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社會主義與計劃經濟
生态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1

【法】迈克尔·洛威

(转载自〈绿叶〉)

摘要：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全新的基于生态理性、民主控制、社会平等以及使用价值高于交换价值的社会。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实行：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民主的经济计划，使投资与生产的目标由社会来制定；在整个生产领域改用全新的技术体系。一句话，这是一次革命性的社会与经济转变。革命不是历史的火车头，而是人类对火车的紧急刹车，在它跌入深渊之前。

如果资本主义不能被改革，进而让利润服从人类生存的需要，那么取而代之的制度，除了某种国家与全球化的计划经济以外，还有什么呢？解决诸如气候变化之类的问题，需要借助“看得见的手”进行直接的计划调节。……我们资本主义的企业家不能自救，除了在经济与环境问题上作出犯系统性错误的、非理性的以及最终——给定他们所掌握的技术——导致全球毁灭的自杀性决策之外，其他一无是处。所以，我们此时除了考虑一种正确的生态社会主义制度，别无选择。

——理查德·史密斯 2

一、社会主义：生态还是唯生产力？民主计划还是专制计划？

生态社会主义，是一种尝试替代如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的“毁灭过程”的、激进的、文明的制度。它提出了一种基于非金钱与超经济的社会需求与生态平衡标准之上的经济政策。在生态学运动的基本言论以及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的基础上，生态社会主义同时也是对包容资本主义的“市场生态学”、忽视自然极限的“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一种批判。

James O’Connor指出：生态社会主义运动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全新的基于生态理性、民主控制、社会平等以及使用价值高于交换价值的社会3。更进一步，我认为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实行：A.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这里的“集体”指代公共的、合作的或者共同的财产）；B.民主的经济计划，使投资与生产的目标由社会来制定；C.在整个生产领域改用全新的技术体系。换言之，就是一次革命性的社会与经济转变。

在生态社会主义学者看来，由大多数绿党所代表的政治生态学主流存在的问题是，不能认识到存在于资本主义无限制的资本扩张和利润积累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内在矛盾。他们能够对相关的生产主义进行批判，但不能够超越经过“生态改良的市场经济”的界限。结果是，许多绿党成为了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派或自由派政府的傀儡。

另一方面，20世纪左派——社会民主党与由苏联激发的共产主义运动——的主流存在的问题是，他们接受了生产力现存的体系。前者，将自己局限于一个经过改良的资本主义体系，最多就是凯恩斯主义；后者，则发展成一个官僚国家——或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生产主义。也即，这两者都忽略了或边缘化了环境问题。

马克思与恩格斯本人，并不是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对环境的毁灭性后果，《资本论》以及其他著作的若干段落指出了这一观点。同时，马恩认为社会主义的目标并不是生产越来越多的商品，而是让人类有发掘自身潜能的自由时间。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马恩与“生产主义者”并不相同，后者认为产能无限扩大是目的本身。

社会主义，首先意味着全社会共同占有这些生产资料，并为工人阶级服务。苏联的经验，揭示出由集体占有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引发的问题。最初，关于现存生产力的社会化理论占主导地位。在十月革命后的开始几年，生态主义的思潮确实有所兴起，并且苏联政府采用了某些有限的环境保护政策。随着斯大林主义的官僚化进程，生产主义者在工业与农业上的办法被用官僚专断的方式施行，同时生态主义者被边缘化甚至被消灭。切尔诺贝利核泄漏，就是模仿西方生产技术的最后灾难性教训。所有权的改变，若没有随之进行民主管理以及重组生产体系，最终只能是死路一条。

二、社会主义：所有制改变，生产体系也要改变

早在20世纪30年代，一些持不同政见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其论著中，对生产主义者的“发展”意识以及“社会主义者”剥削自然的观点展开了批判，如沃尔特·本杰明。但主要是在最近几十年里，生态社会主义才逐渐发展起来，以挑战占据20世纪左派主流思想中关于“生产力中性”的理论。
生态社会主义者应该从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评论中受到了启发：工人阶级不能占有资本主义的国家工具并为自己所用，他们必须“摧毁它”，并代之以一个本质上不同的、民主的以及非国家主义者形式的政治体制。同样，若对上述说法稍作修订，我们也可以说，生产方式也是非“中性”的，在其结构上就带有为资本积累和市场无限扩张服务的烙印。这与环境保护以及人类健康的需要相矛盾，所以必须要从根本上进行革新。

当然，许多现代化进程中的科技成果非常宝贵，但整个生产体系必须改革，并且只有按照生态社会主义者的方法来实现。也就是说，对经济实行民主计划，而计划需要考虑生态平衡，某些生产方式要被废止。比如说核工业、某些大规模、产业化的捕鱼方式（这些方式导致了一些海洋鱼种的绝迹）、对热带森林的破坏性砍伐，等等。然而，首先需要变革的是能源系统，用如水、风、阳光等可再生能源替代当今污染及毒害环境的能源（特别是化石能源）。能源的问题是决定性的，因为化石能源（石油、煤炭）对许多全球污染以及灾难性的气候变化负有责任。核能源是一种错误的选择，不仅因为有发生新的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危险，还因为人们不知该如何处理千万吨的放射性废料——其危害可能存在上百年，上千年，甚至上百万年——以及被污染的、荒废的工厂的垃圾。太阳能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并没有引起多少关注（因为它并不“有利可图”或者“竞争性的”），但必须要成为着重研究和发展的对象，并在新的能源体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三、民主计划——通向自由之路

要完成这一进程，必须得对生产方式进行集体控制和计划。比如说，为了满足社会的共同福利，有关投资和技术变革的决策，需要集体来作出，而不是借助银行和资本家。

在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中，社会主义社会被定义成一个“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合理地组织他们同自然的交换（Stoffwechsel）”的社会。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采用了一个更广义的视角，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建基于共同占有生产工具的自由人联合体4。对生产和消费的合理安排不仅是“生产者”的任务，也是消费者的任务；事实上，应该是全社会的任务，无论是具有生产能力的人口，还是包括学生、年轻人、家庭主妇（家庭主男），领退休金者等在内的“不具备生产能力”的人口。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全社会应该民主地选择哪些生产性行业优先发展，以及投入多少资源到教育、卫生及文化。商品的价格不能由供给和需求法则决定，而是应该根据社会、政治以及生态的标准来决定。起初，这仅包括对某些产品征税以及对另一些产品进行补贴，但理想上，随着逐步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越来越多的产品和服务将根据公民的意愿免费派发。

民主计划远非“专制化”，而是全社会的自由决策。如果要从异化和物化的“经济法则”以及资本主义和官僚统治的“铁笼”中解放出来，就需要这样做。民主计划，加上劳动时间的减少，是人类走向如马克思所说的“自由王国”的决定性的一步。因为休闲时间的显着增加，是人们参与民主讨论以及经济和社会管理的前提。

自由市场的信奉者们，将苏联计划经济的失败作为批判任何关于有组织性的经济的论据。姑且毋论苏联经验的成败，很显然，它是一种对需求的独裁主义，是一种将所有决策的垄断权力赋予一小撮官僚的体系。从本质上说，计划不会导致独裁主义，但是在苏联的民主发展日益受到了限制，并且在列宁去世后，官僚势力的建立导致了越来越不民主以及专制化的计划经济体系。如果将社会主义定义为工人和劳动大众对生产的监督，那么斯大林及其后继者就远远脱离了这一标准。

苏联的失败，说明了官僚化计划经济的局限和矛盾，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导致无效率及专断，但这不能作为批判民主计划的论据。社会主义学者关于计划经济的概念无非就是经济实现激进的民主化：如果我们不能容忍政治决策交给少数精英统治者，为什么我们能够容忍在经济决策上这样做？
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按照生产资料，其中特别是劳动力，来安排生产计划。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制衡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5资本主义社会的使用价值，只是一种为交换价值和利润服务的手段或伎俩（同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今许多社会商品完全无用）。在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里，使用价值是生产商品和服务的惟一标准，而这将对经济、社会与生态产生深远的影响。正如Joel Kovel所观察的那样，“使用价值的强化，以及对需求作出相应的结构重整，这时就成为技术的社会调节器，而不是像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将时间转化为剩余价值和金钱”6。

在这里设想的民主计划体系中，计划是指主要的经济抉择，而不是去管理地方性餐厅、杂货店、面包店、小商铺、工艺作坊或服务等。值得强调的是，计划不会同工人对生产单位的自治相矛盾。通过计划体系作出的决策，例如从小汽车厂转变成生产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的工厂，要由社会整体作出，并且企业内部的组织和运转要由他们自己的工人民主管理。关于计划的“集权”或“分权”特征的讨论很热烈，其实真正的问题是怎样使计划在地区、全国、全洲(欧洲、美洲等)的层次上受到民主监督；最好是连全球范围内也这样做，因为诸如全球变暖等生态问题是个全球性的问题，并且只能在全球范围内解决。这一命题可以称做“全球性民主计划”。即使在这个层次上，也与通常所说的“中央计划”不同，因为生态与社会的决策不能由某个“中心”作出，而是由相关的人们民主决定。

当然，自治机构、地方政府与广泛的社会团体之间，不可避免地会有张力和冲突。协商机制可以帮助解决许多此类冲突，但最终来说，最为广泛的相关社群，如果他们是多数的话，就该拥有决策权。乐观地讲，在一个生态社会主义社会里，工厂的工人自己就拥有足够的生态意识，从而避免作出危害环境和当地人们健康的决策。然而，保证最为广泛的社会意见拥有决定性的发言权，并不意味着不可以在工厂、学校、社区、医院或小镇的层次上实行内部自治。

社会主义的计划在各个决策层次上，必须以民主而多元的讨论为基础。人民以政党、政纲或其他政治运动等形式分别组织起来，各推举代表参选出任计划委员会，同时也向全体公民提出不同的方案。也就是代议制民主同时必须通过直接民主来完成和纠正，即人们——在地方、全国以及甚至全球的范围内——直接选择各种不同的主要提案。公共交通是否该免费？拥有私家车的人是否该纳税从而对公共交通进行补贴？是不是该补贴太阳能，以促进它同化石能源的竞争？每周工时应否降低到30或25小时，或更少，即使这将意味着产量的降低？计划的民主本质并不是不能容忍专家的存在：专家的作用不是决策，而是为民主决策的过程提供他们的意见——经常是不同的，如果不是对立的话。
有什么东西可保证人们作出正确的生态决策呢？尤其是如果这样的决策会牺牲他们某些消费习惯？没有这样的“保证”。我们只能这样合理预期：商品拜物教的势力一旦瓦解，就可以让位于理性的民主决策。当然，大众的选择会犯错，但谁又相信专家不会犯错呢？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新的社会的建立，可以不经过多数人的斗争、自我教育、社会体验以及提高的社会主义、生态觉悟的努力。无论如何，不论民主程序有什么局限，但是，其他的选择——盲目的市场或生态主义“专家”独裁——难道不是比民主程序更危险吗？

的确，计划需要行政的及技术的机构将所决定的项目付诸实施，但他们不必然是权威主义的，如果他们是受到永久的、来自下面的民主监督，以及在民主管理进程中包含了工人自治。当然，不可能希望大多数人将所有的自由时间都用于自我管理或参加会议，正如欧内斯特?孟德尔所评述的，“自我管理并不意味着代理制的消失，而是将公民的决策与通过选举对代理的严格控制结合起来”7。

四、全新的生活消费模式与民主计划

从资本主义的“毁灭性进步”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是对社会、文化及精神的一次不断地革命性的转变。这一进程如果要开始，不仅从社会以及政治结构的革命性改造开始，而且还需要有一个得到最广泛群众支持的生态社会主义纲领。社会主义觉悟与生态意识的觉悟的发展是一个过程，其中决定性的因素是人们自身的集体斗争的经验，从地方性和局部性的斗争一直到社会改造的斗争。

这一转变，不仅能产生一种新的生产模式以及一个平等的与民主的社会，还能形成一种不同的生活模式，一种全新的生态社会主义的文明，它超越了金钱的范围，超越了由广告人为催化的消费习惯，以及超越了无限制地生产无用或对环境有害的商品。一些生态学者认为，生产主义的惟一替代就是全面停止增长，或者用负增长取而代之，并且彻底地减少人们过高层次的消费，从而缩减一半能源的耗费，取消个人家庭住房，抛弃中央供暖、洗碗机，等等。这些或类似的严酷的方法不是那么受欢迎。与这些消极观点想法相反，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乐观者相信：技术进步与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可以实现无限制地增长和富饶，因此每个人都可以“按照其需求”取得消费品。

在我看来，这两个学派在谈到增长及生产力发展的时候，都只考虑纯数量概念——不论是正的或负的。然而，还有更为恰当的第三点：发展的质量转变，即结束资本主义对资源的大量耗费以及无用的或有害的产品的大规模生产。军事工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占据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商品”的很大部分，而它所带有的荒谬性是固有的：除了为大公司创造利润外，其他一无是处。这一问题不是抽象的“过量的消费”，而是这样一种普遍流行的消费模式：它建基于明目张胆的侵吞、大量的浪费、商业社会的异化、强迫性的商品堆积，以及为“时尚”所逼迫而不断地购买流行商品。新社会的生产应该以满足真实需求为导向，从所谓的“神圣”东西——水、食物、衣服、房屋——开始，也包含基本的服务：健康、教育、交通、文化。

显而易见，南方国家的需求远远没有被满足，所以，比起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他们理所当然地要求有更高程度的“发展”——修建铁路、医院、排水系统以及其他的基础设施。然而，这没有理由不能通过环保的和基于可再生能源的生产体系来完成。南方国家当今有如山积的债务，以及工业化国家对其资源帝国主义式的掠夺，所有这一切，都应该废除。同时，北方国家应该对南方国家提供技术和经济上的援助。这并不需要像一些苦行的生态主义者所信奉的那样，要欧洲或北美的人们降低他们生活的绝对标准才能做到。相反，这只需要他们放弃强迫性消费那些无用商品，这样的消费习惯根本同真正的需要无关。这也需要社会重新把生活标准定义为：一种真正富足的、同时消费更少的生活。

如何将真正的需要同人造的、虚妄的、可有可无的需求区分开来呢？广告产业用操弄人类心智来制造后一种需求。广告已经侵入了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是食品和服装，还有运动、文化、宗教以及政治都是按照这样的规则形成。广告通过持久的、咄咄逼人的以及阴险的方式，充斥着我们的街道、信箱、电视机屏幕、报纸、风景，促成了一些显著的、强迫性的消费习惯。并且，它作为一种“产业”，不仅从人类的观点看来是无用的，而且还直接与真实的社会需求相违背。它浪费了大量的石油、电力、劳动时间、纸张、化学品以及其他的原料——这些全部由消费者来支付。虽然广告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在社会向社会主义转变后，它将无地容身，并被消费者协会提供的关于商品和服务的信息取代。在广告消亡后，区分真实与虚假需求的标准，就看它在广告消亡之后，是否还长期存在。当然，在一段时间里，老的消费习惯仍然存在，并且无人有权告诉别人，他们的需求是什么。消费模式的变迁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同时也给教育带来了挑战。

一些商品，比如说私人汽车，引发了一些更为复杂的问题。私人汽车在公众看来是很讨厌的，它在世界范围内每年使成百上千的人死亡或残疾，并且污染大城市的空气——导致了对小孩或老人健康的不利影响。但是，从当今资本主义的现状来看，它反映了实在的需求。在欧洲若干具有生态管理意识的城镇，做过地方性实验，这些实验表明，日益限制私家车和提倡巴士和有轨电车，是可以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的，因此是可行的。在向生态社会主义转轨的过程中，公共交通——无论是地上或地下的——都将大量增加并免费提供，步行者和自行车都将有被保护的单独行道。在新的社会里，私家车将扮演比在虚荣的资产阶级社会更少的角色。在资本主义社会，广告持久地、积极地鼓动人们购买私家车，使私家车成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在美国，驾照是公认的身份证），并且是个人、社会、奢靡生活的中心。在向新社会转轨中，要大量减少用卡车运输货物；它要对严重的交通事故及污染负责。取而代之的应该是用铁路运输或法国人所称的ferroutage（把卡车放在火车中从一个镇运送到另一个镇）。在新社会里，这变得容易。只有资本主义荒谬的“竞争”逻辑才能解释卡车的危险的增长。

悲观主义者将要说，人们受到无限的渴望和欲望的驱动，但若要对此加以控制、规限和压抑甚至要压制，却又变成对民主的限制。但生态社会主义是基于一个已经由马克思提出来的合理预期：在一个无阶级和从资本主义的异化中解放出来的社会里，“体验生命”凌驾于“拥有”。比如说人们希望有进行个人文化、运动、娱乐、科学、性爱、艺术与政治活动的休闲时间，而不是无限制地拥有产品。强迫性的占有，根源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商品拜物教，是由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广告导致的，没有什么能证明这是“人类永恒本性”的一部分。

正如我们指出的，这并不意味着不会发生环保要求同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也不意味着在生态规则与发展基本的基础设施的需要之间（特别是在穷国）不会发生矛盾。同样，流行的消费习惯同资源的稀缺性之间也有冲突，特别是在转轨过程中。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并不意味着是一个没有矛盾和冲突的社会，这些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在生态社会主义者看来，民主计划的任务是从资本积累和追逐利润的规则中解放出来，运用多数决定的原则和公开讨论来解决这些矛盾。这样一种立足草根的、参与型的民主是惟一的途径；这不是说它可以避免犯错，而是说它能够通过社会集体来纠正错误。

五、“太阳能共产主义”——人类的惟一出路

生态社会主义，只是一种客观的可能，不是反抗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或“历史上铁的规律”。人们不能预见未来，除非是给出相应条件。可以预见的是，如果没有生态社会主义的变迁，没有对文明范式的根本变革，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将导致严重的生态灾难，危害上百万人的健康和生活，甚至可能威胁我们的生存。

设想并为之奋斗一个绿色的社会主义，或者如某些人所说的“太阳能共产主义”，并不意味着人们不需要努力开展具体的和紧迫的改革。如果对“洁净的资本主义”不再抱有幻想的话，人们就必须争取时间，并试图影响权力当局开展初步的改革：禁止使用破坏臭氧层的HCFC，延期推行转基因生物，大量减少温室效应气体的排放，对捕鱼业以及工农业生产中的杀虫剂和化肥进行严格管制，对产生污染的汽车课税，更大程度地发展公共交通业，积极地用火车替代卡车。争取使得社会和环境运动能够结合起来，共同斗争。

这些迫切的社会生态要求，能够引发激进的斗争，只要它们不让自己迁就所谓“竞争力”的要求。根据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过渡纲领”，每次小的成功、每次局部的进步都会马上导致一个更高的需要，一个更为激进的目标。围绕具体问题展开的斗争是很重要的，不仅是因为局部胜利本身鼓舞人心，还在于它们提高了人们对生态的和社会主义的认知，以及促进了自下而上的行动与自主组织。这两者都是必需的，并且确实是激进或革命性的改造世界的决定性前提。

地方性的实验是有局限的，但却是有趣的社会/生态改革例子。比如，若干欧洲小镇划出禁止汽车行驶的免费搭车区域；由巴西无地农民运动（MST）发起的有机农业合作社；或在波尔图实行的参与式财政预算：通过允许地方集会决定预算的优先权，波尔图——直到左翼在2002年市政选举中失利——可能是最为诱人的“自下而上的经济计划”的例子，虽然它有局限。然而，必须承认，整体上欧洲、拉丁美洲的偏左或“左翼/绿色”联盟的经验很让人失望，还是严格地属于适应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政策。

从一方面看，我们致力于变革，时间在我们这边，因为全球的环境状况越来越恶化，威胁越来越临近。但从另一方面看，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因为若干年后——没人可以预见是多少年——会变得不可逆转。我们没有理由乐观：现有体系的统治者是非常强大的，同时激进的反对力量仍然很弱小。然而，他们是阻止资本主义“毁灭过程”的惟一希望。正如沃尔特·本杰明所定义的那样：革命不是历史的火车头，而是人类对火车的紧急刹车，在它跌入深渊之前……8

(作者：巴黎科学研究国家中心社会学研究主任)
(译者：陈太乙)

1 本文英文版发表在《社会主义年鉴2007》(Socialist Register 2007, Merlin Press)，允许本刊中文发表。本文责任编辑周仕凭。

2 理查德·史密斯：“生态崩溃的引擎”，《资本主义、自然与社会主义》，16（4），2005，p.35。

3 James O’Connor：《自然的动机——生态马克思主义论文集》，纽约：The Guiford Press，1998，pp.278, 331。

4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柏林：Dietz Verlag，1968，p.828以及第一卷，p.92。

5 《反杜林论》，巴黎：Ed.Sociales,1950,p.349。

6 Kovel：《自然的敌人——资本主义的末日还是世界的末日？》，纽约：Zed Books，2002，p.215。

7 欧内斯特·孟德尔：《权力与金钱》，伦敦：Verso，1991，p.204。

8 沃尔特·本杰明：《Gesammelte Schriften》第1/3卷，法兰克福：Suhrkamp，1980，p.1232。

200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