廟堂尚在，神已遠走——漫談黃埔軍校八十年

許志安

1924年6月16日，黃埔軍校誕生。今年的八十慶祝還算熱鬧，北京要角紛紛「登高一呼」，敦請黃埔舊人「共同推進祖國統一大業，爲實現祖國的繁榮富強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貢獻力量」[1]（全國政協主席賈慶林），而1984年大陸創辦的「黃埔軍校同學會」也被重申爲「愛國統一戰線的重要組織」[2]（中共中央統戰部長劉延東）。那邊的「小中原」——臺灣島上，也有夥孤臣孽子出氣多入氣少地念叨著「國父、蔣公與黃埔，實乃中華民國之 三大支柱」[3]。

八十年過去，黃埔的少年或死或老；黃埔的事業呢？成功還是失敗？本文不談龍虎將帥，不問閑情野事，只講黃埔建校的時代背景，說白了還是「講政治」；本文也非當年工農革命的全景報告（有興趣者可參考「中國革命的悲劇」一書[4]），隨意侃侃罷了，故曰漫談。

孫文尋槍

20年代初的孫文，好似名氣很大卻乏人捧場的過氣明星；在老根據地廣東，他一再地重新包裝推出新作（設「大元帥府」、自號「非常大總統」），可總是失敗。怪誰？中國資產階級太弱太分散，列強捍衛在華利益的手段太黑太狠，軍閥林立（肯聽自己帥令的卻基本沒有），本党基層幹部太少，多數親信腐化消沈的程度極深；怎麼辦？怎麼才能「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呢？十月革命前的亞非拉地區，孫文這類政治家的失意通常都與「胃口大錢包小」的客觀制約有關；簡單說，就是民族資產階級的實力與待解決的諸歷史任務所需力量簡直天差地遠：本土資本家們政治上無主權，經濟上缺資本，文化上不被宗主國奴化便在小天地裏抱殘守缺；底層則習慣於沈默。政治絕望導致軍事冒險，許多愛國活動分子把目光投向軍隊，盤算著「槍桿子裏面出政權」，國民黨最高領袖也不例外。

中共曾拼命宣傳「中山先生」晚年決心「以俄爲師」，倒不全是扯謊：孫文狠抓槍桿子的樣板正是蘇俄。十月革命最讓孫文激賞之處（在他看來）即爲「一經成功，便馬上組織革命軍，……所以就是遇到了好多大障礙，還是能在短時間內大功告成」[5]；武力救了他們，一定也能救我們，「國父」如此這般地勉勵著自己和同志們。

1924年6月16日「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即黃埔軍校）開學典禮上，孫文告訴台下的青年：三民主義革命之所以一敗再敗，「就是由於我們的革命，只有革命黨的奮鬥，沒有革命軍的奮鬥」，而只要「成立革命軍，我們的革命事業，便可以成功」[6]，這論調頗帶「軍刀救國」的味道。

「軍刀救國」本無勝算，國內外早有無數失敗例子做證[7]。工業革命以來，各國軍隊的戰鬥力越來越以大工業和穩定財政爲物質基礎，以現代教育的普及爲人員供給前提，進入帝國主義時代後更是如此。內無工業支撐，外無列強援助，所謂革命軍只剩死路一條。軍校開辦初期，武器奇缺，連出操都用木棍，當地軍工廠被軍閥掌握，近身不得；似乎只有上帝才能拯救國民黨了。上帝沒到，俄國人來了。

俄國人來了

20年代中後期，蘇共開始全面推行後來延續了許多年的「送大禮」外交，主要表現爲到處尋找同情蘇聯的「有力人士」，找到後即以物質好處爲誘餌，勸他們與莫斯科合作。1922年，共產國際駐華代表馬林報告總部：「孫逸仙親自對我說，他認爲自己是一個布爾什維克」[8]，並建議力挺國民黨；在北方，莫斯科也苦苦搜索「蘇聯之友」，一度找到吳佩孚頭上，但吳帥已有了英國贊助商，他對布爾什維克沒啥興趣。

幾輪「相親」後，一樁國際政治姻緣便告成功；1923年2月26日，莫斯科代表越飛與國民黨簽署共同宣言，以求全面合作。在基本原則上，孫文迫使蘇聯大聲承認「孫逸仙博士以爲共産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使此項共産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也。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意」[9]。國民黨內部，孫文乾脆聲稱師傅是自己，蘇俄才是徒弟：「俄國革命，原本只有民權主義、民生主義，而無民族主義。但其在六年間奮鬥，皆是爲民族主義而奮鬥」，所以「吾黨與他們所主張皆是三民主義」[10]。無論誰當誰的徒弟，出血的是俄國人。爲了使國民黨站起來，莫斯科飭令中共「爲國民黨做苦力」（蘇共駐國民黨代表鮑羅廷），又包下替孫文建軍的重任。1924年10月，蘇聯送給國民黨8千支步槍和40萬發子彈；同年12月又運來步槍彈藥500萬匣、一批機槍大炮和炮彈；另撥軍校每月十萬盧布（前後總計二百萬盧布）用於日常開銷。在隨後的建軍、東征和北伐進程中，蘇俄繼續送來包括飛機在內的大批軍火。輸送武器之余，紅軍將領也來華講學，幫助建立軍隊政治部制度，把思想政治工作的意義和方法介紹到國民黨內。

扶持國民黨之余，蘇聯還曾支援過「左傾將軍」馮玉祥（1925-1927年間）和「進步將軍」盛世才（三十年代中後期），以金錢、槍炮、工業設備和技術人員協助他們重組軍隊、發展經濟和鞏固地盤。

蘇聯當局拼湊這些聯盟的目標是什？誰是受益者？工農大得到了什？對此說紛紜。資產階級及其政治代表（國民黨）斷言蘇共繼承了沙皇衣缽，所謂國際主義不過是追逐民族利益的煙霧彈，「其目的是在中國國民革命的獨立戰爭過程中，建立其蘇維埃傀儡政權，製造其在亞洲等一個典型的附庸國」[11]；中共則認爲聯盟策略屬於統戰政策的一部分，值得肯定；堅持無產階級獨立政治立場的左派，提出無原則聯盟會破壞工人求解放的事業。孰是孰非？

工人共和國的國家利益

何爲國家（民族）利益？從根本上說，它是（每個國家內部）統治階級的利益。作爲無產階級革命的孩子，工人共和國有自己的利益。就國內而言，它需要確保和促使工人與其他最廣泛的人民群構成社會生産生活的管理主體，不斷稀釋職業官員制度在國家機器裏的含量，爲此要提高一般的文化和物質生活水平；就國際而言，它的根本利益在於援助和協調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促使更多地區出現工人政權，儘快使全球政治力量對比産生有利於無產階級的轉折。

20年代中後期，蘇俄官僚系統對工人民主的侵蝕和壓制已公開化和制度化（以1936年蘇聯新憲法爲頂峰）；而官員層對國家利益的理解可用「兩頭不到岸」來形容。從階級屬性來說，官員們仍附在工人國家這張皮上，後者的覆滅意味著蘇維埃官員（作爲一種制度）的權力隨之終結，所以幹部們被迫做些保衛工人國家的事：發展經濟、充實武備、避免和擊退國際軍事干涉等等；另一方面，官員們又要提防工人階級奪回失去的權力。20年代中後期（以後更別提了）的蘇聯官員通常具有下列特徵：勤奮、絕對聽上級話，瞭解自己的本位利益並全力捍衛它，視野狹窄，習慣於上層談判與「暗箱」式小集團鬥爭，對強調無產階級領導角色的「馬列教條」充滿鄙視，極端自信。

所有這些表現在國際路線上，就成了上文所說的「送大禮」外交——用物質收買和個人談判來代替階級力量的聚集與階級意識的教育，以求立竿見影地解決蘇維埃國家的部分具體困難（比如促使某邊境國家在對蘇國際干涉中保持中立）。一切關於工人階級政治獨立性的提醒，都被極不耐煩的咆哮聲（「我們是來辦事的」「想討論回去再說，現在要工作！」）打回來了。爲了表現自己（升遷的一大前提），外派幹部們熱衷於上瞞下騙，不惜血本，只求炮製眼前「成功」的既成事實；甚至馬林那樣的老革命者也未能免俗（與共產國際遠東局的窩裏鬥、在內部報告中用誇大不實的資訊描繪國民黨，以影響中央決策），更不必談魏金斯基（馬林的繼任）等隨波逐流的三等小政客了。如此一來，任何軍閥豪強（如馮玉祥）只要對著《真理報》記者胡謅幾句「我是生在工人的家庭，完全是無產階級的人」[12]，便能弄到若干經費和軍火，也就見怪不怪了。用臺灣國語來講，這類聯盟也算一款「凱子外交」。

資產階級（特別是發達資產階級）的國家機器，是政府、議會、司法、朝野黨派、産業社團、私人研究機構、主流輿論和精英學界織成的龐大蜘蛛網。上述領域的成員常互相流動或身兼幾職，對本階級統治現狀和遠景進行討論，指出潛在和明顯的危機，確定哪些勢力是國家的敵人，就各項決策提出意見，否決、修正或加強國家的某些作爲。資產階級也常犯錯，但它有一套糾錯機制，不至於在自毀長城的路上走得過遠。作爲年輕的工人國家，蘇聯（和後來的中國）本來就不掌握發達的統治文化，它的官僚層在大權獨攪後又（不可避免地）建立了一套極端集中（但不耽誤各派系彼此掣肘和政績工程的盲目上馬）和完全沒有民主制約功能的管理系統，就連官僚層內部的溝通也離不開暗示、揣摸、懇請「聖斷」等宮廷政治手法，使得錯誤決策造成的後果空前慘烈。

「凱子外交」與中共

20年代的中共，好似後生離家闖世界，雖常三餐不繼，卻有無窮精力和朝氣。要指出的是，早期中共的群運動能量與它薄弱的軍事、財政實力是成反比的。二七鐵路大罷工失敗後，上千工人被炒；工運主持者項英到處籌措救濟金，仍難以解決不少工友的吃飯問題，以至項英一度見到原罷工者就躲。1927年1月，湖北總工會一大開幕，會上有代表介紹林祥謙（鐵路工會領導人、二七罷工烈士）的母親和妻子以揀煤渣爲生，貧病交加，黨組織無法可想；很多工人聽後紛紛捐款[13]。在此之前，中共北方黨的一個主要負責人高君宇病死，黨組織竟然連籌措喪葬費用也很吃力。當然，早期中共仰仗國際撥款（「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從共產國際領取的，黨員交納的黨費很少」[14]），但與蘇俄對孫文等資產階級力量的援助相比，這些經費實爲九牛一毛。20年代中共的力量不在盧布，而在於十月革命的巨大威望和年輕共產黨人的自我犧牲精神，在於他們建立的工農組織。蘇共當權派看不到這些，在它眼裏孫文是「民族革命正統」「輿論知道他」，「國民黨是望所歸」，所以遠比工農更實際（這些官僚最喜歡談論「實際」，直到整個蘇東陣營煙消霧散爲止）。

莫斯科扶持國民黨的「走捷徑」路線，自然衝擊到中共。那些去廣東參加孫政權的共產黨人，有的頂不住「進入體制」的誘惑，很快便沈溺享受（如李之龍）[15]。少數幹部的腐蝕還不可怕，真正的危險在於許多人喪失了方向感：到底什算革命？「辛辛苦苦在下層群做工作，同工人和農民生活在一起，冒著毆打，拘捕、監禁、槍斃等危險，有什用呢？既然綁著皮綁腿，挂著斜皮帶，握著皮鞭，也能革命，而且更有力些？」[16]。

蘇聯供給國民黨的，不僅是槍彈，更有自己的國際威信；官僚們總喜歡玩弄什「兵不厭詐」，以爲可以騙倒所有人，其實他們能騙的只有那些同情革命的工農。蔣介石可以在黃埔領著學生喊口號「‘服從第三國際領導’，‘反共便是反革命’，‘反農工便是替帝國主義服務’」[17] ，上海灘的銀行家們不會因此惶惑，也不妨礙他們對蔣的政治信任。資本家和其他有産者已經做統治者很久了，對自己的階級利益（國家利益）有清醒和成熟的認識；被統治者卻不同，我們之所以成千上萬次強調工人的政治獨立性，恰好由於這個獨立性絕非天生存在，而需要工人階級在鬥爭中後天培養。

資產階級從黃埔得到了什？

對中國資產階級來說，黃埔象徵的那場「國共合作」的最大成就，應屬相對強大的現代中央政府的建立。而這一成就的前提，是國民黨的鹹魚翻身。在蘇聯幫助下，國民黨實現了改組，重聚了人氣，補充了大批青年幹部（從賀衷寒、宋希濂到戴笠），鞏固了廣東政權，建立了軍隊。隨後，它用蘇式槍炮毀滅了幫助北伐勝利的工農運動，與中外資產階級勝利會師，爲老闆們的國家利益繼續奮鬥著。它和老闆們都沒忘記黃埔，這個資產階級國家復興運動的整合處與出發點；連當年軍校學生的訓詞（「三民主義，吾党所宗」），也成了民國國歌。

不過，剝削者豢養的軍官團終歸不能像孫文幻想的那樣「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發財的心理，只知道做救國救民的事業」[18]。江山初固，他們便你殺我奪，蔣桂戰爭後緊接著是中原大戰，但這就是中國資本主義的維繫成本。

工農大眾從黃埔得到了什麼？

黃埔一期中共學生受蔣先雲領導。他1921年入黨，曾在礦區工人運動和安源罷工中發揮作用；在軍校，他極受蔣介石賞識，但不改信仰；1927年，蔣先雲犧牲於北伐的河南戰役。這個年輕人的命運，濃縮了20年代中共依附（資產階級政治力量）路線的歷史結局。無論左權還是宋時輪，劉志丹抑或趙尚志，他們並非通過軍校得以接觸群的；相反，國民黨通過他們控制了群；他們沒有（也不可能）通過軍校去建立工農武裝；相反，資產階級以他們爲炮灰實現了國家的初步統一。與其說黃埔是軍事學校，還不如說它是資產階級編練新銳的政治培養基地，中共則扮演了精力充沛的搬運工角色。

儘管軍校學生對群運動也有所幫助（東征時協助農民組建自衛隊；去海豐訓練農軍；建立順德農軍幹部學校；出任省港罷工糾察隊教官和支隊長，等等），但他們的主要服務物件——國民革命軍，卻掌握在資產階級政治代表手中，最終被用來鎮壓罷工、解散工會和屠戮工農，並建立了一個大資產階級專政的獨裁政府。打個比方說，工農運動從軍校得到的好處是幾粒芝麻，而整個燒餅屬於資產階級。

資本主義復辟後的借屍還魂

黃埔也好，國共合作也好，都是蘇式階級妥協路線的産物；如果說「黃埔有靈」，那靈魂在莫斯科。蘇聯走了，曾橫亙與兩大階級之間居中調和的「神」走了，這便是今天階級鬥爭總背景極重要的一部分。

大陸官方今天對黃埔的重視，帶有「複歸民國」的政治內涵；如果把中華民國看成「資本主義中國」的的代名詞，那今日十三億大陸人腳下的土地就是中華民國的土地。用鳳凰衛視評論員何亮亮的話說，「現在已經到了一個超越內戰，大家一起來結束內戰這樣一個時期了」[19]。是的，內戰結束了，國民黨是勝利者。

當年的黃埔是20 世紀中國資產階級重整河山的利器；21世紀的中國資本則急需邁出爭取海權的第一步，以更好地捍衛「民族利益」（即中國資本的國家利益）。爲了這個目的，歷史乾屍紛紛被重漆金身，以便從側翼「促進兩岸人員往來和經濟文化交流，促進直接‘三通’」 （黃埔軍校同學會會長李運昌[20]）和「堅決反對‘台獨’，支援兩岸統一」（臺灣中華黃埔四海同心會執行長秦開誠）[21]。這便是黃埔八十年北京慶典的全部意義。

28/06/04

[1] 新華網北京６月１７日電「劉延東希望黃埔同學致力反分裂反‘台獨’」

[2] 2004年6月18日 新華網「賈慶林在黃埔軍校建校80年紀念會上講話」

[3] 2004年6月17日《中央日報》「創校80年座談」

[4]想得到 本書電子版的讀者可與http://98.to/pioneer/聯繫

[5] 同上

[6] 2004年6月16日孫文在黃埔軍校開學典禮的講演（《孫中山選集》）

[7] 土爾其凱末爾民族救亡運動的勝利，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土國的相對主權國家地位，有一支較強的軍隊可供利用。

[8] 1922年7月11日《馬林報告》1980年人民出版社《馬林在中國有關材料》

[9] 1923年1月26日「孫文與越飛共同宣言」《中國國民黨重要宣言彙編》

[10] 1923年11月25日「人民心力爲革命成功的基礎」孫文在廣州大本營對本党黨員的演說

[11] 《蘇俄在中國》（名義作者蔣介石）

[12] 1926年五原誓師馮玉祥宣言

[13]《張金保回憶錄》1985年版湖南人民出版社

[14]1923年8月18日《陳獨秀在中共三大的報告》（1957年蘇共中央轉交給中共中央的中共駐蘇代表團俄文歷史檔案）

[15] 見《包惠增回憶錄》

[16] 《鄭超麟回憶錄》

[17] 李宗仁 《李宗仁回憶錄》

[18] 同注釋5

[19] 鳳凰衛視中文台《時事開講》 六月十八日話題「兩岸紀念黃埔軍校成立80周年」

[20] 2004年6月18日《國際先驅導報》「黃埔軍校80載的情天恨海：天下黃埔是一家」

[21]06/16/2004/華夏經緯網「臺灣黃埔校慶：萬名校友反台獨盼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