRY）跟上海文匯報的一位編輯，朱西奇（譯音），討論這個問題。朱被毛政權從一九六八年起一直關到「四人幫」倒台的那一天，才從勞動農場逃出來，回到上海。他馬上被派去改組他過去被整肅出來的報紙。朱描寫江青被捕的消息傳到上海的那天晚上的情形如下：「那天晚上，我跟朋友慶祝四人幫的被捕，飲酒到通宵。上海一千萬市民也是如此。到了第二天早上，店舖裏所有的茅台酒及米酒都喝光。」（紐約時報雜誌，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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