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對台灣革命問題的意見（討論大綱）》

說明

《我們對台灣革命問題的意見（討論大綱）》這本小冊子，是1970年代中國大陸流亡海外的托洛茨基主義者王凡西先生和當時台灣、香港等地一些社會主義者共同討論撰寫的，目前台灣已很少人見過這本小冊子。

這個討論大綱雖然寫於近三十年前，有許多資料是過時了，但是文中的一些分析觀點，卻仍有值得注意之處，尤其是關於台灣的「民族」問題（統獨問題）、台獨運動的性質有自己獨到的見解，也指出當時中共在台灣問題上的許多錯誤根源於他們的「一國社會主義論」。針對當時一些海外台灣左派的「兩個階段論」——仿效中共新民主主義論，先同資產階級聯盟進行反帝反封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未來再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小冊子也進行了批駁。近兩年來，台灣左翼知識圈中對台灣社會性質、中共政權性質和統獨問題陸續有所討論，台灣的左翼也很需要澄清各自對台灣社會變革道路的看法。我們現在將這篇文獻重新打字，除訂正錯字外，保留當時的用語（如「高山族」等），提供給讀者參考，或許有助於我們討論的深化。

王凡西先生早在1925年五卅運動時期就參與學生運動，之後投身革命，1927年前往莫斯科留學，在親身經歷蘇聯黨內路線爭論並反思中共革命的失敗經驗後成為托洛茨基主義者至今，現旅居英國。他著有《雙山回憶錄》、《毛澤東思想論稿》、《毛澤東思想與中蘇關係》等書，也翻譯過不少書籍，包括托洛茨基的著作和馬基維利的《帝王術》等，台灣曾翻印出版的《俄國革命史》就是他和另一位革命家鄭超麟在1940年共同翻譯的。過去台灣一些留學英國的學生曾經和他接觸，多少受到他的影響。

鄭谷雨

一、台灣革命問題值得全世界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的注意。它們不但與台灣人民有關，而且與中國大陸整個革命今後的進展有關。台灣革命不但有深厚潛力，而且有隨時爆發的可能。

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國民黨資產階級以征服者姿態來到台灣。它將自己一貫的貪婪腐敗，嫁接在日帝留下的統治機構之上，窮凶極惡地壓榨與搶劫台灣人民。結果促成了一九四七年二二八的全島起義。國民黨以血洗全島來回答台灣人民的反抗，犯下了莫大罪行。

大陸工農於一九四九年推翻了國民黨統治。蔣介石託庇美帝，逃到了台灣，把舊中國的反動壓力整個兒轉加在六百五十萬台灣人身上，把過去統治大陸的全套野蠻辦法，變本加厲地實行出來，這又大大加強了台灣民眾對外來新統治者的仇恨，加深和加速了台灣的革命機運。

三、當時台灣人民在大陸革命的影響之下，原本大有可能把國民黨撤到台灣的殘餘勢力摧毀。他們不曾能達到這個目的，主要因為美帝國主義除了軍事上直接插手之外（特別在朝鮮戰爭爆發之後），又進行了有系統的經濟支援，並策劃了一系列社會變革。

在這一方面，主要有如下諸端：

1. 授意並協助國民黨施行所謂土地改革；

2. 以贈予及借貸方式，將大量美元向國民黨垂死的政經機構輸血。（自一九五一年起至一九六五年止，美援數目每年達一億美元）；

3. 一九六五年美援終止，美帝繼續由特定機構出面支持蔣朝，並鼓勵私人資本投資台灣；

4. 同時（即自一九六五年起），日本壟斷資本亦積極回到舊時的殖民地，作為美資的角逐者與幫手。

以上種種，使國民黨的腐朽統治苟延殘喘，獲得暫時穩定，甚至造成虛假的繁榮。但是事實上，這絕對不曾解消任何一個足以引起台灣革命的問題。正相反，它們只使各種矛盾愈加尖銳，使矛盾更加深刻。台灣革命不但將更為有力地爆發出來，而且會帶有更加明顯的社會主義性質。

四、國民黨大吹大擂的所謂「土地改革」（「三七五減租」與「耕者有其田」），根本不能解決台灣農村的深刻矛盾，只是將矛盾的形式略為改變。據台灣官方雜誌（「中國經濟」）（註一）所說：「台灣農村已面臨崩潰邊緣」。新租佃關係盛行，「耕者已無其田」。政府以肥料換谷，谷賤肥料貴，以致農民終歲苦，所得不足以償賦稅，形形式式的官方組織騎在農民頭上，比舊式地主更苛，高利貸橫行，精壯農民被迫大批離開鄉村。結果，今天台灣農民的怨氣並不較少於當年大陸農民。所不同的，只是台灣大多數農民的直接敵人，不再是大地主而是政府及其控制農民的各級代理人罷了。

「土地改革」至今唯一可以稱道者，只是有相當數量的地主，由於土地「徵購」結果，在某種程度上已轉化為工商業者。

五、在大量美日資本輸入和控制之下，台灣最近十多年來的工業化十分迅速。從六十年代後期起，台灣的經濟結構已有明顯改變。原先以農業為主，那時便開始以工業為主了。如果用粗疏的數字來表示，一九五二年的工廠登記家數為九千九百六十六，一九六八年年底為三萬三千零五十七，到了今年（一九七七），這個數目已增加到四萬五千。二十五年間的增加率為四倍半。當然，這是一個大大的躍進。

但若從各類工業的性質，各個工廠的所有人，工業利潤的分配與利用等等方面來考察，那麼問題也同樣清楚：這個工業化絕非有利於國計民生，而僅僅有利於帝國主義。僅僅有利於國際壟斷資本，僅僅有利於與之相結合的台灣資產階級。

六、台灣的工業化與大陸上的工業化在性質上截然不同。在大陸，不管存在著多麼嚴重的官僚統治，但是基本上，就長遠的方針來看，至少迄今為止，它的工業化主要是為了全國生產力的提高，為了終於可以改善工農大眾的生活，為了鞏固國家與民族的獨立自主。可是台灣的工業化卻主要為了外國壟斷資本的利益而壓制工農大眾，它是以國家民族的進一步屈服為其代價的。換言之，這是以徹底殖民地化換得來的浮面的工業繁榮。

蔣家政權由於其傳統的買辦性質，更由於它和台灣民眾之間無法緩和的矛盾，極其無恥地，無所不用其極的地主動促進了這個殖民地化過程。自從一九六六年以來開始建設的所謂「加工出口」特殊區域，主動為帝國主義開闢了租界與割讓地，使外國壟斷資本家在台灣肆無忌憚，為所欲為—以此激起台灣民眾越來越大的不滿。

七、台灣的工業化首先是建築在台灣工人的血汗上的。據統計，台灣工人的工資祇合美國同類工人的十五分之一，約等於香港工人的三分之二。這個工業化同時又是建立在台灣農民的血汗之上的。蔣政權以奴隸總管身份，半搶半購地弄來了農民的生產品，使農民陷於赤貧地步，以此壓低工資，降低原料價格，讓國際資本謀取暴利。這個工業化又是犧牲台灣中小型工業者的利益的：在帝、官、商三者緊相結合的大工商機構的控制下，小本經營者簡直無絲毫抗爭圖存的餘地。

八、不過，這個帝蔣統治的真正掘墓人：台灣新興的工人階級。在一九五○年代初期，台灣的工人階級（包括工、礦、交通）總共約三十萬人。到目前，據不甚精確的估計，這個階級已劇升至一百八十萬人。

這是極有利於台灣人民自求解放的一個因素。當大陸革命在其長期鬥爭的年代裡，中國的產業工人階級始終不曾超過四百萬（註二），六億人口中的四百萬！約為總人口的一百五十分之一。可是今天台灣的產業工人卻佔了一千六百萬人（註三）中的一百八十萬，超過了十分之一。不但此也，大陸過去的工人階級，除數大城市外，分散全國，而台灣則以土地狹小故，其集中程度亦大大高出於當年的大陸。

中國共產黨雖然以無產階級的代表自命，但事實上，它的成員中從來不曾有過大量工人－這個情形，多少決定了中國革命的曲折道路，也多少決定了中共勝利前後的特殊面貌，特別是它的官僚墮落的性格。

就這個方面說，今後台灣的無產階級革命黨，卻已具備了比較健全與有利的客觀條件。

具有長期反革命經驗的國民黨政府，當能見到來自這方面的潛在威脅。他們對於台灣日益壯大的工人階級，早就深具戒心，嚴加控制！不准團結，禁絕罷工。他們千方百計地阻止台灣工人提高覺悟，趨向革命。但是國際工人運動的歷史告訴我們，國民黨的這些措置，到頭來只能妄費心機。

九、台灣革命之必然發生，而且具有極大的爆炸力，不但由於上述種種社會原因，又由於「民族」的原因。

本來，就歷史、文化、「血緣」等等觀點來看，台灣島上一千六百萬居民，除了二、三十萬高山族之外，確實不是一個與漢族不同的民族。其中最大部分是三四百年來從中國大陸移去的福建人與客家人。他們的語言和信仰都一直保持著原來方式。他們的社會，經濟乃至政治的結構，在一八九五年被日帝佔據以前，與中國大陸有密切關聯。

五十年日帝統治，並不能將台灣的廣大居民在文化上造成另一個民族。在政治經濟方面，台灣民眾反而因殖民主義者的高壓而強烈要求民族解放。日帝的統治只會使台灣人民培養出一種強烈的民族意識—一種與日本對立，卻與中國大陸認同的民族意識。

因此，一部份台灣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學者硬說台灣人乃一特殊民族，是與歷史事實不符的。

十、但這並不等於說，在台灣民眾一貫反對外來統治（包括荷蘭佔領、滿清征服、日本割據以及國民黨統治）的長期鬥爭中，不會形成一種特殊的「民族感」。他們在四百年的苦難中形成了一種共同感情，反對外來統治集團的一切壓制與剝削。要求由台灣人自己起來掌握自己的命運。

台灣人此種排外的地區感情，與大陸上各省之間的地方主義有所不同。它遠較強烈，且更有依據。它更多地反映了進步的反抗性，較少帶著反動的落後性。

十一、台灣戰後歸還中國，在最初一個時期，廣大民眾是接受這個決定的。年長一輩的台灣人樂見「國土重光」，下層與青年民眾，尤其是其中政治覺悟較高的一部份，則願和大陸兄弟聯在一起，共謀中國的統一解放。（當時的台共便採取了這個態度。）

台灣廣大民眾的此一態度，卻因為國民黨的徹底腐敗與專橫而很快消失。這種態度變化，本來與大陸「淪陷區」民眾於收復後所表現的幻滅和反抗相同。不過同中有異：台灣人民之反對國民黨鎮壓，於階級敵對之外，又多了一層「民族」仇恨。

一九四九年以後國民黨把台灣當作陪葬基地，在其垂死掙扎中，將全島置於特務恐怖之下，剝奪了最大多數人民的基本權利（註四），同時對台灣的原有住民實行極端反動的種族歧視（迫害山地同胞）與省籍歧視（例如禁止閩南語等等），致使台灣民眾不僅痛惡國民黨那一架直接的壓迫機器，而且非常敵視從大陸突然湧來的二百多萬外省人，把他們整個當做壓迫民族看待。

在台灣民眾「反對外省人壓迫」鬥爭的推動和影響之下，台灣一部份資產階級（特別是過去與日帝有緣或新近與美帝結合的那一部份）與小資產階級，進行了台灣獨立運動，鼓吹台灣的「民族主義」。

十二、革命的馬克思主義完全理解台灣廣大民眾這種反「民族」壓迫的鬥爭。我們不但承認它在很大程度內有其正當性，而且（絕對重視）它與台灣諸般社會矛盾結合以後的能發揮的革命性。依據過去台灣群眾運動的經驗，今後台灣革命運動的重燃，多半仍將由排外鬥爭作為引火之物。無產階級的革命者如果無視、輕視或敵視這種鬥爭，必將使自己陷於徹底孤立，為奮起的群眾所唾棄，以致無法參加與領導台灣的革命。

因此如何正確對付台灣民眾的「民族鬥爭」，構成了台灣以及大陸革命馬克思主者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策略課題。

首先，我們必須不懈地，結合著任何一件大小時事，給台灣的勞苦大眾指出這樣一個事實：

由於三十年來國民黨與美國帝國主義的有意安排，又由於台灣這些年內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有很大一部份（而且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份），原屬台灣籍的大資產階級與地主，早已在政治和經濟上與大陸移入的同一階級密切結合，構成了台灣統治階級的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

再者，原隨國民黨（其中大多數是被迫的）來台的數約二百萬（卅年來此數目當已有相當增加）的外省人，尤其是其中佔大多數的士兵、小公務員和平民，則九以為統治集團與佔有集團所唾棄，多數陷於窮困，變為當地的勞動者與貧民。他們受國民黨統治的迫害，並不稍遜於同階層的台灣原有住民。

在此情形下，台灣革命若籠統地以打倒外省人（所謂「反山」）為對象，客觀上只能一方面削弱革命力量，另一方面預先將革命成果送給台籍的統治者（這在事實上也就是幫助整個國民黨），或送給極右一翼的台獨份子。

十三、其次，我們必須自己清楚，同時也要讓台灣的廣大民眾明白：台灣一部份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所倡導的台獨運動，不僅在階級基礎上與台灣民眾的反壓迫運動大不相同，而且就運動的趨向及其可能發生的客觀影響說，也都將大異其趣。

這二者本不是同一回事，我們應該竭力使他們不變成同一回事。

廣大群眾反對民族壓迫，首先針對著國民黨統治及其支撐者美帝國主義。在鬥爭的發展中，階級含義必然會超過民族含義，反資本主義的性質大有可能衝破資本主義的框框。故在客觀上，這個鬥爭的進行與貫徹，一定會削弱帝國主義而助長島外革命勢力—首先它可能重燃大陸工人階級反官僚統治的怒火，並可能會刺激日本工人鬥爭的興起。相反，台灣資產階級的右派台獨運動卻只能鞏固帝國主義在亞洲的統治，因為它為了擺脫國民黨這個「異民族」的統治（甚至僅僅為了向國民黨爭取更大讓步），不惜以進一步的殖民地為代價，一味指望美國或日本帝國主義的協助，它必不肯讓台灣廣大工農起來觸動現有的社會制度，一定要極端仇視中國大陸上的新政權，也一定要極端敵對日本或其他國家中可能發生的反資本主義革命。

因此，台灣的革命馬克思主義者必須善於區別此二者，必須使台灣人民的反民族壓迫鬥爭，無論在思想上與組織上都不受資產階級及其右派台獨運動的影響與控制。

十四、但若廣大民眾自己積極提出與擁護獨立呢？我們馬列主義的革命者表示反對嗎？不。根據由列寧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的民族政策，並鑑於大半世紀來圍繞於此政策的正反面經驗，我們認為最大多數台灣人民，雖非另一民族，但由於歷史所形成的特殊情形故，他們在謀取自身解放的道路上是完全有權利要求自決的（同一民族可以要求獨立，歷史上有過美洲殖民地的對英獨立鬥爭）。如果台灣人民的極大多數確實要求與中國分離，成立獨立國家，我們應該真誠而堅決地予以擁護。因為：第一，這樣的自決權及其實施，乃是高度民主的一個不可分割的成分，無產階級的革命者應該支持這種民主；第二，這個運動只要具有廣大的群眾基礎，至少在其立即的效果上打擊著反動國民黨統治；第三，這個獨立對於台灣人民與台灣革命究竟是否有利，應該讓台灣最廣大的人民在鬥爭中自尋答案。

不用說，中國大陸或台灣的革命馬克思主義，必須遠遠高出於民族主義的狹隘成見，必須以徹底國際主義的革命精神，教育台灣工人階級，要他們與世界工人階級，首先與中國大陸上的工人階級，其次和日本與美國的工人階級，聯合起來，以便將台灣的「民族」民主革命不斷向前推進，走向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使台灣不但成為對中國而言是自立而又聯合的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個單位，而且對世界言，最初成為亞洲社會主義聯邦的一個單位，其次變成全球社會主義聯邦的一個單位。

十五、中共在台灣問題上的錯誤，第一在於根本抹煞了台灣廣大民眾反對外來人統治的深刻感情，並把此種感情與台灣少數上層份子投靠帝國主義的右派「獨立運動」等同起來。其次，它根本否認台灣民眾憑自身革命來解決台灣問題的可能與前途，因而完全不理會，甚至不願意去理解台灣人民提出的任何要求。

中共一貫提出的兩個口號：「台灣自古以來乃中國領土」與「台灣人民是中國人民的血肉同胞」，在台灣人民要求自決或獨立前面，是完全沒有力量的。它們絕對無助於台灣的真正解放，卻祇能加強台灣民眾的地域成見，幫助極右一翼的台獨運動，甚至幫助國民黨進行「革新保台」的欺騙。

中共一向宣稱台灣問題只是國共二黨之間的問題，或中美兩國之間的問題。那意思只是說：台灣問題的解決絕對不需要經過台灣民眾的革命，甚至毋須台灣人民參加意見，它們的命運只能交由國共兩黨或中美兩國來安排。

這個立場十分錯誤與反動。它確實稱得上（像某些台灣革命者說的）「大漢沙文主義」，是「另一種形式的民族壓迫」。

十六、誠然，從中國革命的整個過程看，台灣革命可以說是中國革命的繼續，是國家統一這個革命民主任務尚未完成的一部份。但問題更加重要的卻在於如何去繼續這個革命，如何去完成這個任務，纔能於全中國及台灣的革命有利。

中共的辦法是以軍事壓力為主，以政治外交攻勢為輔，藉使台灣的領土與人民復歸於祖國的懷抱。這種從外面與從上面來解決被壓迫人民的辦法，乃是毛澤東主義與斯大林主義的一貫立場。其結果，縱能在被征服地區實行或大或小的社會性改革，卻摧毀了當地群眾的真正革命，因而造成了一種極度緊張的社會矛盾。這情形當中共解放中國大部分地區時如此，解放以少數民族為主的地區時更甚。在台灣，因為我們上述那種特殊的「民族感情」故，如果也實行這種解放，那個矛盾將會達到極為緊張的程度。

因此，要台灣的解放真正有利於整個中國的革命，必須讓台灣工人與廣大民眾自己起來。大陸革命馬克思主義者的首要任務是要從各方面幫助與促成這樣的一種革命，並非要以一種外來的武力來代替這種革命。它們必須支持任何一個真正由台灣工農所提出的革命要求，包括他們可能提出的自決要求在內。

這個問題還應該從改善大陸現存政制的角度來看的。假使台灣工農進行了徹底革命，其勢必能激勵大陸上的兄弟們，讓他們起來發動反官僚的政治革命，起來進行一次自下而上的「文化大革命」。反之，台灣如果單憑大陸派遣武力來取得解放，結果只能鞏固北京那個深陷於民族主義泥濘的官僚統治。

十七、中共在台灣問題上所採取的錯誤政策，現在已經為不少台灣革命者所認識和指斥。對於中共何以犯此錯誤的深刻原因，他們卻並不了解。其實，中共在民族問題上所犯錯誤，與它在其他許多問題所犯的錯誤一樣，根本都是由於它承繼自斯大林的一國社會主義。從一國社會主義出發，那就無法不走到「大俄羅斯的沙文主義」與「大漢族的沙文主義」。

台灣的馬列主義革命家們必須根本反對斯毛二氏的一國社會主義，才能徹底糾正中共在台灣問題上的錯誤。同時，只當我們根本廓清了自己身上的一國社會主義（一島社會主義）思想，才能正確地為台灣工農革命規定出它的任務與方針。

十八、根據上述種種，我們認為：無論從社會矛盾、革命動力或革命前途來看，台灣未來的革命都將具有社會主義性質。在它蜂擁而起的初期，革命誠然會經過一個「民族」與民主階段，多半會出現一個貌似全民的時期，可是在這個時期中，階級鬥爭不可避免地要立即展開。一旦革命有了真正深度的群眾基礎，其鋒芒便要立即針對那個與帝國主義密切結合，並由國民黨政權代表其利益的資產階級。同時，這個革命為了要真能取得勝利，為了勝利後又能確保勝利，它還非堅決走向無產階級專政不可。因為祇有無產階級專政纔能解決革命中民主「民族」任務，而無產階級專政一經建立，當不會自限於資產階級民主的框框。

目前台灣的某些革命者反對我們這個看法，依他們之見，今天的台灣一似當年的大陸，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方。它的革命任務是反帝反封建，因而其動力必須是包括「革命」資產階級在內的四個階級聯盟，其性質一定屬於資產階級民主，亦即屬於新民主主義，其目標應該是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簡言之，他們想把中共為大陸革命新設計的全套理論搬用到台灣革命上來。

這是一個非常錯誤與危險的看法。大陸革命的真實過程，早已證明出中共新民主主義理論的不符實際，事實是：中共之所以能夠勝利，重要原因之一，恰恰在於它在革命事變的壓力下放棄了一向標榜的新民主主義，不自覺地執行了它從來排斥的不斷革命論。如果中共當年言行相符，始終貫徹新民主主義，即在民主革命中絕不反對城鄉資產階級，不敢放手發動貧苦農民，內戰勝利後不建立實際上的一黨專政（這在某種意義上它便是無產階級專政），真誠與資產階級共享政權，並且在「人民民主專政」下長期發展資本主義，那末，非但勝利難於想像，即使勝利了也仍會把革命斷送。

這個情形，不但早已為一些馬克思主義者所指出，而且先後由中共的領導人自己（劉少奇在理論上，毛澤東在行動上）承認了的。

今天的台灣革命比之解放前的大陸，其社會性質更加不是半封建的了。它是十足資本主義的。至於半殖民地這個地位是否會使該地的資產階級堅決反帝而參加革命，那末五十年來中國和其他一些半殖民地與全殖民地的資產階級，早已清楚告訴我們：只要他們的利益稍稍受到本國革命群眾的威脅，他們便毫不猶豫地站在帝國主義一邊。

十九、為了準備和催促台灣革命的到來，我們擬定如下一些具體的戰鬥要求：

1. 立即取消一切反人權、反自由、反民主的現行法令，取消特務制度。立即釋放一切政治犯。讓全體人民享受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與罷工的權利。

2. 不僅在形式上，而且在實質上保證台灣境內一切人民在求學、就業、參政等方面的絕對平等權利。特別要關顧高山族人的利益，確定他們的主治地位。

3. 反對一切種族歧視與省籍歧視，反對強迫推行所謂「國語」。反對歧視與禁用方言。

4. 打倒御用工會，由工人自選工會領導。徹底改善工人生活，創辦工人福利制度。打倒特務工賊對工人的監視與迫害，確保工人的罷工權利。台灣的工人階級與全體勞苦大眾，不分省籍地團結起來。

5. 立即取消官辦農會、水利會等敲剝農民的機構，由全體貧苦農民自己選舉農民協會，統管生產運銷事務，並治理鄉村。取消一切公私債務，重新無償分配土地。

6. 成立城市街坊委員會，藉以組織貧苦大眾，並謀互助互救。

7. 反對思想箝制，打倒黨化教育與奴化教育，反對特務控制文化與教育機構。保證人民享有最充分的消息自由、思想自由、創作自由。

8. 反對投靠美日帝國主義出賣民族利益的「獎勵外人投資」政策。沒收帝國主義與官僚資本相結托的大工廠與大機構，交由工人管理。

9. 取消國民黨與美、日帝國主義之間締結的一切經濟、政治與軍事條約。全部美軍立即退出台灣與台灣海峽。

10. 以平等、無記名、普選方法產生全權的國民會議藉以取代反動腐朽的國民黨政府。徹底實行上列革命要求，確定台灣地位和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

11. 與全世界工人階級聯合起來，特別與大陸上工人階級，美日二國工人階級聯合起來，藉以抵抗帝國主義反動派對台灣革命必會發動的進攻。

一群台灣、香港和大陸旅外馬克思主義者共同草擬

一九七七、九

註一　見一九六九年八月十五日出版的第二二七期—〈當前台灣農村的危機及其解決之途徑〉，作者陳哲三。

註二　見《毛澤東思想萬歲》，〈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

註三　據國民黨在台灣民政廳在一九五七年所作調查，台灣在一九四七年的人口為六百四十九萬七千七百三十四人，以後逐年增加，目前估定為一千六百萬。

註四　據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四日法新社東京電。『被囚禁在國民黨監獄的政治犯共有八千餘人，他們都是在無傳票的情況下被捕的，從未公開審訊。』（見七七年九月二十五日香港星島日報）

註五　見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劉少奇向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所作的政治報告。在『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一節內，他說：『…….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已經成為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種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