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國際——托洛茨基主義者的長征》第四章

1933年至1938年：

建立第四國際的準備

［法］皮埃爾·弗朗克

1933-1938年期間，經濟稍有好轉，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在進行新的世界大戰的準備工作。法西斯主義在歐洲的擴張，剛被法國（1936年6月）和西班牙的群眾運動所制止。法西斯主義在西班牙發動了一場內戰，對勞動群眾來說，這場內戰後來是以悲劇告終的。在遠東，日本發動了一場後來被證明對它來說是毫無希望的對中國的戰爭。在蘇聯，隨著五年計劃的執行，勞動群眾的生活水平大為降低，他們的自由受到很大的壓制，布爾什維克老幹部和整個革命先鋒隊被消滅。在各國共產黨和社會黨之間，過去幾年來的分裂已經為建立“人民陣線”的“統一”政策所代替。這些政黨和資產階級各種派別的這種階級合作，給社會主義事業帶來同前一時期一樣的災難性後果。

1929年的經濟危機帶來了從1932-1933年開始的嚴重的政治後果。

1932年底，弗蘭克林‧羅斯福‧當選為美國總統，為了使經濟復興，他實施了有利於美國無產階級內部工會運動發展的新政。直到那時為止，在美國無產階級內部一直是行業工會佔優勢，大企業的勞動者還沒有被組織起來，產業工會聯合會的建立填補了這個空白。但是，這種變化除美國以外並沒有立即取得效果；美國無產階級在政治上尚有待於大踏步地前進，這大概是要等到下一次發生大危機的時候才能實現，而下一次大的危機不一定只是從美國的經濟方面開始的。

1933年初，由於改良主義派和史達林主義派的兩個工人政黨的政策的配合，導致希特勒在德國上台。這兩個政黨由於不同的原因，通過不同的手段，都反對勞動人民統一行動。它們還都通過不同的途徑使整個德國無產階級在希特勒運動興起的面前變得軟弱無力、消極和缺乏反抗性。它們都象進行競爭的小店主似的進行活動，並且都把它們相互對立的集團的利益置於他們以之自誇的階級利益之上。隨著希特勒上台，我們的總方針也轉變了。我們放棄了改革第三國際的鬥爭，轉而著手建立第四國際和新的革命政黨。

這一決定不是一下子作出的，我們是在這一方面開始的，在1933年的頭幾個月中，我們放棄了改革德國共產黨的鬥爭，因為很明顯，一個在如此嚴重的情況下犯了錯誤的政黨已是歷史性地不可救藥（見托洛茨基的文章《德國工人階級會重新起來，而德國共產黨則永遠不會》），我們當時等待瞭解其他各國共產黨和共產國際的反應。但是它們的反應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一致批准了黑克爾特的一份完全支持史達林主義派在德國實行的政策的報告，儘管各國共產黨的大部分領導人在內心裏是反對這個政策的。史達林主義早已決定性地控制了共產國際。共產國際作為無產階級的革命國際，早已消亡了。

在執行委員會的這次投票表決後，1933年夏，我們運動的國際全會幾乎一致決定改變我們的國際方針。

在那時之前，我們早就談論過有關共產國際、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國家的改革問題，但是在談論時沒有經常對這三者加以區別。所以當我們的方針改為主張在各國建立新的革命政黨和在蘇聯建立一個新黨時，這就要求我們澄清對蘇維埃國家的立場。那時，我們就十分精確地，對從此以後已不可能加以改革的布爾什維克黨和還有可能加以改革的、仍然保持無產階級國家性質的蘇維埃國家，作了區別。以後，在1935年，對這一問題我們的觀點也有了發展，終於肯定了在已經蛻化變質的工人國家——蘇聯進行一場政治革命的必要性。之所以是一場政治革命而不是一場社會革命，是因為這不涉及從根本上改變蘇聯的生產關係，而是要摧毀官僚主義集團的絕對權力和在蘇聯重建工人的民主。

上面提出的問題是有關這樣一個國家的問題，在這個國家中，生產關係不同於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關係，而是同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社會的生產關係是一致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的集體化，對外貿易的壟斷以及計劃經濟），但是，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被剝奪了可以用來改變和糾正局勢的權力和一切民主權利。托洛茨基指出，在資產階級革命史上，特別是法國大革命，不管它已經完成了多大的業績，從資產階級本身的觀點來看，這場革命仍然需要進行另外兩次革命，即1830年的革命和1848年的革命，才能全部完成。他認為，十月革命也需要加上另一次革命才能完成，這另一次革命的目標並不是要改變基本的生產關係，而是要在工人國家內重新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

“官僚主義集團正在準備的反對自身的革命將並不是象1917年十月革命那樣的社會革命：它不涉及改變社會的經濟基礎，以及用另一種所有制形式來代替原有的所有制形式的問題。歷史上，除了有過用資產階級制度代替封建制度的社會革命外，還有過推翻舊的統治機構而不觸及社會經濟基礎的政治革命（1830年和1848年的法國革命和1917年2月的俄國革命）。推翻波拿巴主義特權階層自然對社會將有深刻的影響，但是這仍然屬於政治變革的範圍……一個落後國家的無產階級曾經有必要進行第一次社會主義革命，很可能還得根據這個歷史所賦予的特權，再進行反對官僚主義專制制度的第二次革命。”（1）

托洛茨基關於進行一次新的革命、關於在蘇聯進行一次政治革命的思想，長期以來一直是一個純理論的、為托洛茨基主義運動所特有的概念。自從史達林主義開始發生國際危機以來，這個概念已超出理論範圍而在現實中開始實施。除了托洛茨基主義者外，其他一些人，根據他們自己的推理，也有了這種看法，儘管他們表達的形式常常是很混亂的。

我們運動的歷史的前一段時期的特點是，在組織這一運動時，堅持原則。在新的時期中，我們在組織上就採取了很大的靈活性。而在為改革第三國際而進行鬥爭時，無論是那一種思潮，只要在改革第三國際的問題上態度稍有含糊，我們都堅決地與之決裂。但是肯定第三國際已不可救藥，這意味著革命意識的大倒退，而且要預言一個新的國際和新的革命政黨將是怎樣的以及它們將通過什麼樣的途徑來建立，這是不可能的。當然，我們當時打算努力宣傳我們綱領的優點．說它最完整地表達了當代無產階級的經驗，但是我們不能預見我們將怎樣去做到這一點，也就是說，將通過什麼樣的組織途徑來建立革命政黨和改變我們同工人運動的其他革命思潮的關係。在這段時期中，關於這個問題，曾經進行過兩次實驗，其中一次的重要性有限，而另一次則重要得多。

《四個組織的共同宣言》

從1933年7-8月份起，重新聚集革命力量的問題已具體地放在我們面前，因為英國的獨立工黨召開了一個向所有不屬於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的組織開放的會議，以研究希特勒的勝利在全世界和工人運動內部所造成的局勢。我們決定參加這次會議，旨在使會議瞭解我們的立場和試圖把所有願意在世界工人輿論面前捍衛成立第四國際必要性的組織聚集在一起。這種活動同布爾什維克在其他環境下，在齊美爾瓦爾得會議和昆塔爾會議上所進行的活動相當類似。會議最後發表了《四個組織的共同宣言》。這就是由我們的國際組織（國際共產主義者聯盟）、德國的工人社會黨和荷蘭的兩個組織（革命社會黨和工人社會黨）共同簽署的一個檔。

工人社會黨屬於193l-1932年期間批評德國社會民主黨的改良主義政策而同該黨決裂的社會主義左派。希特勒上台前夕，工人社會黨的領導權掌握在瓦爾歇和弗勒利希手裏，他們原來是共產黨的右翼反對派（布蘭德勒派）的領導人，後來和該派決裂而參加了工人社會黨。

O.S.P.是荷蘭的一個組織，它在來源方面相當於德國的工人社會黨。

革命社會黨是由老共產主義戰士斯內夫利特領導的，他在荷蘭的工會政策問題上同共產國際早就發生過爭論。在荷蘭，他領導一個工會聯合會，即N.A.S.，在該聯合會內，既有共產黨人，也有無政府工團主義者。為了對無政府工團主義者進行鬥爭，斯內夫利特終於把他的工會派別組成了一個政黨。

《四個組織的共同宣言》宣告了必須建立新的國際和新的革命政黨，並確定了作為建立這些組織的基礎的那些要點。這並不完全是我們的綱領。但是，其主要內容已包含在這個宣言裏了。

“四個組織的共同宣言”在全世界的影響是很小的。但是，在荷蘭，上述的兩個組織共同召開了幾次會議，併合並組成了工人革命社會黨，以後該黨加入了我們的運動，後來在西班牙革命時又同我們決裂了，因為在那期間，它支持P.O.U.M.。在工人革命社會黨中，反對這種政策的基本上是由桑滕領導的青年人。在戰時，就是這些青年人組織了第四國際的荷蘭支部。工人革命社會黨的領導H·斯內夫利特，雖然在西班牙戰爭時期應該遵循什麼樣的政策的問題上，同第四國際運動決裂，但仍然保持非常密切的關係，在戰時，他被納粹分子槍決，英勇犧牲。

關於避居國外的工人社會黨的那些領導人，他們已墮落成為不可救藥的中間派。《四個組織的共同宣言》簽字後不久，他們成為托洛茨基主義最兇惡的敵人，並且是所有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在先進的人土中間散佈無法形容的混亂思想的中間派組織集團（倫敦局等）的創始人。戰後，瓦爾歇當上了東德的官員；相反，弗勒利希則同情我們的運動。

第一個《過渡綱領》草案

在上述最重要的、第二個建立革命政黨的實驗以前，稍談一下希特勒上台所造成的政治局勢。

由於納粹主義取得了勝利，在德國，整個一段時期中，已看不到革命的遠景。在歐洲的其他部分，反動勢力越來越倡狂，但並不是沒有遇到抵抗。

在奧地利，社會民主黨控制了工人階級，由多爾富斯領導的反動的教權派唆使勞動者在社會民主黨領導下拿起武器，並在1934年2月戰鬥了一個星期。由多爾富斯造成的奧地利無產階級的失敗，為在奧地利的納粹分子取得勝利開闢了道路，他們在殺死了多爾富斯和取消了他的黨派後就在奧地利站住了腳。

1933年後，歐洲工人運動的中心已轉移到法國。希特勒的勝利打破了1918年在凡爾賽建立起來的歐洲的平衡局面，這就暴露了法國所曾遇到過的最可怕的制度危機，而且這個危機現在仍然繼續存在。人們第一次清楚地看到，法國已不再是一個頭等強國。為了恢復它的地位，或不如說，為了維持它的地位，法國資本主義沒有其他辦法，只有採取降低群眾生活水平的辦法，而這只有在建立起一個“強有力的政體”時才能進行。法國資本主義試圖通過1934年2月6日的反革命政變的手段擺脫議會的形式。但是，從資產階級的觀點看，事情進行得過早了。法國工人階級完全受到了這次暴力行動的打擊；他們警覺到法西斯危險的威脅，國內的政治形勢因而變得非常緊張。

面對日益增長的法西斯的危險，我們鼓吹在法國建立工人組織的統一戰線。但是，為了實現這個主張，必須提出一個行動綱領，根據這個綱領，才有可能動員勞動群眾，使之能脫離資本主義把他們推入的險境。就是在那時（1934年春），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派的第一個行動綱領在托洛茨基的合作下擬訂出來了。這個檔特別使人看到制訂第一個《過渡綱領》草案的重要性。次年，比利時的同志們擬訂了一個類似的綱領（不顧他們國家的法令），諸如此類的情況尚有不少。因此，1938年國際成立·大會通過的《過渡綱領》遠非是臨時湊合的東西，它是國際的各個支部許多經驗的成果。

我們已經講過，法國托洛茨基主義組織——共產主義聯盟開展了一場有組織的、建立統一戰線的運動；在2月6日以後的一周內，共產主義聯盟同處於馬爾索·皮韋爾影響下的社會黨塞納省聯合會建立了一條統一戰線。

從1934年2月份開始，群眾要求統一行動的壓力加強了。同年7月，社會黨和那個史達林主義的黨，在這種壓力下，被迫簽訂了一個統一行動的協定，這項協定並沒有任何具體的革命政策作為基礎。但是，相互激烈攻擊了這麼多年的兩個黨號召工人階級建立共同的戰線以對抗反動派，這一事實本身就在勞動群眾中激起了巨大的熱情。

這項協定也產生了與我們有關的另一種後果。就在我們為爭，取共產黨和社會黨建立統一戰線而開展的運動在某種程度上取得勝利的同時，一些對我們的組織非常不利的後果也不可思議地出現了。我們過去所接觸到的同情者，部分是在共產黨內，更多的是在法國社會黨內。（2）這後一個組織的成員人數已有很大發展，大部分是無產者，而且常常是共產黨的老戰士。這時所有這些同情者都不再同情我們了。這並不是由於敵對關係，而是由於他們對革命政黨的概念和必要性缺乏明確的政治見解——尤其是當統一戰線在建立起來的時候——並且也由於社會黨和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有很強的吸引力。

我們的會議不再經常有人來了，我們的組織和從前一樣又陷入很大的孤立境地。不可避免地一場危機在我們組織內部發展起來了。於是大家就研究怎樣擺脫這種孤立狀態．怎樣設法同一個當時在法國尚未為人所知而其廣度卻在日益增長的群眾運動接觸和聯繫，怎樣同群眾一起參加他們正在進行的實驗。

「打進去主義」

就是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開始進行為建設一個革命政黨而在組織方面著手的第二個大實驗。在一段時期內，我們曾經嘗試參加到一個力量更強的組織中去，在此期間，我們這個托洛茨基主義集團在參加群眾性的工人政黨時，將暫時失去它在組織上的獨立性。在托洛茨基親自推動下，共產主義聯盟打入社會黨的問題提出來了。1934年9-10月間對這個問題作出了決定。這種叫做“打進去主義”的政策以後在其他國家中也實行起來。最初，這種政策在我們國際組織內引起了很大的分歧，甚至分裂。1934年10月的國際全會，經過激烈的爭論才批准了法國的托洛茨基主義者打進法國社會黨的政策。從此以後，這種策略已為托洛茨基主義運動的絕大部分組織所採納。

在整個第一個時期內，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小組（3）在法國社會黨內是站在非常鮮明的政治立場上來進行活動的。通過這樣的活動可以吸引許多青年人，特別是屬於“社會主義青年”這一組織的、在“革命社會主義青年”這樣的名稱下集合起來的整個派別，從而更新我們組織的隊伍。相反地，在人民陣線建立的時候，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小組卻是在十分惡劣的條件下脫離法國社會黨的，而且在這期間，布爾什維克—列寧主義小組出現分裂，這樣，通過打入法國社會黨而獲得的好處就損失了一部分。

在其他國家，特別在比利時和美國，“打進去”取得了較好的成果。在比利時，在沙勒羅瓦盆地擁有工人基礎的那個組織在波里納日爭取到了一個同樣是很強的工人基礎。在美國，同社會黨決裂後，這個社會黨在這樣的打擊下就此一蹶不振。（4）相反，在西班牙，反對法國托洛茨基主義者打進法國社會黨去的甯和安德拉德很快地就同卡塔盧尼亞工農同盟在錯誤的綱領的基礎上聯合起來，組成了從未超出中間派範圍的P.O.U.M.。

法西斯主義興起和戰爭將臨

儘管工人鬥爭的浪濤洶湧澎湃，其中特別是1936年6月在法國和在其他一些國家的運動以及西班牙內戰，但整個這一時期在全世界範圍內都處在法西斯主義興起和新的帝國主義戰爭臨近爆發的威脅之下。

在這段時期內，我們國際運動的活動集中在三次大鬥爭上：

1. 反對人民陣線政策的鬥爭，特別是西班牙和法國的人民陣線政策。我們的組織以極其失望的心情，駁斥了這個階級合作政策。史達林主義派和社會民主黨——這一次是聯合而不是分裂——通過這個政策給工人運動造成了最嚴重的災難。人民陣線時期是史達林主義派階級合作政策最重要的時期。然而，在這一時期，除了西班牙的史達林主義派以極有限的形式參加了政府外，其他的史達林主義派沒有參加政府。參加政府只是在史達林主義派的另一個階級合作的時期，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的那個時期，才普遍化。

工人統一戰線和人民陣線是兩個完全對立的概念。自1921年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以來。統一戰線是各個大的工人組織為達到或多或少比較廣泛的共同目標而同一行動的組織。1933年前，托洛茨基主義者捍衛了德國的共產黨和社會黨為抵制納粹主義興起而建立的統一戰線。工人階級群眾組織的統一戰線，一般地說，是起積極作用的，然而這是以革命的力量能在其中發揮作用為條件的。至於“人民陣線”，則決不是這種情況，人民陣線是一個政治湊合體，是改良主義的工人政黨同資產階級的一些派別拼湊起來的一個集團。在這些情況下，這種集團總是在一個資產階級綱領的基礎上，在一個階級合作綱領的基礎上拼湊起來的。

史達林主義派為這樣的一條路線作辯護，他們堅持說，工人階級不應該疏遠小資產階級，不應該要求應得的權利，提出社會主義的目標和使用暴力等等。就會使小資產階級感到害怕，人民陣線政策的目標，按照史達林主義派的看法，大概就是要拉攏小資產階級，使其習慣于同工人政黨一起走，並且要建立越來越廣泛的“民主”，最後可能就通向了社會主義。然而，這些論點都是錯誤的。首先，不應該把小資產階級同象法國的激進黨那樣的一些政黨混為一談，這些黨是資產階級的黨，其選民是由小資產階級構成的。工人階級將其綱領的目標定得低一點，並不真的就更具有吸引力。小資產階級也並不真的就特別擁護議會和選舉制度而反對暴力。德國納粹分子的例子清楚地證明了這一點：他們使用了最野蠻的暴力，並且甚至不怕把“社會主義”一詞放進他們黨的名稱中，進行了“社會主義的”蠱惑性的宣傳。我們不能用甜言蜜語來吸引小資產階級。他們所構成的社會階層在政治上是不穩定的，動搖的，而且在動搖的過程中，往往被力量強的一邊所吸引。關於這一點，所有參加過罷工的工人都是很清楚的。當罷工者表現堅決時，小商人往往是同情他們的；但是，當罷工者表現出猶豫不決、舉棋不定時，他們的態度就立即轉變。由於受到資產階級政客的干預和壓力，“人民陣線”一直具有搖擺、軟弱的特徵。工人階級只有通過顯示自己的力量、果斷和決心時，才能帶動一部分中產階級並使其另一部分保持中立。

2. 對中派主義的鬥爭，主要以譴責倫敦局和一些中間派組織如P.O.U.M.（西班牙的）、獨立工黨（英國的）、工人社會黨（德國的）、挪威工黨（5）的政策為特徵。

反對中派的鬥爭也包括一次結果不太令人滿意的、打入工農社會黨（6）的實驗（這是由於這一時期中法國托洛茨基主義運動處於分裂狀態的關係）。

在馬克思主義的文獻中，一切搖擺於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和改良主義之間的思潮或集團都屬於“中間派”。因而，這個稱呼就包括了各種各樣的組織。有一些中間派的群眾組織，如德國獨立社會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同社會民主黨分裂，其中很大一部分於1920年參加了德國共產黨。

但是，在工人運動中存在著一些傳統地、天生地就是中間派的小集團。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那段時期中，這些小集團主張從老的黨派手中奪取群眾，但認為可以不必擬訂一個有條有理的綱領來作為建立新的革命國際的基礎（對他們來說，這就是托洛茨基分子的“宗派主義”）。當然，他們不能達到他們的目的。但是，他們活動的主要內容就是在那些對老的黨派已感到失望、而且由於工人運動出現大低潮而感到無所適從的先鋒隊戰士中間設下各種障礙，不讓他們從理論上和政治上搞清問題。

在世界大戰期間，倫敦局已無生氣。工人社會黨和工農社會黨也是這樣。英國的獨立工黨已只不過是一個歷史遺跡而已。

反對中派主義的鬥爭是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最基本的和最艱苦的任務之一。改良主義的表現形式不會使人感到模棱兩可，因而同它作鬥爭是比較容易的，至少對那些不以日復一日地提提應得權利的要求為滿足的戰士來說是這樣，特別是在資本主義各種矛盾激化的時期。相反，要對中間主義進行有效的鬥爭，單是理論上的揭露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在戰術上採取極大的靈活性，因為中間主義的表現形式，花樣最多，最為變化無常。它很會使用革命的辭藻，廣泛地引用馬克思主義的詞句，但總是言行不一。大家可不能忘記，考茨基的中間主義曾經控制第二國際達二十年左右，直到1914年8月，才被列寧親自完全抓住。而且在漫長的歲月中，那些共產黨，在深深陷入改良主義之前也實施了一項中間主義的政策，欺騙了廣大群眾。那些中間派思潮常常認為可以通過提供捷徑，把一部分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綱領拋入大海的方法來爭取到大量群眾。不相信存在這樣的捷徑，捍衛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綱領的完整性，在中間派看來，這就是在搞“宗派主義”。迄今還沒有任何取得勝利的革命曾經找到過這樣的捷徑，這遠非是把革命的馬克思主義簡單化了，而是豐富了它。對於在經濟比較發展和社會結構更為複雜的國家裡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來說，情況就更是這樣。用一個打過折扣的綱領，用一些不能解決這樣的一些國家的革命所提出的各種複雜問題的方針，我們是永遠不會取得勝利的。由於看到了托洛茨基主義運動面前堆積起來的那些困難，因此，把理論和政治的內容去掉一些，走一條似乎比較短的道路，這可能是很有誘惑力的。但是所有這樣做過的人——半個世紀以來這樣的人很多——都一事無成。不過，他們倒是已阻礙了建立革命政黨的進程，已使不少戰土迷失方向，特別是當托洛茨基主義組織由於力量薄弱，還不能有力地起來反對中間派經驗的時候。

3. 反對莫斯科審判案的鬥爭是一場捍衛人身的鬥爭，老實說，也是一場在俄國以外的一系列國家內為爭取我們運動的生存而反對象雪崩一樣壓在托洛茨基主義戰土身上的、史達林主義派誹謗、挑釁、普遍的野蠻行為和罪行的鬥爭（在法國有謝道夫·魯·克勒門特；在西班牙有N·布勞思，穆林；在瑞土有伊·雷伊斯）。

1936-1938年，在莫斯科有三件大審判案，在這些案件中，擔任檢察官角色的是那個以前是孟什維克、戰後成為外交部長的維辛斯基。在第一個案件中，被告們（主要是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I.N.斯米爾諾夫）“承認”自己受權力欲的驅使，陰謀反對史達林。在第二個案件中，被告們（其中有皮達可夫和第一件審判案的組織者雅果達）“承認”他們和前一案件的被告們共謀在蘇聯復辟資本主義。在第三個案件中，被告們（布哈林，拉柯夫斯基等）“承認”他們全體，包括在其他案件中已經被判處死刑的人在內，長期以來充當為蓋世太保、美國情報局、日本天皇等服務的間諜。除了這些“案件”外，紅軍的那些高級將領（土哈切夫斯基，加馬爾尼克，普特納）同樣在搞陰謀的藉口下被處決了。在所有的案件中，主要的被告是托洛茨基和他的兒子列夫·謝道夫，托洛茨基被說成是歷史悠久的反革命代理人。搞這些案件的目的是準備殺害托洛茨基和列夫·謝道夫以及清除老的布爾什維克衛士，因為在天際已露出戰爭的魔影的困難時期中，他們可能成為和史達林主義派相對抗的革命反對派的中心。儘管我們開展了運動，儘管在杜威委員會（7）面前無可辯駁地證明了這些案件是可恥的政治陰謀，但是史達林仍然達到了他的目的，而且當時有象大衛斯大使那樣的美國大資本家的代表們列席旁聽。整個這一時期的特點是越來越走下坡路的工人階級先鋒隊內部土氣嚴重低落。對我們運動來說，最使人痛苦的例子是法國托洛茨基主義者流散各處，其程度已使第四國際在某一個時候不能不宣佈對他們的活動不再負責。

1936年，召開了第四國際支持者的國際會議。當時，托洛茨基希望宣佈成立第四國際，但是這個僅取名為“爭取建立第四國際運動”的會議沒有考慮他的建議。

注釋

1. 列·托洛茨基：《被出賣的革命》，第11章，《一次新的革命不可避免》。

2. 即工人國際法國支部。——譯者

3. 這是托洛茨基主義者的組織在參加社會黨時所採用的名稱。

4. 見J.P.坎農所著《美國托洛茨基主義史》一書。

5. 這是一個群眾性的政黨，它脫離了倫敦局，並從那時起，在本國起著社會民主黨的作用。

6. 這是在人民陣線瓦解時，被勃魯姆開除出法國社會黨的、取名為“革命左派”的派別所組織的政黨。其領導人為馬爾索·皮韋爾，他在戰後，重新回到“老家”，並且直到他死為止，一直激烈反對托洛茨基主義。

7. 該委員會系由一些具有社會主義傾向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所組成，其領導人為資產階級哲學家、美國最著名的教育家杜威。該委員會曾出席參加一件“反審判案”並作出了托洛茨基無罪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