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伊戰爭三問

陳露摘譯

法國《外交世界》2003年第3期發表了伊格納西奧·拉莫內的文章，題為《美國的賭注：永久的戰爭》，摘譯如下

在伊拉克問題上，人們深感某種帶有根本性的東西正在發揮作用。閃光燈到處閃爍，整個國際機構發出各種聲音，聯合國處於左右為難的境地，歐盟分裂了，北約散架了……在確信生產悲劇的機器已經運轉起來的情況下，2003年2月15日在世界各大城市的街區有上千萬的人出來抗議。他們拒絕看到國際政治的野蠻暴行再次重演。

這種共同的憂慮是在焦慮的詢問中表達出來的。

一、為什麼現在要進行反對伊拉克的戰爭？

許多人認為這場戰爭變得令人迷惑不解。那些懷著良好願望去觀察由華盛頓所推動的這場爭論的人們都留下了疑慮。美國當局沒有說服人們相信這場戰爭非打不可。在他們的堅持下所編造出來的蹩腳的證明使得國際輿論愈加產生懷疑。

美國官方的理由的是什麼呢？由喬治·布希總統于2002年9月12日向聯合國安理會提交的《謊言與挑戰的十年》的報告中陳述了7項理由。這份22頁紙的檔提到3項主要的指責：巴格達沒有尊重聯合國的16項決議；伊拉克擁有或尋求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核武器、生化武器、化學武器）和彈道導彈；最後，伊拉克還犯下了違反人權罪（酷刑、強姦、立即執行死刑）。

另外4項譴責涉及：恐怖主義（巴格達掩護巴勒斯坦組織並發給每個從事反以色列的自殺性爆炸者的家庭25000美元。）；兩伊戰爭的戰俘（其中有一名美國飛行員）；侵略科威特時所沒收的財產（藝術品和軍事物資）；對《石油換食品》計畫的作弊。

所有這些指責導致聯合國安理會於2002年11月8日一致表決投票通過1441號決議，這項決議建立了《以充分的手段核查裁軍過程為目標的強化檢查制度》。

這些論據實在駭人聽聞，那麼是否所有國家都應認為伊拉克是世界上頭號問題嗎？伊拉克是對人類最恐怖的威脅嗎？所有國家最終都認為一場大規模的戰爭是合理的嗎？

美國和其幾個友好國家（英國、澳大利亞、西班牙……）對這三個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華盛頓（和倫敦）當局不等來自國際機構發出綠燈，就已向伊拉克邊界派遣了約為20萬人的富有強大摧毀能力的可怕的軍隊。

相反，在同樣的問題上，其他西方國家（法國、德國、比利時……）和一部分重要的世界輿論則對此持否定態度。這些國家意識到對伊拉克的指責的嚴重性，但是它們認為，人們可以向世界上其他與美國親近的盟國，首先是巴基斯坦和以色列表示同樣的譴責，如不尊重聯合國決議、違反人權和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而沒有人考慮對這些國家宣戰。其他西方國家還觀察到，對於其他與美國友好的專制國家，如沙烏地阿拉伯、埃及、突尼斯、巴基斯坦、土爾其、烏茲別克斯坦、赤道幾內亞等，華盛頓對這些踐踏人權的國家始終保持沈默。

另外，其他西方國家估計，通過12年來的破壞性的禁運、對其空中主權的限制以及長久的監視，伊拉克政權似乎對其鄰國構不成現實威脅。

最後，對於難以找到的武器的長時間的尋覓，使得許多人像儒家那樣試圖去想，“在一所黑暗的房間裏，是逮不著貓的，尤其在沒有貓的情況下”。其他西方國家認為，由瑞典外交家漢斯·布利克斯所領導的聯合國核查委員會的核查人員和由埃及專家穆罕默德·巴拉迪所領導的原子能國際機構的人員證明伊拉克向安理會出示的報告有了不斷的進步；這應該允許人們實現所尋求的目標，即裁減伊拉克的軍備，而不需要動用武力。

為了作出合乎情理的論證並通過外交部長多明尼克·德維爾潘先生在聯合國的聲音而得以堅定地表達出來，在那些全世界反戰者的眼裏，面對美國的優勢，法國總統雅克·希拉克代表了反對對伊動武的姿態。無疑，這樣的美名有點誇大，但不可否認的是，法國共和國總統在幾周之內贏得了其前任很少能贏得的國際聲譽。

與之相比，美國政府無論如何沒有說服人們相信這場戰爭是合理的。美國政府面臨著法國的否決票並在安理會接連兩次受挫：第一次是2月4日，由科林·鮑威爾提交的反對伊拉克的“證據”遭到了失敗；然後2月14日，在核查人員提交的更為肯定的報告中，布利克斯先生毫不猶豫地肯定，科林·鮑威爾提交的反對伊拉克的幾項“證據”是“沒有根據”的。同一天，德維爾潘先生同樣確信：“鮑威爾提到基地組織與巴格達政權之間所假設的聯繫已經有10天了。我們與盟國聯合進行的研究和得到的資訊的實際情況是，沒有證據能證明有這樣的聯繫。”
二、美國所追尋的真正意圖是什麼？

美國至少有三個動機。

第一、自2001年9月11日以來，避免一切“無賴國家”與國際恐怖主義勾結在一起成為一種強迫性的憂慮。喬治·布希承認這種擔心使他煩惱不已：恐怖主義者找到不受法律控制的國家給他們提供用於屠殺所需要的技術。而不受法律控制的國家在美國總統頭腦中非伊拉克莫屬。因此，美國於2002年9月制定了“預防性戰爭”理論，中央情報局前任局長詹姆斯·伍爾西先生概括如下：“這種反對恐怖活動的不對稱的戰爭的新原則是‘先發制人’或‘預防戰爭’。因為恐怖主義者總是具有不論時間、地點秘密發動攻擊的優勢。惟一的防範辦法是在他們能夠設圈套之前就在他們的所在地立即收拾他們。”當然這不需要任何聯合國的授權。

第二個未承認的動機是對阿拉伯-波斯灣地區以及那裏的天然氣資源的控制。全世界所探明的三分之二以上的石油儲量都集中於海灣一帶的幾個國家：伊朗、伊拉克、科威特、沙烏地阿拉伯、卡塔爾和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對於發達國家來說，尤其對於美國這樣的能源揮霍者來說，這一地區極為重要並且對於美國的發展和生活方式都具有基礎性的關鍵作用。

因此，所有對海灣國家的干預都被認為是對美國“致關重要的利益”的威脅。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和奧斯曼帝國崩潰以來一直由英國控制的波斯灣地區到了1945年之後就經歷了美國影響擴大的過程。不過，仍有兩個重要的國家逃脫了美國的控制：1979年伊斯蘭革命以後的伊朗和1990年侵略科威特以後的伊拉克。自從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襲擊之後，沙烏地阿拉伯由於與戰鬥的伊斯蘭教保持聯繫以及對基地組織網路提供資金援助，也同樣受到了懷疑。華盛頓認為，在海灣這一棋盤上，不能允許再失去第三個棋子，這個棋子的重要性不亞於沙烏地阿拉伯。因此，美國想在虛偽的藉口下，佔領伊拉克並重新控制這一地區。

第三個未承認的動機是這場戰爭將確立美國在世界的霸權。長期以來，圍繞布希的智囊團已經把美國帝國的權力的上升加以理論化。在20世紀80年代，老布希總統時期起就已經如此。在冷戰結束時，與多數贊成削減軍備的戰略家相反，他們主張軍事力量的重組並過分地求助於新技術，其目的是使戰爭成為其對外政策的工具。

這些理論家認為“9·11”是“起催化作用的事件”。從此，他們似乎已經無法刹車。他們以“愛國法案”的方式授予公共權力以一種可怕的破壞自由的手段；他們保證“根除恐怖主義者”，提出“反對國際恐怖主義的全球戰爭”的理論，征服阿富汗，顛覆塔利班政權並規劃哥倫比亞、格魯吉亞、菲律賓的戰鬥力量……之後，他們確立了“預防性戰爭”的原則並在蠱惑宣傳的基礎上證明反對伊拉克的戰爭是合法的。

這些理論家承認，華盛頓在自由全球化的時代置身於權力中：七國峰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但是，他們希望逐漸使美國擺脫多極政治框架。這就是為什麼他們推動布希總統廢除關於溫室效應的京都議定書、關於彈道導彈的反彈道導彈條約、創建國際刑事法庭條約、關於殺傷性地雷的條約、關於生化武器的條約、關於小口徑武器的協定、關於全面禁止核武器的條約、並同樣廢除關於關塔那摩苦役犯監獄囚禁的阿富汗戰俘問題的日內瓦協定。下一步就是拒絕安理會的裁決。這預示著聯合國體制有不復存在的危險。

這些理論家就這樣以偉大的理想（自由、民主、自由貿易、文明）的名義，一點一點地著手把美國變成一個新型的軍事國家。懷著所有帝國所具有的雄心去重新建設：重新勾畫世界、重新標出邊界、使那裏的居民變得開化、文明起來。

從前的殖民主義者也不過如此。正如歷史學家道格拉斯·波爾指出的那樣，這些理論家“認為西方商業、天主教、科學和管理效率的傳播會推動文明向前發展並減少衝突地帶。由於有了帝國主義，窮困會變得繁榮，野蠻人會重新找到救世主，迷信會變為明智，在從前由混亂和野蠻所主宰的地方將建立起秩序”。

三、法德為什麼堅決反對對伊開戰？

為了避免令人痛心的後果，法國和德國以歐盟的某些思想的名義，使自己成為聯合國內針對美國的一種平衡力量，而不是敵對力量。德維爾潘先生斷言，“我們相信應該構建一個多極世界，僅僅一個強國不能確保世界的秩序。”

新世界的藍圖由此而展現出來。如果歐盟能夠集結起來的話，第二極的國家可以由歐盟構成，也可以由新的巴黎-柏林-莫斯科聯盟構成，或者還可以由其他不同的結構（巴西-南非-印度-墨西哥）構成。法德創意成了一種歷史性的嘗試，它最終使歐洲擺脫60年的恐懼並使歐洲重新發現它的政治意志。這一嘗試如此大膽，相比之下卻暴露出某些歐洲國家（英國、西班牙、義大利、波蘭……）長期處於從屬地位的懦夫態度。

美國開始處於由它的軍事裝備力量所控制的單極世界的自我陶醉之中。反對伊拉克的戰爭應服務於確立它新的帝國權力。法國和德國出面提醒美國，在權力方面，有四大關鍵因素：政治、意識形態、經濟和軍事。全球化可能使人們相信，只有（自由的）意識形態和經濟才構成基本的因素。而另外兩個因素（政治和軍事）已變成第二位的因素。這是一個錯誤。

在開始新一輪世界重組過程中，美國把賭注押在軍事上（和媒體上）。法國和德國則相反，押在政治上。面對許多使人類難以承受的問題上，法德把賭注押在永久的和平之上，而布希總統和其盟國則押在永久的戰爭之上。