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前途與社會主義運動

新苗社（現為先驅社）

1985年1月

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的歷史階段不久就要結束了。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標誌著這個結束過程的開始。儘管這個定期在1997年實行的轉變是個充滿了不變的保證的轉變，儘管香港絕大多數的居民和中英兩國的統治者都在極力追求著安定（亦即不變）的目標，這個現在已經基本上安排好了的主權轉移，無論對香港還是對全中國來說，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歷史意義。當初引致香港淪為英國殖民地的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長期閉關自守的中國，這時被衝開了門戶。從此，不但國家的獨立主權陷於搖搖欲墜的境地足足一百多年，而且原有的封建社會也在外來的資本主義勢力沖擊之下發生根本的（然而絕非順利的）轉變。今天，中國早已強盛到能夠迫使英國按照中國所安排的時間和方式來把香港交回，但是中國的社會改造和經濟發展的歷史性任務還遠遠沒有達到基本解決的程度。中共在建立國有化經濟制度的同時，重新走上閉關自守的道路，與資本主義世界之間尤其有很大的隔膜。最近五年多所實行的鄧小平新經濟路線，在這方面扭轉了方向，反對閉關自守，實行對外開放，尤其是對資本主義世界開放。這個新路線一方面會促進中國經濟的發展，同時也不可避免地使「誰戰勝誰：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這個問題變得更尖銳。將來收回香港而維持它的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等於大開門戶，讓資本主義回來在中國建立一個灘頭陣地。所以，十三年後香港的收回，雖然未必像一百四十二年前香港的喪失那樣成為中國歷史上一道界碑，標誌著中國社會性質再次開始資本主義化，這個收回的決定和實現，對今後全中國（包括香港在內）的經濟、社會、政治的形勢，無論如何一定會發生非常重大的影響。中國（尤其是香港）行將出現的新局面，是一種史無前例、非常特殊的局面。站在這個轉折點上的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者，尤其是以香港為根據地的，必須全面、深入地了解這個轉折的含義，對長遠和最近的前途都觀測清楚，然後才可能採取正確的奮鬥方針。

Ａ. 中英協議和香港前途

（1）中英兩國政府本來都不願意改變香港的現狀，更不願意為這改變的問題而發生衝突。但是一九九七這個歷史遺留下來年限，迫使雙方都不能不理會它，不能不在不變之中尋求一種稍稍改變的辦法，而且不能避免在尋求解決辦法的初期發生一些衝突。由於雙方的基本立場都是儘可能地維持香港現狀，從中取得經濟的利益，所以終於根據「友好合作，互諒互讓」的精神談判達成了協議，這就是中英聯合聲明。

英國自然不願意改變香港現狀，不願意放棄對這塊殖民地的統治權。但即使根據資產階級的國際法，英國也沒有理由反對在一九九七年把九龍的所謂「新界」無條件交還給中國，而這樣就令香港島和九龍的割讓部份無法獨立存在了。英國起初以為可以利用目前中共極力尋求資本主義列強友好合作的情況，使中共答應讓它延長對這殖民地的統治。但在中共方面，是絕無道理同意的。中共雖然不急於收回香港，但不至於害怕在一九九七年把香港收回。如果變相地延長不平等條約，既違反中共數十年一貫爭取民族獨立的立場，又大大損害它的威信，所以它不能那樣做。反過來，到期收回香港，無論對它的實際權勢還是名譽都有益處。至於香港可受中國大大利用的經濟現狀，則中共樂意維持不變。這辦法使英國在香港的主要利益也可以維持不變。就是這個共同立場使中英談判成功。

（2）中共所提出的收回香港之後實行港人治港，原有制度基本不變的方案，香港各階層人士一般都覺得可以接受，認為這是現實條件下最好的選擇，但同時又相當普遍地憂慮將來這個方案未必十足兌現，恐怕中共不能遵守諾言到底。憂慮與信心的問題始終是存在的。

應該相信中共有誠意在九七年後讓香港維持資本主義制度不變，因為這符合中共現行的「對內搞活經濟，對外實行開放」的總路線的精神。同時也可以估計現行的鄧小平路線不是那麼容易被推翻的，因為這路線事實上既改善了國計民生，又鞏固了中共的統治。既然中共願意維持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又願意儘量維持原有的統治機構不變，那麼資產階級的經濟自由以及人民的一些最基本的個人生活自由，如人身、擇業、住宅、婚姻、生育等，就也會保持。但是涉及政治性的種種自由，如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罷工、示威等，就很難希望真正不受壓制了。不但中共在大陸一直都對這些自由加以壓制，港英政府也始終沒有充份保障這些自由，對集會、示威等「危險性」較大的自由尤其是如此。例如所謂維持治安的緊急條例始終沒有廢除。這就使「保持不變」的真正價值大打折扣了。只要民主政制還沒有在香港充份實現，只要香港人民還沒有運用民主權利實行政治和法律上的必要改革，將來中共想合法地大大壓制這些自由就很容易辦到。而在全中國繼續保持極不自由的情況下，中共是很容易感覺到有在香港特區也壓制政治自由的需要。所以，可以估計：將來資本家繼續發財而且隨時把財富帶去外國的自由是相當有保證的，但工人和知識份子等尋求重大改革的自由則大有問題。至於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者，將是最受壓迫的。他們的處境將比七十年代以來在港英統治下困難許多。在主權移交之前，甚至從現在起，他們就會開始感受到被人孤立的壓力。

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曾極力尋求國際保證，現在中共完全滿足了他們的願望。不但在聯合聲明的文件上把各種諾言寫得很詳細，甚至超過人們的預期，而且特地在聯合國大會上把中國對港政策鄭重宣告。但這一切都只能增強對資產階級經濟自由的保障，而並不能保障人民的政治自由。無論任何個別的帝國主義民主國家還是聯合國，都從來未曾真正干預過任何一國政府壓制人民自由的「內政」。

（3）雖然中共說收回香港是實現國家統一的一步，實際上只是統而不一。香港歸入中共統治範圍之內了，但香港仍是一個和中國其他部份非常不一樣的特區，香港經濟仍不包括在全中國的計劃經濟範圍以內，而且居住在其他地區的中國人民照舊一樣地沒有旅行和遷居來香港的自由。所以，對中國人民來說，收回香港雖然是一件大事，卻算不得一個大成就。

（4）關於未來特區的政制，聯合聲明顯出中共的態度一點也不「寬大」慷慨，同它對社會經濟制度的態度相反。雖說未來的「香港特別行政區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其實就在特區內政方面港人所享有的自主權也很有限，根本配不上「高度自治」這個形容詞。特區的基本法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包辦制定的，港人既沒有法定的權利表示接納與否，也無權自行修改。全國各省市的行政長官由同級人民代大選出後都不用再報請中央政府任命，但號稱高度自治的香港特區的行政首長經選舉產生後卻還要再經中央政府任命。特區其他主要官員也要報請中央政府任命。同時，聯合聲明並沒有表示要促使民主政制在九七年之前成立，卻準備將來香港特區第一任的行政長官由「協商」產生。誰都可以明白：所謂協商，實際上就是中共作主。這一切充份表明：中共對港人的民主權利是帶著高度戒備心的。它根本不容許港人真正實行自治，它要使將來特區的行政權力牢牢地抓在中央政府所選定的人手中。最近港英當局公佈的代議政制白皮書，體現了英國政府同樣反對港人民主自治的立場。它堅決拒絕實行由民眾普遍直接選舉議員，連這樣選舉一小部份議員都不允許。它的真正目標並不是民主代議制，只是「循序漸進」地從資產階級及其代理人中培養出一批港英官僚的接班人，而封閉下層民眾取得政權的門徑。按照中英政府的安排，一九九七後的普通香港人，將和今天一樣，也和大陸的普通人民一樣，對主權根本沒有份。即使將來香港特區實行了普選制（普選制早已在大陸上實行了），真正的政治權力也不會因此就自動落到民眾手上。中共一定會千方百計地限制政治自由，連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那種競選活動的自由都不讓香港人輕易得到。

（5）中共的政策很明顯是要香港的政權機構在九七年之後保持資產階級性質不變。既然它要維持香港的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制度繼續存在五十年之久，那麼資產階級性的政權機構也保持不變實在是不可避免的。香港資產階級的巨頭和政客們已經開始積極準備迎接一國兩制的新局面，擔任在中共庇護之下治港的港人了。近來香港政治空氣顯著地活躍起來，主要就是這些有資格行將擠上統治層去的資產階級和專業人士積極活動的表現。他們自然不會天真地相信長達六十多年的政治保證真正可靠。他們很明白：當他們坐上統治寶座的時候，頭上有一把達摩克利斯劍。資產階級之所以歡迎中英聯合聲明，是因為這是現實條件下所能夠企求的對他們最有利、最美好的辦法。連他們視之為護身符但與中國公民身份不合的英國護照，中共都允許他們在九七年以後繼續持有和使用。他們一面指望著這六十多年內中國全面恢復資本主義制度，一面準備著將來倘有必要則趁自由出入之門未閉之時帶著財產逃跑。至於小資產階級政客們的想法，有些同資產階級一樣，有些則準備加入中共官僚集團。

三十幾年來華人資本家越來越覺得香港是世界上最適宜他們安身立業的地方，在這塊英國殖民地上面，他們的剝削發財的自由得到最好的保護。他們既不感覺有必要去向英國統治者爭取政權，又害怕工人得到政治權利以後會損害他們的經濟特權，所以從來不爭取民主。英國統治者有時諮詢一下他們的意見，已經令他們感恩萬分了。現在英國統治者不得不定期撤退了。儘管將來的新統治者中共鄭重宣佈維持香港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而且極力拉攏資產階級份子參加統治機構，由於中共政權到底是以反資本主義的國有財產制度為基礎的，香港資產階級對它總不能像原先對英國統治者那樣無保留地效忠愛戴，雙方難免互相猜忌和衝突。這就是說，將來香港資產階級同中共統治者之間難免有權力的爭奪。但香港資產階級的本性是極端害怕民眾，完全缺乏遠大的歷史眼光和政治上的大志的，只慣於在夾縫中鑽營私利，以迅速發財和眼前享樂為最大目標，所以他們一定不敢正面、公開地同中共爭奪政權，尤其是決不會支持爭取民主的群眾運動。在一九九七年以前的過渡期間，他們要依靠港英政府的扶助，盡量擴大他們的政治陣地，以便將來更容易對中共發生實際的影響。等到中共接收統治權之後，則施展種種狡猾手段去把中共同化。只要中共維持他們的剝削自由，不管在政治上怎樣壓制自由和民主，他們也會擁護。

至於那些以專業人員為主要成份的小資產階級改良派，他們常常批評香港政府，唱唱民主和其他改革的調子，無非是希望英國統治者多施行一點改良，使香港現存的社會制度更加穩定，同時也讓他們自己有更多的晉身之階而已。他們本來絕大多數都是反對中共也反對大陸的社會制度的，現在已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小心避免對中共有所觸犯，甚至開始曲意逢迎了。那些仍舊大事批評中共的，也並不打算號召群眾起來爭取政治權力和改革，反而同資產階級一樣地對民主運動怕得要死。所以他們的言論和活動的實際作用，只是軟硬兼施地促使中共向資本主義投降，而並不是促進香港和全中國的民主化。這些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以社會精英自居，認為勞苦大眾應該服從他們指揮。這種心理令他們在新的形勢之下很容易同中共官僚打成一片。

（6）香港工人運動的長期低沉，尤其是政治性運動的欠缺，是有深刻而複雜的原因的。一九九七年問題提上議事日程以後，情況仍舊沒有改變：無論工人組織還是工人個人，對九七問題的反應都並不熱烈，沒有資產階級和上層小資產階級那樣關心。這是由於，香港前途問題的提出和達成協議解決，一方面並沒有讓工人感覺取得了比過去較好的地位和機會，並沒有在工人心中激發起偉大理想的火焰，反過來也不至於使工人覺得處境明顯惡化，以致有必要奮起進行不顧一切的抗爭。資本主義制度得到保證不變，自然表示工人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都照舊：照舊被剝削，照舊被統治。將來的生活好壞，只看經濟的繁榮與否。現在中英政府和華洋資本家都一致宣稱盡力維持香港繁榮，所以普通工人似乎應該沒有甚麼值得特別擔心的了。這就表示：中共所許諾的保存香港原有生活方式不變，對普通工人來說，比對資本家和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顯得較為實際、可信。普通工人不會奢望九七年後的處境改善，但也不擔心顯著地變壞，或者同其他階層的人比較起來特別變壞。既然可以相信一切基本不變，所以本來對政治冷淡的工人階級就照舊不變地冷淡下去了。中共保證現狀不變的政策，現在並沒有使資產階級真正安心，卻大大麻痺了工人階級。

將來接收香港之後，中共要聯合資產階級（以及上層小資產階級，它的基本立場是和資產階級一致的）來實行統治，而非依靠工人階級來實行統治，這是毫無疑問的。但這並不表示中共要對工人階級完全輕視，完全不替工人謀利益，不感覺需要工人支持。現在中共還沒有拋棄社會主義信仰（自然是毛澤東牌子的），還沒有向資本主義投降，它仍舊是一個以國有財產制為基礎的國家的官僚統治黨，它打算終於有一天要在香港廢除資本主義。只要它的基本立場仍舊是這樣，它同資產階級的政治合作就只能是權宜之計，它對資產階級就始終要心存疑忌，所以不得不在相當程度上依靠工人階級去防備資產階級的勢力膨脹到無法控制。這樣，它就不得不多少替工人階級謀一些利益，由此爭取工人階級的擁護。

從現在到一九九七年接收香港的時候為止，中共首先注重的是爭取資產階級的信住，盡量避免資本和人才的逃亡，況且這時香港的一切情況仍舊由英國負責，所以中共在這段期間不會替香港工人爭取利益，甚至反而會運用它的勢力去壓制香港工人的「過火」要求和「過火」行動。可是，等到中共真正掌握了香港的統治權（這恐怕不會在九七年七月一日當天就馬上做到），上述那樣對待工人的態度就會表現出來了。那時它仍舊不會把政治權力整個交給工人階級，不會讓工人的代表在政權機構裡佔明顯的多數，不會讓工人反資本家的鬥爭發展到把資本家完全壓倒的程度——只要它還沒有打算實行廢除資本主義制度，就仍舊不會那樣做。可是那時中共要替香港工人謀取一些經濟利益，要讓它所信任的工人代表在政權機構中佔某種比例的有實際作用的席位，尤其要抓住工人組織的領導權。以後，當中共需要限制資產階級勢力的時候，如果覺得單純依靠國家機關的力量還不足夠，就會發動工人階級的力量來補足。將來中共終於要廢除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的時候，更不免多多少少也要發動工人階級了。

在上述過程中，只由於中共政策的直接影響，香港工人階級的社會地位就會改變，工人就會得到不少機會脫離消極狀態，積極參加政治鬥爭。此外，在將來變化了的環境中，香港工人自然還有可能通過其他途徑而捲入政治行動。倘若中共走上向資本主義投降的道路而引起大陸工人反抗的話，香港工人也可能受影響而參加。總而言之，無論如何，在香港重新成為中國一部份之後，儘管香港仍是一個特別行政區，一方面由香港工人在法律上成了國家主人翁的一部份，另方面由於中國大陸內部的種種矛盾和變化對香港的影響更為真接，更為重大了，所以香港工人作出積極的反應，捲入政治行動的機會，比殖民地時代總是增多而非減少了。

（7）由於中共採取了極大的讓步政策，決定在收回香港的時候盡量保持現狀不變，香港在社會上和經濟上的大震動大概暫時可以避免了，一場猛烈的階級鬥爭也暫時避免了。但這只是延期而已，問題並沒有解決。即使將來的確按照中共的計劃，香港和中國大陸真正的統一（在社會經濟制度上合為一體）延遲到二零四七年才去實現，到時也還是要經歷一場大震動，大鬥爭。而且很難預測那時的震動和鬥爭的猛烈程度究竟比如果現在發生是較小還是更大，除非在那時以前世界形勢已經在更重要的地方經過猛烈鬥爭而大大改變了。例如，工人階級革命在資本主義的主要國家勝利了，或者資產階級在中國復辟了。香港人，尤其是年青的一輩，毫無理由因為那十分嚴重的問題得到延期解決就興高采烈，當作天下太平、萬事大吉了。他們至多只可以慶幸獲得較多的時間去籌劃將來怎樣把問題解決得好一點，付出較小的代價。事實上，問題的重新提出決不是一定等到五十年之後的。

Ｂ. 革命任務和政治口號

（8）中國政府正式聲明等到一九九七年新界租借期滿的時候才收回香港，而且收回之後仍舊保持香港原有的社會、經濟、法律等制度基本不變，香港在國際經濟關係中的現有地位也維持不變，對英國在港的經濟利益給予照顧，英國人可以繼續在香港做官（只是不能擔任政府主要部門的最高級的負責職位）——這一切自然是極大的讓步。中共之所以作這麼大的讓步，主要是考慮到經濟上的利害關係。自從三十五年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起，中共對香港的態度一直是不急於收回，而且避免同英國尖銳衝突。它那種害怕同英國衝突，不惜屢屢壓制香港群眾運動的政策，自然是可恥的機會主義。但不急於收回香港，卻是在當時客觀形勢下符合革命利益的。革命剛剛在大陸勝利時，首要的任是鞏固新政權和進行最迫切的社會改革（土地改革等），既不急需、也沒有餘力來收回香港。當時英國並不對新中國採取積極敵對的政策，反而是帝國主義大國中第一個承認新中國的。在美國等對中國採取封鎖和破壞的政策時，香港成為新中國同資本主義世界發生貿易等經濟關係的主要通道。香港這種作用一直維持著，而且日益加強。一九五七年壓制大鳴大放以後，中共已經確定喪失了領導中國革命的作用，變成寄生在新興的國有財產制度身上的官僚專制統治層的核心。在屢屢出現的政治和經濟危機中，它總是採取對人民高壓強制的政策來應付。大陸和香港的人民都越來越對它不滿。這樣，它自然更沒有力量也沒有勇氣來收回香港了。一直到最近，一九九七的新界租借期限迫近了，才給予中共一個迫使英國同意和平交回香港統治權的好機會。但在經濟利益的考慮上，中共這時仍不急需，甚至更不急需把香港吸收到中國的機體裡面。號稱為社會主義的中國經濟，在中共的錯誤領導下，並沒有顯出比資本主義的優越性，中共自己也不得不在最近六年來尋求新政策、新辦法了。現行新政策的主要特點的一部份，是對個體經濟和某種程度的資本主義經濟開放，同時大大加強對外經濟聯繫，借助外來的資本、技術和人才。香港近年已發展成為貿易、運輸、通訊、金融等方面的一個國際性中心城市，正是中國需要依重更深的。倘若把香港原有的經濟結構打亂，即使改造後的新結構的效能一樣好，甚至更好，中間也必然有一段不短的時期效能大減。這對急需迅速現代化的中國經濟自然是不利的。況且，現在大陸本身的經濟管理體制改革還沒有完成，許多具體辦法還在試驗或探索中，若在這時來改造香港經濟制度，到底按照甚麼方針、甚麼模式來改造呢？中共也知道香港經濟機構的效能比大陸高許多，它目前實在毫無信心把香港經濟管理得好。所以唯一的辦法是暫時維持原有的社會經濟制度不變。為了避免防礙香港經濟機能的發揮，中共對香港原有的法律和行政機構也儘量避免打亂。

至於政治上的考慮，也使中共覺得應該暫時讓香港原有的社會、經濟、法律等制度基本上保持不變。中共也明白，香港幾乎所有居民，包括工人在內，都是寧可要香港原有的資本主義，而不要中共所實行的那種社會主義的。如果中共對香港強迫實行同化，一定引起資本和人才大批逃走，以及香港人各式各樣的消極反抗，大大破壞香港的經濟機能，甚至可能引起港人積極性的政治對抗，而大陸人民只會同情港人方面，同時也使中國同英、美、日等資本主義強國之間的關係惡化。這自然對中國爭取迅速現代化的事業不利，也是中共所極不願意見到的。

（9）現實情況有兩個互相矛盾的特點：一方面，對於中國在一九九七年和平收回香港主權來，說情況是非常有利的；可是，另方面，對於中國政府實際統治香港，把香港同大陸真正統一起來，卻是非常不利的。即使中國政府突然間變成了真正忠實於社會主義事業的革命工人政府，同時又具備一切必要的才能，它暫時也要受這種既定的、現實的環境支配，也不能馬上把情況根本改變。要使香港工人階級消除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惡感和畏懼，擁護香港和大陸的真正統一，同時使香港經濟在改造過程中暫時發生的混亂和損失對大陸的不利影響的程度降低，即使中國已經有了很勝任的革命政府，也要經過若干年的努力（主要是大陸上實行改革和建設）才可以做到。所以，現在中共政府不急於收回香港，宣佈願意等到一九九七年，而且宣佈到收回時保持原有制度基本不變，讓港人自治，在這個限度之內是沒有錯的；我們社會主義革命者不應該反對，不應該指責。我們不能要求中共政府做行比真正的革命政府更好——那等於要求奇蹟，等於說空話，或者不負責任，無理取鬧。十月評論社和革馬盟在他們的聯合聲明中攻擊中共要等到一九九七才收回香港是對不平等條約「採取承認態度」，正表現出這兩個團體在政治上無能（根本不懂得權衡實際的利害）或不負責任。他們還說中共簽發那個聯合聲明是「容許英國干涉中國內政」，「有損國家主權」，這種指責無論在邏輯上還是政治上都是錯誤的。他們發出這種論調，既不能把中共罵倒，又得不到群眾同情，更不能真正促使群眾起來奮鬥，只能使托派出醜，客觀上進一步敗壞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的名譽。

（10）廢除港英殖民地統治向來香港革命的主要任務之一，雖然現在已經有了中英聯合聲明，這仍是一個尚未實際解決的任務。但這並不表示收回香港的要求高於一切或十分迫切，為了儘快收回香港可以不必考慮其他，更不表示今天靠儘快收回香港的口號可以把群眾運動發動起來。香港人之中只有極少數是真正擁護港英殖民地政府，根本反對中國收回香港的。但是多年以來連大多數工人都認為：簡單地由中國收回香港未必是好事；倘若由中共政府來統治，那實在是港人的不幸。這種想法並非純粹是落後思想表現，其實也是現實的反映。我們革命者應該充份估計到這種現實情況（包括現在的群眾心理在內）。我們應該了解：現在的問題不是遲收早收，而是收得好不好。好的收回辦法可以保證收回以後港人的生活比殖民地時代好，而不是反而變壞了，所以提出一種好的收回辦法可以得到群眾擁護。但是提早收回並不能保證有好的辦法。相反，由於今天香港民眾還沒有組織起來成為強大的力量，並沒有把握能夠對抗中共的操緃和壓制，所以人們聽見早日收回的口號只能聯想到早日陷於中共統治之下，而這種聯想是大有實際根據的。況且，定期在一九九七年移交香港政權，已由中英兩國政府一致決定，若要提早收回，並不是發幾張傳單，喊幾句口號就可以實現的，必須群眾起來作激烈的鬥爭。這不但要面對港英的鎮壓，還要同中共對抗；不但要準備付出經濟損失的代價，還要準備付出流血的代價。這樣做是必要的嗎？是值得的嗎？為甚麼一定不能多等幾年，和平收回呢？如果群眾聽到早日收回的口號肯這樣詢問一下，平心靜氣地考慮一下，已經是最好的反應了。恐怕多數的反應是罵這口號的提出者唯恐天下不亂呢！所以，像革馬盟和十月評論社那樣，現在還來提出儘速收回香港，反對等到一九九七年，把召開港人代表大會當作提早收回的手段，是十分愚蠢的做法，唯一實際的效果是令自己更加孤立。

港人代表大會的口號一向是托派在香港的中心政治口號，現在仍是這樣。在中英聯合聲明之後的新形勢之下，我們繼續爭取召開普選全權的港人代表大會，是為了真正實現港人民主自治，為了使收回香港真正對香港民眾有利，而不是為了提早把香港收回。港人代表大會未必能在九七年之前召開成功。如果在九七年前召開成功了，也未必表示當時就正式收回主權，而有可能是香港暫時成為英國一塊自治的屬地。那樣，就等於未有收回主權之名而有收回主權之實（由港人收回）。自然，那時也大有可能由港人代表大會乾脆宣佈割斷同英國的政治聯系，重歸中國懷抱。這就是，在爭取民主自治成功的時候附帶解決了收回的任務，也實現了提早收回。無論如何，重要的是港人真正抓到民主自治權，而不在乎香港在憲法上是否馬上斷絕同英國的聯系。由港人代表大會來體現的民主自治權，才是值得努力爭取的目標。至於提早收回香港，不一定對民眾更有利，所以不應該把它當作一個目標，一個要求。

（11）讓香港現有制度基本維持不變，自然不是香港工人階級和一切勞苦民眾應有的根本要求，不代表他們長遠的利益。這只是在現實不利的環境下權宜之計，勝過由中共政府直接來統治香港，勝過由中國政府強行把香港社會改造。香港民眾長遠的、根本的利益，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一樣，在於社會主義革命徹底的勝利。因此，我們社會主義革命者雖然認為中國政府宣佈在收回香港時仍舊容許原有制度維持不變是正確的，卻反對中國政府保證五十年不變。我們要求實行真正的、最高限度的港人民主自治，那就是：香港地區以內的一切制度、政策等問題，完全由港人自己民主決定。只要港人大多數還不想廢除資本主義制度，就讓它保待下去，甚至可以超過五十年。反過來，只要多數港人想要廢除資本主義了，儘管還不到2047年，中國政府也應讓允許而且幫助去實行政造。如果中國政府是真正遵守社會主義原則的工人階級的政府，就應該採取這樣的立場。我們認為，只有工人階級真正達到了社會主義的覺悟，有了社會主義改造的自動要求的時候，才是實行改造的最好的時機。所以我們首先爭取一個最自由，最民主的政治環境，希望在那樣的環境中讓工人階級通過自己的經驗認識到：僅僅得到民主自由還沒有改變自己的工資奴隸的地位，只有實行社會主義革命才是真正的解放。我們的道路是最徹底、最可靠的革命道路，也是現實條件下最有效、最迅速的恢復社會主義的名譽的道路。如果中共是名副其實的共產黨，也應該採取同樣的立場。那時他們應該一面利用手中的政權，讓港人充份享有民主自治的權利，一面以革命黨的身份，使用種種政治的（而非行政的、強制的）方法促使香港民眾接受社會主義。但事實上中共早已不是革命黨，而是官僚統治黨了，他們根本不信任群眾，而且害怕群眾，所以他們不肯讓群眾享有最後決定的權力，不讓工人階級反資產階級的鬥爭自由發展。他們若非強制實行改造，就是不惜利用國家力量保衞資本主義制度，不許工人階級動搖和推翻它。

（12）我們仍舊以立憲會議性質的口號（港人代表大會）作為中心政治口號，是因為這樣的口號不但照舊最適宜統括一切局部鬥爭的要求，對群眾政治意識的提高最有幫助，而且對港人新近普遍關心的政制改革問題提供一個基本的解答。不管中共多麼願意維持香港現制度不變，在收回主權以後，香港的政制也非實行相當大的改變不可。為了準備年97的改變，政制改革現在就需要開始。

按照今天香港的形勢，我們這中心口號的完整的提法修改為：召開全面普選的港人代表大會，通過基本法，建立民主自治政府。這種提法充份表明徹底的民主要求的特點，同其他各種虛偽的、半吊子的民主化要求和政策區別開來。它標明了：第一，這個代表大會是全面普選產生的；第二，它具有通過未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基本法的職責和權力，這就是說，基本法要先經它通過，再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最後確定；第三，要由它選舉產生香港的民主自治政府。

（13）只要這個口號被群眾接受了，它所要求的東西就可以直接實現，不需要經過任何預備性、過渡性的步驟。而如果統治者有誠意實行真正的民主化，即使在群眾還沒有主動地普遍提出這種要求的時候，也很容易經過一個短促的（大約幾個月的）技術性準備時期，就直接把這要求實現。那些擔心群眾太早獲得普選權會濫用這權利來破壞經濟繁榮等等的見解，實際上是根本反對民主主義的，它代表反人民的特權層的死硬立場。為了更容易說服那些尚未覺悟的群眾和真正懷有善意但是過份膽怯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我們可以在個別的場合首先提出較低的要求。例如有時我們可以首先提出立即實行全面普選立法局。我們提出這個較低的要求，只是為了說明：如果真心想實現民主化的目標，最低限度第一步可以全面普選立法局。這個第一步，既可以在實踐中真正培養民眾的民主能力，真實反映民意，又完全可以避免任何多少有點理由值得擔心的流弊。在提出這個較低要求的時候，並不表示我們放棄了本來的要求，連暫時放棄都不是。這只是一種辯論和說服的投巧。全面普選的港人代表大會的口號從現在起不間斷地一真直都適用，要等到它的任務完成，讓位給更高級的政治口號的時候才放棄，或者不再作為中心口號。

（14）凡是民主政制還沒有實行過的地方，全民民主的口號都對民眾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我們社會主義革命者要積極利用它來發動群眾，不應該輕易拋棄它。全民民主的口號，雖然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來是屬於資產階級性的口號，但它向來都常常是工人階級手中的反資產階級的政治武器。當普選的立憲會議之類的機構實際出現的時候，它的階級內容（即內部的實際權力）並不一定是資產階級的，而大有可能是工人階級的。無論歷史實還是理論，都可以證明這點。反過來，那種公開剝奪資產階級政治權利的無產階級民主形式，即法律上明文規定的公開的無產階級專政方式，必須在群眾從實際政治經驗中獲得了充份的教育之後，而且真正有必要時，才適宜提出和實行。過早的提出，是一種自陷於孤立的幼稚、愚蠢的做法；在教育群眾的作用上，也無益有害。鑒於今後社會主義革命者在香港要面對著的特殊困難的環境，我們要千萬小心避免沾染這種幼稚病。理論和許多經驗都證明：實行真正的無產階級民主，亦即無產階級專政，並不一定要剝奪資產階級的政治權利。在落後國家，工人階級要能夠成為人民公認的民主旗手，才能夠實現它領導完成不斷革命的歷史任務。無產階級專政（不論民主的程度怎樣）並不一定要剝奪資產階級的政治權利。無產階級政權的基本保證，並不在於剝奪資產階級的政治權利，而在於無產階級本身達到充份的政治覺悟，和打碎資產階級的國家機構，加上剝奪資產階級所佔有的生產資料。無產階級民主（健全的無產階級專政）應該比廣產階級民主更寛宏，而不是更狹窄。

（15）我們要促使港人代表大會和民主自治政府儘快實現。這不但可以使香港民眾早日獲得權力去實行他們所急需的各種政革，而且也保證香港在1997年以後享真正的民主自治權，有力量去應付中共政府的専橫干預。我們要反對那種認為香港只能實行合乎中共統治者意願的政制的論調。那論調只符合資產階級卑鄙自私的立場。香港資產階級從來都不需要而且害怕民主。如果中共對香港內政的干預不至於根本妨礙資本家剝削工人，他們大可以接受。如困連他們的剝削自由也受壓制了，他們可以逃到外國去——他們有錢，而且多半早已有一部份擺在外國，逃走是很容易的。如果工人階級相信他們的論調，當他們還留在香港的時候馴服地不起來爭取民主權利，正好讓他們有更長的時間在安定中拚命剝削發財，然後留下工人階級在中共官僚統治下永遠受苦。

自然，光靠民主政制本身和它所反映出來的香港民眾的意願，並不足夠有效地抗拒中共的武力壓迫。但民主政制是一種最好的條件，讓香港民眾去發揮他們的力量抗拒專制壓迫。第一，在民主政制下，民眾最容易得到高度的政治意識，認清自己真正的利益何在，並且會表達出來。第二，真正的民意通過正式的代表機構表達了出來，中共統治者就不能假借民意來推行違反人民利益的政策。第三，到了香港民眾被迫起來反抗中共公然壓迫的時候，他們具有最明顯、最巨大的道義力量，這種巨大的道義力量既可以加強他們自己的隊伍，又可以對中國其他地區以及世界各國的民眾發揮最大的影響，引起們積極支持。

民主政制並不是一建立起來就能夠自動保證運行良好的。需要經過相當時間的實際練習，民眾才能夠學會正確運用民主權利，養成良好的習慣，使民主政制的優點發揮出來。在做到這一步之前，新成立的民主政制可能顯出不少缺點，讓反民主的勢力有機可乘。所以，為了防止中共的壓制，香港的民主政制成立的日期越早越好。拿今天的香港同歐美先進各國開始實行民主政制時候的情況比較，沒有理由說香港還不具備實行民主的條件。

（16）在香港，只有工人階級行動起來才會出現強大的民主運動。但是工人階級對政治的冷淡態度看來不容易在短期內改變。所以民主運動恐怕也不容易發展起來，港人代表大會的口號在短期內恐怕很難得到群眾響應。在這段期間，我們要一面取最迅速的政制民主化，一面積極投身於各種各樣的局部性的改革運動，聯系著這些局部性的改革要求和實際奮鬥的經驗來宣揚港人代表大會的口號。目前看來，最迫切又最能吸引群眾的局部改革至少有三方面，就是：法律和行政上的中文化，母語教學，擴大社會福利。這三項都是同群眾有切身利害關係的，而前兩項特別直接聯繫著一九九七年的收回主權和消除殖民地色彩。擴大社會福利的要求一向受資產階級的堅決反對，今後也一定繼續受到他們反對。另外兩項，現在大概沒有人再敢於根本反對了，但是仍會有不少人（主要是那些直接靠英國統治得利很大的以及思想奴化得最深的人）要找出種種借口儘量拖延這種改革。實際上，由於英國統治香港已有一百四十多年，而現在中國決定收回主權又保證了現狀基本不變，所以實行這種改革是有不少困難和值得顧慮的地方。因此，在這三項改革過程中都一定有許多利害上和意見上的衝突。我們革命者要經過充份的調查研究，來提出最能夠維護勞苦大眾利益的具體要求和辦法。如果群眾積極參加了這些改革運動而在其中受到良好的政治教育，就容易接受港人代表大會的口號，並且支持其他的改革要求了。

（17）無論在九七年以前香港所實行的政制改革中還是在香港特區基本法的討論中，我們都要求以港人代表大會為香港的最高政權機關，而港人代表大會要由全面的、直接的普選產生。我們反對局部民選，反對間接選舉和所謂功能團體選舉。因為所有這些都是維護少數人的特權而限制大多數民眾的民主權利的辦法。我們也反對用政治協商會議代替港人代表大會，反對用協商的辦法產生新的行政機關。新的行政機關（自治政府）必須由港人代表大會選出。我們反對那些假民主的政制，自然並不表示我們認為應該抵制那有關的選舉。當群眾運動還沒有力量馬上可以掃除那些假民主的制度和機關的時候，自然應該參加選舉，利用選舉的機會擴大宣傳民主和革命的政綱。我們要求基本法上面明文規定港人有進行政黨活動的自由權，而且在選舉中各政黨都有平等的競選權利。

Ｃ. 一國兩制和資本主義復辟的危機

（18）一國兩制的政策得到廣泛的讚美，被稱為偉大的創造。這個合唱隊裡面不但有中英兩國政府和香港資產階級，還有其他資本主義強國的政府。表面上，各方面的聲調雖然有所不同，卻互相諧和。主要的差別在於：香港資產階級始終帶著幾分憂慮，恐怕中國政府現在對香港的政策未必真能維持六十多年不變，而中英政府則極力保證聯合聲明一定兌現。事實上，不難看出，在那些讚美者的內心裡，有兩種互相衝突的想法。中共相信到了2047年左右，政治和經濟的形勢都可以讓它順利地改造香港社會，實現制度上的統一；香港和各國的資產階級卻期望著性質相反的統一，就是資本主義在中國大陸復辟。這兩種相反的估計和願望，究竟哪一種有較大的機會成真呢？這是最值得關心的問題。

資本主義和國有財產制度（所謂社會主義制度）是兩種互相敵對的制度。不把私人資本收歸國有，不壓制資本主義企業的重新生長，就不能建立和維持國有財產制；不保障資本主義企業的所有權和營業自由，資本主義制度就不能維持。所以兩種制度在一國之內並存，只可能是過渡狀態。終歸不是國有制消滅資本主義，就是資本主義消滅國有制。這兩種制度的代表人一定要進行不可和解的鬥爭。一個國家政權不可能長久地對這兩種制度都加以保護。

（19）中國立國的原則是社會主義，中共統治集團一直宣稱要堅持這個原則，它允許香港保存資本主義制度只是局部的、暫時的政策。這樣看來，似乎將來廢除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是不成問題的，恰像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對待大陸上的資本主義企業一樣。但是，現在香港的情形和大陸的先例有很大的不同。中共再三聲明而且儘量提供各種保證：收回香港後一定讓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保存五十年之久。從現在到收回還有十二年半，加起來是六十二年半。假定這種保證十足兌現的話，就表示：現在剛剛懂事的小孩子都要準備終生接受香港的資本主義社會，也就是說，簡直人人都不能把在香港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當作自己可以看到實際結果的事業。這不啻對社會主義運動大潑冷水。

新中國立國已有35年，蘇聯立國已有67年，世界上另外還有十多個國家是宣稱奉行社會主義原則的。經過這樣長久而廣泛的試驗，中共還在實際上宣告：社會主義改造的事業現在不宜擴展，那是今天的兒童的孫子的一代人的事情。人們聽了，只能得出社會主義理論已經破產的結論；至少也是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還沒有成熟，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進行得太早了，應該退回去首先發展資本主義經濟。

所以，中共的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的政策的實際影響，是大大助長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這政策長期執行下去，不但長資產階級的志氣，滅無產階級的威風，而且恐怕不到62年，連中共本身都蛻化變質，成為資本主義復辟黨。反過來，如果中共不拋棄社會主義的目標，那五十年不變的諾言就要中途背棄，提早在香港實行社會主義改造。現在看來，中共變質的可能性是相當大的。

（20）過去中國本身從來沒有經歷過一個資本主義繁榮的時期。中國資本主義工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才開始獲得較大的發展，那時在世界資本主義的中心地區已經充份暴露了資本主義的腐朽性，第一個工人國家就在那時成立了。隨後20多年，直到中共領導中國革命勝利的時候，中國人民一直痛切感受到資本主義的醜惡性：世界經濟恐慌，長期的大批失業，落後國家在帝國主義轉嫁恐慌之下民不聊生，殘暴的軍閥在帝國主義支持下統治著中國，中國不斷地被外國侵略。在那時代，即使在資本主義化的程度最高的大城市裡（例如上海），也充滿了飢餓和失業的現象，不但工農群眾生活困苦，連小資產階級的知識份子都痛感謀生困難，連大學生都要歎息畢業就是失業。對比起來，採取國有化計劃經濟制度的蘇聯，卻在資本主義世界性經濟危機的年代中迅速發展，提高生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成為世界兩大強國之一，而且把它那種新制度推廣到東歐一系列國家裡去。正因為這樣，中共打倒了國民黨政權，就很容易以俄為師，走上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而擁護資本主義的思想根本沒有辦法在勞動人民的心裡生根。但是今天，由於種種原因，世界資本主義有了不少的改良，它給中國人民的印象和三十多年前大不相同了。反過來，在官僚操縱下的中國和蘇聯等國的計劃經濟，卻充份顯示出它對人民的積極性和進取心的扼制作用，經濟效果低下，生產發展的速度日漸降低，不平衡性日益顯著，人民生活的需求不能滿足，甚至釀成巨大的危機。35年來香港的經濟發展顯然勝過中國大陸，也勝過上海等大城市。香港人的生活水平更引起大陸人民和官僚的普遍羡慕。隨著香港的回歸祖國，中國本身就有了一個可以顯出資本主義的進步性的地區，而且有了一個經濟力量強大到過去中國所未曾有的資產階級，還有為他們服務的知識份子層。這等於在中國建立起一個資本主義的引力中心。中共官僚大有可能越來越覺得，可以從世界資產階級那裡學到的富強之道比從馬恩列斯毛那裡學來的更多、更實際。這樣，中國的新經濟路線就會變成全國學香港的路線，朝向恢復資本主義的方向走去。

中共本身抗拒資本主義吸引力的力量是不大的。它真正從事工人運動反抗資本主義剝削的經驗不多，而且是50多年前的事情了。現有的絕大多數黨員，是掌握政權後才吸收的，而且是在它已喪失革命性以後才吸收的，所以大多數是追求利祿的官僚或官僚候補者。黨內最高統治集團也沒有堅強的社會主義傳統。他們的取得國家政權，是靠長期從事以民族解放和土地改革為政綱的軍事鬥爭，勝利後很快成為不受人民監督的官僚統治者。他們是根深蒂固的的民族主義者，真正終身堅持的奮鬥目標只是中國的富強。因此他們長期懷有兩種制度在世界上和平共處的幻想。一國兩制的思想，正是世界性和平共處幻想的進一步發展。過去他們認為俄國道路是最好的富強之道，近來卻越來越覺行向西方取經更有用了。香港歸他們統治之後，他們在同資產階級長期密切合作中，一定難免更進一步受資產階級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感染，他們本身和家族份子之中，一定有許多人發生積聚資本先富起來的願望。所以，只要中共現在對香港的政策真正維持60年多年不變，它整個黨變成資本主義復辟黨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無論如何，這個騎在人民頭上的官僚統治黨決不是社會主義革命成果的可靠的保衞者，這些官僚變成資本主義復辟派總比變成真正的社會主義革命派容易許多，而今天又比30年前容易。即使中共本身不變為復辟黨，它始終堅持著的專制統治和新近採取的一國兩制政策，在客觀上也是替資本主義復辟鋪路。

D. 社會主義者的新課題

（21）新形勢向香港的社會主義革命者提出了兩個新課題：一個是乘著香港非殖民地化的時機，怎樣儘量爭取政制改革和其他改革的最大成果，並且在改革過程中儘量提高工人階級的政治意識；另一個是，目前社會主義運動處於非常不利的形勢下，我們革命者應該採取怎樣的辦法來維護社會主義事業。

（22）由於香港還沒有實行過民主政制，而目前工人運動低沉，社會主義更非常不得人心，所以我們自然不能直接提出建立工人階級的政府和社會主義性的改革要求，只能首先要求在資本主義範圍內最高度的民主制度。在這種最高限度的資產階級民主制度下，工人享有最大的政治自由，所以最容易團結成為一個自覺的階級，認識到社會主義的目標。

（23）英國和中共都不肯讓香港人享有充份的民主權利，他們在壓制民主這方面將繼續合作。但是，關於97年以後要有一個怎樣的港人自治政府，中英政府之間難免有矛盾。英國雖然已經不能奢望將來的港人自治政府是確定地親英的，卻可以盡力使它站在資產階級立場，較少受中共控制，反而有能力對中共發生最大的階級同化作用。因此港英當局現在就推行它那套政制改革的計劃了。中共對未來香港特區的政制問題，實在不容易提出一個很適當的具體方案。在形式上，它不能不讓香港實行民主政制，而且照理應該是和大陸一樣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可是，想在香港做到民主政制完全有名無實，卻比在大陸上困難得多了。因為它不便直接派人來香港做官，也不便公然由黨機關來操縱選舉和操縱一切管理權。雖然中共已經決定要抓緊對香港特區政府的控制權，有把握制止「越軌」行為，但是，只要將來出現香港民意公然與中共對立的情況，對中共來說已經是很不好的了。所以中共大概覺得政制問題是起草香港特區基本法工作中最困難的一部份。除了不讓香港任何階層真正掌握民主自治權之外，中共對那一向依賴英國的香港人資產階級，到底讓他們享有多大的政治實權，也有不易處理的微妙問題。一方面，不能不依靠他們，不能不主要通過他們去統治收回後的香港；另方面，又不能讓他們有太大的獨立性。正因為有最後一點顧慮，中共對港英的政制改革計劃恐怕未必完全同意。所以，環繞著政制改革問題，將有錯綜復雜的多角鬥爭。雖然中英政府以及香港資產階級都會自我制，避免讓矛盾過份尖銳化和表面化，但是矛盾終歸是不能避免的。社會主義革命者應該巧妙地利用這種微妙的矛盾關係，選擇適當的策略去促進工人階級的實際利益和覺悟。

除了政制改革之外，還有其他方面的改革也一定要進行。例如，使中文成為第一法定語文，清洗教育制度上的殖民地色彩，等等。所有這些改革都要求社會主義革命者積極參與，並且在其中維護工人階級的利益。

所有這些改革大概都要在一種特殊情況下籌劃和進行：群眾並沒有當權，甚至群眾運動也沒有顯著高漲起來，這些改革只是中國和平接收香港所引起的，而中國政府並不發動群眾，中國政府勢力的來到也不大引起群眾的改革熱情。革命者參與這樣冷淡的改革，必須冷靜地選擇比較容易引起尚未激烈化的群眾響應的口號、方案和步驟，要作耐心的解釋和討論，而不能指望簡單的鼓動可以收效。在開頭的時候，我們必須避免跑得太快，脫離了群眾。等到群眾熱烈投身改革運動的時候，就不要害怕順應著鬥爭的邏輯去號召更激烈的改革，以至超越資本主義民主改革的界線。

（24）現在社會主義在香港和全中國都很不得人心，所以我們革命者努力維護社會主義事業變得格外重要，但又格外困難。民眾不喜歡社會主義，是因為拿中共在大陸所施行的制度同香港、台灣等地方的資本主義制度比較，覺得大陸的情況更壞。民眾根據實際制度的優劣比較，而不是根據理想的比較來判斷；又拿經濟效果（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作為考驗社會制度的標準——這種考慮問題的方法，我們必須同意。這根本符合科學社會主義的精神。這樣，我們就必須承認：並非任何國有財產和計劃經濟的制度都真正比資本主義進步，都真正是朝向徹底解放工人階級和一切勞苦大眾走去的過渡性制度。換句話說，國有化經濟的具體制度的好壞，是有決定性作用的。只有經濟管理的大權由民眾自己掌握、經濟計劃是根據民眾的利益和願望來制定的那種國有化經濟制度，才是比資本主義進步的制度，才是真正朝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制度。這種進步的經濟制度，又以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民主的政治制度為先決條件。那些不符合這種標準的國有化制度，不但不是確定地朝向社會主義發展的經濟制度，而且它的經濟效果不一定比資本主義制度優勝，有時反而更低劣。一九五八年以後中國大陸經濟的發展比不上香港和台灣，就是一個例子。

把上述基本觀念弄清楚，我們為社會主義辯護的工作就稍微容易一點了。科學社會主義斷定為比資本主義進步的國有化經濟制度，是指真正擁護社會主義的原則、以社會主義為發展目標的國有化經濟制度，這種制度才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直接目標，才可以稱為社會主義性的國有化經濟。至於在官僚操縱下的非社會主義性的國有化經濟，有種種弊病和醜惡性質，那不是社會主義革命所爭取的制度，不應該由社會主義負責。不過，僅僅指出中國現行的制度不是社會主義性的制度，拒絕為它負責，還不能達到維護社會主義事業的目的。因為，資產階級早已極力向群眾宣傳：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前途的預測，根本是幻想。所以，我們社會主義革命者必須重新證明社會主義前途的真實性和優越性。最確實的證明，自然是創造出真正的社會主義性的國有經濟制度的實例來。在此之前，要從速具體地說明，真正的社會主義性的國有經濟的體制是怎樣的；同中國現存的體制比較，主要分別在哪裡；並且證明這種體制是實際可行的。現在勞動人民既看不到這樣的實例，又看不到這樣的具體綱領，卻看到許許多多在社會主義名義下施行的醜惡制度，所以社會主義事業才遭遇很大的危機。

（25）社會主義事業的危機是世界性的。所有現存的號稱社會主義的國家都很不健全，不能成為世界工人階級革命的感召者，反而大多數成為世界人民對社會主義失望和反感的主要原因。在政治上，這些國家大多數是反動的，極端反民主自由，可以和法西斯統治相比擬。而在經濟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確切無疑地顯示出國有化經濟的優越性。這表明：工人國家的反官僚革命所需要解決的任務，不僅是政治制度的改革，還有經濟制度的大事改革，就是把國有化經濟的具體制度改造成為真正符合社會主義的原則和發展方向。

過去，主要是在世界上只有蘇聯一個工人國家的時期，我們革命者估計有些帝國主義國家的革命會首先勝利，這勝利使變態工人國家的群眾激發革命的熱情，起來矯正那些畸形。到了今天，有越來越多的事實證明：這些變態工人國家的醜惡狀況，正是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不願意走上社會主義革命道路的主要原因。儘管帝國主義國家的情況大有令人不滿的地方，但是比起變態工人國家的情況，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覺得還是保持現狀的禍害較小。如果始終沒有一個工人國家發生革命的突破，改變了所謂社會主義制度的形象，恐怕難望帝國主義國家的工人階級有信心和勇氣起來實行社會革命。另方面，工人國家裡面卻已經屢次發生巨大的社會政治危機，而且有些國家的群眾已經嘗試過起來革命了。因此，我們對世界革命的展望應該改為如下那樣。

世界革命的三大部門中，變態工人國家的反官僚革命現在佔關鍵性的地位。這類國家發生革命的機會，同不發達國家相近，而大大超過帝國主義國家。工人國家的政治革命一旦勝利了，對全世界的影響，對全世界的影響，將大大超過不發達國家革命的勝利，而且不下於帝國主義國家的革命勝利。反官僚革命勝利的工人國家，將立即實行政治和經濟的體制改革。這不但很快使本國的經濟和文化得到巨大進展，而且很快使本身成為世界革命的指路明燈。在這個活榜樣的感召之下，世界三大類國家都會迅速發生革命的反應，完全打破世界革命發展遲滯的局面。世界性的社會主義聯邦不久也會出現，而且迅速擴大。這是今後世界革命大浪潮興起的可能性最大的途徑。不但工人國家的革命者，連全世界的革命者都應該充份認識這個可能性，並且盡最大努力去促其實現。

（26）無產階級革命比資產階級革命需要有更詳細的革命綱領；而無產階級的反官僚政治革命，對詳細的綱領的需要，又比反資產階級的社會革命更大。這是因為，資產階級所需要的資本主義制度，在資產階級革命之前已經存在而且相當發達了，革命的任務只是掃除那障礙新的社會經濟制度進一步發展的政治制度等等而已。所以革命的綱領可以由幾個簡單的口號（自由、平等、博愛）來組成。無產階級所需要的社會主義制度，卻只能在革命勝利取得政權之後才開始創造。從頭建造新的制度，自然需要詳細的綱領作為藍圖。六十幾年的歷史經驗證明：繪製社會主義的藍圖是很困難的，至今還沒有修改到妥當。反官僚的政治革命，就是為了根據修正了的藍圖去全盤改組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工程。所以，掌握正確的詳細綱領，是主要的先決條件。沒有它的時候，即使政治革命勝利，也未必真正解決得了革命的任務，除非在革命勝利後很快就把綱領的重大缺陷補足。普通的情形是：由於還沒有認識到革命的具體綱領，看不到實際的出路，群眾根本沒有信心和勇氣起來進行政治革命，只會因不滿現狀而消沉，或者只作局部性的改良鬥爭，甚至會誤信恢復資本主義才是出路。

社會主義革命的具體綱領，本來已經在十月革命後由俄國共產黨提了出來，可以作為初步工作的指引。可惜不久之後，那個綱領不但沒有得到有益的修訂補充，反而被斯大林派的官僚集團徹底敗壞了。從那時一直到現在，掌握政權的各國共產黨所奉行的綱領，都是反映反動官僚統治者的意識的綱領，對社會主義事業和工人階級的切身利益有很大的危害性。我們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立場的托派革命者，一向反對斯大林主義對社會主義革命綱領的敗壞，堅持並且繼續發展正確的綱領。第四國際現在所有的社會主義革命綱領，其中政治的部份可算是足夠的，但經濟的部份還很不夠。實際上，社會主義建設對經濟綱領的要求，比政治綱領更大。為了徹底改革被官僚們弄得很壞的國有化經濟，需要一個相當詳細的經濟綱領，那是六十多年各工人國家的經驗的總結，也是同一時期內世界資本主義經濟演變的總結。這個總結的工作，需要我們科學社會主義者當作一個重大而緊急的任務去著手解決。這個詳細的社會主義革命綱領制定出來，對於世界革命的實現和社會主義建設的進行，都有極大的幫助。這是目前可以著手的解決社會主義事業的危機的辦法中主要的一項。

（27）現在中國正在進行著的經濟體制改革，不但在實際上有非常重大深遠的影響，而且對於探討社會主義性的國有化經濟的理論問題，和對於制定社會主義革命的綱領，都有十分重大的意義。這次改革提出許多新的經驗、新的問題和新的見解。我們必須加以非常密切的注意和仔細的研究。這個研究工作是我們目前工作的重點之一。一個適用於中國的經濟綱領，一定要通過這項研究才能夠制定出來。這項研究還幫助我們了解：如果資本主義在中國復辟，可能採取怎樣的途徑，復辟的分界線在哪裡，以及這種危險已經發展到甚麼地步。所以這項研究工作就是我們能夠在目前進行的維護社會主義事業的首要工作。

（28）我們可以預測：將來首先發生革命的大突破的工人國家，大概是一個比較強大而又富於革命傳統的國家。匈牙利、波蘭、捷克都曾經發生過政治革命，但是統統在蘇聯干預下失敗了。如果革命發生在一個更強大的國家，就可能擋住武力干預。我們中國是具備這種優越條件的國家之一。中國人口眾多，國土廣大；而且，作為過去革命的主要成果的一部份，中國在抵抗外國侵略方面已經表現出不可動搖的決心和非常堅強的實力。任何強國，甚至若干最強的國家聯合起來，倘若對中國革命實行武裝干涉，也難望成功。中國是全世界最富於革命傳統的國家之一。從太平天國革命起，中國人民在一百多年內曾經起來革命過許多次。1949年的革命勝利，曾大大推動了亞非拉三大洲的民族解放鬥爭，大大改變了世界形勢。中國人民慣於在最黑暗、更艱難、彷彿是絕望了的處境中跳起來打開出路。一百多年來，每當自卑、媚外的空氣彷彿籠罩住全中國的時候，實際上總有一批仁人志士堅持著民族獨立和進步求生的奮鬥；每當社會上腐化墮落的風氣彷彿壓倒了一切的時候，雖有一批革命戰士在進行著莊嚴偉大的工作。今天中國又處於黑暗與光明交織的形勢中。中共被迫採取的革新路線，一方面帶來經濟的繁榮，一方面造成資本主義復辟的危機；一方面暴露出更多的黑暗、腐敗、障礙，同時也透露出奮鬥與光明的消息。無論如何，新路線所造成的新形勢和新的社會矛盾，必將給人民新的革命奮鬥提供新的刺激和新的有利條件。中國有長遠、深厚而獨特的文化傳統。中國善於吸收外來文化來豐富自己的文化。不論在古代還是現代，中國人民都表現出有能力開闢新的歷史道路，向外國人民提供新的典型。（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