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倫比亞要走哪條道路？

大衛．納瓦

哥倫比亞人民正受到考驗，比任何其他的拉丁美洲國家或許更為嚴酷。流血的鬥爭迫使游擊隊退守到農村、反對由美國裝備和訓練的政府軍隊，哥倫比亞武裝革命力量（FARC-EP，以下簡稱武革）和民族解放軍（ELN，下稱民解）遭受到重大的傷亡。

哥倫比亞寡頭政治的執政者和帝國主義應對這場恐怖的戰爭負責，鎮壓和恐怖的基本代理人是軍隊和準軍事性的敢死隊。

哥國數十年長的戰爭悲劇，引起許多希望和平協商能帶來結束流血。這些希望曾為哥國最大的游擊隊「武革」和規模較小的「民解」所促進。可是，根據帝國主義戰略的顯示，沒有理由相信能像武革領袖羅爾．雷以斯（Raul Reyes）所要求那樣協商成「社會正義的和平」。

許多哥國人可能發現難以相信被描述為兩個黨之中較少罪惡的民主黨，因為就是它的前總統克林頓的哥倫比亞計劃，近來提高了為軍事提供的資金。

不用說，儘管在國會裡有一些人要阻撓武裝力量同準軍事性組織之的連繫，很多這樣的金錢仍能找到供應給敢死隊。的確，這就是帝國主義所希望的。

隨著哥國計劃的實行，也帶來了美國的軍事顧問，這就高度引起了美國在另一個越南行動的關注。但是，美國政府明顯地不願重蹈越南的覆轍，卻津津樂道它在尼加拉瓜和薩爾瓦多的勝利紀錄。

實際上，美國政府不能進行軍事干預（也不能利用少數民族的成員和部茖區域來建立代理性的軍隊），華盛頓只得轉向和平計劃，達成1992年康塔多拉（Contadora）協議，這個協議為解除薩爾瓦多游擊隊的武裝鋪平了道路。

雖然在尼加拉瓜和薩爾瓦多的革命比游擊運動廣闊得多和深刻得多，FSLN和FMLN的解除武裝仍受到譴責，因為它譴使群眾運動解體，這些群眾運動可能把這些國家帶上古巴的道路的。

在哥倫比亞後面的戰略，略有不同於在薩爾瓦多所用過的。基本上，華盛頓要哥倫比亞政府在談判中答允改革，當發生半軍事性的力量鎮壓群眾的時候，這種談判可以或者不可以實現。

在這個戰略中，半軍事性組織扮演雙重角色：一是有效地抗衡游擊隊（這些游擊隊曾經在公開的戰鬥中打敗過正規的武裝力量），二是更有效地受僱去對抗沒有武裝的農民和工會份子。

總之，哥倫比亞計劃代表一種對人民的嚴重脅威，因為它一方面通過談判提出和平的；希望另一方面卻增加哥倫比亞寡頭政治的鎮壓力量。

這種戰略能夠被城市工人的聯合戰線所打敗。這些工人曾經領導過多次的總罷工，並反複動員一般民眾參加全國性的平民罷工，連同鄉村的游擊隊領導的農民運動一起，反對政府的新自由派的緊縮措施。

不幸的是，由於在工會中工人的領導層缺少首創精神，又由於游擊隊自己要同政府談判改革的戰略，團結便被阻塞了。

游擊隊不要權力

哥國的游擊隊不是為了工農政府而鬥爭的事實是相當公開的。在一次接見中出現在哥國「武革」的網絡頁上（www.FARCEP.org）司令官曼努厄爾．瑪魯班多「可靠的射手」說得很清楚：武革要一個民主的，愛國的，多元的政府（在這個政府中所有的黨派和社會各階層都有其代表）。

換言之，曼努厄爾司令要把權力分給哥國傳統的寡頭政治政黨。

同地主和資本家（他們要對破壞農村和在城市及礦區進行反對工人的恐怖戰鬥負責）分享權力，幾乎不可能從他們的控制下準備一個解放哥倫比亞的戰鬥。然而，從武革實行的非軍事區的政策，就看得很清楚。這個非軍事區是巴斯特蘭那（Pastrana）政府對游擊隊退一步的承認。這麼一來，在這個國家最主要的游擊武裝力量，對此釗覺得可以與寡頭政治共存。

非軍事區不是一個解放區。同樣地，交替地統治國家的資產階級政黨也統治非軍事區的城市；在非軍事區內，武革不再支持平民的罷工，這些罷工曾數度動搖了寡頭政治；而且在區內雖然對大地主課以重稅，卻沒有實行土地改革。

不幸地，這就是說要延長已經耗費人民高昂代價的戰爭。這種結果是可以預見的：游擊隊已從城市人口中脫離出來，差不多完全依靠被敢死隊強迫離開他們的土地的農民。

1979年，尼加拉瓜民族解放力量（PSLN）擁有人民的廣泛支持，甚至控制了重要的大城市，領導一個廣受歡迎的起義，推翻了索莫莎政權；哥國的武革只得到哥國人民有限度的支持。這是因為游擊隊的方法和政策使自己與人民疏離）這個政策包括設立軍事路障、綁架團伙和軍事突襲城市以圖摧毀警察和軍隊的營房。

這些策略必然給人民帶來額外的痛苦。更壞的是有報道說，游擊隊暗殺和綁架工會份子。不管怎樣，對這些指責應該謹慎地考慮，因為政府宣傳機構很少注重事實，它試圖轉移譴責準軍事組織的罪名而把它釘到游擊隊的頭上。

即使這些譴責是真車的，這個國家的兩個游擊隊也不要為強加恐怖於全體人民的罪行負責。真正的問題所在是既非武革也不是民解已經超出其目的在於迫使政府進行談判的軍事戰略。

這種幾乎沒有凝聚力的戰略——為了談判解除你的武裝而進行鬥爭，——不能達到目的，滿足哥倫比亞人要求。因為它不認識政府及其鎮壓機構只為一個目的服務，那就是，鎮壓所有反對寡頭政治和帝國主義的勢力。

城市革命情緒的高漲

哥倫比亞武革和民解的農民的英勇，敢於拿起武器反對有美國支持的哥國武裝力量，這是不能否認的。然而在戰鬥中不只是游擊隊。實際上，自從90年代結束以來，哥倫比亞的工人和城市貧民，數度與游擊運動以外的農民，都曾經為群眾運動的積極參加者。這個群眾運動曾經阻止了政府的嚴格限制消費計劃。

這種高漲的力量第一次在1997年2月全國市民罷工中表現出來。這次罷工竻員了工人和哥倫比亞社會其他的階層。1997年的市民罷工是20年間第一次見到的，但繼它而來的是更多的全國規模的市民罷工和總罷工。自從1998年以來，哥倫比亞的群眾平均每年舉行一次全國性的市民罷工和一次總罷工。

這種高漲的情緒曾經面對殘酷的鎮壓。在世界上每5個被殺害的工會會員中，哥倫比亞就佔了3個。這種現象的出現並不令人感到震驚，本來工會會員就是半軍事性的秘密組織；他們成為恐怖的主要目標之一，並且比起武裝的游擊隊來，他們當然更容易成為犧牲者。

2001年度關於侵犯工會權利的報告（由自由工會國際聯盟（ICFTU））出版，是令人生畏的閱讀材料：「工會領袖和工會會員兩者共135人被暗殺，自1991年以來被殺害的工會會員全部數字達到幾千人。在過去的三年中，至少另外有1600人已經接到死亡的脅威，包括2000年的180個受害者。

「37人不公正地被逮捕，155人已經逃回家鄉的地區，另外的24人被勢持，17人失蹤，而14人是肉體攻擊的犧牲者。」哥倫比亞統治的寡頭政治害怕群眾運動的力量，曾經有組織地嘗試消滅工人階級。

反攻的勝利

哥倫比亞的工人雖然是殘忍鎮壓的目標，他們曾經是頑強地戰鬥，並且贏得了重要的勝利。在卡里（Cali）市政公用事業僱員的勝利鬥爭最近才剛剛結束。當試圖封鎖政府的新自由政策的時候——沒有同游擊隊聯繫，工人和城市貧民獨當一面面對重大的困難。

1月29日，工人們在抗議哥倫比亞第二大的公用事業機構私有化之後佔領了市行政中心35天，該國政府被迫同市政工人工會簽訂了一個協議，保證這個公司不實行私有化。

在取得勝利之前，工人們佔領的大樓被來自右派準軍事組織的脅威要炸掉這個目標。可是，在最嚴重的脅威來了，當時政府試圖聯合工會來對付「武革」。

政府的策略是促使游擊隊粗心大意地號召一個「武裝罷工」，在工人擇定了的舉行城市公民罷工的同一日裡舉行。武裝的罷工是同具有更廣泛基礎的市民罷工相對立的。而「且武革」的號召明顯地把工人置於嚴重危險的境地，因為開啟了政府鎮壓潛在道路。

所幸的是工會能夠避開了這個陷阱，改變城市公民罷工的日期，這就把鬥爭帶到一個良好的的結局。

城市的群眾運動和哥國農村的游擊隊武裝組成了強大的革命力量。團結這些運動是有可能打敗新自由派對工人和農民在生活水準方面的進攻計劃，並對哥倫比亞寡頭政治在土地改革和和平方面施加影響。然而這些運動的雙方領導層，在如此危急需要營造團結之時，沒有提出具體的措施而告失敗。

城市的工人不想同游擊運動結合是可以理解的。這件事一發生，就是向政府公開發出鎮壓的請帖。儘管如此，如果工會的領導層簡明地為工人的要求，進行一個更為始終：一效的鬥爭，則工農團結的真正機會將會發展得更快。

平幸地，工會的官方領導總是站在運動外面，熱衷於取銷總罷工來換取微小的利益，或者什麼也沒有得到，而對於實際地擴大這些影響只是半心半意地去嘗這。雖然鎮壓已經使工人階級明顯地受到重大損失，工會的領導也不願意去加強獨立的階級行動。寧願浪費城市群眾的精力而不對他們的敵人給予有效的打擊。

在農村，毫無疑問地武革和民解兩者的土地計劃都不能滿足哥國農民的要求。更甚的是，游擊隊戰略本身不僅不能保護農民免受半軍事敢死隊的干擾，而且也引致農民脽開城市，更深一步地孤立起來，由於叢林和大山提供了幽深的掩蔽處所而相對地安全。結果是哥倫比亞各種革命力量的分開。

有理由相信，日益強大的城市運動最後必將消除城市工人和農村農民之間的障礙，而團結起來。最近在阿根廷的起義亦趨向於使哥倫比亞的群眾激進化，和活躍起來。

帝國主義和它的哥國親信已經在哥國投下大量賭注，尤其是在拉美大陸的情緒高漲，和他們走出危機的唯一道路就是流更多血的情勢下。賭注是大的，而且正在加碼。

（楊萍譯自美國《社會主義行動》2002年2月號，感謝十月評論雜誌社允許使用譯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