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

從越南歸來

從越南歸來

〔洵(Tuan)自20世紀50年代晚期以來曾經住在法國,而自1990年起即經常地回越南。讓.米徹爾.克禮文訪問他,談到他最近所見的情況。〕

你在越南三個省旅遊,你注意到同你從前的見聞有許多重大變化嗎?

1997至98年之間,越南成為一個消費的社會。當時,有條件的青年首要的是到國外去賺錢。現在,在這個國家建立的外國公司,尋求本地的管理人員,給予他們豐厚的待遇:在97至98年間,他們的月薪可以拿到200美元,2000年是800美元(平均月薪實是100美元),此外,還可以免費到泰國或者新加坡旅遊,接受「訓練」。

這些年輕人現在要留在越南。從前的夢想是去法國或日本,也有到美國去的,作為中產階級和普通階層重要份子的典型。但是,縱然人們知道好些移民到那裡去的家庭,擁有幾輛轎車和華麗的住房,那也不是這麼多人所希望的天堂。這也是為人所知的:未被承認其資格的越南人是難以找到工作的,甚至在黑人和波多黎各人之間發生種族衝突。

總之,即使現在崇拜美元的思想普遍存在,但與其漂洋過海去掘金,不如在本地賺取。

過渡到市場經濟並不能解決全部問題,你有這種想法嗎?

從1986-87年起,開放的越南要加入國際社會。它要成為「東南亞國家聯盟」的一部份,就引致要抑制越南人民的革命,而且它普遍地贊成總統制。它要參加世貿組織。許多領導人被派到國外,統治層份已經在轉變:一般的部長年齡在50到55歲之間,他們的顧問、參謀和部門頭頭到處旅行,並且開始反映市場經濟和全球化的影響。

人們能夠公式地識別兩種趨向:保守的趨向——「老前輩」反對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而青年人的趨向並不那麼拒絕全球化。評論西雅圖示威的書已被翻譯過來了,人們都知道有關ATTAC(致力改造全球財政運動)的情況。

在經濟平面上,比起亞洲四小龍來,越南較少地受到1997年亞洲危機的影響(它沒有股票市場),可是外國的投資減少了。現在優先給予農業(出口大米)和石油,部份利潤來自地區遷移來的(例如台灣來的)已經減退了。在河內附近設想要在那裡建造一座商業中心,建築地盤是停工的。

形勢要求統治者向美國送秋波。克林頓的訪問就被看作是這種秋波;作為一隻跛腳鴨的總統,他事實上是多個國家的一個商業旅行者。幾個月前一個商務協議同美國簽訂了,這個協議在不到兩年之前曾被拒絕過。幾幅歡迎克林頓的橫幅是由通用電氣公司提供的。

在這種背景下,外國語正出現些什麼變化?

曾經被強制學習的俄語現在不興了,英語則日益增長地傳播。在河內,我看見一些商店用英文寫招牌。法語,在操法語的高峰會議之後,也在復興起來。

你注意到任何重大的政治變化嗎?

是的,毫無疑問。這種變化大約有三年了。現在老一輩的已經談論到過去,並且提到迄今為止的禁忌問題。例如,民族主義領袖阮安寧(Nguyen An Ninh音譯),在他2000年9月29日的百年誕辰時被提到,他比阮愛國(後來改為胡志明)的名聲更為顯赫,並且在30年代在《鬥爭報》有一段共產主義者和托洛茨基主義者的經歷。1943年,他死於保羅.康多(音譯)的集中營裡。雖然他確實是共產主義的同路人,他絕少談到獨立之後的事:他情願維護胡志明的威望而使自己顯得不重要。此外,他受到殖民主義者的壓制,正像在同時期的,藉秋收(Ta Thu Than)一樣,後者是受人歡迎的托洛茨基主義者的領袖,於1945年9月為斯大林主義者所暗殺。說到他,在老人當中會喚起令人傷心的記憶。

然而,他的百年誕辰大會,第一次在胡志明市得到批准。超過200人出席,主要是老年人和黨員。老共產主義者陳文教(Tran Van Giau音譯)發表講話,他淚眼盈盈說:「Ninh教導我以自覺的態度去為革命而鬥爭!」兩年來,有許多書籍曾經引證到他。他的兒子出版一部大書,在書中,他把托洛茨基主義者當作革命者來介紹,同共產黨的觀點不相同。

三年前有許多人談論泰賓(Thai Binh)農民反對腐敗的官僚的事。這個運動有留下什麼痕跡嗎?

我要說!我要給你舉個例子,在胡志明市其中國民議會辦事處對面的行人道,被200人所佔領,他們持久地日夜在那裡,到現在有一年了。他們製造木牌和旗幟上面寫著:「胡志明萬歲!」「越南共產黨萬歲!」而這種行為仍被控告為反對政府,要審判他們。

報章沒有權去採訪他們或為他們說話,大量的便衣警察,包圍著他們。沒有一個人能接近他們拍照,但是我成功地拍了幾張照片。不管怎樣,政府仍得放下武器,因為這些都是為獨立而戰鬥的英雄們的家屬。當局用這種蠻橫的方法,給人民的印象是很壞的。如果越南的報紙對這個問題緘默,亞洲對它的議論就是可信的了。

至於腐敗的問題,單純地生長起來,每個人都是知道的。簽訂任何外國合同,都得先用信封送禮。這種假公濟私的交易,不論哪一個,誰付出最多,誰就成功。關於部長他們自己的事情,我了解的並不太多,但是對於他們的隨行人員……我是親眼看見的(這是我的出租汽車司機指給我看的)。豪華奢侈的住所,正在為總理的兒子建造,它比起前總統阮文紹的官邸華麗得多了。

那麼,對於人民的控制有了某種程度的放寬嗎?

毫無疑問,人們不大害怕,他們可以互相交談。警察顯得更少熱心去理了。知識份子被處於「謹慎」監視之下。與俄羅斯相反的,這裡沒有反對的報刊或者非官方的工會(雖然這些對他們極端需要),這樣,報紙就不能直接評論現時對於人民公僕的不滿。但是《胡志明市工人報》刊出了不加評論的「讀者來信」。

新技術也方便於對外開放,而沒有被控制的可能。電腦都有自由的電子郵件,個人甚至可以入Rouge(紅色)網,在河內和胡志明市有一種電腦酒吧,顧客常常要排長龍才能進去。最近當局查封了一本使他們不高興而與某些事件有關連的書(1956-7年的《百花》),通過電子郵件,抗議立即傳播開來。

在越南,儘管現政權有拙劣的仿製品,你相信還有真正的社會主義思想復甦的前景嗎?

無疑的,私下裡有一種意見,當然是一種非常少數的意見,首先在35到40歲的知識份子當中,在作家、藝術家、電影製作者,同海外有聯繫的、從1997年以來一種意識的轉變:有一種渴望了解和一個解放了的馬克思主義能夠幫助這裡的一些人,我們對托洛茨基著作的翻譯《被背叛的革命》、《文學與革命》、《我的生平》在這個國家裡已經被很好地接受,而我們繼續去翻譯。兩年前,我已經告訴過你,在河內,我在一家書店裡找到了丹尼爾.班賽德著的「Marx l’ intempestif」翻譯成越南文版,我是多麼地感到驚奇。這不是容易讀的一本書,然而第一版800冊書一年內就售完了,第二版1000-1200本也賣完了,我們正準備出版第三版!

我們目擊一件似非而是的事:市場經濟需要某種程度的民主來起作用,並且達到某種廣度,允許這種經濟真正的對手表達他們的意見。在七、八年前,那是不可思議的,沒有人能擁有一台傳真機、進入互聯網或者簡單地做複印。可是要建立外國公司,這些工具是必不可少的——每家公司都需要電子郵件。

我不是說要感謝市場,越南將會知道一種真正的民主成長,但是她必須避免以前的政治束縛。殖民開拓本身並不單只有消極的作用,感謝它,人民像阮安寧、藉秋收、胡志明等才能來到法國,吸收法國革命和鬥爭的經驗,用來解放他們的國家。

當然,75到80歲的男人中,有保守份子,但是他們越來越少地呆在領導的地位了。歷史學家,甚至最著名的,要求重寫越南的歷史,例如《昨天和今天》雜誌出版了研究胡志明家史的研究報告,其中,他的兄弟以一種全新的風采出現。直至現在,他曾經被描述為反法帝國主義活動、受殖民主義者壓迫的犧牲者。事實上,他是一個酒鬼,曾經捲入放蕩的生活的陰影裡。曾幾何時,真是不可思議!……

社會主義思想的復興來自下層,它仍然是脆弱的,而且大問題在於:能夠做出什麼事情來,從外面幫助它,十年後,經過對它的嚴厲批判之後,領袖們向他們的黨大肆吹捧「中國的市場社會主義」。他們翻譯中國的理論著作,論述「具有社會主義方向的市場經濟」,用社會經濟協會的名義註明:「內部交流」。

我們要使我們的思想,讓那些越南人了解,他們以一種日益增長的批評眼光,而不考慮市場作為社會發展的最後一個名詞,評論他們的過去。這是最重要的。這種轉變當然仍很微小,但它是一種質的轉變:在此之前,沒有過像它這樣的事物。

(楊萍譯自《國際觀點》2001年2月號,感謝十月評論雜誌社允許使用譯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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