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烏克蘭一批左翼分子被捕，說說武裝鬥爭路線

作者阿·法明

鄧發譯

2002年12月13日，在烏克蘭的尼古拉也夫茨克市，兩名原“烏克蘭列寧共產主義青年團”（ 烏克蘭共產黨的青年組織）成員被國家安全部特工逮捕。據未經證實的消息說，2002年10月公安部特工曾試圖逮捕他們，但被逃脫了，這次被捕時，後者開槍，重傷了兩名特工。12月15日，海港城市敖德賽共青團第一書記、尼古拉也夫茨克州“全烏工人同盟”副主席安德烈·亞科文科被捕，他被指控觸犯烏克蘭刑法第4條第258款：“建立地下恐怖組織，試圖以暴力推翻憲政當局”。同日在首都基輔，安全部和司法部特工對左派記者尤·達庫金的住所進行了搜查，後者的電腦設備，以及大量手稿、印刷品被特工帶走。達庫金屬毛澤東派，是“烏克蘭工人運動協調理事會”核心成員之一。12月26日，“全烏布爾什維克青年近衛軍”頭頭，史達林派耶·普加喬夫的住所被搜查。在此期間，另有9人被捕，其中包括4名俄羅斯公民和1名摩爾多瓦公民。被捕的俄羅斯公民中，有托洛茨基派組織“工人民主”成員伊·羅曼諾夫和俄共產主義工人党黨員阿·普列沃，據未經證實的消息說，他們被發現擁有衝鋒槍和子彈。目前，所有被捕者都被關在尼古拉也夫茨克市各區公安分局的看守所和預審監獄中。據““烏工盟””的消息說，亞科文科等人在受審時遭刑訊。

原蘇各共和國左派中，武裝鬥爭路線由來已久。1993年10月，當葉利欽和議會鬥的你死我活時，莫斯科郊區的一批共產黨員組成了戰鬥隊，企圖佔領當地的政府機關，結果被警方打死打傷大半，剩下的交了槍。1994年春天，彼得堡的幾個青年共產黨員搶劫保安公司以奪取武器，被國家安全人員當場逮捕。行動負責人巴格丹諾夫（史達林派，當時25歲，中學教員）受傷，後被判5年監禁（已出獄）。1995年，共產主義工人党莫斯科組織成員謝·龍金（時任俄總檢察院上尉軍官）和另幾個黨員被捕，原因是暗殺一名商人（本人供認不諱）。龍金最終被判刑11年。1997年，俄“革命共青團”成員索科洛夫（男，26歲，原托派，後轉為格瓦拉派，工人）被捕，原因是他曾對末代皇帝尼古拉二世雕像搞爆炸（本人已供認不諱），被判入獄兩年。1999年初，無政府主義者拉·羅曼諾娃（在烏被捕的伊·羅曼諾夫前妻）被捕，當局指控她企圖暗殺克拉斯納達爾邊區州長（本人否認）。同年羅曼諾娃取保釋放。2000年3月，羅曼諾娃與“革命共青團”成員涅豪洛舍娃和拉克斯被捕，當局指控她們應對俄聯邦安全部接待室的爆炸案負責。同年5月，涉案人無政府主義者比留科夫被捕。幾個月後，提前出獄的索科洛夫再次被捕，並以“私藏槍械”罪被判入獄5年；伊·羅曼諾夫也被拘留，並被司法機關轉交給一家精神病院強行治療，2001年底出院。在1999-2001年間，一大批左派組織和個人的辦公場所和住地被搜查。2002年初，另一個左派組織“紅色青年先鋒隊”的領導人沙立莫夫被捕，當局指控他組織衝擊麥當勞速食店，砸毀店內器物（本人已供認不諱），沙立莫夫被判入獄兩年。2002年10月，“紅青”的另一名成員被捕，當局指控他藏有爆炸物（本人否認），目前此案還在發展中。

有槍在手我就是神？

左派中對地下武裝鬥爭的讚賞、向往，常常是運動本身危機狀態的反應。在原蘇各國，社會主義理想似乎很受歡迎，卻非常缺少自下而上發展起來的工人運動和工人組織，也沒有廣泛的青年政治化趨勢。有人諷刺地說：“左派分子多的是，就是沒有左派運動”。組織內的工作無成績、內訌和勾心鬥角，讓不少年青黨員極為不滿。2000年被捕的拉克斯（中學英語教師、29歲、女、卡盧什州共工党成員），就曾因為和地方党領導鬧彆扭，向後者家裏扔過爆竹，嚇得老領導住了醫院。無政府主義運動內部，存在著以環保為幌子的商業運作，並且這一趨勢在運動內占著上風。一些所謂的無政府主義者操縱環保組織的抗議鬥爭，為不同的工業集團服務，比如1998-2001年間對俄土（耳其）天然氣管道工程“藍流”的抗議鬥爭，就是幾個俄國和德國的石油集團贊助的，目的是削弱“天然氣工業” 集團對“藍流”的控制。無政府主義和環保運動上層的腐敗，使一些環保積極分子在思想上轉向武裝鬥爭。一些年青左派覺得，同那些虛?的、忙於爭奪權力的党官僚比起來，地下武裝小組要好得多。戰鬥隊員之間人際關係的真誠、工作目標具體化、工作成果顯而易見，以及“職業革命家”的光環，都讓不少人（不僅是青年）心馳神往。共工党的上層一度利用格瓦拉遊擊主義吸引青年，進一步促進了武裝鬥爭傾向的擴散。

一條充滿背叛和絕望的道路

可是，既然武裝鬥爭傾向的大背景是左派運動的停滯和相當程度的腐化，這場鬥爭就不可能不帶有後者的一切烙印。

首先是近於兒戲的態度。 “革命共青團”成員索科洛夫在炸了尼古拉二世雕像後，當天即打電話給團組織負責人塔波林，詳詳細細彙報了一通，而後者的電話已被安全部監聽，小索被抓了個正著。塔波林在莫斯科党領導同意後，出庭為控方作證。共工黨內反對派大為光火，指出這是叛徒行徑，黨中央不表態，也不從事對索科洛夫的營救。塔波林則至今仍擔任團內重要職務。隨後，當索科洛夫輕鬆過關，很快出獄後，黨中央卻提拔他當共青團書記，想借他的名氣壯大隊伍。小索是當時團裏唯一帶工資的機關幹部，工人也不當了，很是得意。

對鎮壓的恐懼，使許多左派不敢出頭保護受迫害的同志（要指出的是，還存在著幸災樂禍的現象）。1998年拉·羅曼諾娃被捕後，因為她“嘴太臭”，得罪過不少圈內人，再加上當局的壓力，無政府主義和環保運動作為一個整體保持了緘默。對她的營救工作主要是史達林派和托派搞的。

無原則的冒險主義，也很突出。1998年，以伊·古柏金為代表的一群黑社會人物插手左派運動，讓事態空前複雜起來。古柏金是以收保護費為生的黑道分子，曾多年服刑。1996年出獄後，加入俄聯共，創辦《青年共產黨人》報，招搖撞騙。對外自稱是久甘諾夫的財務顧問，兜售“革命股票”，聲稱“共產黨上臺後憑票領取一套免費住宅”，古大哥在自己的報上承認賺了一百多萬美元。1998年古柏金轉入共工党，成立地下“革命軍事委員會”，宣傳“全面掀起遊擊戰爭”，同年被捕。當局指控他組織了對莫斯科彼得一世雕像和一個燃氣中轉站的爆炸（本人否認），共工黨再次低調處理，對古柏金不聞不問。奇怪的是，在這之前，不少莫市黨員要求開除他，卻受到市委的抵制。古柏金在獄中揭發說，當初市委頭頭收了他幾千美元的“獻金”才批准他入黨。一年後老古出獄，“再接再勵”， 與另一組織“革命共產黨”合作成立了“社會主義政治犯保護委員會”，對托派團體“工人民主”積極拜訪，與各省左派聯絡，出版《工人代表蘇維埃》報，大肆宣傳赤色恐怖，卻在幾年內平安無事[1]。

1999年春夏之交，索科洛夫又被安全部幾次傳訊，並被刑求，回家後，小索逃往外地的阿廖州，並於幾個月後被捕。安全部特工在他藏身處搜出一份極詳盡的《就軍事工作進展情況向團中央的彙報》，彙報裏系統地闡述了所有“行動”的策劃、準備和進行過程，參與人員（包括代號、籍貫、政治簡歷等個人檔案），以及他就“行動”的準備工作與各左派組織的談判。索科洛夫後來從牢裏給外面寫信，解釋說“我不小心寫下的，忘了藏好”。 安全部按照材料上的記載，找出了幾座爆炸物儲藏庫。這份彙報被古柏金的《工人代表蘇維埃》報迅速發表，引起轟動，左派內部除去對內容的真偽爭論不一外，還在如何看待索科洛夫的問題上，無法取得一致。不少人暗地裏懷疑小索在與安全部唱雙簧，因為索科洛夫逃過了“恐怖活動”的指控，僅以“私藏槍火”的罪名在一所條件最好的模範監獄裏服刑，他的妻子涅豪洛舍娃也很快得以取保釋放。懷疑歸懷疑，但誰也不肯公開把事情挑明：多說多得罪人嘛。

在此期間， “社會主義政治犯保護委員會”也分裂了，“革命共產黨”主席克留奇科夫只肯保護史達林派的政治犯，對無政府主義者和托派受難者袖手旁觀，引起委員會內部的爭議。當古柏金宣佈停止贊助委員會後，“革命共產黨”成立了第二個委員會，並同古柏金展開了“誰是正統”的大辯論，以及對政治犯的爭奪。在押者中間對“承認誰”的問題上也鬧得不可開交，所謂的“戰友情義”在派系撕殺中煙消雲散。

拉·羅曼諾娃等一干人的案子，已有幾個控方“證人”等著出庭作證，其中之一是“新左派”和“文化反資本主義鬥爭”的積極分子，此人聲稱羅曼諾娃親口告訴他“炸了安全部”云云。另人不解的是，托派團體“左翼先鋒隊”一直同包括此人在內的“文化反資”圈子打得火熱，對這一叛徒行為，“左翼先鋒隊”卻是毫無反應。

古柏金的“保護委員會”由共工黨員、莫市市委成員菲久科夫主持，後者幾年來公開要求安全部“逮捕共工黨中央”，因為中央是“懦夫，答應我們搞暴動，現在不認賬了”。 共工黨中央對他也是冷處理，不罰不賞，原因是菲久科夫掌握著中央和古柏金之間幾筆黑交易的內幕。

前面講過，因為厭惡左派內很多領袖人物的兩面三刀和派系糾葛，不少青年很嚮往“和反動派一刀一槍地幹”，不久卻發現“這裏也是一個小社會，複雜的很”，進而徹底喪失鬥志。“革命共青團”的一些成員，就是在“保護委員會”分裂後，大感厭煩：“怎麼這兒也爭來爭去的”，迅速退出運動。

安全部的手段

據各方的資料，俄安全部在左翼運動的工作，主要是控制上層、搜集情報和完成一些短期的任務，比如說防止俄聯共以外的組織進入國會。左翼組織內的安全部特工，極少有被發現的，九十年代中期，南方的共工黨組織查出過兩名拿安全部津貼的非職業奸細，但也是因為他們做的太露骨（在黨組織開會時做筆錄，然後直接去當地安全局送材料）。1994年的巴格丹諾夫搶槍事件中，一名打入組織內部的特工後來在法庭上自暴身份，人們才得知，原來整個行動都是在安全部的監控下進行的。對某些左派領袖與安全部的關係有很多議論，但都沒什直接證據。

當特工們想對某個左派分子施加壓力時，往往不親自動手，而是通過公安部門，對“目標”栽贓陷害（警察當面往受害人的口袋裏塞毒品、子彈，然後“人贓並獲”，還有證人在場）。另一個手法，是把政治犯與刑事犯關在一起，以刑事犯整政治犯，特別是用雞奸來威脅男性政治犯。據伊·羅曼諾夫介紹，當他在1999年被送進預審監獄後，一名負責軍官告訴他：“我們有權改變你的性別”。 羅曼諾夫說，對付的辦法是“割脈、喊叫和不進專關同性戀犯人的牢房”，老羅說，在這個問題上，一般刑事犯中的囚頭對獄方還是抵制的。

就算沒有附加的折磨，預審監獄的環境也足以搞垮一個精壯的小夥子。沒地方睡，衛生和通風條件極差，肺結核的流行，夏天牢房內的濕熱造成大面積皮膚潰瘍，冬天沒有暖氣，吃不飽就不用說了。2002年10月，在參加莫斯科左派活動“反資本主義—2002″時，一個“紅青”分子被莫名其妙地抓了起來，當即送入本市預審監獄，一個月後他在出庭時已經連站都站不穩了。

把政治異己分子送進精神病院強療，也是安全機關的手段之一。據伊·羅曼諾夫介紹，在幾所俄羅斯“特種精神病院”內，病人不允許看書、寫字以及擁有紙和筆，同醫生交談要事先申請，而院方向病人每天大劑量注射的藥物，足以讓任何正常人變成瘋子。

教訓與思考

馬列主義者不能孤立地談論武裝鬥爭，在革命工人運動沒有進展的前提下，拿起槍來也沒用。那些參加地下軍事組織的左派，即使在這之前是工運和社運骨幹，通常也很快就與社會生活徹底脫節，義大利革命工人和學生組織的“紅色旅”，就是這樣收場的。同時，他們往往看不起甚至敵視從事一般瑣碎宣傳組織活動的左派（“咱啥大場面沒見過，連人都殺過”），兩者的衝突和矛盾，常常以可悲的自相殘殺告終，秘魯的毛派“光輝道路”就是一個好例子。

群眾運動高漲時，它能夠控制地下軍事組織，使得後者為社會革命的大目標服務。當出現困難，運動滑坡時，戰鬥隊經常會單獨活動，淪為平常劫匪。而在沒有大的群眾運動時，特意去把地下軍事活動作?主攻方向，只會白白犧牲同志們的時間和精力，以至自由和生命。

對付資本主義國家的日常迫害，首先要在群眾抗議時建立自衛組織，並與人權保護的工作結合起來。自衛組織既培養左派基本群眾的防衛能力（軍事常識的教授、體能訓練），更要借此促進群眾的階級覺悟，減少他們對資產階級國家的依賴心理（比如耗費大量精力打官司、與警方合作，以政治團體的身份向資產階級司法部門申訴等等）。自衛方式可以是合法的，也可以是非法的，一切取決於具體的鬥爭形勢。在人權保護的工作中，要把依靠群眾力量壓統治者讓步做為主要方式，而不是言必談“憲法第X修正案”。對受難者的營救和對各類迫害的回擊，不能越過底線，即永遠不能承認資產階級國家及其“法理”的“天然合理性”。對那些脫離鬥爭現實，一味“尋槍”的遊擊隊員們，馬列主義者的回答是：我們不害怕流血，同時不把對資產階級的零星暴力反抗美化成革命性的最高體現，而是作為幾種手段中的一種來看待。

附注：

[1] 2002年末，當局指控古柏金暗殺一名黑社會頭目，判他入獄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