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步反對力量的生死關頭─後320變局的鳥瞰
■立報2004/03/26

320後，一個引人熱烈討論的新話題是：進步反對力量的催生。當然多數人心知肚明這個願景的前提：泛藍二連敗處於崩潰邊緣，及凱達格蘭大道人潮久久不退。若一切預設成立，那麼當泛綠缺少了泛藍這個國族主義的鏡象對手後，社會內部攸關勞工、農民、婦女等實際利益分配的議題，或有可能取代國族主義政治的格局，重新滋養台灣的新反對論述。

果若如此，未嘗不是台灣歷經一場選舉劫難後的大幸。但問題是，這種「藍去社運來」的預設，不能建立在一個樂觀主義想像中。對社運而言，若自己在320前便已養精蓄銳，則「進步反對力量」在320後會相對地有水到渠成之效；若自己無兵無糧，而僅覬覦泛藍裂解後的社會空間，那麼所謂「進步反對力量」未必因此能有寸進。

一個簡單而客觀的事實是，過去陳水扁4年任內，社運可動員的議題幾乎全都接力而上，但就是金剛不壞。從教師頭一次上街頭、到闊別十餘年的農漁民再次腳踏台北城，期間包括台鐵工會在內的反民營化抗議、健保雙漲民怨，可說在這短短4年中，一個新自由主義政權所能碰到的各種社會怨懟全都爆發出來了。然事實證明，泛藍選票並未坐收漁利，而泛紫以「公平正義」做為政治批判的公約數，也只落得曲高和寡的下場，這不啻暗示了過去扁政權這4年來，台灣國族主義霸權已經將這些社會矛盾有效消解、統合在「安全範圍」內，故若陳水扁再次連任，則國家機器的權力強化與緊縮將是可預見的。

最糟糕而弔詭的狀況是，當泛藍牆倒眾人推時，社運不免兔死狐悲。社運當然與泛藍願景大相徑庭，但自1990年後，社運仍一息猶存，與其說是生聚教訓，倒不如說是與統治階級的藍、綠內訌有關，故社運能在這小小的夾縫裡求生發聲。然而，若泛藍這個制度性的反對黨真被一次剿滅，則社運等於直接與台灣國族主義國家機器硬碰硬，屆時原已部落化的社運究竟是提高了勝算？抑或反之？因此，催生「進步反對力量」將非常急迫，且恐怕宜以最悲觀的假設出發，畢竟國家機器給我們的時間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