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來自上層的革命》：反思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

鄧廣

轉自：《視界》第10輯

重講故事的意義

1990—-1991年間，由列寧和他的同事們建立的社會主義蘇維埃國家崩潰了，執政70年的蘇聯共產黨解散，民族國家解體，取而代之的是15個新型民族國家。作爲一個經濟上、軍事上仍然十分強大的大國，爲什麽在沒有外部入侵和內部暴亂的情況下發生如此巨變，一夜之間衰落了呢？對於重大歷史事件的嚴肅思考在任何時候都是有意義的，我想，這就是今天閱讀《來自上層的革命》一書的動力。

蘇聯故事的四種版本

突發事件剛剛來臨的時候，人們並沒有感到驚奇，相反産生了許多看似合理的解釋。流行並被廣泛接受的看法有四種。

一、蘇聯解體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缺乏生機導致蘇聯經濟崩潰的必然結果，惟有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才是可行的選擇。科茲發現這種觀點與事實不符，蘇聯國內生産總值的增長率在１９８５年是０.９％，１９８６年是４.１％，１９８７年是１.３％，１９８８年是２.１％，１９８９年是１.５％，只是在１９９０年國內生産總值才出現負增長，是－３.７％， 1991年計劃經濟不再起作用，葉利欽不向中央納稅，據估計國內生産總值下降１３.０％。也就是說，改革的頭五年，蘇聯的經濟還在緩慢的增長，沒有經濟崩潰的迹象。蘇聯的計劃經濟不是由於自身的原因而崩潰，而是由葉利欽從政治上解除的，蘇聯解體後，經濟才崩潰。更加重要的是，蘇聯在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大部分時間裏，經濟是有活力的。1928-1975年，蘇聯經濟快速增長，從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社會。據西方估計，1928-1940年，蘇聯年均增長5.8%。1950年，蘇聯實現了工業化，直到1975年，一直比美國的發展速度快，這期間蘇聯的年平均增長率是4.8%，而美國只有3.3%。同期，東歐也比西歐快。1975年後，技術進步放慢了，經濟增長率比美國低，但仍然有1.9%或1.8%的增長率，沒有出現負增長，這時的消費水平比生産增長還快。

二、人民選擇了資本主義，人民希望獨立，新當選的領導人體現了人民的願望。一個例子就是經歷休克療法的人民，一面罵領導人的娘，一面投領導人的票。資本主義似乎成了唯一的選擇；不這麽走，他們還會付出更大的代價等等。但是，這種解釋與實地調查的證據相矛盾。1991年5月進行的、由一家美國民意測驗機構操作的最大的一次民意測驗，在蘇聯的歐洲部分進行。抽樣人口中，12%贊成改革前的社會主義；42%贊成更多民主的社會主義；27%贊成瑞典式的社會主義；只有19%贊成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這次調查還發現，俄羅斯人民強烈支援政府所有制。在回答哪一類活動由國家經營，或者由私人公司經營，或者兩者並存時，絕大多數贊成銀行（５２％），重工業（７９％）和廣播電視（７９％）完全由國家經營。絕大多數贊成消費品製造業或者完全由國家經營（２５％）或者將國家和私人經營結合起來（５３％），唯一大多數人贊成完全由私人經營的經濟活動是農業（７５％），甚至飲食業也只有４２％的人贊成完全由私人經營。顯然，走向資本主義並不是人民願望的反映，倒不如說是不顧人民的反對。對於蘇共上層精英的調查顯示，他們當中，9.6%贊成共産主義和民族主義；12.3%贊成民主社會主義；76.7%贊成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取其他態度的占1.4%。這就與人民群衆的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恰恰是葉利欽在1992年以後建立的。因此，沒有任何證據證明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是蘇聯人民的意願。

三、蘇聯解體及其轉變爲資本主義可以歸因於西方的外部壓力。科茲指出了與之相反的歷史實事，來自世界資本主義的壓力在整個蘇聯社會的歷史上都存在。但是，恰恰是在蘇聯及其盟國最終實現了與資本主義世界的軍事均勢、徹底打破了西方以武力征服滅亡社會主義的迷夢以後，這些國家走向了崩潰。無法想象，中央情報局連在美國大門口的菲德爾·卡斯楚都消滅不了，竟有能力策劃把蘇聯這樣的超級大國搞垮。

四、蘇聯解體歸罪於高層的背叛，即戈巴契夫的陰謀。這也是與歷史上實際發生的情況不符，本文後面會談到。

持前兩種觀點的基本上是西方學者和自由主義者，社會主義者特別是老派的社會主義者寧可相信後兩種觀點。第一和第三種觀點有部分的合理性，但它們都沒有指出蘇聯解體的關鍵性因素；這些觀點自身倒是與其價值立場互爲表裏。那麽事實究竟怎樣？歷史難道真的沒有其他可能性了嗎？

蘇聯故事的科茲版本

來自上層的革命，這個題目不是科茲的首創，許多書籍都用過這一標題，有人用它描述日本的明治維新，有人用它描述史達林政權20世紀20年代的活動等等。因此，這一術語有了某種特定的含義，它指的是由某個社會中的統治精英集團發動的而不是單獨某個領導人發動的革命。

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中，既有社會主義的因素，也有非社會主義的因素，有人稱爲“國家社會主義” [1]。社會主義崇尚的社會價值是平等、經濟安全、合作和民主，其相應的制度性措施有公有制、計劃經濟、爲使用而生産、民主的勞動者國家。社會主義的因素體現在生産資料公有或集體所有，通過計劃手段調節經濟，充分就業，提供給大衆廣泛的公共服務，收入分配的相對平等，還有就是官方意識形態也強調這是工人和農民的國家。非社會主義特徵體現在党國精英們對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的壟斷，有著物質特權；而廣大人民缺少民主權力和許多公民的基本權利。蘇聯體制中的党國精英指的是通過官僚機構升遷上來的中高層幹部，科茲估計1933年其總數就達到300萬人，他們多數成員教育良好，雄心勃勃，講求實用，機會主義和現實主義作風並存。

由於蘇聯制度的內在矛盾性使得，它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中期，迅速實現了工業化和城市化，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形成了一代高度教育程度的人口，工人享受高度的社會保障，縮小了與發達資本主義的經濟差距，蘇聯及其盟國無可爭辯地成爲美國及其盟國在政治上和軍事上勢均力敵的對手，在包括科學技術和體育在內的許多領域顯示了巨大的成就。有的自由主義者質疑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平等，我們不妨以中國爲例。根據阿德爾曼的資料，1978年中國以貨幣計量的收入分配吉尼係數，城市內部0.164，農村內部0.227，若考慮城鄉差別爲0.331。自由主義者往往根據最後一個數位斷定社會主義國家也很不公正[2]。但是我們要想到，城鄉矛盾是現代化或者說工業化過程中的問題，也就是工業和農業不平衡發展的矛盾，即使是工業化過程中暴力色彩最爲平淡的資本主義國家美國，也是通過南北戰爭解決工業和農業發展的衝突的。單獨區域內部的吉尼係數，社會主義國家大大低於資本主義國家的實事仍然可以表明，區域內部的公正程度社會主義國家要優於資本主義國家。也就是在這個意義上，蘇聯的社會主義儘管有種種似是而非的地方，但仍然有超越資本主義的特點。

七十年代中期以後，蘇聯社會陷入了危機，經濟增長率下降，與西方資本主義的技術差距不是在縮小而是在擴大，人們越來越意識到東西方之間的生活水平還有很大差距。1991年由俄英經濟學家共同主持的一項調查研究顯示，95%和100%的俄國經濟學家同意"市場是調節經濟生活的最佳機制"，"私有制是市場的必要條件"，對同樣的兩個問題，表示同意的英國經濟學家分別是66%和75%。可見，俄國經濟學家比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學家更加相信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說。1989-1990年間，任何形式的社會主義信仰在蘇聯知識份子中迅速消失[3]。意識形態對於一國精英的影響與這個國家的走向有著密切的關係。

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面對危機有著重要的區別。當資本主義面臨大蕭條的危機時，作爲統治階級的資本家傾注全力拯救這個制度，因爲另一種制度與他們不共戴天，社會主義意味著他們永不再能作威作福。社會主義國家的官僚集團，也在社會中佔有特權地位，但它們不擁有生産資料。他們的物質特權通過權力的形式獲得，而其物質特權和權力都沒有繼承性，其獲得的合法性也會不斷受到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追問，從而使他們的認同充滿了矛盾和焦慮。

越到社會主義後期，党國精英就越不執著於某種特定的信仰，而更關心自己的利益如何保存。有研究發現第一撥下海的人有至少50%是從共青團出來的，17%的大型私有企業是共青團創辦的。1989—-1991年間進入私有企業的企業家有56%來自産業部、蘇聯或俄羅斯的國務委員，26%曾經是大型國有企業領導[4]。科茲詳細分析了原來社會結構中的党國精英，包括共青團系統、産業部、國有企業領導、國有銀行職員、外交部官員、精英分子的家庭成員甚至蘇聯內閣成員，轉變成私營企業主的歷程。在蘇聯的親資本主義聯盟當中，知識份子宣傳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經濟學家設計了經濟方案，沒有精英背景的私人業主出了金錢，但起到最關鍵作用的是党國精英建立了制度[5]。

蘇聯體制解體的直接原因，並不是因爲計劃經濟崩潰，而是因爲一個由少數精英統治的高度集權化、等級制的專制國家中党國精英們認識到資本主義將帶給他們更大、更安全、更穩定持久、更合法的個人特權，因此他們致力於資本主義化並取得了成功。而蘇聯體制解體的深層原因，就是因爲社會主義國家中官僚集團的強大。

科茲版本溯源比較

大衛·科茲從1991年到1996年花了6年時間研究蘇聯解體的原因。這期間，他採訪了許多前蘇聯的高級官員、政治家、企業家。同時，他還研究了蘇聯自20年代以來的歷史。他1996年後至今每年都要到俄羅斯去訪問考察，也來過中國。大衛·科茲生於1943年，1965年在哈佛大學獲物理學學士學位，1966年在耶魯大學獲經濟學碩士學位，1975年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獲經濟學博士學位。他現在是麻塞諸塞大學阿姆赫斯特分校經濟學教授。他的研究領域主要在蘇聯的經濟政治轉型、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宏觀經濟學和經濟學史。在《來自上層的革命》一書中，大衛·科茲運用一般宏觀經濟學原理對蘇聯解體進程及其前因後果做了邏輯分析，令人信服地說明爲什麽許多看來合理的關於蘇聯解體原因的解釋是站不住腳的。科茲自己提出的解釋簡單清晰，對於其他還在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國家和國際社會主義運動同樣具有重要的啓發性。科茲在這本書裏不是爲某種價值理想作辯護也不是爭奪話語解釋權，因此沒有情緒言化的言辭，他採用的主要方法是西方主流經濟學方法認可推崇的宏觀經濟學方法和符合學術規範的推理分析。甚至，這本書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分析的特色也不突出，當然科茲沒有孤立地分析經濟問題，而是結合了政治力量的變化消長和整體社會形勢，比較了歷史演化過程。正因爲他方法上的客觀性和材料的真實性，使得科茲的結論現在被廣泛引證。

閱讀《來自上層的革命》一書時，我們常常會疑惑，是不是中央計劃本身一定導致官僚制度，或者說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就意味著官僚集團的普遍專制？自由主義學者韋伯、米塞斯最早闡述過這一觀點，並且有深遠的影響。曼德爾指出，歷史研究表明，執行計劃命令經濟的戰時共産主義時期幾乎沒有什麽官僚制度，資本主義化的新經濟政策時期，官僚集團開始有了權力[6]。計劃經濟可能以官僚制度的形式進行，也可以以"群衆自由民主決策、實行民主集中制的自治"形式進行。

曼德爾在《權力與貨幣》中給出了蘇聯式社會主義中決定官僚機構命運的四種因素：制度性危機的深度及其爆炸性；工人階級與上層官僚的對立程度；各主要階級及其內部集團之間的力量關係；上層官僚爲鞏固自身統治進行自我改良的能力。會出現四種歷史後果是，資本主義復辟，官僚機構苟延殘喘、危機延後，官僚機構進行根本性自我改革，官僚機構被民主化改造[7]。對照科茲的分析，可以看到，七十年代中期到戈巴契夫上臺，蘇聯的官僚化管理造成的制度性危機在加深，上層官僚的自我改良能力和意願都比較微弱；由於工人階級與上層官僚的還沒有嚴重對立，資產階級弱小，上層官僚集團內部的惰性較高，所以官僚機構還可以苟延殘喘、危機延後。1985年到1991年是戈巴契夫改革時期，他希望對官僚機構進行民主化改造，但是公開性政策只是使西方意識形態分化出上層官僚集團中的親資本主義聯盟，沒有引導和發動工人階級，力量對比懸殊，而老的上層官僚集團內部惰性依舊；這時候經濟政策失誤造成突發經濟危機激化了以前積累的矛盾，促成了資本主義復辟。所以，曼德爾說，"除非一場’來自下層的革命’ 取代了’來自上層的改革’，否則要想消除龐大的官僚機器爲改革設置的障礙是不可能的。"唯一能夠壓倒党國精英強烈的資本主義化意志的，就是群衆的高度覺悟和行動能力。科茲的模型具有動態博弈的特點，變數及其關係、力量的變化會導致不同的結果；如果說這個模型有什麽不足，那就是應該把全球資本主義作爲一個變數加進來，因爲現在全球資本主義對於社會主義國家的影響力已經大大強於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了。

許多自由主義者相信市場經濟和代議制民主政治，具有天然的和必然的形式，即富裕的工業國家所建立的那一套形式。科茲的研究表明這種制度拜物教是狹隘的。事實是，建立市場經濟和代議制民主政治可以有許多不同方式。現存的各種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體制結構，只不過是可能出現的形式的一小部分而已。美國、德國和日本都有它們獨特和可變的體制安排。

亨延頓把蘇聯解體看作民主化的一個勝利。科茲指出，資本主義不等於民主化，相當多的資本主義國家仍然是專制國家，俄羅斯在葉利欽時代的專制傾向是誰也不可否認的。反之，社會主義國家也不一定是集權的，它也可以是民主的。從上面社會主義者的分析可以看到，蘇聯解體恰恰是人民民主化程度不夠造成的。

許多自由主義者也會感到科茲的分析可以接受，要指出是他們在價值取向是有區別，這當然不能阻礙他們有許多相同的區域。羅爾斯的公正觀是：自由優先，兼顧平等，即在過程公正的基礎上限制結果不平等。諾齊克的公正觀是：自由即公正，過程公正即結果公正，限制結果不平等是沒有意義的，但是他保留了對於獲得的公正、轉讓的公正和矯正的公正，主張必咎既往，雖然這樣除了理論自恰更帶有烏托邦的色彩。哈耶克的公正觀是：過程公正，即往不咎。[8]不能說自由主義者沒有公正觀念，但是諾齊克的確不關心追溯的具體措施。自由右派認爲"可追溯的起點公平是沒有意義的"[9]，許多自由左派也主張民主的私有化，即在公共選擇基礎上的私有化，他們認爲前計劃經濟國家中並不存在羅爾斯式的公正，因爲那裏沒有"自由優先"。而科茲這樣的民主社會主義者的公正觀可以以諾齊克爲底線，但他覺得那樣的公正觀對於一個健康的社會還不夠，所以要加上人民民主使得公正的追溯能力得到落實。社會主義者認爲自由民主政治有許多盲點，既不能克服官僚化趨勢，也不能避免高昂的委託代理成本，積極探索新的民主形式，譬如基層民主，通過面對面近距離的監督避免管理者與工人的資訊不對稱。

批評

科茲的確是嚴肅認真的蘇聯問題研究者，但是他對於中國的對照性研究[10]，我並不能同意。科茲贊成市場社會主義，他認爲中國"在原有的國有經濟領域之外尋求發展新的私有市場經濟領域，而不是將國有經濟轉變爲私人市場經濟"的"雙軌制戰略"取得了高速經濟增長。這與其說是科茲的實地觀察，不如說是他善意的建議。我並不打算說，化公爲私變相出賣、揮霍國有資産如何在兩個軌道上以堂皇的名義並行不悖，關鍵在於，如果沒有民衆的民主化監督方式，大規模私有化這一前景在科茲的模型中是可以預測到的。

科茲認爲戈巴契夫認識到了官僚機構的重重阻礙，試圖使共產黨成爲一個民主化的機構輿論自由，包括官方傳播媒介在內。戈巴契夫公開性政策的目的是爲預期的經濟改革創造條件，要發揮人民的主動性，要實現經濟制度民主化。１９８７年，戈巴契夫在《改革與新思維》中指出，蘇聯危機的根源在於蘇聯建立的社會主義的特殊形式所包含的缺陷，特別是"管理方面的過度集中，忽視人的利益的豐富的多樣性，低估人民在公共生活中的積極作用……"。其根本缺陷是缺乏民主；出路就在於"社會一切領域的廣泛的民主化"。改革的結果是"鞏固社會主義，而不是用另一種制度來代替它"。

有人批評科茲對戈巴契夫抱有浪漫主義的幻想。戈巴契夫的確有走民主社會主義道路的想法。戈巴契夫的努力沒有成功，直接原因是他缺乏清楚的經濟政策，使得物價失控。這點我們不去深究。看看他1986年初開始的在文化領域和個人自由權利思想領域的公開性政策吧，公開性旨在解除對公開討論和個人意見表達的限制。公開性政策的確給了蘇聯知識份子相當大的權利，但並沒有增加工人、農民的話語權力和實際的民主監督現行官僚體制的權力。而蘇聯的知識份子一直是官僚體制中的寄生蟲。同樣，戈巴契夫放棄中央集權，儘管在改革前蘇聯已經是一個名符其實的軟政府了，又沒有對各種私有化做任何約束。這種措施最終使戈巴契夫與民主社會主義道路失之交臂。

科茲理想的社會主義是民主社會主義，它要包括國家干預監督的市場體系，因爲，所有現實世界中的現代經濟都是市場與計劃相結合的經濟，沒有哪個制度只有市場或者只有計劃。在這個意義上，科茲的民主社會主義也可以叫市場社會主義。有人批評科茲說，他的這種觀點與社會民主主義政府的觀點沒有什麽不同。我覺得，首先，與各種未來社會主義的方案相比，現在最缺乏的是，獨立的工人運動的實踐和理論。其次，市場社會主義倒也不是極左派認爲那麽的危險或一無是處，曼德爾曾經指出，“一些相對來說起到重要作用的市場經濟領域同樣也不會自動地導致資本主義的成長。像機構的規模、技術的性質甚至貨幣的存在這些物質因素並不足以使社會産生質變（官僚化和資本主義的復辟）。社會結構、政治力量之間的關係、主要社會集團之間、各階級之間和階級內部的鬥爭結果，才具有決定性的因素。”[11]

啓示

科茲的想法對於仍然以社會主義爲主導的國家具有有益的啓示。他的模型爲這些國家在未來的走向提供了風向標。現存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人對於經濟指標增長的熱衷並不是其發展生産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外化形式，而是其對自由市場和消費社會的無窮迷戀和向往。因爲他們已經相信全面的計劃經濟是沒有效率的，放棄國家干預的市場和對私有財産權的保護才是效率的源泉。真正主導這些國家經濟、政治走向的不是人民群衆，而是其党國精英。

因此，雖然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還沒有大規模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出臺，但是近十三年來，這種鼓勵私有化、削減人民福利的政治經濟政策一刻也沒有放慢出臺的腳步，而且隨著全球化條件下跨國資本的壓力，以及党國精英利益的明確化和人民民主運動的低落，這樣的進程在未來還會加速。蘇聯解體只不過是某種最壞結果的底線式呈現。形勢雖然嚴峻，但是社會主義者也不是無所作爲。現存社會主義國家雖然沒有經歷過全面的社會主義，但是社會主義的平等民主觀念和某些歷史時期的實實在在的實踐經驗爲我們提供了資源儲備。雖然十三年前全民無意識接受的平等意識已經在國家主導意識形態和消費主義文化對其不斷邊緣化的過程中，變得支離破碎。但是人民自發自覺的覺悟生長畢竟有著比資本主義社會深厚得多的土壤。

蘇聯解體不應成爲民主社會主義者的創傷性體驗，雖然二極世界格局的失去對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造成了無可置疑的巨大打擊。有些東西只有失去以後，才覺得那是彌足珍貴的。資本主義首次在14世紀的義大利北部幾個城邦出現後也沒有生存下來，又過了幾百年，這一新制度才在歐洲其他地方堅定地確立下來。在生産力欠發達和全球化資本擴張的形勢下，社會主義也要經歷過度階段或局部化過程。資本主義在整個二十世紀不是也隨時生存在其深刻的危機當中嗎？

社會主義者在很長時期裏養成了相當的惰性，這使得認識自己和認清外部生存環境同時産生困難。盲目的悲觀失望情緒根源於社會主義者在官僚制度中生活的時間太長，長期的不思形成了狹隘的視野，在社會轉型時又不恰當地誇大了陰影。

幸運的是，蘇聯解體帶來了一次重新檢視社會主義的理論和實踐基礎的機會。失敗的是扭曲的社會主義觀念，而不是社會主義運動本身，其實近一個世紀以來，社會主義運動又吸取了大量民權運動，各種少數族群和局部微觀政治的鬥爭經驗，引發了更加豐富的面向和可能性。放下包袱，輕裝前進。對於民主社會主義者來說，必須考慮，哪些是社會主義運動基本的原則，哪些是現實歷史場景中由於個人的原因偶然獲得的特性。現實歷史具有不斷試錯的功能，它可以幫助我們不斷識別、反思、過濾曾經長期錨定的信念和行動邏輯，選擇更加合理的路徑。

反思的社會主義者從來也沒有象在當下這麽輕鬆過，這麽自信過，不僅因爲歷史驗證了馬克思的官僚理論，從而可以避免許多錯誤的方向；而且，由於對於理論基礎的重思會爲社會主義運動開闢新的空間。社會主義的重要理論從來就誕生於其自身陷入重重危機的時候。當然這些新奇的思想也不應僅僅是書齋中的思想或學術體制中的思想，它應該象馬克思當年那樣，更多地以與社會生活實踐相結合的形式表現出來，並且參與到社會實踐當中去，那才是有生命力的，也是經得起推敲的。社會主義者不應該去追求一個完備的一攬子解決方案，而對這方案以外的其他途徑抱以輕蔑的一笑。社會主義者也不應成爲危機的預言家或者未來某種烏托邦社會的預言家，他更應成爲默默無聞的實踐者。

參考文獻

[1]大衛·科茲、弗雷德·威爾：《來自上層的革命：蘇聯體制的終結》，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年7月，第30頁。
[2]秦暉：《不講邏輯的"經濟學"：關於公正問題的經濟學爭論》，問題與主義網站。
[3]大衛·科茲，第94頁。
[4]大衛·科茲，第157頁。
[5]大衛·科茲，第168頁。
[6]曼德爾：《權力與貨幣：馬克思的官僚理論》，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1月，第45頁。
[7]曼德爾，第238頁。
[8]秦暉。
[9]姚洋：《自由的位置》，《讀書》2000年第2期。
[10]大衛·科茲，第258頁。
[11]曼德爾，第25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