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文革案例看毛时代的农村

——读麻兆森《一个小乡村的真实的文化大革命》

鲍 狄 埃

2008-8-21

　　文革研究同时是意识形态的重要战场。由于埋没的材料被重新发掘出来（尤其是民间口述资料），视角的变迁（即“重新阐述”），国外的文革研究被引进并得到重视，在中国当前的左右派当中，文革研究的风头火势都愈来愈烈。当然，“中国特色道路”下社会危机与阶级矛盾的激流和暗流是更根本的原因。

　　大城市是文革的发源地和主要的斗争之地，小城镇及农村要平静得多，派别的形成和冲突，以及军队的介入，都比较少。麻兆森所写的《一个小乡村的真实的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案例，就更让人感到饶有兴味。一方面，它小规模重演了文革在大城市中的进程；另一方面，跟其它农村地区相比，这里的斗争相对激烈，更有助于揭示毛时代中国农村的状况和根本矛盾。造反派如何分析“阶级矛盾”和看待“阶级斗争”，如何乞灵于毛泽东思想和中央文革的指示以反抗、推翻当权的官僚，而又如何在思想和行动上受其制约，造反运动的阶级基础、主观和客观局限在哪里……都值得探讨。

　　作者是造反派积极份子，当时是刚离校的年轻人，“首先在学校，后期在社会，曾经两次到达北京”，因此对文革的认识和“觉悟”较高。他渴望改造十二队的贫穷面貌，为此需要充分分析“一切矛盾和主要矛盾”，这些分析同时是很好的素材。

毛时代中国农村的缩影

　　战斗十二队位于黑龙江省的西北边缘，约为北纬48.6度，东经125度，在齐嫩铁路与老莱河之间，地广人稀，开垦历史短。大片大片的土地都是解放后开垦的，相形之下，劳动力颇为不足。“1956年以后，国家陆续从关内的山东河南一带迁来了大批移民。”50年代中，伴随着“生产资料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和胜利……新秩序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严格的城乡分割制度随之确立。“山东河南一代的外流人员落脚工矿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于是涌向农村。“最多的1967年和1969年，新户竟高到40%和50%以上。外来劳力最高的时候竟占全部劳力的百分之七十到百分之八十。”他们外流的动机跟今天的农民工一样：“在东北挣一部分钱，除自己的生活以外，还可以顾及家中老小”。

　　文革前，战斗大队叫太平大队，是老莱公社中一个贫穷、落后的大队，被称为“穷太平”。战斗十二队则是“典型缩影。在经济上、政治上较其它生产队更要落后一些”，“生产一直没有上去，分红率很低”；“生产队欠的外债多，社员涨支多，干部占款多。生产队的经济极为空虚，社员的生活较其它生产队更要差一些”；“生产队年年都要向国家申请贷款或者从粮库领取粮食预购款。目前生产队欠的外债要近三万余元。”

　　村民的生活到底有多差？作者写道：

　　“他们在生活上除了口粮不花现钱之外，吃的食盐、豆油，点的火柴、煤油，穿戴的衣帽鞋袜，用的小型生产工具以及看病吃药都要支付现款。……这个经济来源来自哪儿呢？一方面，它来自社员的小园田，小鸡、小猪；另一方面，来自生产队。……这就是要向生产队借支的问题（包括预支和借款）。……社员大部分甚至全部涨支。”“目前，十二队社员涨支超过千元的有七、八家，高的竟达二千五百余元，少的也常在三百余元以上，甚至连单身汉也要欠款几十，甚至上百。据不完全统计，整个生产队的全体社员共欠公款在二万五千余元以上。”

　　作者写道，黑龙江的农村还允许农民向生产队借支，也没有规定偿还期限，因此队员借款很多，大队的资金不足，用于生产方面的机动资金非常微弱。这无疑导致了生产力无法提高、农民生活无法改善的恶性循环。关内则不然，“你的劳动报酬不足以领取你的口粮的，你就往生产队付现款领取”，没钱就没法补足口粮——相形之下更严格，也更冷酷些。

　　为什么战斗十二队如此落后？

　　是土地不够吗？十二队共有157公顷土地，“肥沃而广阔”。

　　是生产工具缺乏吗？十二队共有“20多匹马和20多头牛，4 辆马车1辆钢轮车，这对于仅仅有200多口人的战斗十二队来说，是满够用的”。

　　是缺乏劳动力，或劳动力不稳定吗？十二队共有200人左右，包括将近一百多口人的老户、迁入迁出变动频繁的新户、1970年5月初来自上海的27名知青。“尽管过去的几年里，很多劳力不断的走出十二队，但十二队又年年收户，始终保持了劳动力的一定平衡。……现在又来了27名知识青年，再加上妇女劳力，我们当然可以说，十二队是一个劳动力充足的生产队了。”

　　文章里谈到“集体经济”的好处是：“土地、牲畜、车辆、犁耙等主要生产资料的集中，最有效率的把全屯的生产力集中起来，有组织的分配使用”，同时“避免农民的两极分化”。但是，“农业合作化以来，生产力有了很大发展”表现在哪里呢？实现农业机械化了吗？显然没有。土地之外的生产资料就是“20多匹马和20多头牛，4 辆马车1辆钢轮车”，基本上相当原始。而没有农业机械化，那么从生产力来说，“集体经济”不过是小农经济简单的累加，甚至更糟，它导致农民消极怠工。就像斯大林被迫向由于强制集体化而激起的与农民的对抗作让步，恢复了“自留地”一样，老莱公社的农民也是在“集体经济”中领工分，获取口粮，再通过 “小园田，小鸡、小猪” ——大跃进之后恢复的农村家庭副业——来获取其它生活资料，不足部份向生产队借支。

　　总之，这样一个地广且肥、人口又少的地方，村民们竟然养不活自己。劳动力流动性这一“消极因素”不是原因，而是结果——外来移民在一年或多年的劳动后手头所剩无几，甚至还要背债。“集体经济”的优越在村民眼中根本无从体现，甚至是讽刺画。干部之滥用公款——包括记在个人名下的大量占款，和“别人无权过问”的用款——进一步加剧了集体资金的亏空：

　　“干部在队里用款要比社员容易的多。因为现在的农村经济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对于集体财产的使用和分配权力，在实际上完全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在生产队甚至集中在正队长和会计一个人或二个人的手里。在这种情况下，干部尤其是掌握主权的正队长和会计，要想花用公款，是根本不费难的。随时随地就可以到现金保管员那儿去拿，花完走账完事。别人是无权过问的。社员就不同了。社员要想借点生产队里的钱，要向生产队长请求批准。队长批不批还是另一回事……”

　　但是，作者完全意识不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之下，“对于集体财产的使用和分配权力，在实际上完全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而不是应该由真正的集体——全体村民——来决定和行使？难道前者是“注定”的，后者则不可思议？难道“极少数人”等于“集体”？这岂不是在认定：生产资料公有制等于官僚（干部）专制，因而是“通往奴役之路”？

　　值得注意的是，旧剥削阶级子弟跟这些干部走得很近：“1、无论是在四清前的斗争还是在四清后的斗争中，地主富农和一些地富子弟都是靠近张玉良等掌权者的。敢于坚持反对的是大部分贫下中农和部分中农。2、文化大革命中形成两派后，新户中的一个富农子弟和一个写过反标的国民党兵全都站在保张的老户这一边。”

　　可惜文章没有提到：政府从农民的收获中拿走了多少？我们都知道，中国农民为49年后的工业积累做出极大贡献和牺牲。而这点对于了解战斗大队以至战斗十二队何以如此贫穷和落后，本来是非常重要的。

农村的“阶级状况分析”

　　战斗十二队的阶级状况并不复杂：农民群众（包括老户和新户）；干部。干部不像过去的地主那样占有土地，而是凭政治权力来鱼肉乡民：“一般的群众，一不合他的心意，就非打即骂，称王称霸”，“一方面克扣群众的血汗。另一方面，他巧取豪夺，大肆占用公款，对于生产队的东西随用随拿……他和群众的关系变得和旧社会的地主与穷人的关系差不多了。这就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他和群众之间的这个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

　　老户——“他们对十二队的未来是关心较多的。他们也希望十二队的生产搞上去。但是由于这部分人家庭人口很多，从劳力上说，绝大多数是很少的，欠的债务又相当多（甚至五六年时间都还不完）。因此，他们对于参加十二队的生产劳动是消极的。甚至有人有这种打算：干脆就这样过一天少一天。等到把孩子拉扯大，就走人搬家，扔下破房子顶债了事。……就是新户中人口较多欠账较多的人也大同小异的有这种思想。……在这种思想的作用下，许多劳动力在参加集体生产的劳动表现上是干一天算一天，干不干都可。具有一定生产能力的人，有时就找借口不去干活，一般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新户——即主要从山东河南一带迁来的农民。他们“都想在十二队多挣一点钱，好回老家过上较好的生活较安定的生活，没有在十二队长期居住的打算。对于十二队的好坏，他们是关心的，但没有关心长远的未来的思想。这是这部分人头脑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集中表现，是以私字为核心的自我观念的反映。……对于十二队的生产，新户是能积极参加的……他们希望生产队的生产搞上去，等到年终就会多分一些钱。”

　　干部——文章没有描述干部的来源、背景、任命方式，只是大量揭露了他们在十二队滥用公款、横行霸道的行为，尤其是当过好几任队长的、30多岁的党员张玉良[1]：

　　张玉良当干部期间，“花钱很多，尤其在1967年的上半年（这个期间他担任政治队长），几个月的时间就花掉生产队里现款近七百余元[2]。从64年开始到69年年终结账，六年当中，张玉良就欠生产队的公款达二千四百余元。第二，干部在队里用款要比社员容易的多。‘生产队不够或者没有，我（会计）还要以生产队的名义向别处借来给他用。’”

　　社员借款主要因生活需要，干部多用于吃喝，“一上街（东北方言，指集市县城等地），就要进馆子，一进馆子就要大吃大喝，挥霍浪费……此外，他们还经常抽香烟，而社员一般抽旱烟。…干部买的布一般是好布，干部的衣着，一般要比社员强的多。更有的干部利用公款赌博耍钱。”

　　张玉良还盗卖集体粮食，克扣社员的分红：1965年，上级批下的劳动日值是0.7元，他按0.4 元分给社员，结果使许多社员涨支，使得社员少收入4500余元。“这种作法是和地主阶级毫无异处的。难怪十二队的新户说，在十二队干活，和给地主扛活一样。”

　　十二队的赌博和迷信之风盛行。除了历史根源之外，“其中一个主要的方面，就是因为十二队的生产搞不上去，经济落后。”干部不仅参与赌博，而且“输赢更高，比如前面提到的张玉良，有时一个晚上就会输进去二三百元巨款。其它人耍钱是经常的，但输赢一般是不大的。”

　　文章中有多处把干部之鱼肉人民、飞扬跋扈叫作“错误行为”、“错误事实”、“错误倾向”、“错误领导下”，等等。文革中才把这类干部称为“新剥削者”、“走资派”乃至“资产阶级”，把他们的行为称作“罪行”。但前一类评语也在作者那里保留着。

　　“在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的整个阶段中，非无产阶级掌权的现象是一个普遍的、经常的现象”，“而事实证明，在那些落后地区，权力正好就在资产阶级手里。这些人……大多数是顽固的狡猾的阴险的，是不肯轻易向人民投降的”[3]……作者的上述总结，并不是简单地抄录公文，而是以文革语言写出自己的经验和认识。换言之就是：

　　在官僚化的工人国家里，官僚（干部）的贪污腐化是普遍和经常的现象，越是落后地区，越是如此；这些热衷于维护和利用特权的干部是与人民对立的，是顽固、狡猾和阴险的。

战斗十二队的“文革史”

　　“由群众大会来批判贪污腐化或暴虐的官员，这是毛泽东主义独特的政治手段，并最终成为所有运动的方法。”[4]早在文革之前的四清与社教中[5]，个别积极份子就给干部提过“猛烈”的意见。新户杨万太——文革中的造反派领袖——曾积极批判战斗大队党支部书记冯勋（“战斗大队的土皇帝”），使之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

　　社教是怎么进行的呢？作者写道：“在社教运动时期，或者在那以前，他们（新户）所作的斗争不外是在会场上提提意见，或者是向上级向工作队诉诉苦，谈谈自己在十二队所受的不同的待遇。企图使领导者改变态度对自己好起来，企图使张玉良等人改正错误。但这样的斗争未能如愿，张玉良等人不但没有改变自己的错误，反而更变本加厉的继续其错误行为。”

　　也就是说，战斗大队的社教是由上级、工作队主持，群众对领导“批评”、“提意见”，纠正干部行为的运动。惩罚措施基本上在“党纪”范围之内。之后，受处分的张玉良和冯勋两位干部都官复原职。战斗大队及战斗十二队一切照旧。用作者的话说：四清、社教只不过是一些“不能解决问题”的、“平淡的斗争”。

　　文革的“夺权”号召点燃了日益积聚的社会矛盾的干柴。在战斗十二队里，老户已变得消极怠工，对生产表现积极的反而是“以私字为核心”、渴望改善生活的新户，针对“当权派”的造反就是由他们发起，20多名积极份子主要是新户。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场“革命群众反对新剥削者的斗争”。

　　1967年初，出现了以外来户杨万太、李禄祥为头头的东风造反团，一举改选了原战斗十二队的队委会，把队长张玉良和会计刘文才选下了台。杨万太、李禄祥等人成了新领导班子的主要成员。

　　不到两个月，即67年3月，政治队长杨万太又被张玉良赶下台（正队长仍为造反团的李禄祥）。

　　张玉良上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大量侵占公款。四个月里花掉生产队的现款七百余元。账目公布后，社员群众气愤异常。东风造反团召集会议，群众纷纷批判张玉良。造反团的徐福银、王笃玉——67年春季迁到十二队的新户——把事件反映到了大队革委会。9月份，张玉良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被撤职，徐福银被选为政治队长。王笃玉当选为现金保管员。

　　被“夺权”后的张玉良等人便在老户中煽动：“要是新户掌了权，咱们明年吃粮，得砸锅卖铁，拿现钱”，“他们新户掌了权，咱们连油盐钱也借不出来了。咱们得合他们干，干不过，我到外面调人去”，成功地促使许多老户退出东风造反团，加入了张玉良策划成立的破私战斗队（也名为“造反”组织），并得到大队党支部书记冯勋等人的支持，搞了徐福银王笃玉的黑材料。

　　1967年12月20日，由冯勋策划，调集了战斗大队各个生产队的队长、政治队长、造反团长等30余人，以开粮食分配现场会议为名来到十二队，搞了一场大型武斗，把新上任的徐福银、王笃玉以及反对张玉良的群众吴长山打成重伤。李禄祥、徐福银、王笃玉被宣布撤消一切职务，东风造反团则被宣布为黑团。张玉良重新掌权，并伙同冯勋极力报复东风造反团，于1968年4月28日半夜派人把团员李得义、李其文打得死去活来。

　　东风造反团写信给县里和公社反映情况。此时，中央发布了《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并组织——通常由军队“指导”——工宣队 “制止武斗”，事实上就是压服、取缔底层造反派。有趣的是，在战斗十二队，这个由上级组织的“地区宣传队”发现了该队的情况并且进驻之后，“大力支持了……革命造反派，通过广大革命群众和造反派的大量揭发，艰苦战斗，终于打倒了大队的冯勋与十二队的张玉良。于68年的10月份，夺了大队与小队的权。县工农宣传队坚决的支持了这一革命行动。十二队的造反派头头杨万太当选为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李禄祥被选为十二队的队长，徐福银任政治队长，麻兆森任会计，王笃玉任现金。”

　　12月份，公社宣传队主持了针对大队班子老干部的“反右倾”，在十二队则针对“武斗时站在张玉良一边的干部和群众”（之后，杨万太把家搬到了五队）。

　　69年4月，冯勋和张玉良被“解放”。

　　69年12月，张玉良由社教时的候补党员转为了正式党员。

　　70年3月，在大队的主持下，战斗十二队重新选举十二队的革委会。张玉良等人重新上台。原来“夺权”的东风造反团骨干全部落选。

　　从以上简述可以看到文革造反的一些基本特征：

　　● 底层造反派的“掌权”时期很短，由于力量不足和缺少准备，“上级”的帮助对他们就显得非常重要；

　　● 底层造反群众是带着自己阶级利益和反压迫吁求参加到“夺权”斗争中的，反映了49年后积累起来的、激烈的社会矛盾与官僚压迫之沉重；

　　● 武斗主要是由“当权派”和由他们组织、支持的“保守派”群众挑起的，在对待底层造反派时表现得极其凶残。

　　如果说毛发动学生和底层群众造反是为了利用他们，并且未必能够完全控制他们（也不能控制敌对派系），最后对造反派又采取了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手法，那么，战斗十二队少数群众夺权斗争的自发性质就更鲜明了。

“夺权”失败的原因

　　东风造反团的夺权为什么会成功？是否仅凭藉中央文革路线，借助“夺权”号召，或“发动群众”而成功的？文中没有详谈。

　　为什么后来又失败了？既然张玉良、冯勋等干部不得人心，既然从四清以前到文革之中，群众都揭发过他们，说明群众是明白真相且心怀不满的。作为造反派的积极份子，作者意识到“十二队的群众之间是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的”，那为什么新户没能对老户进行说服工作，团结老户，向老户解释他们的共同利益，解释“夺权”的重要性，为什么却让“当权派”（张玉良）对老户的煽动得逞呢？

　　文章对这些问题没能提供有足够信息和有说服力的分析，但我们有理由推测：

　　一、多数群众对于“夺权”、撤换或打倒旧干部以改善自己的处境是不抱希望的。

　　造反派的劣势是：1、力量不足，积极份子仅20多人；2、掌权者能够方便地大造宣传舆论，“团结群众”。造反派“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得很少，且几乎没有成效：“同志们的理由是，（跟老户）合不来。还有的说，要合起来，得一年。”而在造反派上台的一年多里，新户和老户仍然“合不来”。此外，斗争孤立在十二队里：“只有二十几个人而天天参加生产劳动的造反派，是没有能力跑遍全公社去做宣传和串联的”。

　　关于群众的心态，文章写道：“未有文化大革命和四清运动之前，群众是反对他的，那时反张等人的主力是群众中的老户。这些老户可以在会场向张提意见（爱护性的，也有权力之争性的），也有个别人可能以长辈的口吻有分寸的教训张等人的。新户群众只起附属的作用……背后发发牢骚，或者向某些敢于批评的人或者领导（上级）诉诉苦。四清运动以后，尤其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在反张的斗争中，新户才形成了一股主力。老户妥协了，新户才形成了一股主力。”

　　总之，四清以前，老户群众对干部的“批评”既不能改变其思想行为，更不能动摇其地位。四清、社教的结果，张玉良、冯勋虽然受到处罚，但很快官复原职。群众再折腾也没有用，到头来还是“共产党的天下”——在心怀不满的中国底层，这是越来越普遍的心态。

　　消极心理不仅存在于老户，“造反派内部也有畏缩情绪，也有悲观情绪”。这在十二队之外表现得同样清楚：“其它生产队的群众和大队之间不是没有意见没有矛盾，只是还没有象十二队那样激化而已。群众的意见或者是不敢提，或者是不愿提，可能是多数人认为提也不解决问题吧。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敢于放心的镇压十二队的革命群众。”

　　二、“集体经济”不仅没能促成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不能满足他们基本的生存需要（“光靠工分是维持不了社员的基本生活的”）。相比之下，干部的贪腐与压迫对农民群众来说还是次要的事，倒是出现相反的情形——“新户中涨支较多的人和部分中农也站在保张的一边”；被造反派当作武器的“无产阶级思想”和“反修防修”还可能威胁到残留的私人经济——自留地、小买卖等等，从而使村民的生活更无保障：

　　“为了生活，他们很可能搞些小买卖，赚一部分钱，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这样，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就产生了。而这些搞小买小卖的群众，为了不被限制（包括取得证明），就要寻求领导的支持。而这些群众也能从自发势力中，获得某些小利。因此，当人们起来向修正主义路线开火的时候，搞小买小卖的人是不愿意让支持自己的领导下台的。这样修正主义便有了自己的支柱”。

　　三、造反派力量弱小，只能依靠上级的支持

　　在群众的消沉状态下，造反派唯有加倍拿毛思想和中央文革的指示作为护身符与斗争武器（“反复的学习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同时学习了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等著作和有关教导，也学习了当时报纸上的有关社论”），并且更加倚赖上级的支持：“依靠上级，这是当时的主要思想。……主要表现在十八次上公社人访，三次上县和公社去信信访”。这使造反派的行动极其困难。他们夺权后，一度“对整个大队的所有领导者都进行了冲击”，结果“扩大了打击面”。到后来，“冯勋张玉良在战斗大队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搞武斗镇压群众，和公社的某些人是有联系是有关系的。而造反派始终没有敢把战火烧到公社”。

　　正是在地区宣传队、县工农宣传队的支持下，战斗大队和战斗十二队的造反派才于1968年10月间重新夺权：“在地区宣传队和造反派的共同努力下，受蒙蔽群众纷纷觉悟，冯张等人被批认罪服输。”

　　可以说，只有当上级明确支持，群众才敢于“纷纷觉悟”。但这种“觉悟”对造反派帮助不大：“在（他们掌权的）这一年另四个月当中，大部分老户极少参加劳动，即使参加也是消极怠工。他们仍然在剥削着新户和单身户，不过这种剥削只是维持他们的基本生活……这说明，受蒙蔽群众也不是真正拥护造反派掌权的。”

　　群众不支持他们，一个重要原因是：造反派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老户群众的生活状况，更不能改变官僚压迫体制。就像作者意识到的，摆在掌权的造反派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失败，二、腐化堕落”。最明白的例子就是：“69年以造反名义上来的一位队长也是利用了这个权力，而在69年一年就花掉现款二百多元”，“十二队的革委会主任李禄祥也有贪图享乐的表现”。同一大队下的战斗五队也是如此：“战斗五队的一些以造反派名义上台的干部，则变成了人民的敌人，受到了人民的专政。”面对利用特权、腐化变质的倾向，造反派的做法是：设立一定的内部制衡——要花钱时，需队长批准，会计开条，再取钱取粮。会计对不符合政策的开支有权拒绝。此外，就只能在内部组织“一次又一次的大学习”，通过学文件、学毛著来“激发起这些领导同志的革命热情”，但收效甚微。作者感叹道：“因为这些领导同志其实都属于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思想上没有也不可能进行彻底的无产阶级改造……”

毛主义“阶级理论”的混乱和谬误

　　毛泽东关于“党内走资派”的“理论”是许多底层群众造反的依据，也是他们进行“阶级分析”的工具。但正如麻兆森的分析所表明的，这种“理论”粗糙、含糊而又混乱。

　　迈斯纳归纳道：文革以前，中共有三种不同的阶级理论，“第一种理论反映了1956年以前的社会阶级结构，它是革命时期的遗留物并依然存在于官方的‘阶级成分’制度中；第二种理论是关于新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官僚统治的理论，这是毛泽东尝试性地提出来的一个不成功的理论……第三种理论就是一个人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行为决定他的阶级地位的理论。”[6]迈斯纳分别称之为保守的、革命的、改良的。

　　也就是说，第一种理论认为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阶级就消灭了，这种理论否认了官僚作为握有统治权的社会集团的存在[7]；而把官僚当作新阶级的第二种理论，意味着必须通过革命推翻它；第三种理论则寻求对“走资”或“修正主义”的官僚进行思想改造，使之具备“无产阶级思想”，此即“文化革命”。

　　迈斯纳论述的最大缺点之一，就是把毛摆在一个超然的地位上，把他当作自外于这个早已官僚化了的党的“理想主义者”、“乌托邦主义者”，而不是该党的一份子，尽管是特殊的一份子。毛泽东对官僚集团的相当游移、不确定、简单化、只言片语且不客观的分析，根源在于他本人就是这个官僚层当中的重要角色，党是他的权力基础。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公开批判“官僚主义”，并延续到49年后。这只是师承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官僚主义仅仅被说成“一种坏的思想习惯或一种坏的工作方法。（这种攻击常常是从上至下的，这正是上层自卫的一种方法。）但是你在任何文件中都看不到把官僚当作一个统治阶层来考察的文字──你看不到它的数目和结构，它的血和肉，它的特权和贪欲，也看不到它从国民收入中吞掉多大一部份。……这一整个的阶层……并不直接参加生产的劳动，但是它管理、指挥、命令、宽恕和惩罚。”（托洛茨基）[8]到60年代，毛的批判似乎越来越严厉，甚至声称：“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9]

　　中共与托洛茨基所批判的苏联官僚层似乎有所不同。比如，中共干部常常被要求在一段时间内“参加生产劳动”，与群众一同生活。

　　苏中的不同，源于官僚层形成的历史环境之不同。早在1930年代，中共的斯大林主义化、官僚化即已开始。而过份严重的官僚化不仅会使中共运转不灵，或产生离心倾向，而且会令它根本脱离群众，从而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分裂、萎缩、覆灭。祭出“群众路线”的法宝，既是“马克思主义党的特色”，也是适应官僚化了的革命党自我改良的需要——自上而下地发动群众对干部进行自下而上的纠偏。主导权仍在上层党领袖手中，“批评和自我批评”要由上层主持和引导，“整风”对象包括中下层干部和群众，辅之以强大的政治攻势、指标和压力，捕风捉影、威胁恐吓乃至“逼、供、信”都成了常见手段。总之，迈斯纳所称的毛的“民粹主义”并不超出党的本位利益，和官僚的操作手段。

　　文革中，毛的思想和指示既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又在很大程度上混淆和限制了底层造反派的阶级意识，只有少数人接近于突破毛思想的框架。在麻兆森这样有觉悟的造反派所做的“阶级分析”中，对党或干部的特权地位，对政治和经济权力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的制度都没有任何批判，关于政府对农民的剥夺也不置一词。他所能想到的药方只是“无产阶级思想”，也就是让有着“无产阶级思想”的干部当权（同时保留他们的特权）。他注意到农村自发的资产阶级势力和倾向，这是对的，但他把群众改善生活的合理要求都当作“资产阶级思想”或“小资产阶级思想”，这使他的摸索走到了绝境。把权利钦赐给群众，即使是“不断革命的、造反的权利”，仍没有冲破“为民作主”的党本位牢笼。劳动人民必须自己组织起来管理社会，必须取消“公仆”的特权，否则根本不可能走到社会主义。

　　文革的发生，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不管毛派新左怎样以忠臣姿态向中央苦口推销这剂反腐“良药”，它都不可能在官僚资本主义的中国重演。大规模的工业化已经在中国锻造出新一代庞大的工人阶级，也必将把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带回“传统”道路上来。但是，历史并未过去，它仍然沉重地压迫着奴隶。理解过去，也是为了看清现在和未来，为了现实的斗争。

[1] 文章里写道：“张玉良这个人是一个好吃懒作的人。他有一张好嘴，能说会道，脑子又十分灵活，很能在暂时的情况下迷惑一部分人。……他长期以来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有时出工也是早出晚归，拣轻躲重，可是他所挣的工分，比起大部分社员来却根本不少。”

[2] 那时，在农村，七百元可以说一个很好的媳妇——2008年3月，麻兆森注

[3] 造反派所称的“走资派”、“资产阶级”、“修正主义”，通常意指这些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干部。

[4] 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第128页。

[5] 1963至1966年间，中共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城市进行三反运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及增产节约，在农村开展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工分、清财物），统称四清运动。后来扩展为“新四清”或“大四清”，即“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清经济”。

[6] 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第410-411页。

[7] 用迈斯纳的话说：“共产党的领导人对于否认官僚主义的社会阶级地位都具有强烈的兴趣。”

[8] 托洛茨基《被背叛的革命》第六章《社会矛盾和不平等的增长》。

[9] 《毛泽东对陈正人关于社教蹲点情况报告的批语和批注》（1964年12月12日、1965年1月51日）。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