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國際的再出發

林致良　劉宇凡

第四國際（統一書記處）是個世界性的革命社會主義派別，而且已有70多年歷史。它是各個稱為第四國際的團體中的主流派，亦是人數最多的一派。今天，第四國際在全世界大約40個國家和地區都有支部或同情組織。在亞洲地區的日本、斯里蘭卡、印度和香港，都有托派團體活動。最近菲律賓新成立的「革命共產黨」（RPMP，有4,000成員，包括農村游擊力量）和巴基斯坦的「工人黨」（Pakistan Labour Party，有2,000成員）也申請加入國際。在美國，托派運動在60年代一度頗有發展，近年卻顯得有點停滯。目前第四國際在美國沒有支部，只有兩個同情組織「社會主義行動」（Socialist Action）和「勞工標準」（Labor Standard）以及參加了「團結」（Solidarity）這個社會主義組織的第四國際支持者。

法國的群眾鬥爭和第四國際的近況

歐洲的托派運動近年頗有發展，這是跟歐洲的政治情勢不分開的。歐洲的工人群眾經歷了右派政府十多年的統治，紛紛起來反抗現狀。95年法國公營部門和運輸工人的大罷工是明顯的轉捩點。罷工迫使右派總理朱佩下台，拖慢了資產階級的歐洲一體化計劃，也令工人階級恢復一定的自信。社會黨、工黨等改良主義政黨得到群眾投票支持，紛紛上台執政。現在15個歐洲聯盟國家有13個是社會黨執政。共產黨和綠黨也加入了聯合政府。有人稱這種現象為「社會民主主義的神奇回歸」。但是，執政的社會黨卻連當初改良主義的承諾也拋棄了。它們繼續執行新自由主義的政策：私有化、解除資本管制、削減福利服務、收緊保障勞工、婦女和新移民權利的法例。上年它們更支持北約轟炸南斯拉夫，扮演新的歐洲帝國主義代理人的可恥角色。社會黨已叛背了支持它的選民這個事實，迫使群眾尋找新的出路：在議會外，各種各樣的反失業、反全球化行動此起彼落，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勢。例如反失業運動「歐洲進軍」（European Marches）曾於97年和99年兩次發起4、5萬人的遊行，抗議嚴重的失業，工作不穩定和排斥弱勢群體。去年八大國首腦會議期間，倫敦更爆發反全球化示威，而且吸引很多青年參加；在議會內，一些比社會黨更左一點的政黨，包括意大利的「重建共產黨」（Rifondazione），西班牙的「聯合左翼」（United Left），德國的「民主社會主義黨」（PDS），葡萄牙的「左翼聯盟」（Left Block），丹麥的「紅綠聯盟」（Red/Green alliance），希臘的「反資本主義左翼」（Anti-Capitalist Left），挪威的「紅色選舉聯盟」（Red Electoral Block）和蘇格蘭的「社會主義黨」（Scottish Socialist Party），近年都有較大的發展。歐洲第四國際的成員都積極參與這些進步群眾運動和政治重組過程。在丹麥和葡萄牙均有第四國際成員以激進左派政綱成功當選國會議員。

去年6月，第四國際的法國支部「革命共產主義同盟」（Ligue Communiste Revolutionnaire）和另一個托派組織「工人鬥爭」（Lutte Ouvrier）組成競選聯盟參加歐洲議會選舉，結果得到91萬票（得票率5.18%）支持，5位候選人成功當選，包括革共盟的發言人、68年法國5月學運領袖克里文（Alain Krivine）和工人鬥爭的發言人拉吉勒（Arlette Laguiller）。這是托派自二戰後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參加選舉取得的又一次好成績。（另一次是95年拉吉勒參加法國總統選舉得到160萬票，得票率5.3%）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傳統支持法共的地區，例如巴黎和里昂，今次托派取得的票數比法共的還要多。選舉結果顯示托派的革命社會主義立場得到愈來愈多的群眾接受和支持，也說明社會黨和共產黨的改良主義路線愈來愈不得人心。托派競選聯盟的政綱核心內容是「為工人和失業者提供緊急計劃」，包括要求在全歐洲實行35小時工作制而工資不減、把賺大錢卻仍然裁減工人的財團收歸人民公營。聯盟同時提出爭取一個工人的民主的歐洲，反對財團的不民主的歐洲。

雖然兩個組織仍然存在不少策略上的分歧，但這並不妨礙彼此在選舉上合作。它們也在反對北約轟炸南斯拉夫、爭取真正落實35小時工作制和保衛非法移民居留權利等議題上緊密合作。至於彼此的分歧，兩個組織的公開出版物都有專頁繼續討論。

倫敦社會主義陣線反映了新發展

英國的情況也令人注目。今年5月英國舉行倫敦市議會選舉，首相布萊爾屬意的工黨候選人慘敗，而退黨參選的工黨左派代表利文斯通（Ken Livingstone）卻高票當選市議會主席。新工黨碰了一鼻子灰。雖然利文斯通不屬於激進左派，但他的當選也饒有意義：顯示民眾不滿新工黨繼續保守黨的新自由化政策，尤其反對政府計劃把倫敦地鐵私有化。

和利文斯通當選同樣值得注意的是「倫敦社會主義陣線」（London Socialist Alliance）的參選。陣線是由英國6個激進左派組織組成的。它們是「社會主義工人黨」（SWP）、「社會主義黨」（Socialist Party，前身為工黨戰鬥派）、「工人解放同盟」（AWL）、「國際社會主義組織」（ISG，第四國際的英國支部）、「工人力量」（Worker’s Power）和「英國共產黨」（CPGB）。是什麼原因促使它們走在一起呢？首先，法國和蘇格蘭的激進左派近年參選都取得不錯的成績。蘇格蘭近年成立的社會主義黨（SSP）短短一年成員由400人增加至2,000人（須知道全蘇格蘭只有600萬人口），領袖之一的Tommy Sheridan（自稱托派，但不屬於第四國際）成功當選蘇格蘭國會議員。英國左派自然見賢思齊；其次，近期各種反全球化、反資本主義行動吸引到不少青年參加，但是這些青年較受半無政府主義組織或一般非政府組織的影響，與馬克思主義左派的關係較小，這給激進左派不少的挑戰。左派意識到需要盡量集結力量，才能有效介入運動從而影響運動的發展方向。陣線提出的參選政綱包括要求停止倫敦地鐵私有化計劃和把鐵路重新國有化；政府全面資助全民保健計劃（NHS），反對任何削減和私營化；反對出售國民住宅，保障露宿者的居住權利；爭取削減工時但不減工資；全面改善倫敦市的空氣和水污染；停止警察種族主義和貪污；提供全民的高質量的教育。除了競選宣傳外，陣線也參與各種社會運動，例如協助被削減資源而遭解僱的市政工人組織起來，以及支援非法入境者和要求政治庇護人士的抗爭。

陣線的參選雖然未能贏得議席，但也取得近5萬票支持（得票率3.1%）。對於一個新成立的激進左翼聯盟來說，這可以算是不錯的成績。更有價值的是陣線藉著競選散發了幾百萬張傳單和舉辦近300次公開集會，向倫敦市民正面宣傳社會主義政綱。陣線舉辦的兩次大型集會，每次都有近千人參加，而且很多都是普通群眾。其次，陣線的組成為英國激進左派的聯合邁出第一步，多少消除大眾對托派是自我孤立的宗派的表面印象。正如陣線支持者之一、英國著名導演堅盧治（Ken Loach）在一次公開集會上說：「你看，當您們真的聯合起來，是多麼強大！」

目前，陣線正在醞釀成立全國性的社會主義聯盟，同時積極考慮提出激進左派自己的政綱和候選人，準備參加明年的國會選舉。雖然各個左派對下一步要建立的新聯合組織的期望并非完全一致，但是大家都同意新組織需要是多元的、民主的和真正堅持左翼立場的。

以上介紹歐洲第四國際的活動，對兩岸三地的勞動人民和左派人士有什麼值得借鑒呢？當然，歐洲有長久的工運和左翼運動的傳統，工人較有戰鬥性和組織性，一部份工人更有明確的反資本主義意識，能夠成為激進左派的支持基礎。這些條件都是我們一般而言較欠缺的。但是，既然今天大家和歐洲人民同樣面對資產階級政權推行的經濟自由化政策的挑戰，那麼三地人民更迫切需要連結起來、協同戰鬥。而第四國際多年主催的國際主義和建立革命社會主義組織等經驗，應該對三地人民探索自我解放的道路有所助益。

建設第四國際的意義何在？

第四國際認為自己繼承了由第一到第三國際的真正革命的傳統。但是，它一方面在壽命上比前三個國際都長得多，另一方面，成就比諸前三個國際都少得多。它的任何一個支部都不曾領導過一場革命，而且力量也很微薄。為什麼今天還要堅持建設第四國際？

第一個理由，是只要資本主義仍然存在，就有建設第四國際的需要。十年前柏林圍牆的崩潰好像證明了資本主義的徹底勝利，甚而永葆青春。可是亞洲危機的爆發及近年歐美各地的反對全球化的群眾鬥爭，以至第三世界人民的驚人的貧困及社會之瀕於解體，在在說明資本主義的種種固有矛盾（週期性危機，戰爭與革命，對勞動人民及自然生態的野蠻剝削），不僅不曾真正解決，反而日漸加劇。以一個較為平等的、和平合作的社會代替資本主義，這種需要已經日漸為更多群眾所痛切感到。這也是經過廿年的非政治化之後，現今新一代青年重新登上政治舞台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馬克思所首先主張的工人階級社會革命，本身必須是一個國際性的努力，才有真正成功的希望。所以《共產黨宣言》的偉大號召，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而不單是「無產者聯合起來」。同樣，馬克思致力建設第一國際，儘管為此他犧牲了研究及寫作《資本論》的時間。個半世紀之後的今天，世界市場的整合程度達到空前；資本的國際性集中及積聚已經孕育了跨國公司這些大魔怪，它們能夠在全球範圍內進行技術開發、生產與銷售，能夠在短時間內把資本從一極轉移到另一極。一句話，它能夠在全球平面組織起來共同對付勞動人民。所以，任何一國勞動人民要求得解放，沒有其他國家勞動人民的支持，沒有一個國際性的鬥爭聯合陣線為基礎，都不可能真正戰勝資本。就算是一時間能夠在一國之內領導革命、建立革命政權，也難保不會在一、廿年間甚至更短時間內走回頭路。

廿世紀見證了最偉大的工人階級革命，即俄國十月革命，同時也見證了它的可怕墮落。這個墮落過程今天已經由原統治集團徹底完成。具有十足諷刺意義的是，那個以蘇共領導集團為代表的官僚層，過去幾十年都聲稱自己已經建設完成社會主義，而對於工人運動中任何一個批評其專制主義的流派都橫蠻打擊，今天卻不僅帶頭消滅國有財產及復辟資本主義，而且把蘇聯時代描繪成一無是處，同時又無限歌頌沙皇時代。斯大林主義這種歷史怪胎已經被資產階級化的官僚自己埋葬了，可是，不僅俄國革命的主要成果早已隨之而被埋葬，而且整個社會主義信譽亦大有變成斯大林主義的陪葬品的危險。一方面，在那些向來把東歐、蘇聯看成為貨真價實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各國共產黨，大批黨員因蘇聯崩潰而灰心失望，連不少左派也受到影響。另一方面，蘇聯崩潰彷彿證驗了資產階級的「預言」：任何人企圖用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一定失敗。怎樣在年青一代恢復社會主義的信譽，已經成為一切有志人類解放的有心人的急務。在這方面，第四國際理應有所貢獻。托洛茨基的左翼反對派雖然沒能阻止蘇聯的官僚墮落，相反，獲得勝利的是斯大林為代表的特權官僚層（這是第四國際長期弱小的主因），但是，第四國際在反官僚的鬥爭中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豐富了革命綱領，在怎樣防止革命墮落方面留下了寶貴的思想遺產。托氏反覆指出，史大林主義不是社會主義，而是其反面。史大林的大清洗可說是蘇聯官僚背叛革命的第一階段。從那時開始，蘇聯就已變成一個官僚墮落的工人國家，這個國家不僅遠非社會主義，而且內裡矛盾重重。它要向前發展到真正的社會主義，就需要由工人階級實行政治革命，結束一黨專政，重建工人民主；反過來，如果工人未能及時革命，官僚專政早晚會直接或間接促成蘇聯向後倒退回資本主義，完成其背叛的全部過程。今天後一半預言已經實現。無疑蘇聯的崩潰是世界工運的一個挫折。但是，另一方面，所崩潰的畢竟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而是那種一黨專政、命令經濟的假社會主義。崩潰的只是史大林主義。世界工人運動理應繼續抱持信心。而在重建社會主義運動方面，托氏著作仍具參考價值，例如托氏對工人民主、多黨制及國際主義的堅持，對「一個階級一個黨」的思想及一國社會主義論的批判。此外，他對蘇聯官僚的兼有進步與反動的兩面性的分析，對了解蘇聯過去何以能促成巨大社會進步及世界革命運動的勃興，它又何以在過去廾年發生轉折及最終崩潰，都是必不可少的參考。這是建設第四國際的第二個理由。

儘管其他左派有過一些成就，甚至是顯著成就──在這方面我們自應予以支持贊助──但這一切都不能代替建設第四國際。蘇聯在抗法西斯的大戰中得到勝利，這很快鼓舞了世界各地的革命，包括中國革命。而中國革命本身又大大影響了其他國家。他們反對正統馬克思主義那樣堅持建立城市工人革命黨的路線，主張以農民為主力，以游擊戰爭為主要鬥爭形式——這種革命路線在50至70年代曾經大行其道。可是，即使在其高峰期，這些革命本身固有的缺陷就已經顯露。有缺憾的革命也值得支持，所以第四國際同其他革命左派都曾經支持過這些革命，例如古巴革命。但是缺陷不加糾正，早晚都會危害革命。中國、越南、古巴政府從未嘗試實行真正的社會主義民主及多黨制；中國政府在1956年支持蘇共鎮壓匈牙利工人，古巴政府在1968年捷克布拉格之春中支持蘇共鎮壓的立場等等，也大大損害社會主義運動的利益及名譽。幾十年過去了，今天，從中國、古巴到越南以至尼加拉瓜，都不同程度地繼續沿著官僚變質的方向滑行，甚至有些已經復辟資本主義。至於各國社會民主黨，不僅早就成為資本主義的代理人，而且近年只是與保守黨之類在競賽誰更擁抱新自由主義。

在這個情況下，作為堅持馬克思主義革命路線的團體，第四國際更沒有理由在這個歷史時刻揠旗息鼓、棄甲而逃。這兒絕無一點「唯我獨革」的含意。今後還會有各種自發的左派，或從其他革命傳統抽取養份的左派，在第四國際之外的廣闊天地兀自探索出路及進行鬥爭。只要當前任務相同，第四國際都應視之為聯合的盟友。只是其任何聯合努力都沒有需要以實際拋棄第四國際的綱領為代價而已。第四國際（統一書記處）不是那種對革命鬥爭只知旁觀批評的犬儒主義者。它雖然保留對其他流派的批評權利，但是對他們的實際鬥爭總是積極參與支持。它在中國革命、阿爾及利亞革命、古巴革命、越南革命中都不同程度地予以聲援甚至參與。儘管越南共產黨曾在40年代野蠻消滅當地托派，但這不妨礙第四國際在六、七十年代的反越戰運動中全力聲援越南革命，成為當時反越戰中的重要力量。一直都有一些其他流派，他們也自稱第四國際，但是他們卻反對統一書記處的上述立場，實際上顯得非常宗派主義（例如根本否定1959年古巴革命是一場發展為社會主義的革命），並且因其旗號相同而造成不少混亂。但是所有這些流派（例如英國的希利派，法國的藍布爾派，美國的斯巴達克派）根本不是主流，抑且與統一書記處毫無關係。

第四國際不是沒有犯過錯誤。中國托派更不是沒有犯過錯誤。但是我們所秉承的民主傳統，包括組織派別的自由，使我們較有可能通過自由辯論來發現及改正錯誤。

建設第四國際，不表示它拒絕向其他流派學習，或拒絕與其他流派聯合。真正馬克思主義只能在鬥爭中發展起來。然而，世界是廣大的，人類經驗又是錯綜複雜的，因而革命鬥爭一定是多種多樣的。不論是托洛茨基還是曼德爾等領導人，從未想像單靠目前第四國際的經驗與人數增加，就能真正變成一個群眾性的革命工人的國際。相反，他們一直認為，這樣一個國際只能靠聯合在革命進潮時湧現的各種新興力量，才能建設成功。但是社會主義者不能守株待兔。千里之行，必須從腳下開始。這就是今天建設第四國際的第三個理由。（全文完）

2000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