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止法理台獨 急不容緩 恢復統一談判 從長計議

林廣廈

最近民進黨就是否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一事發動舉行全民公決(公投入聯)﹐ 搞得全島紛紛揚揚。如果全民公決的結果是以台灣名義入聯──儘管這個可能性小得差不多等於零──那就是向全世界公佈台灣人民要求法理台獨的決心﹐是向法理台獨邁出了極大的一步。如果入聯公投沒有得到通過﹐但卻得到不少支持票﹐那也等於在大陸政府的面上刮了一巴。而不管結果如何﹐這次事件明顯是對大陸政府的挑戰﹐在兩岸製造緊張。對於這個全民公決的主張﹐台灣人民應該保持怎麼樣的態度呢﹖台灣的左翼人士又應該保持怎麼樣的態度呢﹖更根本一點的問題是﹕對於今後一段相當長的時期內﹐人們應該對台灣的統獨之爭提出怎麼樣的主張呢﹖這是這篇文章要提出來討論的問題。

阻止法理台獨 急不容緩

對於統獨問題﹐台灣島內大致可分成三類人。第一類可以稱為藍派﹐他們認為至少從長遠來說台灣應該與大陸統一(另外還有主張急統的人士) ﹔第二類可以稱為中間派﹐他們對長遠的統獨問題並沒有固定的意見﹐但認為今天的實際上的獨立地位較馬上同大陸統一或馬上宣佈法理台獨為佳﹐即贊成維持現狀﹔第三類可以稱為綠派﹐他們認為至少長遠來說應該實現法理台獨(另外還有主張急獨的人士)。

人們也許認為﹐這三類人對於公投入聯一事會有截然不同的態度﹐特別是藍派和綠派會有南轅北轍的分歧。藍派由於認為台灣長遠來說應該與大陸統一﹐因此理所當然地反對以台灣的名義加入聯合國（這有別于以中華民國名義重返聯合國），因而會在有關的公投中投反對票或者予以杯葛﹐如此可以為兩岸降溫﹐有助長遠與大陸的和平統一。而綠派則由於追求實現法理台獨﹐目前要求以台灣入聯是向這個目標邁進一步﹐因此對入聯一事投贊成票﹐主張急獨的人士特別有這種想法。

對於上面對藍派的分析我並無異議﹐但對於對綠派的分析──說清楚一點﹐不是綠派自己的分析而是上述那種對綠派的分析──則不敢苟同。我不是說我反對綠派對統獨的政治立場﹐事實上﹐我並沒有見過支持統一的很有說服力的根據﹐也認為台灣人民有權利自行決定是否同大陸統一﹐還是成立一個獨立的國家。我要指出的是﹐綠派也不應支持公投入聯﹐而應採取投反對票或者杯葛公投的立場。

顯然易見﹐公投入聯不可能達到它表面上的目的──即加入聯合國﹐或至少得到台灣人民多數同意如此──因此對中共來說它帶有特別強烈的挑戰意味。這也許給大陸政府打了一下耳光﹐但這對台灣的獨立事業有甚麼實際的好處呢﹖台灣越是這樣製造不必要的挑戰﹐大陸政府越是有“樹欲靜而風不止”的感覺﹐覺得目前這種狀態難以為繼﹐以至有可能作出軍事上的冒險。我不認為這次公投本身有可能導致中共的軍事冒險﹐但一次挑戰不會引起戰爭的想法恰恰令人產生幻覺﹐以為打了中共一下耳光它不還手﹐還可以無休止地打下去﹐又或者以為通過對這類挑戰行為的“宏觀調控”﹐幻想可以最終不知不覺地、和平地實現法理台獨。這種想法中共是不會不知道的﹐因此它就不得不考慮在“最終不知不覺地、和平地實現法理台獨” 之前採取軍事冒險，攘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如果法理台獨的發展引起族群矛盾的惡化，那大陸也可以乘虛而入。為了避免這悲劇的發生﹐即使你是綠派﹐你也要避免踏出不必要挑戰的第一步。

有追求法理台獨者表示不怕死，甚至認為大陸的武裝進攻，可以逼使美國的武裝介入，真正站在支持獨立的台灣人民一邊，這樣的話，大陸的武裝進攻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不斷挑戰就變成正確的路線。這是一廂情願的想法。我們大可以相信，當大陸武裝犯台時，美國人民是會同情和支持台灣一方的，美國統治精英肯定會利用這種民意來從中取利，但沒有理由相信他們的利益跟台灣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美國把自己的“國家利益”放在世界人民利益之上，它可以推翻受人民愛戴的政府(如1973年推翻智利阿倫第政府，1953年推翻伊朗民主政府﹐恢復君主制) ，也可以對殘害人民的暴君視若無睹助紂為虐(如1953年到1979年的伊朗政府，1990年之前的伊拉克候賽因政府) 。美國過去五十年的外交史都能證明這一點，把台灣人民的福祉押在美國身上是愚不可及的。

這個世上沒有哪個民族比巴勒斯坦人更有道義權利去建立自己的國家﹐也沒有哪個名人比語言學家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更有資格說成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忠誠的朋友。他就指出過﹕承認巴人有權利建立自己的家園是一回事﹐承認他們現實上具備條件建立自己的家園是另一回事。在他看來﹐否認巴人有建立自己家園的權利固然是不道德的﹐鼓吹巴人在不做任何讓步之下可以爭取建立家園也是不道德的。[1]我覺得喬姆思基這番話也適用於台灣﹐願意為自己的族群奮鬥以至犧牲的台獨人士在這點上是可敬的﹐但是如果他們不承認所處環境的局限而鋌而走險﹐以至為害蒼生﹐那就不那麼可敬了。

上面已經談過追求法理台獨可能為台灣帶來的禍害﹐我們也可以考慮一下法理台獨可能帶來怎麼樣的好處，就可以看出以不斷挑戰的方式追求台獨是不划算的。大陸政府沒有對台灣開戰，只是在國際政治和外交的層面採取收緊和圍堵的政策(似乎說不上有經濟上的收緊)，這已經是在目前力量對比下、台灣可以設想的而又在現實上可能出現的最有利的情況了。在這情況下，台灣人民不惜冒戰爭危險去進行法理台獨，又能得到甚麼好處呢？台灣在外交上會有什麼樣的突破？今天沒有與台灣有邦交的國家，那時仍然會選擇不與台灣建立邦交，而今天與台灣有邦交的少數國家，也大有可能因為大陸政府的銀彈政策而倒向大陸(大陸的國際地位只會有增無已，而它那時也會有更大的決心去孤立台灣) 。那麼台灣所處的外交困局絲毫沒有因為宣佈獨立而帶來甚麼好處，顯然易見，經濟上也不會得到甚麼好處。弱國無外交，簡單宣佈獨立並不能改變這個事實。一個弱不禁風的女子不會因為穿上武士的外衣就變成武林高手。

台灣人民遠遠不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今天實際享有的生活水準和民主自由都得來不易，他們能繼續這樣生活下去不僅是台灣人民的大事，也是中華民族的大事。“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台灣人民是千金之子，沒有必要特意走到屋簷下待在那裏等瓦塊掉下來，弄得頭破血流。上面我們已經把以不斷挑戰的方式追求法理台獨可能帶來的好處與惡果比較，結論應該很容易得出來：不管你對統獨採取甚麼政治立場，對於阻止法理台獨，都是急不容緩和責無旁貸的。對台灣本島有特別深厚感情的綠派人士，尤其應該如此。

恢復統一談判 從長計議

上面我們指出，即使是綠派人士，也應該阻止以不斷挑戰的方式追求法理台獨。同樣道理，藍派人士，則應該避免提出儘快恢復統一談判的主張，避免誇大統一或者是恢復統一談判的逼切性。事實上，不僅統一是沒有逼切性，連恢復統一談判也不是逼切的。根據目前台灣的民意，要求馬上恢復統一談判是不切實際的。中共是知道這一點的，而他們現在的立場也是“反獨不急統” 。要是在今後這幾年裏能讓台獨的聲音降下來已經是很不錯的成就了；若能做到這一點，便能為下一步的統一談判製造良好的基礎。

藍派人士如果現在強調統一和恢復統一談判的迫切性，只會適得其反，產生不良的效果。第一，這不符合急事急做的原則。一個爸爸看到他的兩個兒子在打架，他首先要做的是制止兩人繼續打架，而不是先要澄清哪個兒子先動手打人。現在最迫切要作的，就是避免法理台獨的聲音繼續擴大，而不是要馬上恢復統一談判，這模糊了當前的任務，分散了我們的力量。第二，這不利於為當前的任務團結最多數的人。前面講過，不僅是中間派，甚至綠派都應該出來阻止進一步的法理台獨的行為，強調統一和恢復統一談判的迫切性，等於不必要的提高了作為我們同盟者的資格的門檻，等於拒人於千里之外。

也許有人會說，恢復統一談判是個比阻止法理台獨更正面的、更徹底的主張，因而也是個更正確的主張，即更能阻止法理台獨的主張。這種看法其實是似是而非的。首先，不是更高的主張總是較好的主張。舉例說明，如果某國出現法西斯運動，首先的主張就是左派組成聯合陣線，抵制和防範法西斯主義進一步的發展，而不是鼓吹發動無產階級的革命暴動。革命暴動無疑是比反法西斯聯合陣線更高的主張，如果成功的話，無疑能達到更大的成就。但是，當工人還沒有決心和信心完成暴動時(更不用說對社會主義仍然懷有諸多疑惑) ，用無產階級革命的主張去代替反法西斯聯合陣線的主張就是錯誤的做法。相反，反法西斯聯合陣線能最大程度的保留和發展工人的力量，為日後獲得更大的成就製造有利的條件。因此，比較兩個口號那個更符合當前的需要，不能光看那個是更高更徹底口號。

對於作者的主張，也許有人會問：“你要用阻止法理台獨的主張來說服綠派，他們那麼冥頑不靈，你這不是一廂情願嗎？”這種意見的潛台詞好像是：“你的主張沒有保證成功，所以是徒勞無功的。” 首先，任何政治鬥爭都沒有保證勝利。托洛茨基在三十年 代鼓吹成立反法西斯聯合陣線，但得不到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的重視，避免不了人類歷史上最悲慘的一 頁的發生。即令如此，我們並不應以此認為他那時的主張是錯誤的。再者，我不同意用“冥頑不靈”這個帶有強力貶義的用語來描述綠派；抱有這樣的成見只會造成心理學所說的自我實現的預期（self-fulfilling prophecy），保證了努力的徒勞無功。相反，我們對綠派只能作出不懈的、耐心的說服，而不應事先懷有偏見，或懷有必然失敗的想法。如果對綠派來說阻止法理台獨這主張是不容易接受的話，那麼要他們接受恢復統一談判就更不可能了。同樣道理，要中間派接受阻止法理台獨的主張應該是不難的事情──而取得他們的支持就能把法理台獨大大地的壓住──但要他們接受馬上恢復統一談判，他們便一下子狐疑了，給懗怕了。

這裏重申一下，我認為：恢復統一談判並沒有逼切性，而把恢復統一談判來代替阻止法理台獨的主張也是錯誤的。我並不是說對統一和恢復統一談判的討論是不必要的。相反，我們歡迎這方面的討論。藍派，特別是認為恢復統一談判以至統一有急迫性的藍派，更有義務帶頭討論這些問題。

在今天台灣，強調統一和恢復統一談判的迫切性的言論並不多見，但也不是完全沒有。其中最突出的，要算是資深左翼評論家向青在最近幾期《紅鼴鼠》中的文章）[2]。這些文章強調目前台灣的不統不獨的狀態之不可持續，認為與其等到大陸的軍事佔領或和平征服，倒不如馬上就同大陸進行統一談判。這些文章重申了平等談判、統一需要台灣人民的同意、台灣人民有權自決等民主主義的原則的同時，又指出： “即使最後所達到的和平統一方案不大理想，只要兩岸趁早開始認真的商談，在勞動人民的積極參與下，所取得的那方案理應對於台灣人民來說至少是勝過港澳式一國兩制的。”

向青的立論，主要是建立在他對大陸對台灣開戰以及所謂和平征服的可能性的估計上，關於這點我在下面再談。我這裏想先指出，由於他對於兩岸統一的具體內容以至統一談判過程的分析都極其單薄，缺乏實質內容，因而缺乏說服力。對於許多問題，台灣人民都有不少的疑惑。香港的一國兩制到底是成功呢？還是失敗呢？大陸每個省份的領導只有省長和省委書記二人需要中央的任命，為何香港不僅特首，連三司十二局的十五個最高官員都要中央的任命呢？據說民主黨的領袖連回大陸旅遊的權利都沒有，這會發生在台灣的政黨身上嗎？關於香港回歸的中英談判是1984年結束的，然後又成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和諮詢委員會，用了好幾年時間才起草基本法。台灣比香港更大，問題更複雜，人民的抵觸情緒更嚴重，那是不是從初步達成統一協議到正式回歸也要一段很長或者更長的時期？香港經過這麼長期草擬的基本法也不能做到無所不包，因而需要中央人大委員會的最後解釋權(到目前為止用過三次)，台灣日後的基本法的解釋權是不是大陸的人大常委員會？我們對它有信心嗎？就算我們對中央政府的誠意沒有懷疑，它下面的官員就能把最高領導人的精神把握得好嗎？會不會出現“寧左勿右“的情況？去世不久的香港大亨，也是全國政協副主席霍英東，過去自己掏錢發展廣東南沙港時，便一直受到地方官員的欺負，日後台灣政府會不會受到比如說福建省政府的欺負呢？向青提到台灣可以接受在“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基礎上恢復統一談判，又認為台灣人民對談判結果有不接受的權利，請問承認台灣人民的民主權利是否談判的一個先決條件？如果是，那大陸不同意怎麼辦？如果否，是否表示台灣人民的民主權利可以放棄？

這不過是台灣人民關於統一的談判過程中的部分疑惑，還沒有包括對統一本身的具體內容。對於這麼多複雜的問題，我們當然不能指望一個人能提供滿意的答案，但是，向青的幾篇文章中不僅沒有詳細談到這些問題，連指出一下這些問題的重要性，指出我們應該努力的方向都沒有。不要說要說服中間派或綠派，這樣的意見對許多藍派人士都是不夠說服力的。正正由於這些問題的重要性，我們更不應急就章，而應該從長計議。統一能不能獲得多數台灣人民的擁護，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藍派能不能提出令人信服的方案，使人們相信“上帝在細節之中” (God is in the details)，而非 “魔鬼在細節之中” (devil is in the details)。

大陸政府不能再等了？

同向青一樣，我認為戰爭是不容忽視的威脅，這也是我認為為何當前的急務是阻止法理台獨的理由。但是，我同時認為只要台灣不繼續無休止地作出挑戰的行為，就算它繼續拒絕談判，至少在今後一二十年裏發生戰爭的可能性仍然是相當低的，而不是向青所說的“在這樣的僵局之下，戰爭的危機越來越大” ，是 “絕對不容忽略的大有可能的事情”。

2000年台灣政權轉入主張台灣獨立的民進黨之手，開啟了台獨勢力長期執政的遠景，這無疑是大陸當局對台統一活動的巨大挫折，這令它不得不作兩手準備，擴展軍力，在不能和平解決台灣問題時不惜使用武力征服。但是，這同實際的戰爭威脅還有很遠很遠，事實上，台灣人民近年彰顯出來的對大陸的抵觸情緒，反過來警惕了大陸輕舉妄動的巨大代價。在大陸眼中，近年台灣局勢的不利變化，只表示了它必須重新思考和調整整個台灣工作的方針，僅此而已。大陸攻打台灣的遠景是不容忽視的，卻不是大有可能的，不能說成是“絕對不容忽略的大有可能的事情” 。

向青認為，大陸對台戰爭的可能性的理據大致有二。第一：台灣不能無限期地同大陸分開，大陸政府是不會容忍的。第二：在大陸對台戰爭中，美國出兵支持台灣的可能性很低，而不會像某些綠派所一廂情願那樣。

向青上述的意見都沒有錯，但都不能支持他的結論。我們先檢查一下中共不能再等的說法 。一個男生追求一個女生，女生說她一輩子都不會喜歡他。那個男生就真的相信麼？就應該感到絕望麼？也許女生再過幾天就自動回心轉意，也許男生經過努力考上台大法學院，女生對他的態度就會改變……對待台灣問題也一樣，儘管我們看不到準確哪一天台灣會同大陸統一，但這並不等於說事實上這種不統不獨的情況真的會命定地永久下去。在釣魚台問題上，鄧小平就說過，將來的人比我們聰明，他們會想到我們沒有想到的辦法去解決問題，沒有理由太悲觀。如果在1954年毛澤東知道他當時若不馬上“解放”台灣那麼到2007年台灣還是獨立於大陸的話，那麼他當時很有可能不惜一切地收復台灣，但是他那時又怎麼會迷信宿命論呢？同樣道理，如果胡溫知道在他們任內不收復台灣的話那再過五十年也不能收回台灣，那麼也許他們現在就有可能不惜一切地收復台灣，但是他們此時又怎麼會這麼悲觀呢？

也許人們會回應說，我們的領導人已經等了幾十年，已經等得不耐煩了！這個講法有毛病。作為最高領導人，胡錦濤和溫家寶只等了幾年，台灣問題對他們來說還是個很新鮮的問題。作為一個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問題，之前那五十多年都解決不了，自有其原因，但沒有道理說，五十八年都可以等，再多十年就不可以等。同一個問題，只要提法改變了，只要切身處地的從決策者的角度去考慮，那得出的答案就可能大大不同。此外，光看到台灣與大陸分離了幾十年，而沒有看到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雙方關係的發展，這也是很片面的看法。

戰爭威脅與和平征服

美國出兵介入台海戰爭的可能性很低，但這並不表示美國的其他反應就很好對付，就不會對大陸做成巨大的破壞。一旦大陸在台灣沒有作出任何挑撥性行為之下對台出兵，一定引起國際一致的聲討，那時美國發動世界對大陸進行經濟封鎖就是義正詞嚴、順理成章的事情。中國大陸經濟力量雖然在過去三十年間不斷加強，但在融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同時，也變得越來越脆弱，這在它在重要能源和物資（石油，天然氣，鋼材，等等）的對外依賴程度、它的金融體制尤其如此。在全面禁運下它的經濟很快就會出現物價暴漲，物資供應短缺，大陸資本的外逃，金融體制瀕危，甚至引起全面的經濟破產。我們沒有理由相信美國會真誠地幫助台灣人民，但是趁火打劫的本事還是有的。當“中國威脅論”在美國甚囂塵上，當怎樣阻止和限制中國擴大其經濟和軍事力量已經成為美國外交界關注的頭等大事的時候，中國出兵台灣正好給予他們教訓大陸的千載難逢的機會。

對於美國為主的國家的經濟封鎖，中國能予以報復的經濟武器是相當有限的。中國限制其對美如成衣或玩具一類的出口，當然不會對美國經濟有多大作用。就算中國拋售手中持有的大量美國國庫券，以打擊美國，亦不足以阻止美國發動對大陸的經濟封鎖。原因有三。第一，由於美國人民支持對大陸的經濟封鎖，不會輕易把來自大陸報復行動的不良後果遷怒於美國政府。第二，美國作為最發達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它對波動和危機有極強的適應能力；最近美國次級按揭風暴也說明，即使是美國境內產生的問題，它對其他地區的影響往往比在本土還大。第三，拋售這些國庫券對美國做成負面影響，同時也會影響到其他國家，因而會引起帝國主義列強的聯手應付，把它的影響降到最低。

單從經濟方面來說，中國不足以阻止美國對其全面的制裁。但是，中國已今非昔比，在國際上是舉足輕重的大國，美國在一些事情上也要中國的幫忙，這是否表示美國會放中國一馬？首先，如果中國感冒天下之大不韙，進攻二次大戰之後便一直是美國勢力範圍的台灣，那麼其他國際問題都變成次要的問題了。再者，說美國在國際問題中極需要中國的協助，那是言過其實的。在反恐問題上，有法國和俄國在聯合國與美國抬杠，中國支持或者反對都是無關宏旨的。在新疆和西亞地區，中國需要以反恐為藉口來鎮壓疆獨，在這方面是中國需要美國為其背書，多於美國需要中國的幫忙。在非洲，中美兩國處於爭霸的局面。在處理北韓核問題一事，表面上中國對美國來說好像很重要，缺不可少。這種想法也許能增加某些人對自己中華民族的自豪感，但卻不符合事實。美國單獨說服北韓停止發展核武器，是不為也，非不能也。北韓一直希望同直接美國對話，表示只要美國願意跟它簽訂不首先進攻北韓的協定(以及一些附帶的條件)，它就會答應終止發展核武器。美國願意的話，問題很早就解決了。美國能拒絕參與雙邊談判，把其他國家拉下水，這是它強大的表現。中國不能說服美國直接同北韓談判，又不能說服北韓停止發展核武器，而被迫參加六國談判，這是它弱小的表現。北韓在06年10月背著中國進行核子試驗，固然令中國勃然大怒，但這事實也表明了北韓的獨立性和中國有限的影響力。事實上，美國與北韓早於克林頓時期就開始改善關係，只不過小布殊政府於911之後把北韓列為流氓國家，單方面把關係破壞而已。不管怎樣，北韓核問題已基本解決了，它走資本主義也是早晚之事，中國在北韓問題僅有的作用也沒有甚麼意義了。

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考慮到台灣局勢持續不穩定的後果。大陸在絕對優勢的軍力下，有可能在極短時間內、在極少數傷亡的情況下佔領台灣，甚至正式宣佈軍事行動結束和成功解放台灣。要順利在台灣長期統治，卻是困難得多的事情。以外來者的身份，它必需相當程度地保留原有政府人員(特別是中下層人員) ，或者在當地大量招募新丁，但肯定地說，這些人員裏面必定藏有大量的綠派分子，對大陸的入侵懷恨在心，就算是藍派分子和中間派份子也會因為大陸不請自來而有抵觸情緒。警員值勤不力，對抵抗運動份子的“非法”活動視而不見，對他們所犯的“案件”查找不力；士兵被指在值勤時濫殺無辜，那些懷恨在心的士兵暗地裏進行破壞，軍方武器無故失蹤，源源不斷流到抵抗運動份子手上。忠實執行北京政策的上層官員及其家屬個人生命受到恐怖主義攻擊的威脅，另一些官員則會明哲保身，對北京政府打擊抵抗運動的政策陽奉陰違。這樣的話，新政府很快就會癱瘓下來，經濟破壞，原本的省籍矛盾演變成為武裝衝突，釀成大規模的人道災難，那些因為大陸攻打台灣而產生的暴發戶(包括來自大陸的官、軍、商) 則會用一切辦法搜刮，以至民不聊生。

同時，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台灣以外地區為台灣抵抗運動的戰士提供軍事訓練(美國完全可以把軍事訓練外包給諸如黑水Blackwater一類的私人公司而逃避責任) ，並容許私人軍火商向抵抗運動售賣輕型武器。這種最低度的介入不足以把大陸的正規軍打敗，卻足以把泥濘弄得越來越深，使大陸這個太坦巨人陷入難以自拔的境地。到了大陸出現經濟崩潰(甚至政治動亂) 和台灣出現大規模的人道災難的時候，美國和日本就會鼓吹聯合國介入，要求親大陸的政府與抵抗運動和解，並派遣多國維持和平部隊駐守台灣，讓當地政府接受國際的監督一、二十年，或把台灣一分為二，等等。若果此時大陸出現大規模群眾運動甚至是社會主義革命運動，則美國可以默許中共在大陸本土的鎮壓(即不積極支持反對共產黨的群眾運動)來輕易取得大陸在台灣方面的讓步。不管最後怎樣，從大陸的角度，這都是不划算的一場仗，是要極力避免的一場仗。

最後我想簡單談一下所謂和平征服的可能性。和平征服論是指中國在沒有使用武力，或在使用很少的武力的情況，就把台灣征服。由於大陸和台灣都是資本主義，台灣的資產階級覺得統一與維持現狀對他們來說差別不大，軍方頭頭作為統治階級的代表也有類似的見解，因此在大陸的絕對軍事優勢之下不戰而降，此之謂大陸對台灣之和平征服也。和平征服是以軍事征服為前提的，只有大陸有破釜沉舟、不惜一戰的決心的時候，台灣方面才有不戰而降的可能性。但是，上面已經指出了，在沒有台灣方面不斷挑戰的情況下，大陸事實上破釜沉舟不惜一戰，是得不償失的，是不合理的愚蠢行為。由於這種軍事征服的恐嚇是不可置信的(incredible)，台灣方面的不戰而降也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以大陸可以和平征服為由來指出恢復統一談判之迫切性也是缺乏說服力的。[3]

統獨問題與左翼運動

由於統獨問題的分歧，台灣的左翼運動一直處於分裂的狀態，不能為共同的議題一起努力，對統獨問題的注視，也分散了人們對其他問題特別是階級和貧富問題的注視，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這給人一個印象：統獨問題一天不解決，台灣的左翼運動便很難有進一步的發展，因此，要讓左翼運動有真正的發展，必須一勞永逸地解決統獨問題。

認識我們運動所面對的局限性是對的，但上述觀點容易產生兩種錯誤的結論。第一：急於提出不切實際的解決兩岸問題的方案，這樣不僅解決不了問題，還不必要地進一步維持左翼運動的分裂狀態。

左獨方面的同志可能覺得：必須早日宣佈法理台獨，如果大陸承認我們，問題便徹底解決了；如果大陸不承認我們甚至大動干戈，我們也可以拉美國進來，這樣有可能逼使大陸最終承認我們，相對於左翼運動永遠毫無寸進，這個風險是值得冒的。這種觀點如何不切實際，我在前面關於“阻止法理台獨急不可待容緩” 一節已經談過，這處不再重覆。

左統方面的同志可能覺得：必須早日恢復兩岸談判並完成統一，一旦消除了統獨問題，台灣工人群眾便可以把注意力放回台灣的階級和貧富問題上，而統一之後他們更多了大陸的工人農民作為盟友，因此雖然沒法保證統一的具體形式和內容是最理想的，相對於左翼運動永遠毫無寸進，這個風險是值得冒的。

根據香港的經驗，從開始正式的談判(1982年) ，到組成基本法起草和諮詢委員會，到真正落實統一(1997年) ，這是個漫長而充滿驚濤駭浪的時期，期間香港人對統一問題的關注不是減少了，而是增加了。台灣問題更複雜，就算今天台灣人民原則上同意統一，從開始正式談判到落實統一，經歷的時間一定比香港所經歷的長，驚濤駭浪也一定更多。這種情況在統一之後一段時間都不會改變(畢竟，梁山泊好漢歸順朝廷之後最終不得好死，吳三桂歸順大清之後也難逃三藩之亂滅頂之災)，期間台灣民眾不可避免地仍然把注意力從階級和貧富問題轉移到兩岸統一問題上。以為用馬上恢復談判和完成統一來迅速地、一勞永逸地消除其對左翼運動的障礙，那是不經推敲的、一廂情願的想法。關於台灣民眾在統一之後多了大陸工農盟友這一點，也是值得商榷的。台灣人民當然不應害怕在一個統一的中國的範圍內對統治階級作戰。但當你的同志正被關在牢獄之中，你自投羅網應該不是最有效的鬥爭方法吧，你在監獄之外應該還有許多東西可以做的。

上述左獨和左統的主張同樣都是錯誤的，堅持這樣的觀點，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也會進一步維持左翼運動的分裂狀態。第一種意見在最壞的情況下則會引起對大陸政權無休止的挑戰，以至中共有孤注一擲大動干戈的可能。第二種意見由於不可能得到台灣民眾的支持大概不會產生更壞的後果，但堅持這樣想法的人要警惕：不要孤芳自賞把不被接受看作是思想高超的證明，堅持這樣的想法其實是保證自己繼續孤立的不二法門！

強調統獨問題對左翼運動的障礙作用容易產生的另一種錯誤結論，是有意無意間產生了一種台灣發展的二階段論，即第一階段先解決兩岸統一問題，然後在第二階段再壯大左翼運動。我們在上面已經指出，兩岸統一問題在相當長時間裏不能徹底解決，這種兩階段論客觀上助長左翼運動中的怠工行為，把實際運動中可以回避的錯誤和努力不足的結果當作是命中註定的、不可改變的，甚至把左翼運動相當時期內當作是可有可無的一回事。

這種不自覺的二階段論是極其錯誤的。左翼運動不容易有根本的發展不等於不可能有相當的發展。只要左獨和左統能不各走極端，不急於提出不切實際的解決兩岸問題的方案，並忠誠地、不懷宗派主義地為建立一個真正平等的社會而努力，那麼左派力量分散的局面就有可能打破。最低限度，革命左派小團體就有可能接觸到較多的年輕人，從而漸漸得到壯大。

事實上，我們可以把統獨問題與左翼運動之間的關係倒過來觀測：與其說統獨問題糾纏不清令左翼運動裹足不前，毋寧說是左翼運動發展不夠令統獨問題糾纏不清。根據這種觀點，由於左翼運動(包括廣泛的社會公義運動) 是宣導平等友愛、互相幫助的，只要左翼運動有相當的發展，人們就能在統獨問題上持比較理性的態度，比較能諒解別人和設身處地考慮不同的觀點，因而比較容易得出大家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法。而要解決左翼運動裹足不前，最需要的是把對統獨問題的歧見暫時放下，把所有的力量放回到發展左翼運動中去—當然，不僅你這樣做，你還得呼籲其他人這樣做，還得呼籲別人去阻止追求法理台獨的活動。當左翼運動有一定發展之後，統獨問題就有可能連帶地解決，而不需要在目前揠苗助長。

自決權與南北分治

我前面提到過根據徹底的民主主義的精神，台灣人民有權自決，決定是否同大陸統一，或正式脫離中國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這裏我想補充一下這方面的見解。上述分析是以台灣相對於大陸來說的：在包含大陸人民和台灣人民的集合里，台灣人民只是一個子集，但他們有權跟據自己的意願選擇自己的生活方式、自己的政治經濟制度，大陸人民只能以理服人，不能以武力壓人。

同樣的道理也可以應用在台灣境內的不同族群。台灣作為一個集體固然有權作出不同於大陸的決定，台灣北部(主要為藍派和中間派) 的居民同樣有權作出一個與台灣南部(主要為綠派) 的居民不同的結論。舉例說明，假若他日法理台獨終於在台灣確定成為主流，而北部的居民中的大多數則贊成同大陸的統一的話，那時北部居民就有權獨立於南部居民，或決定同大陸組成一個新政府，甚至邀請大陸的軍隊來維持北部的秩序，在這方面南部只能以理服人，不能以武力強迫北部居民接受南部的統治。

近年來台灣有所謂“新生民族” 的討論，要旨是台灣人已經形成了與大陸人民很不同的一種新民族，因而有權成立一個新國家。這種意見固然可以增加一下法理台獨的說服力，但卻不能否定北部居民相對於南部的自決權。如果“新生民族” 的理論是說得過去的話，北部居民可以自稱作為一個族群，他們接近大陸人民多於接近台灣南部的居民，他們不屬於“新生民族” 的一部分，因而有權不參加台灣南部的新生國家。藍派人民有權分離於台灣，正如台灣人民作為一個整體有權分離於中國一樣，這兩種人的兩個權利其實是同一個權利在兩個群體的應用而已，不能只承認後者而否定前者。

我們討論這個問題，並不是要製造混亂，也不僅僅是要澄清這個民主主義的原則，而是要指出在台灣問題上各方利益環環相扣，往往會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微妙關係。民主原則一方面要求少數服從多數，另一方面又要求多數尊重少數，不能出現多數人的暴政；不然的話，少數有權不服從，甚至離開這個集體。這點有很實際的意義。如果綠派在台灣取得絕大多數，正式宣佈台灣獨立，那時大陸對台開戰還沒有很強的理據(民主原則要求它尊重台灣人民的意願) 。但如果綠派在台灣僅取得輕微多數而正式宣佈台灣獨立，綠派和藍派之間的激烈衝突就有可能成為大陸出兵台灣的理據。

假如台灣政府(總統，立法院，或兩者一起)宣佈台獨，而台北市政府和市議會則反對之，並宣佈不服從這個獨立決定，和邀請大陸軍隊來保護北部台灣，這時候大陸派軍隊佔領台灣北部就可能是符合臺灣人民和中國人民利益的決定，很難予以反對。可以估計，當台灣宣佈獨立時，大陸並不會馬上就進攻台灣，相反它會等候台灣內部族群的衝突加劇到某個程度──這是必然出現的，除非綠派思想真的在獨立之前就取得絕大多數──才以回應當地人民的請求平亂而來。這時候由於國際社會擔心多數的南部人會對少數的北部人民造成人道災難，對大陸的進軍或者默許，或者公開支持，這樣的話，台灣現有的得來不易的民主自由和生活方式就不能繼續了。

把話說的這麼清楚，是希望藍派和綠派雙方都知道唇亡齒寒的道理，蓝派不能以大陆的军事威胁相逼，綠派亦不可隨便輕言獨立。台灣人民，不管你是藍派還是綠派，多數還是少數，你一定要善待你的同胞。

總結

現在總結一下上述觀點。對於統獨問題，我們認為當前的急務是阻止法理台獨活動的進一步的發展，台獨活動的不斷發展有可能引起大陸的軍事冒險行動，不管最後結果怎樣，覆巢之下無完卵，這決非台灣人民之福，是要盡力避免的。相反，根據分析，只要法理台獨活動不進一步發展，只要台灣停止進一步的對大陸的挑戰性行為，即使台灣仍然拒絕正式的統一談判，在相當的一段時間(十到二十年) 內，大陸主動的武力犯台的可能性是非常低的。一旦法理台獨活動不進一步發展，兩岸就可以開始良性互動。

當前急務是阻止法理台獨活動進一步的發展，表示進步的左派團體應該盡力把這個思想宣傳開去，為此可以考慮成立聯合陣線。對於本來支持統一的左派團體，我們呼籲他們不要把恢復統一談判當作當前的主要宣傳工作。阻止法理台獨的精神就是以藍派和中間派為基礎，爭取理性綠派，孤立狂熱綠派。把恢復統一談判當作當前的主要宣傳工作，則與這個精神背道而馳，它不僅不能起到爭取理性綠派的作用，連中間派和相當的藍派力量都會失去。看到台灣目下的亂局，以為用恢復統一談判以至實現統一可以改變，甚至有意無意誇大來自大陸的軍事威脅和所謂和平征服的威脅來加強說服力，這些都是錯誤的做法，堅持這樣的做法只會讓自己孤立起來，如果沒有更壞的後果的話。

根據以上原則，我們應該呼籲民眾在當前民進黨的“公投入聯” 中投反對票。國民黨的“公投返聯” 因有踏中共“紅線”之嫌，避免了中共死亡之吻，增加了綠派對其接受程度，但此舉有加劇使用公投的趨勢，此風實不可長，我們也應該予以杯葛。

我們沒有力量影響陳水扁之類的民進黨領袖，而綠派民眾的狂熱也有其動力，不是一時三刻可以通過理性討論平靜下來。因此，儘管我們明釋了當前的任務，我們也應該承認任務的艱巨。由於左翼運動特有的性質──追求全民的平等，公義，團結，互助，以合作代替競爭，國際主義的視野──左翼運動如果得到重要的發展，綠派中的勞動人民就會在統獨問題上持比較理性的態度，而不會進一步擴展法理台獨的活動。

台灣人民抗拒同大陸的統一，是有其長期的、深刻的原因的，目下大陸政府的腐敗、不民主、對勞動人民基本權利的輕視以至剝奪，都是台灣人民所不能接受的。在這個意義上，台灣人民抗拒中共通過統一來干預他們的生活，同大陸的農民抗拒政府征地，國營企業工人抗拒下崗和把企業資產變賣沒有兩樣。他們都是同盟者，而非敵人。台灣人民要爭取大陸人民的支持，要消除他們中間出現的狹隘的民族主義，要使他們認識到另一個台灣：不是在福建蒲田開工廠剝削民工的台灣，而是個追求勞動人民平等團結的台灣。大陸人民的支持是台灣人民自由民主的最後保證。從這個意義來看，可以說，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台灣。台灣左派在保持台灣的民主自由方面實在責無旁貸，任重道遠。

○七年九月二十二日初稿

○七年十月九日定稿

[1]見Norman G. Finkelstein: Beyond Chutzpah: On the Misuse of Anti-Semitism and the Abuse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第五頁。

[2]本文中對向青的引文均來自 “台灣的統獨和戰問題”一文 （《紅鼴鼠》第三期），該文是三篇文章之首，文章注明完成日期為○五年一月二十八日。有關和平征服論在第三篇文章“統獨能否休兵？人民如何自救？”裏面談得最全面（《紅鼴鼠》第六期，文章注明完成日期為○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3]澄清不可置信的恐嚇與可以置信的恐嚇的分別以至相關的應用，是現代博弈論發展的里程碑，近年就有三次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是頒發給有關的研究學者（1994年的Selten，2004年的Schelling，和2005年的Kyland 與Presco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