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充滿魅力的書——裴宜理《上海罷工》譯後記

劉平

在中國與海外學術交流日漸頻繁的情況下，選擇一些與自己研究方向有關或者自己特別有興趣的外文學術名著精讀一遍，擇其優者翻譯出來，可能的話，由出版社出版——這一思路從我讀研究生時就開始實踐了，十幾年來，我翻譯了六本書，自己學業略有長進，與此不無關係。問題是，精讀、泛讀、翻譯，均非難事，難在出版一途，所譯六本書，已經出版者僅一本（穆黛安著、劉平譯：《華南海盜，1790-1810》，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有兩本已由別人譯出出版，另兩本正待字閨中，現在這本《上海罷工》得以面世，首先當歸功於主持江蘇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國研究叢書”的劉東、周文彬兩位先生的慷慨允諾，以及責任編輯花蕾先生的認真、負責。

因為自己對中國工人運動史也有一些研究，且在翻譯時頗多體會，值本書出版之際，我想，作為譯者，有必要對該書之成敗得失作些評論，一方面算是與原作者商榷，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以一個讀者的身份與廣大中文讀者進行交流。

一、《上海罷工》內容梗概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是一位卓有成就的中國學學家，現任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教授、主任, 1993年，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她的《上海罷工——中國工人政治研究》一書 。著名學者、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研究所白吉爾教授（Marie-Claire Berg?re）評價道：“這本重要著作不失為一部令人鼓舞的填補空白之作。該書吸收了中華人民共和國1980年代以來所出現的豐富的資料與研究成果，而它們在西方史學界尚未被系統地利用吸收。本書研究方法新穎別致，學術成就無懈可擊，文獻資料裕足且多是第一手的。” 對於該書，國外學術界反響熱烈，僅我見到的英文書評就有11篇之多。然而，在中國，大家對裴著還沒有什麼瞭解。

確實，當我們習慣於把工人運動視為中共黨史研究的附屬品、忽視廣大工人色彩斑斕的生活環境和工作經歷、忽視他們的多重戰鬥性與多種角色之時，裴宜理的這部著作將把我們引入一片新天地。

裴宜理對上海工人運動發生興趣，源於她對近代中國的民眾反抗、革命和政治力量之間相互關係的長期癡迷。當大家已經習慣於用階級鬥爭觀點來研究民眾反抗問題時，裴宜理另闢蹊徑。她的成名作是1980年出版的《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1845-1945》， 她認為，傳統形式的農民叛亂之發生，親緣與地緣關係比起階級地位更為重要。

當她將研究重點從農民叛亂問題轉向工人運動時，她發現，在上海高度“近代化”的背景之下，在不斷演進的反抗方式中，與工人中存在的世俗關係——祖籍、性別、文化程度等——相比，階級地位的作用仍然不那麼突出。當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幹部著手在上海工人中開展組織工作時，他們的努力受到了工人隊伍中既有壁壘的深刻影響。反之，這兩個政黨不同的社會基礎也深深地刻畫出了先是國民黨政權然後是共產黨政權的不同特性。《上海罷工》正是從社會史角度入手、多種學科研究方法並重來揭示近代中國政治演變這一重大主題的。

《上海罷工》除導論、結論外，分三大部分，每一部分三章，共九章。第一部分“地緣政治，1839-1919”，追溯了上海工人力量在地理上與文化上的源流。裴宜理認為早期上海工人的反抗因籍貫的不同而存在差異。 第二部分“黨派政治，1919-1949”，描述了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上海工人運動的基本狀況，作者指出了外來的組織者是如何被迫接受在他們到來之前即已存在於工人中的傳統觀念——有時甚至與其思想信仰相抵觸（例如有些共產黨人開展工運的第一步就是加入幫會）。第三部分“產業政治”，對煙草、紡織和運輸行業作了頗為詳盡的個案研究，從而揭示出不同行業的工人在不同時期針對當時政治形勢作出了何等樣的反應。

《上海罷工》從上述三個層面揭示了上海工人運動與中國政治的關係。20世紀的中國經歷了一系列根本性政治變革——從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到共產黨人的勝利——所有這些變革都曾受到工人運動的極大影響。在中國，儘管農民占了壓倒多數，工人數量較少，但後者卻對近代中國政治性質影響重大。上海是全國產業中心，其工人運動的顯著作用是其他地方難以比擬的；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裡，上海工人運動的週期性高漲每每預示著國家政治的根本轉變。

本書為人們展示了一幅中國工人豐富多彩的畫像，它的成功立足于大量原始資料：工人訪談錄、工廠與政府檔案、警方報告、幹部回憶錄以及其他迄今尚未公開的資料。作者駕馭資料之嫻熟、高明，令人稱道。

二、裴宜理的辯證法：“不同的工人從事不同的政治”

裴宜理在《上海罷工》的結論中的第一句話就是：“不同的工人從事不同的政治”（英文版p.239,下同）， 這是她全書的基調。由此出發，她在圍繞上海工人、上海罷工的許多方面提出了有價值的看法。

是黨史附庸還是獨立的工運史。以往針對中國工人運動的諸多研究都是作為黨史內容出現的，其著重點在於詮釋共產黨的政策（或者有時是國民黨的），而非分析工人自身的行動與動機。這就往往導致認為中國工人運動直到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時才開始，或者至多是開始於1919年的五四運動。相應地，中國工人運動之發生，只是知識份子在俄國革命的影響下開始動員工人之時才出現（p.5）。裴宜理認為上海工人運動的起點與中國近代史是同步的，這就避免了將工運史等同於黨史的尷尬。

裴宜理認為，工人階級及其行動步調一致的能量，不單是資本主義改造的結果，也是前資本主義遺留的產物。毛澤東在描述中國革命時提到了這種反向關係，即“農村包圍城市，”這一比喻非常貼切，不僅適用於毛的社會主義革命，同時也（近乎諷刺地）適用於資本主義革命。與其說一個統一的工人階級在形成時失去了其鄉村遺產，還不如說資本主義是在農村包圍中形成的（p.11-12）。這一看法為裴宜理研究上海工人的農村文化遺產打下了基礎，同時也使她的獨立的工人史觀有了依據。

是分裂還是團結。裴宜理辯證地認為，分裂可以產生團結。從原籍（根據性別）招募工人從事同類工作的習慣，能夠在不同的移民群體中培養強烈的團結精神。以往的政治家、學者也曾指出工人團結在上海引人注目的工人騷動記錄中的重要性。然而，在他們看來，這種團結通常是階級覺悟的表現，他們將同鄉忠誠、性別、行會、幫會之類因素視為真正的工人階級團結的“封建”包袱。上海工人只是在外來力量的領導下，才能夠摔掉包袱，克服分裂，使一個“現代”工人運動的出現成為可能（p.27-29）。

裴宜理則認為，籍貫不同自然會加劇工人內部的競爭。即便如此，低估此種狹隘地域關係的組織能量仍是不可取的。同鄉忠誠——雖然存在分裂——與其說是抑制了工人的戰鬥性，不如說是引導工人走向行動主義的橋樑（p.39）。同鄉網路（作為跨行業聯繫的紐帶）不是阻礙、而是壯大了罷工工人的隊伍（p.45）。

工人技術程度與反抗的關係。在我們的印象中，貧窮和被壓迫是工人罷工的動力，裴宜理則認為，罷工的頻率與成功率與工人的技術水平有關，她把上海工人分為技術性、半技術性和非技術性三個層次。技術程度不但決定了工人在企業中的地位，也決定了他們罷工成功的概率。

為了進一步說明這一點，她還分析了技術性和非技術性工人的家庭收入問題。1930年的調查表明，在紗廠集中的楊樹浦的100名工廠工人家庭收入中，丈夫的收入只占26%，妻子占6%，兒子占43%，女兒占9%，女婿占6%，其他收入占10%。相反，在對商務印書館100名印刷工人的調查中發現，在這些技術工人家庭裡，丈夫的薪水占了家庭收入的97%。同樣，對郵政工人——另一個收入頗豐的技術職業——的調查發現，丈夫的薪水占了家庭收入的將近90%。換句話說，企業對技術工人的任何壓迫（如削減工資）都會給他的全家帶來威脅，而他們一旦罷工，由於其技術地位很難被取代，資本家往往屈服；相反，一個非技術工人被欺壓，還有其他家庭成員頂著，即使他們行動起來，資本家也往往採取強硬措施（如解雇），因為，由於中國農村經濟的凋敝，城市勞動力的後備源十分充足。當然，裴宜理承認，階級意識的缺乏以及技術性與非技術性工人之間的鴻溝，並不能阻止工人戰鬥性的形成。由不同成分組成的工人的相對集中，為行動主義打下了堅實基礎（p.50）。

愛國主義與工人反抗的關係。裴宜理也認為民族壓迫是工人罷工的一個重要原因，但她的?述並不是在做表面文章。她說，在五四運動和五卅運動的“愛國”鬥爭中，紡織廠女工廣泛參與，在一定程度上，她們是為了發洩長期遭受日本和英國監工欺壓的積怨。然而，不要把這些反抗僅僅視為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還要探尋其更為世俗的結構性因素,譬如監工把頭能夠並且確實經常教唆其屬下發動罷工（p.67）。這一觀點顯然打破了我們將監工、把頭簡單地視為洋人、資本家走狗的成見。

當然，我們要指出的是，監工、把頭仍然屬於國內外資本家陣營中人，他們利用同鄉、同業尤其是幫會關係發動罷工，主要是從其自身經濟利益出發的。

不同政治勢力與上海工人運動的關係。在該書第二部分“黨派政治”中，裴宜理指出，工人運動並非共產黨一家之事，國民黨、幫會從來沒有停止過對工人領導權的爭奪。然而，共產黨的馬克思主義邏輯和國民黨的工業化夢想都很難符合上海工人之實際。飽受苦難的工人削弱了勞資合作的可能性，但頻繁的鬥爭也不表明他們具有一致的階級覺悟。工人階級中存在著深深的裂痕，國共兩黨都能利用其中的一些群體（p.67-8）。這一見解令人深思。

哪些工人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哪些工人傾向國民黨政權？又是哪些工人抵制外來者介入、抵制其政治圖謀呢？

裴宜理從一些重大事件入手，對各黨派與不同層次工人的關係加以清理。此舉一例。五卅運動並不是共產黨單方面取得的完全勝利，將它歸為一個結構鬆散而脆弱的聯盟的產物可能更為貼切。在一定程度上，共產黨人可以和幫會及其他有勢力的代理人一起發動工人階級，發起一場強有力的、具有深遠政治影響的抗議運動。這種聯合使他們在五卅運動中得益非淺）。

裴宜理進一步指出，共產黨人只有通過艱苦的工作——往往要取得他們不喜歡的中間人的同意——才能將工人鬥爭力量納入到自己的軌道中來。儘管可以用革命的階級鬥爭之類言辭來標榜，但是要將工人組織起來，就必須依靠“封建”組織的協助。雖然行會之類組織在共產黨的工作中提供了最初和最可靠的幫助，但是大規模發動工人還必須依靠國民黨和幫會的合作。1925-1927年間，中共取得的成功令人激動，但他在這一時期取得的每一步勝利都離不開一些臭名昭著且朝三暮四的盟友的參與。這種聯合是多麼的不可靠，以至第三次武裝起義勝利後不過數星期，悲劇便出現了（p.87）。以往我們只是關注幫會協助國民黨發動四一二政變，忽視了此前共產黨與幫會的關係，裴宜理的研究深刻地揭示了被人們忽略的大革命失敗的背景。

裴宜理在該書第三部分“產業政治”中的個案研究（煙草業、紡織業和運輸業）富有特色——正好對上述關係作出了具體解釋。茲不贅述。

三、《上海罷工》的理論視野和研究方法

《上海罷工》的“結論”部分有以下內容：中國內部的比較、工匠和歐洲工人運動、半技術性工人和美國工人運動、非技術性工人-農民與工人運動、無產階級罷工的意義、中國工人運動的遺產。從中可以看出，裴宜理廣泛吸收了歐美工人問題研究成果，將中國工人政治放在比較角度加以研究。作者的研究顯示，上海工人依照籍貫、性別、技術熟練程度加以分類的情況，與世界其他地方的工人大致不二。由於上述差異的存在，中國工人未能形成一個統一的無產階級，而是形成種種分裂的、有時甚至是對立的組織。然而，上海工人因地緣、性別和技術水平而造成的分裂也產生了系統而持久的團結，有助於他們行動起來。因此，作者認為，分裂實際上是加強了而不是削弱了工人的力量。

我們在研究工運問題時，往往從宏觀上看問題，比如共產黨與工人運動的關係，都是以政治事件為線索來闡述的。裴宜理則深入到工人隊伍的內部。她認為，近代中國工人政治的動力大部分都可以從曾經是獨立的工匠之激進主義和資方養成工之保守主義之間內在的緊張關係中追溯根源。共產黨和國民黨都在利用這一原生敵意的現象有助於解釋兩党形成鮮明對比的工運計畫之優勢和弱勢（p.244-5）。

關於幫會問題，在我們的工運史研究中，往往採取有意無意的回避態度， 即便有所涉及，我們只知道幫會對工人有重大影響，而不深究幫會活躍於哪些階層，如何發動和控制工人運動。裴宜理把幫會放在黨派政治的範疇來看問題，許多癥結迎刃而解。她說，幫會通過公開否定政治興趣來贏得半技術性工人的支援，而在同時，他們的工會又在竭力構築與當局的聯繫。1927-1945年間，共產黨在上海（包括其他大城市）工人中的力量十分有限，不研究幫會、黃色工會，就無法全面再現這一時期的工人歷史。

以往我們僅僅是將工人視為一個先進的階級，對其中落後、反動的因素缺乏分析。實際上，在相當程度上，工人的歷史就是工人之間互相衝突的歷史。裴宜理通過對中外工人的比較研究發現，對工人的背景、愛好、價值取向以及各種負面因素的研究，正是揭示工人逐步走向團結、進步的前提。

即便是對激發罷工浪潮的政治因素也要具體分析。很有意義的是，二十世紀中國的政治危機常常包含民族主義的因素。就像經濟競技場的通貨膨脹問題一樣，政治競技場的民族主義問題以一種超越工人分裂的方式將城市居民動員起來。男人和女人，北方人和南方人，有技術的和沒技術的——全都加入到反對外國人壓迫的鬥爭行列中來。

裴宜理的上述推斷與我們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是有差別的，她認為，工人的戰鬥性並不等同於階級覺悟。正是工人內部實際存在的差異，才常常使工人行動主義受到鼓舞。工人們依賴於他們所處的工作地位，在力圖縮小、維持或擴大他們自己與其他工人之間在工資或工作條件上的差別時，往往顯示出鬥爭精神。即便是在不同技術和工資水平線上的工人開展聯合鬥爭的重大案例中，他們的聯合並不必定反映階級覺悟。 就上海的情況而言，通貨膨脹和民族主義激發了多次大規模罷工。這類事件的參加者都是以消費者或市民的身份出現的，而不是作為階級的成員出現的。而且，導致大規模鬥爭的動員通常都是建立在原已存在、規模較小的組織的基礎上的。只有將虛擬的血緣關係、地緣關係、秘密結社之類引入合作之路，才可能有大動作（p.251）。

當然，裴宜理並沒有從上述觀點去抹殺無產階級罷工的意義。她說，反映各自背景的技術性、非技術性和半技術性工人，雖然罷工動機和政治傾向各異，但並不能沖淡其歷史意義。即使工人們沒有顯示出階級覺悟，但他們仍在扮演著重要的政治角色。半技術性工人，通過他們與幫會和國民黨的關係，有助於我們分析國民政府的階級基礎。技術性工人，通過他們與共產黨工人運動的聯繫，成為城市革命發展中的一個關鍵因素。非技術性工人，儘管他們對兩個相互對立的政黨相對缺乏興趣，但他們在改變近代中國歷史的大規模抗議中是重要的參加者。無論是國民黨政權還是共產黨政權，都是緊接在技術性、半技術性和非技術性工人共同參加的罷工之後建立的。

可以說，比較研究是裴宜理在本書中最重要的研究方法。

裴宜理還在一定程度上採用了“新工人史”（“new labor history”）的理論模式。近年，西方有大量“新工人史”著作出現，其主旨遠離工會和罷工，將工人政治之定義寬泛化，但它們特別關注對工人經歷、生活和文化背景的分析。裴宜理的《上海罷工》在以一種更普通的眼光關注罷工、工會和政黨等問題的同時，還運用“新工人史”觀點探討了工人的文化、勞動與生活狀況。她對存在於上海工人中的“大眾文化”做了多方面的分析論證，為不同層次的工人之政治傾向的?述奠定了基礎，最終得以成功探索社會反抗與政治結構之間的關係。

當然，裴宜理並沒有受到“新工人史”的束縛，她的出發點在於闡釋上海罷工這一主題。“新工人史”儘管充滿同情心，把眼光放在更為普通的民眾生活與行動之上，但裴宜理認為，罷工之類的公開反抗，比起曠工、偷竊或是毀壞機器等“小打小鬧”，具有更為直接的政治效果。這一思路使她得以通過對上海工人、工人階級及其行動與近代中國政治之關係的綜合研究，深刻揭示中國工人政治的內涵和外延、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裴宜理靈活地運用交叉學科來開展研究也值得稱道。該書第一部分著重於大眾文化，這是一個主要屬於社會史範疇的主題；第二部分考察了黨的組織者所採取的策略以及黨與黨之間、黨內的競爭方式，這是一個眾所周知的政治學主題；第三部分，作者把注意力轉到工作場所——屬於工業社會學範疇。三者有機結合：文化背景造就了工作條件，然後又對不同的政治黨派產生了影響；對政治的研究脫離不了歷史學、經濟學和社會學；政治後果——從一般抗議到現代政府的形成——均建立於普通民眾的文化背景和工作經歷之上。

四、值得商榷的一些地方

《上海罷工》作為一本視角新穎、資料豐富、論證縝密的學術著作，在西方學界廣受讚譽。由於翻譯、校閱的關係，我在仔細披閱數遍之後，發現並不是沒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裴宜理強調工人內部的分裂（雖然她說這種分裂有助於導致部分群體的團結），這可能是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事實上共產黨人奪取全國勝利與城市工人力量的配合是分不開的，共產黨成立以後令人激動的六年歲月固不待言，即便是1927年他們把重點放到農村以後，他們與城市的聯繫雖然削弱了，但並沒有中斷，抗戰時期的民族主義和解放戰爭時期的“第二條戰線”，在在昭示了共產黨使工人階級團結起來的努力。

海外學者的書評中已經指出了該書的一些技術性錯誤，如中文名詞在英譯中的錯誤，這且不論，但個別地方的常識性錯誤卻不得不指出，例如，書中說：“青紅幫——在民國時期的上海政治經濟中作用非凡——起源於清朝漕糧水手中的保護網路”；“儘管青紅幫起源于糧船水手中的佛教互助組織，隨著時間推移，其勢力越來越大”（p.25）。須知，青紅幫是一個合成詞，青幫與紅幫的起源各不相同。青幫系由羅教、糧船水手行幫會社演變而來， 紅幫（洪幫）系哥老會的泛指（尤其是在長江中下游），儘管人們習慣將哥老會與天地會（洪門）混為一談，但是兩者在起源、組織結構和活動地區等方面還是有差別的。至於青紅幫的合流，大致是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兩者因追求販賣私鹽和鴉片的共同利益而從運河、長江交彙之區向東推進，最終在上海完成“合流”。

書中在有些措辭和解釋上尚有欠缺，例如，香港學者陳明銶博士對作者把“幫會分子”與“幫會身份”混為一談持有異議：國共兩黨都有人利用幫會身份開展工作，如李啟漢、李立三，如朱學範，這些人是不能與臭名昭著的幫會分子劃等號的。

裴宜理在許多問題上提出了許多很好的觀點，但在有些提出的觀點上卻未能充分展開論證。例如她認為，幫會與政府互相利用以控制工人的庇護政治，無論是在紐約、芝加哥，還是在上海，都能給工人、幫會分子以及政府官員帶來顯而易見的利益。但是，最重要的是，正是這一體制的運作，有助於工人的政治化並使他們最終擺脫這一庇護紐帶（p.107-8）。如何運作，如何擺脫，未能盡言，不無遺憾。

就全書結構而言，裴宜理從地緣、黨派、產業三大部分充分展示了上海工人的政治風貌，並不能說是十全十美，如果能專門為工人團體（或組織）開闢一塊領地，可能會為工人運動的內因和外因之互動架起一個支點。

儘管《上海罷工》還有上述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她的魅力顯然是不可抵擋的。

本書是作者兩卷本著作的第一卷，第二卷將以工人武裝（工人糾察隊）為切入點，探尋工人運動與近代、當代中國政府形成與變遷之間的聯繫，該卷仍在寫作之中。

西方有學者評價裴著觀點之新穎、文筆之優美，是“近來所讀過的一本最好的中國學專著”，我有幸擔任翻譯工作，如果讀者說基本上達到了“信、達、雅”的標準，我就感到滿意了。當然，此項工作是我在南京大學做博士後期間完成的，時事緊迫，難免錯誤，敬請原諒。

裴宜理在《上海罷工》的中譯本序言中說：“書中的許多觀點肯定會引起中國學者的爭議，我希望他們的反響能夠激發出針對中國工人之社會起源和政治影響的熱烈討論。”是的，這是我們共同的願望。

走筆至此，心中不免產生一些感慨：國人重專著而輕譯著，不知在一本譯著上下的功夫實不下於一本專著；同時，對我妻子朱明清在我研究與翻譯中的任勞任怨表示欽佩與感謝。

作者附記：

該後記撰成後，因為出版環節的原因，未及收入書中。後來我又專門收集資料，寫成一篇2萬餘言的《還原：工人運動與中國政治——裴宜理〈上海罷工〉評論》，刊於《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讀者或可參考。

注釋：

Elizabeth J. Perry, 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白吉爾的評語，見原書（英文版）封底。

Elizabeth J. Perry,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 in North China, 1845-1945,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

中譯本有英文版頁碼對照。

重要的例外可參見Emily, Honig, 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1911-1949 (Stanford, Calif., 1986); and Gail Hershatter, The Workers of Tianjin, 1900-1949 (Stanford, Calif., 1986).這兩本著作都從全新的、“顛倒的”角度去看待中國工人問題，但兩書均未將工人運動作為主題。

受此影響，我在最近寫的一篇題為《辛亥革命與中國工人階級的覺醒——以上海為例》的文章中，從同盟罷工、組織政黨和武裝起義等方面論證了中國工人階級覺醒於辛亥革命時期，對“中國工人階級覺醒於五四運動”的傳統觀點提出異議。該文系提交今年秋在長沙召開的紀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青年國際學術討論會的論文。

方福安：《上海勞工》，載《中國經濟雜誌》第7卷第2、3期合刊，1930年，第882頁、998頁、1008-1009頁。

參見蔡少卿、劉平：《中國工人運動與幫會的關係》，載《學術研究》2000年第3期。

參見Richard Jules Ostreicher, Solidarity and Fragmentation (Chicago,1986).其中對底特律工人中的工資、技術水平，尤其是人種等問題的差別做了有趣的探討。關於中國的情況，愛米莉•荷尼格（Emily Honig）對上海紗廠女工的分析、蓋爾•赫爾沙特（Gail Hershatter）對天津工人的研究均對工人階級之分裂作了詳盡描述。

關於這一觀點的進一步闡述，可參見John R.Low-Beer, Protest and Participation: The New Working Class in Italy(Cambridge,1978),p.175.

Jeffrey Haydu ,Between Craft and Class,p.212,該書作者發現，美國和英國的工人團結中往往伴隨著占上風的經濟主義。

由此，我不由想到，在中國被青睞了近20年的社會史研究是否有走死胡同的危險。社會史研究的主旨在於全面“再現過去”，其精髓在於研究方法和視角的新穎。而在我們的許多社會史研究者中，往往熱中於片面地、孤立地研究某一社會現象，甚至把社會生活史指代為社會史。裴宜理運用“新工人史”的態度和方法不失為我們的借鑒。

目前關於青幫源流的最好闡釋，仍然要數馬西沙、韓秉方：《中國民間宗教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六章，“羅教與青幫”。

關於哥老會、天地會的起源問題，可參見蔡少卿：《中國近代會黨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胡珠生：《清代洪門史》，遼寧人民出版社，1996年。

Ming K. Chan, Book Review, in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Vol.1 No.1, Spring 1994.p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