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幻想
帝国的幻想*

巴希尔·阿布曼那

译／陈志刚

原载《后帝国主义》译文集，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出版

迈克尔·哈特（MichaelHardt）和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的《帝国》（Empire），2000年由哈佛大学岀版社岀版，它震撼了整个知识界。在宣告“宏大叙事”和人类解放工程的死亡以后，讲述最宏大的故事——资本极权化（totalization）的书却问世了，并且预言了所有革命中最宏伟的结果——共产主义。于是，后现代禁忌被粉碎了，或似乎被粉碎了。民众的预言家哈特和奈格里，在自由主义舆论界中被适时地得承认，并享有盛名。在英国，新派政治家以“左派应该喜爱全球化”为主题，和奈格里进行了访谈。奈格里声称，全球化导致了真实的、民主的“全球公民权”(globalcitizenship)。在美国，《纽约时报》评论家埃米莉·伊金（Emily Eakin）把《帝国》推崇为“下一个大理论”(next big idea),他宣称，这一亟需的“大师级理论”（master theory）克服了人类近10年来所表现的“严重的悲观主义”、“平庸”（斯坦利·阿伦奥威茨[Stanley Aronowitz]的术语）、“危机”和“空虚”。帝国（无论是书还是概念）的出现，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好消息，它迎来了一个新时期，虽然它难以定义，用哈特的话来说，它“实际上是超越国际体制和帝国主义的巨大历史进步。”[①]

保守主义舆论界的反应就不是那么客气了。虽然他们强调哈特和奈格里是坚持帝国主义终结的全球化支持者，如伦敦《星期日时报》（Sunday Times),却在与哈特访谈结束时，对他进行了强烈的批评。约翰.格雷则说，对此书“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它对我来说，更像是对美国人道主义糟糕状况的反应，而不是对全球化的一个严肃批判。”而在美国《国家评论》杂志工作的大卫·普莱斯-琼斯（David Pryce-Jones），则把这本书解读为复兴“一个无法实现的大理论”——共产主义——的滑稽尝试。他继续谴责自由主义舆论被68代的“时髦的知识分子”所愚弄，被“修正过的旧式马克思列宁主义以解构和后结构主义的崭新术语所占据”。针对哈特和奈格里的苏联是“由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胜利而终结“的解读，普莱斯-琼斯给予了最恶毒的攻击：“如此的嘲弄是对极端愚蠢的白痴的一种颂词，只有与现实毫无关系的想象才能炮制出来。”[②]

对左翼来说，本书既受到赞扬，也遭到批判。实际上，《帝国》已经成为全球化大争论、帝国主义的当代形式、后冷战时代等重大主题的焦点。在本文中，我对《帝国》的考察也与这些主题相关。我的目的是双重的：第一，是为了考察这些在《帝国》中提出的概念和理论工具的有效性；第二，是为了促进对当代全球资本主义的政治入意识形态的理解。正如我在下文中将要主张的那样，围绕着帝国所争论的定义问题是资本主义是否已经进入哈特和奈格里所主张的“后帝国主义”阶级，或者说，资本主义是否已经巩固了帝国主义的新阶段。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至关重要的，不仅是因为它规定了全球资本主义的现状，而且是因为它决定了全球资本主义变革的可能性。

后帝国主义还是新帝国主义？

为了理解哈特和奈格里方案的性质，勾画出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观点是重要的。在十月革命爆发很久以前，列宁曾经说过：

然而，人们能在抽象的意义上否认帝国主义之后有一个新的资本主义阶段，一个超帝国主义阶段，是“可以设想的”吗？不能否认，然而，在抽象的意义上,人们能够设想这样一个阶段。在实践中，以设想未来的温和任务为名而否认今天的尖锐任务将成为机会主义者。在理论上说，这意味着自已不能以现实生活正在进行的发展为基础，不能和梦想区分开来。[③]

这是列宁对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观点的看法。它既是政治的否定，也是理论的否定。正当帝国主义内部矛盾日见突出和强化的时候，考茨基却设想与资本主义的和平共存和协作。列宁说考茨的观点是“呆板的抽象”，它没有与“现代世界经济的具体现实”联系起来。其主要缺陷在于忽视了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和存在坏境，忽视了资本主义的联合和不平衡的发展。在强权世界里,势力是不平衡的，不平衡发展只能最终变得更加尖锐。在一个以“为控制，而不是为自由而奋斗”为特点的时代中，“休战”只是作为战争的序幕才是可能的：列宁断言，不存在对世界的永久的联合剥削。的确，说“金融资本的统治减轻了今天世界经济所固有的不平衡的矛盾”这是一个“万分错误的观点”，“相反，它实际上加剧了不平衡和矛盾”。[④]

从政治上讲，列宁认为考茨基的幻想导致了某种政治逃避，对责任的机会主义退避：“为什么对当前统治欧洲的帝国主义时代已经提出的‘艰巨’任务置之不理？”布哈林也有类似的观点：“（起帝国主义的）可能性是可以想象的，如果我们把社会进程看成是一个纯粹机械和进程，不考虑敌视帝国主义政策的力量。[⑤]革命变革的可能性从来不会被政治的方程式所考虑或拒绝。因此，比当前的任务是拒绝转向关于未来的“比较和平的、比较没有冲突的、比较没有灾难的天真梦想”[⑥]。对列宁来说，真正的挑战是在当前的危机中以反帝国主义政策把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他在1916年写的小册子——《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正是为了试图做到这点。

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达到的一个阶段。它不仅仅是一种政策或意识形态，如布哈林在他的创造性著作《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中所主张的那样；也不仅仅是金融资本的统治，如希法亭（Hilfer-ding）在其突破性著作《金融资本》中所竭尽表明的那样；帝国主义也不是一种选择，资本主义可以决定由此撤退，回归到“自由竞争”，如考茨基和其它学者所设想的那样。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是垄断资本主义，列宁指出：“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⑦]由于资本和生产的集中，出现了极大的垄断倾向。然而，竞争并没有消除，因为帝国主义“把垄断和自由竞争‘连结在一起’”。帝国主义“不可能废除交换、市场、竞争、危机，等等……总的说来，帝国主义的本质特征并不是完全的垄断，但垄断和交换、市场、竞争、危机连结在一起”。[⑧]尽管，列宁声明所有的定义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他还是为帝国主义列举了下列主要的经济待征：

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突出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一些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瓜分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⑨]

从历史观来看，列宁把帝国主义视为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是可能的——如俄罗斯1917年而不是欧洲其它国家所发生的那样。他认为，帝国主义对劳工运动最具破坏性的影响在于它加强了机会主义，产生了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调和——如第二国际的崩溃所证明的那样。

因此，列宁对资本主义制度在帝国主义时代所勾画的“复合图”是国家资本重新分配世界市场的全球竞争图，这导致了海外的殖民压迫和国内统治及机会主义的增强[⑩]。这是一幅帝国主义内部以及社会范围的冲突和斗争的动态图，这种冲突和斗争导致了战争、不稳定的和平和再次战争：这种发展和破坏、前进和停滞和普遍逻辑，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克服。

哈特和奈格里发现，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观念对于理解我们今天的世界不再相关。他们认为，帝国是跟着帝国主义而来的一种新的全球司法主权形式，它由“一系列根据单一的统治逻辑联合在一起的国家和超国家和组织构成”（xii）。如果帝国主义表现了独立自主的民族资本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这一特征，那么帝国的出现就表明这个时代的死亡：“帝国主义世界地图上截然不同的民族色彩已经在帝国的全球彩虹中融合、混合”（xiii）。因此，帝国在空间上是无限的，在时间上是永恒的，在社会上是无所不包的，在政治上是无中心的，并且到处充满和平。尽管这种描述清除了考茨基主义的色彩，哈特和奈格里坚持把他们的主张紧紧扣牢在列宁的思想之中。他们认为，正是列宁自已“能够预见到通往超越帝国主义的资本新阶段的通道，并指出了帝国主权出现的地方（或事实上的无处不在）”（232）。尽管他们确实承认这有点“夸张”（234），他们仍然继续说：“列宁对帝国主义及其危机的分析直接导引出了帝国的理论。”“这就是暗含在他著作中的选择：要么是世界共产主义的革命，要么就是帝国，而且这两种选择极其相似。”（232）这显然是错误的。列宁惟一期望的东西是革命；帝国（或超帝国主义）甚至从来就不是一种可能性。列宁坚持认为：

毫无疑问，世界正往单一的托拉斯方上发展，它将毫无例外地吞并所有的企业和国家。但是，这个方向的发展却是在如此压力、如此速度、如此矛盾、冲突和社会动乱——不仅仅是经济的，而且是政治的，民族的，等等——的情况下进行的。在单一的世界托拉斯全角成以前，在各民族的金融资本会形成“超帝国主义”的世界联盟之前，帝国主义不可避免地要爆炸，资本主义将走向它的反面。[11]

如果哈特和奈格里确实在重复着列宁，那么他们将不得不断然拒绝帝国/超帝国主义的可能性。如果帝国主义之后是社会主义，那么帝国/超帝国主义就是以社会主义的否定为前提。列宁论点的症结就在这里：考茨基主义的观念在理论上是有缺陷的，因为它忽视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性；在政治上是机会主义的，因为他否认了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对哈特和奈格里来说，列宁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已经被历史所取代。越南敲响了美国帝国主义继续欧洲殖民主义工程的丧钟，而导致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称之为帝国：一个“平滑的空间”，“权力在那里没有确定的场所——权力处处存在，又到处都无。帝国是一幅开放的风景画（ou-topia）,或事实是一个非场所性存在（non-place）”(190)。所以，不必拒绝超帝国主义：“帝国已经在我们眼前出现。”（xi）我的目标是要在下文中通过诉诸具体的政治分析来表明，相比考茨基在1914年提出这种观念之时，帝国的乌托邦特点并没有些许改变；而且，哈特和奈格里误解了全球化进程，天真地接受了全球化是“一个无主体的进程”这样的定义。因此，他们错误地断定帝国主义已经被克服。实际上，帝国主义在美国霸权统治下得到了改进。正如列宁后来在1916年所承认的那样，“欧洲的教授和善意的资产阶级伪善地指责，‘美国的道德规范’在金融资本阶段已经变成了任何国家每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在城市的道德规范”。[12] 哈特和奈格里所看到的彩虹仅仅是遮掩星条旗的幻景。

托洛茨基1924年在其“世界发展前景”的演讲中宣称，“美国资本主义正谋求世界的统治地位，它想在我们的星球上建立起美国帝国主义独裁政府”。因此对托洛茨基来说，人类的命运依赖于革命的布尔什维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之间国际冲突的结果。在这种形势下，欧洲将被允许在美国所设置的限度范围内再次兴起，并且逐渐转变成“美国的新领地”。对英国来说，“只有撤退才有可能”避免与美国发生帝国主义的内部战争。欧洲的国际政治结构也受到影响。美国披着社会民主的斗篷：“欧洲的社会民主，完全当着我们的面，正在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政治力量。”托洛茨基惟一的希望在于美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美国化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将粉碎和征服帝国主义的美国。”[13]相反的事情却发生了。在20世纪，革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遭到了遏制，退化为斯大林主义，并最终在1989年引起了内讧。在历史上第一次，资本得以普遍化：“它使自已无论在强度上还是广度上都得到壮大。它流向全球，并且渗入社会生活和自然和心灵深处。”[14]老布什尽管以战争来威胁伊拉克，却适时地宣布了一种新的世界秩序，承诺全球和平与繁荣[15]。和平和战争这种双重语言描述了20世纪90年代的特点。

哈特和奈格里把1991年海湾战争解读为帝国出现的征兆，这种新秩序由战争的伦理性和有效性得到说明：

海湾战争和重要性来自这样一个事实：这场战争把美国展示为惟一可以行使国际正义的力量，并且它的行动不是服务于自已的国家动机，而是以维护全球正义之名进行。（180）

这正是美国对伊拉克进行干预的方式。国际规范不得不得到维持，而且美国被迫干涉，以纠正全球犯罪行为。要承认和不加批判地重复霸权主义的美国管辖世界的话语、权利话语和“正义战争”的话语，就要陷入把国内刑法投射到国家行为之上的陷阱中。这就涉及到一个史无前例的“话语转换，使自由民主国家中的国内法律制度适应世界政治领域”，这就导致了像战争这样的全球冲突的去政治化[16]因为无论在自由主义还是在民主主义的观点看来，海湾战争实际上都不可能证明是正当的，道德话语的正确和错误不得不被引入国际关系这中。国际政治、民族利益，甚至资本的再生产策略都被哈特和奈格里所赞同的人道主义话语所取代。人道主义的先驱是非政府组织，但它为军事干预做准备，并“直接代表了全球和人类的普遍利益”（313），致力于满足“生活本身的需要”。“而在政治之外”，道德起着支配作用。

但是，这是谁的道德？并且它在海湾战争中代表了谁的人性？哪种“生命在其全部一般性的意义上”得到了肯定？当然不是伊拉克人的，正如许多人立刻承认的那样。西方的人道主义干预和“全球正义”事实上是建立在伊拉克人民的堕落和灭绝人性的假设之上的。正如爱德华·萨义德所主张的那样：

在西方，对冲突的描述，在8月危机和第一星期，就成功了。它们首先把萨达姆妖魔化；其次把危机个人化，把伊拉克排除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段历史之外；第三，完全隐瞒了美国及其盟友在危机形成中的作用。[17]

正如其它反帝国主义知识分子，如罗宾·布拉克伯恩（Robin Blackburn）和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所解释的那样，萨义德也认为，海湾战争是美国帝国主义在该地区悠久的、灾难性的历史设计的一部分。使哈特和奈格里格外犹豫不决的是“全球正义”的不平等运用这一事实。当规范仅仅适用于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占领，而不适用于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加沙和戈兰高地的占领时，什么样的司法规范该得到遵循呢？如果存在诸如“新的超国家权利”这样的东西，为什么控制这种权利却如此具有选择性？哈特和奈格里依然没有为这样的问题所困惑。对他们来说，为了维护和保证公共利益，美国只不过是天生地和历史地就具有像全球“和平警察”那样无私行动的特权，在苏联集团解体以后，国际组织要求美国承担这样的角色。就像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所主张的那样，哈特和奈格里“完全轻信了美国精英分子狭隘的民族私利和代表全球利益的外表相融合”[18]。从政治上看，他们和打着全球自由主义旗号而从海湾战争到科索沃的每一次报复性破坏行动是串通一气的：

那些认为美国发动战争的动机是为了自由主义价值、为了在海湾国家恢复正义的人，他们是支持地区压迫制度和经济剥削的沙漠风暴所造成的大屠杀和毁灭的共犯的。[19]

事实上，新世界秩序与《帝国》所描绘的秩序具有本质的不同。帝国主义确实还在继续着，而且，美国是全球化的真正目标。这已经在彼得.戈万的《全球赌博：华盛顿为谋求世界霸权的浮土德企图》中得到清楚的论证。他指出，新世界秩序本质上是美国竭力主导世界经济，这是不容置疑的，而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强国地位而“走向全球”，它“将在21世纪控制全球主要的经济和政治格局”。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是美国谋求统治的策略，在发展方向上允许美国塑造“国家的内外环境，将促使国际社会继续接受美国政治和经济的支配”[20]。如哈特和奈格里在《帝国》中所做的那样，把全球化视为“没有主体的过程”，神秘化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全球扩张的真正动机，这种观点实际上是美国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表现。由于把美国的自我表达和客观现实混为一为谈，他们助长了一种残缺的幻想，即认为全球权力没有统治中心。简言之，对世界其它国家来说，全球化即美国的美国化（Americaniz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因此，全球化使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偏离了全球化(deglobali-zes)。虽然其它的经济实体和政府经历了附属国际经济进程的新阶段，但从美国的角度看，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不过是世界经济的“美国化”过程——协调世界其它国家适应美国经济的节奏和需要[21] 。如此一来，世界其它国家的压力将是巨大的，它将迫使其它国家本身变成“有利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有效机构”[22]。但是，这并没有导致一个全球政府或帝国的格局。与哈特和奈格里所说的相反，美国全球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利用其它国家来增强自已的利益。国家是全球化必需的，因此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当代国家是怎样被美国改造了，满足其推行“走向全球”的新需要。理解其它国家怎样通过这个进程而把美国的全球需要内在化是重要的，美国抓住这种方式强迫其它国家屈从于它的意愿也是重要的。这个进程不仅仅是经济和或政治的，也是司法的。正如艾贾兹.阿赫默德（Aijaz Ahmad）所评述的那样：“国家法律体系正受到不断挤压，以至于它们改变自已的法律，使其和美国法律更为协调——通常只是模仿美国法律 。”因此，他推断：

非地域性帝国在华盛顿特区有其源头，它的基础是广泛蔓延的民族国家的三个在机制：一是私人跨国资本的诱惑和压力，二是超国家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的协调制度，三是把各国法律转变成美国法律的复制品。[23]

这些特征有许多是20世纪90年代所特有的，但有些具有连续性，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如界不是更远的话。战后美国帝国主义最显着的特点之一是，它有权力把其生产关系复制到帝国的其它城市。而且，这种行为得以继续进行、扩张和加强。另一个重要特点是，美国创造了它自已的司法帝国，而从来没有试图仿效老式的欧洲帝国主义。相反的事实实际上也是正确的。非殖民化和司法、政治的形式独立也是美国统治和扩张的必要条件。

美国事实上已开始依赖于其它国家对它的军事──政治方案的顺从，而这正是冷战时代最重要的特征之一。通过一个精心打造 的轮轴一轮辐式的保护国系统结构，美国能够支配其盟国，制约他的朋友、敌人、突发事态、外交政策和资本积累策略。[24] 其盟国依靠美国来确保其安全需要，每一个单个盟国的主要战略关系都不得不与美国一致。因此，帝国内部的竞争和对抗受到了由美国支配所提供人的细带的约束。尽管美国从未谋求消除其盟国作为资本积累的独立中心，但美国总是试图制约它们的发展。所以,欧洲和日本在战略和政治上依赖于美国和苏联的关系，美国利用这种关系确保了它在世界市场上的经济和政治霸权。诚然，正如大卫.N.吉布斯（David N.Gibbs）所指出的，美国在冷战中推行一种“双重遏止”战略，“遏制共产主义同时，也遏制美国在欧洲的资本主义盟国”。前者被用以证明后者的合理性。“随着苏联集团的终结，1989年以后，对盟国和遏制依然是美国的中心目标。”[25]因此，20世纪90年代的危机可以解读为美国霸权的合法性危机：当冷战时代的统治和依附结构不再被世人接受时，如何维持和再生产它们呢？

换言之，美国的中心目标依然保持不变，因为这样做至少不会退回到第一次世界在战前的非全球支配地位。正如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理查德德·阿米栽塔奇（Richard Armitage）)1990年十分简洁地指出的那样：“决不能放弃果断的、头脑清醒的美国领导。”[26]20世纪90年代，对美国来说真正的挑战已经提供了证明该主张合理的新思路。随着帝国主义内部和张力向外扩散，第三世界和东欧也就不得不承受这个进程的冲击。伊拉克、波斯尼亚、科索沃、“人道主义干预”、“正义战争”、北约扩大以及众多的其它治国艺术形式，比如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都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基本事实。如戈万所指出的那样，这解释了20世纪90年代大西洋两岸动荡不安的关系格局：

在苏联集团的崩溃打破西欧的政治框架之后，如何重塑西欧的政治框架，北约组织的主要强国为此进行了斗争。20世纪90年代欧洲政治和经济的全部形态都受到了这种斗争的影响。

美国强烈拒绝就它和欧洲之间的“牢固的伙伴关系”的条款和条件进行重新谈判：

在美国，按照官方的说法，“牢固的伙伴关系”这一短语是代码。用外交辞令来说，它意味着强大的美国对欧洲在陆的领导。更坦率地说，它意味着美国对西欧的霸权式领导，而这种“牢固的伙伴关系”过去存在于冷战时期（以及海湾战争时期）。[27]

因此，美国继续抵制欧洲平等地瓜分世界，这种做法同样可以被描述为超帝国主义的计划。正如列宁在上个世纪所强调的，国家的不平等发展和不平等分配在国际关系上破坏了任何意义上的平等 。这已经在今天的国际政治中得到了证实。美国并不接受英国资深外交官罗伯特·库珀（Robert Cooper）今天所呼吁的后现代或合作式的帝国主义（cooperative imperialism）的主张：“在这样的框架中，每个国家都共同参与管理，没有那个单个国家占优势，治理原则不是种族的，而是法律的。”[28]这个工程，包括国际刑事法庭和其它有利于国家共同干预的机构，听起来和哈特、奈格里的司法帝国非常相似。这和美国要取得不受世界挑战的霸权的战略有着尖锐的矛盾。美国不断地解释说，“合作式的帝国”对其宪法和国家利益是一种直接的威胁，因为它会造成美国国内法受到国际制约。欧盟强烈反对这样的解读。欧盟把它对全球化或帝国主义——一个共享主权和网络——的看法看作是国际关系的一种积极发展。正如欧盟外交关系委员会委员克里斯·帕藤近来所说的那样：

相反，回到国家利益的狭隘定义，维护美国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的首要地位，超越于任何外在的权威——这种做法不仅仅对正在发展的国际秩序，而且对美国本身，都构成了威胁。[29]

美国断然拒绝参与欧盟的“新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neoliberalcosmopolitanism）：“美国并没有显示出任何可以辩别的倾向，既不放弃强权政治，也不让自己屈从于超国家的全球权威。”[30]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清楚地表明，维护等级结构的单极全球秩序仍然是美国的主要目标。

正是在这种语境下，“反恐战争“需要得到重新解释。对哈特和奈格里来说，这意味着帝国工程的一次中断。“9·11”之后。他们指出，美国采取了一种单边帝国主义方案，放弃了无中心的多边主义（decentered multilateralism）:帝国，从现实降为可能，不再是全球政治中的最起码的选择[31]。当代国际政治的这种观念是纯粹的理想主义。帝国，像超帝国主义一样，往往是一种理论可能性，而从来不是一种现实性，而且从来不能够成为一种现实性，如美国长期坚持的那样。

“反恐战争”仅仅为美国提供了一个手段，使其一系列帝国主义举措（包括“政权颠覆”和“先发制人”）合法化，以加强其全球渗透。由于国内日渐增长的威权主义和日渐强化的海外干涉结合到了一起，美国利用“9.11”恐怖袭击巩固和扩展了美国现行的谋求世界霸权的战略。正如2002年9月出版的《美国安全战略》所指出的，全球经济、自由市场和其它国家的民族发展是美国现在所面临的全部国家安全问题。比如说，“欧洲和日本恢复强有力的经济增长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来说至关重要”。因此，美国全球干涉的范围正在不断扩大。其它国家的国内事务也日益变成了美国的事务：“今天，国内事务与国外事务的区别正在缩小。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美国国界之外的事件在其国内有着非常巨大的影响。”

从军事上说，仅有威慑手段再也不够了。先发制人的主动政策对于打击难以觉察和流动不定的敌人。如恐怖主义，是必需的，这给了美国权利，实行任何它认为必要的措施。极具讽刺意味却十分恰当的是，政府把这样一种全球统治和干预战略称之为“美国国际主义”。托洛茨基在上个世纪所担心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全球已经最终美国化了。或者，如佩里·安德森所指出的，美国已经国际化了。

在这种意义上，国际主义不再是美国支配下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为反对共同敌人而进行的合作，不再是冷战的消极任务，而是一种积极的理想——直截了当地说，是按照美国人的想象进行的全球重建。[32]

后现代的抛弃

“国际社会”的傲慢自大及其对全球干预的权力并不是一系列独裁事件或零乱的插曲。它们构成了一个体系，它们需要与一致性，至少是与其自身的一致性相斗争。[33]

抛弃(Desertion)并不是一种独特的社会主义（甚至不是政治的）价值，然而它在哈特和奈格里《帝国》的变革概念中却占据着中心地位。如牛津英语词典的解释，抛弃（desert）就是“离弃、丢弃、遗弃、放弃（某物），离开（某地或某个位置）”。它意味着誓言或效忠的中断和违背。抛弃是责任或义务的有意放弃。有趣的是，还有另一种抛弃的情形，用神学的术语来说，抛弃意味着精神上的失望：“一种被上帝遗弃之感”。

帝国是以抛弃和流浪的权力为前提的。在批判后殖民理论过时的同时，哈特和奈格里继续在下文中赋予最近的理论比喻以特权：作为真理的承载者，移民也是新世界及其解放潜能的象征。通过迁徙，群众预见并创造了帝国：“群众的反地域化力量是维系帝国的生产力，与此同时这种力量还呼唤摧毁帝国，并使之成为必需。”（61）群众被帝国控制的同时，也决定着帝国的发展：“群众一直是有组织的劳动力的源泉，决定着资本主义发展的形态。”（208）群众曾让马克思转变了他的思想。在大都市，无产者的迁移或劳动力的流浪是资本力量的表征：“他们是资本的轻步兵，被资本所抛弃，服从于资本的需要，时而在这，时而在那。当他们不在行军时，他们就已‘宿营’。”[34]由于削弱了马克思关于资本对工人制约作用的强调，资本和工人之间的斗争便由抛弃、离去和拒绝来规定。哈特和奈格里用政治不抵抗取代了对资本的挑战和反对。阶级斗争变成了关于“脱离”（disengagement）的斗争。拒绝政治以无政府主义的方式变成了政治的拒绝。因此，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在指出帝国是“超越政治”的领域之后，哈特和奈格里却以鼓吹改革主义的政治特征——如全球公民权、社会工资和重新拨款权一样——而告终。不过，革命修辞和改革主义实践之间的这种矛盾本身就是某些无政府主义派别的一种显着特征。

对哈特和奈格里来说，移民已经成为新的开创性行动——尽管他们拒绝把这种开创性行动当作一种政治形式。他们使人想起了《共产党宣言》，他们宣称“一个幽灵，移民的幽灵在世界徘徊。旧世界的一切势力以冷酷无情的行动，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同盟。但是这个运动是不可抗拒的”（213）。“移民”在这里取代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原来的“共产主义”。这种转变是象征性的。社会进程取代了政党/主体。而且这也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运动的支配性逻辑，正如詹姆士·哈特菲尔德（James Heartfield）已经指出的那样：“总而言之，‘新社会运动’的真实含义是社会变革动因的观念的一种偏离。新的组织形式是与集体作用观念的决裂。”[35]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工人阶级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衰落和失败，曾经确实是环境保护主义、女权主义、本地主义、非政府组织等“直接行动”的社会运动和今天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兴起的主要前提。

因此，在对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形式的拒绝中，帝国是十分清晰可辨的。与此相适应，国际主义也是如此。哈特和奈格里特别热衷于驱除国际主义在当代政治中有任何作用的观念。他们宣称，“今天，我们大家理应清楚地意识到，这样一个无产阶级式的国际主义时代业已终结”（50）。全球化不是国际主义失败的一种结果，而是对国际主义的一种反应。此外，工人斗争“促进了资本全球化的进程以及帝国的形成”（51）。他们认为，全球资本压倒了国际斗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在遇到帝国以后，已经变得过时了，其战术和战略已“无可救药了”（59）。因为“斗争已经变得几乎不可沟通”，它们“不再横向联合，而是纵向跃起，直击帝国的命脉”（58）。在共同对抗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运动已经逆转的情况下，差异主导着今天的斗争方式：“启蒙是问题，后现代是解决办法。”（140）但这是何种解决办法呢？不平等、剥削、资本主义产生的二元对抗问题，在后现代时期确实已经得到解决吗？

通过实行结构的和行动上的又重撤退，帝国似乎已解决了这些问题。随着客观权力结构的削弱，迎来的是解放主体的式微。如果帝国是无中心的，那么反帝国也是无中心的。因此，哈特和奈格里对国际主义的拒绝就建立在一个缺陷的假设之下，即民族国家已经消失，实际上，民族国家只是被重构。如果国家权力并没有在帝国/全球化中蒸发，而仅仅是被重组，那么它们的差异政治就是逃避政治行动。这就意味着“错失国际社会主义的机遇”并不是没有什么关系[36]。夺取国家权力作为社会运动的主要目标也没有变得多余。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37]

但是对生活在后现代时期的人来说，需要反对和克服的是“美国式的国际主义”，以确保“新自由主义的世界主义”——它同样也是欧盟帝国主义的对立面——这些人也被击败了吗？真实的情况是稍有差距的，正如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所指出的那样：谁在结构上可能转变全球资本主义，并且克服它的统治逻辑呢？米利班德毫不怀疑，这只能是工人阶级，下层的最多数人。如果工人阶级没有克服资本的统治，那么，显而易见的是，也就没有别的力量可以克服资本的统治：

之所以说有组织的工人在斗争中具有“首要地位”，是因为这样的事实，即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没有其它的团体、运动或力量能够如此有效和强大，像有组织的工人那样，能够远距离地对现存的权力和特权结构构成挑战。但这决不是说妇女运动、黑人运动、和平主义运动、生态运动、同性恋运动及其它运动无足轻重，不会有什么影响，或它们应该止步于各自活动宗旨。根本不是如此。这仅仅是说，资本主义主要的（而不是惟一的）“掘墓人”依然是有组织的工人阶级。这就是必需的、不可缺少的“历史变革的力量”。而且，就像人们不断重复的事实那样，如果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拒绝履行这项任务，这项任务就不会完成。[①]

所不同的是，只有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特殊化的普遍主义”（particularized universalism）才能抵制后现代美国国际主义的“普遍化的特殊主义”（universalized particularism）[38]。后现代中的左派已经摒弃这种观点,而且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拒绝承认全球资本主义统治的空前强大。实践证明，资本主义根本不像解构主义时代之前的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那样无所不能。它实际上是“一只纸老虎”[39],而且缺乏必要的认同。在这些拒绝和哈特、奈格里的欣喜之中，资本主义并没有受到责难。今天，必须有某种“不妥协的现实主义”，才能动员上文米利班德叙述的那种力量。只有通过“拒绝与统治制度达成任何妥协，并反对每一种有意淡化资本主义力量的虔诚和委婉的话语”[40]对未来任务的现实评价才能实现。理想主义和神秘化只会破坏未来真实变革再次出现的可能性。

* 译自：Bashir Abu – Manneh,The Illusions of Empire,Monthly review,June,2004.本文的翻译得到原作者的授权。全文可见：http://www.globalpolicy.org/em–pire/analysis/2004/june2004illusionsempire.htm.译文圆括号中的所有数学都指的是哈特和奈格里的英文本《帝国》的页码。

[①]Mark Leonard, “The left should love globalization,”New Statesman, May28,2001;Emily Eakin, “What is the next big idea? Buzz is growing for ‘Empire,’”New York Times, July7,2001.

[②] David Smith, “He foresees a great future for the workers,” The Sunday Times, July15,2001;David Pryce – Jones, “Evil Empire: the communist ‘hot, smart book of fhe moment,’”National Review, September17,2001.

[③] V. I. Lenin, “Introduction,”[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15] in N. Bukharin, Imperialism and the World Econom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ll, 1974).13 -14.

[④] 本段所有的材料都引自： V. I. Lenin,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in,Selected Work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8), 169 – 292.

[⑤] Bukharin, Imperialism, 142

[⑥] Lenin, “Introduction”, 12.

[⑦] Lenin, “Imperialism”, 232

[⑧] V. I. Lenin, “Materials Relating to the Revision of Party Programme”, in Collected Works, vol. 24(Moscw:Progress Publishers,1964), 464.

[⑨] Lenin, “Imperialism”, 232 – 233.

[⑩] Lenin, “Imperialism”,171.

[11] Lenin, “Introduction,”14.

[12] Lenin, “Imperialism,”208.

[13] 本段这里和后面的引言均来自：Leon Trotsky, Europe & America: Two Spee-ches on Imperialism (New York:Pathfinder Press, 1971).

[14] Ellen Meiksins Wood, “Back to Marx,”Monthly Review49, no.2(1997):5.

[15] Gilbert Achcar, The Clash of Barbarism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2002).

[16] Peter Gowan,The Global Gamble (London:Verso,1999),142.

[17] Edward Said,Power,Politics,and Culture:Interviews with Edward w. Said(New York:Vintage,2002)357.

[18] Neil Smith, “After the American Lebensraum:’Empire,’Empire,and Global-ization,”Interventions5,no.2(2003):261.

[19] Gowan,Global Gamble, 163.

[20] Gowan,Global Gamble, vii.

[21] Peter Gowan, “Explaining the American Boom:the Roles of ‘Globalization’and United States Global Power ,” New Political Economy6,no.3(2001):373.

[22] Leo Panitch, “ ‘The State in a Changing World’:Social-Democratizing Global Capitalism?,”Monthly Review50,no.5(1998):22.

[23] AijazAhamd, “Gioblization:A Society of Aliens?,”Frontline 17,no. 20 (2000),http: //www.fIonnet com/fll720/17200490.htm.

[24] Peter Gowan, “The American Campaign for Global Sovereignty”in Leo Panitch & Colin Leys, eds.,The Socialist Register 2003:Fighting Identities (New YorK:Month – ly Review,2002), 1 –27.

[25] Davd N.Gibbs, “Washington’ s New Interventionism:U.S. Hegemony and Inter – Imperialist Rivalries,”Montly Review 53,no. 4 (2001): 16.

[26] Cited in Michael T.Klare, “U.S.Military Policy in the Post – Cold War Era,”in Leo Panitch and Ralph Miliband,eds.,The Socialist Register 1992: New World Or-der?(London:Merlin,1992),139.

[27] Both quotes are from Peter Gowan, “The Euro – Atlantic Origins of NATO’s At-tack onYugoslavia,” in Tariq Ali,ed.,Masters of the Universe:NATO’s Balkan Crusade (London:Verso,2000),19,8.

[28] Robert Coope, “The Postmodern State,”in Mark Leonard, ed., Re-Ordering the World (London: 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2002),19.

[29] Chris Patten , “Sovereignty and the National Interest: Old Concepts, New Meanings,” http://europa.eu.int/comm/external – relations/news/patten/sp02 – 77.htm.

[30] Peter Gowan, “Neoliberal Cosmopolitanism,” New Left Review Ⅱ, no. 11(2001):85.

[31] Michael Hardt, “Folly of Our Masters of the Univetse,”Guardian December18,2002.

[32] Perry Anderson, “Force and Consent,”New Left ReviewⅡ, no.17(2002):24.

[33] Anderson, “Force and Consent.”30.

[34] Karl Marx, Capital, vol. l,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54),621.

[35] James Hesrtfield,The “Death of the Subject” Explained (Sheffield Hallam Uni-versity Press,2002),148.

[36] Stephen Morton, “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and Other Impossible Prolposi-tions,”Interventions5,no.2(2003):293.

[37]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Manifest of the Communist Party,”in Selected Works(London:Lawrence & Wishart,1968),44.

[38] Terry Eagletoh, The Idea of Culture (Oxford:Blackwell,2000),78.

[39] Ronaldo Munck, Marx @ 2000(London: Zed,2002),152.

[40] Perry Anderson “Renewals,” New Left ReviewⅡ,no.1(2001):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