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學者評《新帝國主義》等四本書

英学者评《新帝国主义》等四本书
朱迪•考克斯Judy Cox

王占宇摘译

A review of Alex Callinicos, The New Mandarins of American Power (Polity Press, 2003), £13.99; Imperialism Now (Monthly Review, August 2003), £8; David Harvey, The New Imperi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16.99; Leo Panitch and Colin Leys (eds), The New Imperial Challenge: Socialist Register 2004 (Merlin, 2003), £14.95

英刊《国际社会主义》2004年春季号刊登了朱迪•考克斯题为《帝国主义：我们正在经历的一个阶段？》的书评，评论了近期出版的四本论述当前的帝国主义的著作，即《新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挑战》、《今日帝国主义》和《美国权力的新官僚》。书评结合这些著作论述了美帝国主义的实际表现、主要弱点，并评述了这些著作中的关于帝国主义的新理论，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基本思想仍是解释新帝国主义的基础。书评主要内容如下。

“帝国主义”一词已经深人到了政治争论的中心舞台。这是过去20年中美国进行各种战争已经成为常事的结果。“美帝国：去适应它吧”，《纽约时报》在2003年6月这样宣称。对一部分人来说，美帝国主义是一种慈善力量。《华尔街日报》的编辑马克斯•布特写道：“美帝国主义也许是对恐怖主义的最好回应”。这里提及的所有书都对这种观点提出了挑战。亚历克斯•科林尼克斯指出，美国的战略早在2001年“9•11”，袭击之前就已经成型了。

布什政府宣称要为伊拉克带去民主。但是，他们不带去自由选举，因为自由选举可能产生一个“错误的结果”。布什政府试图将民主理念等同于自由企业制度。两个主要的右翼思想家——劳伦斯•卡普兰和威廉•克里斯托尔惊人地宣称：“民主是一种政治选择，是一种意志活动。但历史证明，来自美国的民主是最为有效的。”
民主已经改变。民主不再指政治自由，而指的是经济上的自由市场以及社会不公正。美国的国家安全文件，是由许多现任白宫要职的人物起草的。在这个文件里，自由企业被描述为一种“道德原则”。正如阿连德海蒂•罗伊所说，“民主早已成为帝国关于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的一个委婉的说辞。”

在形成美国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一个重要力量就是“新美国世纪工程”。该工程聚集了理查德德•珀尔、约翰•伯尔顿、保罗•沃尔福威茨、威廉•克里斯托尔、迪克•切尼和罗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这样的人物。亚历克斯勾画了一副令人吃惊的图景：这些人的知识背景都是来自芝加哥大学由列奥•施特劳斯所领导的一个系。在90年代，他们逐渐形成了一种一致的外交模式。他们认为，“当前，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没有对手。美国的大战略应该是在尽可能久远的将来保持和扩大这种优势”。这一战略是以美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实力为基础的。“美国在原子弹上的优势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相反，这种优势是美国在一个更加复杂和无序的世界上保持领导地位的重要因素。”那些与“新美国世纪工程”有关的人把“9•11”事件视为推进他们计划的极好机会。这个计划酝酿了至少20年。就在双子塔倒下的当天，拉姆斯菲尔德就在计划袭击伊拉克了。曾经是布什政府一员的萨姆•奥尼尔最近宣布，布什政府早在当选之初就决心要粉碎伊拉克政权。

哈维和科林尼克斯都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为布什帮提供“自由主义辩护” 的那些人，如美国哲学家迈克尔•瓦尔茨尔和英国作家克里斯托夫•希钦斯。另外一个鹰派自由主义者是罗伯特•库珀，他是托尼•布莱尔政府的外交官和政策顾问。库珀倡议一种“可以为世界人权和全球价值所接受的新型帝国主义”。这种论调不仅强化了旧有的殖民偏见，而且有助于为那些不符合美国议程的国家建立一种新的妖魔化理论，也有利于为大规模地冲击国内自由找到借口。

美国的问题

国内：为了打通通往石油储藏地的通道，同时也为了建立美国政府在全球范围内施加自己意志的权力，美国发动了对伊拉克的战争。哈维提出了一种有趣的可能性，即布什政府在国内面临的问题影响到他对战争的支持。哈维提醒我们注意那些在21世纪初影响到美国社会稳定的那些严重的问题：产业萧条，持续上升的失业率，层出不穷的企业丑闻，日渐缩减的退休基金，日益消失的医疗保健，不断增长的社会不平等以及受到破坏的环境。哈维继续指出：“共和党人避免惨败的惟一出路就是加强由‘9•11’事件的发生和炭疽热恐慌所促成的紧密的团结——几乎就是民族主义的复活。”

对伊拉克的战争不仅转移了国内问题的压力，它还是一个“在国内推进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和使联邦驯服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对攻打并占领伊拉克的反对意见不断在美国政府核心成员之间制造着紧张和分歧。如今，布什帮内部正在日益分裂：一派希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整个世界；另一派则希望和反对派合作而不是践踏他们。在那些“武断的民族主义者”如切尼和拉姆斯菲尔德看来，他们优先考虑的是美国的安全；而“输出民主的帝国主义者”，如沃尔福威茨，则试图以美国的意志来改造世界。假如霸权受到削弱，那么就存在这种危险，即统治者转而采用比我们在当前伊拉克所看到的还要更为强制性的战略措施。

国外：虽然美国具有超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美国在国外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事实上，正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指出的，“当代的帝国主义是美国脆弱的产物，而不是相反”。1945年的美国的确是霸权国家——经济上、军事上以及文化上都是如此。事实上，美国享受了在历史上某种程度的无与伦比的霸权。彼得•高思说，在冷战期间，美国建立了一种“轴心和轮辐” 的模式。在这种模式里，各国与美国的关系比与其它国家的关系都更为重要。“二战” 以后，美国的统治阶级不得不面对来自苏联的威胁。美国试图利用自己的军事实力、经济援助如马歇尔计划以及多国组织建立自由资本主义的图景，同时在应对来自苏联的竞争的情形下，来维持自己的帝国。但是，苏联在其经济竞争对手西德和日本的竞争下丧失了自身的经济优势。此外，美国的世界秩序在1968年的大造反以及对中国、阿尔及利亚、古巴、越南和伊朗实施帝国主义政策失败的打击下，受到了动摇。美国军事行动的目标就是摆脱80年代的“越南综合症”。

由于苏联的垮台，以及由此所导致的由两个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终结，导致了国家之间更为激烈的竞争。俄罗斯仍然是一支强大的力量，同时美国的新对手欧洲和中国出现了。在冷战的大部分时间里，苏联的财富只及美国的一半。但是中国的财富将来有可能达到美国的2.5倍，亚历克斯说：“总而言之，中国，有潜力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甚至超过美国。” 这种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以及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决定了美国政府自1989年以来的战略追求。

当今美国的资本主义与20世纪40年代相比削弱了很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在于美国国际收支平衡的迅速恶化。这里最重要的是它使美元贬值，甚至会出现急剧贬值。任何其它国家，如果其赤字上升如此之快且处于失控状态，如哈维所说，“将会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严格控制并进行结构调整。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是美国。”这就意味着美国更多地依赖它的军事实力这支大棒而不是经济援助这个胡萝卜来维持它的影响力。克林顿政府曾经一度奉行多边主义政策，但后来逐渐放弃了北约、联合国之类的组织以及与其它国家建立联盟的努力。取而代之的是，克林顿日渐依赖美国在军事上的优势来推行自己的意志。奥尔布莱特，克林顿第二任期的国务卿，对此解释说，“如果我们不得不使用武力，那是因为我们是美国。我们是无可取代的国家。我们站得更高，我们对未来也看得更远。”

小布什比克林顿走得更远更快。北约曾经是美国干预巴尔干战争最为得力的工具。但北约被小布什遗弃了。美国军队在美国政府中日渐占有支配地位。丹纳•普里斯特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指出：“早在‘9•11’袭击之前，美国政府早已变得日益依靠其军事力量来推行其外交政策了。这种转变是渐进的，很少受到注意。毫无疑问，美国支持的政治改革正在受到关注反恐以及情报收集的新的军事规定的削弱。”

美军总司令享有庞大的预算，每年为总部及其几千名雇员的预算达3.8亿美元，而其它外交机构如国防部“尽管其军事职能在扩大，其规模、影响力、能力却在缩小”。虽然美国统治阶级可能意识到了其从长远来看的潜在的经济劣势，但由于对自身军事实力的极度自信，他们认为美国的军事力量可以给任何阻挡美国前进的国家造成“震惊和敬畏”。正如哈维所指出的，“我们看到布什政府把展示军事力量作为惟一完全绝对的力量”。军事力量不足以征服伊拉克。美国在“二战”之后对西德和日本推行的马歇尔计划的经历更加说明，如果没有国内社会力量的支持，把某种政治结构强加于一个国家是相当困难的。在今天的伊拉克还看不到这支力量——事实上存在着一支活跃的而且是不断增加的抵抗力量。

帝国主义：理论

科林克斯把传统的马克思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置于该书的核心地位。他区别了两种不同的帝国主义。一为广义的帝国主义，指强国对弱国的控制和支配。这个概念对古希腊和现代的美国都同样适用。狭义的帝国主义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而且把帝国主义定位于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之中。明确地说，帝国主义是源于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垄断资本主义。这种理论不是把帝国主义看作特定国家所追求的政策，而是把帝国主义视为资本主义自身发展的一个阶段。资本是和自由市场相联系的，如果出现了资本集中，就会出现工业部门被大型跨国公司所控制的情况。受到民族国家的疆界限制的竞争会比以往更为激烈地爆发于国际舞台上。这种经济竞争会导致致命的军事竞争。这种情况出现在发展不平衡的世界——一些国家是发达国家，它们富裕而强大；另一些国家欠发达，它们被甩到后面。尼古拉•布哈林认为，“帝国主义吞并只是资本趋向资本集中的一个事例而已”。布哈林一类的马克思主义者当时生活在资本主义仅仅统治了世界一小部分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和非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他讨论的关键。然而，他们理论的关键方面仍然对理解现代资本主义世界有用。

当今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观点纷纷出现。许多最流行的观点都认为全球化已经使民族国家日益相互依赖。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迈克尔•哈特和托尼•耐格里那本受到好评的《帝国》一书。哈特和耐格里认为，传统的帝国主义已经死亡。因为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已经让位于惟一的“后殖民、后帝国主义” 的帝国。他们写到：“在这个平静的帝国时期，没有强权的位置——强权无处不在而又无处可寻。”哈特认为帝国是美帝国主义的替代，帝国更加符合美国资本的真正利益。

与耐格里和哈特相比较，本文涉及的大多数作者都说明了在很大程度上由国家组织参与的暴行仍然是资本主义的一个中心特征。例如，大卫•哈维利用了 100多年前罗莎•卢森堡的观点。卢森堡认为，资本积累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是通过剥削劳动来维持运转的并且是经济的和透明的。另一方面，在殖民政策中的资本积累，更多地依赖赤裸裸的暴力：“暴力、欺诈、压迫以及掠夺是公开进行的。这就要求努力去发现在这种混乱的政治暴力背后严肃的经济规律。” 哈维指出，卢森堡关于“资本主义原始阶段” 的概念不应该被视为仅仅发生在殖民阶段的早期。同样，马克思关于“资本原始积累” 的概念也不应该被视为仅和过去有关。在资本主义的早期，资本原始积累阶段的显而易见的暴力、残忍、掠夺的情景，今天仍然和我们在一起。

哈维把这种积累方式称为“剥夺式积累”（即通过剥夺进行积累）。马克思所谓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核心特征，如农业人口的迁移、其它阶级的无产阶级化（大部分的劳动力成为另一个人的受雇者，而不再是独立、自雇的人这样的趋势）、小企业被大企业吞并、强行把日用品商业化，这些情况在今天仍然在继续。哈维认为，实际上，当今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实施的私有化构成了这种积累的新阶段，它类似于“圈地运动”。剥夺式积累的首要武器就是国际金融体系。这种金融体系是由美国制订的，并且将之强制实施于像南非、阿根廷、墨西哥之类的国家，强迫这些国家缩减预算以及实施私有化。在此过程中，美国的资本家发现了19世纪末英国的资本家所发现的东西——使最初的资本积累成为可能的抢劫必须重复下去，以此来确保积累这架发动机持续运转下去。哈维说：“这是当代帝国主义实践的核心。”

在哈维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谴责之中，存在一些吸引人的和启发性的论断。但我对其中的一些论断不得不提出异议。哈维认为自1973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剥夺式积累在世界体系中越来越重要了。他说，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包括：抬升股票、通过合并和收购来实现资产拆卖；通货膨胀；让全体人民背负债务重担；公司欺诈；抢劫养老金。金融投机是剥夺式积累的最重要特征。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对这种制度进行反抗的不再是工人阶级。哈维指出，事实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落入了支持帝国主义来维护自身特权的陷阱之中。由于工人阶级这种组织已经过时，现在我们必须关注反对生存环境的破坏、生命隐私遭到侵犯、被迫离开土地之类的斗争，并以此作为公民社会斗争的中心。反全球化运动必须认识到剥夺式积累是必须要面对的主要矛盾。

但是，工业资本主义不是根据它们对不发达社会的抢劫而定义的。工业资本主义是依赖剥削资本主义国内的被剥夺的工人阶级的。圈地运动对资本主义成长的重要性不在于它们提供给资本主义强盗的那些容易得到的利益，而是因为它们创造了毫无选择只好顺从资本主义发展的被剥夺阶级。圈地运动部分地创造了工人阶级。哈维认为，与在世界范围内开办工厂和办公场所相比较，金融投机和私有化在当今对资本主义更为重要。但哈维没有用数据来支撑他的观点。资本主义仍然主要依赖对商品的生产和贸易，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已经表现出他们准备挑战帝国主义。工人阶级也仍然是一支具有无穷力量、可以改变这一体系的社会力量。当很多人为反对资本主义而斗争的时候，日渐壮大的工人阶级对这种体系的挑战仍处于独一无二的地位，因为工人阶级能够攻击这头野兽的心脏——生产。

资本主义和国家

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的理论停留在处于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但是，国家和资本并不等同。大卫•哈维看到了国家和资本之间根本的不平衡。他把“资本帝国主义” 看作“国家和帝国政治的政治学” 和“在空间和时间上的资本积累的分子式过程” 的结合。哈维认为，国家是在一定的版图内活动的并且要服从于一定的民主过程。资本主义是在连续不断的空间和时间内活动，资本主义可以被建立，也可以被推翻；可以改变位置；可以转移资源；也可以秘密作出决策。哈维指出：“根本的一点是要看版图的权力与资本主义权力的逻辑之间的差异。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两种逻辑以复杂的甚至有时候相互矛盾的方式相互纠缠在一起。” 国家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例如，发动越南战争就没有明显的经济原因，但美国的资本主义因为促使世界开放越来越大的市场而获益很多。哈维指出，关于帝国主义的文献也通常认为，政治和经济的过程是由国家和帝国来引导的，并且认为是由资本主义动机所指导的。但哈维指出，在现实中，这两者经常相互牵制，有时候甚至发展到了相互对抗的地步。

里奥•帕尼奇和萨姆•金丁把这种对抗性进一步发展了，并以此来挑战马克思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基础。他们认为，列宁夸大了帝国主义产生的经济根源，即随着世纪之交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而出现的经济竞争，而忽视了其政治根源，即当时出现的民族国家的联盟。他们指出，正是民族国家联盟间的斗争造成了持续混乱。“关于帝国主义的经典理论不断发展，从霍布森到列宁的理论，都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阶段和危机理论的基础上的。” 他们认为，帝国主义不是资本集中和积聚的产物。其实，国际扩张是竞争压力和机遇的产物。他们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帕尼奇和金丁清楚明白地道出了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已经存在了大约100年的观点。他们认为帝国主义纯粹是个政治问题，而且帝国主义是独立于经济利益的。由此得出一种观点认为，帝国主义的冒险可以由具有相反利益的资本主义力量来加以遏止。他们认为，帝国主义只是一种错误的政策。但是，民族国家的战略是由它所依赖的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所决定的。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在他的《新帝国主义时代》一文中认为：“把帝国主义视为强力的集团或个人把持国家对外政策以便服务于自身狭隘利益的产物是将事情看得太简单了。” 福斯特接着列举了布什帮以及与“新美国世纪”有关的把持了美国并与伊拉克有世仇的政客。福斯特指出，无论这种看法多么诱人，但毕竟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帝国主义不是一种政策，“而是源自资本主义本质的一种体制性现实。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

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的行为可以完全归结为经济动机的层面。例如，作家迈克•戴维斯就把布什政府称为“美国石油协会的执行委员会”。美国政府对日渐依赖石油产品的国外势力感到担心，因为这些势力可能对美国心怀不满。美国在中东的战略可以看作是“获取全球石油的战略”。但是，布什政府对阿富汗发动战争不仅仅是为了确保中亚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的安全。对伊拉克的袭击也不仅仅是为了得到伊拉克的油田。其实，美国发动战争有其政治原因，那就是在遭受“9•11”袭击之后，美国要重塑自己的全球霸权。
（摘自2004年第11期《国外理论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