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新自由主義的結構調整與社會脫節
牛晉芳編譯

　　美刊《科學與社會》2000—2001年冬季號上發表了米格爾·特伊伯爾的題爲《阿根廷：結構調整和社會脫節》的文章。文章認爲，新自由主義的結構調整方案給第三世界國家(本文以阿根廷爲例)帶來社會脫節，經濟增長與普通人越來越沒有關係，而這正是中心國家的目標。文章的主要內容介紹如下。

一、結構調整和社會連接/脫節

　　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在當今世界呈極盛之勢。政府或是出於對新自由主義的信服，或是迫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壓力，從而實施結構調整方案。大規模的私有化、解除管制、提高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以及對“世界經濟”進行開放，都是結構調整方案的本質特徵。新自由主義聲稱如果國家經濟要走向增長和繁榮，必須減少“政府的過度幹預”和“財政赤字”。

　　結構調整並不僅僅是一種經濟方案，它也意味著調整制度使之適應市場的運轉。多數情況下這將導致收入、財富和權力大規模轉移到經濟和政治的權勢者的手裏。權力和財富的集中對大多數人而言意味著邊緣化和被排斥，意味著貶低一切與“社會”有關的東西。結構調整包括加大對勞工的剝削，這表現爲降低實際工資，收入分配差距大幅度擴大和失業增加，所有這些構成了一種新的發展模式或是新的積累制度，它可以被定義爲“社會脫節和部門脫節”。

　　脫節意味著經濟的主要活動與工薪階層的需求沒有關係，或者越來越與之相脫離。基於工薪階層需求的國內市場已無利可圖。只有中高收入階層的需求對於國內和國外投資者才具有意義。不僅在工農業生産和服務行業是這樣，而且在提供基本需求的領域也是這樣。廉價的醫療、教育、住房等大量減少。財富流向富有階層並不是簡單的一勞永逸的事情。持續增長的收入不平等成爲不斷重復的現象，在很大程度上這歸結於它對經濟結構的變化帶來的影響，而經濟結構的變化將最終導致收入不平等。當傳統活動和新的活動的變化越來越重視高收入階層的需求，排斥低收入者階層時，經濟將更趨向於“社會脫節和部門脫節”。這一思想同工資在推動增長方面的作用密切相關。它的“社會”層面指與低工資相聯繫的混亂和困苦以及不斷增加的各種形式的失業；其“部門”層面則指的是一個國家的主要生産(和消費)部門之間缺乏平衡。顯然，經濟“開放”能夠導致經濟各部門之間的失衡，從而造成“部門脫節”，並且經濟開放和經濟部門脫節相互加重對方，近來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這一點已成爲事實。

　　結構調整與“社會脫節和部門脫節”的思想存在一定的重疊，前者更多的指代一種方案和戰略，意味著對經濟許多部門的“重新建構”，而“社會和部門連接/脫節”的二分法與經濟運轉和再生的方式密切相關，特別是同工資收入和經濟結構之間的關係以及它們對收入分配的總體影響密切相關。

　　“社會和部門連接/脫節”(social and sectional(dis)articulation)的思想是60年代和

70年代由富爾塔多、阿明和傑夫瑞以及其他一些人提出並發展起來，旨在闡明發達國家經濟同第三世界國家經濟的結構差異，說明第三世界國家中的貧窮和剝削遠比發達國家嚴重。這是個複雜的概念，從未得到充分說明。一方面，它可以指不同經濟中的剝削程度；但是另一方面，它包含了重要的需求因素，它們是對剝削程度的補充說明。

　　社會和部門連接/脫節的思想包含需求因素，工資收入就是一個影響産業結構的重要的卡萊茨基需求因素。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實際工資的增長也可以引起生産效率的提高。如果後者的增長比例大於前者，那麽剝削程度就會不斷擴大。

　　但是，生産效率的提高也可以伴隨著實際工資的增加，或者實際工資增長比例超過生産效率的提高，從而提高工資份額，這些情況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某些時期都發生過。

　　二戰以後在所謂的資本主義的黃金時期中，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經實現了一種相對具有連接性的經濟。此階段資本主義運轉過程中實際工資持續增長，工資增長的比率同生産效率提高的比率大體持平。

　　這說明即使實際工資在國民收入中所占份額較高或趨於增加，資本主義也可以作爲一種剝削體制持續運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裏工資份額遠遠高於第三世界，因此剩餘價值率較低。然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産力水平也遠遠高於第三世界，剩餘價值的總量彌補了較低的剩餘價值率。

　　連接性經濟在黃金時期成爲可能，可歸因於將馬克思的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産同卡萊茨基提出的工資收入需求功能相結合。相對剩餘價值的生産是由於生産力的大幅提高，而生産力的提高是由於新技術在生産中的不斷使用。凱因斯的充分就業政策結合成熟的福利國家制度，使這一點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切實可行。

　　受發展主義的激勵，60年代一些第三世界國家政策總體傾向于增加相對剩餘價值。但是結構調整方案可以視爲傾向於絕對剩餘價值的生産，當這套政策不考慮提高生産率的時候尤其如此。然而，在任何時候用於生産剩餘價值的兩種方法都是存在的。

　　社會和部門連接/脫節的二分法最初用於區別發達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它也可用於闡述發達國家和第三世界在不同發展階段上各自的特點。二戰以後第三世界的進口替代工業化與已往的農業出口經濟相比，更具有“連接性”。然而，與作爲新自由主義政策、全球化或結構調整戰略的結果而在90年代出現的“開放型經濟”則導致脫節。儘管新自由主義政策、全球化和結構調整戰略傾向於對發達經濟和不發達經濟都造成“脫節”，但這兩種情況的差異還是非常顯著的。

二、中心與週邊國家工業化後果迥異

　　資本主義中心地帶和週邊地帶發展之間的差異是50、60年代有關發展問題的討論的一部分。塞爾索·富爾塔多指出，技術創新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本質所在，但在這一過程中欠發達國家與資本主義中心國家出現的情況是迥異的。在週邊地帶，引進新技術擾亂了重要的經濟部門的組織性，使之混亂無序，並産生無法自我消化的剩餘勞動力。一方面，收入分配日益嚴重不平等；另一方面，由於低工資的原因，工人對産品缺乏旺盛需求。由於資本家能夠獲得大批的勞動後備軍，工人的對抗能力十分有限。因此，經濟所創造出的剩餘財富多半用於奢侈消費或被轉移到國外。這種形勢同中心國家的工業化是截然不同的，後者是以廣泛傳播的“技術進步的成果”爲基礎的，建立起大衆性市場和大規模的經濟體系，實際工資也在增加。

　　週邊地帶的工業化模式不會自我繁殖。因此，世界上任何的經濟模式必須考慮中心或主要資本主義同週邊或依附資本主義之間的本質性差異。前者基於新産品的引進和推廣，即大規模的消費；後者則以技術模仿以及財富和收入的大量集中爲基礎。

富爾塔多的一個主要論點是，工人的消費開支和投資之間的相互增強的關係，是發達資本主義經濟持續增長和實現工業民主的基礎；但這種相互依賴的關係並不存在於資本主義週邊地帶，原因是大衆消費需求沒有爲當地的製造業開創一條意義重大的市場出路。拉美進口替代工業化産品的主要銷路在於高中收入階層，這些階層傾向於把他們達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類似階層可實現的消費水平視爲發展和進步。生産這類商品所需的技術引進更導致資本集中型生産和收入集中。這就限制了技術進步向其他經濟部門的傳播，導致了大部分人的邊緣化。由於工資收入和其他大衆消費需求對解決市場出路並不重要，統治集團只有興趣保持很低的工資水平。

　　薩米爾·阿明認爲，已經工業化的國家一般存在“連接性”或“自我中心”的增長和積累模式，其中勞動生産率所帶來的部分收益轉化爲工資增長。因此工人的消費水平隨産出的增長而提高，從而使總體消費和生産之間以及關鍵部門之間達到動態平衡成爲可能。但是週邊卻只是以滿足中心的需要爲主要目的，因而缺乏自身的一種動態平衡。在週邊産生的投資結構不一定有益於經濟的增長，因爲它具有“外傾性”，即指向國外的需要或國內上層的需要。

　　傑夫瑞認爲，阿明過分強調了決定週邊經濟脫節和停滯的外部因素，實際上國內的階級結構和國內資本主義發展的動力也很重要。無論怎樣，兩位學者都把週邊出現的收入分配差距擴大與週邊國家工業結構聯繫起來考慮，認爲該結構傾向於生産奢侈品的服務和産業。傑夫瑞和薩德利特指出，在連接性經濟中，勞動力既是資本的成本，也是資本的利益。之所以是成本，是因爲一切工資支付都是從利潤中抽取的；之所以是利益，是因爲大規模工資的支付産生了“對於産品銷售出去和資本以貨幣形式返回而言必要和有效的需求”。在純粹的社會脫節經濟中，勞動力僅僅是資本的成本。工人的收入既不能成爲儲蓄的來源，也不能成爲關鍵性增長部門不斷擴大的需求。

　　實質上，當主要由工資收入(包括非工資收入和非正式部門出現的低工資收入者的收入)來決定“關鍵性增長部門”“不斷擴大的需求”時，就産生了社會和部門連接。這正是中心資本主義發展的特定階段所出現的情況，戰後“黃金時期”就是這樣。

　　當需求的大小由非工資的高收入階層所決定、由此導致“關鍵性增長部門”主要生産“奢侈商品”時，社會和部門脫節就産生或擴大了。儘管工資收入者和非正式部門的低收入者組成了勞動力大軍的主體，但他們所占國內生産總值和消費的份額很小或日漸縮小。因此，主要的“奢侈”商品是爲了滿足上等收入階層或出口的需要而生産的。投資同樣是爲了這些奢侈商品的生産和出口。這些思想可以解釋爲什麽第三世界的工業化並沒有導致工資收入者和低收入階層生活條件的改善。

三、阿根廷的情況

　　阿根廷實施結構調整的情況之所以引人注目，具有以下原因。

　　1.20世紀初直到30年代，阿根廷人均收入很高，擁有大量閒置土地，這一時期阿根廷的增長是因爲它有肥沃的土地，這給大土地所有者以及支援農業出口經濟階層帶來鉅額級差地租。它沒有剩餘勞動力這一其他第三世界國家所具備的特點，勞動力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大規模的外來移民而得到的。

　　2.阿根廷的農業出口模式在30年代陷入了危機，因此40—60年代在庇隆和發展主義政權的統治時期，實施了進口替代工業化。到70年代早期工業化取得長足進展。由於大規模的工會運動和社會鬥爭的作用，國家通過了許多勞工和福利法規，部分中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生活和福利有了改善，這在其他第三世界國家是不多見的。

　　3.70年代中期以來，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所授意的一系列結構調整政策被連續幾屆政府付諸實施。梅內姆政府(1989—1999)時期實施苛刻的“結構調整”方案。由此而出現的新的積累制度與進口替代工業化時期的積累制度有很大差別。

　　4.因此，以前的趨勢被徹底扭轉：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低收入集團的實際工資和收入下降，失業和貧窮增加。爲了詳細說明這一新的積累制度的特點，應重視一個關鍵因素，即經濟制度或經濟結構形式對實際工資的影響。當工資在國民收入中所占份額下降，收入分配差距擴大時，經濟結構隨之發生了改變：大多數中小型企業消失，福利國家的殘餘受到新自由主義權威人士的猛烈抨擊。

　　5.阿根廷的情況之所以突出並不是因爲它是新興工業國的“成功”範例，而可能恰恰是因爲90年代它所實施的結構調整方案在第三世界國家裏是非常極端的。

　　阿根廷進口替代工業化在其初始階段相對具有連接性。從70年代到90年代，在一系列“調整”和“結構調整”措施的引導下，經濟格局完全轉化爲“開放型”，這導致了一種純粹脫節經濟格局的形成。非工業化(deindustrialization)、收入分配差距擴大和社會排斥成爲這一發展階段的基本特徵。經濟結構中出現了大量的異質現象。在很大程度上，非工業化與日常用品生産的減少和消失息息相關，傳統的中小企業曾在這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因此，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在其初始階段很大程度上是被工資引導的，它的危機與階段性的對外貿易的瓶頸作用有關：進口的增長大大超過了出口(初級産品)，導致貿易逆差。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要求，阿根廷採取穩定政策和大幅度的貨幣貶值，以此來矯正這些不平衡。然而，貨幣貶值使經濟回到一種可操作的　“平衡”狀態，引起國內經濟的衰退和實際工資的下降。工業化成爲一種重要的目標選擇，原因在於它能夠引起經濟結構關係的變化。60年代晚期，假如工業化模式仍要維持下去，那麽就得鼓勵新的工業出口。

　　然而，從70年代中期起，推進工業化進程，無論是進口替代或是出口多樣性，都不再是公共政策的長期目標。財政收支平衡和償還外債代替了進口替代工業政策，反映了國內和國際經濟結構以及政治的重要變化。經濟不再如以往在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下那樣由工資引導：實際工資的大幅度下降，日用品和服務的價格上揚，加劇了實際工資的下降和收入分配的遞減。這些因素使工資在利潤中所占份額減少，導致非工業化和經濟結構的進一步變化。經濟趨向於一種“勞動力剩餘”的經濟。缺乏連接性不僅指産業結構，而且指經濟的所有活動，包括服務。醫療、教育和住房傾向于滿足高收入階層的需要，這擴大了社會和部門的分化程度，使收入分配的差距大幅度擴大。

　　由於償還外債、財政緊張和經濟投機，從70年代到90年代的“開放經濟”在對外交往上面臨一系列困境。階段性經濟危機的出現很大程度上是因爲政府把償還外債置於優先地位，這使得資源從國內撤走，並導致外債償還的困難。外債償還需要嚴格的財政制度和國內財政的盈餘。

　　因此它不僅是減少財政赤字的問題：必須有財政收入的盈餘，必須積累資源來償還債務。這些資源來自於以前用於諸如教育、醫療和住房等的公共開支的專門基金中；來自於不斷增長的稅收中；來自於從國外流入的淨資本中；來自於現有債務的延期償還，或來自於獲得的新債務中。這種情況較之於實施進口替代工業戰略更加不穩定，是因爲經濟的總體開放性和政府在控制資本流動和外逃上的能力有限。這種最近發生在“墨西哥”和“巴西”的資本外逃危機很容易變爲國內危機的另一種根源。

一種新的積累制度

　　在阿根廷，兩個關鍵性因素爲新的積累制度的建立鋪平了道路：一個是1976年的軍事政變，另一個是所謂的1989年的“經濟政變”。

　　軍事政變初期實際工資大幅下降，這種局面貫穿於80、90年代。爲什麽實際工資會下降？首要的原因在於針對勞動力市場的調整政策和措施導致名義工資下降，失業增加，工作不穩定。在軍政府統治之下，工會活動被禁止，勞工領袖被迫害或“失蹤”。儘管恢復民主制度後，工會活動有所恢復，但沒能阻止政府採取使勞動力市場更加“靈活化” 　　和“不穩定化”的措施。這些措施導致失業不斷增加，尤其是在梅內姆執政時期。它們與非工業化和極端私有化方案一起造成實際工資下降。

　　可能是爲了提高經濟的“效率”，軍政府也取消了一系列的經濟調控措施和政府補貼。關稅下調，同時放開利率。新的匯率管理體制—事先宣佈匯率或者說實行有限浮動匯率致使國內通貨膨脹率與外匯匯率密切相關。這種體制也使外國投資者確認當地的實際利率高於國際水平，從而確保外匯市場交易的獲利。這些措施導致非工業化和産業畸形，因爲它們傾向於壓制中小企業。非工業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爲的。就是在這一階段外債從1976年的70億美元增加到1983年的430億美元，大企業集團是主要的受益者。

　　　1989年初的選舉活動在經濟形勢的持續不穩定中進行。當時經濟形勢的特點是由通貨膨脹快速走向極度通貨膨脹。這是由既存經濟制度導致的大規模資本外流造成的。資本流向美元區使匯率提高，加劇了貨幣貶值。

　　梅內姆在競選時提出了一項典型的庇隆主義(即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綱領：他承諾將實現工資大幅增長和發起“生産革命”。然而一旦上臺，他把自己的“民粹主義”信仰抛在一邊，實行了一項廣泛的結構調整方案，作爲“休克療法”戰略的一部分。他的政府無法控制1989—1991年持續爆發的通貨膨脹。只有在多明戈·卡瓦洛就任新的經濟部長，於1991年3月推行可兌換計劃後，才使梅內姆政府成功地抑制了通貨膨脹。

　　一種新的完全可兌換的比索對美元的匯率制度建立起來。同時一切貨幣發行必須有中央銀行的外匯儲備或從國外流入的資本支援，否則也將被法律禁止。新的兌換制度的目的顯然是爲了消除政府在貨幣和外匯政策方面的決定權。它的效果等同於將阿根廷置於金本位或美元本位體制之下，中央銀行的作用僅僅是充當一名兌換經紀人。

　　這一苛刻的結構調整方案是“休克療法”戰略的一部分，它的實行主要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梅內姆希望別人瞭解，他並不打算實施典型的庇隆主義經濟戰略，儘管這是他的選舉承諾。

　　梅內姆上臺後，實行了極端的新自由主義方案，一切優惠政策都被停止。政府財政得到控制，消費間接稅增加，由此最受影響的是中間階層和工人階級。公共財政的剩餘必須用於爲涉外領域提供費用，包括償還外債。國際金融界的上層人物對阿根廷定期償還外債感到很滿意。通過私有化而獲得的大量財力使外債償還成爲可能。

　　對公共部門的私有化既迅速又徹底：在不到三年的時間裏多數國有企業被賣掉。私有化領域涉及電信、民航、石油、化工、鐵路、公路、天然氣、電力、供水、鋼鐵、煤炭、軍工以至電視、旅館、港口、倉庫、賽馬場等等。到1993年末私有化爲阿根廷政府贏得150億美元，儘管由此轉手的淨價值要高得多。到1990年末進口方面一切數量限制都被取消。關稅方面也發生了類似的情況。1991年3月一種新的關稅結構形成：原材料的關稅率爲0%，最終産品的關稅率爲22%。平均關稅率降低了10%。除對外貿易外，金融體制和外國投資體制也被自由化。其他領域也繼續解除管制：除賣掉公共服務部門和國有企業外，社會保障體系也部分私有化和解除管制。農業不再受官方控制，撤銷30年代成立的農業委員會。與其他撤銷管制措施相比，更爲嚴重的是使勞動法規全面靈活化，使勞動力市場變得“不穩定”，這是剛剛出現的積累制度的明顯特徵。它的重要性與對大部分國有企業的私有化相當。

　　受過哈佛訓練的前經濟部長多明戈·卡瓦洛受到國際經濟界的廣泛好評。阿根廷通貨膨脹被有效抑制，消費價格的上漲從1989年的5000%降到1994年不到6%。經濟在某種程度上復活，國內生産總值的增長率在1992—1994年這一階段的數位是6.0%—8.9%之間。1995年國內生産總值一度下降至4.6%。由於巴西危機的影響，1999年國內生産總值再次下滑。“外資的投資環境”曾得到相當的改善，這主要歸功於梅內姆統治時期執行的大規模的私有化方案。然而，“墨西哥危機的影響”和在亞洲、俄羅斯和巴西接連爆發的危機又使“投資環境”惡化。

　　除上述提到的指標外，稅收和外國資本的流入也曾大量增加。這些資本的流入有助於抵消貿易赤字，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投機資本爲基礎的，它們隨時準備溜走。

　　新自由主義結構調整方案也付出了嚴重的“社會代價”。

　　1.不同形式的失業不斷增加，1995年達到歷史最高記錄，勞動力中登記在案的“公開失業”率達18.6%。已往城市失業率相對較低，但是近幾年來也大幅增長。不充分就業率也很高。

　　2.低收入階層的實際工資和收入下降。當通貨膨脹受到抑制時，工資最初曾出現上升。其後，名義工資被固定住，而價格仍持續上漲。因此在“兌換計劃”起作用的整個時期，儘管價格上漲的幅度相對較小，實際工資仍在不斷下降。

　　3.儘管經濟增長了，收入分配差距卻在不斷加大。1974年人口中最富的10%得到國民收入的28.2%，最窮的10%只得到2.3%；到1997年，上述兩個數位已變成37.1%和1.6%。

　　4.饑餓和貧窮成爲普遍現象，退休者和領取養老金者的糟糕狀況最爲明顯。

　　1974年約有7.7%的家庭處於“貧困”之列，1996年這一數位已變爲20%。“調整公共開支”把調整過程的重負轉嫁給工薪階層、非正式部門和大部分中產階級，包括中小企業。醫療、教育和其他服務被大量削減。

受高利率的誘惑。將資源投資於投機和金融活動：對世界經濟不加選擇地開放、比索對美元的過高估價，所有這些因素都使投資於“生産”活動和出口導向産業化戰略受阻。這也是工資下降的原因。

商品和服務價格的長期上漲也導致了實際工資的下降。這並非一個不重要的因素。在梅內姆的“兌換計劃”施行期間，食品、教育、醫療服務的價格和一些公共服務的價格都比“其他商品”和總體消費價格指數的價格高出許多。

　　實際工資的下降，無法享受醫療、教育和其他基本設施的服務，資源轉向國內外的投機和金融活動，— 這些因素都造成非工業化，造成農業、工業和商業領域中中小企業的困境。與實際工資下降相對應的是資本在工業、服務業甚至農業中的集中和集權化。阿根廷的農業被認爲是擁有毋庸置疑的相對優勢的領域，但是在梅內姆的方案之中，農業同樣遭遇了嚴重的危機，使大多數中小農戶受到影響。

結論

　　40年代和50年代，實行進口替代工業戰略時，勞工在阿根廷社會中的權利不斷提高。阿根廷的勞工運動在拉美最爲激烈。勞工的戰鬥性和他們與某些資產階級派別，主要是新工業資產階級建立起來的聯盟，使他們得到了一些福利待遇。然而，這種“民族歡迎”的聯盟要面對強大的土地所有者和外國資本利益結成的聯盟，後者是60年代的政局不穩的原因之一。潘帕斯草原的農業出口利益支援一種經濟自由主義原則，強烈反對這種“民族歡迎”的模式。

　　1976年的政變可以被看作是限制這種“民族歡迎”的聯盟方式的開始，對勞工與民族資產階級聯盟不斷發展的恐慌，促使金融利益集團和代表外國資本利益的經濟集團全心全意地支援1976年的軍事政變。從那以後，支援政變的利益集團的政策得到發展，而以前的更加整合的經濟和相應的聯盟都被抛在一邊。

　　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在第三世界的某一特定歷史階段盛行一時，類似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黃金時期”。從某種意義上講，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之於第三世界就像福特主義、凱因斯主義之於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一樣。在這種積累制度之下，工業化成爲政策的重要目標。如果能夠維持利潤率，新的投資將通過生産活動而實現。在此情況下，工資也能獲得增長，工資上漲同樣顯示出國內市場需求的不斷擴大。

　　闡明70年代後期的進口替代工業戰略向結構調整戰略的過渡，也需要考察戰後世界經濟的發展趨勢。帕特奈克曾指出，資本主義的戰後繁榮現象的原因之一，是戰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的力量同資本家相比，較以前有了很大提高，在資本家階級裏，金融資產階級的力量已有所減弱。

　　在進入全球化的新世紀的今天，跨國公司和金融投機活動獲得了迄今爲止前所未有的顯著地位。與這個過程相應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從70年代開始，全球化的金融資本日益重要。在第三世界，特別是在阿根廷，正是金融資本的利益驅動了非工業化的進程，並用結構調整方案取代過去的進口替代工業化戰略。國際環境的支援是梅內姆的苛刻的結構調整方案得以發展的一個重要條件，實質上這一方案是阿根廷能夠繼續償還外債的有力保障，對此國內外金融資本家給予了大量的支援。

　　在探討該問題時，應當考慮到一些地緣政治因素。爲什麽這一方案在阿根廷得以實施，這是值得思考的。阿根廷表現出了一個中等國家的力量，使阿根廷非工業化和使其科學、教育、技術等重要部門之間缺乏連結性，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向阿根廷提出行動建議的目的所在。第一世界的強國就這樣將中等國家壓制下去，以使這些國家在未來的國際舞臺上，無論是在軍事上還是在經濟上，都沒有力量同它們抗衡。

　原載《國外理論動態》200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