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麽寬恕，什麽樣的未來
——-書評《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

《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
【南非】德斯蒙德·圖圖　著
江紅　譯，閻克文　校
出版社： 上海文藝出版社《不死鳥叢書》
2002年7月第1版　國標編號： 7-5321-2385/I.1902

　　1994年4月27的南非大選，非國大成功勝出，成爲種族“和解”的開端。黑人初次獲得並行使了投票權。它是當代中國自由主義者筆下一個激動人心的案例，體現的是非暴力、寬容、寬恕與“和平主義”（摩羅），是政治家的“和解”、“理智”、“道義”、“聖雄人格”的勝利（秦暉）。南非新憲法被看作“世界上最自由，最以人權爲導向的憲法”。當然，這一切的背後是：“曼德拉已同國際大企業作了一個基本的交易，而且爲了要實現那個交易，甚至準備向許多部份的群衆施加壓力。”①
　　1994年5月，曼德拉任總統。1995年12月，真相與和解委員會成立，下設“人權違反案件”、“賠償與復原”和“大赦”三個專門委員會。開普頓大主教，1984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德斯蒙德·圖圖被曼德拉提名爲主席。委員會的工作是聆聽受害者的苦難（大約十分一的受害者得到公開聽證的機會）；接受1960年沙佩維爾大屠殺之後所有犯人權罪的兇手的大赦申請，條件是必須說出犯罪經過；提出由國家對受害者進賠償的計劃。1998年10月29日，委員會向政府提交報告，工作即告結束。
　　本書記述的就是該委員會和解工作的進程。

種族隔離統治罪行

　　爲申請大赦者所舉行的聽證過程，暴露了在南非種族隔離政府統治下駭人聽聞的罪行，充斥著酷刑和虐殺。一個熬不過酷刑而被迫充當叛徒的前非國大成員喬·馬馬塞拉留下這樣一段供詞，概述了這種種罪惡的程度：“在這個魔窟中的所有經歷中，我從沒聽說什麽叫乾脆利落地殺。根本就沒有這麽回事……人總是被殘忍地殺掉，死得連豬狗都不如，這才是事實……安全警察的目的，不僅僅是殺人，還要……在你斷氣之前儘量挖出他們想要得到的消息。施加的痛苦越重越好。這是一種施虐狂似的、精心設計的殺人方式……”（P96）
　　圖圖以他的親身經歷和在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聽證中獲取的證據，揭露了在這個最肮髒的資本主義政權下，種族隔離所滲透的範圍——幾乎涉及所有的經濟與社會領域：宗教機構，新聞業，電子媒體，農業，醫療部門，法律界，工商業，等等——這些機構與業界同時是種族隔離制度的受益者、支持者與共謀者：宗教機構在其內部實行種族歧視；白人農場主以優惠條件取得土地和貸款並由驅走他們的黑人農民競爭者；醫生違背醫德，甚至教警察如何不留痕迹地拷打，並拒絕治療受傷的激進份子；法官和律師同警察合作，“不假思索地參與了極爲不公的司法體系”；媒體的偏見和歪曲報導；工商界，尤其是礦山，得益于嚴格限制黑人人身自由的通行證法，所有的這類法律，幫助白人的公司積聚大量資本並壟斷股市（當然，在新政權下，它們同樣無需賠償而受到了“寬恕”，用圖圖的話說：你們失去的是絕對的政治統治……但是你們仍掌握著大部分經濟權力，你們幾乎沒有金錢上的損失……你們受到了比黑人強出許多的良好教育，這也賦予你們很大的權力……）；此外，當然少不了跨國公司和美國政府。南非政府把自己宣揚爲非洲對抗共産主義的最後堡壘，而在冷戰時代，“任何政府只要聲稱自己反共，無論其人權記錄多麽糟糕，都會得到美國的大力支持。因此，種族隔離政策大大得益于雷根總統臭名昭著的‘建設性接觸’政策”。所以，儘管七十年代南非政策受到國際輿論的普遍譴責，但是1984年圖圖獲諾貝爾和平獎後不久，不論在白宮會見雷根總統，還是在英國會見柴契爾首相時，這兩位民主國家的領導人都堅決反對制裁南非。新自由主義大師哈耶克也曾以“兩害相權取其輕”和“轉型之必要”爲由回護南非政府（“我個人更願要一位自由主義的獨裁者，而不願要一個缺乏自由主義的民主政府。”）。
　　種族隔離政策不僅幾乎禍及所有黑人，而且排斥其他有色人種，比如，南非政府就曾經驅逐了數萬華工。同時，由種族歧視所維持的貧富分化，集中表現於“集團居住法”下“貧困和肮髒的種族隔離貧民窟”。南非白人政府能夠頂住國際輿論譴責的壓力，維持這種極大地低於當代文明水平的制度和意識形態，除了依靠手中掌握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之外，還有跨國公司投資者的支援②。當然，它沒有忘記把所有的不論多麽溫和的反對力量都扣上“共産主義煽動”的帽子加以殘酷鎮壓。

　　“時間脫了節，生活中充滿分歧、不和諧、衝突、動蕩、敵意和仇恨。我們的世紀是人類歷史上最爲血腥的世紀。……到處都彌漫著對失去的樂園的懷舊情緒。”圖圖的哀歎令我想起埃裏克·霍布斯鮑姆對二十世紀不斷上升的野蠻化趨勢的陰暗的敍述：殺害戰俘，破壞對手國家，不顧平民傷亡的戰爭，對酷刑從不能容忍到有系統地普遍地恢復，無休止的政治暗殺，從原子彈到生化武器的製造及使用的不斷突破，而“過去堅決拒絕的態度，早已軟化成了一種不首先使用這類武器的承諾”，還有不斷擴大的武器銷售……。③暴力和恐怖的盛行、升級，是整個世界範圍的社會矛盾激化的表徵，在進步和發展的面紗背後，是舊世界垂死的掙扎和倒退。

如何和解？爲何寬恕？

　　“寬恕”、“和解”，這些令把非暴力奉如至寶的中國自由主義者們感動不已的詞句，是否如秦暉所以爲的，只是領袖曼德拉個人的理智、道義的必然結果？或者是基督教、非洲傳統精神的實踐？其實，在非國大擔當重要角色的南非共產黨也奉行同樣的政策。1980年代末，南非共已提出了談判和妥協的可能性，之後，非國大聯盟把武裝鬥爭調整爲和平談判的戰略。1991年12月的第八次會議上，南非共提出放棄全面國有化政策，實行混合經濟。這種撤退，跟蘇聯東歐劇變的衝擊有關，非國大及南非共長期以來就跟蘇聯、東歐共產黨在政治和軍事上保持著密切的合作關係。大選前夕被刺殺的南非共總書記、非國大武裝組織“民族之矛”的領導人之一克裏斯·哈尼，就曾經走遍全國，呼籲年輕人成爲“和平戰士”。繼任的書記喬·斯沃洛“堅決支援整個談判、妥協與和解過程。他爲說服狂熱分子接受所謂‘夕陽條款’，保證前政權的政府官員或公務員在過渡期不失去工作，作出了主要貢獻。”（P42）換言之，這是“種族界限兩邊”“出色的領導人”的共識。這種妥協，也不是1990年代才開始的。“鑒於南非資本主義的分裂促進了種族隔離制的消亡……在1985年，南非最大的聯合大企業——英美公司的退職主席加文·雷利違抗法定的政府政策，帶領一個商業領導者代表團私下會見當時在盧薩卡和贊比亞的被驅逐的非國大成員，在那裏，他們論述了向新秩序過渡的問題。”④這種和解與妥協，說到頭，就是保存舊有的經濟體系，使革命局限於政治領域而不觸動社會基礎，對底層“不理智”的人民則給予有限的引導、安撫和補償。

　　當我們仔細閱讀圖圖的這本著作，還可以發現這種寬恕的“迫不得已”的另一面：
　　和德國戰敗後接受紐倫堡審判不同，“在南非，任何一方都無權實施勝利者的正義，因爲沒有一方取得了可以賦予這種權利的決定性勝利”。由於和平過渡是以保存舊有的資產階級國家機器和軍隊爲前提的，權力和槍桿仍掌握在安全部隊手裏，在這種力量對比頗爲不利的情況下，“將所有肇事者送上法庭”的前景只能是刀兵相見。此外，還有肇因於當代的司法系統的更可笑的理由：
　　“比如1995年和1996年對前警察局死刑隊頭目尤金·德考克（Eugene de Kock）的公訴，然後是1996年對前國防部長馬格紐斯·馬拉恩（Magnuw Malan）將軍及其他一些將軍和軍官的公訴。司法部和安全部門（警察）調集許多人力歷時18個月才成功地將德考克送上法庭，由於他曾擔任公職，國家不得不負擔其高達500萬蘭德的法律費用，此外還有訴訟及訴訟機構和證人保護計劃的費用。在馬拉恩及其同案犯的案件中，公訴失敗，而費用則達到天文數字，幾近1200萬蘭德（200萬美元），也由國家來負擔。”
　　另一個同樣可笑的例子：在穆提姆庫失蹤案的調查中，警察串通僞供，從而逃脫了刑事責任。而申請大赦後，在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聽證會上，卻供認了他們是案中的兇手。“有些重要人物申請了大赦，完全是因爲與其聯合行動的警察提出了申請，被逼不得已而爲之”。至於前南非國防部隊爲代表的軍方，根本不與委員會合作，圖圖只有徒喚奈何。此外，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也沒有傳喚那些與舊政權合謀的法官。

　　審判方案不可行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調查和取證的困難：
　　在許多案件中，“事件的惟一幸存證人就是罪犯本身，而他們又利用國家的大量資源銷毀證據，掩蓋其罪惡行徑。”而“直到最近，所有地方法官和大法官仍然都由白人擔任，他們認同白人同胞的思想和偏見，享受著種族隔離給他們提供的巨大特權，因此認爲任何反對現狀的行爲都是共産主義煽動的結果。他們一般都支援政府的行政和立法部門，反對被法律排斥在其祖國的管轄之外的黑人。”總之，司法系統在黑人中間是臭名昭著的。
　　此外，那些面臨刑事責任的罪犯可能和同黨串通，保守秘密或提供僞證，使審判無疾而終。
　　全面大赦當然更不可行，除了圖圖所宣稱的道義方面的問題，還有一點應該不是無關緊要的：它必然在黑人受害者中間激起對新政權的憤怒。
　　這樣，就確定了一個中間方案，赦免具體個人的罪責，以換取對相關罪行的完全披露：“每一個參與迫害行爲的人都必須單獨提出申請，並接受一個獨立小組的審查，由它決定申請人是否符合獲得赦免的苛刻條件”。這就是“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任務，通過它，受害者“將有能力敍述自己的故事、喚醒自己的記憶，並在公開的訴說中，使其修改和不可剝奪的人格得到承認”。於是，一個全民參與的、以國家機構爲心理醫生的精神治療法代替了歷史清算與社會改造。這種特殊療法的心理作用是不可忽視的，書中關於被殺害的“科拉多克四人幫之一的弟弟”的案例就是一個典型，他說：“我們在幾個場合向許多人講過我們的故事，對報紙、電視都講過。但這是我們講述後第一次感到卸下了肩上的重擔。”
　　但是，難道被赦免的人就這樣免除了民事和刑事責任？假如受害者要索取賠償，那又如何？最後，誰有權利寬恕和赦免？難道不是受害者嗎？可是，再如德裏達所說：（當受害者已經死了）誰有權以逝者的名義寬恕？
　　決定權掌握在“使我們從壓迫到民主實現和平過渡的談判者”手裏，他們認爲：受害者失去索賠權“是我們的民族必須要求受害者付出的代價”。
　　事實上圖圖也只是含糊其辭地爲之辯護：因爲剝奪他人的人性的人，本身也失掉了人性，因而也是受害者；委員會有權代表受害者進行寬恕與赦免，因爲“這些談判者”是“老成務實的政治家”，是通過在大選中贏得了壓倒性勝利上臺的，他們制訂了憲法，並據此通過法案，建立了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雖然第一屆政府未能兌現其全部承諾，但非國大還是被認可的；此外，這種做法符合“非洲式世界觀”，因爲非洲有一種叫作意爲“慷慨、好客、友好、體貼和熱情”的ubuntu精神，使人傾向寬容而非復仇的善，它體現于肯尼亞的自由獨立、津巴布韋的和解、恢復和重建，以及在納米比亞，西南非洲人民組織在首次民主選舉中獲勝後，努喬馬討好著每個人的迷人的笑臉。等等。當然，這是一種如此神秘以至常常解釋不清的“精神”，尤其難以在現實中加以解釋，比如爲什麽盧安達就發生了種族殺戮。這是圖圖自己也承認說不清楚的。
　　圖圖還進一步談到“作爲非洲傳統法學特點的恢復性司法”，它有別於懲罰性司法，採取“療治創傷，恢復平衡、復原破裂的關係”，使受害者和罪犯得以重新融入被傷害的社會。誠然，這種觀點是有啓發性的，是較現代司法更有效、更合乎人性的方式。可是他忘了，既然這種“恢復性司法”如此具有普遍意義，就應該運用到當前的犯罪問題以及長遠的社會實踐上，而不應當成了處理“歷史問題”的權宜之計。這樣的聲音多少顯得虛弱和不誠實。不論新政權爲黑人提供了多少向上爬的“機會”，賦予多少黑人控制國家和省級政治事務的領導權，由於它整個保留了原有的社會經濟結構，所以，只不過是換上一批新統治精英，新的壓迫者而已。由此出發，新政權先是選擇了市場經濟，繼而進一步推行種種新自由主義措施，對國營企業進行私有化，使得新南非的失業率和犯罪率始終居高不下。1994年之後，在公共工程上已失去了20萬個工作機會，農業和非農業領域共有一百萬人失業。白人失業率10%，黑人則達到40%，貧富分化反而越拉越大，還有令人咋舌的艾滋病的盛行。“寬恕”與“和解”至此完全暴露了它的荒誕、無效乃至欺騙性質。
　　1999年1月當圖圖在耶路撒冷一個猶太教堂被人問及司法的道德要求（和解與大赦的安排只能由受害者做出）時，他聲稱：做此決定的“那些爲實現和平過渡而進行談判的人”有許多本身就是種族主義的受害者，他們並非自以爲是，他們有親身經歷。云云。
　　可惜圖圖忘了一件事，就是這些談判者，這些領導人，他們在未來的年代裏可以得到財富和權力，可以通過新政權製造黑人百萬富翁的政策中積聚財富⑤，可以通過特權和在售賣國營企業中貪污腐化，而大多數底層的黑人受害者除了“寬恕”仍然一無所有。雖然圖圖曾經批評過這些非國大當權者“接受了過高的薪金”，不過，看起來他並不瞭解這一批評所包含的更深遠的意義。
　　幾年前，某瑞典記者採訪曼德拉總統的前夫人溫妮·曼德拉。衣著華貴的溫妮·曼德拉堅定地宣稱，她要繼續爲貧苦的黑人而戰鬥。記者轉過鏡頭，對準她的豪宅和珠光寶氣的衣飾，問道：“你就住在這樣的房子裏爲窮人戰鬥？”

和平過渡後的南非

　　聯合國的報告指出，這個非洲最發達的國家，其貧富差距也是非洲之最，基尼係數達59.3（2000-2001年《世界發展報告》），占人口12%的少數白人年人均收入1萬美元，而占人口78%的廣大黑人人均收入不及1千美元，其中有40%的黑人生活在每天消費不足1美元的國際貧困線以下。87%左右的農田掌握在占人口總數14％的白人手裏。新南非仍然是姆貝基所說的“一個國家，兩個國度”，“一個是少數富裕的白人國度，一個廣大貧窮的黑人國度”。圖圖當然明白這一點，甚至預言：長此以往，“黑人會因爲政治變革沒有給他們帶來物質上的實惠而憤怒，那時候就沒有曼德拉這樣的人物控制他們了”，那時，白人“也會和‘泰坦尼克號’一起沈入大海”。
　　他指出：“在南非，和解過程受到巨大貧富差距的嚴重阻礙，富人大部分是白人，而窮人則大多爲黑人。”“罪犯和種族隔離的受益者大多屬於富人，而大部分受害者則來自窮人階層。這就是爲什麽我敦促白人要保證黑人境況的改善，因爲如果不能用住房替代黑人居住的棚戶，如果黑人不能夠得到白人早已享受的潔淨水、電力、廉價的醫療、像樣的教育、良好的工作和安全的環境，我們就可以同和解告別了。”
　　面對這種情形，這位好心的開普頓主教只能一再地呼籲、提醒阿非利卡人，新政權爲他們提供了“激動人心的第三種選擇”，應該“熱誠地歡迎新制度，用他們掌握的巨大財力、技能和經驗，幫助建立人人得益的社會新秩序。”

　　那麽，寬恕後的未來是怎樣的？非國大又是如何建設這個“人人得益的新秩序”呢？
　　現任的姆貝基總統，這位“務實的政治家”，在曼德拉當政時期任副總統，就制定了帶濃厚新自由主義色彩的“宏觀經濟發展戰略”，包括國有部門私有化、削減財政赤字、增加勞動力市場靈活性、促進出口、放鬆外匯管制、鼓勵中小企業發展等措施，執行嚴格的財政和貨幣政策。這一套政策由於對工人就業和基本權利保障構成嚴重威脅，1996年以來一直遭南非共和工會大會反對。姆貝基當選總統後，除了極力推進該“戰略”之外，還進一步宣佈加大私有化進程，提出要在勞工法中增加有關限制工人罷工、放寬雇主解聘工人條件等明顯不利於勞工的條款，受到南非共和工會大會數次要舉行全國大罷工的威脅。而非國大在1994年競選中許下的5年內建造100萬套新住宅的諾言最後是泡湯了（南非共書記斯沃洛當時出任住房部長）。
　　近年來，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爲代表的西方勢力以援助和貸款爲籌碼，強行推動非洲各國進行限期私有化，在此過程中，西方跨國公司每年拿800億美元用來行賄，極大地助長了腐敗，使當地國有資産嚴重流失，失業率急劇升高，社會貧困加劇，國家經濟主權受到威脅，教育水平和衛生保健水平下降，基礎設施幾乎崩潰，等等。私有化的範圍包括從電信、電力、航空到礦產（包括石油）、金融、保險等重要經濟行業，從國有大型企業再向公用事業和基礎設施擴展。但籌集到的資金只有80億美元左右（約4000個項目），且大部分集中在南非。目前，非洲只有13個國家的私有化項目籌資超過一億美元。⑥
　　南非是非洲的經濟大國，姆貝基在推行私有化方面不遺餘力。儘管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不時地敦促甚至指責南非的私有化進程太慢，沒有儘快如期地賣掉鑽石礦公司Alexkor及渡假公司Aventura，或是通訊法草案違背了對世貿組織的自由化承諾，等等。事實是，私有化進程受到勢力較爲強大的工會和南非共的抵制，工人用不斷的罷工來回應私有化，和爭取提高薪資——這是南非工人在長期抗爭中保存下來的、備受國內外商界攻擊的成果和權利之一。
　　私有化的結果：“南非已被勞工罷工、停電、停水和無地可耕及無家可歸的人日益壯大的社會運動弄得動蕩不安，他們中的許多人是反對國有資産私有化的……今天，我們的國家更無力了。人民在經濟上是不安全的。我們的嬰兒死亡率很高，人均壽命很短，因爲國家已經放棄了它爲社會提供基礎服務的責任。”
　　年復一年，南非政府出臺著種種新措施：優惠政策和免稅計劃啦，優化經濟，吸引外資啦，呼籲發達國家投資南非的製造業啦；一邊在安撫人民：高投資會創造就業啦，政府也會推動創造就業啦，黑人有權(Black Empowerment)、黑人擴大參與經濟啦，或者把貧富分化和所有的社會問題儘量推給“種族隔離”或“後種族隔離”。仿佛真的蛋糕做得大了，人民就可以給蛋糕屑喂飽了似的。但是，如果說南非的占了全非洲一半的工業産值還不能算作大蛋糕的話，真不知道要到什麽時候這蛋糕才算做大。不論非國大如何以它歷史的期票撈取選票，用民主憲政剜取工農的血肉，階級鬥爭是不會停止的。我們仍然要聽聽在鬥爭年代南非詩人彼得·霍恩的《普拉姆斯泰德哀歌》裏那直指真相的呼聲：

　　我要像一個中國詩人那樣說話，他說
　　“人民正在挨餓，
　　因爲富人霸佔得太多；
　　這就是他們饑餓的原因。”
　　一個說了幾百年的聲音，冷酷無情，
　　一個除去所有鋪墊和形容詞的聲音，
　　說的只是值得說的事實，
　　只要還有痛苦、饑荒、死亡和謀殺。

　　說一定會有自由：只要我們將它建立。
　　說一定會有麵包：只要我們將它分發。
　　說一定會有住房：只要我們擁有它們。
　　說一定會有友誼：只要我們爲它戰鬥。

①　厄內斯特·曼德爾《今日世界社會主義革命》
②　李新烽《被控幫助實施種族隔離，要求賠償數十億美元——南非鑽石老大被告上美國法庭 百家公司涉案》（《環球時報》2003年6月6日第十七版）。訴訟案主要包括：昔日金礦和鑽石礦工人起訴英美公司及其子公司德比爾斯公司剝削工人，工廠生産環境惡劣；南非新千年慶典組織訴訟美歐等國的化學武器公司和汽車公司，向前南非政府出售對人體有害的化學武器；種族隔離制度索賠專門調查委員會代表種族隔離制度的廣大受害者，集體控告過去的企業和銀行。
　　姆貝基總統強烈反對此一訴訟案，得到南非商會主席鼓掌歡迎。英美公司雖然對此案“不屑一顧”，但是對圖圖提出的由南非企業志願創建一個“馬歇爾計劃”來補償種族隔離制度的受害者，避免在美國打官司的方案，則作出積極回應。
③　[英]埃裏克·霍布斯鮑姆《史學家——歷史神話的終結》第二十章《野蠻狀態：一個用戶指南》
④　[美]詹姆斯·H·米特爾曼《全球化綜合征》P198
⑤　關於“黑人經濟”的真相，見《南非：自由的許諾及其實踐》21世紀經濟報道2004-6-16　特約記者愷蒂，約翰內斯堡報道：
　　1994之後，南非經濟政策的唯一大變化是有意扶植黑人經濟。白人的公司如果想得到與政府有關的工程或項目，他們的公司資産的股份必須有25％－40％由黑人擁有，這在南非叫做empowerment，可以說是一種“積極歧視”。“你的公司有沒有empowered？”就是南非的白人生意人之間常常要問的問題。這些黑人合夥人往往都是政府官員的關係戶，常常什麽都不用做，坐享其成即可。許多大公司爲了得到60％的生意，就得放棄掉40％。但是對於國外的投資者來說，是否來南非投資讓他們很猶豫。他們不願平白無故放棄掉自己一小半的資産和利潤。Empowerment憑空造就了一大批黑人百萬富翁，這批暴發戶們搬進了過去只有白人才居住的郊區，其新建的住宅比他們的白人鄰居還要豪華。但是對於一般平民百姓來說，就業機會沒有增加反而減少，貧富差距越來越大。這種人爲的“讓一小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最後能否帶動全民經濟的發展？
⑥　《經濟私有化給非洲帶來什麽》2001年5月21日　新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